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战役】
【北制之战】
春秋初年，郑国依靠优越的经济、政治条件，率先崛起于中原积极向外扩展。郑庄公采取远交近攻之策，联合齐、鲁对付邻近的宋、卫，多次与宋、卫发生争战。周桓王元年(公元前719)，宋、卫联合陈、蔡攻郑，先是围郑都东门(史称“东门之役”)，继而击败郑徒兵，抢走大批粮食。郑庄公为报战败之仇，于次年四月率军攻卫。卫调遣服属于己的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之军抗击郑军。当郑军北上，未出国门之时，燕军已进入郑国北境。郑庄公遣大夫祭足、原繁、泄驾率三军迫近燕军，作正面抗击之势,吸引燕军注意力,令公子曼伯、子元率师一部秘密迂回至燕军侧后的北制(今荥阳汜水镇)。燕军不察郑军意图及部署，以为北制地形险峻无虞，仍按传统的正面进攻战法，专注于当面郑军。六月，曼伯、子元乘燕军毫无警觉戒备之机，从其背后发起突袭，大败燕军。此战,郑军打破传统战法，迂回袭敌获胜,是为中国军事史上有记载的迂回进攻作战之始。时人因燕军之败而有"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左传·隐公五年》)之评，成为后世用兵的鉴戒。
【郑抗北戎之战】
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在郑庄公图霸中原之战中，郑军在北部边境(今河由北部)歼灭部分北戎军的伏击战。
北戎又称山戎，是中国古代戎族的一支。春秋初期，其主要活动于今河北北部地区。周桓王六年冬，北戎军南下侵郑。郑庄公因戎军以步兵为主，较己方战车机动性强，惧其实施突袭，遂采纳公子突建议，针对其“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下相救”(《左传·隐公九年》)的弱点，以一部兵力佯败诱敌，将郑军主力分作三部，埋伏于北戎军追击必经道路附近。当北戌军深入伏击地域后，郑军三处伏兵同时出击，切断北戎前、后军联系。北戎前军被郑大夫祝聃部围歼，后军仓惶溃逃。
点评：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一次成功伏击战例。郑庄公因势利导、设伏邀击的作战指导，为战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例，对后世作战指挥艺术的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
【襦葛之战】
春秋初年，周王室衰弱，郑国称霸中原。郑庄公专横跋庭，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郑两国矛盾日深。周桓王十三年 (公元前 707年) 秋，桓王调集陈、蔡、魏等国军队联合攻郑，战于襦葛 (今河南长葛东北）。周分三军：右军配属蔡、魏军，左军配属陈军，桓王亲率中军主力。郑军亦分三军迎战，决定先攻周军薄弱的两翼，再集中兵力攻击周军中军。郑庄公还改变了传统的车战队形，布成“鱼丽阵 ”，即将原随车后的步兵分散配置于战车左、右、后三方，填补了战车之间的空隙，收到了车步协同相互掩护的效果，攻防更加自如。交战开始，郑军先从两翼发起进攻，陈军一触即溃， 蔡、魏军纷纷败逃，周军左右两军阵脚大乱，中军更加孤立。随后，郑军从左右向周军中军实施钳形攻击，中军主力亦投入战斗。周中军三面受敌而大败。桓王中箭受伤，急忙退军。从此，周王室威信扫地，大国纷争四起。
【长勺之战】
历史背景
自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起，我国历史进入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齐国和鲁国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又互相毗邻，在当时的动荡局面下，不免发生各种矛盾，而矛盾冲突的激化，又势必造成两国间兵戎相见的结果，长勺之战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的鲁国据有今山东西南部地区，都城曲阜（今山东曲阜），它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社会的礼乐传统，在春秋诸国中居于二等地位，疆域和国力较之齐国，均处于相对的劣势。至于齐国，则是姜太公吕望的封地，辖有今山东北部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那里土地肥沃，又富渔盐之利，太公立国后，推行“因其俗，简其礼”、“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举贤而上功”、“修道法”、礼法并用等一系列正确政策，因而经济发达，实力雄厚，自西周至春秋，一直成为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长勺之战就是在这种齐强鲁弱的背景下爆发的。
战争起因
齐厘公对侄子公孙无知与王子诸儿同等待遇，早已引起诸儿的不满。后诸儿继位为齐襄公。他以公孙无知待遇过高为由，予以降低，“绌无知秩服”，引起公孙无知的不满，阴谋乘机生事。大夫连称、管至父因为出戍葵丘没有得到及时更替，也怀恨在心，于是勾结公孙无知，密谋欲杀害襄公，拥立无知为齐君，这件事引起大夫管仲、鲍叔牙等人的不满。他们感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便分别拥戴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出奔鲁国和莒国避难。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到外地狩猎时受伤，公孙无知得知齐襄公受伤后，派人杀死了齐襄公。连称、管至父立无知为国君，引起全国的反对。接着几位大夫杀死公孙无知，宣布迎接在鲁国避难的公子纠为君，并和鲁庄公会于蔇，商定由鲁出兵护送公子纠返国。而奔往莒国的公子小白闻悉国内变乱，也在鲍叔牙和莒兵护送下急忙返国，争夺政权。管仲闻讯后，于途次邀击，射伤小白，但被鲍叔牙机智营救，抢先赶回国都临淄，就了侯位，即为齐桓公。公子纠和管仲见国君位置被小白抢先夺去，只好仍回鲁国栖身，这使齐、鲁两国关系又趋紧张。
新即位的齐桓公小白，因为鲁国支持公子纠，对鲁非常不满。鲁庄公却以公子纠没有当上齐国国君，对齐极为仇视，便亲自率大军强送公子纠返国，进入齐境干时地区，齐桓公即与鲍叔牙等商讨对策，决定“以兵拒之”。双方各以兵车300辆投入战斗。齐军一举击破鲁左右军，继而包围鲁庄公所统帅的中军。鲁庄公把大旗改插在将领梁子车上，自己改乘轺车．化装突围，才免于被俘。鲁军惨败后，鲁庄公在齐军压力下，竟改变初衷，杀死公子纠，把管仲押送给齐国。干时战后，鲁庄公吸取失败的教训，加强军队训练，赶制各种兵器，疏浚曲阜以北的洙水，以防齐军进攻。与此同时，政治上也作了些取信于民的工作，所以当齐军逼近鲁境，鲁国北部形势紧张时，鲁庄公决定动员全国力量对齐作战。这时一位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政治远见和军事素养的人曹刿，怀着拯救祖国的决心，进见鲁庄公，陈述了自己对战胜齐国的策略，对庄公的战争指挥和鲁军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假途灭虢之战】
假途灭虢之战，是春秋初年晋国诱骗虞国借道，一石双鸟，先后攻灭虢、虞两个小 国的一次作战。这次战争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揭示了军事斗争的一些重要规律，给 后世留下重要的启示和教益。春秋初期，诸侯并立，兼并无已。位处中原地带的晋国，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 中不断兼并征服小国，势力迅速崛起。晋献公在位期间，又把其南面的两个小国——虢 国和虞国预定为吞并的目标。
可是，晋国要顺利实现这一目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虢、虞两国虽然地狭人稀，国 力弱小，但却是同姓毗邻，结有同盟。晋国同其中任何一国开启战端，都意味着要同时 和两国之师相抗衡。如何拆散虢、虞两国的同盟关系，使自己避免陷于两线作战，这乃 是晋国在吞并两国军事行动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终于，晋国大夫荀息想出了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即用厚礼重宝贿赂收买虞公，拆 散虢、虞之间的同盟，向虞国假道攻打虢国，待虞国中计、虢国败亡后再图后举。晋献 公听了荀息这一献计后，认为计谋很好，但是还存在有一定的顾虑，一是有些舍不得自 己的珍宝，二是忌惮虞国那位贤臣宫之奇会揭穿晋国的用心。针对晋献公的犹豫，荀息 一一予以妥善的解释，指出送珍宝给虞国，等于是将它暂时存放在那里，迟早还将收回； 至于宫之奇，虽有些能耐，但他的意见虞公不一定会采纳，未足为惧。一番话打消了献 公的最后顾虑，他决定依照荀息的计谋展开行动。
不久，荀息携带着良马、美玉等奇珍异宝出使虞国。到了那里后，即晋见虞公，献 上珍宝，并向虞公正式提出借道攻虢的要求。虞公既贪利收下了良马、美玉，又不敢轻 易开罪于晋国，于是便应允晋国军队通过虞国土地去征伐虢国，并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晋 国作战。宫之奇认为此事大为不妥，在一旁加以谏阻，但虞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意 孤行，硬朝着晋人的圈套里钻去。 公元前658年夏，晋大夫里克、荀息统率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土地去攻打虢国，虞 公践约派出军队同晋军会师，然后协同晋军展开军事行动。晋军在虞军的积极配合下， 进展顺利，很快攻占了虢国的下阳（今山西平陆境），一举控制了虢、虞之间的战略要 地，并通过此事进一步摸清了虢、虞两国的虚实，为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
