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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历史] 辛亥革命-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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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0 15:08: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辛亥革命:
       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则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中国之一系列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中国人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的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内各民族间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背景: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终于被迫划上句号。国内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便不足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千载未逢的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由清朝政府自发的改革。其重点为改良生产技术,透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显示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自北宋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19世纪后期迅速强大的德国与日本在社会上却充斥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养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风气习惯。

维新变法的失败: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左)、梁启超(右)。日后他们组织保皇会,成为立宪派的领袖

        自1895年的公车上书,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要求更深层的改革。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维新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是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部分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危局:清末形势:
慈禧太后
光绪帝


隆裕太后
1909年2月28日,3岁的皇帝溥仪(右)和父亲醇亲王载沣、弟弟溥杰

      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原有的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共同掌权的形势被打破,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光绪帝则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1899年,端亲王载漪策划废光绪帝而立其子溥俊为帝,遭列强反对。军机大臣荣禄恐废帝引起列强干预和地方叛乱,遂向慈禧太后进言,维持光绪帝位,而立溥俊为大阿哥(皇太子)。此后围绕光绪帝废立等问题,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同荣禄等人不断争斗,以致利用义和团运动为筹码,导致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西安,军机大臣荣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等人在中央联络东南地方督抚实行东南互保,但国家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严峻的形势迫使慈禧太后在回銮北京后逐步推行新政。
      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去世,溥仪成为皇帝,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溥仪年幼无知,隆裕太后与醇亲王载沣成为此后国家实际上的最高政治领导。
      清政府中央高层官员中间一直内争不断。1907年,岑春煊、瞿鸿禨一派与袁世凯、奕劻一派发生丁未党争,岑春煊、瞿鸿禨失势。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也同袁世凯争斗,1908年载沣刚当上摄政王,就将袁世凯罢免。此外,满汉官员间相互猜疑,满洲重臣间的矛盾也使得中央政局更加复杂。
      地方督抚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因军事需要,权力日渐增大。1900年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的东南互保,更显示了地方督抚的力量。他们在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等各方面享有巨大权力,对中央有相当的自主性。清政府在实行新政中开展的地方自治等活动使地方督抚不仅需要像过去一样听命于中央,而且还要安抚地方士绅,照顾地方利益。
地方士绅中,出现了一大批支持立宪的人士。他们的呼声也得到了清政府中央及地方官员的不同回应。岑春煊、端方、孙宝琦、肃亲王善耆等人支持并推动立宪,而铁良、瞿鸿禨、文海等人则对快速推进立宪持保留态度。清朝官员和贵族中间对立宪和新政产生的分歧,使立宪和新政的开展既存在机遇,也遇到挑战。

经济形势:
       清朝末年,中国新兴的实业不断发展,除了一大批官办工商业得到发展外,国家通过实行一定的经济自由政策,振兴实业,使私有工商业也蓬勃发展,公私两界出现了张謇、盛宣怀等一大批工商界巨子。此外,清朝的铁路运输也在不断发展,新开工的铁路不断增加。新式通讯设施、交通设施及邮政等方面也开创了新局面。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新兴的工商业及基础设施还相对较少,中国广大地方仍没有摆脱旧有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清朝中央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法规,确立了一套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了农工商政策,以及外资、外贸等方面政策。清政府还成立了商部,专责制订经济政策。但清政府面临的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形势不容乐观,这给清政府推行新政造成了很大困难。比如其推行的禁烟运动,由于鸦片税厘已成清末财政收入中的主要税源,故禁烟运动加剧了政府财政危机,反过来又使禁烟运动难以推进。
清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根本问题在于未能成功建立统一的近代国家财政制度。这造成了中央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军费问题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清朝末年,军费十分紧张,各地军饷、军械等方面开支庞大,加以重建海军造成海军同陆军争夺经费,致使清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疲于应付,虽然新建陆军及重建海军颇有实效,但也加重了政府财政紧张局面,新建陆军及重建的海军也成为日后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文化形势:
         因清初统治者长期针对汉族士绅制造文字狱,以及薙发制度的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以后,满汉两族之间的冲突已经甚少,甚至被满清统治阶级自己刻意淡化,绝大多数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不过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满汉问题开始再度抬头。到了18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著作成为当时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被重新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等对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了很大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强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的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由西方传来的民族国家概念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启发。然而清朝覆灭后,革命者们的口号迅速从“驱除鞑虏”转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随着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中国,西学东渐蔚然成风,欧美及日本的各种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通过严复等翻译家的介绍,使中国思想界局面大开。这些新思想使无论官员、士绅还是革命派人士都获得了各自的思想源泉。与此同时,在乾嘉学派、永嘉学派、常州学派等学派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也获得了新发展,出现了康有为、廖平、俞樾、章太炎、孙诒让、皮锡瑞等知名学者,其中一些人还对西方思想有所了解,使中西思想获得一定沟通。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论争中,公羊学等的发展中,以及对诸子思想的发掘中,学者们不断开掘,使大量中国古代思想得以被发现和阐释。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基督教、天主教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传播,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并造成了同中国百姓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冲突,酿成了许多教案。此外,东正教在俄国支持下也获得一定发展。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遭到庙产兴学等运动的打击,然而影响力依然很大。伊斯兰教仍在中国各地广泛存在,一些学者展开了“回儒对话”、“回耶对话”;同治陕甘回变后,中国西北地区正在逐步回复元气。新兴宗教不断兴起,一贯道等日后广泛流传的新兴宗教开始发展。宗教的发展为中国知识分子及下层民众提供了许多思想支持。
       同时,中文新闻事业也欣欣向荣。租界的外资报纸《申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等,海外梁启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黄兴、章炳麟等的《民报》等,国内于右任的《神州日报》、范鸿仙的《民立报》、狄楚青的《时报》等均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报纸。新闻事业的发展为海内外各方面提供了较此前更为充足的消息来源,报刊也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为各方面重视。

