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位 朱拉隆功（泰国曼谷王朝国王）
朱拉隆功 Chulalongkorn，即拉玛五世（1852—1910年），泰国曼谷王朝国王（1868—1910年在位）
朱拉隆功，即拉玛五世，泰国曼谷王朝第五代国王（在朱拉隆功时代，泰国的正式国号是暹罗，在本文中统一称为泰国）。他在位期间，发动了一场自强求富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在同时代亚太地区的近代化改革中，影响仅次于日本明治维新。在英法两国殖民者如狼似虎地窥伺左右的情况下，他艰难地维护了国家独立，泰国成为同时代东南亚唯一的主权国家。他提高了王室的威望，此后泰国政府无论如何频繁地变更，都无损于国家的稳定，因为有国王作为民族团结的标志。在周边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泰国也成为东南亚稳定发展的中流砥柱。他在本排行榜的东南亚帝王中排位最前。
朱拉隆功的父亲拉玛四世，首先为他的改革吹响了前奏。拉玛四世即孟固亲王，原为拉玛二世的法定继承人，但当拉玛二世去世时，他被王位继承委员会以“不堪大任”为由剥夺了继承权，由他的异母兄继位为拉玛三世。于是，孟固出家为僧，开始了漫长的苦修生涯。孟固和尚除了在佛学上达到很高的造诣外，还积极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学习英语和西方的思想和科学。27年后，他终于回到了曾经失之交臂的王位。他开始变更传统，如限制奴隶制、改革币制、鼓励对外贸易、树立王室的亲民形象等。1855年，拉玛四世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鲍林条约》，泰国完全被打开了大门。
拉玛四世有意培植后代的开明思想，比如聘请美国人安娜任他的子女的家庭教师等。朱拉隆功在东西合璧的文化环境下长大，于1868年继承了王位。除了早期教育中的西方因素之外，当时泰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是促成他改革的主要原因。
在泰国的西面，英国蚕食了印度，又通过两次英缅战争将缅甸纳入英属印度之中。在南面，英国在马来半岛上建立了“海峡殖民地”，紧逼泰国的南大门。在东边，法国也通过两场战争，使越南成为其“保护国”，并进一步将巨爪伸向柬埔寨。周边邻国一个个陷落，泰国似乎也难以自保。而泰国的国家机器仍然带着中世纪烙印，在无效率地运转。朱拉隆功艰难地周旋于英、法、德等国之间，利用英法两国都想吞并泰国，但都顾忌对方的形势，使泰国成为英法两国势力范围的“缓冲地带”，暂时维持了独立。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只有改革自强，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在严酷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去。
朱拉隆功继位之后，因未成年，在摄政委员会掌管朝政，5年后开始亲政。朱拉隆功的改革，贯穿了他亲政的37年，由一个个相互交叉、逐步推进的法令组成，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
最重大、最有决定性的一项是废除奴隶制。因各种原因沦为奴隶的人口在泰国虽不占多数，但严重损害了泰国的形象，而且资本积累阶段需要的是大批自由劳动力，而不是私人奴隶。从朱拉隆功亲政第二年起就开始颁布限制奴隶制的法令，到他去世前两年，基本完成了废奴运动。农奴的解放，也是对封建主的一大打击，有利于中央集权。
另一个重点是官制的改革。朱拉隆功仿照西方成立了内阁，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取消了封爵搜田的封建制，改为发放薪俸，地方官员统一由中央任命和调动。一套近代化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
在军事方面，朱拉隆功结束了落后的战时募兵制，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并从1905年起实行义务兵役制。在丹麦人里舍尔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批军校，并重点加强了海军。教育方面，对西方人创办教会学校采取宽容态度，并创建了一批世俗学校、专门学校，到朱拉隆功晚年，平民教育在全国开始形成了热潮。财政方面，废除了各行业中落后的包税制，杜绝了包税人中饱私囊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将王室府库同国库分开，避免了王室成员任意挥霍国家财产。到朱拉隆功晚年，尽管每年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很大，但国家财政连年赢利，达到“既无外债，也无内债”。
此外，朱拉隆功还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司法体系，并大力修建铁路、公路，兴办邮电等。他的改革，涉及范围广泛，而且不乏某些根本性的变革，但没有因此引起动荡。他在位期间，国家在平稳中蒸蒸日上。
但朱拉隆功并不主张全盘西化。他曾说过“如果什么都跟西洋跑，就会不知道床头在哪一边，床尾在哪一边。”比如，他鼓励英文的传播，但反对在日常生活中过多使用英文词语，他坚持佛教的国教地位等。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仍然是将东方文化传统保持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朱拉隆功多次派团出访西方国家，并打破了泰国国王不能出国的传统，两次亲赴欧访问，其目的除了开阔眼界、加强交流之外，还为了在西方国家中斡旋，以保护泰国的独立地位。
但是，在欧洲人咄咄逼人的气焰中，朱拉隆功还是未能全身而退。1893年，法国寻找借口挑起双方纷争，然后将炮舰开进曼谷河段，强迫泰方签订《曼谷条约》，将附属于泰国的老挝割让给法国属下的印度支那，并赔款300万金法郎。朱拉隆功为此大病一场，甚至一度拒绝治疗。1904年，又迫使泰国签订条约完全放弃湄公河以东的土地。朱拉隆功晚年，还以割让领土为代价，取消了英法两国在泰国的治外法权。国家独立的维持，是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而实现的。
朱拉隆功同日本明治天皇处于同一时代，两人有众多相同之处，都是少年即位，面对西方列强的进逼，在内交外困中开始了一场使国家脱胎换骨的改革运动，改革的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涉及的范围都遍及国家的各方各面。相比而言，朱拉隆功在改革中的个人作用比明治天皇更大。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踏上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其世界影响要远大于泰国的改革，这也是朱拉隆功在本排行榜中的排位远居明治天皇之后的原因。他在本排行榜中列第82位。
评论：朱拉隆功发动改革的动力，既来自于他接触过的西式教育的影响，也来自于他感受到的西方列强的沉重压力，而后者更为重要。虽然泰国没有因为改革而成为强国，但使泰国走上一条健康发展之路，也是一个小国君主所能尽到的责任了。
第81位 李成桂（朝鲜李朝国王）
李成桂（1335—1408年），朝鲜李朝国王（1392—1398年在位）
李成桂是朝鲜史上历时最长的王朝——李朝的建立者。他进行的土地改革，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改变了朝鲜历史的发展，他推行崇儒抑佛的国策，改变了朝鲜的文化风貌。与它的宗主国——中国的王朝相比，朝鲜李朝疆域虽小，却异常稳定和坚固，519年的历史，奠定了今日朝鲜和韩国多方面的文化传统。
李成桂，字君晋，在登极之后改名李旦，庙号为李朝太祖。他出生于高丽王国一个显赫世家，其父李子春官至朔方道万户兼兵马使。少年的李成桂，擅长骑射，显赫的出身加上天生的武将气质，使李成桂在仕途上畅通无阻，累官至东北面元帅知门下省事、守门下侍中。而历史的机遇，则把李成桂推到了浪潮的顶尖，使其成为500多年江山的开创者。
当13世纪蒙古旋风席卷欧亚大陆的时候，位于一隅的高丽也不能幸免，在保留国王的情况下，成为元帝国的征东行省。元朝与高丽王室通婚，也使高丽国王的血统中注入了蒙古的因素。1368年，元朝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残余势力遁入长城以北，成为北元。此时，如何抉择成为高丽王国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新生的明朝势盛，锐不可挡，但残元在朝鲜北境尚有一定力量，加上一百多年来对元朝的效忠惯性，使高丽王室的外交政策游移不定，1368至1388年20年间，像一根墙头草，数次在明、元的风雨中摇弋。与此同时，朝中也形成了亲元和亲明两大派系，亲元派以权相崔莹为首，亲明派则以大将李成桂为首，两派之间的斗争，也代表了主张守旧和要求革新的斗争。
1388年的“铁岭争端”终于使两派的矛盾总爆发。明朝在铁岭设置都指挥使司，将其纳入直辖范围。此举引起了亲元派的极大愤慨。在崔莹怂恿下，高丽王辛褕决定与明朝作战，但他们的失策之处，除了发动的是以卵击石的取胜无望之战外，还派遣了坚决反对出兵的李成桂为统帅。结果可想而知，李成桂的大军到达鸭绿江时，发动兵变，拒绝继续前进，返回首都开城废黜了辛褕，流放了崔莹，从此夺取了朝政大权。
但李成桂还不敢贸然夺位，因为朝中反对派还很多。他又先后拥立了两个高丽国王作为傀儡兼过渡。为了扫清高丽旧势力，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李成桂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土地改革，在立足未稳之时就进行范围深度如此之大的改革，显然是一场政治赌博，幸运的是，李成桂成功了，在个人成功的同时，也带给了朝鲜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
其时高丽的土地占有状况极度不合理，地主豪强和佛寺兼并了全国多数土地，大批失地的自由民沦为大农场主的奴婢。1388年，李成桂宣布实行田制改革，将佛寺土地和东北、西北的私人土地收归国有。1390年，在京城公开焚烧公私田籍。1391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宣布实行科田法。对官僚和贵族按等级授田，第一科授田150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士兵授予军田，每人5—10结。受田者只有收租权，没有土地拥有权，相对于公田来说，数量有限，而且主要集中于京城附近。其他土地为公田，为国家所有，分给农民耕种，收取租税。这样，既限制了兼并，增加了税源收入，又确立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管理，还加强了国家对官僚贵族的控制。
李成桂在土地改革中确立了经济政治大权，取高丽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李成桂为此作了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采用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手段铲除了不肯依附自己的朝臣郑梦周等，终于在1392年正式废掉了高丽恭让王，即国王之位，国号朝鲜，同年迁都汉阳（今首尔）。李成桂的篡位得到了明朝皇帝朱元璋的默许。
身登大宝之后，李成桂像多数开国帝王一样，也在国家的法度、礼仪等方面作出一番更张，以体现新国家的气象。1394年，他委任郑道周编辑了《朝鲜经国典》，定下了国家在行政、财税、军事、礼仪制度、刑罚、工程营建等方面的运作规范。三年后，又委任赵汉在《朝鲜经国大典》的基础上，编成了《经济六典》。郑道周、赵汉都是著名的儒学大家，他们的著作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也强化了中央集权、忠君等方面的思想。李成桂通过土地改革已沉重打击了佛寺势力，又通过重用儒臣树立起儒家的统治地位，一改高丽王朝的推崇佛教，“崇儒抑佛”成为李朝的国策。
李成桂还通过释放奴婢、鼓励开垦荒地等措施促进农业发展，国家一时出现了稳定兴旺的气象，但好景不长，李成桂很快就在内争中油尽灯枯。
李成桂的第五子李芳远在铲除旧朝势力和劝进中劳苦功高，以至有“今日之事功在一人” （指李芳远）的说法。但李成桂偏爱继后神德王后及其所生的第八子李芳硕，在开国功臣郑道传的支持下，越序立李芳硕为世子，引起李芳远不满。1397年，李芳远先发制人，起兵杀死李芳硕、郑道传，史称“戊寅靖社”。像当年李成桂凭借政变架空了高丽国王一样，李芳远也凭借政变架空了李成桂。1398年，李成桂被迫内禅于第二子李芳果，此后便在历史的阴暗角落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0年，看着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又上演了一次次斗争。
尽管晚景凄凉，但并不妨碍李成桂以一个成功的开国君主的身份载入史册。他开创的道路，被其子李芳远（李朝太宗）和孙子李祹（李朝世宗）成功地继续下去，奠定了500年江山的构架。李成桂在本排行榜位列第81位。
评论：李成桂在统治合法性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进行了触及官僚贵族利益的土地改革，这是一次冒险，最终能顺利通过考验，一在于他掌握军权，二在于改革实行的效率高，没有演变成官吏对平民的巧取豪夺。朝鲜李朝在政制和统治思想方面继续向中国的传统王朝靠拢，但另一方面，在以文字为代表的文化方面，李朝实际上开启了朝鲜本土化的进程。
第80位 旭烈兀（伊儿汗）
旭烈兀 Hulagu（1217—1265年），伊儿汗（1264—1265在位）
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有着身份血统上的天然优势，而他的一次次的辉煌战绩也证明了他无愧于杰出军事统帅的称号。他将“上帝之鞭”升向了西亚，在真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蒙古人的国家，伊儿汗国尽管延续时间不长，但它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西亚历史的走向。
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第五子，与著名的蒙哥、忽必烈是同母兄弟，在草原上长大的旭烈兀，从小也练就了一身功夫，而在成吉思汗对子孙的“天下土地广阔河流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尽情去扩大自己的领地”的鼓舞下，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实践机会。18岁那年，他随堂兄拔都远征，横贯东欧大草原，一直打到了今匈牙利境内。在与匈牙利马札尔人的战争中，他与速不台分兵五路，大败马札尔军队于都宁河。这次西征对年轻的旭烈兀意义重大，使他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政治资本。
自窝阔台死后，蒙古诸王公就处在权力的激烈争夺中。1248年窝阔台之子贵由死，旭烈兀联合拔都等人积极拥戴其长兄蒙哥，挫败了海迷失等人的阴谋，使蒙哥在1251年诸王公大会上夺得大汗之位。在随后蒙哥打击窝阔台系势力中，旭烈兀受命察视失烈门等人，为蒙哥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蒙哥坐稳大汗之位后，便积极筹划进一步扩张。由于是同母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都得到积极的培植。忽必烈负责中国事务，旭烈兀则成为西征大军的统帅。1252年，怯的不花为先锋，率1.2万人先行西征。第二年，旭烈兀率主力军出发渡过阿姆河，带着蒙哥给他的“从阿姆河两岸到埃及尽头的土地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对于顺从你命令的人要赐予恩惠，对于顽抗的人要让他们遭受屈辱”的嘱托，从此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蒙古大草原，也离开了蒙古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到一片全新的天地去开拓他的世界了。
首当其冲的，是里海以南的亦思马恩派穆斯林宗教国，这一派别是历史上有名的穆斯林“刺客派”，热衷于培养刺客刺杀敌对方的领导人。该派别曾因企图组织刺客刺杀蒙哥，而同蒙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旭烈兀分三路大军进攻，自己亲率中路军，很快就攻陷了教主忽儿沙的城堡。亦思马恩派90多座城堡被毁，忽儿沙在押解途中被杀，这一伊斯兰教中颇有实力的派别从此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接着遭殃的是巴格达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拔斯王朝因擅长同各种侵略势力周旋，保全自己至少作为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地位，到这时已传了36代，历经508年。但这一次，哈里发谟斯塔辛对旭烈兀的态度十分傲慢，这使他成了末代哈里发。旭烈兀先用决梯放水淹没了哈里发的主力军和统帅，接着以一场精彩的围城战迫使哈里发弃城出降。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展开了，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有着500年文化积累的巴格达城遭受了浩劫，哈里发本人则被纵马踏死。