时隔3年，晋献公又一次向虞国提出了借道伐虢的要求。 这时虞国大夫宫之奇更透彻地看清了“假道”背后所包藏的险恶用心。指出“虢国 如果灭亡，虞国必然跟着完蛋”。警告虞公“晋不可启，寇不可玩”。力图以虢、虞两 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劝阻虞国假道于晋。可是虞公利欲熏心，根本不 采纳宫之奇的建议，反而以晋为自己的同姓国，必不会害己作理由，又答应了晋国借道 的要求。宫之奇见虞国灭亡近在旦夕，为避祸计，便率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这次晋献公亲自统军借道虞国攻打虢国，声势远较前一次为大，可见其志在必得。 晋军进展迅速，很快兵临虢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城下，加以团团围困。虢国弱小无 援，数个月后即为晋军所灭，虢公丑仓皇逃奔京师（今洛阳）。晋军随即凯旋回师，行 经虞地驻扎时，即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生俘虞公，轻而易举地灭亡了虞国，最终达 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
晋军的胜利，在于它能够做到“必胜之兵必隐”这一点，以借道的假象巧妙掩盖自 己各个攻灭虢、虞的真实企图。“兵不厌诈”，晋国君臣深谙此中奥秘，故能确保自己 以强击弱、以大攻小战略意图的实现。在行施“借道”这一计谋过程中，晋国君臣还能 针对虞公贪利爱财的弱点，诱之以利，迷惑其心智，使敌人始终由自己牵着鼻子走，无 所作为。
虞国的失败，首先是国力、军力远不逮人，故成为晋国敢于觊觎的对象。其次是其 最高统治者虞公昏聩庸劣，贪图眼前小利，破坏与虢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又文过饰非， 拒纳谏言，终于引狼入室，自取咎殃。第三，与上两点相联系的是，虞国对晋国灭虢后 的战略新动向毫无察觉，放松警惕，不作戒备，以至晋军发动突然袭击之时，无暇抵抗， 束手就擒。 假道灭虢之战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代兵家的广泛重视。
著名兵书《三十六计》还曾将它立为一计，以概括军事斗争中这样一条重要规律：战争 指导者有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用敌人贪利、畏怯等弱点，借攻击第三者为由，顺 势渗透自己的势力，控制对方。一俟时机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一举 消灭或制服对手，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在历史上，假道伐虢也经常为一些人所仿效，而成为强兼弱、大吞小过程中所惯用 的策略手段。比如公元963年，北宋赵匡胤“假道荆湖”，袭占荆、湖，并灭南平、武 平两地割据势力，就是显著一例。当然，此战中所反映的唇亡齿寒的另一层道理，也为 后世弱国联合以抗击强国的斗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泓水之战】
战争背景
公元前643年（周襄王九年），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逝世后，齐国因君位继承而引发内乱。次年，宋襄公出兵协助齐孝公取得君位。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
战争起因
公元前639年（周襄王十三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同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被擒。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于同年冬释放宋襄公。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争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三国进攻附楚的郑国。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
战争过程
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
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楚军渡河后开始列阵时，公孙固又请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混乱、立足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宋襄公又不允许，说：“不鼓不成列”。直待楚军列阵完毕后方下令进攻。由于楚军实力强大，经激战后，宋军大败。宋襄公亲军全部被歼，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重伤。
战后国人皆怨襄公指挥不当，但宋襄公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向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公元前637年（周襄王十五年）五月，宋襄公伤重而死。
战争影响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
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战争评价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正如《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泓水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的崛起。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据说是先轸的谋划。前632年，四月初四，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戒，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
公元前632年，春秋时期，晋文公与楚成王为争夺中原霸权，晋军谋略制胜，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开“兵者诡道也”先河的一次作战。4月，晋、楚两军为争夺中原地区霸权，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楚军居于优势，晋军处于劣势。晋国下军副将胥臣奉命迎战楚国联军的右军，即陈、蔡两国的军队。陈、蔡军队的战马多，来势凶猛。胥臣为了战胜敌人，造成自己强大的假象，以树上开花之计，用虎皮蒙马吓唬敌人。进攻时，晋军下军一匹匹蒙着虎皮的战马冲向敌阵，陈、蔡军队的战马和士卒以为是真老虎冲过来了，吓得纷纷后退。胥臣乘胜追击，打败了陈、蔡军队。
晋文公于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初，率军由棘津（今河南滑县西南）渡河，进攻附楚的曹、卫，企图诱楚来援以解宋围。正月占卫五鹿（今河南清丰西北），二月进至敛盂（今河南濮阳东南）与齐昭公会盟，都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北）的卫人逐其君降晋。
月攻占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北）。但楚军不受调动，反而加紧围攻商丘。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用先轸建议，利用秦、齐“喜贿怒顽”的心理，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一面让宋重贿秦、齐，请两国出面求楚退兵，一面分曹、卫之地与宋，坚其抗楚决心。商丘未能攻下，而曹、卫之地又被晋送于宋国，楚因而拒绝退兵。秦、齐遂出兵助晋，形成三强联合对楚的战略格局。
楚成王见形势不利，恐秦乘机攻其后方，退至申邑（今河南荥阳西北），并令围攻商丘和缗邑以及占领谷邑的楚军撤回。但围攻商丘的主将子玉，骄傲自负，坚请与晋一战。楚成王决心动摇，同意子玉建议，但又不肯全力决战，仅派王室亲兵600人增援子玉。子玉派人与晋交涉：如晋许曹、卫复国，楚即解宋之围。晋国君臣认为形势有利，希望决战，但恐不允子玉条件，将遭宋、曹、卫三国仇恨。于是一面暗许曹、卫复国，劝其与楚绝交，一面扣留楚使臣以激怒子玉。子玉果怒而求战，率军进逼陶丘。晋文公为疲敝楚军，诱使子玉轻敌深入，以便在预定战场与楚决战。遂退避三舍（在古代一舍为30里，三舍为90里），至城濮与秦、齐军会合。
四月初一，楚军进至城濮，初二，双方对阵。晋军在秦、齐军声援下配置为上、中、下三军；楚军以陈、蔡军为右军，申、息两军为左军，主力精锐为中军。晋统帅先轸下令首先击溃较弱的楚右军；并让晋上军佯退，于阵后拖柴扬尘，制造后军已退的假象，以诱楚左军进击，使其暴露侧翼，尔后回军与中军实施合击，又将楚左军击溃。子玉及时收住兵力，方免于中军败溃。楚军退至连谷（今河南西华境）时，子玉自杀。此战，晋文公及先轸等，决战前充分运用外交谋略，是由实力制胜向谋略制胜的转折点；决战中，晋军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示利诱敌，在战术上也有所发展。
战争意义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评论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
反观楚军方面，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将自己在争霸中原中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崤之战】