军事和外交形势:

1898年原辅仁文社领导人谢缵泰所绘时局图(黑白版);彩色版乃于约1900-1904年之间由无名氏改绘而成。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中国时称世界保和大会)召开;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两次大会通过了《海牙公约》。当时清政府内部认为大会实质上并不能起到裁兵作用,反而助长各国扩充军备,因此清政府陆军部和军咨处等部门坚持扩充军备,而度支部因财政紧张而极力反对。
       1903年4月,由于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而请求驻越南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准备以事平后用全省路矿等权益作酬,导致拒法运动爆发。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妄图长期占据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导致中国拒俄运动爆发。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在旅美华侨等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改约要求,遭到美国政府严词拒绝并要求续约,导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1904年至1905年起,中国各地还发生了收回路礦權運動,著名的有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斗争,广东省人民争废广九路约的斗争,四川、云南、吉林省等地先后成立保路会,山东、河北、江苏省人民收回津镇铁路的斗争,浙江、江苏省人民收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山西省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攫取矿权的斗争等。

清廷救亡图存: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
清末新政:

                   1913-1915年,北洋军训练情形,当时袁世凯正在加强备战,准备以武力解决南方军队。左后方飘扬的是五色旗。

       1901年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1906年后易名为会议政务处,作为实施新政的中央办事机构。清末新政在教育、军事、法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均有革新。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大力推动新式学堂建设,力图用学堂教育取代过去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通过庙产兴学及将书院改为学堂等方法,在全国广建学堂,并鼓励私人兴办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奉命拟定壬寅学制,于1903年颁布,但未能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癸卯学制。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科举从此走入历史。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鼓励赴日本留学。后来清政府又为留学生设立考试,通过考试者授游学毕业进士、举人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1910年,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统一银币及铜币的重量和成色。
       清朝末年,以八旗、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余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清末在法律改革方面也有建树。1907年,清政府设修订法律馆,掌修订各项法律。1910年颁布施行《大清现行刑律》,1908年完成并于1911年颁布施行《大清新刑律》,废除酷刑 ,1909年和1910年分别起草完成两部《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起草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此外,清政府还初步建立了现代审判制度,创建了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法政学堂在各地建立,以培养法律人才。中国出现了首批现代意义上的法官。
      在行政改革方面,1906年9月,朝廷下诏订定新中央官制,设十一部。1905年,朝廷谕令厘定县级以下行政官制。1907年颁布外官制,削减督抚财权及军权;民政部统领全国巡警道。1908年,清廷开始筹备地方自治,设立城镇乡以至厅州县各级自治研究所,并拟定《各省咨议局章程》,定于1914年完成。各省咨议局于1909年陆续建立,中央的资政院则于1910年成立。
      清末新政的改革,需要较大的金钱,财政不足导致政府常巧立名目、强迫捐纳,造成一般民众生活负担更重,而产生许多民变,造成了社会动荡。清政府也未处理好各项改革间的关系,对改革未能统一规划,致使各项改革间协调性不够。

立宪运动:

日本时政漫画《十六国王考地毬之图》,陕西和记照相馆照,1903年刊于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据图中人物推断,应作于1901年以前。图中日本明治天皇正在对各国元首发言,各国元首有:1英国女皇,2和兰国女王,3独逸国皇帝,4班牙国王,5丁抹国王,6暹罗国王,7大清国光绪皇帝,8米国大统领,9露国皇帝,10瑞典国王,11佛国大统领,12地利国王,13高丽国王,14耳义国王,15太利国王,16日本国皇帝

预备立宪:
       为了了解欧美日各国政治制度,实行立宪,清政府于1905年派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国考察。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的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五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因在正阳门车站遭遇革命党人吴樾刺杀,被迫延期。1905年10月26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团沿途获得了所考察的14个国家的高规格接待。考察团回国后,向清政府提交了一系列考察报告,载泽极力推崇日本宪政,端方、戴鸿慈的奏折则由清廷的通缉犯梁启超代笔。载泽和端方积极拥护宪政的态度对清廷决心实行预备立宪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团成员个人还出版了一些书籍,为中国国内官员、士绅等了解宪政和世界各国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宪政编查馆: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一个官方研究机构,其前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5日)设立的考察政治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清廷决定仿行立宪,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该馆下设编制局、设计局、官报局,以及译书处、图书处、庶务处。其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各国宪法,研究国情,办理有关宪政的折件,拟定有关法律。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廷撤销军机处,改行内阁制,由庆亲王奕劻组成庆亲王内阁,宪政编查馆改为法制院,隶属内阁。
宪政编查馆汇集了一批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如1908年初,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胡思敬说:“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
资政院与咨议局:

                                                                                                              广东咨议局旧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谕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请旨施行。”并促各省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宣统元年(1909年)内,各省咨议局纷纷设立。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监国摄政王载沣代行莅选,颁谕嘉勉议员。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分别成为中国国会和省议会的前身,容纳和培养了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立宪派人士。
       为打消清廷对立宪的顾虑,载泽1906年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特别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即光绪七年,1881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即光绪十五年,1889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日本从宣布立宪到开国会实际8年过渡期,成为后来清廷定九年预备立宪的根据。

立宪派:国体改革:
立宪派是清末支持以君主立宪方式,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群体,但后来在辛亥革命中,许多人转支持革命。
1907年9-10月,清政府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这为士绅和商绅参政议政提供了机会。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许多士绅、商绅通过选举进入咨议局,在咨议局中集结了一批开明士绅。地方士绅的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这些士绅、商绅本来都是立宪派,后来推出的第一个内阁竟然是皇族和满族主导的,立宪派对满清政府有所失望。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才纷纷附和革命。