巴格达的改旗易帜使伊斯兰世界陷入了恐慌状态。但旭烈兀仍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在攻打叙利亚之前，他已接受了亚美尼亚国王和安条克国王的归诚。当时的叙利亚名义上属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实际由国君纳昔尔统治。旭烈兀没有接受纳昔尔的求和，从1259年到1260年，他先后攻下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些城市的穆斯林遭受了巨大的侮辱。但就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中东诸民族和教派的命运。旭烈兀获悉长兄蒙哥在中国战死，诸兄弟陷入了汗位的争夺，决定率主力东归，只留下怯的不花率领5000人留守叙利亚。
当旭烈兀回到波斯时，得知同母兄忽必烈已即大汗之位，便决定不再东归，留驻波斯。几年后，1264年，旭烈兀接受了忽必烈的册封，成为伊儿汗，他建立的国家也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的伊儿汗国。但与此同时，旭烈兀也得到他在叙利亚留下的驻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在埃及奴隶王朝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怯的不花终于不敌，在以少战多的情况下被俘而死，叙利亚全部落入埃及政权之手。
旭烈兀很想复仇，但新的威胁迫使他放弃了重新进军叙利亚的打算。新的威胁来自他的堂兄弟之国——金帐汗国。旭烈兀受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都属于基督教聂思托里安教派信徒），在西亚实行亲基督教，仇视穆斯林的政策（尽管他本人并非基督教徒，他信奉佛教，崇拜弥勒佛），引起了亲穆斯林的金帐汗别儿哥的仇视，别儿哥同埃及的苏丹拜伯尔斯结成同盟对付旭烈兀，双方还在高加索地区打了一仗。
晚年的旭烈兀致力于巩固在波斯的统治，他通过武力胁迫或联姻的手段，清除了波斯境内的割据势力，使波斯成为伊儿汗国统治的核心地区。到他的孙子合赞汗统治时期，伊儿汗国达到全盛，领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自高加索，南抵印度洋”，经济文化也欣欣向荣。伊儿汗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388年，亡于同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帖木儿之手。
旭烈兀在西亚的征服活动，不但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版图，而且改变了该地区各宗教、教派的力量对比，牵连之广，遍及欧亚各地乃至非洲。伊儿汗国同元朝本部的联系，远比蒙古其他三大汗国密切，丝绸之路畅通，中国的四大发明加快了西传的速度，而回回炮、阿拉伯数字、阿拉伯历法、行省制度等也传入中国。旭烈兀显然应居世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帝王之列。
旭烈兀在本排行榜中居其四哥忽必烈之后，并非因为他名义上是忽必烈的藩属，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征服者，国家各项制度的完善主要由他的子孙完成，而忽必烈不但是一个旧秩序的破坏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的建立者。旭烈兀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80位。
评论：旭烈兀以10万左右的西征军，在西亚大地上所向披靡、横行无忌，这是蒙古人军事传统又一次大放异彩。更重要的一点是，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万世长存的观念在中东各族中早已深入人心，只有远道而来的旭烈兀大军不受其影响，敢于致“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的警告而不顾，推翻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使伊斯兰文明的中心西移。蒙古人往往能发挥在原有区域内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推动作用，这也是一个例证。
第79位 月护王（印度孔雀王朝君主）
旃陀罗笈多，又译月护王，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任君主（公元前324—300年在位）
说到孔雀王朝，人们更熟悉的是大力推行佛教的阿育王。实际上，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旃陀罗笈多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
公元前4世纪20年代，南亚次大陆的星空上，来自东西方的两颗巨星相互擦身而过。一方是决心探索世界边界的亚历山大大帝，抱着将东西方文明联结为一体的雄心，挥戈直逼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虽有很多王公，但缺乏协调统一的抵抗，很快一个个都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马下之臣。另一方则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的年轻人，他来到旁遮普地区，见过亚历山大，因语言冒犯而差点被处死，后来侥幸逃脱。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根本没有把这个年轻人放在心里，他想继续挥戈插向印度的腹心，但思乡心切、水土不服、疲惫不堪的亚历山大的将士们拒绝继续前进，使这个高傲的征服者不得不第一次屈从了部下，在留下了代理人之后，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这块热土，一去而不再复返。
在印度河流域，一部精彩的历史大剧才刚刚揭开了序幕。亚历山大前脚一走，印度人民就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起义，王公们乘机推波助澜，企图恢复原来的统治。但在这些起义中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正是上文所述的名叫旃陀罗笈多的年轻人。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印度一个世代养孔雀的家族，名叫莫里亚家族①。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寒微还是富贵家族有不同的说法，从他能够亲会亚历山大来看，地位应该不低，但不管如何，当时的旃陀罗笈多已相当落魄，从亚历山大那里逃跑之后，一个叫桥底利耶的婆罗门的帮助又使他时来运转。桥底利耶看中了旃陀罗笈多的才能，便在他身上投资，帮他弄到了第一桶金，又利用这些钱财招募了一支军队。在旃陀罗笈多的出色领导下，这支军队发展壮大，终于在反马其顿人的斗争中成为主力。
面对印度人的反抗浪潮，亚历山大留下的代理人终于抵挡不住，带领大部分兵力跟随亚历山大的脚步撤走了。印度还是印度人的印度。旃陀罗笈多成为这里新的统治者，建立了孔雀王朝，时间是公元前324年。他同样雄心勃勃，下一个征服目标是恒河流域的摩揭陀王国。
摩揭陀王国当时正处在难陀王朝的统治下，已经统一了恒河流域，国势正盛，据说有20多万军队，还有数千战象和战车。如果不是受亚历山大入侵打断的话，首先统一印度河流域的可能是难陀王朝。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在气势如虹的孔雀王旃陀罗笈多的进攻下，难陀王朝的防线一溃千里，首都华氏城很快成为旃陀罗笈多的战利品。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在同一帝国的统治下，旃陀罗笈多成为这一历史荣誉的拥有者。
但旃陀罗笈多很快又遇到了另一个强劲对手。亚历山大死后，他庞大的帝国被他几个部将瓜分，亚洲部分主要被塞琉古取得。塞琉古想恢复马其顿人在印度的统治，于公元前305年带兵入侵。已入暮年的旃陀罗笈多依然宝刀未老，打败了马其顿入侵者。双方签订了和约。和约明显对获胜方孔雀帝国有利，塞琉古的军队撤走，并将印度河以西的一些土地也让给了旃陀罗笈多。双方缔结婚约，结成世代友好邻邦。
旃陀罗笈多是个虔诚的耆那教信徒。耆那教是筏陀摩那在公元前6世纪所创立的宗教，同印度教和佛教一样，相信灵魂解脱，业报轮回，主张非暴力、不杀生、行善积德，而对禁欲和苦行的提倡则远超过佛教和印度教，其部分教派甚至主张信徒裸体修行，以示一文不名。旃陀罗笈多在俗世间的业绩已圆满，便转而追求灵魂上的价值。为了更好地以一个耆那教信徒的方式生活，他抛弃了王位出家，最后竟至绝食而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旃陀罗笈多的以身作则，也对耆那教的传播起到了作用。
旃陀罗笈多打下的基业，由他的儿子宾头沙罗和他的孙子阿育王继承并发扬光大。到阿育王时代基本统一了印度（半岛最南端除外），孔雀王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基本统一了印度的政权。
孔雀王朝统一印度的时间不长。印度在历史上向来分多合少，即使在统一时代也存在着众多维持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土邦。但政治上的分裂并不能掩盖印度各地在文化上的同一性。种姓制度、宗教信仰等都为印度各邦所共有。旃陀罗笈多抵制了希腊人的入侵，在文化上、政治上避免了印度成为又一个希腊化的地区，他的胜利也是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本土政权抗击外来入侵的重要胜利之一。作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体统一的王朝的建立者，旃陀罗笈多显然应该进入这个帝王排行榜中，他位居第79位。
①另一种说法，“孔雀”的名称只是出于对“莫里亚”的音译
评论：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统一的进程顺着亚历山大大征服的脚步而行，这并非仅仅是巧合。亚历山大的入侵造成了印度的军事化，亚历山大的撤走则留下了政治权力的真空，这两大因素的结合，正造就了印度统一的原动力。历史上外敌入侵往往能促使一个国家完成统一，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78位 忽必烈（蒙古大汗，中国元朝皇帝）
忽必烈（1215—1294年），蒙古大汗（1260—1294年在位），中国元朝皇帝（1271—1294年在位）
忽必烈，按中国皇帝的庙号称为元世祖，按蒙古语尊称为薛禅皇帝。他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的第四子。他曾患有脚疾，但并不妨碍他像其他蒙古贵族子弟一样在战场上屡建功绩。17岁时，其父拖雷因代大汗窝阔台受过，喝下巫水致死，忽必烈同母亲唆鲁禾帖妮和众兄弟投靠到伯父窝阔台的帐下。
寄人篱下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但随着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在忽里勒台大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拖雷一系开始得势。忽必烈被蒙哥任命为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管理河南、陕西等汉地，他任用汉人儒士，取得积极效果。这段经历，使忽必烈成为蒙古王公中对汉文化态度最为积极的一位。
在忽必烈逐渐成长的同时，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蒙哥即位之后，灭掉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便成为国策。1253年，忽必烈被蒙哥派遣南征南宋的友邦大理国，在大将兀良合台的配合下势如破竹，灭掉了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国家，也从西南面对南宋形成半包围。1257年，蒙哥亲率大军伐宋，忽必烈被任为东路军的总指挥。两年后，蒙哥死于合州城外的炮火中，忽必烈接妻子密报，急忙赶回北方同六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
1260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先后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平和和林宣布自己为大汗，但忽必烈一方显然得到更多实力派人物的支持。经过四年内战，忽必烈大获全胜，成为独一无二的大汗。但他很快就不满足于大汗的尊号，他还要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改名为中都，1271年，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礼仪，颁布即位诏书，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元”。他是中国元朝的实际建立者。
与此同时，灭宋的时机也已完全成熟。在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之后，灭宋的最后障碍也已排除。经过六年的围城苦战，攻陷了襄阳城，1274年，大将伯颜率大军自襄阳出发，顺江而下，宋军望风归降。两年后，攻陷临安，接着从海陆两路追击南宋流亡政权，到1279年最后歼灭南宋残余力量。
除此之外，忽必烈时代还多次出兵其他国家，包括两次出兵日本，两次出兵安南，两次出兵缅甸，甚至在1292年，还曾出兵太平洋上的爪哇岛。这些战争大多未取得可持续的成果。
忽必烈对中国领土有着很多贡献，1264年，忽必烈在已臣服的吐蕃地区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当地的军政事务，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版图。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员到台湾“宣抚”，同年，在澎湖设立了政府管理机构——巡检司，台湾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了中国中央政府的版图。忽必烈时代，开始在云南设置行省，这是云南地区完成中国化的关键一步。
忽必烈时代，成吉思汗的子孙已在世界上建立了众多政权，主要有四大汗国，统治欧亚大陆的一半以上土地。忽必烈是名义上的宗主，但各汗国间联系已逐渐疏远。只有他五弟旭烈兀在西亚建立的伊儿汗国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基本上只是个东亚地区的统治者。
忽必烈作为一个征服者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浩劫，但在历史上仍能获得不错的评价，原因在于他不但是个旧秩序的破坏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建立者。他是少数能够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虽来自游牧民族，但十分重视中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令人编辑《农桑辑要》。在经历长期战乱之后，农业的恢复有着很大的必要性，也有着很大的空间，忽必烈抓住了这一点，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政制方面，忽必烈大多沿用了前代汉族王朝的制度（当然，这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则是一个创新），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此外还设翰林院等机构，也有所创新，比如设宣政院掌宗教。元朝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则是行省制度和发达的驿站制度。这两项制度通常认为发源于中东，其实在中国前代也已有原型，但元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袤国土促使统治者强化了这两项制度。行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发达的驿站制度对元代商业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帝国的经济迅速恢复起来了，商业繁荣，对外交往频繁是这个时代的两大特点。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这一切的见证。
不过，元代统治民族的汉化程度在中国历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中，仍属于比较低的。制度上的模仿，并不代表文化上的融合，忽必烈本人的倾向，也不能影响到整个蒙古统治阶层。科举制在元代，一直未能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元代统治者还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国民按照民族成分分为四等的政策。元代统治者一直未能植根于中国，这是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延续不到百年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凭着上述的这些成就，忽必烈仍足以稳居世界影响最大的百位帝王之中，他在这个排行榜中位列第78位。