肴之战是在晋秦争霸战争中，发生于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627年）的一场晋襄公率军在晋国郩山（今河南陕县东）隘道全歼秦军的重要伏击歼灭战。
春秋中期，秦在穆公即位后，国势日盛，已有图霸中原之意。但东出道路被晋所阻。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不听大臣蹇叔等劝阻，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晋襄公为维护霸业，决心打击秦国。为不惊动秦军，准备待其回师时，设伏于崤山(旧念“yao二声”，现在也可念“xiao二声”)险地而围歼之。十二月，秦派孟明视等率军出袭郑国，次年春顺利通过崤山隘道，越过晋军南境，抵达滑(今河南偃师东南)，恰与赴周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相遇。机警的弦高断定秦军必是袭郑，即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警。孟明视以为郑国有备，不敢再进，遂还师。
晋国侦知，命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重返崤山，因去时未通敌情，疏于戒备。晋军见秦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立即封锁峡谷两头，突然发起猛攻。晋襄公身著丧服督战，将士个个奋勇杀敌。秦军身陷隘道，进退不能，惊恐大乱，全部被歼。
【邲之战】
战役背景
春秋中期，由晋文公开创的晋、秦联合对楚的局面，因崤之战的发生而改变。
由于晋、秦关系恶化，相互攻战不息，秦联楚以抗晋，使晋丧失争霸的优势，楚则解除向中原推进的后顾之忧。此时，晋国卿权日重，诸卿相争，内政纷乱，国力有所减弱。而楚庄王即位后，在令尹孙叔敖辅佐下，发展生产，整顿政治，集中权力，改革军事，实力日益增强。楚庄王雄心勃勃，问鼎中原，与晋展开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尤以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为争夺的焦点，由此孕育着晋、楚之间一场新的大战。
战役开始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三月，楚庄王因郑国时叛时服，亲率大军围攻郑都新郑（今属河南）。至六月破城，迫郑归降于楚。正当楚围郑之际，晋景公派主政之卿（中军元帅）荀林父率上、中、下三军救郑。晋军进至河水（黄河）边，闻郑已降楚，本不想与楚决战的荀林父，以救郑不及为由，欲引军而还。上军主将士会亦认为，楚国内部稳定，军队训练有素，不可与楚争锋。而中军副将先縠则认为，面对强敌而退，将使晋失霸业，反对避战回师，且刚愎自用，不待命而行，竟自率中军一部渡河。荀林父唯恐因“师不用命”而有“失属亡师”之罪，被迫令全军尽渡，南进至邲地，扎营于敖、鄗二山之间。时楚军北进至于郔（今郑州北），“欲饮马于河”以扬楚威。得知晋军渡河而来，楚庄王近臣伍参建议与晋交战，庄王及孙叔敖鉴于征服郑国的目的已达，无意与晋决战，率军南撤。后伍参又向庄王进言：荀林父新主中军，号令不行，将帅矛盾，晋军必败；且堂堂大国之君避战于晋国之臣，将为社稷之辱。庄王乃决心趁此击败晋国，使郑国坚意附楚，随即改命孙叔敖停止撤退，转而回师北上，与晋决战。
战役经过
针对晋军将领意见分歧，战、和不定，楚利用郑国迫切希望晋、楚决战，以便根据胜败选择向背的心理，让郑国遣使入晋营劝战，以加深晋军内部矛盾。晋下军副将栾书识破郑国的企图，认为不可“徼怨于楚”，而先縠等仍坚持“唯敌是求”的主张，战与和两派意见尖锐对立，荀林父无所适从。为麻痹晋军以懈其备，楚庄王先派少宰至晋营谦辞请和，说明楚仅为定郑而来，不敢与晋相争。士会以礼相答，而先縠则厉言声称：我等奉国君之命，将你们赶出郑国，若不退军，只好交战。庄王再次遣使“求成于晋”。荀林父既因将不从命而无决胜之心，又被楚一再遣使求和的假象所迷惑，不作战斗准备，与楚使约定盟期，以求体面回师。楚庄王见决战时机成熟，派善战的许伯、乐伯、摄叔合乘兵车挑战，冲入晋营，杀人而退，以激怒晋军主战将领。荀林父一心与楚定盟，仍不为备，而应魏锜、赵旃二将之请，遣其先后赴楚营约盟。魏、赵二人曾求公族大夫和卿之职未得，挟私怨欲败荀林父之功，至楚营并不请盟而挑战。
晋上军主将士会、副将郤克判定魏锜、赵旃此行必怒楚师，即命上军大夫巩朔、韩穿率军设伏七处于敖山之下，以为应急之需，并建议全军预作迎战准备，又遭先縠反对，荀林父迟疑不决，仅派軘车（屯守之车）接应魏、赵二人。当魏锜被楚将潘党逐退，赵旃之徒又冲入楚营之时，楚庄王乃率“左广”（兵车编组之名）30乘追逐赵旃。此时，潘党见晋军方向尘土飞扬，以为晋军来攻而回营相告，孙叔敖虑庄王陷入晋军，当机决断：“宁我薄（迫）人，无（勿）人薄我”（《左传·宣公十二年》），即率左、中、右三军攻击前进。
荀林父正待楚使来盟，不意楚大军迫近，惊慌失措，下令全军后撤，先渡河者有赏。晋上军设伏未动，中军、下军纷纷向河边溃逃。楚以右军方阵对晋下军，以中军方阵追晋中军，以左军方阵对晋上军。
战役结果
晋军失去统一指挥，在楚军追击之下，溃不成军，多有死伤。唯晋下军大夫荀首为救其子奋力反击，射杀楚先锋将领连尹襄老，俘楚公子谷臣、得以掩护晋中军、下军渡河，不被全歼。晋中军大夫赵婴齐因预先备有船只，率所部抢先渡河。中军余部和下军退至河边，相互抢夺船只，先上船者甚至斫斩攀船者之手指，“舟中之指可掬”。黄昏时，楚军乘胜进驻邲地，因见晋军大败而逃，不再穷追，而争相渡河的晋军，混乱呼唤之声彻夜不绝。晋上军虽设伏抗击楚军，亦虑寡不敌众，不敢恋战，主将亲自殿后，故能从容撤退，损失较小。楚庄王率军进至衡雍（今河南原阳西），祭祀河神，作先君之庙，宣告楚胜晋败，凯旋回师。
历史认识
在不利于晋的形势下，晋军主帅虽知“不可以战”，却无力驾驭跋扈之将，迟疑寡断，和战不决，临战不备，受制于人，以致失败。楚军主帅虽知“可以战”而慎战，既战则力争主动，因情施计以误敌，先发制人以决胜。经此一战，晋国丧失长达数十年的霸主地位，楚国夺得中原霸权。
【鞌之战】
鞌之战 即春秋晋齐鞌之战。《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前589年，齐顷公攻打鲁国，卫军救援也被齐军打败。孙桓子和臧宣叔到晋国求援。晋景公派遣郤克、范燮、韩厥、栾书等统帅八百辆战车救援鲁卫。晋军会合鲁卫两军，6月16日在卫国的莘地（山东莘县）与齐军相遇。齐顷公派人请战，表示“我军虽不强，请在明天早上决战”， 郤克表示“晋国和鲁卫是兄弟，鲁卫说贵国在他们国家发泄愤怒，君主不忍，让我们来求情，也不让长期留在这里，我们不能有辱君命。”齐将高固首先向联军攻击，取胜后在齐军营垒中夸耀说，需要勇气的来买我余下的。次日两军在齐国的鞌地（济南东北）再次列阵交锋，从双方军队运动情况看，晋军在莘地采用了故意示弱，主力迅速东移，最终把齐军引诱到了鞌地，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鞌地之战”。两地相距数百里，齐军在一天内赶到，17日清晨，齐顷公在战前还鼓励要消灭了联军再吃早饭，这种状态倒更像经过一夜的急行军，部队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就面对晋鲁卫联军的攻打，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郤克受伤了，他的部下解张说要忍耐，不能因为小的伤痛损害君主的大事。齐军战败，韩厥追赶上齐顷公战车，逢丑父冒充齐顷公，假意让他取水，借机让齐顷公逃离。齐顷公回到军中带兵回来寻找逢丑父，三入三出。逢丑父被俘后，郤克要杀他，但听他说“以后就没有替君主承担祸患的人了！”就释放了他。战后双方议和，齐国归还了侵占的鲁卫领土，同晋国议和。次年齐顷公前往晋国朝见，晋景公举行宴会招待他，齐顷公看见了韩厥，说道：“只是衣服换了。”韩厥赶紧施礼，表示“臣拼死作战，就是为了两国君主今天的宴会。”《史记》中记载关于齐顷公要尊晋景公为王，“齐侯朝于晋，将授玉”，是要把朝见天子时所用的玉圭交给晋景公，是表示恭敬、臣服。司马迁理解为要尊晋景公为王也可以。《史记》齐太公世家，索隐：张衡记载古代天子、诸侯的礼节。诸侯朝见不需授玉，朝见天子时授玉。授玉不是授王，齐顷公没有资格授予晋景公王爵。郤克上前阻止了齐顷公，表示晋景公不敢接受。鞌之战是晋齐两个长期友好的国家之间不多的几次战争，这是因为在楚庄王强盛，齐国奉行了同楚国友好，经常攻打鲁国和卫国，齐顷公不仅羞辱了晋国使臣郤克，还不出席诸侯会盟，引起宣公十八年诸侯讨伐，当时齐国和晋国已经议和。可是成公元年齐国就利用周王室同戎国矛盾，晋国不能东顾准备对鲁国用兵，鲁国的臧宣叔一面加强战备，一面同晋国结盟，防范齐国和楚国联合对鲁国进攻，成公二年大战爆发，齐国攻打鲁国，但楚国却没有配合出兵，直到齐国战败，在冬天楚国和郑国才去攻打卫国，又背着晋国私下和诸侯会盟。晋国在成公元年虽然调解成功了周王室和戎国矛盾，但是周王室和戎国依然爆发战争，晋国要保护周王室，也不愿刚同齐国交战后再战，所以在成公二年避免同楚国交锋，齐国被盟友楚国骗了后，重新同晋国结盟。
【鄢陵之战】
战争背景
公元前579年，在宋国大夫华元的安排下，晋国的士燮与楚国的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外举行第一次弭兵会盟。两国同意暂息兵戈，停止战争。
公元前578年春，晋征师于诸侯，并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同年夏，晋遣吕相（魏相）赴秦，历数秦恶以绝秦。随后晋厉公率晋国四军（中、上、下、新）与各国军队联合伐秦，败秦军于麻隧（今陕西省泾阳县北），然后渡泾河，进抵侯丽（今陕西省礼泉县东）而还。麻隧之战后，晋国免除后顾之忧，势力更盛，中原诸国实为晋之属国。而楚国未及时援秦，已陷入被动。
公元前577年，郑恃晋势，派子罕（公子喜）率军攻打楚国的属国许国，为许所败。郑成公不甘失败，亲自率军攻许，许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郑请和。作为报复，公元前576年，楚率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省原阳县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郑子罕反袭楚，取新石（今河南省叶县境内）。为此，晋中军将栾书意图报复楚国，但遭到韩厥的反对。同年，楚共王同意许灵公的要求，派公子申“迁许于叶”（今河南省叶县南），许国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所有。
