第62位 戴克里先（罗马皇帝）
戴克里先 Diocletian（243—316年），罗马皇帝（284—305年在位）
曾经雄视世界的罗马帝国，在塞维鲁王朝终结之后终于进入了它的空前混乱时期，史称“三世纪危机”，统治集团内乱不断，混战不休，同时奴隶和隶农也以一次次起义来显示他们在政治上的力量。随着伊利里亚的奥列良努斯(270—275年在位)上台之后，采取了大量吸收蛮族进入罗马军队的做法，开始了消除内乱，恢复统一的历程，而这一历程的完成，罗马进入新一期的发展阶段，则是以另一位重要人物——戴克里先的上台为标志的。
戴克里先的父亲，是伊利里亚一个被释放的奴隶，戴克里先以一个下层劳动人民儿子的出身参加军队，崛起于行伍之中。到284年，已累积军功晋升到罗马帝国元首卡路斯的亲卫队队长之职。
284年，卡路斯派他的一个儿子卡利努斯去高卢镇压当地的反抗，而自己则带另一个儿子努美利亚努斯远征波斯。在回师的途中，谋杀的阴影笼罩在元首豪华的行伍中，卡路斯神秘死亡，其原因有多种说法，但最可能的是死于谋杀，他的儿子努美利亚努斯就地继任元首之位，但一个月后当军队行进到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时，又被人暗杀。近卫军长官阿培尔封锁了死亡的消息，但尸体上发出的臭味还是使士兵们知道了结果。于是，亲卫队队长戴克里先起来揭发阿培尔连杀两位元首的罪行，并在格斗中将其杀死。戴克里先因此被拥立为新一任元首。
同时，在高卢的卡利努斯也宣布自己继任元首之位，于是双方展开决战，卡利努斯在决战进行之时被部下杀死，戴克里先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
自从屋大维建立元首制之后，罗马的统治机构开始由共和制向专制君主制转变，而戴克里先是这一进程的最后完成者。在他统治之下，元老院被剥夺了最后一点实际权力，完全成了荣誉的摆设。他将元首的称号改为多米努斯（意为主人），成为罗马第一位名实相符的皇帝（正因为如此，在本书中，将戴克里先之前的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元首，戴克里先及其以后的称为皇帝）。他将东方专制国家的礼节移植到自己的宫廷中，充分享受皇帝的威严，并利用朱庇神来神化自己。
戴克里先始终有一种东方情结，他将自己的驻跸地确定在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罗马只保留名义上的首都地位，这使他更完全地摆脱旧势力的控制，也是罗马历史上一大变局。当时罗马帝国虽大体上稳定下来，但部分地区的局势仍然紧张。戴克里先专注于在东方的经营，便将帝国西部托付给他的朋友马克西米安，并在286年将他提升为与自己地位相等的“奥古斯都”，两帝共治仍感力不从心，于是又各自任命一位副手，分别是加列利亚和君士坦西亚，称为“恺撒”，两位“奥古斯都”分别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恺撒”，并确立“恺撒”为自己的继承人。四人划定具体统治范围，戴克里先负责帝国最东端的色雷斯、亚细亚和埃及。在四人之中，戴克里先仍握有最高权力。四帝共治制是戴克里先的一大创举，有利于加强统治效能，也为日后罗马帝国的分裂埋下伏笔。
戴克里先在东方镇压了埃及人的起义，并与波斯人作战争夺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最后取得了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另外三位共治者也分别在自己的辖区内取得了成功。帝国稳定的统一巩固了下来，还扩充了疆土，四帝共治制在其初期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
戴克里先对帝国行省制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47个行省重新划分为100个，又在行省之上设立行政区，100个省分属于12个行政区。军事方面，将军队分成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同时大量吸收边疆的“蛮族”进入军队之中，在将总兵力扩充到60万的同时，也使罗马军队进一步蛮族化了。
在戴克里先各项改革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税制的变革以及为适应此变革而颁布的各项法令。在早期罗马帝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间接税，所得税和商品交易税是国家经济命脉。但在3世纪的劫难中，罗马的经济大为衰落，而容易成为攻击目标的城市损失更为惨重，商业和手工业大大萎缩了，经济向农业化、向自然经济倒退了一大步。针对这种变化，为了扩大税收收入，戴克里先实行了新税法，使原来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向以直接税为主，在农村征收以实物为主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在城市征收以货币为主的人头税。为了保证税源，戴克里先颁布了各项法令，把农民和隶农固着在土地上，不得迁徙，把商人和手工业者固定在行业里，不得改行，把市议员固定于市议会里。这些措施，显然使罗马帝国向中世纪迈进了一大步。为了稳定不断贬值的币值，遏制通货膨胀，戴克里先采用了改变币制和颁布“限价法令”等措施，但无济于事，最后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依靠实物作为税收和供应的手段，商品经济继续向自然经济倒退已难以逆转。
戴克里先在宗教方面的动作引人注目。他崇信朱庇特神，自称朱庇特神之子。面对日益繁盛的基督教，戴克里先深感不安，在303年颁布敕令，禁止基督徒举行宗教仪式，将基督徒排除出军队和官吏的队伍，捣毁基督教教堂，没收基督教会的财产，部分顽固的基督徒被处死。这是在欧洲的基督教发展史上受到的最大一次迫害，但也已经是其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
305年，戴克里先在位满20年，按照原来的约定，他和马克西米安一起退位，由两位“恺撒”继承他们的位置。戴克里先成为罗马历史上第一位自愿退位的君主。
罗马第一个正式的皇帝戴克里先虽然建立了威严的皇帝威仪，但终其一生都不改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和注重实际的政治家的本色。也许世间万物盛衰荣枯皆为定数，经过三世纪危机的打击之后，罗马帝国已彻底告别了全盛的阶段，走上了衰亡的不归路。戴克里先没能改变这个大趋势，但毕竟在他带领下，帝国又进入了一个近百年的强势阶段。戴克里先的各项改革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事实上是对3世纪以来罗马世界种种变化的主动或被动的适应，其中部分有深远的意义，如四帝共治制和税收经济改革等。他的统治，为不久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实现更大规模的变革打下了基础。综上所述，他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62位。
评论：同历史上的众多改革相比，戴克里先的改革更主要是对帝国衰落的现实的适应。空前绝后的“四帝共治制”适应了当时边疆危机重重的形势，税制改革适应了自然经济比例扩大的形势。戴克里先的改革尽管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的社会政治体系，但对罗马衰落的长期趋势来说是没有作用的。
第61位 亚历山大二世（俄国沙皇）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Ⅱ(1818—1881年)，俄国沙皇（1855—1881年在位）
1814年，当亚历山大一世率领大军威风凛凛奔驰在法兰西大地上时，作为打败拿破仑的主力的沙皇俄国，其荣耀也达到了高峰。此后40年中，俄国以“神圣同盟”骨干的身份，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包括出兵镇压了本来与己无关的匈牙利革命。
但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使沙俄从荣耀的顶端跌落到了耻辱的谷底，本来想从多年的手下败将土耳其身上再咬下一块肥肉，没想到遭遇英、法两国的横加干涉，在这场战争中，沙俄的落后和腐败暴露无遗，从枪到船到路，都和英法差了一大截。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作战连连败北的情况下精神崩溃服毒自杀。重振这个老大帝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身上。
亚历山大二世从小就接受了作为一个皇位继承人的培养，在他的老师，主张实行较宽松的君主制的茹科夫斯基影响下，也能接受一些民主思想，他年轻时代周游欧洲各国，开阔了眼界，也更能反思俄国的现实。
亚历山大二世明白落后的农奴制已经成为俄国落后的根源。当时俄国90%的人口是农奴，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生产效率十分低下，而且也严重防碍了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数百年来农奴制与沙皇俄国的统治基础紧密结合，以至于历代多少高瞻远瞩的雄主，包括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不敢去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但历史已经将责任无可推却地放到了亚历山大二世面前，克里木战争之后，俄国农奴反抗运动一年比一年高涨，迟一天改革，问题就更严重一步。
实际上，亚历山大从继位那一天起就已经决心实行改革。1857年，他成立了“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开始筹备改革。1861年3月，沙皇终于下诏进行改革。改革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全部获得人身自由，包括迁徙、婚姻、改变职业、拥有财产、订立契约等；二是规定全部土地为地主所有，农民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赎金数额为土地实际价格的两三倍，农民支付一部分，其余由政府以有偿债券的方式代付，农民必须在49年内还清本息。改革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如将获得自由的农民组织到公社中，公社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服从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
从亚历山大的改革条文中，可充分看出他的良苦用心。农奴获得解放之后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连带土地解放农奴，让农奴无偿获得他们一直所经营的土地在一场改革（而不是革命）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土地的产权本来为农奴主所有，农奴的经营权是同他们的农奴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想最大限度地使封建贵族和农奴都满意，在巨变的同时维持国内局势安定，让农奴以赎买的方式获得土地也许已是最佳的选择。说俄国1861年改革只是封建主对农民的一场掠夺显然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解释。许多农奴解放之后由于土地减少等原因在经济上仍然不能自立，必须以封建地租的方式接受地主的剥削，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毕竟已迈过了最艰难的一步。
改革最深远的影响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批取得了自由身份但缺少土地的农民涌进城市做工。上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做了一些改革，如设立地方自治机构和城市自治局，司法上引进陪审制度，给予大学广泛的自治权等，1874年开始军事改革。
但是，亚历山大统治后期思想越来越趋向保守，俄国离真正的宪政还很遥远。
被解放的农民由于土地减少、支付赎金，以及由改革带来的混乱破坏了以前的那种安定感，反抗斗争更加激烈了，1860年农民骚动126次，而改革之年1861年增至1176次。但俄国的政局大体上仍保持稳定，最终度过了这段混乱的阵痛期走向新时代。亚历山大本人则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牺牲品，他成为欧洲历史上遭到刺杀最多的帝王之一。从1866年到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遭到的精心策划的未遂刺杀至少有5次。1879年，激进组织民意党判处亚历山大二世死刑，组成了刺杀组织训练专门的刺杀人员。在经过两次未遂刺杀之后，民意党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881年3月1日，埋伏在冬宫拐角的刺客将炸弹投向经过的沙皇马车，将沙皇的卫兵炸成重伤。沙皇以为自己又逃过一次刺杀，他从马车里出来，想察看伤者的伤情并说几句安慰的话，这时又一颗炸弹飞了过来，沙皇倒在血泊中，终因流血过多而死。他的改革成了他被杀的重要诱因，这也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由于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俄国一度被关在欧洲大门之外，转而将它的侵略野心投向东方。沙俄利用中国清政府困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使用诱骗加武力威胁的方式，先后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60—70年代，俄国先后征服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基本确立对中亚的统治。普法战争之后，俄国在欧洲又开始活跃起来，1873年与普、奥组成了“三皇同盟”。
亚历山大二世对历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1861年改革，终于突破了阻碍俄国发展最大的瓶颈，俄国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显加速。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尽管有种种副作用，但终被证明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他在本排行榜中居第61位。
评论：亚历山大的改革虽非出于自愿，但当时的形势尚未到箭在弦上之势，亚历山大可以像历史上一些暴君一样，以加强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样将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历史上也许没有哪一次改革比俄国1861年改革的难度更大了，因为这几乎意味着拿全国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根本利益开刀。亚历山大二世选择了打开潘多拉盒子，正因为如此，应对他的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给予充分的理解。
第60位 亨利八世（英格兰都铎王朝国王）
亨利八世 Henry Ⅷ（1491~1547），英格兰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1509~1547年在位)
说起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他与六个老婆的风流韵事。说他是个风流天子毫不为过，但他晚年的残暴也确实令人惊心。而他对历史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于他发动并领导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
亨利八世的老爸亨利七世是一代有为名君。他利用法国人的支持，将理查三世赶下王位，结束了30多年的玫瑰战争，同时也结束了自英法百年战争以来战火不断的局面。他还是个理财能手，为儿子积聚了大笔财富。
当18岁的亨利继承王位之时，也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丰厚遗产。年轻的亨利英俊潇洒，精通音乐、骑马、网球、外语，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同时又不耽误政务，可谓世间第一得意之人了。然而，过于顺利的早年生活可能也是造成他日后暴虐乖张性格的原因。
自爱德华时代以来，苏格兰和法国一直是英格兰的两个主要敌人。亨利八世时代早期，继续与这两个国家兵戎相见。1513年，英格兰大败苏格兰军队，苏格兰国王、二十多个贵族和一万多士兵阵亡，继位的詹姆士五世年幼，由太后（乃亨利八世之妹）摄政，从此英格兰的北部边境稳定了下来。但亨利八世与法国的战争却无所收获。
早年的亨利八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与法国对抗的需要，他也打着保护教皇的大旗，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亲密合作。当听到在马丁·路德的倡导下，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正方兴未艾时，他亲自撰文谴责马丁·路德，为教皇辩护，由此从教皇那里赢得“信仰捍卫者”的称号。然而，几年后，形势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亨利八世成为教皇眼中的头号敌人。