评论：忽必烈是早期蒙古贵族中比较能接纳中原汉族文化者，他尊重儒学、佛教，也乐于模仿前代汉人王朝的制度。但作为世界性的蒙古帝国中的一份子，作为游牧民族统治阶层的代表，他同历代中国皇帝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他不是将主要着力点放在巩固中国的统治体系上，而是更具开放的精神，也对开拓传统中国疆域以外的土地有着更大的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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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位 利奥三世（拜占庭皇帝）
利奥三世 Leo III（675—741年），拜占庭帝国伊苏里亚王朝第一任皇帝（717—741年在位）
自从阿拉伯帝国横空出世之后，在这个具有无限扩张意识的政治宗教军事一体的政权攻击之下，曾经辉煌的拜占庭帝国就进入了噩梦的时代，亚洲领土几乎丧失贻尽，只剩下小亚细亚半岛上的一点残余。716年，伊斯兰领袖摩斯拉玛率领水陆两路八万大军再次进逼君士坦丁堡。皇帝迪奥多西束手无策，于是，小亚细亚督军利奥三世乘机夺权，登上了最高宝座。
利奥三世原是有着叙利亚血统的小亚细亚牧民，家乡为马拉什，通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在查士丁尼二世时代，因向政府进献500只羊而获得官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同众多罗马、东罗马的皇帝一样，他也是崛起于行伍之中，凭着军功晋升到高位，官至安纳托里卡军区司令，成为小亚细亚军事贵族的新兴阶层。这一次阿拉伯人的大举进攻似乎是专为利奥三世的锦绣前程而准备的，717—718年君士坦丁堡被围困了一年，但凭着君士坦丁堡独特优越的防务条件，加上利奥三世的沉着应战，再加上一种秘密武器——希腊火的应用，终于抵住了阿拉伯人的攻势，而凛冽的冬天、阿拉伯舰队部分水兵的叛变和保加利亚人出其不意的进攻更使形势转向有利于基督徒一方。最后摩斯拉玛全线溃败，阿拉伯人据说损失了15万人（这个数字有夸张的成分）和几乎全部船舰。这一仗对东西方世界意义重大，它使利奥三世赢得了“拜占庭的救星”的殊荣，从而确立了伊苏里亚王朝的统治，同时使阿拉伯倭马亚王朝陷入恶性循环中。利奥三世后来还乘胜反攻，逐渐把阿拉伯人赶出小亚细亚西部，到他得意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时代（741—775年），更是配合阿拔斯王朝灭掉了倭马亚王朝，并夺回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部分地区。
基层出身的利奥三世对帝国体制的弊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而对于四面受敌的拜占庭帝国，加强军事力量显然是重中之重。利奥三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开始将他多年苦苦思索的改革付为实践。他竭力整顿税收的征收，改善帝国的财政状况，加强和完善军区制，给予新兴军事贵族以土地和财产，给予士兵以安定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同当时拜占庭帝国的教会发生抵触，变得寸步难行。
在基督教获得正统地位之后4个世纪，教会的势力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以至到了畸形发展的地步，到了7世纪，随着亚洲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的主教涌入帝国内地，使畸形发展的状况更加严重。有一本教会的经书称：“人类分成两半，一半是僧侣，另一半是俗人。”僧侣人数的实际数字虽然达不到人口的一半，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却几乎占了帝国的半壁江山。而且他们还拥有免税权和其他特权。与此同时，帝国无地少地的平民却越来越多。要增加帝国的税收和劳动力，要有大量富饶的土地分给新兴的军事贵族，就必须拿富得流油的教会开刀，无论利奥三世本人的宗教思想如何，这已成为他的必然选择。
另外，基督教会在宗教本身的硬伤也使它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早期的基督教强调精神信仰，禁止偶像崇拜。但基督教随着它的发展也像许多其他宗教一样，逐渐走上了偶像崇拜的道路，圣像和圣人遗骨被修道院供奉起来，愚昧的群众认为对圣像的顶礼膜拜可以使自己趋利避害，而带给了修道院滚滚财源。而且对各圣徒的偶像崇拜有把基督教引向多神论的危险，这严重违背了基督教作为一神教的本质。基督教内部本身就有人对此十分不满，而利奥三世正利用了这些硬伤，发起了向教会夺权的轰轰烈烈的“捣毁圣像运动”。
公元726年，利奥三世发布了第一道反对圣像崇拜的诏令，将供奉圣像视同偶像崇拜。这是向全国教会的第一道宣战书。随后，在全国发起了破坏圣像的运动。接着，由于教会违抗诏令，修道院的大批土地被没收，余下的土地也必须课税，修道院的数量大为减少，大批修道士被还俗成为社会劳动者。修道院在教育方面的特权也被取消。利奥三世开了个头，他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在位期间采取的行动更为激烈，使这场运动达到高峰。
利奥三世得到了大部分军事贵族和宫廷贵族的支持，因为他们是这场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从中分到了大量的土地财产，部分开明僧侣和保罗派信徒也站到了这一边。而多数教会高级主教则是反对力量的代表。在地理分布上，小亚细亚的军区和多数民众都支持这场运动，而包括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帝国欧洲各省，特别是希腊地区的多数民众则反对这场运动，甚至部分地区爆发了持续时间不长的武装反抗。但利奥三世推行改革的决心不会因为任何反抗而削弱，他果断镇压了武装反抗。730年，利奥三世废黜了君士坦丁堡总主教泽门的职务。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三世也坐不住了，731年，他宣布开除利奥三世和所有圣像破坏者的教籍，而利奥三世则以牙还牙，宣布剥夺教皇在意大利南部的征税权和对伊利里亚的管辖权。
这场圣像破坏运动持续了117年之久，最后以女皇狄奥多拉宣布恢复圣像崇拜为终结。“圣像破坏运动”表面看是失败了，但这场运动中被没收的教会土地和财产已无法收回。帝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加强了。从拜占庭帝国近千年的历史来看，从公元6—7世纪的不断衰退到公元9—10世纪的重新雄起，“捣毁圣像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多数史学家对利奥三世的这场运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利奥三世和他前一王朝的创始人希拉克略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都出身于行伍之中，都是在君士坦丁堡解围战中成就了一生的地位，都建立了一个时间不长不短的王朝，都实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两人对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不相上下，考虑到利奥三世的某些政策可能受到希拉克略的影响，利奥三世在本榜中的排名略低于希拉克略，名列第77位。
评论：利奥三世发动的“捣毁圣像运动”的社会政治学意义大于宗教方面的意义。如同16世纪在西欧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一样，君主以宗教改革为名，剥夺教会的特权和巨额财产，而将其转移到维护自己统治更有价值的集团手中，并在此过程中加强自己的个人权威。虽然时代不同、地点不同，但其政治学原理如出一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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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位 希拉克略（拜占庭皇帝）
希拉克略 Herakleios（575—641年），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610—641年在位）
当一位英雄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在历史舞台上施展他的拳脚之时，他却遭遇到另一位冲击力更大的英雄，最终不得不看着自己蓝图中的宏伟大业大打折扣。东罗马帝国皇帝希拉克略就此必然深有体会，他受命于为难之际，解救帝国于水火之中，然而当他准备大展宏图之时，却偏偏碰上几乎不可战胜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眼睁睁地看着帝国的大片土地脱幅而去。
公元602年，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正在巴尔干半岛上向南进军，激烈地呼喊着反对皇帝的口号。原来这是拜占廷帝国一支叛变的军队，当他们奉命在多瑙河彼岸敌人境内过冬时，在百夫长福卡斯的率领下，公然地暴动起来，向君士坦丁堡挺进去收拾莫里斯皇帝。
在查士丁尼大帝去世之后，拜占廷帝国开始走下坡路，602年的这次军队暴动正是拜占廷帝国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君士坦丁堡群众的支持下，福卡斯军队迅速攻下首都，将皇帝莫里斯和他的子女以及政府中敌视军队的代表人物推上断头台。百夫长福卡斯一步登天成为帝国新皇帝，而他带来的是8年的血腥内战。
名不正言不顺的福卡斯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元老院、大贵族和行政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迅速在东方各省（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西里西亚、小亚细亚、埃及等）挑起内战。拜占廷帝国多年的老对手萨珊波斯帝国皇帝库思老二世乘机发动对拜占廷的战争。604年，库思老亲自率兵出征，随军带有一名自称莫里斯皇帝之子狄奥多西的傀儡，夺取亚美尼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大片地区。面对各地的反抗，福卡斯皇帝的政府只能采用残酷的杀戮来对付帝国的名门贵族，结果杀人越多，敌人也越多。当时帝国的时局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最坏的境地。
这就是希拉克略登上历史舞台时的情形。希拉克略是阿非利加省督之子，他在最恰当的时机站了出来。609年发动起义反对福卡，在国内各界已对福卡绝望的形势下，收到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很快得到元老派和绿党的支持。610年顺利进军帝都，夺取王冠，将福卡斯推上断头台。同年秋，希拉克略登极称帝，建立了希拉克略王朝（610-717）。
初登帝位的希拉克略当务之急是抵御萨珊波斯的入侵。此时波斯人已经夺取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亚美尼亚、伊比里亚、两河流域等地，由小亚细亚攻入拜占庭帝国腹地。615年，波斯大将沙辛攻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尔西顿，直接威胁海峡对面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就在这时，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开始由西北进攻拜占庭。拜占庭国内一片混乱，希拉克略处境艰难，遣使向库思老求和又被拒绝。
为应对危机，希拉克略开始对拜占庭军队实行改革，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每个军区都加强了机动作战和防御力量。教会也捐输金银资助希拉克略。622年，拜占庭海军击攻萨珊波斯军队，解除君士坦丁堡之围。在此后与波斯人的相持中互有胜负。战局的真正转折发生在626年，希拉克略在可萨突厥人的援助下转守为攻，由伊比里亚攻入伊朗。第二年，希拉克略占领波斯军事重镇甘扎克。破坏了祆教最主要的拜火祠之一——阿图尔·居什那什普火祠（波斯王室和武士专门敬拜祆神的神祠）。库思老急忙带着圣火撤退了。拜占庭军队随后在亚述古城尼尼微再败萨珊波斯，洗劫了达斯特卡尔特王宫。库思老又慌忙逃到泰西封，拜占庭军队也尾随而至。
这一次轮到萨珊波斯内忧外患了。危急的形势引发了宫廷政变，库思老被投入监狱。卡瓦德二世(库思老与拜占庭公主马利亚所生)被拥立为王。628年2月底，根据卡瓦德的命令，库思老被杀于狱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他又杀死了所有的兄弟，据说共17人。不久，两国签订和约，萨珊波斯撤出了从埃德萨到亚历山大里亚的领土，两国交换俘虏，归还“真十字架”。至此，拜占庭帝国所面临的危机可以说暂时告一段落。
在战争中，希拉克略已经尝到了军区制的甜头。战后，希拉克略仍然感受到来自帝国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外族的压力，便决定在全国推行军区制。军区制原来已在北非和意大利实行，希拉克略将其移植到东方各省，先后建立了亚美尼亚、奥普西金、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五个军区，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完善并推广军区制的范围，使之终于成为拜占廷帝国一项基本制度。
军区制的实质就是地方军政合一，地方军事长官兼有行政管辖权，一身二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节度使制度。实际上使全国都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由于拜占廷帝国容易受攻击的地理特点，战争已成为国家和政府的经常性职能，我认为，军区制对拜占廷帝国来说是合理而且需要的。
希拉克略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军役和封建义务合一的军事屯田制。为解决财政不足的危机，希拉克略将战乱时期没收的大贵族的土地和田产分封给服军役的官兵，作为军饷。份地可以世袭，也可以转让，但转让份地则必须将军役义务一起转让给继承人。他们战时作战，平时耕地，向政府交纳赋税，免除徭役。希拉克略的继承者们继续巩固军事屯田制。此举解决了当时面临的财政危机的同时，促进了小农经济，被认为是拜占廷帝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关键。
希拉克略同教会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在危机年代，希拉克略得到教会的资助。他采用了大批动用教产的措施，利用教会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号召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但战后，教会的追债使双方矛盾顿起。另外，面对帝国东部地区的严峻形势，为笼络人心，满足埃及、叙利亚“基督一性论”派的异端教徒，希拉克略提出了他自己的“二性一意”论，认为基督具有二性但只有一个意志，但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尽管如此，希拉克略同教会的矛盾还是良性的，没有发展到像后来利奥三世那样通过“捣毁圣像运动”来摧毁教会的地步。
就当希拉克略忙于整顿内政之时，他听到了帝国东南部传来了阵阵战鼓声。
就在希拉克略夺得帝位的同一年，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加城出了一位先知，他自称是真主安拉的使者向大众传播真理，从此穆斯林的熊熊之火在世界的咽喉部位迅速蔓延。早期在真主的精神感召下，穆斯林多次以弱胜强，几乎呈不可战胜之势。
633年，新生的阿拉伯国家将战争矛头指向了拜占廷帝国。这一年，哈里发的军队四路并进，进攻耶路撒冷、布斯拉、大马士革、霍姆斯。得到这些地区的“基督一性派”的支持。634年，阿拉伯方面以悍将哈立德为帅，先后在外约旦的布拉斯和巴勒斯坦之艾支那丹大败拜占廷军队。635年攻克大马士革，巴勒斯坦、叙利亚相继落入敌手。希拉克略派遣王弟提奥多拉出战，一度收复大马士革等城，但在6月的约旦河之雅尔穆克河口一战中惨败，提奥多拉战死。此后阿拉伯人乘胜追击，到641年希拉克略去世之时，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乃至埃及等地区已成为生机勃勃的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从此，拜占廷帝国已经成为一个领土大为收缩，在阿拉伯人的打击下挣扎的国家。
晚年的失败不能否定希拉克略一生的奋斗。希拉克略对历史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他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有存亡续绝之功。在西罗马帝国衰亡后，东罗马帝国在当时的欧洲已几乎是文明唯一的火种，若亡于异族之手，那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不知又要延长多久。其次，他所建立的军区制和军事屯田制不但成了拜占廷帝国的根本制度，而且对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及其他中东国家均有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应该列入这个影响世界的帝王排行榜中，居第76位。