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北）遣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今河南省郏县、叶县间）向郑求和，郑遂投楚叛晋。同年夏，郑子罕率兵攻宋。宋军先败郑于汋陂（今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之间），又为郑败于汋陵（今河南省宁陵县南）。当郑伐宋不久，晋国准备兴师伐郑，一方面出动四军，一方面派人前往卫国、齐国、鲁国乞师，准备协同作战。
郑成公闻讯，向楚国求救。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以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统领三军，会同蛮军，与晋军战于郑地鄢陵。
两军统帅
鄢陵之战中，晋军统帅是：晋厉公亲统四军；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锜，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留守国内；新军将郤犨，新军佐郤至。
楚军统帅是：楚共王亲统三军；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将左军，右尹子革将右军。楚共王亲兵左广彭名驾驭战车，潘党为右；右广许偃驾驭战车，养由基为右。郑成公亲率郑军，石首驾驭战车，唐苟为右。
战争过程
楚军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六月二十九，欲趁晋军不备，利用晨雾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阵，在援晋的齐、鲁、宋、卫联军到达之前速战速决。
晋军因营前有泥沼，加之楚军逼近，兵车无法出营列阵，处于不利地位。晋军中军将栾书主张固守待援，“楚军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然而新军将郤至则认为应当出击迎战，并列举楚军的诸多弱点：1.楚军中军将子反和左军将子重关系不好；2.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3.郑军列阵不整；4.随楚出征的蛮军不懂得阵法；5.楚军布阵于无月光之夜，实不吉利；6.楚军布阵后，阵中士卒喧哗不静，秩序混乱。晋厉公采纳郤至的建议，决定统军迎战。
两军对阵，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望晋军，并让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宗在晋被害后，伯州犁逃往楚国，时任大宰）进行“战祷”。晋厉公则让苗贲皇（苗贲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乱中被楚庄王所杀，苗贲皇畏罪逃到晋国，晋赐以苗邑）立其侧。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晋厉公采纳这一建议，先攻楚之左、右军，后攻中军。晋将魏锜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令其射魏锜。养由基一箭射中了魏锜的颈项，魏锜伏于弓套而死，养由基携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战斗从晨至暮，楚军略受挫，公子筏被俘，但双方胜负未定。楚共王决定次日再战。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与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次日鸡鸣时吃饭，整装待命，投入战斗。苗贲皇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次日再战，并故意放松对楚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备战情况。楚共王得知晋军已有准备后，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子反当晚醉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奈，引军夜遁。楚军退至瑕时，子反为子重所逼，畏罪自杀。
战争后续
鄢陵之战后不久，晋国在宋国沙随重会诸侯谋伐郑，随后晋、齐、宋、鲁、邾等国军队伐郑，继而伐陈、蔡。郑子罕出兵夜袭，宋、齐、卫三国军队被击败。公元前574年，郑子驷主动出击，攻晋之虚、滑（今河南省偃师市），卫出兵援晋。同年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助郑抗晋。不久，晋厉公会同周、齐、宋、鲁、卫、曹、邾等国军队攻郑，楚子重率军救郑，晋联军主动撤退。同年冬，晋又会同上述各国军队伐郑、围郑，楚公子申率军救郑，各国军队又畏楚强而退。鄢陵之战因争郑而起，但晋并未征服郑，战后又多次伐郑，楚亦多次出兵救郑。
战争影响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战争中继城濮之战、邲之战后第三次、也是两国最后一次主力军队的会战。鄢陵之战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走向颓势。晋国虽然借此战重整霸业（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逐渐减弱。
【鸡父之战】
战争背景
公元前546年，在宋国大夫向戍倡导下，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许、宋、邾、滕等14国在宋国的西门外举行春秋第二次弭兵会盟，会盟后中原诸侯列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晋、楚、齐、秦四个强国，因国内矛盾激化，国势趋于衰弱，放慢了对外扩张、争夺中原霸主的步伐。偏处于长江流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加入中原争霸的行列。
吴国是春秋时期一个新兴的国家，原本是楚国的属国，自吴君寿梦继位后开始崛起。晋国出于同楚国争霸的需要，采纳楚国亡臣屈巫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从侧面打击楚国，牵制楚国的北上。日渐强大的吴国，为了进入中原，也将楚国作为战略打击的目标，因此同晋国结盟，摆脱了与楚国的臣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淮河流域。自寿梦至吴王僚的六十余年间，吴楚两国战争频繁，互有胜负，但吴国因溯江攻楚困难及淮河流域为楚国控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地处淮河域中心的州来，与东面的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南面的居巢（今安徽省合肥市西北）互为犄角，成为吴国难以逾越的障碍。州来虽曾先后两次落入吴国之手，但却复为楚国所据。
战前准备
公元前519年，吴王僚率公子光等，再次进攻楚国控制下战略要地州来。楚平王闻讯后，下令司马薳越统率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军前往救援，并令令尹阳匄（子暇）带病督师。吴军统帅见楚联军力量强盛，遂撤去对州来的包围，将部队移驻于钟离伺机行动。楚令尹阳匄因病死于军中，楚军失去主帅，士气低落。司马薳越被迫回师鸡父，准备休整后再作行动。
吴公子光得知楚军统帅阳匄已病亡，楚联军不战而退，认为这是吴军退敌的良机，便向吴王僚建议率军尾随楚联军，等待战机。公子光说：“随从楚国的诸侯虽多，但均是些小国，而且都被楚国胁迫而来。这些小国都有各自的弱点：胡、沈两国国君年幼骄狂；陈国帅师的大夫夏啮强硬但却固执；顿、许、蔡等国则一直憎恨楚国的压迫，他们同楚国之间不是一条心，这一点可以乘机加以利用。至于楚军内部，情况也很糟糕。主帅病死，司马薳越资历低浅，不能集中指挥，楚军士气低落，政令不一，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七国联军同役而不同心，兵力虽多，但也可击败”。吴王僚采纳公子光的建议，并制定出具体的作战计划：迅速向楚联军逼近，定于到达鸡父战场后的次日即发起攻击，利用当天“晦日”的特殊天候条件（古代的迷信，晦日不打仗），乘敌不备，以奇袭取胜。在兵力部署上，先以一部兵力攻击胡、沈、陈的军队，打乱其他诸侯国军，再集中兵力攻击楚军主力。同时决定在作战中采取先示敌以“去备薄威”，后以“敦阵整族猛攻之” 的灵活战法。
战争过程
吴军准备就绪后，于用兵所忌的晦日七月二十九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楚司马薳越仓猝之中，让胡、沈、陈、顿、蔡、许六国军队列为前阵，以掩护楚军。吴王僚以自己所帅的中军，公子光所帅的右军，公子掩余所帅的左军等主力预作埋伏，以不习战阵的3000囚徒为诱兵，攻打胡、沈、陈诸军。双方交战不久，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吴刑徒即散乱退却。胡、沈、陈三国军队贸然追击，捕捉战俘，纷纷进入了吴军主力的预定伏击圈中。这时吴三军从三面突然出击，战胜了胡、沈、陈军队，并俘杀胡、沈国君和陈国大夫夏啮。尔后又纵所俘的三国士卒逃回本阵。这些士卒侥幸逃得性命，便纷纷狂奔，口中还叫嚷不已：“我们的国君死了，我们的大夫死了”。 造成许、蔡、顿三国军队军心动摇，阵势不稳。吴军遂乘胜擂鼓呐喊，冲杀向前，直扑三国之师。三国之师的阵势本已动摇，纷纷乱作一团，不战而溃。楚军未及列阵，即被许、蔡等诸侯军所扰乱，陷于溃败。吴军大获全胜，并乘胜攻占了州来。