亨利八世实行宗教改革的导火线，通常都认为是因为他的离婚事件。面对渐渐人老珠黄的原配妻子、原为西班牙公主的凯瑟琳，因为她只生了一个女儿玛丽，急于要一个男继承人的亨利逐渐对她的肚子失去了耐心，转而爱上了她的侍女、年轻但据说也不是很漂亮的安妮·博林。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负心的男人想抛弃年老色衰的妻子，而妻子则哭哭啼啼地坚持不肯答应，但当这发生在激烈斗争时代的王室中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离婚案件了。亨利八世坚持要离婚，但是遭到英格兰国内正统天主教势力的反对，当离婚诉讼提交给罗马教廷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来想批准，但他慑于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不敢贸然行事，只好迁延不决。亨利八世等不及了，于是就有了下列一系列事件发生。
1529年9月，亨利八世免除了执政20年的首席大臣、约克大主教、大法官沃尔西，这是亨利八世跟过去决裂的一个重要信号。接着，召集议会开始讨论宗教改革问题。两年后，在改革派的策动下，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规定教会所征收的税，一律停止上缴罗马教会，改为上缴英国国王。同时，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夺取了枢密会议内的主导地位。1533年5月，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同年6月安妮·博林终成正果，加冕为英格兰王后。作为报复，罗马教廷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籍。而亨利八世则针锋相对，他在1534年促使英格兰议会通过了“至尊法”，规定国王为英格兰教会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并宣布与罗马教皇断绝一切来往。
从1536年起，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主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新教化的改革，制定了“十条教规”，简化了天主教仪式，批准英文版《圣经》在英格兰发行，发布“十七条指令”，将英国国会国教化和国家机构化等。
在英格兰宗教改革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亨利八世，可谓赚得盆满钵满，他不但达到了与凯瑟琳离婚的目的，而且在1536~1539年宣布废除修道院制度，没收修道院土地，一部分收归国有，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和大贵族，一部分出卖，从而缓解了财政危机，而且使得一个支持宗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通过宗教改革，亨利八世还强化了自己的专制权力，使得英格兰的王权达到了自1215年《大宪章》公布以来的最高点。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亨利八世充分暴露了残暴的一面（有论者认为，是亨利八世得了当时的时代病梅毒损害了神经所致），大批人被推上断头台，其中包括《乌托邦》的作者、首席大臣莫尔。1539年后，亨利八世的宗教思想开始回潮，又处死了一批过激的新教分子。宗教改革头号功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也于1540年被处死。但是事实证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的支持者远多于反对者，他在改革过程中不但没有引发动乱（林肯郡和爱尔兰地区虽然爆发过反对宗教改革的起义，但很快就平息），相反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宗教改革之前，马丁·路德新教思想早已传入英格兰，而对当时修道院和神职人员的普遍不满，则使多数人站在赞成改革的阵营。在分得来自没收修道院的土地之后，新贵族就成了英国国教的中坚分子。亨利八世将议会作为推行宗教改革的主要阵地，无疑也是明智的，使他更有利于得到各界的支持。他的后继者中，凡企图恢复天主教的必然受到重重反对，统治不稳，而坚持新教的则能够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说明了他的改革是适应历史前进的需要的。
亨利八世结了六次婚，其中凯瑟琳和克莱维的安妮被他休弃，安妮·博林和霍华德被他送上断头台。为他生下唯一儿子之后死去的西摩则是他一直追念的对象。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帕尔也不错，协调好亨利和他几个子女的关系，使亨利安静地度过了最后几年。
亨利八世对历史的影响主要是他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自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教堂的门口点燃了新教运动的熊熊之火以来，英格兰是唯一一个自上而下实行改革的国家，事实上，这场运动迟早要来，而亨利八世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则使英格兰避免了像德国和法国那样因为宗教改革而陷入长期内战的局面。此外，亨利八世时代，武力打败了苏格兰，还有议会的《联合法案》宣布威尔士并入英国，使不列颠的联合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他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则为后来日不落帝国的海上霸权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切都使他跻身于本排行榜，名列第60位。
评论：抛开宗教方面的因素，亨利八世的改革实际上是拿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开刀，使数量更多的人受益，并在此过程中加强自己的权威，甚至中饱私囊。这样的过程充满自私残暴，但往往能起推动历史发展之效。
第59位 汉高祖刘邦（中国西汉皇帝）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或247年—195年），中国汉朝第一任皇帝（公元前202—195年在位）
秦汉之际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中国社会政治的诸多质变得以成功确立，而汉高祖刘邦是其中一大关键人物。
刘邦是中国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他生长于沛县丰乡，年轻时以好吃懒做、好出大言而闻名于乡里，不事耕种，也不喜读书。进入中年之后，终于混到了一个亭长的职位，并利用工作之便，结交了沛县吏萧何、曹参、夏侯婴等，加上他原来在乡里结下的死党樊哙、周勃等，成为他后来称霸天下的基本班底。
公元前209年，刘邦奉命押送一班囚犯至咸阳修骊山陵墓，但一路上犯人逃去大半，刘邦索性释放了余下犯人，并带领其中十余人一起造反，逃入芒硝山中之间（这也是秦法苛重，逼人造反的一个例子），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事，据说刘邦喝醉酒后斩了一条挡道的大蛇，后来有个老妇人在当地哭泣，说她儿子乃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斩了。此事虽不可信，但代表了秦朝行将被汉朝所取代的象征意义，历来被广为传播。
刘邦在山里为盗期间，天下正发生巨变。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以六国后人为主干的各路英豪纷纷起事。刘邦乘此时势，率领在芒硝山中发展起来的队伍，在沛县吏萧何、曹参策应下，攻入沛县，杀死县令，并被推举为这支起义队伍的首领。
刘邦因力量不足，暂投靠楚国贵族后裔项梁之下。公元前207年，各路英豪与秦军在巨鹿决战，项梁之侄项羽借其在此战中的勇猛表现，击败了秦军，同时确立了自己的起义领袖地位。而与此同时，刘邦乘机率先攻入咸阳，灭了秦朝。
项羽随后也进入了关中，并发生了著名的“鸿门宴”故事，实力较弱的刘邦机智地逃过杀身之祸。但项羽违背了先入咸阳为秦王的盟约，只封刘邦为汉中王。项羽的天下因为分封不公很快又分崩离析，刘邦乘乱再率大军进入中原逐鹿。
在与项羽的长期角逐中，刘邦在正面战场上处于劣势，在彭城和荥阳两次败绩中均为侥幸逃脱，家眷也一度落于项羽之手。但刘邦在彭城之战后聪明地避免与项羽主力会战，以防御工事来与项羽对抗，利用项羽远离后方，补给不足的劣势逐渐消耗项羽的力量，同时以有效的封赏将韩信、彭越、英布等实力派将领拉拢到自己一方，终于在公元前202年，将项羽的军队合围于垓下，在“四面楚歌”中，项羽走投无路而自杀，刘邦成为秦末历时9年的大混战中笑到最后的人，登上了皇帝宝座。
对于刘邦为何能得天下，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了很多探讨，能用人、善于用人无疑是一大关键。韩信、陈平、彭越等人才原来都是项羽的手下，后来都为刘邦所用。刘邦不但靠这一点成功打天下，也靠这一点成功地巩固了江山，留给后代以丰厚的遗产。
刘邦虽然称为天下的共主，但群雄割据的局面并未消除。他参考了周、秦两代的得失，确立了“郡国并行”的制度，分封当时已实际形成割据力量的韩信、彭越、张敖等为王，但同时派出郡守、县令等地方行政官员，限制诸侯王的势力。但刘邦仍不放心，他在位期间，铲除异姓王成为政策的重点，韩信、彭越、英布、张敖等异姓王先后被以谋反罪名铲除掉，而换上刘邦自己的子弟为王。到刘邦死前一年，除了僻处南陲的长沙王吴芮之外，异姓王已全部清除。刘邦遂集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击之。”事实证明，刘邦的整个策略是正确的，同姓王在英布等人叛乱时确实起到了拱卫中央政权的作用。而刘邦死后，汉朝便进入了长期和平的阶段。至于同姓王为祸的问题，也在几代人之后由刘邦的后人解决了。刘邦铲除了部分功臣，这也在历史上首开了开国皇帝铲除功臣的先例。
匈奴在杰出首领冒顿的率领下，在秦末之际崛起为北方草原的一大强权。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大军北击匈奴，被围困于白登山，后侥幸得以逃脱。此战第一次使中央王朝认识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刘邦因此采纳了娄敬的建议，以“家人子”作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首开“和亲政策”的先河。
刘邦还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将首都定在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但周、秦定都长安，那是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大本营，而汉定都长安，则主要出于刘邦本人的选择。此外，还迁六国后裔及各地豪强十余万人至关中，这一政策的作用不容低估，不但消除了六国旧贵族和关东豪强重新作乱的隐患，而且阻断了各地贫富分化的自然进程，使汉初出现了“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的十分有利于自然经济发展的局面。他这一政策，也为后继者所沿袭。
刘邦原来不喜儒学，曾在儒冠上溺尿。但可能是陆贾的原因，使他认识到了儒学的巨大作用。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鲁地以太牢祭孔子，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的皇帝，也为汉朝后来的尊儒政策埋下伏笔。
刘邦时代为中国历史巨变的标志是，首开了布衣将相之局。夏、商、周三代的王室和诸侯都是世袭的，各国官僚也以世袭贵族为主，战国以后不断有平民出身的大臣涌现，但像西汉立国时那样，君臣将相均为平民出身则是前所未有的，而以前延续了数千年的世袭贵族则终于灰飞烟灭，不知所踪矣。
刘邦在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正确决策均出自于谋臣，但刘邦是这些决策的最后核定者。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王朝的开国之君，加上上述的诸多“第一”，刘邦的影响之排名在中国帝王中居前10，在世界帝王中居前60并不为过。
评论：汉高祖不通文、不通武，但能役使天下英雄为犬马，虽曰天命，也为他容人、识人、用人的度量也。观他打天下、治天下，所用之策虽皆出自臣下，但无一非英明正确、智虑深远。一个成功的君主不一定要有非凡的才能，关键是用对人、用好人，汉高祖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最鲜明的例证。
第58位 宋太祖赵匡胤（中国北宋皇帝）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中国宋朝第一任皇帝（960—976年在位）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宋朝是向封建社会后期迈进的转折时代，表现在中央集权加强，皇权加强，世俗地主取代门阀士族成为统治阶层的中坚，社会风气和文化观念趋向保守等。而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个人作用也促进了这些变化的发生。
赵匡胤出身于武将世家，于公元前927年出生于洛阳夹马营中，从小也喜爱习武。在崇尚武力的五代乱世，他的背景和特长对于他攀上权力巅峰帮助很大。22岁那年，据说受到一名高僧的指点，他投奔到郭威的军中，并受到郭威养子柴荣的赏识。951年，郭威废掉后汉皇帝，建立后周，三年后，柴荣继位为后周世宗。柴荣继位后即发动了关键的高平之战，赵匡胤以宿卫的身份救护柴荣，立下大功。此后，赵匡胤又在攻南唐等战役中立功，官拜殿前都指挥使，成为柴荣的心腹大将。959年，赵匡胤在柴荣临终前被任命为殿前都点检，实际掌握了军权。
960年正月，赵匡胤奉命领兵抵御辽国的入侵，当队伍行进到陈桥驿时，赵匡胤据说是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哗变的士兵拥立为皇帝，史称“陈桥兵变”，由此开始了赵宋320年的统治。同年，赵匡胤迅速将打着为后周复仇旗号的节度使李筠和李重进的起兵镇压了下去，坐稳了江山。
坐上皇帝宝座之后，赵匡胤面对两个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结束自唐末以来形成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和消除武将暴动政变的隐患，维持政治的稳定。在他16年的统治期间，解决这两个问题始终是他全部政策的核心。
赵匡胤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采纳了赵普的按“先南后北”顺序来统一全国的建议。963年，以“借道伐虢”的计策，一举灭亡了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政权，964年派大将王全斌等分水陆两路西进，仅用66天便灭掉富庶的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派大将曹彬等，用浮桥渡江攻灭了南唐。至赵匡胤去世之时，仅剩下南方的吴越和北方的北汉在苟延残喘，全国（传统的汉人地区）统一实际已成定局。
961年，赵匡胤以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和平地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但这仅是军事改革的开始。赵匡胤将军权分成三个部分，禁军将领只有统兵权，而军队调动权则由枢密院掌握，后勤供应由“三司”负责，而皇帝则居中调度，成为唯一一个掌握全部军权的人。通过军事改革消除了军事政变的隐患，赵匡胤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通过军事政变夺权的开国之君。
同时，为防止地方军事割据，赵匡胤将天下重兵、精兵集中到首都附近布防，而只给地方留下弱兵。并逐步将各地的地方长官由武将换成文官，同时派通判到各州制约知州，所有政令必须由通判和知州共同签署才能生效。
收军权的同时，赵匡胤派转运使到各州管理财政，地方的财政收入除必要的经费支出外，全部由转运使收归中央。这样，又收回了财权。
在政权方面，赵匡胤采用了“四权分立”，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文武权柄，三司掌财政，御史台和谏院掌监察和舆论，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削弱了宰相（同平章事、中书省首长）的权力和礼仪待遇。并缩短官员任期，实行职位和职权分离等，以防止官员在某一职位上培植个人势力。
赵匡胤生长于五代乱世，深知武将专权的祸害，这可能是促成他“右文抑武”政策的根源。他除了广泛任用文人为官以取代武将外，还立下了包括“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在内的誓碑。对历史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对于科举制的改革。他禁止了唐五代以来盛行的“公荐”、“公卷”等考前推荐制度，使试卷成了评定录取的唯一标准，大大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使没有任何背景的穷人也有机会中式。他还确立复试、殿试制度，同样有利于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宋代文化发达，文人地位较高，与赵匡胤的首倡不无关系。
赵匡胤在位期间未明立继承人，但他封其弟赵光义为晋王、开封尹、同平章事，对自己的儿子则没有给予任何权力，传位于赵光义的意向已十分明显。976年，赵光义在“斧光烛影”的疑云中登上帝位。赵光义是赵匡胤事业的良好继承者，统一了除幽云十六州之外的全国（传统的汉人地区），继续巩固了中央集权，使北宋政权通过了发展的“瓶颈”。