评论：希拉克略在位时面对的前后两个对手，萨珊波斯如下山前的夕阳，阿拉伯帝国则如初下山之猛虎，拜占庭的一胜一败，与对手的强弱不同关系很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希拉克略的可贵之处在于，以一个务实的政治改革家的角色，建立了军区制、军事屯田制等制度，确立了军事立国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强敌环伺的拜占庭帝国来说绝对是生存的必要。
第75位 穆罕默德·杜尔（桑海国皇帝）
穆罕默德·杜尔（1443—1538年），桑海帝国皇帝（1493—1528年在位）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黑非洲（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或称中南非洲）起步不晚，但由于地理的阻隔等诸多原因，直到中古时期，多数地区还未摆脱原始状态。但从5到16世纪，中南非洲也发展出一系列王国和帝国，这些国家具有以下特征：广泛的与北非的跨撒哈拉贸易、庞大的常备军和有效的征税系统。15世纪兴盛起来的桑海帝国是西非古代国家的集大成者，而穆罕默德·杜尔则是这个帝国最强盛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系列改革留给了后人许多遗产，影响直至今日。正因为如此，穆罕默德·杜尔在本排行榜中黑非洲的帝王中，位列第一。
穆罕默德·杜尔是桑海帝国阿斯基亚王朝的建立者。他的舅父索尼·阿里（1464—1492年在位）是索尼王朝的第三代君主，经过不断的征战，灭掉了曾经的宗主国马里帝国。穆罕默德·杜尔在舅父的朝廷中担任高级将领，也立下了一系列战功。索尼·阿里死后，由其子巴罗即位，但不到一年，就被树大根深的穆罕默德·杜尔篡夺了帝位，结束了索尼王朝的统治。其时，杜尔已年届50，可谓大器晚成了。
穆罕默德·杜尔上台之后，便着手实行改革。首先是改革军制。索尼王朝时代，实行近似于义务兵役制的“全民皆兵”制度，表面上兵力众多，但战斗力低下，且严重妨碍农业生产。杜尔实行了军队的职业化、精简化，并吸收被征服民族入伍，完善步兵、骑兵、水兵的设置。接着，杜尔继续了索尼王朝的征服战争，经过十年征战，建立了一个“东到阿加德兹，南抵尼日尔河河曲，西至塞内加尔河上游，北部深入撒哈拉大沙漠”的庞大帝国。其统治领域囊括了西非最富庶的平原地区，超过了马里帝国的全盛时期。穆罕默德·杜尔也因此被尊称为
“阿斯基亚大帝”。
穆罕默德·杜尔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设立了直属皇帝的各部大臣，划分行省，行省总督由杜尔任命他的亲信担任。他重视兴修水利，开凿了尼日尔河上游的运河，开发矿藏，统一帝国的度量衡，保护商路的畅通和商旅的安全。在他的时代，桑海帝国的经济也达到全盛。但必须指出的是，桑海帝国是一个奴隶制十分发达的国家，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奴隶的血汗上的。
穆罕默德·杜尔是真主安拉虔诚的信徒，先知穆罕默德忠实的追随者。索尼王朝时代，在宗教方面延续西非土著的崇拜精灵、相信万物有灵（有点类似于“泛神论”），因此引起了穆斯林商人的不满，而穆斯林在桑海帝国的跨沙漠贸易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对帝国经济有很大影响。穆罕默德·杜尔登基之后，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厚待伊斯兰学者和商人，他在1497年到1498年，在一千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的护卫下，穿越浩瀚的撒哈拉沙漠，到圣城麦加朝拜，并施舍了30万金币的经历，在伊斯兰教世界中成为美谈，他也因此被伊斯兰教世界承认为西非地区的哈里发。
对伊斯兰教的提倡，使桑海帝国更好地接受了来自北方的先进文化。在他的时代，桑海帝国的文化出现了一时的繁荣，特别是在1492年西班牙的最后一个伊斯兰堡垒格林纳达陷落后，大批的伊斯兰教学者南逃，被穆罕默德·杜尔收留厚待，更促进了西非文化事业的发展。廷巴克图城，成为西非文化的中心，桑戈尔大学，则成为学术的中心。
但像历史上不少历尽辉煌，却晚景凄凉的帝王一样，杜尔晚年也因为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优柔寡断而遭受劫难。在年事已高的杜尔双目失明后，主持大政的是权臣福隆，在福隆的支持下，杜尔准备立他所喜爱的幼子巴拉为嗣，结果长子穆萨首先发难，流放了福隆，废黜并放逐了杜尔，自立为帝，但不久就在兄弟们的激烈争夺中垮台。1537年，杜尔另一个儿子伊斯迈尔夺得帝位，迎回了94岁高龄的杜尔，杜尔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得以再享太平。
杜尔死后不久，桑海帝国因为内乱不断很快就四分五裂了。与此同时，西欧殖民者也在非洲步步进逼，罪恶的黑奴贸易已揭开了序幕。1680年，桑海帝国终于灭亡，从此之后，在西欧文化压迫之下的西非地区，永远结束了帝国时代。尽管如此，穆罕默德·杜尔在他的三十多年统治中，留给这个地区的制度遗产和文化遗产，还远远没有消失。他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75位。
评论：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和跨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为穆罕默德·杜尔的帝国输入了养分，庞大的常备军和有效的征税系统，则使帝国扎根于西非的土地。但像它之前的西非历代大国一样，桑海帝国也一直困扰于内乱和分裂，中央集权的专制传统不够深厚的西非地区，终究不是发展大帝国的理想之地。
第74位 查理四世（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四世 Karl Ⅳ（1316—1378年），德意志国王（1346—137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55—1378年）
查理四世，来自卢森堡家族。自从他的父亲约翰通过联姻取得了波希米亚（捷克）王位之后，这个家族便以德意志最强大的诸侯的身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有力竞争者。
查理四世中等身材，有点驼背，衣着朴素，性格谦和，他也许是继罗马帝国马可·奥勒留、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七世之后，欧洲最负盛名的学者型皇帝了，这使他在中世纪众多穷兵窦武的德意志君王中，显得格外突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到30岁，嗜好读西塞罗、但丁的著作，翻译过奥古斯丁的作品，喜欢与大学者交往。他与意大利著名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之一彼得拉克保持了长期的密切的联系，庇护并资助过意大利法学家巴尔托鲁、《论国王与皇帝的权力》的作者卢波尔德等人。
而更令查理四世流芳后世的是他对布拉格的营建。从小他就决心把布拉格建成能与帝国首都地位匹配的国际都会，后来周游列国的经历更丰富了他的蓝图。他亲自参与布拉格的城市规划，修建塔楼、城墙等，还在布拉格附近兴建了卡尔斯腾堡。他创立了布拉格大学，这是中欧第一所大学，并以重金聘请著名学者到布拉格大学任教，到他去世时，这座新兴的大学已有11万学生。他还通过他的老师——罗马教皇克莱芒六世，使布拉格被提升为大主教区，使他的波希米亚王国取得了教会自治权。
但这个学者型皇帝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只止于这些令人愉快的事物，他在复杂而残酷的德意志诸侯角逐中，以及敏感的皇权和教权之争中所做的努力，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其中的代表作就是1356年《黄金诏书》。
查理四世17岁就被父亲任命为波希米亚军队总司令，随父四出征战，巡游列国。后来其父双目失明，他成为其父的共治者，1346年正式继承了王位。他的骑士生涯历时不长，对他个性的影响也不大，但也让他见惯了权力江湖的险恶。就在他初出茅庐之时，他就曾差点被政敌毒死。
但查理四世的政治斗争手段同多数德意志君王不同，主要不是靠征战，而是凭借金钱收买、联姻、许诺和缔结盟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他可谓得到了外祖父鲁道夫一世的真传。他在位期间也发动过若干次战争，但规模都很小，更像是清除山贼。
在当时的德意志，存在着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领地，还有众多的自治城市。由此形成了松散的邦联，皇帝是这个邦联名义上的领袖，但实际掌握的权力不过相当于一个大诸侯。经过长期的合纵联衡、战争和吞并，大诸侯中形成了七个最为显赫者，他们分别是特里尔、科隆、美因茨三个大主教和莱因宫廷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区伯爵、波希米亚国王四个世俗诸侯。要想建立对帝国牢固的统治，有两种可行的办法：或者同小诸侯、自治城市、教会联合起来打击大诸侯，建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或者同大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宰割整个帝国。显然后一种方法的风险较小，也成为作风谨慎的查理四世的必然选择。
1354年，查理四世利用北意大利王公之间互相倾轧，许多人盼望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来稳定局面的绝好良机，带大军进入北意大利，第二年在米兰接受了伦巴第铁王冠，在罗马正式加冕为皇帝。就在这一年11月，他在纽伦堡召开了盛大的帝国议会，除了各诸侯之外，还有众多法学专家参加，中心议题是制订帝国宪法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议，一是皇帝的选举问题，包括如何选举、是否允许教皇介入，二是各诸侯对自己领地内的城市和民众的权限问题。
1356年查理四世在梅斯召开了又一次帝国议会，这次大会上查理四世颁布了《黄金诏书》，诏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1、明确皇帝由七大选侯选举产生，皇位虚悬时由萨克森公爵和莱茵宫廷伯爵摄政；2、各选侯拥有自己领地内的关税和铸币权、矿山开采和贩卖食盐权等（在此之前，这些权限在皇帝和选侯间不明确），禁止封建主结盟反对自己的封君，禁止城市结盟反对诸侯，冒犯选侯被视为叛逆罪。选侯实际上在松散的邦联框架之内拥有了自己领地内的专制君主权力。此外，诏书回避了教皇和教廷在皇帝选举时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剥夺了教皇的权力。
查理四世对选侯们这么慷慨的原因之一是想换取他们对他儿子文策尔继承王位的支持（实际上，正是他本人在破坏诏书中选举的原则），他还向诸侯的宫廷中送去大量的金银。事实证明，这个私心杂念成了查理四世执政的一大污点，他的儿子虽然顺利继承了他的王位，但最后终因“体弱多病、学识疏浅、有失体统”的原因，被诸侯们废黜。
查理四世放弃对整个帝国权力的欲望的同时，加强了在自己的领地波希米亚王国上的集权，并通过赎买等办法扩大了波希米亚的版图。他在位时期曾努力促使正处在“阿维尼翁之囚”的教皇返回罗马。
查理四世的《黄金诏书》确立了德意志以大诸侯为政治实体的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之前都没有质的变化。这是他对历史最大的影响。此外，他对文艺的赞助使文艺复兴运动的激情开始在德意志大地上燃烧，后来，胡斯运动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都发生在德意志，与此当有一定关系。这一明一暗的两点，正是查理四世被列入最有影响帝王行列中的原因，他在本排行榜中列第74位。
评论：历来论者多认为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是出于让其子继位的私心。实际上，私心或许有之，但更主要是出于对客观现实的承认，当时七大诸侯已经力大难制，德意志王位在各个家族中走马观花地轮换，便是例证。挑战大诸侯的势力，只能引起无穷无尽的争战，这是理性多于雄心的查理四世所不愿为的。查理四世一心一意培植的继承人文策尔最后也被大诸侯废黜，这既是对查理四世的讽刺，也使人更深地体会到他在位时的无奈。
第73位 利奥波德二世（比利时、刚果国王）
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Ⅱ（1835—1909年），比利时国王（1865—1909年在位），刚果国王（1885—1908年在位）
比利时王室是欧洲王室中的后起之秀。作为尼德兰的南部，比利时曾先后流落到法国、奥地利、荷兰的统治之中。1830年“九月革命”之后比利时脱离荷兰而独立，在1831年的伦敦会议上得到众大国的承认。同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规定比利时为一个王国。
比利时议会最终选定德意志小邦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的利奥波德王子为国王，这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能为本国国民和欧洲诸大国都接受的不多的人选之一，这位王子便成为比利时历史上第一位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他在位期间，比利时奉行中立的政策，经过他35年的经营，这个新生的夹缝中的小国终于挺过了种种成长中的烦恼，在大西洋东岸的肥沃土壤上站稳了脚跟。
1865年，利奥波德二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他也成为比利时第一位本土出生的国王。他的统治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使比利时搭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列车，并顺应历史潮流，于1893年在比利时实现了普选制。在他的统治期内，还解决了一件困扰比利时的大事，他抛弃了其父在位时坚持的一个统一的国家应有统一的语言的主张，让荷兰语成为与法语地位平等的官方语言。自1886年起，比利时所有硬币和纸币都用荷、法两种语言印制。这使北方讲荷兰语的佛莱芒人同南方讲法语的瓦莱人实现了和解，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但本书将利奥波德二世列入排行榜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他1876年在布鲁塞尔组织召开并主持的国际地理会议。有意建立海外殖民帝国的比利时国王，盛情邀请了一位名叫亨利－墨尔顿·斯坦利的美国记者到布鲁塞尔访问，这位斯坦利先生由于在中非考察过多年，已成为一位很有名气的非洲专家。两人在探测开发非洲的许多问题上一拍即合，开始了长期的合作。胸有成竹的利奥波德邀请了英、法、德、俄、奥等大国要员到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史称“国际地理会议”，大会的宗旨是要打开非洲这一“地球上仅存的文明尚未进入的地区”。会上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以协调各国的行动，又在各国都成立了分会，利奥波德也建立了比利时分会。“国际地理会议”的实质作用是，使欧洲列强加快了入侵非洲内陆的步伐并加强在瓜分非洲过程中的协作。
这次会议的作用立竿见影，1876年欧洲列强只占领非洲土地的10.8%，而且主要是沿海的据点。但到1900年时，已经瓜分了非洲土地的90.4%。
在这场分蛋糕的运动中，发起者利奥波德二世本人也分了一大块。他以“国际非洲协会”比利时分会的名义，与斯坦利签订了五年的协议，规定斯坦利应从刚果河口向东到上游湖泊地区修建一条200英里的大道，使刚果河下游的酋长们承认并接受“国际非洲协会”的保护。但比利时议会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不愿意为国王拨款，利奥波德干脆就自己掏腰包来资助斯坦利。
从1879年开始，斯坦利以利奥波德二世的代理人身份，在刚果河流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诱使当地的酋长签订了450多个条约，建立了22个“商站”。但斯坦利在刚果的活动遭到法、葡、英等国的抵制和反对。
非洲问题成为1884—1885年柏林国际会议的重点问题之一。这次会议终于承认了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河口南岸的统治权，也规定任何国家今后在非洲取得土地必须通知其它国家，实行“有效占领”。这次会议促使欧洲列强加快速度抢占非洲土地，瓜分非洲的进程又进一步加快了。
由于对刚果的占领是以利奥波德二世个人的名义进行的，比利时议会也承认刚果为国王的私人领地。利奥波德二世便成立了刚果自由邦，当上了刚果的国王。直到1908年，他逝世前的一年，才允许比利时议会将刚果变成国家的殖民地。比利时人普遍认为他对开发非洲有功绩，但据说他统治刚果期间，逼迫刚果人开采橡胶并残忍地杀戮大批刚果人，因而备受后人的非议。他为了展示在非洲的业绩，在布鲁塞尔郊外建了一座“非洲宫”，如今已经成为人们反思殖民行为的对象。