战争影响
鸡父之战的失败是对楚国的一次沉重打击，使吴国“去江路而阻淮为固，扼楚咽喉为进战退守之资”。战后不久，楚司马薳越因楚夫人出走吴国而畏罪自杀，囊瓦接替薳越担任令尹。自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基本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在吴楚争霸战争中逐渐陷入被动。终于在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被吴国以少胜多，攻破首都，元气大伤。
【柏举之战】
战争背景
吴国
吴国是春秋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的一个国家，原本是楚国的属国，吴君寿梦继位后开始崛起。晋国为与楚国争霸，采取联吴制楚之策，派楚国亡臣屈巫带一队战车来到吴国，教吴人乘车、御射、列阵，吴军由此学会车战。吴国与晋国交好后，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寿梦便自号吴王，与楚国争夺江淮地区的霸权。公元前584年，吴军新编水陆大军齐出，一举攻下楚国淮河重镇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此后近60年间，双方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在这十次战争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派刺客专诸刺杀吴王僚，夺得吴国王位，称吴王阖闾。阖闾继位后，任用楚国亡臣伍子胥、伯嚭为谋士、齐人孙武为将军，教授兵法，操练队伍，使吴国出现国富兵强的势头。
楚国
楚国是南方大国，但自公元前516年楚昭王即位后，不仅内政腐朽，而且又与周边国家如唐、蔡等国不和。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以收留吴王僚之弟掩余、烛庸为由，先后灭掉了归附楚国的小国徐国和钟吾国，之后想趁机伐楚，但孙武认为“民劳，未可，待之（人民疲劳，未可以，等待时机）”加以反对，阖闾听从其言，并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误楚”的战略方针，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这一措施实行了六年有余，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今安徽省涡阳县附近）、潜（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六（今安徽省六安市北）等地，使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
战争过程
公元前507年，蔡昭侯、唐成公为报楚令尹子常（囊瓦）的勒索和被拘三年之仇，背叛楚国，与晋、吴结盟，使楚北侧失去屏障。公元前506年春，应蔡国之请，晋、齐、鲁 、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18国诸侯在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东）会盟，共谋伐楚。同年四月，晋国又指使蔡国出兵攻灭楚之附庸沈国。楚国于同年秋发兵围攻蔡国。吴国君臣认为倾全力攻楚的良机已至，决定以救蔡为名，经淮道绕过大别山脉，从楚守备薄弱的东北部突入楚境，对楚国实施打击。
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和伍子胥、伯嚭、孙武等，出动全国之兵，乘船溯淮水西进。至战略要地州来，舍舟于淮汭（今河南省潢川县，一说安徽省凤台县），登陆前进。以蔡、唐军为先导，3500名精锐步卒为前锋，穿过楚北部的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均在今河南省信阳市以南，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直趋汉水，深入楚腹地，达成对楚的战略奇袭。楚不料吴军作此迂回奔袭，急派令尹子常、左司马沈尹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史皇等仓促率军赶至汉水西岸布防，阻止吴军渡汉水攻楚都城。
当吴、楚两军在汉水对峙时，沈尹戌鉴于分散在楚国各地的兵力尚未集结，易被吴军各个击破，难以阻止吴军突破汉水的防御的特点，又针对吴军孤军深入，不占地利的弱点，主张充分发挥楚国兵员众多的优势，变被动为主动：由令尹子常凭借汉水之障与吴军周旋，正面牵制吴军，自己去方城（起自今河南省叶县西南，沿东南走向至泌阳县东北的一条长城）调集楚国兵力，迂回至吴军侧后，毁坏吴军舟船，阻塞三关，断其归路，然后与子常军实施前后夹击，歼灭吴军。值沈尹戌赶赴方城调兵之际，武城大夫黑认为楚军不宜进行持久战，主张速战速决。大夫史皇亦迎合子常贪功之心，怂恿其速战。子常听信二大夫之言，又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以为凭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吴军，于是改变与沈尹戌商定的夹击吴军计划，不待沈尹戌军到达，擅自率军渡过汉水攻击吴军。
吴君臣得知楚军夹击之谋，又见子常军渡河来攻，为避免腹背受敌，改变原定在江、汉腹地与楚军决战的计划，由汉水东岸后退，调动楚军于不利地形。子常错误地认为吴军畏楚而退，紧追不舍，企图速胜。在小别（山名，今湖北省黄冈地区大崎山）至大别（今湖北省大别山）间，连续三战，楚军受挫，锐气大减。子常意欲弃军逃命，但受到史皇指责，只得勉强继续作战。吴军停止后退，于11月18日在柏举与楚军对阵。夫概认为应先发制人，击溃子常军，尔后以大军继之，必败楚军。阖闾虑及胜败在此一举，务求万全无虞之策，不同意夫概意见。夫概见机而行，率自己所属5000人猛攻子常部。子常军一触即溃，楚军大乱。阖闾见夫概突击成功，立即发起全面攻击。子常弃军逃奔郑国，史皇及其部属战死，楚军大败。
丧失主帅的楚军残部纷纷向西溃逃，吴军乘胜追击，至清发水（今湖北省安陆市境内涢水）追上楚军，阖闾欲立即展开攻击，夫概认为乘其半渡而击，必获大胜。楚军见吴军追至而未进攻，急于求生，争相渡河。待其半渡之时，阖闾挥军攻击，又歼楚军一部。吴军加快追击，竟使楚军在溃逃中虽炊熟而不得食。追至雍澨（今湖北省京山县西南），与由息（今河南省息县西南）回援的沈尹戌军相遇。沈尹戌率军奋力拼杀，虽然击败夫概，但被吴军包围，楚军突围失败，沈尹戌见无法获胜，命令部下割下自己的首级。楚军失去主帅，惨败溃逃。此后，吴军又连续五战击败楚军。楚昭王得知前线兵败，不顾大臣子期、子西的反对，带领家属亲信逃走。楚军得知楚昭王已逃，全军溃散，子期率兵赶去保护楚王，子西则率军西逃，吴军于公元前506年11月29日攻入楚都郢（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城北）。
战争后续
吴军攻占郢后，进行了屠城，到处烧杀抢掠，引起了楚人的仇恨。
楚昭王出逃后，先逃到云梦，再逃到郧国，郧公之弟企图谋杀楚昭王，结果楚昭王流亡到随国，方才安定下来。
伍子胥入郢后，寻得楚平王之墓，开棺并鞭尸三百，之后又寻找楚昭王。随国收留楚昭王，阖闾命随国交出，但因为占卜结果不利而拒绝。
申包胥得知伍子胥鞭尸，派人指责他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觿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但伍子胥却说：“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得知伍子胥之言，遂于前505年春到秦国求救。秦哀公认为楚王无道，不应救援，申包胥遂于秦宫门外痛哭七日七夜（秦庭之哭），秦哀公怜悯他说“楚虽无道，有臣如此，可无存乎！”，命大将子蒲、子虎率五百乘战车联同残余楚军南下帮助楚复国，败吴军于沂，楚将子西也率兵于军祥击败吴军，秦楚联军亦灭亡了吴的属国唐国。此时，越国乘吴国内空虚发兵进袭吴都，夫概又企图夺取王位，吴王阖闾被迫于同年九月撤离楚地，引兵东归。楚虽复国，但元气大伤。
战争评价
柏举之战是春秋末期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大战，史学家称它为“东周时期第一个大战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吴国在经过6年的“疲楚”战略后，一举战胜强敌楚国，给楚国以巨大的创伤，使吴国声威大振，为吴国进一步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柏举之战，孙武以3万兵力，击败楚军20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尉缭子曾赞道：“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吴越姑苏之战】
周敬王二十六年，吴、越夫椒（今太湖中之西洞庭山，一说今浙江绍兴北）一战，越惨败几近亡国。越王勾践表面卑事吴王，暗怀灭吴之志。对内励精图治，蓄积国力、军力；对外与齐、楚、晋结好，并多方麻痹吴国，怂勇吴北进中原，以消耗其力量。吴王夫差恃胜而骄，不以越国为患，一意争霸中原，继艾陵之战击败齐国之后，于三十八年春，自率全国精兵北上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与晋会盟，仅派太龘子友等率老弱兵万人留守姑苏，为越国造成可乘之隙。越国君臣鉴于吴国力量处于优势，且吴军出境未远，若过早进攻，必致夫差中途回军，乃暂缓出兵。直待数月之后，吴军到达远离国境的黄池，被牵制于与晋争夺盟主地位之中时，方决定集中兵力攻吴。六月十一日，勾践调集习流（习水战之兵）2000、教士（经过训练的士卒）4万、君子（越王亲兵）6000、诸御（在职军官）千人，分两路向吴国进发：一路由重臣范蠡、大夫舌庸率领，从海道入淮水，切断夫差所率吴军自黄池返国之路，确保越军主力顺利实施突袭；一路由大夫畴无余、讴阳领兵一部为先锋，勾践自率大军继后，从陆路北上直袭姑苏。