赵匡胤的伟大之处除了结束近百年的分裂局面，大体上统一了汉族地区外，还在于他生长于残酷血腥的五代乱世，却开创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在于他成长于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却营造了一个有利于文人文化蓬勃发展的氛围。但他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致使地方力量衰弱，不足以拱卫中央；他的军事改革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降低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以致后来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他营造的使各级各部门互相牵制的官制，也降低了办事效率，导致冗官冗政。这些都使他受到后人的指摘。其实对历史人物不必过于苛求。赵匡胤根据时弊改革了制度，适应了当时的形势，而他的后继者们未能根据时政的变化，继续去完善去改革，导致了积贫积弱，这也不能归罪于赵匡胤。
赵匡胤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仅是开创了一个朝代，他还是一个阶段性转型的实现者。他在这个影响世界的帝王排行榜中列第58位。
评论：中国历史上以篡夺得国的政权大多短命，唯有宋朝是一个例外。逆取也可顺守，但从逆取到顺守，必须在执政思路和行政体制上有根本性的转变，赵匡胤深明这一点，他全部政策的着力点，正是实现从乱世思维向治世思维的转化。同时，他主持下的统一战争，既顺应了历史潮流，也为宋王朝的执政合法性加上了砝码。
第57位 巴西尔二世（拜占庭皇帝）
巴西尔二世 Bulgaroktonus（958—1025），拜占庭帝国马其顿王朝皇帝（963—1025年在位）
巴西尔二世是拜占庭帝国中期的雄主。在拜占庭帝国漫长的千年历史中，被动挨打的时间远长于强盛的时间，但也有过辉煌的岁月，巴西尔二世时代就是与查士丁尼时代并驾齐驱的两大黄金时期。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伟大时代到来之前的形势。8世纪的“捣毁圣像运动”及军区制的加强使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有所提升，9世纪之后，随着阿拉伯帝国带来的龙卷风的消退，拜占庭帝国在东部战场上逐渐占到了上风，但阿拉伯帝国仍是一大长期的威胁。而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北方的诸“蛮族”，包括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南部斯拉夫人、罗斯人等发展迅速，正在进入国家的阶段，而且具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使拜占庭这个老大帝国吃尽了苦头。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在7世纪后期已经成立了国家，9世纪初克鲁姆大公时代开始成为拜占庭的劲敌，西蒙大帝时代更是迫使拜占庭俯首纳贡，甚至几乎夺取了拜占庭的皇座。面对诸“蛮族”的威胁，拜占庭帝国也有它的优势。基督教是它的武器之一，常常能起化敌为友的作用。而“借蛮打蛮”也是拜占庭帝国惯用的伎俩，利用金钱或其它诱饵，拉拢其它“蛮族”去打击威胁更大的“蛮族”，拜占庭帝国也因此获得了狡诈多变的名声。
867年，来自马其顿的巴西尔一世完成了由一个农民到皇帝的神话般的历程，建立了马其顿王朝，这个神奇人物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取得了成功，为他的后继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到了他儿子利奥六世时代，碰上了保加利亚王国的全盛时代，在西蒙大帝的鞭下蒙受了不少耻辱，到君士坦丁七世和罗曼二世时代，帝国的大权逐渐落入军事贵族手中。
958年，巴西尔二世出生。在他5岁时，其父罗曼二世驾崩，他继位为皇帝，由母后菲芳娜摄政。但随后掌握了帝国军事大权的尼基福·佛卡同菲芳娜结婚，以继父的身份与年幼的巴西尔兄弟成为共治皇帝。尼基福·佛卡是小亚细亚军事贵族的代表人物，颇有军事才能，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克里特岛、塞浦路斯等地，并利用罗斯人给予宿敌保加利亚人以毁灭性打击。但这位杰出统帅在967年死于残酷的宫廷阴谋，凶手齐卡米接过了他的皇位，成为巴西尔的第二位“共治者”。
976年，齐卡米死，年已18岁的巴西尔二世决心自己独揽大权。但已推出过多位皇帝的小亚细亚军事贵族不甘寂寞，又推出了他们的新领袖斯克里尔。斯克里尔在齐卡米死后立即宣布自己为共治皇帝。于是，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巴西尔二世派遣与他同名的时任行政长的宦官巴西尔去平乱，但宦官巴西尔军事上的无能使斯克里尔气焰更加嚣张，巴西尔二世不得不起用另一位小亚细亚封建贵族瓦尔达·佛卡，终于敉平了斯克里尔的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三年（976—979年）。
但瓦尔达·佛卡也非善类。由于巴西尔二世采用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压制势力过大的小亚细亚贵族，又触怒了小亚细亚贵族，于是瓦尔达·佛卡利用这些不满，又拉起了自己的大旗。987年，他自称皇帝，很快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巴西尔二世一度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这是巴西尔一生中最危难的关头，但人的潜能也只有在这样的关头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充分利用了占有首都和正统地位这两个优势，利用君士坦丁堡充裕的资金资源，用罗斯瓦良格亲兵队作为他的主打军，经过两年奋战，平定了这场叛乱。
巴西尔5岁继位，18岁亲政，31岁才平定所有敌对势力，真正独揽大权。虽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但经过数次宫廷夺权和平定叛乱的考验，已经熬成一个成熟老练的君主了。
经过两次叛乱，昔日严重威胁君权的小亚细亚军事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但巴西尔对于贵族势力仍然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当时大贵族都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更有利可图的土地经营事业上，土地兼并活动越演越烈，作为国家军队和税收基石的自耕农军士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服徭役和交税赋的自由农民数量不断减少。巴西尔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执政后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遏制豪强。996年，他严令大封建主必须将侵占的村社农民土地悉数归还。1001年颁布“代缴法”，规定“富强者”必须在缴纳赋税方面为“贫弱者”负责，如果“贫弱者”无力缴付，则由“富强者”代缴。这意味着教俗大地主将不得不为他们的农奴的赋税负责，既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打击了贪得无厌的大地主们。虽然此法令遭到大封建主们的强烈反对，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时期仍将其坚持贯彻下去。
但总的来说，巴西尔二世的努力并未能阻止拜占庭帝国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趋势。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在没有受到干预的情况下，会自发地发生贫富分化，通常只有王朝初期的强势帝王有能力扭转这种趋势，而王朝中期帝王的努力往往难以收到相应的效果。
976年，一度亡国的保加利亚在西部总督萨谬尔的带领下重新崛起，借巴西尔二世早期陷于内战之机，萨谬尔一步步地恢复了保加利亚王国旧有的版图。巴西尔二世站稳脚跟之后，便向这个眼中之盯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残酷的战争持续了22之久，耗费了巴西尔中年的大部分精力，最后在1014年巴尔西斯塔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到1018年完全吞并了保加利亚。曾经辉煌的保加利亚王国由此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近170年。这场战争也使拜占庭确立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巴西尔二世命令将15000名战俘双眼弄瞎，每100人中留下一人只弄瞎一眼，由独眼人带领瞎子返回保加利亚。巴西尔二世由此赢得了“保加利亚屠夫”的称号，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巴西尔二世趁着阿拉伯帝国的进一步四分五裂，向东发展地盘。他几次出征高加索附近的地区，占领了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将亚美尼亚的一部分纳入帝国版图，另一部分作为拜占庭的附庸继续存在。到巴西尔二世去世之年，拜占庭帝国达到了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的最大版图。
巴西尔二世时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均处于低潮，只有东方的宋王朝在崛起之中。他在文明世界的西部建立了一个以拜占庭帝国为中心的秩序，对于正处在国家形成关键期的东欧诸民族，巴西尔二世的国际秩序对它们的版图、政制、宗教等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巴西尔二世同图拉真、苏莱曼大帝等属于同一类型的君主，都是将一个世界性大帝国在军事、版图、威望推向顶峰，但具有开创性质的影响则相对不多。因此，他在这个100帝王排行榜中位居中游。
评论：拜占庭四面受敌的环境和相对繁荣的经济文化，使它极易受到攻击，而拜占庭皇位的耀眼光环，也引得众多英豪为之折腰。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再加上幼年即位的险境，使巴西尔二世经历了比一般帝王多得多的考验和挑战。正因为如此，巴西尔二世的盛世是堆积在阴谋、权术和凶残的基础上的。
第56位 图拉真（罗马帝国元首）
图拉真 Trajan（公元53—117年），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第二任元首（98—117年在位）
图拉真被人所记住，不仅仅因为屹立在罗马图拉真广场上的图拉真记功柱，还因为他是将罗马帝国版图扩张到极限的一代雄主。
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伊大利卡的一个军功世家，随父在军中长大，是名副其实的“兵油子”，逐渐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将领。公元89年成为军团指挥官，91年任执政官。因为在与日耳曼人作战的功绩，被授予了“日耳曼尼库斯”荣誉称号。据说图拉真的性格善良淳朴而又刚毅果决，而且胆大心细，简直为一完人，不但深得军方拥护，也很受罗马民众爱戴。
公元96年，罗马元首图密善因为长期藐视元老院，与元老院严重不和，于一次政变中遇弑，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在血腥中终结。老资格的元老涅尔瓦被推举为元首。涅尔瓦尽管有元老院的鼎立支持，却因为在军队中缺乏势力和威信，宝座坐得很不稳当。于是，他看中了军功赫赫且正值盛年的图拉真，于97年将时任上日耳曼总督的图拉真收为养子，第二年涅尔瓦崩，图拉真即大位。
图拉真的继位创造了两项记录，一是第一次由外省人担任罗马元首，二是确立了“养子继承制度”，就是由元首在年老时收养一位实权人物为子，由他继承大位，这种制度一直贯穿了整个安敦尼王朝。安敦尼王朝诸元首的素质明显高于罗马帝国的其它王朝，历史表明“养子继承制度”是一种成功的制度。
图拉真即位之后，并没有急于回罗马举行登基大典，而是继续在前线视察防御工地和营垒，一年半之后才回罗马接受臣民的致敬。他给元老院许诺了统治期间不处死任何元老，任何政事都向元老院通报，很快就打破了元老院对这位军人元首的疑虑。罗马内部前所未有的团结，使他能从容腾出手去对付边疆之敌。
图拉真即位三年之后，发动了著名的达西亚战争。达西亚的地理范围大概相当于今罗马尼亚，以盛产金银而闻名，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大心腹之患，曾多次使罗马人损兵折将，还必须每年向达西亚交纳“岁币”。图拉真亲率大军两次进攻达西亚，第一次是公元101—102年，图拉真投入的总兵力（包括辅助部队）达15万之多，而且以不可动摇的士气和后勤补给使达西亚首领德凯巴鲁斯的山林游击战术难以奏效，迫使德凯巴鲁斯以割地、称臣和让罗马驻军为条件换得暂时的和平。当图拉真发现德凯巴鲁斯在阴谋备战以反击罗马之后，毅然再次亲率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达西亚战争（104—105年），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达西亚首都萨米泽杰图萨，经过一场漂亮的围城战后攻陷该城，德凯巴鲁斯出逃后被罗马军队赶上，自杀身亡，达西亚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图拉真在此次战争中充分显示出了“爱兵模范”的本色，不但一直身先士卒，还因亲自撕战袍为士兵包扎伤口而传为佳话。
通过达西亚战争所得到的金银，又改善了罗马帝国的财政状况。此后罗马人大量殖民于达西亚，根本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和语言，今天的罗马尼亚语就带有很重的拉丁语系的特征。
106年，图拉真又发动了对阿拉伯半岛西北端纳巴泰王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也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因为纳巴泰王国作为罗马与安息的贸易中介而十分繁荣。图拉真征服了它，设为阿拉伯行省，控制了东西贸易的要道。
最后，图拉真将进攻矛头指向了夙敌安息帝国。113年亲率大军东征。次年攻占亚美尼亚。后沿底格里斯河南下，打败了号称天下无敌的安息骑兵，吞并上美索不达米亚。116年攻陷安息首都泰西封，兵锋直抵波斯湾(此时为罗马帝国版图最大时期)。通过此战，将叙利亚沙漠、亚美尼亚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划为罗马帝国行省。罗马帝国的版图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至大西洋，北抵达西亚和不列颠岛，南至撒哈拉大沙漠，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一个国家所能达到的极限。
图拉真被列入最具影响的帝王行列不仅是由于武功，也由于他在国内实行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使他在赢得军队、元老院的支持之后，又赢得了民众的爱戴。首先是沿袭了罗马元首自掏腰包兴建公共设施的传统，修建桥梁、港口、道路、广场等，至今在罗马留下印记的仍非常多。另外就是实行“国家慈善基金”制度，具体做法是国家给某些城镇一定的财政拨款，这些城镇以此为基金，将其贷给本地的业主，以每年收取的利息作为慈善金抚恤当地的穷人。
图拉真时代开始吸收东方行省的贵族充实元老院，他的后继者继续这一做法，最终使罗马贵族和行省贵族逐渐融合。图拉真的另一项政策则争议较多，他命令所有的元老至少要用自己1/3的财产在意大利购买田产，人为提高土地价格，此举加快了意大利土地兼并的进程，大庄园制得到蓬勃发展，而比较贫困的意大利人在卖掉了自己土地之后，则到外省购买较便宜的土地。但土地兼并削弱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础，不利于长远的发展。
图拉真在117年征安息回师途中病死于小亚细亚的塞利努斯。由于他所征服的土地已经超过了罗马所能承担的极限，逐渐被他的后继者放弃了。但他加速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罗马化进程，这一点影响则长久地留在历史之中。
罗马帝国是世界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帝国之一，作为这一帝国巅峰时期的代表，图拉真被列入这个排行榜中，居第56位。
评论：作为一个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的统治者，图拉真不但没有落个“穷兵窦武”、“劳民伤财”的恶名，还获得了“仁君”的美誉，被视为善良君主的楷模，确实值得历代统治者借鉴。能够使民众认为他发动战争是为了罗马人的集体利益，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和欲望，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
第55位 海护王（印度笈多王朝君主）
海护王，印度笈多王朝第二任君主（335—380年在位）
4世纪初，曾经辉煌的贵霜王国已经四分五裂，北印度又处在政治上的自由竞争阶段。最后是恒河上游比哈尔地区的一个小国乘机兴起，经过三代人的努力，逐渐统一了北印度，这个国家由笈多家族统治，历史上将其称为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第二任君主海护王（又译沙摩陀罗·笈多）是这个家族的佼佼者，以其文治武功获得了“印度的拿破仑”、“诗人国王”等雅号
笈多王朝第一代君主是旃陀罗·笈多（320—335年在位），他的国家位于孔雀王朝龙兴旧地摩揭陀，也许是受到孔雀王朝英雄前辈冥冥中的感召，旃陀罗·笈多也立下了雄心壮志。他通过跟梨车王国公主鸠摩罗提蓖的婚姻合并了这个国家，华氏城及附近地区是公主的嫁妆。旃陀罗笈多定都华氏城，他给了笈多王国一种蒸蒸日上的战斗氛围，附近许多小邦纷纷归顺了笈多。