利奥波德二世在非洲的是非功过正在由后人激烈地评说之中，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讨论他对非洲殖民化并被纳入全球体系之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我认为，从巨大的数字反差来看（如上文所述，从1876年的10.8%到1900年的90.4%），1876年的“国际地理会议”在加速非洲殖民化进程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利奥波德二世在其中的个人作用很大。但19世纪的非洲毕竟不同于15世纪的美洲，不是一个跟其它文明地区隔绝的世外桃源，欧洲人的足迹早已遍布非洲沿海；而且由于当时世界其他大洲可瓜分的土地已基本被列强瓜分完毕，非洲成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重点已不能避免，没有利奥波德二世的“国际非洲协会”，这个历史进程也必然会进行下去。因此，利奥波德在本榜中应居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和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后，但仍被排在许多著名帝王之前，他名列第73位。
评论：比利时是大国夹缝中的小国，而利奥波德二世是这个小国的外来王室的第二代，由此产生的强烈忧患意识也许是促使他成为探索非洲内陆的急先锋的关键因素。同时，作为一个小国，对非洲的殖民离不开诸大国的谅解，这促使他积极成立“国际非洲协会”。对非洲的瓜分以“国际非洲协会”的协作形式开始，而不是以少数大国横加闯入的形式开始，这无疑是利奥波德的历史影响。
第72位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印度女皇）
维多利亚 Victoria（1819—1901年），英国女王（1837—1901年在位），印度女皇（1876—1901年在位）
她在位长达64年，享年82岁，在位期间，正是日不落帝国以征服者的身份傲视世界的全盛时期，统治的领域达到世界五大洲3300多万平方公里，除了本土之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以及非洲的埃及、南非等十多个国家，拉丁美洲一些小国，还有遍布各大洋的岛屿，等等，堪称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沙漠、广场、城市等都因此以“维多利亚”命名。她的名字，几乎成为19世纪的大英帝国的象征。她的9个子女，均与欧洲各国王室联姻，她在世时，37个曾孙辈的孩子遍布于欧洲各国，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王室都有她的血脉，她也被尊称为“欧洲老祖母”。
她在位期间，宪法赋予她的权利只剩下了咨询、鼓励、警告，对政府的人选正逐渐失去影响力，后期深居简出，政治能量更主要地体现在参加庆典上面。大英帝国无比强大，但它的一切对她来说，宛如超市货物柜里的商品，可以尽情观赏，却不能使用。
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一个无比风光无比尊崇，但实际政治影响力却有限的维多利亚女王。
1837年6月20日，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病逝。他父亲乔治三世所留下的大批孙子孙女中，只有维多利亚为合法婚姻所生。于是这天18岁的维多利亚公主一觉醒来，就被告知她已成为英国女王。
1岁丧父的维多利亚从小生活在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的卵翼之中，曾因她母亲与其它王室成员的矛盾而苦恼万分，即位之后，就果断地将她的床从母亲的卧室里搬了出去，并驱逐了母亲的情人康罗伊。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初登大位的维多利亚很快显示出了她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她很快就陷入与议会的纠葛之中。在位初期，执政党辉格党的首相墨尔本对维多利亚影响很大，使女王对他言听计从，并成为辉格党的支持者，甚至女王身边的侍女都是墨尔本委派的，这违背了国王不应该在党派纠纷中有所偏倚的君主立宪制原则。1839年，辉格党在议会选举中落败，墨尔本下台。托利党的皮尔提出组阁的条件是清除女王身边的辉格党女侍，遭到女王的坚决反对。这就是所谓的“寝宫危机”。结果，皮尔拒绝组阁，女王邀请墨尔本继续担任首相。
1839年，维多利亚以她的庞大帝国作为陪嫁，同来自德意志小邦萨克森·科堡·哥达的表弟阿尔伯特结婚，这显然是一宗美满的婚姻。阿尔伯特初来乍到便解决了一大难题，他经过谈判与托利党的皮尔达成妥协，更换了女王身边的一半侍女，改由托利党派遣。这似乎意味着王权对议会制的落败，但自此开始，维多利亚与议会之间再也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另一方面，阿尔伯特在政治上也逐渐成了维多利亚的主宰，维多利亚享有国王的尊荣，但逐渐将国王的职能让给了丈夫。女王夫妇仍通过各种形式干预朝政，如审阅并修改政府的文件、干预某些大臣的人选等，例如他们曾向首相罗素施加压力，要求他撤换不顺眼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较大的军事行动有：1840—1842年、1856—1860年同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1853—1856年同俄国的克里木战争，1857—1859年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等，大英帝国无一例外取得了完胜。从1876年起，英国加入到列强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先后与埃及人、苏丹人、西非的阿散蒂人、南非的祖鲁人和布尔人发生战争，一片片血腥过后，英国共在非洲掠得8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在埃及逐渐排挤了法国的势力，独占这个洲际战略重地，1876年利用埃及财政危机购得了苏伊士运河，首相迪斯累利由此深得女王的赞赏。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大的变化有三方面，一是如上所述，殖民地的范围不断扩大，新增的殖民地有亚洲的缅甸、马来亚，非洲的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对印度等原有殖民地的控制也得到加强，“日不落帝国”名副其实；二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电话、电报、照相机、汽车、电影等开始得到广泛应用，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三是通过1832、1867、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议会民主更加完善，有投票权的选民范围不断扩大。这是一个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时代。1851年盛大的万国博览会上，维多利亚曾为这“最壮丽、最堂皇、最惊心动魄的空前大观”感到万分的快乐得意。
然而，对于维多利亚来说，一切的快乐美满在1861这一年成为了过去。这一年，病魔先后夺去了她母亲和她丈夫的生命。特别是当阿尔伯特因伤寒病逝后，维多利亚就一直穿着一身寡妇服装，并一度过着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直到舆论提出抗议后，维多利亚才渐渐增加了公众场合的露面。但从此开始，维多利亚对政治的影响力又大大减弱。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对女王影响较大的是迪斯累利首相，在他的努力下，1877年，“印度女皇”的皇冠加到维多利亚头上，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国王第一个获得皇帝称号者。迪斯累利还送了维多利亚“仙女王”的美号。
维多利亚晚年的尊荣，主要被一次次的庆典装饰起来，她即位50、60周年的庆典都以盛大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在1897年的庆典的游行队伍中，两边向她欢呼的人竟排出6英里长。
维多利亚女王对世界的影响，还有一点是她自己始料不及的。她是一个血友病（一种遗传性的导致患者经常性严重出血的疾病）携带者，将这个致命疾病的基因传给了子女，随着她的子孙广泛与欧洲各国王室通婚，血友病基因也被散布到欧洲各国王室中，包括俄国、西班牙王室等。有论者认为，血友病成为欧洲的“王室病”，也是导致欧洲君主制衰落的辅助因素之一。
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能量巨大，英国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也发生在这个时代。但她本人似乎与这一切关系不大。对于像她这样安富尊荣的帝王的历史影响如何评价呢？我认为，19世纪是欧洲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同欧洲大陆上各国频繁更迭的政权相比，英国的政局则相对平稳，这与维多利亚长期而稳定的统治作为英国民族团结的象征是有关系的。假如不是维多利亚，而是一个类似拿破仑三世或尼古拉二世的人物担任英国国王的话，英国的政治状况可能大不一样。此外，维多利亚对英国君主制的转型也有重要影响，在她的统治期王权进一步衰落，但她的诚实和责任感使得君主制令人尊敬，无形中则延长了英国君主制的生命力。维多利亚女王在本排行榜中列第72位。
评论：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理想君主，应该是履行自己在咨询、鼓励、警告等方面的责任，扮演好自己作为民族团结和历史延续的象征上的角色，同时克制自己在政治上不应当插手的领域的欲望。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64年中，基本上成功地扮演了这个不易掌握火候的角色。君主立宪制的历史可能还将在人类历史上延续很长时间，维多利亚足以成为后来者学习的榜样。
第71位 阿尔弗烈德大帝（英格兰国王）
阿尔弗烈德 Alfred the Great（849—899年），英格兰威塞克斯国王（871—899年在位）
尽管在阿尔弗烈德大帝的时代英国还未实现统一，但在英国人心目中，他的地位非同寻常，甚至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他是唯一拥有（the great）头衔的英国国王。他也是本书中少有的几乎没有缺点可寻的帝王。要认识这个人物，必须充分了解他所处的历史背景。
自8世纪后期起，英国进入了“恐怖的维京人时代”，面对凶悍善战的海盗维京人（即诺曼人、北欧人，入侵英格兰的诺曼人主要来自丹麦），英国人节节败退，几乎被压着打，几百年前英格鲁—萨克森人征服原住民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演。在联合对抗外敌的迫切需求下，英格兰内部的统一得到加强，经过漫长的通婚、盟约或战争吞并的过程，828年，威塞克斯国王埃伯格基本上兼并了其它六个国家，统一了英格兰。但面对强悍的维京人在英国人土地上烧杀抢掠，即便是统一的英格兰统治者依然措手无策。
在这个急需要英雄的时代，阿尔弗烈德终于被历史所选择，走到了前台。他是威塞克斯国王埃塞乌尔夫的第四子，幼年时曾两次被送到罗马朝圣并学习，并被教皇利奥四世册封为罗马的名誉执政官，这些经历赋予了阿尔弗烈德的开阔眼界和深厚学术修养。阿尔弗烈德的兄长埃塞列德继位后，丹麦人的侵略变本加厉。867年，阿尔弗烈德在麦西亚第一次参加了抗击丹麦人的战争，获得了胜利，将丹麦人赶出了麦西亚。870年冬阿尔弗烈德再次参战，大获全胜，打死了丹麦国王和5个公爵，此战大大提高了阿尔弗烈德的威望，一时成为英格兰众所瞩目的英雄。
871年4月，埃塞列德去世，尽管他有儿子，但由于阿尔弗烈德的巨大声望，贤人会议推举他为国王（当时英格兰的王位继承制度尚不成熟，贤人会议在确定国王人选上有很大权力）。即位之后，阿尔弗烈德最主要的任务仍是对付剽悍的丹麦人的入侵，他为此耗尽了毕生精力，甚至还曾经化妆为行吟歌手，到丹麦军中刺探情报，开了国王亲自当间谍的先河。尽管丹麦人英勇善战，但他们毕竟是以掠夺作为主要目的，缺乏长远的战略，而殖根于英格兰土壤的阿尔弗烈德，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和责任感，这是阿尔弗烈德能战胜丹麦人的原因。阿尔弗烈德改革了英格兰的军事制度，改变了靠征集公社成员打仗的落后方式，建立了一支常备军，称为“塞恩”，成为职业军人，被授予土地，并允许世袭，这开了骑士制度的先河。阿尔弗烈德还拉起基督教作为他的大旗，每次作战都以基督教的名义进行，并要求战败者昄依基督教，这也是他获得巨大声望的原因之一。877年，丹麦王古斯仑向阿尔弗烈德大举进攻，阿尔弗烈德一度被逼到威塞克斯西部边境靠近威尔士一带，次年在“塞恩”和民众的支持下，取得了著名的爱丁顿战役的胜利，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最后，阿尔弗烈德与丹麦人划界而治，东北部划归丹麦人，成为“丹法区”，阿尔弗烈德则统治西南部，在当时完全赶走丹麦人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这是明智的做法。
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国王和贤人会议”制度，有人认为，这是英国议会制度的雏形。他在886年从丹麦人手里收复并重建了伦敦城，确立了它作为英国首都的地位。
作为一个有深厚学术素养的国王，他在文化方面的影响或许更为持久。他在位期间，兴办贵族学校、奖掖学术。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阿尔弗烈德法典》，这部法典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原则，让摩西十诫及耶稣的金律成为英国法律规条的基础和英国自由的基石。阿尔弗烈德邀请各国学者到他的宫中研究学问，主持编修了《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他本人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曾将《英格兰人民教会史》、《哲学的安慰》等名著由拉丁文翻译成英文。
阿尔弗烈德是英格兰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杰出人物，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深深渗入了英格兰民族的血肉之中。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若干类似于阿尔弗烈德的历史关键人物，不过由于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和近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地位，阿尔弗烈德的思想和作为也深深地渗入了五大洲的历史进程之中，成为世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代帝王。他在本排行榜中列第71位。
评论：阿尔弗烈德大帝诞生于英格兰民族的生存遭受巨大威胁、民族命运最为低迷的时代。在他的时代，战斗以驱除入侵者、建立文化上的权威以团结全民族是两大时代使命，而他正是以出色地履行时代使命而获得了在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当然，阿尔弗烈德的法典的价值是超出单个民族的。
第70位 伊本·沙特 (沙特阿拉伯国王)
伊本·沙特(1880-1953年)，沙特阿拉伯国王（1932—1953年在位）
自从穆罕默德带着他的教义和扩张精神走向世界之后，阿拉伯半岛又恢复了长期的沉寂，但20世纪即将到来之时，这里出了一位自穆罕默德以来阿拉伯半岛最伟大的人，他就是现代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缔造者——伊本·沙特。
伊本·沙特的先祖曾在阿拉伯半岛中心的绿洲建立了第一沙特王国，这个王国建立的同时也接纳了宗教改革家瓦哈比所创立的瓦哈比教派，属伊斯兰教中较接近穆罕默德原教义的一个教派，对阿拉伯半岛的影响一直保持到今天。此后，沙特王国几度兴亡，势力曾一度推进到阿拉伯半岛东部的汉志地区，但主要立足于中部的内志地区。
1891年，第二沙特王国被拉希德家族所灭，少年伊本·沙特随父流亡国外，后寓居科威特。贝都因人血统中的冒险因素，加上长期流亡生涯带给他的刻苦、顽强的精神，帮助他克服了一生中的种种困难而成就大业。
1902年一个新月如钩的夜里，伊本·沙特带领40余人从科威特突袭利雅得，潜入利雅得城内，袭杀拉希德家族指派的利雅得地方长官，控制了这个沙特家族的老基地。这个看来更像传奇小说的情节的历史事件，成了伊本·沙特一生事业的起点。
接着，伊本·沙特以利雅得为根据地，不断向周围扩张势力，并依附于奥斯曼帝国，统一了内志地区。1912年起，伊本·沙特建立了一系列具有军屯性质的伊赫万农业垦殖区，这是一种宗教、政治、军事合一的组织。伊本·沙特令宗教学者发布教令，宣布穆斯林并非天生的游牧民，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符合伊斯兰教的规定，力促游牧民定居并加入组织。此举加强了自身的军事力量，伊赫万组织的成员成了伊本·沙特南征北战的主力军。
1913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伊本·沙特对奥斯曼帝国开战，进攻哈萨地区，在战斗中，伊本·沙特曾被炸开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但他沉着应战，最终获得了胜利，夺取哈萨地区，从而获得出海口。这样，伊本·沙特的王国与半岛西部哈希姆家族的汉志王国和北部的拉希德家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915年，伊本·沙特与英国签订《乌凯尔条约》，同英国结成盟国反对奥斯曼帝国支持下的拉希德家族，1921年，出兵攻打世仇拉希德家族，经过半年的围城战攻陷哈伊勒城，拉希德家族投降，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内志及其归属地区苏丹”。