革命党:推翻满清: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等。同盟会中还有丈夫团等小团体。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文学社在湖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各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有孙文、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炳麟、陶成章等。

政治主张: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

                  四大寇和关景良(1890年摄于香港)。四大寇前排左起:杨鹤龄、孙文、陈少白、尢列。后立者关景良并不是四大寇之一。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人江山,建立共和体制等。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的华兴会的政治主张是“驱逐鞑虏,复兴中华”。1905年8月20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创立民国”被认为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认为是民生主义。
但是革命党在宣传政治主张时,更多地是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这样能够煽动起民众的反满情绪,更重要地是能最大程度上的团结各种力量。至于清朝覆灭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进行什么样的社会改革,当时的人都认为等取得成功以后再考虑。

组织发展历史:

杨衢云
谢缵泰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文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文于1895年在英国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章炳麟,摄于1899年前。《訄书》、《驳康有为政见书》的作者。
邹容,《革命军》的作者
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书的作者


       1900年,华北爆发义和团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举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的知识分子更感受到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甲午战争起,中国派往海外留学的学生大量增加,当中以日本为数最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不少为官费留学。革命的思想在留学生中广为散播,主张革命的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的骨干。
       1901年,忽有东西各报传闻清廷欲将广东割让予法国,广东籍留日学生遂请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省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彬四、王私诚等在日本发起召开纪念南明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1902年4月26日纪念会在横滨永乐楼召开,孙中山主持。 1902年冬,叶澜、董鸿袆、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家驹、嵇镜、吴绾章、钮翔青、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金邦平等在日本组织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1903年,拒俄义勇队因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故改组军国民教育会,成员有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袆、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等。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进步团体也逐渐发展起来。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黄宗仰、叶瀚、蒋智由、林獬等议定并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该年秋冬间在上海正式成立;11月上海南洋公学墨水瓶风波爆发后,11月21日,该会自设学堂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炳麟、邹容被捕,《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1903年,云南的周云祥等发起成立保滇会,抗拒法国殖民者在云南修筑铁路。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光复会部分成员(1904年摄于日本)。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龚宝铨、陈志军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开战(日俄战争),满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皇室内更有人称满清的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声更高。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的有胡兰亭(武昌圣公会牧师)、黄华亭(长沙圣会公牧师)、胡厚斋(九江圣公会牧师)、刘静庵等组织的日知会(1906年在武昌成立),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马福益等,以湖南青年为主)和同仇会,以及龚宝铨、陶成章、蔡元培、魏兰等人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
       孙文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兆铭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并以孙中山为最高领导人[15]。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阶层和群体:
       支持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回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参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学生。比如其中四川籍的留日学生有:四川泸县人金丽秋,陈漱云,杨兆容,李琴鹤,井研县人金硕甫,重庆人杨沧白,富顺人谢持,叙永人赵铁桥等。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同盟会成员还组织了丈夫团。
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有很大贡献。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文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兆铭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的新兴知识阶层出现和崛起。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会党群众:
      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三合会、洪江会等,是领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主要力量。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会党的上层为地主士绅所把持,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
      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文亦为洪门致公堂的会员。1908年前,革命党人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充当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孙文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
海外华侨: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提供经费支援革命活动,还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参加武装起义。1894年11月,孙文在檀香山设立兴中会,首批入会的20余人都是华侨。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华侨功不可没。在黄花岗起义中遇难的黄花岗72位烈士中,华侨就占了29人。
新军: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了联系。
外国人:
       除了中国人及华侨外,支持及参与辛亥革命的还有部分外国人;当中以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参与最为积极。不少革命组织都是在日本成立和运作;而中国同盟会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东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会成为会员(甚至包括日本社会思想大家北一辉,后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义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参与,部分更在起义过程中牺牲。

立宪派与革命党的竞争:
       从1895年至1911年,兴中会、华兴会以及后来的中国同盟会,还有光复会、岳王会等各种革命团体,联合三合会、洪江会等会党势力,共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起义。维新派的自立会也在1900年与兴中会合作发动过勤王起义。这十多次起义虽皆昙花一现,但却在中国国内及海外种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些起义也与该时期的中外关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文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孙文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文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英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孙文与起义失败的自立军骨干人物合影(1900年冬摄于日本东京)。左起︰尢列、唐才质、孙文、秦力山、沈翔云

自立军起义:
       1900年,华北发生义和拳之乱,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为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维新派、清军士兵、革命党、以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康有为与梁启超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用以接济义师。
       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招开了中国议会,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营救光绪皇帝,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揽了孙文的部份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最后却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许诺的金钱资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了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
惠州起义:
      1900年,孙文决定发动军事起义。6月,孙文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Rowland J. Mulkern) 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英国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文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文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文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文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义及其他起义:
大明顺天国之役:
      1903年1月25日至1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至卅日)由兴中会谢缵泰、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共同策划的在广州的起义,起义目标是建立“大明顺天国”,众人拟推容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该次起义因事泄而失败。
萍浏醴起义:
      1904年10月,华兴会黄兴联络湖南民间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寿辰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遭清兵追捕,黄兴逃亡,马福益于1905年春在萍乡被俘,后在长沙被杀害。马被害之后,其门徒继续暗中联络,欲为马报仇。同时在1905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在东京合并为同盟会,继续策划反清起事。1906年春,同盟会派遣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洪江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了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起义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集湘、赣、鄂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李燮和等逃亡。
黄冈起义:
       1907年5月,同盟会及三合会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纪成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了黄冈城(今潮州饶平县)。许雪秋、陈芸生为新加坡华侨,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起义后,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人被杀害200余人,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七女湖起义:
       1907年,孙文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阴历四月廿二),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清军疲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起义军得不到支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罗浮山区。