海护王正是这个强强联合的婚姻的结晶。他继位之后，开始大规模扩张笈多王国的领土。他首先西征，征服了恒河上游及印度河流域东部地区，然后向东沿恒河而下，吞并了富饶肥沃的恒河三角洲。第三步是向南发展，征服了奥里萨和德干东部，势力一度扩张到帕拉瓦王国的都城，德干高原诸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小国纷纷向他称臣纳贡。海护王的重臣诃梨先那所作赞颂词的阿拉哈巴石柱刻文，至今仍留存，记述了海护王以暴力毁灭了印度西部9个部落共和国，因此震撼了整个印度的事迹。但有史论者认为，这9个国家的覆没使笈多王朝失掉了西部的屏障，后来无以抵御白匈奴人的入侵，更理智的做法是让他们称臣纳贡，或派总督去接管。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话了。
海护王还向海上发展势力，远至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都有他的使臣的足迹。印度文化以贸易和宗教为媒介，随着他们传布到东南亚众多尚待进一步开发的土地，并扎下了根。4世纪是印度文明进军东南亚的一个关键期，除了越南北部之外，整个东南亚都几乎为印度文明所重塑。
建立了庞大国家的海护王，志得意满地举行了一次马祀，这是唯有完成大征服的国王方可以举办的婆罗门教大型祭祀，以马为牺牲，夸示征服者的巨大业绩。海护王以其军事上的成就被欧洲学者称为印度史上的拿破仑。
笈多王朝的政治制度在海护王时期也基本稳定了下来。帝国的中央地区孟加拉、比哈尔实行中央集权制，其他地区由总督或地方王公治理，维持半独立的状态，婆罗门高级僧侣在各级行政机构中占有一定地位。同印度历史上其他王朝或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笈多帝国的官僚机构比较简单，往往一人兼任几个职务，而且文武不分，中央政权没有固定的军队，打仗时由各地藩臣提供兵源。但另一方面，笈多帝国的人民赋税负担低，刑罚宽缓，民风比较淳朴。
海护王文武全才，他的时间除了安排军政大事之外，还给诗情雅兴留下了闲暇，创作了不少诗作，因此获得了“诗人国王”的雅号。他重用文人，奖掖学术，扶持文化，其宫廷大臣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学者，如著名天文学家彘日和梵文诗人兼戏剧作家迦梨陀娑等。海护王信奉婆罗门教，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也采取宽容态度。
公元380年，海护王驾崩，其子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继位。超日王同样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他继续南征北战，完成了统一北印度的大业，并将笈多王朝推向了繁荣的顶峰。不过，笈多王朝全盛时的版图面积略逊于孔雀王朝，在南部和西北部没有达到孔雀王朝那么远的地方。笈多王朝时代是婆罗门教复兴并走向繁荣的时代（复兴后的婆罗门教又称印度教），婆罗门教哲学、艺术、文学、雕塑等都留下了无数瑰宝。5世纪中叶之后，笈多帝国在白匈奴人的打击下走向衰亡。作为笈多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海护王在本排行榜中位列第55位。
评论：笈多王朝崛起的模式同孔雀王朝十分相似，都是以恒河上游的华氏城一带为中心，首先进军印度河流域，然后征服恒河中下游，最后是尽力向南发展。这也许是中古之前印度的状况决定的：华氏城周围一带是最具政治活力的区域，印度河流域与它的文化同一性较大，其次是恒河中下游，而印度南方则文化距离最远。值得一提的是，以海护王为代表的笈多王朝创业者，尽管在军事上雷厉风行，但在内政上却是宽刑缓政的实践者。
第54位 魏孝文帝拓跋宏（中国北魏皇帝）
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年），中国北魏皇帝（471—490年在位）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很受人关注但却意义重大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王朝—北魏。它在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之中神秘地崛起，沿着盛乐—平城—洛阳三级跳的轨迹，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在汉唐两座中国封建文明高峰之间的漫长低迷岁月中，在北魏一朝实现了由弱势到强势，由分裂到统一，由胡族到汉化三大关键性转折，逐渐使北方各族融合进了中华文明之中，开启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但另一方面北魏统治阶层的残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魏宫廷留下的不解之谜的数量，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是首屈一指的，或者可以说，北魏的历史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或长或短的不解之谜串联起来的。
在北魏历史上，魏孝文帝拓拔宏无疑是最出彩、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的改革的功过在引起了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和文化命运的深层思考。孝文帝5岁继位，23岁亲政，他的一生与一位女人关系密切，就是他名分上的祖母—文明太后冯氏。
冯氏以一位被灭国的王室后裔身份进入北魏宫廷，在宫廷内外的刀光剑影中一步步往上攀登，铲除了诸多政敌，包括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魏孝文帝的性格爱好带有冯太后的诸般烙印，以至有史学家认为他可能是冯太后同某个汉族近臣的私生子。冯太后不但是一个宫廷斗争的高手，也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在她执政期间，进行了四大改革，全面改造了北魏帝国。由于这些改革是在孝文帝的纪年中进行的，历史上常常将之归于孝文帝名下，当然，孝文帝亲政后对这些改革也进行了很好的巩固。
首先是官制改革。北魏前期的官制很不成熟，官吏没有固定的工资，因此被默许对管辖下的人民进行搜刮。地方官不论政绩如何，一律任满6年。冯太后时期，实行了改革，发给官吏固定的薪俸，同时大力加强打击贪污腐败，以“治绩”作为任期长短的依据。孝文帝亲政之后，继续加强肃清吏治。
为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必须尽可能搜刮被隐匿的民户，按照李冲的建议实行了“三长制”，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加强了国家对民户的控制。
而影响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改革是“均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十分有名，对隋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年男女获得一定数额的桑田和露田。露田年老必须还官，不得买卖，桑田不须还官，超过定额的可以买卖。耕牛也可受田。地方官员按品级授给“公田”。在当时荒地多，自耕农少的情况下，均田制不但可增加自耕农数量，改善农民处境，增加国家赋税收入，还促成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
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还实行了与均田令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度，以小家庭为基本纳租单位，奴婢、耕牛受田虽不少，但纳税很轻，这有利于大地主。
490年，冯太后死，孝文帝开始亲政。他巩固了冯太后留下的改革成果，并将改革推向了高潮。迁都和汉化改革，使他名垂千古。孝文帝决心做一个中原的统治者，狭小而僻处北边的平城已装不下他的雄心。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决心早已定下，但在当时只能争取到一半的朝臣支持。为了南迁洛阳，他可谓煞费苦心。他假称南征南齐，当20万大军到达洛阳之后，便以迁都洛阳作为条件以压服那些劝阻他劳师远征的大臣们。终于在496年，正式迁都洛阳。
迁都之后，魏孝文帝的改革便进入了最彻底、最深刻也最受争议的部分—全盘汉化。汉化改革包括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姓汉姓，鼓励胡汉通婚等方面，其全面彻底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穿鲜卑服、说鲜卑话被严厉的措施禁止，原来的鲜卑贵族大姓全部改为汉族姓氏，包括他自己的姓氏都由“拓跋”改为“元”。孝文帝除自己娶汉女为后妃外，还亲自安排亲族重臣娶汉族士人之女为妻。孝文帝还引进了早已腐朽的士族门阀制度，规定了鲜卑族八个高门大姓，互相通婚，子弟世代任高官，原来鲜卑族以军功封官晋爵的传统被废止了。此举阻碍了寒族人才的升迁，但要使鲜卑族同汉族完全融合，这是必然的一步。
迁都和汉化改革遭到部分顽固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他们抬出了太子元徇作代表向孝文帝发难。元徇策划北归不成被废，后来被孝文帝赐死，顽固派随后企图发动的政变也被镇压。
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迁都，而迁都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动南征。孝文帝晚年对南齐发动了数次战争，但进展不大，公元499年，他在取得马圈城一役的胜利后，病逝于北归途中。操劳过度的魏孝文帝，在33岁时提前耗尽了一生的精力。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以征服者的姿态坚挺了近百年，而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仅过了30多年就在内忧外患中瓦解了。有人以此来非议其改革。我认为，统治阶级的腐化毕竟不能掩盖社会大发展的事实。正是在改革后，中原出现了耕地人口猛增、经济文化商业繁荣的盛况。
北魏亡后，后继的北周、北齐政权虽然都曾实行过表面上的鲜卑化政策，但整体的汉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特别是北周，已处在民族差别完全消失的边缘。此后，亦汉亦胡的隋唐两代皇室相继统治中国，历时三个世纪的民族大融合进程最终完成。正是魏孝文帝打开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门。
自秦始皇一统以来，中国唯一一次有可能出现南北远久性分裂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代，南北不但地理阻隔、统治民族不同，甚至在风俗思想等方面也一度走得越来越远。但魏孝文帝消弥了这一切，汉化之后，南北政权之间只剩下地理的阻隔，统一又成为历史的必然。但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使一个古老而且人数众多的民族—鲜卑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在近百年后消亡了。对魏孝文帝改革的文化学方面的争论，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个改变了人类文明分布面貌的名君载入史册，他在本排行榜中居第54位。
评论：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闯入并扎根于农耕文化圈的游牧民族来说，接受同化便是他们的终极命运。不过，在同化的程度和方式上仍存在多种选择，魏孝文帝选择了全面彻底地融入中原汉族文明，为此受到损害的只是他们的祖先，而受益的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乃至整个汉族文化圈。
第53位 英诺森三世（罗马教皇）
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Ⅲ（1160—1216年），罗马教皇（1198—1216年在位），教皇国世俗君主（1198—1216年在位）
自从8世纪矮子丕平送给教皇一个国家之后，这个教皇国便成为欧洲制衡力量的其中一环。到了耶稣诞生后第1000年之际，教皇国的权势和影响渐入高峰期，格列高里七世进行了一系列提升教皇地位的努力，并曾逼得德皇亨利四世跪在雪地里三天三夜；乌尔邦二世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挑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这个疯狂的年代里成了整个西欧的精神核心。但将这一切带入登峰造极的，则是号称“万皇之皇”的英诺森三世。
英诺森三世原名赛尼·洛泰尔，出生于有德意志血统的罗马贵族世家，曾学过神学和教会法，写过著作《论人的贫苦条件》，后来凭着他的叔叔——教皇克莱门特三世的关系成为教廷高级人员。38岁时终于当选为罗马精神世界的最高领袖。他称自己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存在，位于神之下，人之上，扮演着神人之间沟通的角色。他说：“教皇是太阳，世俗国王是月亮。”、“国王如不能诚心侍奉基督的代理人，就不能正确地治理他的国家。”、“国王拥有肉体上的权利，祭司拥有精神上的权利，由于精神统治着肉体，教皇也应高于国王。”
这些言论是英诺森三世向世俗王者开战的檄文，但他并非因此而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统治者，类似的言论实际上在他之前已存在过。他被列入本榜之中主要是由于他因此付出的雷厉风行的行动。
英诺森三世首先在教皇国之内推行中央集权，他利用罗马城和教皇国内的贵族王公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来自德意志的威胁，使他们服从了自己的权威。他调整扩大了教皇的宫廷机构，向各地派遣枢机主教以监督各地教会（在此之前，一直由各地大主教兼任教皇使节的监督职能）。各地主教又必须监督其属下的教区和修院，随时撤换不称职者，使西欧的教会系统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在教皇的掌控之下。1199年，英诺森三世第一次向整个西欧的教会征税，这个制度后来固定了下来，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十一税”。教皇的腰包鼓了，说话行事也更有底气了。
英诺森三世对基督教最大的贡献在于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这是继君士坦丁时代尼西亚会议以来最重要的宗教会议之一，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应遵守的规范作了许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定了七项基督教圣礼，包括洗礼、成年坚信礼、婚礼、弥撒、忏悔、神职叙任礼和临终涂圣油礼。每个教徒每年至少应向神父忏悔一次，做弥撒一次。
像他的前辈一样，英诺森三世也积极介入德意志事务，作为一个手中没有军队的政客，他的武器除了开除敌手的教籍之外，更重要的是利用外交手腕，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英诺森三世初登大位之时，正赶上德意志的霍亨斯陶芬家族和韦尔夫家族激烈争夺王位之际，由于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南意大利拥有领地，出于阻止南意大利同德意志统一在同一君主之下的目的，英诺森三世支持了韦尔夫家族。在这场长达12年的战争中，真正的大赢家是这位幕后的教皇，他利用双方的许诺，夺取了斯波莱托、安科纳等地，使教皇国北达波河下游，南抵那不勒斯边境，可谓盛极一时。
但当英诺森支持的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登上皇位之后，新皇帝立即翻脸，不承认教皇在战争中获得的好处，甚至准备兵戎相见。于是，英诺森抬出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孤儿、已被他收为教子的腓特烈（后称皇帝腓特烈二世），并让其与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结盟，终于在布汶战役中歼灭了背信弃义的奥托四世。腓特烈二世在向教皇许诺放弃西西里王位和进行十字军东征之后，在英诺森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帝宝座。
与此同时，英格兰国王约翰（即无地王）在多件事情上明目张胆地违抗教皇，特别是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上冲突激烈。于是，教皇在1207年将无地王开除了教籍，还将英格兰排除出基督教区长达6年之久。英诺森还准备支持法王腓力二世进攻英格兰，无地王终于被迫屈服，接受了教皇的大主教人选，并向教皇称臣纳贡。
英诺森三世奠定的西欧政治格局早已被历史的后浪所淹没了，但他开创的对异教徒的迫害政策及由此形成的传统则长久地在历史上发挥影响。在仁慈的上帝的旗帜下，英诺森三世干尽了不仁慈的勾当。最典型的是他对法国南部的“清洁派”（也称阿比尔派）的迫害。清洁派是信奉善恶二元论的基督教苦行派，当他们被定性为异端之后，就遭到了灭顶之灾。教皇组织的圣战军团攻克了清洁派的中心贝济耶城，随即展开了大屠杀，有两万多人遭到杀害。在米内尔瓦，100多位清洁派领袖被烧死在火刑台上。
在英诺森三世死后不久，他的侄子、继任教皇的格列高里九世就创办了宗教裁判所，并宣称迫害异教徒是教廷的职责之一。而英诺森三世创立的用火刑烧死异教徒的做法也被沿袭了下来，火刑柱后来成为无数坚持真理不盲从教廷的志士的殉难标志。
1202年，英诺森三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是历次十字军东征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次，十字军没有到达圣地与异教徒作战，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奸淫掳掠了自己的基督教兄弟。致使拜占庭帝国中断了57年之久。他还组织了“儿童十字军东征”，结果使3万多个小孩成为北非奴隶市场上的新货。
