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律的形式
唐代行用实施的法规有律、令、格、式、敕、典、例等多重法律格式，其中以律、令、格、式四种为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如唐高宗说：「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如唐高宗说：「律令格式，天下通规」（《旧唐书．刑法志》）；睿宗下敕说：「律令格式，天下之本」（《唐会要．定格令》）；《唐六典．尚书刑部》记载：「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充分说明律令格式是法定的四种最基本的法律形式，此外还有敕、典、例为补充形式。律
律是唐代最主要的法律形式，狭义的「唐律」即专指它。据《太平御览》引杜预〈律序〉：「律以正罪名」。唐代律的主要作用也正是「正刑定罪」。唐初在武德、贞观、永徽年间曾三次较大规模的修定《唐律》；此外，在垂拱、开元时甚至重新刊定《唐律》。尤其是在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长孙无忌等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了疏解。今本《唐律疏议》即是《永徽律疏》在开元二十五（公元七三七）颁行的版本，共十二篇，二十卷，五百零二条。律在各种法律形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内容规定了各种刑法原则，和各种犯罪的认定与科刑的标准，也以说是一部刑律或是称作刑法典。
令
令的作用是「设范之制」，是有关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所谓「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新唐书．刑法志》）。令所涉及内容包括官员的设置、品秩、俸禄、选举、考课，国家际祀的礼仪，及户口、田制、赋役、仓库、厩牧、关市、医疾等制度方面的规定。可以说，唐代的令就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政管理条例。唐前期在武德、贞观、永徽及开元年间都曾修令。据《唐六典．尚书刑部》载，唐令有二十七篇，分三十卷，共一千五百四十六条，完整的唐令已散佚。日本学者仁萨田升辑《唐令拾遗》一书，复原唐令七百一十五条，几占原唐令之半，并按篇目及颁令时间编排，使我们得以了解唐令的概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格
格的作用是「禁违止邪」。唐代各皇帝十分重视格的编纂、删定。格是本朝及前朝皇帝临时颁布的针对具体违法、违令行为进行刑事镇压或行政处罚的制敕，经有关部门整理，加工修改，去掉重复及相抵触的内容，按尚书省二十四曹分目，分门别类汇编而成单行法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刑事特别法或行政特别法的性质，其效力往往大于唐律本身。这些按部门分类的条格，留于本司行用的，叫「留司格」；颁行于天下诸州县共享的，叫「散颁格」。唐太宗贞观时删格敕三千余件，定留七百条，为格十八卷。高宗永徽定《留司格》十八卷，《散颁格》七卷。其后，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及文宗等朝都多次删定格敕。删定格敕成为唐中后期立法的重要内容。因为格涉及的内容十分度泛，而且比较具体，其效力又，使用起来又较灵活，故在唐代司法中以格定罪量刑是很普遍的 .
式
式的作用是「轨物程事」。唐初武德定式十四卷。贞观修律，定式三十三卷。垂拱删式为二十卷，其后《神龙式》、《开元式》并为二十卷，但其篇目为三十三篇，「亦以尚书省列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名其篇目」（《旧唐书．刑法志》）。唐式今亦散佚，古藉中仍可见些条文，如《唐律疏议》的疏文中有多处引用《式》文，计有〈刑部式〉、〈职方式〉、〈监门式〉、〈兵部式〉、〈礼部式〉、〈户部式〉等。白居易之〈白氏六帖事类集．水田〉引〈水部式〉文。为伯希和掠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文书中，有一长达一百四十四行的《开元水部式》，存式文三十五条，内容是唐尚书省水部全国重要的河流、水渠、渡口、桥梁的监管，对漕运、海运的管理，其细密程度达到所需器材、工匠的数目、出处都有详细规定。由〈水部式〉我们可以看，式是中央行政部门发布的部门法规，即为百官、有司「其所常守之法也」，相当于现代行政部门颁布的「实施细则」。
敕
敕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又称「诏敕」或是「制敕」，其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大多为临时针对事件或具体某人而发，大部份是临时针对事件或具体某人而发，不具有永久的法律效力。据《唐六典．中书省中书令》载，唐代皇帝的制敕有七种，「凡王言之制有七」，分别是：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其中只有敕旨「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多为法规；其它则不可为法援用，如敕牒是「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仅针对一时一事而发，并不改变现行法律的行用现状。皇帝发敕日多，那些制敕可作为法律引用，那些不具法律效力，往往不易弄清。景龙三年（公元七○九年）中宗发敕：「其制敕不言，自今以后，及永为例程者，不得攀引为例」（《唐会要．定格令》）。反过来即说明其制敕明文写有「永为例程」者即可作为法规援引。《唐律疏议．断狱律》中设有专条，禁止辄引制敕断罪，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这里是说制敕只有成为「永格」，才真正具有法律效力。而「格」就是将这样的制敕，经过整理、修订、重新编排，再正式颁布，成为正式的法规。到了唐中后期时，制敕繁多，故特将制敕中具有法律效力的部分直接编为「格后敕」，加以颁行。唐自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始颁《格后长行敕》，直到唐末、五代乃至宋，编敕成为立法的主要内容。敕的法律效力也日益提高。
典
典本身就是法的意思，《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其中「六典」就是六官之典，是关于官制的法规。唐玄宗为粉饰太平，下令模仿《周礼》制六典，定六典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实际编纂则以唐代官制三师、三公、尚书都省、六部、五省、九寺、五监、十六卫、东宫及地方诸府、州县为其纲目，详列各司署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及其职权范围。故《唐六典》实际上是以职官分篇，「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新唐书．艺文志二》），是一部关于唐代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此书虽未经正式颁行，但它因以现行令、式编纂而成，在唐代即被内外官员视为法典，与律令并行不悖，有正式的法律效力。
例
例是由国家肯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办案成例，作为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断狱时比照的依据。因此，例也是唐代法律的一种形式。唐初有赵仁本所撰之《法例》二卷，又有崔知悌《法例》二卷，可以引用在案件审理上。后高宗看了该书，认为其文太过繁杂，使用不便，于是就废除不用，但是一纸禁令不可能真正断绝「例」在实际上的应用。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又下敕：「如闻用例破敕及令，深非道理。自今已后，宜禁断」（《唐会要．定格令》）。一方面说明例的法律效力在令、式及敕之下，另一方面也可知，唐中后期仍可用例断案。唐代用例之风，不仅影响本朝，而且在后世仍广泛使用。
唐律之地位
唐律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只有当盛唐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已达前所未有的高，才有可能出现规范那样详密，法理那样明晰，体例那样严整的唐律。《唐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现在的《唐律疏议》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保存下来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不仅是唐朝统治者手中赖以司法的重要根据，也为唐以后的历代王朝提供了编制封建法典的楷模。由于《唐律》是一部成熟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体现，因此，成为学习的重点对象，并被广泛移植，以至唐律的影响不限于中国境内，也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其它国家。特别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古代立法，深受《唐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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