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都长安的商业区

大小叶哥

在唐代，长安的商业区是依照前朝“分区、方整，左右对称”的方法，以南北走向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而设立的。居于皇城东南的叫“东市”，居于皇城西南的叫“西市”。考古工作者的实地勘察告诉我们：两市的平面皆呈长方形，而且大小相若。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宽927米。两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围墙。围墙内辟有沿墙街和4条16米宽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将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个方块。除了市的中心建有当时的市场管理机构“市署”和“平准署”之外，其余的方块皆是商店的所在地。市内的商店多面街而立，铺面的大小不尽相同，大者10米有余，小者仅3米左右。在诸多的商店之中，凡经营同类商品的店铺皆相对集中，并建立标牌（即所谓“建标”），题写行名；每“行”之间，筑有土墙（即所谓“立候”）。划定各行的占地范围。另外，每条干道的两侧还修有排水用的明沟，与店铺间小巷内砖砌的暗沟相通，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每市均四面开门，八个市门恰与干道的两端对接，构成了“棋布栉比，街衢横直”（见《长安志》）的格局，与全城的整体建筑规划谐调而又统一。
这种封闭式的、宛如棋盘上的方格一样的格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唐王朝的建立，特别是在“贞观之治”以后，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过去那种“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见《考工记》）的传统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商品交易日趋社会化的要求。于是，统治者便精心设计出这种以官衙为中心，以店铺为拱卫，整齐对称，既体现皇权，又便于统一管理的市场格局来。
市中的经营者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政府派出的官商；二是由国外而来的“番商”；三是“前店后坊”的作坊主；四是搞转手贩卖的坐商；五是由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行商。正因为经营者的身份不同，进货的渠道不一，所以，货物的品种异常繁多。丝绸、服装、珠宝、首饰、药材、皮货、漆器、竹器、陶瓷、书画、薪炭、饮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尤其是那些来自异域的番商，他们不仅带来了本国的土特产，还将许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饮食，如“胡饼”、“毕罗”（即抓饭）、“三勒酒”、“龙膏酒”等传入中原，不但丰富了花色品种，而且使长安的市场增添了几分异国的情调。
在长安的两市中，除了有大批的售货商店之外，还有加工、寄卖、典当之类的专营商店和与之相应的金融机构。位于西市的“麸门”，就是粮食加工与销售相结合的兼营商店；《霍小玉传》中所提到的“货钗”的“寄附铺”，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寄卖店”。当时还有一种代客寄存钱财的店铺——“柜坊”。存客一旦需用钱财，只要出具“书帖”或“信物”，收款人即可凭此去“柜坊”兑钱。这种“柜坊”已明显地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至于两市流通的货币，除了带有支票性质的“书帖”和“信物”以及“通宝”之外，“绢帛”也是当时用以流通的“货币”。元和六年（811）唐宪宗曾下令：“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见《旧唐书·食货志》）


在唐代，长安的两市，不但是商品交易的集合地；也是文化交流的场所。据说，贞元八年至十三年间（792—797），长安大旱，唐德宗李适就曾下诏，在东、西两市搭台求雨，而百姓们则乘机举行了音乐大赛（见《中国音乐史略》）。另外，在西市的西北角还设有水池，据文献记载：这是天宝元年（742）因增设漕渠，分潏水由“金光门”入城，至西市东街汇注而成的。在东市的东北角，也有两个大小不一，东西并列、中有渠道相通的水池。考古工作者认定：这是当时的“放生池”。《光明经》曾指出：“流水长者，救鱼十千”、“天子报德，此缘起也”。既然佛教信奉戒杀施善之信条，自然货卖鱼介之地置一放生池是再好不过的了。由此可见，唐都长安的两市不光是单纯的交易市场，而是集商业、文化、宗教活动为一体的综合场所。
唐代统治者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市场的呢？
当时的市场管理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设立管理机构，强化管理措施。
《新唐书·百官志》指出：“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器物真伪轻重。”另外，在市令与市丞之下还分设了录事、府、史、典事掌固诸职，协同他们一道管理。除此，当时两市诸行还设有“行头”，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掌管各行的商业活动。他们实际上就是“市署”在各行中的代言人。
管理机构是完备的，管理的措施也十分细密、严格。
1．实行严格的税收制度当时规定：不分行商、坐商皆需按三十分之一的税率纳税（后改为十分之一），抗税不交，将绳之以法（见《新唐书·食货志》）。
2．实行商品评估制度《唐六典》规定：入市之货“以三贾均平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每十天上簿登记一次，任何商户不得以次充好，以贱为贵，哄抬物价。
3．严格禁止使用“恶钱”在唐代，由于行用之钱颇多碎恶，所以，在长安两市中，官方曾采取了“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见《新唐书·食货志》）的方法，以防止“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的恶钱充斥市场，扰乱正常秩序的交易。
4．严格地执行度量衡器具检验制度《唐律疏议》规定：店铺所用的度量衡器具“每年八月，诣太府寺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否则，将受到杖七十的惩处。
5．实行商品标记制度商品之上署印标记，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标明厂家（或作坊的名称），便于买主进行质量监督；二是宣传产品，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1959年，从西市东大街南部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印有“刑（邢）娘”二字的陶器（见《考古通讯》1961年第五期《
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的发掘》），这说明当时人们已具有商品竞争的意识，并表明在当时的两市中，普遍地奉行着产品标记制度，以保证各种商品的质量，防止粗制滥造。

二、严格市场秩序，限制活动范围。
唐王朝对市场的管理，不但设立了十分完备的管理机构，实施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还针对市场秩序，采取了许多强硬的管理办法，以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限制商贾活动的范围。
1．定时启闭市门，限制交易时间按当时的规定：各市的市门皆有专人掌管，“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唐府兵军官）巡迣”（见《新唐书·百官志三》）。凡翻越垣篱或从沟渎出入者，要受到“杖七十”的处罚（见《唐律·卫禁》）。
2．设立“常平仓”，调节市场物价为了平整物价，维护秩序，唐代统治者曾在两市之中设立了“常平仓”，用“丰收歉放”的方法，以保持物价的均衡（见《旧唐书·高宗纪》）。
3．制定行为规范，限制越轨行动景龙元年（707）唐中宗下令：“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见《唐会要》）扰乱市场的越轨行动，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唐代对两市的管理十分严格，从客观上保证了当时市场的繁荣和稳定。然而，这诸多的清规戒律也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许多管理制度逐渐废弛，各坊皆有肆和夜市的出现，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来那种固定、集中、封闭、限时的市场管理格局，出现了更加繁荣、更加开放的新局面。从这一点上说，唐都长安两市格局的突破，实际上是宋代商业空前繁荣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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