英诺森三世在政治上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君主，而他的教皇身份使他对历史有着比世俗君主更深一层的影响。鉴于他给基督教留下的众多或好或恶的遗产，他无疑应在本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位。
评论：英诺森三世能够在历史上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除了通过教会改革加强加皇的权力外，他的主要武器是煽动宗教热情、使用“开除教籍”之权，以及利用世俗君主间的矛盾，巧妙地发挥作用，坐收最大的渔利。实际上，在中世纪欧洲政治秩序纷繁错乱的情况下，一个有实力能发挥制衡作用的教皇的存在，还是很具有合理性的。
第52位 卡洛斯一世（西班牙、德意志国王）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 Carlos I，即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00—1558年），尼德兰君主（1506—1555年在位），西班牙国王（1516—1556年在位），德意志国王（1519—1556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20—1556年在位）
在查理曼和拿破仑之间，统治欧洲版图最广的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也即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个处于大航海时代和宗教改革运动启动阶段的帝王，统治的领域包括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奥地利、尼德兰、卢森堡、名义上的整个德意志邦联，还有非洲的突尼斯、奥兰等，加上美洲正在不断扩大的、数倍于欧洲本土面积的殖民地。他的帝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比维多利亚的大英帝国早了三百多年。
卡洛斯的帝国是哈布斯堡家族“婚姻扩张”政策的结晶。他的祖父是德意志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他的祖母是尼德兰女君主玛丽娅，他的父亲“美男子”腓力，继承了尼德兰的王位；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双王”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尔一世，两者的婚姻促成了西班牙的统一，他的母亲是“疯女”胡安娜，1496年与“美男子”腓力结婚。卡洛斯出生后，6岁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尼德兰（包括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16岁外祖父逝世，由于母亲有精神病不能理政，他当选为西班牙国王（当时西班牙王国的领地除了本土之外，还包括那不勒斯、撒丁岛、西西里岛和美洲殖民地），19岁祖父去世，他通过向各选帝侯贿选，击败了几个劲敌，当选为德意志国王，第二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于卡洛斯将家安在西班牙，死后也葬在西班牙，而且西班牙一直是支持卡洛斯霸业的坚实后方，他在历史上首先被视为西班牙国王。
尽管拥有了如此庞大的帝国，但卡洛斯一生仍然不间断地征战，为了他的欧洲霸业，也为了他对天主教的狂热虔诚。他是一个中世纪典型的“骑士式”国王，与他交手最多的是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因为后者是当时西欧唯一有实力跟卡洛斯对抗的君主。从1521到1544年，两位枭雄共过招四次，对意大利北部的争夺是重点，卡洛斯总体上占据上风，并曾于1525年活捉弗兰西斯。弗兰西斯被释放后，拒绝履行当囚徒时许下的条约，于是战火再起，卡洛斯提议两人进行一次“骑士式”的决斗作了断，但这一盛事因被后者拒绝而化为泡影。
因为罗马教皇一度支持法王以牵制卡洛斯，卡洛斯派兵攻入教皇国，并使罗马城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洗劫”，但此事并没有降低卡洛斯在天主教世界的声誉，还使教皇从此对卡洛斯言听计从。
卡洛斯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莱曼大帝生活于同一时代，这既是不幸，也是幸运。卡洛斯将奥地利的领地交给弟弟斐迪南，苏莱曼的新月军团对欧洲腹地的攻掠使斐迪南吃尽了苦头，特别是1529和1532年两次围攻维也纳，集基督教世界之力才勉强逼退了土耳其人。但由于匈牙利国王在抵抗中战死，斐迪南取得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统治权，此两国从此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旗帜下直至一战结束。
卡洛斯从他的外祖父母“天主教双王”那里继承了对天主教的绝对忠诚和狂热。他在西班牙继续实行制裁、驱逐非天主教徒的政策。但是在1517年，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德国修道士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到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揭开了风起云涌的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他就是新教的发起者马丁·路德。此事件发生在卡洛斯“天主教帝国”的土地上，是对卡洛斯的巨大挑战和考验。卡洛斯决心还击，他在1521年召集了沃姆斯宗教会议，把路德押出会场，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违法，但路德在同情新教的萨克森选侯庇护之下安然无恙。接着，投向新教的德意志诸侯组成了施马尔卡登联盟，忍无可忍的卡洛斯在1545年召开特伦特公会议，对新教诸侯宣战，但先胜后败，在1555年因斯布鲁斯之战中差点成为阶下囚。对天主教无比虔诚的卡洛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教之火在他的地盘上越烧越旺。
卡洛斯一世的时代，西班牙在美洲新大陆的领地不断扩大。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这两个名字对印第安人来说象征着灭顶之灾，但对世界连成一体的历史进程来说，他们却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他们分别在北美洲和南美洲挥舞屠刀，各灭掉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将大片崭新的土地记入了西班牙国王的名下，两人之中，皮萨罗受卡洛斯的支持更为充分。在经历了两次南美洲的冒险之后，1529年，皮萨罗获得了觐见国王的机会，向卡洛斯一世请求准许他远征秘鲁，卡洛斯同意他的要求，任命他为“远征军司令”，给了他充足的经费。皮萨罗用这笔钱招募了一支不足200人的探险队，最后奇迹般地征服了有6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在征服者的时代过后，卡洛斯一世成功地将美洲殖民地纳入到王室的掌控之中。1524年，他成立了西印度事务院，主管美洲殖民地的各方面事务，包括官员任免权，后又先后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设在墨西哥城）和秘鲁总督辖区（设在利马），代表国王掌管殖民地的全权。他准许殖民者们强迫印第安人劳动并榨取贡物。
像他的外祖母资助哥伦布远航一样，卡洛斯资助了麦哲伦。1517年，刚刚即西班牙王位的卡洛斯接见了这位野心勃勃的葡萄牙跛脚航海家，在祖国不能一展抱负的麦哲伦，在邻国找到了知音，很快就与卡洛斯达成了协议：国王提供航海的一切费用，探险过程中新发现的任何土地都归国王所有，但其中５％的收入归麦哲伦，他将被任命为这些新领地的总督。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人类的第一次环球航行。
卡洛斯一世的帝国，无疑是当时西方世界的头号帝国，但几乎将欧洲的大事都当成自己家事的卡洛斯，在疲于奔命的同时又不得不去压制宗教改革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555年经历了因斯布鲁斯之败后，戎马一生的卡洛斯终于心灰意冷，将德意志交给弟弟斐迪南，将西班牙和尼德兰交给儿子菲利普二世之后，独自回到尤斯特修道院履行与亡妻多年前的约定，安度生命最后的日子。
卡洛斯一世对历史影响最大之处还不在于他为巩固他的庞大帝国而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一系列战争，而在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方面，他统治时期，是新旧两个大陆连成一体的重要阶段。而对于这时欧洲的另一件大事——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卡洛斯在德意志的努力归于失败，但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则维持了天主教铁板一块的局面。综上所述，他在本排行榜中列第52位
评论：卡洛斯一世为维护天主教的“铁板一块”和哈布斯堡家族的霸业奋斗了40年，仍不得不接受天主教在欧洲的地盘不断缩小和家族霸业受到损害的事实，但在他投入精力不多的海外事业，却“意外”取得了破天荒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16—18世纪任何一个以推动历史进步为己任的西欧君主，都必须具有足够的海外意识。
第51位 沙普尔二世（波斯萨珊王朝皇帝）
沙普尔二世 Shapor II（309—379年在位），波斯萨珊王朝皇帝（309—379年在位）
公元3—4世纪，波斯萨珊王朝正处于信仰的十字路口，拜火教、基督教、摩尼教呈三足鼎立之势，最终，波斯统治者以铁腕的手段坚持了拜火教的至尊地位，这一历史过程由沙普尔二世来完成。他也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全盛之主。
沙普尔二世是一个充满了传奇事迹的人物，他是世界史上极为罕见的“胎儿国王”。他父亲霍尔米兹二世于309年去世之时，他尚在母腹之中，他曾有三个哥哥，但因各种原因都失去了继位的权利，于是，贵族们都将希望寄托在王后挺拔的肚子上。波斯的祭司通过一种神秘的仪式确认了王后腹中的胎儿为男性，可以继承王位（在B超诞生前一千多年，原来就已经有了胎儿性别鉴定的技术）。于是，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胎儿沙普尔被确立为波斯国王，他的母后躺在御床上，群臣跪在御床的四周向他致敬。
沙普尔据说自小就显示出了惊人的智力。亲政以后，他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扩张了波斯帝国的版图。在南面，波斯帝国一直受到阿拉伯游牧部落的侵扰，阿拉伯人还曾掠走了沙普尔一个姑妈。沙普尔御驾亲征打败了剽悍异常的阿拉伯人，解除了困扰帝国多年的心腹之患。在北面，沙普尔利用亚美尼亚的内乱，于337年抢在罗马人之前占领了亚美尼亚。在东面，抵御了匈奴人的入侵，并与之结盟反对罗马。而与西边罗马帝国的争斗，则是沙普尔一生军事活动的重点。
波斯是罗马帝国数百年的噩梦，曾有多位罗马皇帝在中东战场上捐躯或被俘。为了争夺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沙普尔二世先后进行了三次对罗马的战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363年，罗马皇帝朱利亚努斯率8万大军亲征波斯，并一度围困首都泰西封，但最终被沙普尔二世重创，朱利亚努斯重伤而死，其继承人约维亚努斯被迫与沙普尔二世签订了屈辱的“三十年和约”，承认底格里斯河以西的土地回归波斯，并承认波斯对亚美尼亚的主权。
但沙普尔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举措，在于对基督教的取缔和迫害。萨珊王朝的祖先原是安息帝国的拜火教世袭祭司（拜火教，又称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在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创立，主张善恶二元论和对火的崇拜等），萨珊家族入主泰西封之后，自然也以拜火教作为全国的信仰。公元后几个世纪，随着基督教、摩尼教的兴起，罗马、波斯这对老对手都面临着信仰的抉择。在罗马帝国，主要是基督教、摩尼教与罗马多神教三者之间的竞争，最后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306—337年）确立了基督教的统治地位。在波斯，则是原来的拜火教同基督教、摩尼教的三足鼎立。在沙普尔二世的前辈白赫兰一世、二世时期，曾大批迫害、屠杀摩尼教徒，大大削弱了其影响，但基督教仍在迅猛发展，到沙普尔二世在位初期，基督教徒已占了波斯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大有取代拜火教之势，引起拜火教祭司阶层的恐慌和仇视，加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已取得了正统地位，在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就难逃“内奸”的嫌疑。于是，在拜火教祭司的怂恿下，沙普尔二世从339年开始对国内的基督徒大加迫害，大批基督教徒被杀，无数基督教堂和圣物被毁，幸存的基督徒还必须交纳超高的人头税，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379年沙普尔二世去世，中东的基督教虽然未因此消亡，但从此一蹶不振。
这里就涉及了一个严肃的历史假设问题。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中东之后，中东进入了数百年的“希腊化时代”，大大拉近了中东和欧洲在文化上的距离，而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如果其在两地都能得到统治地位，那么在基督教普世精神的感召下，欧洲和中东在文化上融为一体也许将不是一个梦想。但沙普尔二世对基督教的迫害打破了这个梦，在欧洲和中东之间划出了一道信仰的鸿沟，这道鸿沟将越来越大，终于变得不可逾越。欧洲和中东之间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千年对抗，其实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沙普尔二世在位期间还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将被俘的罗马士兵和居民安置到波斯帝国各地，利用他们的特长和技术发展毛纺织业和丝织业，并修建城市（在这些方面，罗马人比波斯人占有优势）。在沙普尔二世时代，尽管战事不断，但国内的经济仍得到长足发展，此时世界上其他重要文明，如罗马、中国、印度等，正处于衰落或混乱的时期，波斯帝国暂时在文明世界中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综上所述，沙普尔二世在本排行榜中居第51位。
评论：沙普尔二世通过扶持拜火教、严厉打击基督教，确立了波斯在文化上的独立性，通过扩大波斯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使之成为堪与罗马匹敌的另一极。沙普尔二世是波斯民族主义者的偶像，同时又是基督教世界主义精神的噩梦。
第50位 隋文帝杨坚（中国隋朝皇帝）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中国隋朝皇帝（581—604年在位）
隋文帝杨坚，因为将历经二百多年分裂的中国重新统为一体而名垂千古。实际上，他无论夺取政权还是统一天下，都属于水到渠成的事件，而他在宝座上实行的一系列改变了中国政治结构的改革，才真正体现了一代雄主的远见卓识。
杨坚在登上权力顶峰的路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父亲杨忠是北周政权的开国元勋，战功赫赫，官至柱国，封随国公。杨坚十四岁就开始了仕途生涯，后来娶大将军独孤信之女为妻，使他又多了一个雄厚的政治后盾。经过二十多年经营，公元580年，杨坚已爬升到骠骑大将军、大兴郡公的位置，其女也成为北周宣帝皇后。这一年，北周宣帝病死，年幼的静帝继位，杨坚勾结近臣作伪诏，取得了辅政大臣之职，总揽朝政，这也许是杨坚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步。
这时，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他安插亲信，部署力量，积极做准备。在果断地铲除了北周宗室中最有实力的“五王”之后，又镇压了尉迟迥、司马消难等人的兵变。581年，杨坚以体面的形势迫使北周静帝禅位于他，建立了隋朝。这个变化，表面上是以汉易夷，但实际上这时北方夷汉之间已处在混一的边缘，隋朝皇室无论血统还是性格习俗，都是夷汉融合的产物。
这时中国的政权，还有荆楚的后梁国和江南的陈朝。国小力微的后梁一直依附于北周，被隋轻而易举地吞并了。陈朝正处在一种萎靡浮华的风气中，已远非生机勃勃的大隋的对手。隋文帝抓住了这个二百多年难遇的南北一统的历史机遇，589年派晋王杨广统率50万大军，没经过多少激战就突破了长江天险，灭亡了以苟且偷安为国策的陈朝。