如果到此为止，伊本·沙特也已经恢复了祖先的版图和荣耀，但他并没有满足，1924年进攻汉志王国，先后攻占麦加、麦地那和吉达，赶走了哈希姆家族。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汉志和内志国王。1927年，与英国签订《吉达条约》。新条约废除了英国的特权，宣布伊本·沙特领导的国家获得“完全和绝对的独立。1932年，将汉志和内志两个王国合并，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为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
伊本·沙特一生都是个虔诚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的信徒，建国后也以瓦哈比教派作为国家的信仰基础。但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古老的宗教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化的挑战。伊本·沙特在这方面是个开明者，他提出任何新技术，只要不与伊斯兰教的精神相抵触，即便在《古兰经》上没有出现过，都可以接受。伊本·沙特将电话、汽车、广播等引进到沙特，并于1929年利用现代化技术装备镇压了极端宗教组织发动的暴动。
伊本·沙特时代还有一个对国家来说意义重大的变化，那就是石油的开采。1933年，伊本·沙特授权美国的美孚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开采石油。1938年在哈萨发现第一批储量极大的石油，二战后石油工业迅速发展，沙特成为世界上石油开采量最多的国家，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流入的外汇像潮水一样源源不绝，沙特阿拉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进入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列。正因为沙特阿拉伯已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地位，从沙特土地上开采出来的石油才能变成沙特人民的福利，而不是白白成为殖民者的营养品。
在石油工业发展的同时，沙特阿拉伯同美国的关系也在不断强化，双方都视对方为不可缺少的盟友。瓦哈比教派的信仰、石油和与美国的联盟，是沙特阿拉伯稳定的三大支柱，此三者都在伊本·沙特统治时期就已经定型。
在漫长的统治过程中，主要是在开国时期，为笼络各个部落，伊本·沙特广泛与各部落联姻，累计曾娶过300余个新娘。他有43个儿子，去世时子女加上孙子有160多人。今天的沙特王室有男性成员5000多人，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王室，而且广泛分布在国家的各个重要部门。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众多新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形成更多地打上了伊本·沙特个人的烙印。在历史上，沙特阿拉伯从未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完整地存在过，伊本·沙特奠定了这个国家的版图，还奠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如瓦哈比教派、伊赫万组织等。随着石油重要性的体现和价格的上涨，作为世界头号石油大国，伊本·沙特缔造的沙特王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并在政治上取得相应的地位。由于这些原因，伊本·沙特理所当然在本书中占有他的位置，他的排名是第70位。
评论：与同时代大多数国家由民众推动的独立运动相比，沙特阿拉伯的建国过程更多地带有沙特家族奋斗和部落斗争的色彩。伊本·沙特充分利用了时代的赠与，两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解体、英美急于在阿拉伯半岛寻找同盟者等，都成了伊本·沙特成功建国的有利条件。而沙特建国在其石油被大量勘探开发之前，这使沙特王室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本国石油开采的主导权。
第69位 武丁（中国商朝国王）
武丁，中国商朝国王（公元前1250—1191年在位）
中国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至今仍争论不已的问题。国际主流史学界一直不承认中国古书文献中的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存在。我认为商代以前可能已经有文明，但至多是一些不成熟，缺乏连续性的文明，目前考古学所能证实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文明是我们从殷墟的古迹中看到的，也许，这些青铜器、甲骨文、商代建筑体现出来的文化，正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原点。
在这其中，一位帝王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在叙述他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商朝的发展。自文献记载中的商汤开国后，商朝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但从仲丁时代开始商朝的统治阶层多次发生“弟子或争相代立”的事件，史称“九世之乱”。到盘庚继位，决定以迁都来化解政治危机，他选择了“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背山”的殷（在现在的河南安阳郊区）作为新都所在。从此，商朝的首都固定了下来，进入了历史上的“殷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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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盘庚、小辛、小乙三代的短暂统治之后，商朝进入了它历史上的顶峰——武丁时代（历史上称为“武丁中兴”，但实际上，这个时代的成就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商王武丁，庙号高宗，在位59年（这在平均寿命不高的商代，确实是个奇迹）。他年轻时代被父亲小乙派到民间劳动体验生活，得以了解民间疾苦和稼樯艰辛。公元前1250年继位，但即位后前三年一直不理朝政，“天下都听不到君主的声音”（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三年不鸣”的原因是为父服丧，但这种说法颇不可信）。
公元前1247年，据说武丁得到一个梦的启示，在民间找到一个筑墙的奴隶，将他任命为宰相，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傅说。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贤臣的辅助下，励精图治，任用贤能，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在武丁时代，开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并组成了一支相对固定而庞大的军队。
内政巩固之后，武丁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征服。首先是迫使周边时叛时服的小邦完全臣服，接着攻打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带的小邦甫、衔、让等，扩大了版图。这时西北的少数民族鬼方、羌方和土方日益强大起来，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也成为武丁对外用兵的重点，其中对鬼方的战争就持续了三年。经过多年的战争，终于打败了这些国家，解除了威胁。武丁还开拓南疆征服了荆楚地区的夷方、巴方、虎方等。到武丁末年，商朝已成为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实际上奠定了秦始皇之前华夏族大体上的疆域。
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武丁把自己的妻、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被分封者称为侯或伯，开了周代分封制的先河。其中周人的祖先就是在武丁时代被征服而接受了商的封号。
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在这个时代已经定型。而对卜辞的迷信，也发展到了极至。这个时代流行用活人祭祀（主要来源可能是战俘），一次祭祀仪式用上百人做牺牲的记载就有多次。
在目前殷墟所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中，相当大部分是来自武丁时代，“青铜器之冠”司母戊大方鼎就是武丁时代的杰作。在这些古物中，一位传奇女性——妇好所占的分量也不小。她是武丁的第一个王后，多次亲自带兵出征，征服了20多个小国，是武丁时代开疆拓土的头号功臣。武丁晚年后妃众多，以至引起宫廷内乱，他的儿子孝己也在宫廷斗争中被逼死。公元前1192年，武丁去世，由子祖庚继位。在武丁之前，商朝的王位继承以兄死弟继为主，从武丁开始，逐渐确立了父死子继的制度．
在中国历代文献中，武丁只是商代后期一个比较重要的王。但到目前为止，炎黄、尧、舜、
禹、汤毕竟都只是古书中影影绰绰的人物。夏朝和商朝前期的王都迁移不定，盘庚迁殷第一次确立了长期的王都，到武丁时期，甲骨文发展成熟，青铜时代进入它的盛期，武丁建立了一套成型的官僚机构和一支稳定的军队，他的南征北战为华夏初步奠定了疆域，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分封制度。而武丁长达59年的稳定的统治是这个繁华时代的政治基础。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武丁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是中华文明许多特征的源头。随着考古学发现的增加，这个时代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认识到。我认为，武丁是中国历史上，至少是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帝王。他在本排行榜中名列第69位。
评论：商王武丁时代，不但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固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完善了分封制等制度，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以一个中原王朝的心态，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周边少数民族发动征服战争。这一点是中国几千年中原王朝的不变的共性。
第68位 丕平三世（法国加洛林王朝国王）
丕平三世 Pippin Ⅲ（714—768年）,加洛林王朝第一任国王(751—768),绰号”矮子”丕平
丕平三世，绰号“矮子”丕平。741—751年任宫相，751—768年为国王。作为法国加洛林王朝的开国者，他留下的历史遗产不仅仅是为儿子查理曼打下了称霸西欧的基础，而且还有一个延续了1100多年的教皇国。
丕平三世的成功，与他有能干的爷爷和伟大的父亲是分不开的。他的祖父赫斯塔尔·丕平，排挤了众多凶狠狡诈的敌手，成为墨洛温王朝宫廷唯一的宫相。他的父亲“铁锤”查理，进一步将墨洛温王朝的“懒王”玩弄于鼓掌之上，并慑服了法国各大诸侯，他在732年率领最早的十字军，击败了企图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欧洲腹地的阿拉伯军队，更使他名声大噪，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英雄。“铁锤”查理登上国王大位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他像中国的曹操一样，将这个任务留给了儿子。
但矮子丕平与曹丕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有一个有实力的哥哥—卡洛曼。丕平兄弟俩瓜分了父亲的领地之后，曾一度亲密合作，拥立了墨洛温家族后裔一个隐士为王，成为末代“懒王”，并一同清除了忠于墨洛温王朝的大贵族。但他们的合作并非出于手足情深，而是因为利益交关。最后，兄弟两人都不愿同对方分享整个国家，在746年的决斗中，弟弟大获全胜，卡洛曼被迫循入修道院。
至此，独揽大权的宫相矮子丕平下一步想作什么已经是“丕平之心，路人皆知”了。但欧洲的篡位比较麻烦，并非原国王的一纸禅让书就可以搞掂，还必须经过罗马教皇这一关。幸运的是，他碰上的是不断被北方的蛮族伦巴第人（日耳曼人的一支，来自斯堪的诺维亚半岛）侵扰，本身几如风中之烛的罗马教皇。教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世俗统治者的支持，而矮子丕平需要的则是只有教皇才能给予的名份。双方一拍即合，也成为意料中事。
751年，矮子丕平遣使晋见教皇札哈里亚斯，说：“法兰克国王虽属王族和称王，可除在公文上签名外实际没有任何权力。换言之，他们无权，只会照宫相的吩咐办事。”教皇心领神会，为换取法兰克的支持以反对伦巴第人的威胁，便回答道：“有实权的人应当称王，比徒有国王虚名的人称王更好。”于是，丕平在苏瓦松召开大会，隆重宣布教皇的“决定”，正式篡位称王，开创了加洛林王朝（751—987年）。丕平被贵族们高举在盾上，以示他们的拥护，红衣大主教卜尼法斯为丕平涂膏油、戴王冠，将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囚禁在修道院。按传统，国王只需要由红衣大主教加冕就可以了，但作为篡夺者和开国者，若由教皇亲自加冕更能服众，这一美事很快就自动送上门来了。
753年，伦巴第人再次威胁罗马，新教皇斯蒂芬二世冒着风雪,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前往法国,亲往基尔西向丕平救援,亲自为丕平涂圣油、加冕，并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教皇，违者将受到剥夺神职、逐出教门的处罚。作为回报，在754和756年，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第人，将夺得的拉文那到罗马之间的“五城区”赠给教皇。此事件就是被基督教世界称颂了千余年的“丕平献土”，从此在意大利的中部，一个政教合一的教皇国存在了1100多年。
丕平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和征服者，他的军事行动达到今日的法、意、德、西等国。在748、753年两度平定萨克森叛乱，为其子查理曼最后征服这个地区打下了基础。749年镇压巴伐利亚人的起义。他还占领了比利牛斯山以南的塞普提曼尼亚，和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纳尔榜，768年在征服阿基坦人后回国途中，因水肿病去世。
按照法兰克人的传统，丕平将打下的江山平分给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卡洛曼早逝之后，查理继承了全部领土，即为一代雄主查理曼。
矮子丕平对历史的影响，首先在于创造了教皇国。中世纪罗马教皇风头很旺，为影响欧洲政治力量平衡的重要一极，甚至还出现了“卡诺莎雪地求饶”这样的事件，除了教皇身上的一层神光之外，“教皇国”这个物质基础更为重要。而且，由于丕平献土缔造了教皇国，此后历代法国君主都以教皇的世俗庇护人自居（当然，这也有丕平的儿子查理曼的一部分功劳），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阿维尼翁之囚，也有了后来教皇国以法国为后台，阻挡了意大利统一的步伐。
当然，矮子丕平被列入有重要影响的帝王行列中，还因为他开创了加洛林王朝，他的南征北战为其子查理曼称霸西欧打下了殷实的基础，查理曼的影响，已经在他本人的传记中讨论，这里不再累述。丕平三世在本排行榜中列第68位。
评论：矮子丕平与罗马教廷的结合，是当时最有实力者与最有名望者的结合，是新兴军事霸主与传统精神权威的结合，从而在当时纷繁错乱的欧洲政治秩序中脱颖而出。日耳曼蛮族文化与罗马基督教文化的结合，构成了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底色。
第67位 路易九世（法国卡佩王朝国王）
路易九世 Louis IX（1214—1270年），被尊为“圣路易”，法国卡佩王朝第九任国王（1226—1270年在位）