1907年-1910年:安庆起义与其他起义:
安庆起义: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徐锡麟时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毕业典礼当天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然后率学生军,连同陈伯平等与清军战斗,激战四小时后寡不敌众战败,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被捕后被处死。秋瑾亦因而受牵连被斩首。
钦州起义:
      1907年8月,广东(今属广西)钦州的那彭、那丽、那矺等三乡反抗塘捐出现民变,孙文命同盟会会员、原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都督”前往联系,于9月率众成攻攻取防城。之后图攻取钦州,未果,最后退到十万大山一带,王和顺返回越南。
镇南关起义:
      1907年12月2日,原三合会首领黄明堂受孙文委派,以“镇南关都督”之名,在守军作内应下,攻占中越边境之镇南关炮台。孙文、黄兴、胡汉民等亲自在炮台指挥作战。广西提督调陆荣廷率四千人围攻,革命军退入山区。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到安南追查孙文等人,孙文转赴新加坡,待武昌起义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国国土。
钦廉上思起义:
      1908年2月,黄兴以越南为基地,以二百多人从越南进攻广东钦州、廉州,作战十四天。是为钦州、廉州起义。
河口起义:
      1908年4月发动于云南河口,丁怀瑾先潜入云南联络,4月30日黄明堂从越南率二百余人进攻云南河口,守军响应兵变。黄兴赶到参与指挥,后返回河内另组队伍支援,在越南老街,被法国警察怀疑为日本人,遭扣押递解出境。至5月26日清军攻陷河口,部分革命军退入越南。
马炮营起义:
     1908年11月19日夜,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范传甲等趁太湖秋操,安庆城内空虚之际,发动安庆马营(骑兵营)和炮兵营新军士兵起义。苦战一昼夜,未能突破安庆城防后撤退至合肥后解散。熊成基只身逃往日本。这是新军第一次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2月12日,黄兴、胡汉民及新军内的同盟会会员(原岳王会会员)倪映典,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率广州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倪映典牺牲,起义失败。史称“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摄于2008年)

      1910年11月13日,孙文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参加庇能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蒋宋美龄给廖承志公开信》中所提“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 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收72人姓名及1932年所立《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收14人姓名,其中并无日本人名,不知其所据何来。然日本人梅屋庄吉确曾协助革命党人购置军械。

革命党海外活动:

                       1911年12月16日,孙文和他的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住金钟大厦。这是孙文最后一次到新加坡。

       马来亚地区(包括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当时为英国殖民统治,称英属马来亚。辛亥革命前,由于马来亚地区是当时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且当地华人拥有较雄厚的财力,故成为革命党和立宪派竞相争夺的地盘。革命党人在马来亚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孙文多次亲赴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这令马来亚地区成为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当地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成为南洋本地革命人物。
      1906年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1907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也在新加坡成立。决定发动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即于1910年在槟城阅书报社召开。
      与此同时,立宪派也在该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保皇会领袖康有为等多次到该地区活动,使该地区亦成为海外立宪派的重要中心之一。邱菽园(曾担任英属各邦保皇分会会长、支持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等侨商先后成为保皇会的骨干。

          晚晴园,位于新加坡,是1906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会址,也是1907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的成立地点

      孙文以及同盟会在马来亚地区所展开的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英国和大清帝国保持着外交关系,大清帝国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了革命活动的阻力。此外,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马来亚各地进行访问,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这些官员访问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效忠大清帝国,有的还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支部长胡汉民曾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中这样描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马来亚地区华人的保守思想。这种保守思想也使在该地区活动的康有为等海外立宪派领袖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号召得到当地华人的响应。

           1906年孙文与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部分会员等合照。前排左起:1林干廷、2张永福、3陈楚楠、4孙中山、5尢列、6刘金声、7林义顺;后排左起:1吴悟叟、2张华丹、3张继、4陈汝河、5邓子瑜、6黄耀廷、7张秉庚

       以康有为为首的海外立宪派和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对新政治制度的构想差距甚大,故这两派以及更趋保守的人士在南洋相遇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在这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是立宪派的支持者,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拥护立宪派。而一些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及会党群众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
     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叻报》支持当权的清政府,支持立宪派的报纸有《南洋总汇新报》、《星报》、《天南新报》等。而革命党方面则先后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的支持。 当时《叻报》与《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
     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办《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文、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我华夏,乃孙文手定。

“皇族内阁”的诞生与立宪派的失望:


                           皇族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左起:3奕劻,4那桐,5戴鸿慈。中排左起:3瞿鸿禨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立宪派盼望已久的首届内阁终于成立了。然而这个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有9名为满族,只有4名为汉族。而9名满族阁员中又有7名是宗室、觉罗,即皇族。皇族主导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制的精神,故该内阁被讥称为“皇族内阁”。由于和清廷在首届内阁的性质和作用上认识不同,这样的结果使立宪派人士大为失望。
       由于和清政府在立宪等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加深,各省立宪派人士逐步与清政府离心离德,也因此埋下了武昌起义后各省士绅由支持立宪转而附和并支持革命的种子。这一转变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影响巨大。

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汇合:

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
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
共进会领导人孙武

      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1906年初,反清革命志士刘静庵在武昌成立日知会,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行动支援萍浏醴起义,但是在当年年底被清政府破获。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前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谋划武汉大举。

保路运动的发生: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四川保路运动:

                           1913年树立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位于今成都人民公园内

       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
       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
       8月24日,群衆开展罢市罢课,
       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衆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余名请愿群衆,酿成成都血案。
       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衆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
       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领导荣县独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
  • 中央:摄政王载沣,盛宣怀,端方,岑春煊,庆亲王内阁,资政院,川籍官员,各国外交人士
  • 川督赵尔丰,王人文
  • 四川保路同志会
    • 立宪派与士绅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立宪派,爱国主义士绅,铁路公司股东,
    • 革命党
    • 哥老会
    • 中下层民众:铁路公司小股东(农民)