隋文帝的新政，富有开创性，经唐朝发扬光大后，溶入了中国封建政治的血脉之中。新政大致可分为政治和经济两大部分，基本思路是剥夺贵族豪强的各种资源，使其纳入到大一统国家的统治体系之中。从隋文帝登极第一年就开始新政，改革的思维方式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政治官僚体系方面，开创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分管行政、纳言、监令，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六部为吏、民、礼、兵、刑、工。这样的权力分配体系有利于防止大权过于集中到某些大臣手中，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在地方上，鉴于当时州、郡、县三级体系十分混乱，隋文帝的改革大刀砍掉了郡这一级别，重编了州、县二级，裁减了大量亢官亢员，上令下送和下情上达更为便捷。接着，隋文帝规定九品以上官员一律归中央任命，每年由吏部考核铨选，并制定了“回避”原则，即地方官尽量不选用本地人。这些措施在当时是为了防止势族豪强垄断地方权力，也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与上述改革相适应，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取消了官吏任用的门第限制。接着，公元587年，隋文帝开始实行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为科举制度的起源（关于科举制的起源，尚有不同说法），科举制度经过不断变迁，一直延续到1905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多个层面，当为隋文帝新政中影响最大之点。
社会经济方面，隋文帝将北朝的均田和租调制略作改动，推行到全国。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大规模的“刮户运动”，“大索貌阅”，挨家挨户地检查户口，不遗漏一人。为了更好地配合“刮户”，还根据高颎的提议，实行“输籍之法”，即由政府提前定好赋税徭役数目（低于地主所收的税役）及早颁布天下，使豪强地主的附属户看到作国家的编民更实惠，自动脱离豪强地主，成为国家的纳税户。这些措施不仅仅为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还打击了豪强地主，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减轻了民众的赋税负担，可谓一举三得。此外，隋文帝还统一了南北的度量衡和货币。
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其特点是缓刑薄赋，减省了大量的罪名，相同的罪所受的刑罚也有所减轻。
隋文帝是有名的节俭勤政之君。他每天听政议政、批阅奏章，从早到晚，孜孜不倦，还经常外出视察，亲自决狱，访问民间疾苦。他事无巨细都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放心交给臣下去办。经过多年平稳发展，全国的户口翻番，“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文帝末年，全国储积的粮食，估计可供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
隋文帝是有名的妻管严，皇后独孤伽罗同样出自显赫世家，对隋文帝的事业帮助很大，隋文帝的政策中有多少来自独孤后的思想成分，已难以估计。独孤后以努力在朝廷内外维持一夫一妻制而闻名，她偏爱次子杨广，这影响了隋文帝的立储决策，不过在隋文帝去世之前，杨广看来仍最像是皇位的最佳继承人，最后在一场宫廷变故中，隋文帝被杨广所弑（此事仍存在疑问），杨广继承了皇位，成为后来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著名暴君隋炀帝。隋朝两代而亡，也许隋文帝唯一的错误就是选错了继承人。
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的作用不仅仅是开创了一个朝代。他不但结束了南北分裂两百多年的局面，而且成功地将原北周的制度移植到大江南北。他创立的制度中，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等都影响了中国政治一千多年，并不因隋朝的短命而失去作用。隋文帝是个超越他的时代的人物，在大唐的煌煌盛世之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隋文帝在本书100名出类拔萃的帝王之中，名列第50位。
评论：隋文帝杨坚时代的北方，夷汉之间互相通婚、同朝做官、平等享受权力，已没有任何力量将他们划分成两种不同的人，这意味着一个大融合、大统一的时代已经到来。杨坚本人正是两种血统、两种文化相融合的才俊，由他完成统一，便成了历史的选择。
第49位 若昂大帝（葡萄牙国王）
若昂一世 Joao I（1357—1433年），葡萄牙国王（1385—1433年在位）
若昂一世，是葡萄牙阿维什王朝的建立者，被尊称为“若昂大帝”，可能是葡萄牙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他在位时期，葡萄牙确立了向海上发展的国策，并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吹响了前奏。若昂一世从诞生到登上葡萄牙的王位，是由一系列浪漫而又血腥的故事构成的。
他的父亲，是葡萄牙国王佩德罗一世，是个热情似火又带有几分残忍的人。1340年，当时尚为王子的佩德罗与卡斯特的公主康斯坦丝结婚，但他却爱上了康斯坦丝的侍女茵内斯，与茵内斯公开同居，并生下了四个子女，其中就有本文的主角若昂。但他们的爱情却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敌视，朝中一些大臣认为茵内斯是个红颜祸水，将危及葡萄牙王统的稳定。后来，几个大臣在佩德罗的父亲、当时的国王阿方索四世的默许下，趁佩德罗不在之机，冲进茵内斯的住所，将茵内斯及其几个子女杀死。佩德罗王子愤而起来造反，后来在王后的调停下终于隐忍了下来。1357年，佩德罗一继位，就用残忍的手段将那几个多管闲事的大臣杀死，并追封茵内斯为王后。至今，里斯本仍有“泪泉”、“泪馆”等证物在纪念这段千古爱情绝唱。
年幼的若昂逃过了那场劫难，从小深得父亲喜爱，6岁就被封为阿维什骑士团的首领，接受了系统的宗教和军事教育。但私生子的身份防碍了他对王位的渴望。1367年，佩得罗一世驾崩，若昂的异母兄斐迪南一世继承王位。1383年，斐迪南去世，没有儿子，由他的女儿贝娅特丽丝继位，他的王后莱奥诺尔摄政。
但一方面，由于斐迪南一世在位时穷兵窦武，不得人心，莱奥诺尔摄政意味着他的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女王贝娅特丽丝当时已经与卡斯特（西班牙的前身之一）国王结婚，她的继位严重危及了葡萄牙国家的主权独立。结果在一些贵族鼓动下，葡萄牙人民发动了1383年起义，若昂乘此时机，在青年将领阿尔瓦雷斯和阿维什骑士团的支持下，成为起义的领导人物。莱奥诺尔被推翻，逃回她的母国卡斯特。若昂一世夺了侄女的王位，1385年由议会推举为葡萄牙国王。并在同年的阿尔茹巴罗塔一战中大败入侵的卡斯特军队，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也巩固了自己的王位（2004年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国家杯足球赛，葡萄牙各大媒体都将西葡两队的生死战比喻为“阿尔茹巴罗塔战役”，可见此战在葡萄牙人心目中的重要性）。由于他是阿维什骑士团的首领，他建立的朝代被命名为阿维什王朝（按西方的观念，私生子继位就意味着改朝换代了）。
上述事件被称为1383—1385年革命，是葡萄牙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旧贵族垄断高官的局面被打破，一批出身较低但有丰富经验的法律学家和官僚团结在新国王的周围，给葡萄牙的政治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但是，作为一个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弱小国家，葡萄牙没有向大陆发展的实力和空间，挺进大洋是它强国的唯一出路。在巩固了王位之后，若昂就把眼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
葡萄牙可谓大航海时代的急先锋，而若昂一世和他的儿子“航海者亨利”又是其中的先锋力量。1415年，若昂一世和亨利王子亲自率领一支由19000名陆军、1700名海军和20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军队，攻占了非洲西北角的重要城市休达（今塞卜泰），此事件被认为是葡萄牙海上扩张政策的正式起点。在若昂一世的支持和鼓励下，亨利王子创办了航海学校，网罗了欧洲各国的航海人才（以意大利最多），为葡萄牙培养了大批熟练的航海者，并修建海港，改进海船，将航海探险事业坚决进行下去。在当时简陋的海船上，勇敢的水手们承载着民族的期望，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一次次地向未知的“魔鬼之海”驶去。1420年，葡萄牙人发现（对欧洲人而言，是“发现”）了马德拉群岛，1431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成为大西洋航行的重要补给基地。到1433年若昂去世之时，葡萄牙航海事业正在步入繁荣期，已见到了海权时代的曙光。他的后继者继续努力，于是有了1488年迪亚士到达好望角，1498年达·迦马到达印度等一系列壮举。
若昂一世对历史的影响，还在于他加强了国王的权力，正如葡萄牙史学家萨拉依瓦所说“在若昂一世那个时期，国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最大权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它”。而他在1386年与英国订立了“温莎条约”，确立了英葡同盟，此后数百年英葡同盟一直以各种形式维持着，成为世界史上罕见的长期有效的国家同盟。
若昂一世显然应在本排行榜中占有显著的位置，但与对大航海时代有重要贡献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相比，他的排名应靠后一些。这首先在于，葡萄牙的航海事业是经过许多代人的积累不断前进的，而伊莎贝拉赞助下的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进程更为直捷，而且后者使美洲在人种、文化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比达·迦马到达印度的影响要大。而且，伊莎贝拉对西班牙历史的影响要大于若昂对葡萄牙历史的影响，而西班牙对世界历史格局的影响，也比葡萄牙要大得多。若昂大帝在这个重要帝王排行榜中列第49位。
评论：葡萄牙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决定了它必须挺进大洋才有出路，但若昂一世之前的葡萄牙统治者一直醉心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争权夺利或国内的自相残杀。若昂一世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必须向海上发展的葡萄牙政治家，但他是第一个将之确立为政策者，从他开始，葡萄牙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第48位 爱德华一世（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一世（1239—1307年），英国金雀花王朝第五任国王（1272—1307年）
说到爱德华一世，人们可能更熟悉他的绰号“长腿”爱德华，实际上他的绰号还有很多，且多数均为雅号，如“全世界的伟大长矛”、“威尔士的征服者”、“苏格兰铁锤”、“英国的查士丁尼”等，绰号之多为英国国王之最。此人对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可不能小视，他的文治武功主要可分成两个部分，对内使议会制度逐渐成熟（史称模范议会），并加强立法，对外征服威尔士，试图征服苏格兰，并因此与法国对抗。
爱德华一世是亨利三世的长子，从小喜欢骑马、追逐打仗的游戏，他身躯高大，双腿修长，能紧紧夹住马鞍，绰号“长腿”。他英勇善战，有铁一般的意志，使他成为金雀花王朝诸多“战士国王”中有分量的一位。
但爱德华年轻时代并不安稳，属于“生于忧患”的一类。英国自他的祖父“无地王”约翰以来，国王和贵族就权力分配问题纷争不断，一时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他父亲亨利三世时代，以蒙特福特为首的贵族迫使国王实行改革，召开议会（此为议会诞生之始）后来双方的矛盾终于发展到兵戎相见，爱德华与亨利三世曾一度被俘，1265年5月，爱德华乘打猎之机逃脱，并开始组织反攻，当年八月，他在伊夫舍战役中获胜，杀死了蒙特福特，使他父亲复位，已自感力不从心的亨利三世遂将权力交给爱德华。但年轻气盛的爱德华实行极端的报复手段，又引起暴乱，后来在教皇等人的敦促下，转而实施温和政策，才得以将暴乱平定
1270年8月，爱德华受邀参加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起的第8 次十字军东征。据说他被敌方伪装议和的使者用毒剑刺伤，医生为他割肉疗伤时，他都不呻吟一声。但是远征一路无功，只好返回。在途中得知亨利三世死去，遂加冕为爱德华一世。
当爱德华即位之时，他已是一位经过历练的比较成熟的指挥家了，有领导才能，善于吸引人才并选拔使用人才。他善于使用权力，要求在他的国土上所有的人都要执行他铁一般的纪律。
在谈判中，他善于忍让，愿意听从忠告。
1255年，爱德华曾试图在他的威尔士领地上实施英国的政制，引起威尔士人民的不满，引发了战争，爱德华失败。1267年，路埃林自封为威尔士亲王。卧塌之侧岂容他们酣睡，爱德华一世准备充分之后，于1277年集结万余大军，采用壁垒战术向威尔士腹地挺进。
路埃林自知不敌，被迫乞降，但5年后趁爱德华在苏格兰之机复叛，爱德华再次进攻威尔士，毕竟实力悬殊，路埃林不久败死。爱德华答应威尔士贵族必定选一个“出生在威尔士，不会说英语和法语，从未冤枉过任何人”的人为威尔士亲王，然后派人将即将分娩的王后接到威尔士，刚出生的小王子就成了符合条件的威尔士亲王。从此形成惯例，每个英国王储都被封为威尔士亲王。
爱德华在威尔士的征服进行得很顺手，但苏格兰则令他吃尽了苦头。1290年，苏格兰王室绝嗣，爱德华以仲裁者的身份指定巴列奥为苏格兰国王，实则由自己操纵。但巴列奥和苏格兰贵族不堪沦落为爱德华的傀儡的地位，便暗通爱德华的夙敌法国人，与英格兰对抗。爱德华问讯大怒，于1296年率兵攻入苏格兰，迫使巴列奥退位，爱德华自任苏格兰国王。爱德华这把铁锤在苏格兰砸出了重重火花，威廉·华莱士以勇敢之心召集了苏格兰人民大起义，坚持了五年多而败亡，但布鲁斯家族的罗伯特一世接过接力棒，继续与爱德华的军队作战。与苏格兰的战争同时牵涉到同法国的对抗，爱德华从中耗尽了精力，终于在1307年死于征讨苏格兰的途中。
爱德华是在与“议会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但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没有因此视议会为“洪水猛兽”，反而充分认识到议会作为民意的橱窗的重要性，进一步完善议会制，结果是将他对手“议会派”和蒙德福特的未竟事业继续向前推进，其实际目的是利用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加强王权，并通过了解民众的意见，以实行更有效的统治。在1275—1307年期间，他以各种方法吸引骑士和市民代表进入议会，使议会的代表性逐渐扩大，已不再是类似于“贤人会议”之类的机构。在1295年的一次有各郡、各自治城市和下层教士代表参加的议会，被称为“模范议会”。回顾英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议会真正成为英国政治生活固有的一部分，是在爱德华一世的时代。
爱德华一世还是英国自亨利二世以来最伟大的立法者。他将条目不清，且未成文的普通法重新修订，在1275—1290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主要有“格洛斯特条例”、“权力令状”（限制贵族特权）、“温彻斯特条例”（加强警察制度，维护公共秩序）等。他制定的土地法延续了六百年，主要内容是规定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得把土地转让给教会。爱德华一世决心从贵族手中夺回王室的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但他立法的原则却是罗马法中“众人之事，应由众人决定”的精神。看似矛盾的两者，在爱德华一世时代却如此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但说起爱德华的功业，还不能不提他的王后埃利诺，埃利诺来自西班牙，1254年结婚，他们的婚姻可算欧洲王室的经典婚姻之一，她对他的性格有很大影响。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大臣伯内尔，他信任他们，并能听从他们的意见。因此在1294年以前能取得的辉煌的政绩。后来这二人先后死去，在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和得力的辅佐后，他性情变坏，逐渐变得独断专行。
爱德华的征战历来褒贬不一，但使“联合王国”在联合之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却是无人否认的。而“模范议会”和一系列的立法，是英国千年宪政之路上的坚实一步，而且向世界传播了议会制度和法治精神。爱德华一世无疑是影响了世界的重要帝王之一，他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48位。
评论：作为一个伟大的立法者、议会制的积极推动者，爱德华一世同时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和镇压异己者，这两者能够如此协调地在同一个人身上相结合，实属罕见。也许可以这样理解爱德华一世：他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和统治欲的理性睿智的统治者。
第47位 威廉三世（荷兰执政、英国国王）
威廉三世 William Ⅲ（1650—1702年），荷兰执政（1673—1702年在位），英国国王（1689—1702年在位）
在历史上，身为国王，却能够对民主宪政有所贡献的不多，威廉三世就是其中一个，尽管他并非出于心甘情愿。
