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定义下我们没了话语权

三善昵

   踏入19世纪，整个地球发生了一次巨大整合，西方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实体，不但影响世人的思想文化，甚至可以重新在广泛的领域中诠释别人的文化，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东方主义的诠释对象。


    早期图像加深了历史迷惑


    东方主义的形成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层面所形成话语权的时代控制有关。从18世纪中叶起，欧洲就系统地建立起有关东方的知识。在海外殖民地文化中，他们发展各种辨析科学，如民族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为这个学说框架做基础。那时候西欧不少的小说家、翻译家、旅游家都为庞大的东方学作品增加厚度。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世界中心的角度来观察的东方主义，而被东方主义定义下的东方国家，却没有实际的话语权。


    这段时间，是早期图像时代的萌芽阶段，一种划时代的发明，把东方主义的学说凝固在图像上——早期的摄影。过多殖民时期的图像记录，传述了大量反映亚洲现实生活的影像，这种影像大力地宣传了东方主义的学说，成为一种论证。我们就在这种影像学说中成长并认识过去。当21世纪正要进入图像时代的时候，这些影像也成为我们唯一观照的对象，加深了我们对自身历史的疑惑。


    博物馆文化支解了历史遗存


    由于19世纪早期的东方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词汇与修辞以及博物馆文化的同步发展，一切殖民文化下的事物都可以被合理地分析与归类，很多文物也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被安置。由于受到知识的限制，就必须要对各种文物资源做选择。在这种观念中进行筛选与再诠释，西方人放弃了很多不合规格的文物，结果只留下来个别实物，因而抹除了对原来生活的全面感知。真正存在的完整氛围被撕碎了，只是作为一种异质的外来文化寄存下来。

    在博物馆文化的支解下，每个建筑都像一件独立的工艺品，其周边相关的建设已经消失无踪，只遗留下一个陌生的论说功能。它们变成了单件展示的艺术品，而脱离了生活脉络。博物馆概念的产生，使通过筛选所得到的材料成为博物馆的展品，把活的文化放在一个被论证的空间，使它失去了原来的脉络。一种生活的遗留，往往就这样被粗糙地分离。


    有别于欧洲文化的国家都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被刻意安排穿着自身复杂的民族服饰，站在布置成西方油画式构图的布景前被记录下来，被储存为文化人类学的影像数据。这种在同一个背景中安置，使不同的种族文化在同一种视觉里做比较，从而产生一个抽离的角度，这种对于文化同一化的客观处理，是今天在这种标本式图像中解读从前生活的模型。那种视觉与生活之间的分歧，彻底压缩了个体记忆，使之成为一种他者的记忆，我们也渐渐地成为一个抽离于世界以外的被观察者。所谓的从前，彻彻底底地变成一种被重新定义和理解的被观看物，失去了那种曾经活着的情绪与细节。


    中国文化在历史拨弄中觉醒


    到了20世纪初，欧洲已经很自然地以自我为中心去解读东方国家。现今，当国际上提到“东方”一词，仍然难以摆脱这种以客观辩证的方式对待“第三世界”的刻板概念。我们仍然被框在“东方主义”的学说里，被当做世界文化印象的边陲地带，被认知、辨析与重组。


    不可避免地，历史的时间坐标又在塑造着这个进行中的规范。历史的变化恒久不息，不同时代、不同环境都会影响对它的解读。


    16世纪的欧洲文明率先进入了航海时代，发展突飞猛进，激扬了更广阔的探险精神。他们不断“发现”地球另一边亚洲古文化的城市，并运用强大的科技与军力建立了各个殖民地，强化了探险、挖掘与占有，掌控了这数百年历史的主导权。殖民国以好奇与猎奇的态度认识东方，又以占领与掠夺引发了战争与征服，使东方的文化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断层、扭曲与变形。


    到了今天，东方国家进入了后殖民时期，才开始反思殖民时代所带来的文化影响。近代，是一个逐渐西化的、全球性变化的进行时。


    全世界交错着不断混种的文化模式，不断有新的形式出现。多元而丰富的中国文化，与东南亚各国、印度、中东以及西伯利亚等文化，都孕育着新的反思与重生的可能，在近数百年的历史拨弄中逐渐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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