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示意图




                  武昌起义中,起义军的三英寸口径大炮正在开火,汉口,1911年(注文为英文:Rebels 3 inch gun under fire, Hankou, 1911)

                                                                                起义旗帜:铁血十八星旗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图为民军在都督府门口合影。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张廷辅寓所),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临时租用的住宅)。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时,孙武和刘公等人及时逃脱脱逃。后来刘公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义的文件,旗帜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抓获。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七时许(确切事发时点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国与正目金兆龙抱着步枪睡觉,且在身上藏匿子弹。被值夜哨长(相当于排长)陶启胜发现,痛骂“要造反吗?”,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程定国背后开枪,击毙了陶启胜,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旧说第一枪是熊秉坤所发,有误。)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咨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之后的发展:

               《最新调查清国大地图革命动乱地注点》,此图为《东京日日新闻》报于1911年11月3日随报附赠之地图

湖北阳夏保卫战和宜昌起义:
       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革命军开展阳夏保卫战,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的作战中伤亡约万余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也因此在这的七个星期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41]。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的咨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18日晚,宜昌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排长文学社会员唐牺支发动起义并光复宜昌。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唐于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清驻防将军荆州将军府,25日围困荆州,12月13日,荆州将军连魁投降。
湖南辛亥革命:


                                                                              红橙旗,长沙光复后曾使用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的相互响应起义的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发动起义。湖南巡抚余格诚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随即派兵支援武昌。
陕西辛亥革命:
       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的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西安满族居住区“满城”遭遇种族屠灭,惨况空前。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江西辛亥革命: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山西辛亥革命:
                                                                          八卦太极旗,山西光复后用旗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直隶辛亥革命:
       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云南辛亥革命:

                                                                          中字旗,昆明重九起义胜利后使用
                                                                        “汉”字黄旗,云南个旧辛亥光复后使用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上海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上海庆祝民国改元。 街上飘扬著五色旗是因为沪军都督陈其美于1911年12月31日发出通告:“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贵州辛亥革命: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 ,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浙江辛亥革命:

                                                                               白旗,浙江各地光复时使用

      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中正、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咨议局议长陈黻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江苏辛亥革命: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安徽辛亥革命:

                                                                       人字旗,安徽安庆韩衍为青年军设计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咨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广西辛亥革命:
     11月6日,广西咨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47],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
福建辛亥革命: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广东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期间,广州水面上,一艘英国炮舰正尾随一艘美国炮舰前进

                                                                       井字旗,广东陈炯明领导的循军使用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 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广东咨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
山东辛亥革命: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11月13日,“十八豪杰”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推举清海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分府总司令。
      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代理新军第五镇统制贾宾卿等部分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甘肃辛亥革命: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3日在银川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1912年3月11日,黄钺联合革命党人向燊、陈贞瑞等发动了秦州起义,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举为都督。
四川辛亥革命
四川成都皇城里参加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庆典的民众,1911年11月27日。美国路得·那爱德(Luther Knight,1879-1913)摄,来约翰提供。图中白色旗帜为大汉旗。
大汉旗,大汉四川军政府使用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上任途中的代理四川总督端方。

                                                                               清军部队向革命军投降。

河南辛亥革命:
       12月22日,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领导的河南仁义会起义行动被破获,次日张钟端被杀害。
奉天辛亥革命:
       11月17日奉天联合急进会成立,公推张榕为会长,柳大年、李德瑚、张根仁为副会长。
吉林辛亥革命:
       11月下旬,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同盟会会员张榕、张根仁派赵元寿来吉林组建吉林联合急进会分会。1912年3月15日赵尔巽和陈昭常宣布承认“共和”,改东三省总督为东三省都督,改吉林巡抚为吉林都督。
黑龙江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黑龙江各学校推举代表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黑龙江省独立运动。学生联合会在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召集全校师生开会,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负责人邓觉民发表演讲。会后,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
       11月16日,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旨意,成立黑龙江国民保安公会并自任会长。黑龙江全省中学堂学生在革命党人策动下成立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要求宣布独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张根仁等和保安会进行了斗争。12月11日,革命党人组织省城学生到省属衙门前游行,高呼“黑龙江独立万岁”;12月18日,用全体名义要求巡抚周树模宣布独立。此后在民政司长宋小濂的应对下,革命活动被瓦解,黑龙江独立运动遭到失败。
新疆辛亥革命:
       12月28日,革命党人刘先俊、万象春、马万荣等率军中100多名哥老会会众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年)晚,伊犁起义取得胜利。1月8日上午9时,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黄龙旗。万象春三十年后撰文回忆:“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迁都事成,那时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杀志伯愚,败走袁大化,载澜携眷逃奔库伦,甘督长庚解权卸位,不但阻遏清廷迁都成议,而且促迫宣统逊位。盖伊犁班革命同志对于民国之贡献,当不在武昌首义及各省响应之下矣。”

革命的后续发展: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堡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大清国海军的反正:

清海军提督萨镇冰
长江舰队临时司令黄钟瑛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钟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列强的中立与调停: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成立军事外交科、外交局等部门,最终合并为外交部,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胡朝宗、夏维嵩、石龙川、刘凤书、江华本、姚勉之、陶宗汉等分任秘书、科长、参议等职务,余日章为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胡瑛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送交了照会。随着民军在汉口的军事成功,各国态度逐渐转变,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推举英国领事葛福向鄂军都督府递交会衔公文,承认民军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10月18日,五国领事(英国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俄国总领事敖康夫A.N.Ostroverkhow、法国领事侯耀(时又称“罗氏”)Ulvsse-Raphael Reäu、德国领事米雷尔Max Müller、日本总领事松村贞雄)发布会衔布告。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清廷的反应:

                                                                                 荫昌在民国时期的留影

                                                                          任大清国内阁总理大臣时的袁世凯

荫昌督师南下:
       10月12日,清廷派荫昌率领北洋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和陆军第二镇的陆军第三混成协、陆军第六镇的陆军第十一混成协编成,总统官由荫昌兼)、第二军(由陆军第五镇、陆军第三镇的陆军第五混成协、陆军第二十镇的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编成,总统官为冯国璋)开往湖北镇压武昌起义(参谋长易乃谦,副官长兼总执法官丁士源),同盟会会员蔡德辰、陈雄等企图在正阳门西车站刺杀荫昌未果。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时,袁告诉荫昌切勿轻战。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指挥,但由于北洋两军系袁世凯旧部,不听指挥,镇压并不得力,同时湖南、山西、江西、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并改任冯国璋为北洋第一军总统官,任命段祺瑞为北洋第二军总统官,荫昌随陆军第八镇留在前线参加反攻。11月1日,袁世凯内阁成立,荫昌被任命为军咨府大臣暂管陆军大臣事务。
清廷内的政治纷争:
      据叶恭绰笔记曰,“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袁世凯起用前后,清廷应对革命的方略产生了重大变化。此前,清廷对湖北民军的态度是“一致主剿”,此后则出现了“抚”的呼声。

袁世凯的起复与军事进攻:
     10月14日,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洹上村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0月14日派内阁参议阮忠枢持上谕和奕劻亲笔信同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一起抵达彰德,王锡彤、杨度及袁克定均劝袁世凯不要出山,袁遂托病不就,于10月16日上谢恩折。同时袁向阮忠枢提出出山条件即“节略八条”,大意为调兵、拨款、军咨府及陆军部不要“遥为节制”。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了袁世凯。10月22日湖南独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10月27日朝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
山西独立与滦州兵谏:
     10月29日山西独立。同日新军第二十镇在直隶境内发动滦州兵谏,提出解散皇族内阁等《十二条政纲》。
内阁更迭与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出台: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袁世凯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
     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11月6日,宣统帝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
     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
     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
     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革命党在北京的军事活动:
     11月29日,直隶革命党人按照汪兆铭与袁克定的约定,在北京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处发起对紫禁城进攻。可是,晚上放火为号进攻时,遭到事先埋伏的清军包围,革命军先锋队队长陈雄、高新华自杀,李汉杰被捕,三天后遭凌迟处死。
南北议和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当天,南北议和代表唐绍仪(左)、伍廷芳(右)和英国商人李德立合影,摄于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的李德立寓所。照片下为各人英文签名。

      袁世凯在被清廷起复前夕,便会见过来访的革命党人朱芾煌。朱劝告袁世凯同南方议和以换取大总统之位,袁世凯权衡利弊,上台后采取了剿抚兼施的策略,进而准备和南方开始谈判。
      11月1日之后,袁世凯分别致信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在分别收到二人复信,得到将获总统职位的保证后,于11月10日派旧部刘承恩、副官蔡廷干(海军正参领)作为私人代表,赴武昌议和。黎元洪迫于主战派压力,要求袁世凯倒戈北伐,并保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二人携黎元洪致袁世凯亲笔信回京复命。此后袁世凯通过攻克汉阳,大挫民军锐气,迫使民军方面不得不进行停战谈判。
      11月26日,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迩典爵士(Sir 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
      11月29日,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携汪兆铭函到武昌前线奔走协调停战,因事先未得通报,朱芾煌于11月30日被冯国璋拘捕,经袁克定营救,由汉口押送北京后当即被释放。
      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赴武昌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汇集至武汉,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省代表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由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表示,黎元洪必须能够代表各省,方可谈判议和。各省代表会议当日遂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此后南北双方又先后签署过五次协议,将停战最终延续到了1912年1月29日。

190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爵士在北京紫禁城向新任摄政王载沣递交国书。图中左起第六人为朱迩典爵士,左起第四人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其他人物还有谢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Colonels Anderson、韦乐沛(Michael Edward Willoughby)、格雷医生(Dr. Gray)以及三名英国驻华使馆秘书

       12月7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
       12月8日,袁世凯发布内阁咨文,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
       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而南方各省内部则纷争不断。
       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成议和代表团。
       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由于各省代表受同盟会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故他们不赞成黎元洪在武昌谈判的意见,而支持在南京谈判。
       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迩典爵士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2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张謇、赵凤昌等人成为南方议和的幕后主导。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南北议和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很快就承认共和达成一致,并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即所谓“和平解决”办法上达成共识,但对国民会议的召集、召开时间与地点、组成等问题争执不下。
       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
       与此同时,清军主和派将领见同盟会方面的黄兴即将取代黎元洪成为南方临时政府首脑,便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与黄兴谈判。参与谈判者有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
       12月20日双方在文明书局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南北议和的重要幕后人物赵凤昌