他出生于荷兰光荣的奥兰耶家族，为国父奥兰耶亲王的曾孙。但他的成长并不顺利。在他出生前八天丧父，自小在母亲和祖母的吵闹声中长大，性格沉默寡言，而且患有肺结核和气喘病。他幼年时还面临失去祖传的作为荷兰执政资格的危险。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自从1648年荷兰与西班牙签订《蒙斯特条约》，在历经80年战火考验之后，荷兰的独立终于获得国际公认。但战争时团结一致的荷兰人，在独立后却出现了分裂，形成以奥兰耶家族及其支持者为首的、主张维持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的中央集权派和以各地方议会的商业寡头为代表的地方自治派。他的父亲威廉二世曾因此强行派兵逮捕了六名反对派议员。1650年，年仅24岁的荷兰执政威廉二世突染恐怖的小儿天花病而死。他一死，地方自治派兴高采烈，马上召开议会大会，宣布共和国不再设置统一的军队，各省的防务自己负责，同时有五个省宣布取消执政一职。这样，荷兰进入了“第一次无执政时期”（1650--1672年）。当威廉三世在父丧八天后姗姗来迟地降临人世时，他面对的是各省议会要员冷酷的脸。
17世纪，是荷兰人充分发挥“海上马车夫”作用的黄金世纪，但荷兰的海上霸业也照来了眼红和仇视。在威廉三世22岁那年，即1672年，这年荷兰遭受两个强邻英、法的夹击。英国在海上行动，法王路易十四则派遣12万大军压境而来。国难当头，荷兰人民又想起奥兰耶家族前辈的英勇，于是，年轻的威廉三世被任命为陆海军统帅，他以出色的战绩证明了他不愧为奥兰耶家族的后代，当然，这场战争打得十分艰苦，其中为保住阿姆斯特丹，威廉三世被迫使用过决水淹城外的办法。1673年底，法国军队全部被赶出国土，年轻的威廉三世威望达到顶点，获得了“护国英雄”的称号，以自己的能力成为各省公认的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既挽救了奥兰治家族，也挽救了荷兰，维持了荷兰海上殖民帝国的稳定。
威廉三世娶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为妻，这场婚姻看来并不幸福，两人没有留下任何后代，而且威廉在玛丽在世时一直对她十分冷淡，死后才记念起她的好处，悲痛万分。但这场婚姻却给威廉送来了一个比荷兰更大、更强的国家。1688年，英国正面临一场危机，当时，国王詹姆士二世置大多数国民为新教徒的国情于不顾，企图重新将天主教定为国教，而且强行镇压反对派，解散议会，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边缘。威廉三世看准时机，接受英国议会的邀请，亲率万余大军在英国登陆，英国人纷纷倒戈，使他轻而易举地攻下了伦敦，将岳父大人赶到了法国。威廉三世与其妻玛丽一起被接受为英国国王，但条件是必须接受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能征收赋税、不得在平时招募或维持常备军；臣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国王不得对臣民滥施过分的刑罚；议员的选举必须是自由的，议会内的演说、辩论自由，议会必须时常召集等。
这一事件，对英国而言意味着自1640年革命以来由革命引起的阵痛期的结束，开始了世界上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君主立宪制，这就是史家所啧啧称道的“光荣革命”。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兼荷兰执政”，这是英荷两国在历史上唯一一次被划到了同一个人的名下。1701年，威廉又接受了英国议会通过的《嗣位法》，除了规定他的妻妹安妮为继承人外，还规定今后任何天主教徒不能继承英国王位，任何英国国王不得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等。
威廉三世一生主要精力都在同当时欧洲权势最大的人物——“太阳王”法王路易十四作斗争，除了上述1672年的那次外，1689—1697年的“八年战争”规模也很大，他使他名下的英荷两国成为反法同盟的主力。1701年，他临终前，为防止法国和西班牙合并，成为西班牙王位战争（1701—1713年）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但他与当时英军的统帅马尔伯勒伯爵曾一度发生矛盾，以致引起英国政局动荡，后来终于达成和解，马尔伯勒伯爵后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成为路易十四的克星。
威廉三世的王位是与其妻玛丽二世分享的，玛丽一直甘居幕后，威廉是实际上唯一的国王，只有在威廉出征时，玛丽才出来主政。威廉三世是一个宗教宽容者，实际上对天主教和新教没什么偏见，这种类型的国王在他的时代比较容易左右逢源。威廉三世在与其父威廉二世一样的年龄时，也得了与其父一样的恐怖疾病—小儿天花病，但这一次老天怜悯了奥兰耶家族，威廉三世奇迹般地战胜了此病，才有了后来他的一系列辉煌战绩。1702年，威廉三世病死，没有后嗣，英国的王位由玛丽二世的妹妹安妮继承，而荷兰则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无执政时期（1702—1747年）。
威廉三世被列入世界最有影响的帝王之中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他使荷兰度过了被英法两国夹击的艰难岁月，维持了“海上马车夫”的独立和强盛；二是他接受了《权利法案》，使英国跨入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而后者对世界历史更为重要。威廉三世在本排行榜中居第47位。
评论：威廉三世可谓民主宪政的大救星，先是捍卫了宪政共和制的荷兰，使之免受专制的法国的蹂躏，接着又在关键时刻推动了英国的“光荣革命”。但威廉三世一生并非从个人角度显示过对民主宪政价值观的热情，实际上，他是一个被议会民主派利用来对抗顽固君主专制的开明君主。
第46位 曼苏尔（阿拉伯帝国哈里发）
曼苏尔（707—775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754—775年在位）
曼苏尔原名艾卜·哲尔法尔·阿拔斯，曼苏尔是他功成名就之后获得的“胜利者”的美称。他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实际奠基人，他因为营建了巴格达这座“神赐予的城市”而名垂千古。实际上，神赐给他的不仅仅只有巴格达这座都会，还有高贵的出身和绝好的历史机遇，使他比较顺利地摘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荣誉。
曼苏尔出身于显赫世家，来自于古莱氏族哈希姆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五世孙，在伊拉克拥有大地产。阿拔斯在穆阿维叶建立倭马亚王朝之后归顺了这个生机勃勃的政权，但经过近百年的变迁，这个政权逐渐变得腐朽、残暴，哈里发一代不如一代，穷奢极欲，不断加重税收负担。于是，这个帝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教派矛盾被唤醒了。
倭马亚王朝出自原本同先知敌对的家族，强夺了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及其子侯赛因的地位，成为世袭统治者。阿里的后代认为哈里发之位应由他们继承，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什叶派，一直在伊拉克、波斯等地从事反倭马亚王朝的活动。在四大哈里发时代还形成了一个军事民主派——哈瓦立及派，也是倭马亚王朝统治者的死敌。而倭马亚王朝不成熟的宗教政策也为之造就了众多的民间反对派。他们原本许诺不分民族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获得与阿拉伯人同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并未兑现，波斯广大民众在成为穆斯林之后仍然被迫缴纳各种高额捐税。而异教徒在帝国之内的命运则更加悲惨。这样，在阿拉伯人、非阿拉伯民族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中，形成了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合力。
最先发难的是中亚的粟特人，他们的反抗持续了10年之久，接着哈瓦立及派在北非发动起义，也持续了两年。给了摇摇欲堕的倭马亚王朝致命一击的正是阿拔斯派。一个出身微贱的波斯释奴艾卜·穆斯林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在呼罗珊地区积极煽动波斯人起来反抗，747年以减轻捐税为号召发动了起义。曼苏尔及其兄艾卜·阿拔斯、其叔父阿布杜拉等阿拔斯家族的成员逐渐走上了前台，成为起义的领导者。749年，艾卜·阿拔斯在库法被拥戴为哈里发。
在阿拔斯派、哈瓦立及派、什叶派等众多敌对势力的分进合击之下，倭马亚王朝终于在一声叹息中结束他们的统治。艾卜·阿拔斯成为帝国新的统治者，是为阿拔斯王朝的开始。艾卜·阿拔斯十分残暴，被称为屠夫，对已穷途末路的倭马亚家族成员斩尽杀绝。他的残暴看来将引起新一轮内乱，幸而在位四年就死去。
这样，年已47岁、拼杀一生的曼苏尔终于熬到了哈里发的位置上，但他同许多王朝第二代君主一样，还要面对一系列的考验之后才能安享太平。首先是他的叔父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王朝建立中的功绩与曼苏尔不相上下，也一直窥伺哈里发之位，但曼苏尔有他的王牌：首义功臣兼王朝头号猛将艾卜·穆斯林。艾卜·穆斯林在尼西宾战役中打败了阿卜杜拉，终于助曼苏尔坐稳了大位。
艾卜·穆斯林对曼苏尔可谓居功至伟，可以说没有艾卜·穆斯林，就没有他曼苏尔的阿拔斯王朝。艾卜·穆斯林累官至呼罗珊总督，他还曾于751年在怛罗斯战役中击败中国唐朝高仙芝的军队，确立了阿拉伯帝国的中亚霸权。但历史上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宿命还是掐上了这位奴隶出身的高傲将军。当他被曼苏尔强令移驻埃及时不愿从命，于是曼苏尔以此为由杀害了他，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艾卜·穆斯林的被杀还引发了辛巴德派反抗运动，但很快被曼苏尔镇压。
曼苏尔有其兄艾卜·阿拔斯残忍果决的一面，但更擅于谋略，充满智慧。他并没有因为除去了两位开国元勋而陷入困境，这充分显示出了他的实力。他采用武力为主，招抚为辅的办法，先后平定了辛巴德派、波斯拉万派、什叶派、哈瓦立及派等的反抗。与曾经的同盟者什叶派的斗争进行得十分残酷，最后斩杀了阿里的两位玄孙易卜拉欣和穆罕默德，可怜的什叶派徒为他人作嫁衣裳，只能继续以民间反对派的身份延续下去。
于是，曼苏尔在这场群雄逐鹿中成为笑到最后的人，“曼苏尔”原意就是“胜利者”。曼苏尔向历史这个公正的裁判表明了，他不仅是一个打天下的高手，也是一个治天下的能手。他奠基的阿拔斯王朝持续了500余年，延续到1258年。这个王朝的长寿，同曼苏尔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
曼苏尔果断地剪灭了众多异教派，使它们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再兴风作浪。坐稳大位之后，曼苏尔竭力培植哈里发本人的绝对权威。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已不再是先知的代理人，而是真主安拉在人世间的代表。全国必须在星期五的聚礼日为哈里发本人祈福。还有众多的御用神学者到处宣传阿拔斯王朝万世长存，不可更易。
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同波斯有莫大的关系，这个王朝的政体也更接近于波斯的专制主义。哈里发本人除了拥有绝对专制权力之外，还拥有全国最大的地产。官僚体系更加完善；常备军制度也发展成熟，不再以阿拉伯人为主，而是以波斯呼罗珊人为核心的多民族的军队；税收方面从倭马亚王朝时的以人头税为主改为以土地税为主。但一个权力过大的首相（维齐尔）的存在，为后世哈里发的权力被架空埋下了伏笔，从这一点看来，阿拉伯的君主不如中国的君主精明。阿拉伯帝国的法制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法律条文要根据《古兰经》来确定。
曼苏尔给后人留下的制度上的遗产大多已经不再具有价值了，但他主持下营建的巴格达至今仍是两河流域的大都会。巴格达原来只是底格里斯河畔一个村庄。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废弃了倭马亚王朝的首都大马士革，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新都。曼苏尔看中了巴格达这个位置，从758年开始，就在这里营建新都。总共动用了10万工程人员，花费480多万第尔汗和四年的时间终于大功告成。巴格达之名意为“神赐予的城市”，而它的崛起也确实有如神助，不到半个世纪，巴格达便从一座村庄摇身一变而成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还获得“博物之城”的美称。
历史上有一些帝王对于某座城市的兴旺发达有着巨大作用，如君士坦丁大帝对于君士坦丁堡，彼得大帝对于圣彼得堡等，但曼苏尔对于巴格达的作用更为突出，因为在758年之前，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因素预示这个地区会兴起一座都会。
作为500余年阿拔斯王朝的奠基人，伊斯兰文化的发扬光大者，巴格达的创建者，曼苏尔被排在这个排行榜的第46位。之所以没有将他排在更靠前的位置，是考虑到即使没有曼苏尔，阿拉伯帝国的改朝换代也在所难免。
评论：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伊斯兰教思想同波斯专制传统的结合物。利用各派势力打下江山，然后又果断地铲除功臣，同时还加强专制集权的制度并神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大部分东方专制王朝的开国君主的共同经历，而曼苏尔是其中做得极为完美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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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位 伊凡三世（莫斯科大公、俄国沙皇）
伊凡三世 Иван Ⅲ（1440—1505年），莫斯科大公（1462—1505年在位），全罗斯君主。
从中世纪的蕞尔小国莫斯科公国，到极盛时代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扩张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上一道刺激眼球的风景线。“钱袋”伊凡一世、“顿河王” 季米特里、伊凡三世、伊凡四世（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亚历山大一世等等，一代代野心勃勃的君主将扩张的接力棒不懈地传递下去。在俄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漫长量变过程中，也有着若干关键性的质变，伊凡三世在位时期就促成了几个关键性质变的发生。
伊凡三世在众多大胆泼辣、作风凶狠的俄国沙皇中显然是一个异类，他被形容为“连一口樱桃都要分两次吃”，其谨小慎微可见一斑。在不变的扩张决策中，他抱紧住“稳打稳扎”的四字诀，终于一路走向了成功。当然，幸运之神的多次眷顾，也是成就这位“全俄罗斯最高统治者”的一大原因。
伊凡三世可谓生于忧患，他出生的时候，莫斯科公国还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的属国，在它的周围，还存在众多虎视眈眈的敌手。他的父亲瓦西里二世在家族争斗中被俘并被刺瞎了双眼，年幼的伊凡被藏在修道院之中而幸免于难。后来，瓦西里二世复国，伊凡辅佐失明的父亲治国，12岁便开始领兵出征，22岁继承莫斯科大公之位。
在前辈的积累之下，到伊凡三世时代，莫斯科公国在罗斯诸公国中的优势已经很明显。继位之后，他先后吞并了雅罗斯拉夫公国和罗斯托夫公国。在吞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这颗肥美的樱桃时，他谨小慎微的特点体现得最为充分，武力和招抚交替使用，一共分了三次才吞了下去。在1471年舍隆河决战大败诺军之后，他又于1475年亲临诺夫哥罗德，排除异己，收买百姓，一切准备充分之后，才于1477年正式出兵吞并，莫斯科公国的领土由此扩张到北冰洋。1485年，又吞并了老对手特维尔公国。志得意满的伊凡三世给自己戴上了“全罗斯君主”的尊号，实际上罗斯统一的大业经过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和孙子伊凡四世的努力才最后完成。
接下来，莫斯科公国摆脱鞑靼人240年的宗主权，从而晋级为俄罗斯帝国的关键时刻到来了。但在关键一战——乌格河战役中，伊凡三世的谨慎差点断送了他的国家。面对金帐汗国汹涌的攻势，伊凡一度从前线逃回，幸亏罗斯军队旺盛的士气及罗斯托夫主教瓦西安的鼓励使伊凡重新回到前线，终于一举击败了金帐汗国，赢得了最终的独立。金帐汗国不久因为内斗而分裂为几个小国，它们不但不再构成莫斯科的威胁，还开始成为莫斯科侵吞的对象。从1480年开始，伊凡三世统治的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他因此有资格列名于世界著名帝王之中。
伊凡三世还向立陶宛挑战，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了获得真正的出海口，俄罗斯必须向西发展，他的后继者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内政方面，伊凡三世为适应统一的国家的形成而建立了一套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制度。在军事方面建立了以服役贵族为主体的常备军，由大公本人直接掌控军权，并开始建设海军，尽管这个国家此时除了北冰洋之外，还没有其他出海口。伊凡还在1497年颁布了他的法典，有了成熟的常备军制度和法典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但他在法典中规定，每年只有在尤里耶节（俄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个星期，农民才可以从一个地主名下迁徙到另一个地主名下。这是使农民转变为农奴的关键一步。此举短期来看有利于俄国社会的稳定，但在俄国大步流星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过程中，农奴制终究成了束缚这只北极熊手脚的一个桎梏，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伊凡三世无疑应负这个历史责任。
