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传统礼仪

大小叶哥

作为孔门看家本领的中庸之道
谓中庸之道为孔门的看家本领，其说来自宋代的大理学家程颐：程颐在为《中庸》第一章所作的提示”中说：
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舍，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所请“心法”，是指口授心得的方法，非笔墨所能尽传。而中庸之道便是孔门靠口授而传于后代的一种心法，只是到了孔子的孙子子思那里，担心年代久了传授会有差错，所以才把它整理或书，并经子思的学生又传给了孟子。程颐还认为，《中庸》一书意味无穷，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可用于实践．而这种学问是人一辈子也用不完的。
那么，何谓中庸之道呢？所谓‘口’，即正的意思；所谓“庸”，即常的意思（也有人释“庸”为用），而所谓“中庸之道”即中三之常道．也就是人们经常遇到的、时时要遵守的一些普遍的道理。“中庸”既是孔门所创立的一种伦理道德学说，同时又是孔门处理一些大小事情的原则和方法论，故于孔门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可见，在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完美的道德，它甚至已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但能够做到中庸的人却实在太少了。在孔子心目中，只有远古的圣君舜能做到这一点，_丕有孔子的高足颜回也能“择乎中庸”（《中庸》）并时时服膺它。
下面我们便来看看孔子所说的“中庸”即中正之常道的具体内涵。《论语·先进》记：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
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日：“然则师意与？”子日：“过犹不及。”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过犹不及”。而“过犹不及”便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精髓。
我们知道，人们在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不然有三种情况：一是做过了头，二是未能达到，三是恰到好处。而孔子的中庸之道便是要追求这种恰到好处的效果，要把握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既不能过分也不能达不到；只有“适度”了，才能叫“中庸”，事情也才能做得好。孔子便把这种最合适的“度”也就是处理各类事情的最佳做法称作“中”。而这个“中”，当然不是正中间，不是半斤八两（十六两制），不是绝对平均，它应该是一个求得事物各方面平衡的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了，事物便能够平衡与和谐。
而如何才能达到“中庸”呢？孔子认为“叩其两端而竭焉”，便是达到“中庸”的最佳途径。而所谓“叩其两端”，就是说在解决问题时，先要看它的首尾，或者说先研究它的正反两个方面，先预计到它的两个极端即“过”与“不及”，然后再由两头往中间靠，经过不断调整，以求得一个最佳方案。
为了能确保达到“中庸”，与“叩其两端”相联系，孔子还提出了“攻乎异端”的主张。《论语·为政》记孔子的话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思是说，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在这里，“异端”不是指不同的学说，因为孔子在时，诸子百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异端”只能是指那些不正确的议论，即在处理问题时那些“过”与“不及”的偏于两端的议论。由于这些议论影响着人们的正确思维，妨碍“中庸”，所以必须先将其廓清。
中庸之道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的。早在五帝时期，尧、舜、禹就以“允执其中”作为治世的理念。《论语·尧日》记：
尧日：“咨！尔舜！天之历数在
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
永终。”舜亦以命禹。尧告诫舜，让舜“允执其中”，而舜也以同样的话告诫禹。所谓“允执其中”，即诚实地保持着那正确的做法。据孔子说，舜后来的确是做到了。《中庸》记：
子日：“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
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
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舜能把握过与不及这两端，将正确的意见施行于民，这便是舜对“允执其中”的运用。
到了周初，周公在《尚书·酒诰》中又提出了“作稽中德”的思想。“作”即行事，“稽”即训合（《广雅·释诂》及三念孙《疏证》）；而“作稽中德”即行事正确，合于中德。周公的出发点虽意在告诫康叔不要饮酒过分，但实际上三成为“中庸”思想的滥觞，并影响到了此后的孔子。
孔子的“中庸”思想到了他的孙子子思那里又有所发展。《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
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的情感尚未表现出来的时候叫“中”，表现出来而又合乎常理的叫“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普遍原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切便会处于和谐之中，天地万物都能各得其所。显然，子思已将孔子的“中庸”又发展为“中和”，由道德说与方法论又引申为宇宙观了。
由“允执其中”到“作稽中德”，再到“中庸3与“致中和”，这便是孔门“中庸之道”的渊源及其发展轨迹。而后世的孔氏家族便是靠了这样的处世原则来应对他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从而使其家族在无数次的政权更迭中保持着自己的特权与地位。与此同时，中庸之道也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婚姻．丧祭以及人际交往等礼仪中，都体现出中庸之道的精神。
中庸之道与传统婚礼
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自从父系社会建立之后，男尊女卑便不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成为统治的思想了。不过也偶有例外，那就是贯穿于婚礼仪式中的尊坤意识。这种意识一方面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习俗的遗存，同时更是中庸之道对男女地位与关系的一种有意调节。物极必反。女性被压抑久了，自然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不利，这就需要寻找一些适当的时机让女性去表现自己的存在与追求，让社会表现出对女性地位的某种程度的尊重与认可。而最集中、最有效的则莫过于婚礼了。