他被奉为中世纪法国乃至全欧洲君主中的楷模，绰号“完美怪物”。在中世纪的欧洲，要成为一个模范君主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参加十字军东征，执法公正等，而他具备了以上的全部。尽管他没有给法国带来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但他有效的统治，给法国带来了一个稳定繁荣的时期，加强了法国王室的权威和地位，为法国王室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英法百年战争的沉重打击中仍屹立不倒，并进而形成法国民族国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他是卡佩王朝的第九任王，在他的祖父腓力二世等前辈的努力下，法国王室已经结束了困守“法兰西岛”的尴尬处境，虽然还没有在整个法兰西建立起中央集权，但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最有实力的人。他的父亲、骁勇善战的路易八世没有为卡佩王朝增加多少产业，年纪轻轻就到上帝那里报告去了，留下了12岁的路易九世及其母布朗歇这对孤儿寡母。路易九世在位的前10年由太后布朗歇摄政。在路易九世的早期教育中，布朗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母亲的引导下，从小基督教精神已经成为他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后来的行为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他每天做两次祢撒，就寝前念50遍《圣母经》，午夜起身参加神甫在教堂举行的晨祷。他毫不吝惜地捐钱给修会，并成为圣芳济修会的一员。有时，他甚至还效法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做法，亲自给济贫院的盲人洗脚。但他的虔诚也给法兰西带来过损害，他严禁异教的流传，设立火刑场和异端裁判所，对待犹太人尤其苛刻，烧毁他们的经书，强迫他们带犹太人的标志等。
他的虔诚也表现在他对十字军东征的狂热上。他领导了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以十字军东征史的精彩完结篇载入史册。前一次从1248年延续到1250年，年轻气盛的路易以倾国之力出击，据说有14万大军，1800多军舰，目标是萨拉丁后人统治下的埃及。但在占领了达米埃塔港之后，大军就遇上瘟疫袭击而元气大伤。十字军进攻开罗途中，前来迎战的埃及苏丹萨利赫突然在军中病死，形势似乎大好，但由奴隶组成的埃及近卫军在萨利赫的爱妾珍珠小枝率领下仍然打败了疲惫的十字军，御弟阿图瓦伯爵捐躯，圣路易本人也“光荣地”沦为阶下囚，交纳了80万金币的罚金后才获释。此战对埃及的历史影响更大，阿尤布王朝因此覆没，开始了“奴隶王朝”的统治。
后一次从1269年到1270年，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圣路易不顾国内大多数贵族的反对，带领6000骑士和3万步兵进攻突尼斯。开始时势如破竹，但瘟疫总爱跟他作对，这一次，他病死于诡异多变的北非沙漠中。按今天的观点，他的东征是失败的，但按那个时代欧洲的骑士精神，无论被俘还是死于征途都是一种很大的荣誉，正因为如此，在他病死27年后，他被罗马教廷追认为圣徒，赢得了“圣路易”的尊号。
路易九世的马上战绩还不止于此，早在少年时代，就曾御驾亲征击败过英王亨利三世精心策划的入侵，后来同亨利三世签订《巴黎条约》，互相交换领地，亨利三世作为封臣对路易九世行臣服礼。后来又同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签订《科尔贝条约》，基本上奠定了两国以比利牛斯山为界的格局。总的来说，路易九世在欧洲基督教国家中实行睦邻政策，不主动挑起战争，以公正和宽大为原则处理彼此的争端，使他的时代成为中世纪西欧地区少有的橄榄枝飘舞的时代，这也是他获得很高声誉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他对法国影响更大的还在于他的司法改革，与同时代英国的司法改革不同的是，法国的改革明显带有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首先是将司法权收归王室法庭所有，规定叛逆、矫诏、铸假币等重要案件均必须在王室法庭审理。他还在王室领地之外实行“国王40日”制度，即地方诸侯在遭受侵害后，40日内不得实施报复，只能上诉王室法庭，由国王裁决，这就剥夺了诸侯“先斩后奏”的权力。圣路易还禁止司法决斗、血亲复仇等落后的风俗。与司法改革同时的是币制改革，规定王室领地只能流通王室的铸币。
圣路易不愧是世界史上少见的亲民国王，他每次做完祢撒之后，会坐在樊尚森林中接受任何国民的申诉，并亲自审理案件。如上所述，他会亲自给穷人洗脚。他自己掏钱或利用公款建立医院、救济院、招待所、盲人院及赎身妓女的住所，每次视察时，每天总要供给120个穷人的饭，其中3人可以和他一同进餐。他还服侍过麻风病人吃饭。
他还扶持文学、艺术，对巴黎大学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在他的时代，外国留学生云集巴黎。巴黎出现的大量哥特式建筑是他的时代繁荣的见证。
对于圣路易的历史地位，尽管他没有给法国带来什么革命性的变化，但他有效的统治，给了法国一个稳定繁荣的时期，加强了法国王室的权威和地位，为法国王室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英法百年战争的沉重打击中仍屹立不倒，并进而形成法国民族国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的司法和币制改革是法国在迈向中央集权国家道路上的坚实一步。另外，他作为“完美怪物”留给后世君主的模范作用，也应该加上去。而由他促成的火刑场和异端裁判所，则是他的重要影响中令人不安的一部分。这位“这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完美怪物”在本排行榜中位居第67位。
评论：从小在基督教精神陪伴下长大的经历塑造了路易九世的个性，也塑造了他的执政风格，无论是对国民的宽容、公正、怜贫惜弱，对邻国以和为贵还是对异教徒的残暴，对伊斯兰世界的敌视都充分体现了一个纯正的基督教君主的特点。
第66位 腓特烈二世（德意志、西西里国王）
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Ⅱ（1194—1250），西西里国王（1197—1250年在位），德意志国王（1212—1250年在位），耶路撒冷国王（1229—1243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1250在位）
他的祖父腓特烈一世令意大利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胡子，他的父亲亨利六世像怒孔的北风刮过西西里，留下的是一片狼籍，他作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第三风暴”，在欧洲大地上再一次掀起了皇帝和教皇的大战，终于两败俱伤，也使欧洲的政治格局和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的父亲是德意志国王亨利六世，母亲是西西里女王康斯坦丝。3岁时，父亲去世，随母到西西里岛逃避战火。一年后母亲又去世，教皇英诺森三世成为他这个高贵的孤儿的监护人。他从小在西西里长大，后来也一直热爱西西里。西西里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它位于西欧天主教文明跟拜占廷东正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的交汇处，又曾受北欧诺曼人入侵，是多种文明的十字路口，这种多元化特征在腓特烈的性格和思想中有明显的印记。
在那个尚武的年代，每个著名帝王的政绩都是由一系列战役堆积起来的，腓特烈也不例外。他的武功可分为四个部分：西西里、德意志、北意大利及教皇国、耶路撒冷。
1209年，腓特烈与阿拉贡的康斯坦丝结婚，康斯坦丝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包括一批骑士。腓特烈以此为基础，很快挫败了西西里贵族的阴谋叛乱，真正控制了西西里的军政大权。后来，腓特烈在西西里大力削弱领主贵族和教会的力量，加强王权，并兴建城堡、海港，建海军、商船队等，1231年颁布西西里新宪法。他的建立开明专制主义和国家集权的思想，最突出地体现在他对西西里王国的经营上。
接着，他把眼光投向他父祖的故土德意志。在亨利六世去世后，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打败了亨利六世之弟菲利浦夺得了王位。但奥托四世因背叛了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盟约，英诺森三世就转而支持腓特烈，让他同法国国王结盟，反对奥托四世同英王约翰的联盟。1214年著名的布汶战役，腓特烈与法国的同盟大获全胜，奥托四世被废黜。腓特烈于1220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后将德意志王位让给他的儿子亨利，自己回到西西里。但腓特烈在德意志奉行一种与在意大利不同的政策，在德意志各诸侯与莱因城市联盟发生矛盾时，支持诸侯打击城市联盟，给予他们更多权力，引起他的儿子亨利不满，以致父子最终反目成仇。最终，亨利在1234年反叛腓特烈，被打败后废黜，腓特烈另立康拉德（康拉德四世）为德意志国王。
而腓特烈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很有意思，是唯一一次“和平十字军东征”。他于1225年与耶路撒冷王国女继承人伊莎贝拉结婚，1228年，通过外交计谋，以及出色的外语能力和谈判技巧，从埃及苏丹手里得到了耶路撒冷及附近地区，1229年，他为自己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
但腓特烈与教皇的斗争则异常艰苦漫长。皇帝与教皇的权力之争是中世纪西欧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而腓特烈与教皇之争还带有另一层含义。腓特烈的思想中具有中央集权的因素，他积极在意大利实践他的思想，以巩固的西西里王国为基地，致力于控制北意大利，而夹在中间的教皇国就成为主要的障碍。腓特烈即位后的前两任教皇英诺森三世和霍诺里厄斯三世分别是他的监护人和老师，在他们配合下腓特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从格列高里九世（1227—1241）开始，教俗之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焦点。
1227年，格列高里九世将腓特烈二世开除教籍，并派军进入西西里，迫使腓特烈放弃在耶路撒冷的大好局面回师西西里，结果腓特烈打败教皇军队，并迫使格列高里为他恢复教籍。
此后，双方都在北意大利积极发展势力，教皇利用伦巴第联盟同腓特烈对抗。1237年，腓特烈率军攻入北意大利，在科尔泰努瓦战役中击溃伦巴第同盟，兵临教皇国边境，并夺取撒丁岛，将他在西西里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移植到占领区。格列高里九世再次将他开除教籍。1241年，腓特烈攻入教皇国，几乎占领罗马，格列高里九世愤懑而死。
1243年，英诺森四世接任教皇之位，他出逃到法国的里昂，借助法国的力量与腓特烈对抗（这也是教皇国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1245年，英诺森四世在法国召开宗教大会，历数腓特烈的罪名，将腓特烈开除教籍，并号召各国君主攻击腓特烈，后来还企图买通腓特烈的近侍毒死腓特烈。腓特烈针锋相对，发布致欧洲君主公开信抨击教皇的统治，引发了神学上的大论战，双方的支持者同时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展开战争，结果互有胜负。当战事呈胶着状态之时，1250年，腓特烈突然病逝。不久之后，霍亨斯陶芬王朝就覆亡了。
腓特烈二世的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因素。其一是如前所述的，他的中央集权的思想，其二是他在宗教、文艺方面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与他生长于西西里这个多种文明的十字路口密切相关。
腓特烈虽然一生都没有脱离天主教徒的身份，但他在他的领地没收教会财产，削弱教会势力，他身边的侍从多为伊斯兰教徒（这也是教皇指责他为“异端”的原因之一）。他在西西里创办了第一所大学——那不勒斯大学，高薪聘请各地学者任教，他本人也被称为“第一等的人才”。由于当时东方的文化学术水平要高于西欧，他在大学里和宫中聘请的学者多来自中东。他让不同信仰的人和睦相处。他还赞成解剖尸体。他与圣徒方济各的故事被广为传诵。他请方济各来做客时，派一个美女去考验方济各，方济各用烧红的煤铺在自己身下以克制欲望。腓特烈对此钦佩不已，与方济各就宗教方面的诸多问题长谈了一夜。
在腓特烈的影响下，意大利的文艺学术空前活跃。在他去世之后半个世纪，意大利就进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时代。腓特烈征战一生，但他在政治上的主要影响是导致教皇国的衰落和德意志诸侯力量的进一步扩大。我认为，他在文艺史的地位要高于他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评论：尽管腓特烈二世因为其德意志王族的身份而被卷入同教皇和德意志诸侯的争战中，但他还担任过西西里和耶路撒冷的国王，而这两个地方正是那个时代欧洲和中东文明的交汇点，这使他成为西欧君主中的“异类”。而在那个时代，也正是他这种“异类”在推动文化繁荣和历史发展上能起更大的作用。
第65位 穆罕默德·阿里 (埃及帕夏)
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1769—1849年），埃及帕夏（1805—1849年在位）
1500年之后，西欧文明在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个个的突破，逐渐成了引领世界文明前进的主导力量。在西欧文明的扩张浪潮中，亚非众多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的应对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西欧文明的威胁到来之前，主动地实行变革，积极赶上潮流，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是在西欧文明的入侵中，面对坚船利炮不得已地接受对方的改造，被动地溶入到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大多数亚非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还有一种是在刚刚受到威胁之时，便审时度势，主动实行变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埃及的阿里改革都属于这种类型，尽管他们的结局大不一样。
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后世争议甚多。但他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使一个没落的古国重新焕发出青春，走出了漫漫长夜，开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前进，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当然，就他个人而言，他最后是失败了，其悲壮就如同一出莎士比亚的悲剧。
埃及在1517年起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保持半独立的状况，由马木克鲁（意为奴隶，早先从希腊、高加索等地招募而来，后来掌握了埃及的军政大权）统治。马木克鲁实行落后的包税制，各派马木克鲁之间又争权夺利，混战不息。18世纪是埃及最黑暗的一个世纪，平均每10年就要发生一次大规模内战。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竟有1/3的土地抛荒了，农产品产值只有古代的四分之一，人口竟萎缩到10世纪的一半，曾经的国际化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沦落为一个城镇。
随着国际航路的开辟，埃及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也被列强认识到。1797年，拿破仑大军进入埃及，激战正酣之时，埃及的宗主国土耳其及其盟国都出兵埃及，法国被迫撤兵。战后的埃及形势错综复杂，英军、土军和埃及本土的马木克鲁都在争夺领导权。最后，是穆罕默德·阿里赢得了最后胜利。
穆罕默德·阿里是阿尔巴尼亚人，童年时曾随父经商游历各地，少年时失去双亲，未成年便参军，后娶富孀为妻，利用其财力逐渐崭露头角。1801年，土耳其出兵埃及，阿里应征入伍，阿尔巴尼亚军团是土军的主力，阿里以其能征善战、足智多谋逐渐晋升为军团的高级将领。1801年法军撤走后，马木克鲁头领、英国扶植的代理人，以及土军中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和近卫军两派都在争夺埃及的统治权，一时间又杀声四起，城头变化大王旗。经过3年的厮杀，一批实权人物先后死于非命，穆罕默德·阿里上升为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利用埃及民众先后逐走了马木克鲁头领巴尔底西和土耳其苏丹排来的总督，终于在1805年的长老立法会议上被拥立为埃及新总督，土耳其苏丹也被迫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穆罕默德·阿里的登顶充分利用了民众的支持，而他即位初期的政绩的确也无愧于埃及人民的拥戴。1807年，面对英军的入侵，阿里动员人民参战，迫使英国撤军。接着，以马木克鲁勾通外敌为名，于1811年在全国范围内捕杀马木克鲁上层人物，由此终结了长达500多年的马木克鲁控制埃及的历史。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从他上台就开始了。在政治方面完善官僚体系，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几个世纪来政局的混乱局面。他废除了已成为腐败剥削根源的包税制度，没收马木克鲁和伊斯兰教会的土地，将这些土地一部分分封给自己的亲信以巩固统治力量，一部分分给少地无地农民以笼络人心。