吴太龘子友闻越军来攻，即率兵至泓上（今苏州西南郊）抵御。太龘子友深感实力不足，主张坚守待援，火速请夫差回军。吴将王孙弥庸既轻视越军，又见越军中有其父被越俘获时所丧之旗，急欲为父报仇，不听太龘子友指挥，擅自率5000人出战，吴将王子地亦领兵相助。六月二十日，吴军击败越军先锋部队，俘畴无余、讴阳。次日，勾践率主力到达。吴军诸将因初获小胜而骄傲轻敌，企图乘越军远道跋涉而疲惫之时将其击败，乃留王子地守城，余皆出战。越军士气高昂，勾践挥军猛攻，大败吴军，俘太龘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等将。二十二日，越军乘胜进入吴都，焚姑苏之台，缴获大批物资。
夫差在黄池与晋争盟正酣，得知越军袭破姑苏，太龘子被俘，遂以武力胁迫晋国让步，急忙回师。吴军长期远征，人困马乏，加之国都失守而军心涣散。夫差料反击越军无胜利把握，于回师途中派太宰伯嚭携厚礼向越求和。勾践鉴于吴军精锐尚在，乃允吴议和，班师回国，伺机再战。
此战，越国以深谋远虑、乘虚捣隙取胜，由此取得对吴的战略优势。
【笠泽之战】
战争概述
吴越笠泽战役发生于公元前478年（周敬王四十二年，吴王夫差十八年，越王勾践十八年）。越伐吴，前后历经六年时间，越国彻底灭亡了吴国。
战争背景
公元前544 年（吴王余祭四年，周景王元年），吴国在胜利发展中，顾虑南边的越国，很有可能乘其与楚作战期间，从背后袭击自己，于是派兵伐越，以除后顾之忧。越国抵抗力量薄弱，挡不住在江淮间富有作战经验的吴军的攻击，大批人员、财物受到吴军抢掠。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吴王阖闾五年），吴又派兵大举伐越，侵占了很多地方。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吴王阖闾十年），吴军进入楚首邑郢城，越王允常乘虚率兵侵入吴境，逼进首邑，由于吴王紧急派兵回救，越军无所获，自行退出吴境。公元前496年（周敬王二十四年），吴王阖闾为报 9年前越人侵吴之仇，乘越王允常去世，勾践新立，国内尚不稳之际，举兵伐越，吴王阖闾受重伤而死。吴王阖闾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报仇雪耻，“必毋忘越”。夫差继立后，准备对越作战“报仇”，积极练兵讲武，勤习战射，为着提醒自己，他对门庭警卫规定，凡遇到自己进出，都要问“夫差!而（尔）忘越王之杀而（尔）父乎?”吴王则答：“唯（是）。不敢忘!”吴以3年时间完成备战，吴王即将兴师伐越报仇。然而。吴国整军备战，早已引起了越国的注意，公元前494年（周敬王二十六年），越王勾践鉴于槜李之战的胜利，决心乘吴国尚未准备就绪和发动战争之前，进攻吴国。越大夫范蠡苦口婆心地劝阻，勾践拒绝接受，征调部队，亲自统率，向吴进攻。
越军出兵攻吴，引起吴国上下的愤恨。吴以大致准备就绪的部队应战，两军相遇于夫椒，立即展开激战。吴王夫差与重要将领伍员、伯嚭等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督励将士奋勇拼杀。由于吴军兵力强大，越军经不起吴军的攻击，将领灵姑浮、胥犴等战死，将士伤亡严重，遭到歼灭性的沉重打击。勾践率残兵败将，仅存甲楯5000，退守会稽以北高地，吴军乘胜前进，大有冲破这条薄弱防线而消灭越国之势。吴军进境，很快就对会稽山包围攻击，形势非常危急。勾践急忙召集臣僚商讨对策。范蠡建议卑词厚利而求和，勾践同意范蠡的意见，派大夫文种为代表，到吴军内卑躬屈膝，力陈越王降服诚意。吴王有意接受，伍员则坚决反对说：“天以越赐吴，勿许也”。于是吴王拒绝了越的求和。文种返回与范蠡商量，以吴太宰伯嚭贪，重赂之，通过他对吴王进行活动。越王采纳了这个建议，选出美女二人和金宝重礼，由文种暗地献于伯嚭。伯嚭接受后，引文种见吴王。在伯嚭的影响下，吴王有意接受越的求和。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的伍员，则认为接受越国求和是重大的失策和错误。吴王听不进劝告，而接受了越王求和。
越王勾践为了保存残余力量，以作复兴报仇的基础，他忍辱含垢，以国王身份，到吴国作人质，侍奉吴王。他历尽艰辛屈辱，同时施展谋略，重赂吴太宰伯嚭，利用这个能左右吴王意志的内线人物，经过三年的磨难，才被释放回国。勾践返越后，为报刻骨仇恨，与他的三位重臣范蠡、文种、诸稽郢等共同商量应当采取的各种措施，奋发图强，力图富国强兵。文种向越王提出，对吴实施阴谋策略。他说：“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香饵”。报复吴国，必须趁其所愿，投其所好，才能制敌死命。建议对吴采取“七术”的谋略：重捐大量货币，贿赂吴国君臣；选送良材、巧匠使起宫殿，耗费其财物；采用美人计迷其心，而乱其谋；贵价籴粮，空其储蓄，疲劳其民；买通喜好阿谀奉迎的大臣，打破其对我谋略；挑起敢于“进谏”者与吴王的矛盾，使互相残杀；训练甲兵以承其弊。
越乘吴将伐齐之机，越王亲率大臣朝吴，对吴王及朝中官员，都慷慨赠送礼物，博得吴国君臣一片欢欣。只有伍员感到这是“豢吴”，更尖锐地提出“越在，我心腹之疾也”的忠告，又遭到拒绝。越国收买伯嚭为内奸，专与敢于进谏的伍员作对，挑拨吴王与伍员的关系，终于陷伍员于死地。
公元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吴王夫差乘着胜齐的威望，率领主力部队北上，参加黄池会盟。当年六月，吴国受灾，越王发水陆两路大军乘机向吴进攻。一举将吴留守部队击败。吴王会盟之后，率军南返，见大势不好，只得向越求和，越鉴于尚无彻底击灭吴国的兵力，而同意议和罢兵。
战斗经过
公元前486年（周敬王四十二年），越军大举攻吴。越王勾践和将领范蠡、文种等考虑到四年前吴郊之战，打的是吴方留守部队，吴军精锐远在黄池，双方并未见过高低，鉴于多年来吴军破越、败楚、胜齐、压晋，仍然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这次进攻，不能轻敌，而要采取慎重的作战方针，争取彻底战胜敌人。越军侵入吴境，吴王夫差获得消息，也率兵迎击，双方布阵于笠泽江两岸。
勾践于左右两军到达预定位置，即饬令鸣鼓渡江进至江中心，等待命令。吴军听到上下游鼓声大作，吴王夫差误认为越军是乘夜渡江，分兵两路而来，立即出上下两军，驰往堵击。越军侦察了解吴军分兵出击情况，勾践乘吴军移动，黑夜容易掩护之际，立饬中军衔枚渡江，不鸣鼓，由6000君子部队为先锋，秘密接近吴军大营，举行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吴军仓促应战，被打得崩溃四散。吴分兵迎击敌人的两军，闻悉大本营被袭，回军援救，但越军左右两军，渡江追击，将其击破。
吴军退到没溪收容散兵，整顿队伍，据溪而守，准备再战。越军紧接着逼进至阵前，双方再战。此际范蠡所率舟师，通过震泽（太湖）横山向吴军侧背包围，展开攻击。吴上军将领胥门巢在战斗中阵亡，引起中下两军更加动荡，吴王夫差和王孙雒等见形势不利，无力击退敌人挽回颓势，只得收兵，向吴郊撤退。
越军于笠泽渡江，没溪进攻，两战两胜，将士斗志昂扬，乘胜猛追吴军，到达吴城近郊，吴下军奋勇力战，经过反复搏斗，下军将领王子姑曹战死。吴王夫差乘下军抗击越军之际，才得以把中军撤进城内，越军则筑越城于胥门（西门）外，对吴首邑进逼和围攻。
公元前473年（周元王三年，吴王夫差二十三年，越王勾践二十三年）十一月，吴首邑姑苏城经过越军3年的围攻，军民疲困不堪，无力战斗，士卒离散，城门失守，越军进城。吴王夫差见大势已去，率领王孙雒等与卫队乘夜突围西上姑苏山。越王勾践紧接着率兵赶到，围山三层。王孙雒代表吴王向越请和，范蠡不允。越军继续进攻。吴王又派王孙雒向越请求愿为附庸，世世事越。越王有意接受，范蠡当即指出：“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于是越王改饬吴王居于甬句东。夫差哀叹答道：“君若践余社稷，灭余宗庙，寡人请先死”。范蠡俘获夫差后，吴王请允许自刭。夫差死前无限悔恨地叹道：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吾无面目以见子胥也。遂自刭死。作为越方奸细的吴太宰伯嚭，竟厚颜无耻面有喜色，向越投降。越王历数其罪：“为臣不忠无信，亡国亡君”，命令当场斩首。越至此消灭了一度强盛的吴国，而成为东南大国，进而向中原扩张势力，争夺诸侯霸权，成为短暂时期的盟主。
越军返国途中，行至五湖，大将军范蠡决意辞去官职，告别越王，不再返国。越王坚持挽留他说：“子听吾言，吾与子分国；不听吾言，身死妻子戮”!范蠡不从王命，自率数十人离去。
战争评析
吴越两国之间的战争，几起几伏，先是吴国胜，越国败；后是越国经过十数年生聚与准备，终于灭掉了吴国。吴国从胜利走向灭亡，越国从战败到最后胜利，这一充满戏剧性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成为春秋时期及后世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
战略正误系千秋这是吴越兴亡沉浮最基本的历史教训。本来吴国自攻占楚国首都之后，已威震中原，称雄南中国。伍子胥为巩固吴国的霸业，始终把首先彻底消灭越国，解除后顾之忧，进而图霸中原作为吴国的根本战略。所以先有槜李之战，后有夫椒之战，都是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战略目的。如果吴国能够将这一战略贯彻始终，彻底灭亡越国，则吴王夫差肯定不会有含恨九泉的下场。然而夫差受战略眼光的局限，被越国的表面臣服，卑词厚利所欺骗，加上奸佞庸徒伯嚭的破坏，枉杀栋梁之才伍子胥，不但放弃彻底消灭越国的正确战略，还释放越王勾践，纵虎归山，豢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越国地处吴国之南，要想图霸中原，必须先亡吴国，否则永无出头之日。但是吴越两国大小强弱十分悬殊，吴灭越在反掌之间，而越灭吴则谈何容易。然而越国却始终把灭吴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长期经营，百折不挠，即使是国破家亡之后，越王勾践也甘心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力图东山再起。终于历经10余年的图强奋斗，最终灭吴，这不能不说是越国正确的战略思想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千军易得，一将难寻这是吴越兴亡沉浮的另一重要经验教训。吴国每当拒绝伍子胥的建议时则往往走向失败。特别是在枉杀子胥，吴国政权落入伯嚭之手后，就无可挽回地跌入了覆亡的深渊。其实越王勾践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谋大智，然而他却常常依靠范蠡、文种的谋略，摆脱被动，化险为夷，绝路逢生，终于成为彻底灭亡吴国的胜利之君。