       12月28日,袁世凯率内阁大臣上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最终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
       12月29日,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召开,伍廷芳提出经过修订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多项条款,其中首条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同盟会方面不满南北双方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遂于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文之时,酝酿举孙文为大总统,并由马君武唤起舆论。
       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等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成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用阳历等事宜,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双方签署协议,袁世凯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袁世凯得知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1日致电唐绍仪,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来的行动超越权限,不能获得政府承认。唐绍仪当即请辞。
       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一职,并致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
       此后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南北双方继续议和,主要讨论清室优待条件和南方履行承诺问题。此时南方议和的要角是孙文。直隶咨议局、河南咨议局通过汪兆铭致电孙文,首条即提出“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
       孙文于1月14日复电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次日孙又致电伍廷芳,再次保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后,举袁为大总统。
      1月16日,东华门事件中袁世凯遇刺,刺客属北方革命党,名义上为同盟会分支。
      1月18日,孙文提出了五条要约,命伍廷芳向袁世凯转达。条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文还特意电邀伍廷芳、唐绍仪“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二人却拒不赴宁。此后至1月21日,孙文连发五电给伍廷芳,不断修改要约,并通报黎元洪“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
      1月22日,孙文将修改后的要约公诸报端,向袁世凯施压。袁世凯以孙文所提条件与此前南北议和谈妥的条件不符,拒绝接受。伍廷芳因孙文推翻了此前谈判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故致电孙文请辞议和代表一职。
      为了增加对付袁世凯的筹码,孙文通过王勋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密商后,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合同规定“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作 ‘购买武器与军火’)”由于该约严重侵害中方利益,中外舆论一时哗然。该约未获参议院通过,并受到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故最终作废。
       2月3日,孙文会见充当日本政、经两界联络者的森恪(森恪)时称,“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并称在阴历年底必须得到一千五百万元,否则将不得不把政权拱手交给袁世凯。当天森恪即将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加急电报发给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益田孝),指出“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即可与袁中止和议’。”
       2月5日、2月6日孙文又接连致电森恪催日方答复。日方因恐外国干预,故于2月8日通过益田孝复电森恪,未允提供一千万元军费,反而劝告孙文、黄兴与袁世凯妥协。

南京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袁世凯的上位: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中有人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文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
武昌对上海:筹组中央政府的竞争:

                                                                    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时的黎元洪

沪军都督陈其美
江苏都督程德全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
       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
       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
       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参加。武昌集团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由于武昌最先发动起义,多省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汉。最后,上海集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定于30日在汉口召开会议,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须留1名代表作为通信联络机关。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鄂军都督代中央军政府大都督。
       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作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
       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时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于七天内齐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达,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文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黄兴对于大元帅一职再三推辞,黎元洪却不愿屈居黄兴之下,表示反对,17日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了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

  •                                                                                    国旗:五色旗

  •                                                                              陆军旗:铁血十八星旗

  •                                                                                海军旗:青天白日旗

革命党人的内讧:
       各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内讧事件。武昌方面,有武昌起义前后孙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和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的内讧,在内讧中文学社力量大损,詹大悲东下,宋锡全被杀,后共进会拥戴黎元洪,文学社拥戴黄兴,此亦有湘鄂矛盾在内。上海方面,陈其美同李燮和争沪军都督;
      1911年12月12日,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在沪军都督府被陈其美杀害;
      1912年1月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被陈其美指使蒋中正刺杀。广东方面,新闻记者出身的广东都督陈炯明枪毙了同样由新闻记者出身的民团总局副总办黄世仲,后以武力裁撤王和顺的惠军。广州《公言报》记者陈听香替王和顺打抱不平,遂被陈炯明以“依附叛军,妨害军政”等罪名逮捕并枪杀。

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现藏台北国父纪念馆。


中国图书公司 (China Printing Company) 于1912年印制的月份牌,同时标出阴历和阳历。中华民国采用阳历作为国历,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历法传统。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
       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此时代表们分成支持在湖北立首功的黎元洪以及支持黄兴两派,相持不下。
       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912年2月15日,孙文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出发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前,与总统府人员及参议员在临时参议院正门前合影。前排左起:1徐申伯,2蓝天蔚,3蔡元培,4黄兴,5孙中山,6赵仕北,7魏宸组,8胡汉民,9黄大伟,10陈宽沆;第二排左起:1景耀月,2张伯烈,3陈陶遗,4欧阳振声,5刘彦,6彭允彝;彭允彝之上穿西装现半身者为江西代表汤漪;最后一排右起第五人为马素



       12月25日,孙文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文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文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
       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
       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苏咨议局会议厅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文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21日,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桌端主持者为孙文。 其他参会人员有,左侧自左至右:1海军总长黄钟瑛,2教育次长景耀月,3教育总长蔡元培,4财政总长陈锦涛;右侧自左至右:1黄兴,2外交总长王宠惠,3财政次长王鸿猷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1月2日,孙文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同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修改了有关临时大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规则及职权的条款。
       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文提出的临时政府内阁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
       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
       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并选举参议员,推选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开征求国歌。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上刊出一首题为《五旗共和歌》的国歌拟稿,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

清帝逊位:
       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
       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起义。
       1月3日,陆征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
       1月5日,段祺瑞自汉口退驻孝感。
       1月7日,清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自汉口到北京,谋联合各军,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轮船密运步枪一万二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山炮六门抵南京。
       1月10日,清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
宗社党:满洲贵族的最后抗争:
       1月11日,黎元洪下令北伐。由于局势恶劣,清庭于1月12日举行王公会议。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
       1月19日,宗社党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推举冯国璋为会长,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公启》,反对共和,指责奕劻。
全国政治的重心:袁世凯


                                                彭家珍、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四烈士墓遗址,位于今北京动物园内。

       1月16日,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
       1月22日,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强硬派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京津同盟会分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
       1月29日晚,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胡鄂公领导发动了天津起义但遭到失败。2月7日上午,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遭到袁世凯部下及天津英租界当局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天津英租界当局逮捕。
清帝逊位与清朝的灭亡: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曾、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


清帝逊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达寿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民国统一大庆典与孙总统祭明太祖:

孙文祭明孝陵时向文武百官讲话。图内后方挂有明太祖像,像下放有明太祖牌位,两旁摆放着五色旗及青天白日旗。
1912年2月15日,孙文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右都尉以上将校等在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背景同左图。图中心为孙文,孙文左1为黄兴,左2为徐绍桢,孙文右1为黄钟瑛,右2(打领结者)为梁长海
香港陈修宗药局膏丹丸散广告。图案中心为1912年2月15日孙文祭明太祖。两侧为1913年公历与农历月历。

      2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临时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
      2月15日,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庆典。其中一项内容为孙文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孙文发表了《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在这两文中,孙文回顾了明太祖驱逐蒙古人,推翻元朝统治,使华夏摆脱夷狄统治获得光复的丰功伟绩,并将推翻满人的清朝建立中华民国视作明太祖业绩的承续,以告慰明太祖的在天之灵。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与北京政府的成立:

宣传海报《民国共和万岁》,海报上绘有孙中山(孙大总统)和袁世凯(袁大总统)的头像。海报下方有一句中式英文:THE CHINESE REPUBLIC FOR EVER.