农业是天下之本，对依河为生的埃及来说尤为如此。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在农业方面成绩显著，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成倍增加，农业技术取得突破，土地从每年一熟发展到每年三熟，著名的长纤维棉花开始广泛种植。并减轻农民的赋税名目以促进生产积极性。
穆罕默德·阿里鼓励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其中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造船业和军火工业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工业在西欧技师的指导下发展迅速。工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商贸的繁荣，进出口成倍增长，而且出口多于进口。当时埃及的工商业发展带有明显的国家垄断性质，几乎所有工业和外贸出口均由政府控制，阿里的国库由此充盈起来。
穆罕默德·阿里不会忘记埃及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腰包鼓了之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军事。传统的雇佣兵制被征兵制所取代。经过多年努力，一支包括23万陆军、1.5万海军、32艘战舰，装备了新式火器的军队建立起来了。
阿里还创办了一批非宗教性的专科学校，选派留学生到西欧，出版外国科技书籍，知识界的新鲜空气也蔓延开来。
阿里的改革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持续的时间也较长，从1805年延续到1840年，使埃及在多方面发生了质变。但军人出身的阿里血液中始终流淌着一种好战、崇尚大帝国的因素，这种因素为阿里带来了一系列的荣誉，但也最终引来了灭顶之灾。1811年，阿里就出兵镇压阿拉伯半岛上的瓦哈比派，后来又迫使苏丹臣服。埃及的国力军力实际上已超过了其宗主国土耳其。埃及帮助土耳其镇压希腊革命，但土耳其却不愿意履行将叙利亚和克里特岛让出的诺言，于是引发了土埃战争。第一次土埃战争阿里大获全胜，1833年前后是他和他的国家达到全盛的时期，俨然已是一个地跨亚非的帝国。阿里甚至萌生了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讲阿拉伯语地区在内的新阿拉伯帝国的计划，然而，国际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联手打碎了这个美好的梦想。
埃及的“牛气”使它成为国际上的众矢之的。英国不容许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出现一个同它匹敌的强国，便同土耳其联合起来，发动了第二次土埃战争。面对工业革命阶段飞速发展的英国，埃及终究不是对手。1840年在西亚战场全面溃败，第二年英军在亚历山大里亚登陆成功。以往阿里曾凭借民众的力量屡屡击败敌手，但连年的战争已使他失去民众的支持，无力抵抗英军的阿里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出让西亚和利比亚所有的土地，只保留埃及和苏丹，海军全部交给英国，陆军只保留十分之一。
至此，政治上的穆罕默德·阿里实际上已经死了，他积郁成疾，精神错乱，从1841年起由长子易卜拉欣摄政。他的生命一直维持到1849年80岁之时。
战败后的埃及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工商业大为衰退，被英法所控制。但穆罕默德·阿里启动的埃及近代化进程毕竟已难以阻止。更重要的是，埃及由此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接受西方思想和先进技术的桥头堡。19世纪后半期的阿拉伯进步分子大多以埃及为活动基地。作为一个改变了中东政治格局和近代化进程的帝王，穆罕默德·阿里在本排行榜中列名第65位。
评论：埃及因为海外新航路的开辟而衰落，又因为其水路沟通两大洋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到而复兴。穆罕默德·阿里的英雄时代离不开埃及复兴的大背景，但正是他的远见卓识推进了埃及的复兴。假如没有穆罕默德·阿里，19世纪的埃及可能将是任由列强宰割的鱼肉，从他开始，无论埃及遭受何种形式的掠夺，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地位已不容撼动。
第64位 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亚述国王）
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亚述国王（公元前745—727年在位）
亚述帝国尽管已消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但它给历史留下的印记是洗不掉的，3000年前轰鸣的战车踏遍西亚北非，所到之处是一片狼籍，在此基础上崛起了铁器时代第一个大帝国。
亚述帝国位于今伊拉克北部，与世界上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比邻的有利地理位置，使它较早地吸收了文明的光辉，从公元前2500年前后开始，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公元前935年，亚述进入新帝国时代，此时中东诸文明都呈衰弱之势，而亚述却异乎寻常地强大起来，在尚武精神的鼓舞下，不断向四周扩张，势力范围达到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巴比仑尼亚等地。
公元前8世纪前半叶亚述由于内乱使扩张的步伐停下来，直到又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的出现。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的早期经历鲜为人知，他大概出身于行伍之中，在内乱中逐渐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在掌握了军权之后，于公元前745年夺取了王位。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和他的前辈和后继者一样，以穷兵窦武著称，但他的征服事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他之所以能入选本排行榜，主要在于他的改革。
首先是军事方面的改革。他把军队分成若干专门的兵种，如战车兵、骑兵、重装骑兵、轻装骑兵、攻城兵、工兵等，成为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在作战技能上也有创新，由于亚述四周的对手大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城镇较多，攻城战是经常遇到的难题。在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时期，亚述军队使用了“投石机”、“投石锤”等攻城器械，这是军事史上一大创新。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的军队还广泛使用一种充气皮囊用于渡河作战。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的时代，铁器在亚述广泛使用，与青铜器相比，整整领先了一个时代。在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的训练和不断的实战锻炼下，他的军队成为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雄师。
在军事改革的同时，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发动了新一轮的对外扩张，每年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几乎成为惯例。他打败了亚述多年的劲敌乌拉尔图，征服了整个叙利亚地区。他利用巴比仑王位的纷争，将自己的傀儡扶植上巴比仑的王位，进而吞并了巴比仑，亲任巴比仑国王。亚述在西亚地区的霸主地位已无可动摇。
但在征服过程中，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感受到了被征服民族的强大反抗力量，平定已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远比征服新的地区更费力。这是亚述的野蛮政策所受到的报应。亚述对被征服地区一贯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赤地千里，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引起激烈的反抗。这一切使提格拉·帕拉萨三世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他改变了对征服地区的政策，创立了一套新的统治方法。
他不再试图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杀光，而是将他们分散到其他地区，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混杂居住在一起，可以带上部分财产，在新的地区获得部分土地，但归属于亚述人的奴隶主，并由亚述帝国所派的官员统治。这既保存了生产力，又消除了被征服民族集体起来反抗的隐患。这种政策，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首创。而客观上，对中东地区人种和文化的交融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727年，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去世。他的后继者继续了征服事业，又征服了以色列、米底，公元前671年征服埃及，建立起一个地跨亚非两洲，包容了多种文明的大帝国。
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无疑是世界军事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进行的军事改革是世界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系统化的军事改革。他的改革加强了亚述的国家实力，也加快了征服步伐。亚述帝国的征服，使西亚北非诸文明第一次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后来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更大范围的征服打下了基础。而这些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文明最领先的地区，这些征伐很大地改变了文明的状况。
不过，亚述帝国的征服是历经许多代人不断积累的过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只是其中的关键性的一环，而亚述的尚武精神和军事传统由来已久，并非来自于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后来波斯帝国的各种制度受亚述影响的也不多。因此，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的影响也不宜被高估。综上所述，他在本排行榜中位居第64位。
评论：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时代前后的军事改革，最具决定性的一点是在军队中装备铁制武器，这既促进了扩张，又促进了铁器的传播；而创立了将被征服民族迁徙混居的政策，则大大促进了中东诸文化的交融。这两项源于征服者私心的变革，却极大地推进了历史的进步。
第63位 哈拉尔蓝牙王（丹麦国王）
哈拉尔蓝牙王 Harald Blatand，丹麦国王（940—986年在位）
尽管已经过去近千年，但今日的欧洲人一提起“恐怖的维京人时代”仍难免会打个冷战，像当日，诺曼（其他国家对维京人的称呼，即北欧人）海盗乘风破浪，所到之处称王称霸，是何等威风。有一个帝王将诺曼海盗的事业推上顶峰，然而也是他对海盗战鼓的停歇起了重大作用，他，就是丹麦人引以为傲的哈拉尔蓝牙王。
他被称为蓝牙王据说是因为有一颗蓝色的牙齿。他是高姆老国王的儿子。高姆老国王和哈拉尔蓝牙王时代是丹麦国家形成的时代。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中部有个叫耶林的小城市，耶林市的教堂门口有两块石头，一大一小。大石头上刻有头上围着光环的基督像和古北欧文，这是哈拉尔在他父母亲的坟墓上立的墓碑，丹麦人称这两块石头为“耶林石”，并把石碑看成是丹麦王国诞生的证明。高姆老国王时代，为抵御南部文德人和萨克逊人的侵犯，在王后翠拉的带领下，丹麦人在日德兰半岛南部建了一条“丹纳维奥克防线”。蓝牙王继位之后，石勒苏益格和日德兰半岛周围诸岛均被纳入丹麦版图，统一的丹麦王国正式形成。961年，他乘挪威内乱，派兵入侵挪威，打败并杀死挪威国王哈康，迫使挪威臣服，奠定了未来丹麦挪威两国近千年联合的基础。在位期间，曾干涉法国诺曼底公国的王位继承问题，是海盗事业的发扬光大者。
但蓝牙王的事业若只限于此，那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北欧有影响的帝王。我将他排在本排行榜的显著位置，还因为他对整个欧洲历史进程的影响。
早在公元4、5世纪，诺曼人就已经开始在欧洲各地活动，他们以从事贸易为主，有时也在当地定居。但从8世纪后期开始，诺曼人的活动逐渐变成大规模的破坏性极强的海盗活动，可能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社会矛盾加深。他们的木船速度快，吃水浅，便于从海口沿河上溯，深入内陆。丹麦人主要侵袭法国和英格兰，挪威人攻击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瑞典人则向东欧发展，后来在罗斯建立留里克王朝。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有时则索取赎金，富庶的修道院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
哈拉尔蓝牙王晚年看到每年夏季海盗出外侵袭之时，丹麦国内几乎是空的，而邻近的德国正在强盛起来，乘机向海盗自身的根据地发起冲击。蓝牙王忧心忡忡，主张放慢对外侵袭扩张的速度，重视自身的安全。但他的主张遭到以他的儿子斯凡为首的一派的强烈反对。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还与斯凡的养父帕尔那托克，蓝牙王可能由于妒忌的缘故，多次迫害帕尔那托克，差点置之于死地，引起斯凡的强烈不满。父子的矛盾终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最后，父子两人各自乘船在海上决斗（不愧是海盗王国，连决斗也别具一致），年事已高的蓝牙王打不过儿子斯凡，只好逃进森林中去，最后在森林中被帕尔那托克射死。
哈拉尔蓝牙王减慢扩张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他在位期间使丹麦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却确确实实导致了海盗时代的终结。这就是，基督教的引入。这还要从丹麦的原来的宗教——奥丁神信仰说起。
在北欧传说中至高无上的奥丁神，是战争之神，他的住处叫“瓦尔大厅”，传说凡在战争中英勇作战的战士阵亡后就可升天，成为奥丁神的宾客，到瓦尔大厅中和奥丁神生活在一起，永远享受美好的生活。因此，诺曼人作战时勇悍无比、根本不怕死与他们的奥丁神崇拜密切相关（当然，也与北欧生存环境严酷有关）。后来，饱受诺曼人侵袭之苦的西欧人认识到，要使北欧海盗收敛下来，根本办法就是改变他们的奥丁神信仰，向他们传播基督教。
9世纪之初，教士安斯加就积极向丹麦传播基督教，被称为“北欧传教祖师”，但直到蓝牙王继位之时，基督徒在丹麦国内仍然是少数派。有一位叫做波波的主教极力劝说蓝牙王改信基督教。据传他对蓝牙王说，他可以用一块烧红的铁来证明上帝的力量，蓝牙王命人将一块烧红的铁放在他手上，过一段时间之后，波波主教的手居然没有受伤。蓝牙王慑服于上帝的力量，从此改信基督教，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的大批臣民也跟着他改奉基督教，基督教从此取代了奥丁神信仰，在丹麦取得了主流地位。
如何衡量这一事件在欧洲历史上的深远影响呢？由于改奉主张忍耐、顺从的基督教，诺曼人在欧洲各地的海盗扩张活动逐渐停止了（当然，引起这一过程的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但改奉基督教无疑是一大关键性转折）。于是，西欧逐渐趋于安宁，人口逐渐增加，心态由守转攻，于是，有了后来的十字军东征等，西欧人的眼界逐渐开阔，直至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
而北欧人在改奉基督教以后，国民性也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逐渐脱去了海盗的鱼腥气，到了今天，已成了世界上平均文化素养最高的人群。
统一丹麦，臣服挪威，更重要的是引入基督教，使海盗时代逐渐终结，哈拉尔蓝牙王无疑应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帝王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这个100帝王排行榜中列第63位。
评论：对于北欧海盗来说，攻城掠物的生活方式虽然很过瘾，但对他们的长远发展无益，反而因为精壮劳力的大量流失而使自身陷入危机。哈拉尔蓝牙王对此有明智的认识，通过引进基督教等方式，将海盗时代引向尾声。海盗时代终结之时，就是北欧人真正稳定地分享到欧洲整体发展的成果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