实事求是地评价伍子胥、范蠡、文种等人，并非宣扬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而在于肯定这些杰出历史人物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作用。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往往赋予贤臣良将以极不公允的命运：或使他们的雄才大略无施展之地，或在协助他人功成业就之后，遭遇“声威震主”的厄运。遗憾的是这种历史的悲剧，千百年来竟周而复始再现，却无医治的良策，无疑这是当时社会制度所使然。
当然，吴国北上伐齐与艾陵战役，一直不注意安抚人民和发展经济，国力耗损，元气大伤，致使后来根本无力支持战争，也是吴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吴越两国战场上的直接胜败，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也有颇值得人们深思之处 勾践军深入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针对吴军的阵势，利用夜暗，巧妙地向两翼佯动，迷惑吴军，引诱其分散兵力，造成吴军大营空虚，越军趁势进行突击，吴军节节败退，终于全军覆没。吴国的失败说明，即使以往战功赫赫的统帅，如果失去良将的辅佐，临战又未充分重视研究敌人，发挥运筹帷幄的智能，也难免遭到失败。夫差在自杀时发出的：“使死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无面目己见子胥也”。这只能是遗恨千古的梦呓，已为时过晚。
这个mod做好可玩性应该很高，非常期待啊
诗经 国殇 古乐合奏 适合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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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大小叶哥 于 2013-7-8 10:05 编辑
《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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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大小叶哥 于 2013-7-8 11:22 编辑
补充：
春秋时四裔（戎狄蛮夷）部族或国家
武器分杀伤性和防护性。
杀伤性武器，春秋战国，主要是戈、矛、剑、戟、弓矢，还有殳、铍和弩。
防护性武器，主要是甲胄和盾。
武器有长短，剑是短兵，戈、矛、戟、殳是长兵。长兵本身，也有长短。短者，只有一米来长，不足身高；长者，为身高的一倍半，甚至两三倍，特别是车兵所用，长度必须超过马头，才能发挥实效。但长兵，很少超过身高的三倍。超过三倍就不好用了。这是近战的武器。
弓矢和弩是远程的武器。
下面做点介绍：
（一）近战的杀伤性武器。
（1）剑。早期是匕首式短剑，来源是北方的草原地区，既是吃肉的餐具，也是护身的武器。剑和刀是一类，区别只在单刃和双刃。古人所谓“轻吕”、“径路”，就是这类刀剑。春秋末年，开始流行长剑。长剑，特别是质地精良的宝剑，反而出于南方，主要是吴、越和楚。长剑出，短剑也不废。长剑便于战斗，短剑利于护身，还可以搞恐怖刺杀，都是便于贴身使用的武器，故战国秦汉，武士往往身佩刀剑。
（2）戈。戈是勾兵，类似农器中的长镰。戈头，商代的戈是一字形，前有锋，下有刃（叫援），后有柄（叫内），类似短刀。周代的戈是丁字形，为了便于绑缚和固定，还增加了下垂的部分（叫胡）。
（3）矛。矛是刺兵，短矛叫，长矛叫锬，丈八长矛叫矟，即曹操横槊赋诗的槊。矛头，样子变化很多，和矢镞有类似性，可以比较研究。矛柄（叫柲）和戈柄（也叫柲）不同，戈是弧线打击，和斧柄一样，只有做成扁的，才利于控制锋刃打击的方向，矛只用于刺，柄是圆的，才方便。
（4）戟。戟是戈、矛合一的器物。戈、矛可以分铸，也可以合铸，还有把多个戈头装在一个柄上的例子。戟矛叫刺。战国晚期，戟的戈部，援、内左右上扬，都有刃，叫鸡鸣戟。戈、戟是和车战匹配，很有中国特色，但车战式微，随之衰亡，《武经总要前集》没有这类武器。
（5）殳。音shū，属于棒类，后世叫棒（《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它分三种，一种有锤状的铜箍和上出的矛刺；一种也有这两样，但锤状铜箍上还有旁出的刺，类似宋代的狼牙棒；还有一种完全不同，只有管状的铜头，无锋，曾侯乙墓的遣册叫“晋殳”。
（6）铍。音pī，是把短剑装在长柄上，类似现代的刺刀，后世叫枪（《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铍流行于战国时期，南北方都有，尤以赵、秦发现最多。这些发现，赵铍无镡，秦铍有之，古人把有镡的铍叫铩。
（二）远程的杀伤性武器。
（1）弓矢。古人叫长兵，是可以远距离杀伤的武器。弓矢最古老，旧石器时代就有。木石是最古老的武器，弓矢就是木石并用（当然，更原始的矢是木矢）。盛矢的器具叫箙，盛弓的器具叫韬。
（2）弩，是一种奇妙的发明，学者认为，可能是受捕兽器启发。我国，公元前4世纪，弩已流行。这种武器的起源地，可能在亚洲，特别是长江以南。欧洲使用弩，年代比较晚，学者怀疑，是从亚洲传入，早期线索，不太清楚，明确可考的，是10—11世纪的弩。这种晚期的弩，可能是从阿拉伯传入。弩和弓不同，它有弩臂置矢，弩机控弦，望山瞄准。过去，武举应试，要考张弓的臂力。但强弩，手拉脚踹肚子顶（即所谓蹶张），人力难以拉开，还使用带绞车的弩床。弩床，可以用一个弩机控制多个弩弓，叫连弩。连弩，射程远，准度高，对付北方民族的马队冲击，特别有效。现代的枪，就是弩的后裔，准星等于望山，扳机等于钩牙。火器出现，骑兵衰落，正是这种反制武器的延续。
（3）镞。镞即箭头，石器时代，所谓细石器，很多就是石镞。青铜时代用铜镞。后来，还有铁镞。镞多种多样，带骹的，带的，有翼的，无翼的，双刃的，三棱、四棱的，方的圆的，厚的薄的，各有各的用途。演习用的箭，前面是钝头，宋代叫扑头箭。
（三）防护性武器。
（1）甲。古代各国，都有自己的甲胄，大同小异。希腊、罗马的步兵，分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重装步兵，上身穿前后两片的铜甲：胸甲和背甲，好像乌龟壳，小腿上有胫甲，比较笨重；轻装步兵的甲，是用铜片缀合，比较轻便。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罗马人还使用锁子甲，一般认为，这种甲是来源于凯尔特人，但更早的来源是斯基泰人。它比第二种甲更轻，更适体。中世纪早期，欧洲流行锁子甲，这是带蛮风的甲，特点就是轻便。14—15世纪，情况转回去，骑士又改穿笨重的盔甲，各种铁制的盔甲（黑盔甲、白盔甲），把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遮起来。我国也有这三类甲。第一类，叫两当铠，最早的样品是西周时期的。第二类，学者叫札甲（用甲札编缀，故名），发现最多。战国秦汉，出土发现，主要是曾、楚二国的皮甲（即革甲）。革是古代护具的主要材料，人用，马用，车也用。汉代的金缕玉衣，古人叫玉匣或玉柙，其实就是玉甲。铁甲，也叫玄甲，类似西方的黑盔甲。锁子甲，传入甚早，三国叫环锁甲，估计是从西方传入；唐代叫锁子甲，是从粟特进贡。另外，还有木甲、布甲和纸甲（南方，铁甲容易长锈，所以用这类甲）。古人把多层的布或纸缝在一起，或压塑成形，道理略同防弹衣。防弹衣，不是硬碰硬，而是以柔克刚，最高明。由于手制火器（枪）的出现，17世纪后，甲胄在欧洲被淘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明钢盔（helmet），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防弹背心（bulletproof vest），还是盔甲（armor）的遗产。
（2）胄。即后世的头盔，有铜胄、革胄和铁胄。革胄和铁胄，出土发现的胄，有些也用甲札缀联。胄，也叫兜鍪。学者认为，兜鍪是突厥系统的外来语。
（3）盾。小者只能护臂，大者可以蔽身。长可蔽身的大盾，古人叫橹。这种橹和楼车、巢车类的橹（详下讲）不同，古人叫蔽橹（《六韬·龙韬·农器》）。攻城，冒矢石而上，小盾好。列阵对打，大盾好。盾，楚墓发现较多，如包山2号墓所出，分两种，一种是木盾，高92厘米左右，似宋代的步兵旁牌，但还不够大；一种是革盾，高度只有前者的一半。长可蔽身的大盾，没发现，但亚述宫殿的壁画上有。盾，汉代也叫彭排（《释名·释兵》），汉镜常把“四方”写成“四彭”或“四旁”，《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八》胡三省注已经指出，彭排就是宋代的旁排。宋代，盾分两种，一种长可蔽身，立在地上，叫步兵旁牌；一种施于臂上，叫骑兵旁牌（《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廿三页）。旁牌和旁排一回事。今人把盾叫盾牌，是合并盾、牌为一词。盾牌，现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防暴警察还用它，用防弹玻璃制成，躲在后面，可以看见前面。
（四）其他。还有很多，这里不能一一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武器，还有一些是仪卫所用，和实用武器不同。西方的权力象征物是权杖（mace），我国是钺。钺是大斧，本来是刑具（用于斩首或腰斩），而不是兵器，古代兵刑合一，往往用钺象征征伐的权力，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李逵玩的板斧。