       宣统退位后,1912年2月13日孙文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总统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
       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孙中山在南京仍未解任,而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宣誓就职,形成了南北两个临时大总统的局面。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内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1日,中华民国元年孙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

      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并且于4月8日休会。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


  •                                                                       中华民国国旗暨商旗:五色旗

  •                                                                                  陆军旗:十九星旗

  •                                                                                 海军旗:青天白日旗

  •                                          《共和万岁》,该画同时绘有五色旗、十九星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妇女运动的兴衰: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女界领袖趁机发动女子参政运动,试图使中国妇女取得参政权,实现男女平等。
       民国元年(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党内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林宗素由上海前往南京,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孙中山,希望得到孙中山对女子参政的支持。孙中山对“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表示赞同。后该消息发表在《民立报》和《申报》上,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章炳麟(会长)、程德全(副会长)、张謇(特务干事)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不得不称女子参政权须到“将来”方能实现。此后女界领袖唐群英(女子后援会会长)、林宗素(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沈佩贞(女子尚武会会长)、吴木兰(女子同盟会会长)、王昌国(女国民会会长)等人先后致信南京临时参议院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但女子参政权仍未列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发女界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唐群英被举为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由于宋教仁等为实现“政党内阁”,故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上迁就某些政团的要求,公然删除党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痛斥宋教仁,并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也挨了唐群英一记耳光。
      1913年袁世凯继宣布解散国民党之后,又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参政运动遭到无情镇压。
外国列强的支持:
       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中华民国国会在北京召开;同日,巴西首先承认中华民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1913年4月9日秘鲁,5月2日墨西哥,5月4日古巴承认中华民国。
       1913年5月2日美国在列强中率先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10月7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共13国同时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与南北矛盾: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典礼,此后于1913年内将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的府址迁到中南海,并于1913年将宝月楼改建为新华门,作为总统府南大门,将中南海西侧路更名为府右街,新华门前的路更名为府前街

        从此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7月,孙文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袁世凯旋即宣布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进入各省区军阀割据的时期。孙文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帝制,并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地方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这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原有的地位。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方令传统上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18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
对民族关系和边疆地区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革命组织,多以汉族为本位。他们提出“驱除鞑虏”后所建的民国,往往指单限于以汉族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义时所用的十八星旗即为佐证);满洲(当时已经成立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内蒙古、外蒙古、新疆(时已为新疆省)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权威下降,自顾不瑕,列强更趁机支持边疆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
外蒙古独立与唐努乌梁海问题参见:外蒙古独立、唐努乌梁海及中俄关系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俄罗斯帝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访问俄国。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宣布“大蒙古国”独立,并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在俄罗斯帝国及外蒙古的策动下,内蒙古各地也发生了独立运动。的胜福等人发起呼伦贝尔独立,被外蒙古任命为统辖呼伦贝尔大臣。乌泰则掀起东蒙古独立,被外蒙古封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军司令。1912年至1913年,北京政府先后召开东蒙王公会议、西蒙王公会议,稳定内蒙古王公,防止外蒙古独立波及内蒙古。但是,内蒙古的独立、自治运动仍未结束,后来又经日本推动,形成满蒙独立运动。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达赖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了其“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达赖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了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
       1914年,在英、中、藏三方西姆拉会议上,英、藏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噶厦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割让给了英属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
       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地区哥老会起事,革命党人在伊犁成立军政府。原新疆巡抚袁大化任命杨增新为提刑按察使,训练穆斯林军队。后来袁大化逃离新疆,衆人推举杨增新为督军。其后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封其为一等伯。袁世凯死后,杨增新长期任新疆省长。他靠老练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阿克苏的动乱,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和谈达成统一;尔后逐步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到他1928年去世为止的17年中,虽然杨增新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辖任命,后来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他是新疆的实际统治者。

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
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大致可以归为:
  • 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 新思想的涌现
  •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文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文。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开始剪掉辫子。在同盟会和孙文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开启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维系与中国关系的主要思想源泉。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鼓吹,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的活动,并在各方面给予革命党金钱援助。同时,这股思潮也促进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意志不断发展壮大。
       当孙文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开展革命活动之前,当地华人并不团结,常有帮派之间和不同籍贯族群之间的斗争。这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妨碍了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合作。
       1906年,孙文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不同籍贯的集团为孙文的革命而一起工作,这使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逐步相互了解与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正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此外,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打破了以往使用方言教学的惯例,使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通过这些努力,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加强。
       孙文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设立女子学校受到鼓励,女人被允许参加社会活动甚至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后,1912年8月13日国民党成立。在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许可后,国民党在马来亚成立了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殖民政府认为国民党并非与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北京的国民党于1913年被解散后,其后继各党派在马来亚继续进行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中国国民党的注册被英国殖民政府吊销,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尽管如此,中国国民党并未停止活动,而是继续以秘密形式存在。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抗日战争、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运动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评价:

正面评价:
       在民国初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文在1921年《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象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孙文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这种评价在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仍皆为主流观点。中国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对辛亥革命的积极评价是国民党内各派的共识。如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而中国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了基础。
负面评价:
       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开始有人对这种把革命视为正面影响、进而可能衍生“革命崇拜”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章士钊晚年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
       中国大陆的思想史学家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等君主立宪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台湾的历史学者也开始对国民党加诸于“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话”作消解,重新评估辛亥革命的价值和作用。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上是一场失败”。高慕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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