1453年，老朽的拜占庭帝国终于被奥斯曼帝国所灭，这个东正教的大本营，也被插上了新月旗帜。由于伊凡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女儿索菲亚，也由于拜占庭灭亡之后莫斯科公国已成东正教阵营的中流砥柱，伊凡三世宣布自己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为全世界东正教兄弟的保护者，这一角色也一直由他的后继者们扮演下去。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从此也成为俄国的国徽。伊凡三世除自称“全罗斯君主”之外，他还在某些外交文件中直称自己为“沙皇”，这个词来自于“恺撒”的译音，原意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是第一个使用这个称号的俄罗斯君主。
从俄国的发展轨迹来看，伊凡三世之前的莫斯科君主与邻国的争斗明显带有封建领主之间互相兼并的性质，从伊凡三世开始一个成熟的国家形成了，但没有确切的年代标志。也正是因此，史学界对伊凡三世的国家的称呼，在“莫斯科公国”和“俄国”之间摇摆不定。
在西欧人的印象中，立陶宛以东就是鞑靼人控制下的半野蛮地带，他们大多是从伊凡三世时代才开始知道这个帝国的存在。伊凡三世奠定了这个国家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各方面的基础，他是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影响最大的帝王。伊凡三世在本排行榜中排列于第45位。
评论：对于伊凡三世来说，吞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是最关键性的步骤，在基本完成俄罗斯统一后，摆脱金帐汗国控制和建立集权国家的体制都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当具有一定工商业基础的定居民族俄罗斯人团结一心的时候，固守落后生产方式的蒙古人已经难以与之对抗了，何况他们正四分五裂、内讧不已。
第44位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意大利国王）
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 Victor Emmanuel II（1820—1878年），撒丁国王（1849—1861年在位），意大利国王（1861—1878年在位）
一提起意大利独立运动，人们就会想起意大利开国三杰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第的丰功伟绩，当然，作为他们的后盾，开国君主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的作用也不容忽略。与几乎同个时代的德国独立运动相比，意大利独立运动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难度也更大，因此也出不了像俾斯麦这样可以一力擎天的人物，“三杰”的努力缺一不可，而国王维克托·艾曼努尔在其中的作用也更加微妙。
意大利各地尽管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民族认同，但是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从未统一在同一个政权之下，9世纪曾出现过一个由查理曼子孙统治的意大利王国，其统治范围也同近代意大利民族的边界迥然有异。因为四分五裂，意大利在历史上饱受周边大国的争夺和摧残，法国、德国、西班牙、奥地利，乃至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曾在这里点燃过战火。
随着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意大利的热血青年也将民族统一确定为奋斗目标，但是，从19世纪40年代的形势来看，意大利统一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当时的形势是，意大利北方的伦巴第和威尼斯两地被奥地利所占据，意大利中部有着众多的小公国，如托斯坎纳、帕尔马等，它们与奥地利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由奥地利驻军，或其君主本身就来自奥地利。意大利中部罗马周围地区存在着教皇国，有法国的驻军保护。意大利南方是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来自西班牙的波旁家族。此外，还有一个撒丁王国，也称为皮埃蒙特，统治着皮埃蒙特和撒丁岛两个部分，其国王来自意大利本土。
维克托·艾曼努尔正是在1849年这个关键年份成为撒丁国王。他的家族叫萨伏伊家族，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显赫世家，从11世纪起就有自己的领地。萨伏伊家族的领地经过一代代的扩展，到18世纪终于成了撒丁王国。说到维克托·艾曼努尔，必须提他的父亲查理·阿尔伯特，查理·阿尔伯特因为其开明的思想和旗帜鲜明的反奥立场而使撒丁王国成为意大利有志青年瞩目的中心，他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对奥地利宣战，支援米兰的反奥起义，尽管因实力不足而失败，查理·阿尔伯特也因此心灰意冷而退位，但撒丁王国已成为意大利人心目中的希望所在。
在父亲退位之后，29岁的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便接过了寻求民族统一的接力棒。他年青时曾受过严格的专制主义教育，也倾向于强化君主的独裁统治，但40年代革命浪潮的考验使他增加了政治上的灵活性，容忍了自由派的思想，保留了1848年颁布的宪法，成为意大利诸侯中唯一保留立宪制形式的国家，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自由派的支持，才可能有意大利的统一大业。
维克托·艾曼努尔即位第二年，内阁中一位思想敏锐、足智多谋的人物脱颖而出，他就是时任财政大臣的加富尔，出身于贵族，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实业家，以1847年创办《复兴报》为起点，走到了时代的前台。1852年，国王任命加富尔组阁，开始了两人近10年的合作历程。他们之间的合作，就如同时代的威廉一世和俾斯麦一样，外人看来十分成功，但其中的坑坑洼洼，则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矣。加富尔曾因为打击教会势力引起了虔诚的国王及太后的不满，也因为力劝国王与法国联姻而引起国王的反感，甚至在《维拉弗朗加和约》签订后还一度离职，但两个基于理性的政治家，还是促使这段合作成为世界政治史上成功的典范之一。
加富尔任首相之后，首先在国内进行了一番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包括奖励实业、促进贸易、削弱教会权力等，他允许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允许报刊登载激烈的反奥文章。同时扩充军备，增加兵额，明显在为一场战争作准备。但仅仅凭撒丁国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这对君臣对此十分清楚。为此，撒丁国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投入到英法一方作战，拉近了与英法的距离。1858年，加富尔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达成了协议，拿破仑在即将到来的撒奥战争中出兵20万相助，夺回伦巴第和威尼斯之后，撒丁国将割让萨伏伊和尼斯两地作为报酬。
当都灵的宫廷正在踌躇满志地作准好备之时，民间的马志尼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努力着，他不断地制造起义和刺杀，但宛如以卵击石，面对坚如磐石的旧势力只能一次次洒下英雄泪。这时，倒是另一位民间豪杰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加里波第。意大利的民主派不愿和国王合作，不愿加入政府军，于是，加里波第便打起了“志愿军”的旗号，吸收了他们，使他们报国有门，撒丁政府也以建立志愿军基金等方式支持加里波第。
1859年，一场盼望已久的战争终于打响。在引诱奥军越过界河之后，撒丁—法国联军稳扎稳打，获得马金塔战役的胜利，夺取米兰，加里波第的志愿军从侧翼攻击，给奥军制造了很多意料不到的麻烦，奥军被迫退守威尼斯四要塞。与此同时，民主派在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坎纳、帕尔马等小邦发动起义，亲奥地利的政权被逐走，这些小邦都宣布和撒丁王国合并。
关键时刻，拿破仑三世被意大利的革命形势吓倒，便独自和奥地利媾和，和约规定伦巴第由法国转交给撒丁王国，威尼斯仍归奥地利，中意各邦仍恢复君主统治。这对撒丁王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自身实力不足的苦楚使维克托·艾曼努尔咽下了这口气，而加富尔则以辞职来抗议，当然，几个月后他还是回到他的位置上。萨伏伊和尼斯仍作为酬劳送给了中途的背叛者，但中意各邦与撒丁国的合并是谁也没能改变的。
1860年，西西里岛的大起义给统一带来了新机，加里波第的“千人志愿军”在马尔萨拉登陆，迅速发展到2万多人，仅用一个多月便占领了西西里岛。接着，加里波第不顾加富尔的反对，渡过海峡进攻那不勒斯，腐败落后的那不勒斯王国经不住这么一击，便化成了硝烟，随后加里波第将南意大利拱手交给了维克托·艾曼努尔，与其说他忠于国王，倒不如说他忠于意大利统一的理想。
1861年2月18日，在撒丁王国的议会大厅里，维克托·艾曼努尔迎来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议会庄严地宣布“国王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为他自己，为其后裔领取意大利国王的头衔。”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维克托·艾曼努尔并没有以首任意大利国王的身份改称一世，而是按萨伏伊王朝的家系排列继续称“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
然而天意弄人，这年六月，加富尔逝世，连续近10年的高强度的忘我工作使这位仅51岁的巨星提前耗尽了革命最大的本钱——身体。在此之后，国王再也未能找到像加富尔这样合适的搭档，首相如走马观花般地更换，但幸运的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德国统一的同时也赠给了意大利最后的两份厚礼。
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意大利同普鲁士结盟，进攻奥地利统治下的威尼斯，尽管屡战不利，但奥地利战败的结局仍使威尼斯回归年轻的意大利王国。四年后，拿破仑三世的帝国被普鲁士战车辗碎，教皇国失去了监护人，在意大利的进攻下毫无还手之力，历时1100年之久的罗马神权国家就此终结，庇护九世不情愿地放弃了一切世俗权利，退居梵蒂冈。1871年，意大利王国的首都庄严地迁到罗马。
统一大业基本完成了，但维克托·艾曼努尔并没能舒舒服服地享受作国王的乐趣。左派和右派在议会中争斗不休，马志尼及其继承者坚决拒绝同君主政体合作，地方自治派积极活动，教皇煽动天主教世界孤立意大利，这些都使国王焦头烂额。但一切都在1878年结束了，维克托·艾曼努尔走完了人生旅程，以一个成功帝王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上。萨伏伊王朝继续统治意大利，直至二战期间与墨索里尼独裁政权同归于尽。
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的成就与德皇威廉一世相似，难度则更大。但因为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意大利的影响比不上德国，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在本榜中也名列在威廉一世之后，他位居第44位。
评论：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忍耐、等待和让步同决心、力量和进取一样重要，令人数次体会到“有时，退让比勇往直前需要更多的勇气”这句话的价值。一个自身正陷于专制危机中的小国，最终能够完成统一意大利的重任，维克托·艾曼努尔二世最得力的依靠是人气，而最能体现智慧的是他的迂回待变的策略。
第43位 迦腻色迦（贵霜帝国君主）
迦腻色迦 Kaniska，贵霜帝国君主（78—102年在位？）
迦腻色迦，贵霜帝国全盛时代的君主，不但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佛教的保护人和发扬光大者。在佛教的护法名王之中，他的作用仅次于阿育王。
贵霜帝国是月氏人建立的帝国。月氏人原来自于中国西部的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打败后，为民族血仇所驱逼，在亚洲大陆上画了半个圈，途经中亚，最后来到印度。在这个民族命运的转折过程中，月氏人逐渐由游牧而定居，它的五大部落也终于完成了整合的过程，由一位叫丘却就的领袖所统一，初步建立了贵霜国家。丘却就的时代，贵霜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中亚，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和克什米尔，到了他的儿子阎膏珍时代，开始向印度进军，月氏人的文化也开始印度化。
迦腻色迦是阎膏珍派驻在印度的一个将领。公元75年阎膏珍死，帝国陷入了混乱和倾轧，迦腻色迦乘势而起，经过三年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的战利品是整个贵霜帝国。
迦腻色迦在血统上虽然不是阎膏珍的继承人，但在帝国事业上却一脉相承。在他的时代，月氏人尚未完全摆脱游牧民族好勇斗狠的习性，而他瞄准的猎物中，印度诸王公彼此间矛盾众多，混战不断，无力抵御上升阶段的贵霜，而安息帝国早已腐朽老化，也不是对手，这使迦腻色迦的征服进行得十分顺利。迦腻色迦向东、向南、向西三个方向扩张他的帝国。在东面，帝国疆界从恒河上游推进到恒河中游，向南推进到纳巴达河，向西打败了安息国，将领土扩张到伊朗东部。一个势力雄厚的帝国雄踞在亚欧大陆的中央，它的南端深入南亚次大陆。迦腻色迦将都城迁到富楼沙（今巴基斯坦北部重镇白沙瓦），帝国的重心已转移至印度。
一位政治战略家曾说过，谁控制了“世界岛”亚欧大陆的中央，谁就控制了世界的交流。此说法可能不适合于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世界，但在贵霜帝国的时代却十分适用。贵霜帝国扼住丝绸之路的中段，它同当时东西方许多大国都有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东至中国的东汉王朝、西至罗马帝国，都有使节的往来，这个时代留下的数量繁多、质地精美的金币，便是商贸发达的见证。但以利益为准绳的联系难免有时会擦出火花。迦腻色迦时代的贵霜曾经同东汉的西域军团干了一仗，时间是公元90年。贵霜国副王谢率领7万大兵进攻班超的军团。班超收谷后坚守城池数十日，使得贵霜人粮草耗尽，不得不向龟兹国求援，结果在途中被早已准备好的班超伏兵所击，几乎全军覆没。贵霜被迫求和，两国又重归于好。
历史有时会惊人地重演，只是更换了主角。迦腻色迦一生的轨迹同他三百多年前的阿育王几乎遥相呼应。在创造了一个王朝全盛的辉煌之后，便转而追求灵魂上的事业。迦腻色迦晚年成为佛陀的狂热崇拜者，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一批佛教大家，比较有名的有世友、马鸣、胁尊者、龙树等，都受到了近乎国宝级的待遇。迦腻色迦广建佛寺、弘扬佛法，他还在克什米尔召开了一次佛教大集会，由世友主持，各派高僧聚于一堂，可谓一时之盛。这次集会被称为佛教历史上第四次大结集，规模超过前面三次。会上对佛教三藏重新作了修订和解释，其成果集中于200卷的《大婆沙论》。
迦腻色迦时代，佛教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自称为“大乘佛教”的教派，倡导普渡众生、并将佛及其偶像神化。此前的佛教各派被贬称为“小乘佛教”。迦腻色迦采取大小乘佛教兼容的政策，在他身边的佛教宗师，有大乘也有小乘。尽管推崇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实行宽容。在穆斯林进入之前，印度一直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地区。
迦腻色迦作为印度的外来统治者，带来了外国专制王权的思想制度，进一步神化了王权，其集权的程度超过印度以往任何一个政权。但贵霜帝国内部仍然有一些维持半独立地位的小邦。
迦腻色迦在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成功地扩张了国土。他还想向北进军，打破葱岭和锡尔河的天然疆界。但国内厌战情绪高涨。最后，他在北征的途中卧病不起，被部将派遣的刺客蒙在被中闷死。没有以一个佛教忠实信徒的方式结束生命，也许是他最大的缺憾。
迦腻色迦北征的失败，也印证了月氏人在进入稳定的农耕社会之后，正在逐渐失去从草原带来的狼性。迦腻色迦的死标志着贵霜帝国的全盛时期的结束。3世纪前期萨珊波斯的崛起给了贵霜沉重一击，领土大大萎缩，又分裂成许多小国。其余脉一直延伸到5世纪，最后结束于白匈奴人之手。迦腻色迦被列入这个排行榜中，主要是由于贵霜帝国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和他本人对佛教发展的功绩，他在本榜中名列第43位。
评论：迦腻色迦征服事业的成功，是“中亚地理战略优势”的一个历史例证。同阿育王一样，迦腻色迦也在高悬屠刀之后转向了佛教，但不同的是，迦腻色迦在晚年仍不能收敛自己的野心，结果在征途中不得善终，这也许正是佛教“戒杀”和“报应”的理论体系在发挥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