武器分杀伤性和防护性。
杀伤性武器，春秋战国，主要是戈、矛、剑、戟、弓矢，还有殳、铍和弩。
防护性武器，主要是甲胄和盾。
武器有长短，剑是短兵，戈、矛、戟、殳是长兵。长兵本身，也有长短。短者，只有一米来长，不足身高；长者，为身高的一倍半，甚至两三倍，特别是车兵所用，长度必须超过马头，才能发挥实效。但长兵，很少超过身高的三倍。超过三倍就不好用了。这是近战的武器。
弓矢和弩是远程的武器。
下面做点介绍：
（一）近战的杀伤性武器。
（1）剑。早期是匕首式短剑，来源是北方的草原地区，既是吃肉的餐具，也是护身的武器。剑和刀是一类，区别只在单刃和双刃。古人所谓“轻吕”、“径路”，就是这类刀剑。春秋末年，开始流行长剑。长剑，特别是质地精良的宝剑，反而出于南方，主要是吴、越和楚。长剑出，短剑也不废。长剑便于战斗，短剑利于护身，还可以搞恐怖刺杀，都是便于贴身使用的武器，故战国秦汉，武士往往身佩刀剑。
（2）戈。戈是勾兵，类似农器中的长镰。戈头，商代的戈是一字形，前有锋，下有刃（叫援），后有柄（叫内），类似短刀。周代的戈是丁字形，为了便于绑缚和固定，还增加了下垂的部分（叫胡）。
（3）矛。矛是刺兵，短矛叫，长矛叫锬，丈八长矛叫矟，即曹操横槊赋诗的槊。矛头，样子变化很多，和矢镞有类似性，可以比较研究。矛柄（叫柲）和戈柄（也叫柲）不同，戈是弧线打击，和斧柄一样，只有做成扁的，才利于控制锋刃打击的方向，矛只用于刺，柄是圆的，才方便。
（4）戟。戟是戈、矛合一的器物。戈、矛可以分铸，也可以合铸，还有把多个戈头装在一个柄上的例子。戟矛叫刺。战国晚期，戟的戈部，援、内左右上扬，都有刃，叫鸡鸣戟。戈、戟是和车战匹配，很有中国特色，但车战式微，随之衰亡，《武经总要前集》没有这类武器。
（5）殳。音shū，属于棒类，后世叫棒（《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它分三种，一种有锤状的铜箍和上出的矛刺；一种也有这两样，但锤状铜箍上还有旁出的刺，类似宋代的狼牙棒；还有一种完全不同，只有管状的铜头，无锋，曾侯乙墓的遣册叫“晋殳”。
（6）铍。音pī，是把短剑装在长柄上，类似现代的刺刀，后世叫枪（《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铍流行于战国时期，南北方都有，尤以赵、秦发现最多。这些发现，赵铍无镡，秦铍有之，古人把有镡的铍叫铩。
（二）远程的杀伤性武器。
（1）弓矢。古人叫长兵，是可以远距离杀伤的武器。弓矢最古老，旧石器时代就有。木石是最古老的武器，弓矢就是木石并用（当然，更原始的矢是木矢）。盛矢的器具叫箙，盛弓的器具叫韬。
（2）弩，是一种奇妙的发明，学者认为，可能是受捕兽器启发。我国，公元前4世纪，弩已流行。这种武器的起源地，可能在亚洲，特别是长江以南。欧洲使用弩，年代比较晚，学者怀疑，是从亚洲传入，早期线索，不太清楚，明确可考的，是10—11世纪的弩。这种晚期的弩，可能是从阿拉伯传入。弩和弓不同，它有弩臂置矢，弩机控弦，望山瞄准。过去，武举应试，要考张弓的臂力。但强弩，手拉脚踹肚子顶（即所谓蹶张），人力难以拉开，还使用带绞车的弩床。弩床，可以用一个弩机控制多个弩弓，叫连弩。连弩，射程远，准度高，对付北方民族的马队冲击，特别有效。现代的枪，就是弩的后裔，准星等于望山，扳机等于钩牙。火器出现，骑兵衰落，正是这种反制武器的延续。
（3）镞。镞即箭头，石器时代，所谓细石器，很多就是石镞。青铜时代用铜镞。后来，还有铁镞。镞多种多样，带骹的，带的，有翼的，无翼的，双刃的，三棱、四棱的，方的圆的，厚的薄的，各有各的用途。演习用的箭，前面是钝头，宋代叫扑头箭。
（三）防护性武器。
（1）甲。古代各国，都有自己的甲胄，大同小异。希腊、罗马的步兵，分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重装步兵，上身穿前后两片的铜甲：胸甲和背甲，好像乌龟壳，小腿上有胫甲，比较笨重；轻装步兵的甲，是用铜片缀合，比较轻便。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罗马人还使用锁子甲，一般认为，这种甲是来源于凯尔特人，但更早的来源是斯基泰人。它比第二种甲更轻，更适体。中世纪早期，欧洲流行锁子甲，这是带蛮风的甲，特点就是轻便。14—15世纪，情况转回去，骑士又改穿笨重的盔甲，各种铁制的盔甲（黑盔甲、白盔甲），把全身上下，每个部位都遮起来。我国也有这三类甲。第一类，叫两当铠，最早的样品是西周时期的。第二类，学者叫札甲（用甲札编缀，故名），发现最多。战国秦汉，出土发现，主要是曾、楚二国的皮甲（即革甲）。革是古代护具的主要材料，人用，马用，车也用。汉代的金缕玉衣，古人叫玉匣或玉柙，其实就是玉甲。铁甲，也叫玄甲，类似西方的黑盔甲。锁子甲，传入甚早，三国叫环锁甲，估计是从西方传入；唐代叫锁子甲，是从粟特进贡。另外，还有木甲、布甲和纸甲（南方，铁甲容易长锈，所以用这类甲）。古人把多层的布或纸缝在一起，或压塑成形，道理略同防弹衣。防弹衣，不是硬碰硬，而是以柔克刚，最高明。由于手制火器（枪）的出现，17世纪后，甲胄在欧洲被淘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明钢盔（helmet），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防弹背心（bulletproof vest），还是盔甲（armor）的遗产。
（2）胄。即后世的头盔，有铜胄、革胄和铁胄。革胄和铁胄，出土发现的胄，有些也用甲札缀联。胄，也叫兜鍪。学者认为，兜鍪是突厥系统的外来语。
（3）盾。小者只能护臂，大者可以蔽身。长可蔽身的大盾，古人叫橹。这种橹和楼车、巢车类的橹（详下讲）不同，古人叫蔽橹（《六韬·龙韬·农器》）。攻城，冒矢石而上，小盾好。列阵对打，大盾好。盾，楚墓发现较多，如包山2号墓所出，分两种，一种是木盾，高92厘米左右，似宋代的步兵旁牌，但还不够大；一种是革盾，高度只有前者的一半。长可蔽身的大盾，没发现，但亚述宫殿的壁画上有。盾，汉代也叫彭排（《释名·释兵》），汉镜常把“四方”写成“四彭”或“四旁”，《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八》胡三省注已经指出，彭排就是宋代的旁排。宋代，盾分两种，一种长可蔽身，立在地上，叫步兵旁牌；一种施于臂上，叫骑兵旁牌（《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廿三页）。旁牌和旁排一回事。今人把盾叫盾牌，是合并盾、牌为一词。盾牌，现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防暴警察还用它，用防弹玻璃制成，躲在后面，可以看见前面。
（四）其他。还有很多，这里不能一一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武器，还有一些是仪卫所用，和实用武器不同。西方的权力象征物是权杖（mace），我国是钺。钺是大斧，本来是刑具（用于斩首或腰斩），而不是兵器，古代兵刑合一，往往用钺象征征伐的权力，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李逵玩的板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db98b0100roid.html春秋战国时期兵器上的铭文
http://zyk.bjiad.net.cn/package.jsp?id=1169这里面有关于，春秋战国兵器的种种信息
这他丫的赚钱帖啊！看得我心慌！
我想周代崇尚礼乐，可否能找到由钟磬演奏的音乐？比如古代祭祀、天子大婚、天子登基、天子临朝等的固定音乐。比如人们常说的“丹陛大乐”、“中韶雅乐”之类的。
希望楼主你能加上个地区的思想！如诸子百家@！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政治制度：
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称公、称侯，只有楚、吴、越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百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经济文化：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科学发展：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移」。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旦是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哲学思想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义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
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 ①战国时期的战争具有封建兼并性质，而春秋时期的战争仅是奴隶主大国争霸战争。 ②春秋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融合，有利于封建因素的成长。而战国兼并战争在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后，导致一个封建大帝国产生。 现在多说几句,谈一谈二者之间的相同点：①都有扩大地盘、掠夺人口的目的。②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战争在影响上，都是大吞小、强凌弱，减少了诸侯国数目，加速了奴隶制瓦解和促进了封建制形成。同时不可避免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诸侯间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使诸侯国数目减少，各民族逐步融合，人民都渴望统一，这样就形成统一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