首先，中国传统婚礼中的每一个环节，如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都贯穿了对女性的尊崇。纳彩即男方派媒人向女方表达求婚之意，问名即女方接受男方的礼物后再由男方去请问女方的姓名及生辰，纳吉即男方卜得吉兆后复派使者往告女方，纳征即男方派人送彩礼至女方以表示婚姻的成立，请期即男方择定婚期后备礼向女方征求意见，亲迎即结婚之日由男方亲自带人备礼至女方迎亲。在这些礼仪环节中，男性与男方往往表现得十分周至、旦下，而女性与女方则高高在上，被尊崇着。这种对女子的可谓绝无仅有的礼遇，实际是对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潮的一种纠偏，亦即中庸之道对两性关系的双向调节。
其次，在婚礼时间的选定上，也体现出“阳下阴”的尊坤意识。黄昏为阴阳相交之时，婚姻为男女结合之礼。“阳下阴”即男下女。故古代规定于“阳下阴”的黄昏之时举行婚礼，除了有对青年男女黄昏时分相亲相爱的制度上的匿定外，实寓有“男下女”的含义。
最后，古代婚姻对彩礼的规定，也体现出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内涵。彩礼是婚姻的见证，不能没有；但过重的彩礼则不但会加重男方的负担，还会伤及婚姻本身，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那么究竟应该以多少为宜呢？《周礼·地官·媒氏》规定：“凡嫁子娶妻，八币纯帛无过五两。”古者布帛二丈为一端，二端为匹，匹亦称两。故所谓五两，即五匹（周代一匹约当今之9.2米）。这是朝廷规定的最高限额。至于“六礼”中男方每次所持礼物，则多为雁。可见，古人对彩礼的选择，既考虑到一定的实用价值（如有限的布帛），又注重其象征意义（如雁、俪皮），二者兼顾，可谓深得中庸之道合理、合情、和谐之旨。
中庸之道与丧祭之礼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丧祭之礼作为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礼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既要充分地寄托哀思，又不能伤及生者的身体，这就需要对丧祭时间的长短及表达方式，都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而这也就是中庸之道在丧祭之礼中的运用了。
先说丧礼。《礼记·杂记下》：“子贡问丧，子日：‘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礼记·丧服四制》亦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这里，已为服丧者规定了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既要哀，又须“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而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度”呢？《礼记·丧服四制》明确提出：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既能充分地表达丧亲之痛，又不至于毁伤身体，这便是丧礼中的中庸之道。故孔子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礼记·三年司》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并对三年之丧的具体时间也作了界定。
所谓“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据《礼记集说》引石梁王氏日：“二十四月再期，其月余日不数，为二十五月。”这实际上也是在尽量缩短服丧的时间。而且，即使在二十五月期间，服丧者倘有疾病，也还是可以变通的。《礼记·杂记下》记孔子的话说：“身有疡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既要服丧，又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可“毁瘠为病”，这不能不说是中庸之道的双向调节机制在起作用。
再看祭礼。《礼记-祭统》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又云：“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而所谓“时”，即是指祭祀的次数既不能“数”，也不能“疏”，应该恰到好处。正如《礼记·祭义》所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而如何才能做到不烦、不忘呢？这又需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古弋所制定的春、夏、秋、冬“四时之祭”（《礼记·祭统》，后世改为春节、清明、七月之望、十月之朔），便是既不“数”又不“疏”，完全合乎“中庸之道”的祭祀之礼。而这一礼仪之所以被延续了两干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庸之道与人际交往之礼
中唇之道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何处哩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情关系、友情关系、爱情关系，以及上下级司的关系．同事间的关系，邻里间的关系，实在是一门大学问。这一系列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又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西方文明所注重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阿拉伯文明所注重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人所最注重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人与人相处，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就是既不能太过疏远，也不能太过亲密，更不能搞零距离。太过亲密是“过’，太过疏远是不及”，“过犹不及”，两者都不可取。
与上下级和同事相处，也有这个问题。你表现得太强势了，咄咄逼人，关系当然处不好。那么谦虚一些呢？谦虚自然是好的，但有些人过于谦虚了、又变成虚伪，也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只有恰如其分，各方面的关系才能处得好。这便需要经过不断地调整，最终使目己达到中庸的状态，即自强与谦虚的和谐统一，亦即《易传》上所说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和谐统一。
夫妻间的关系也是同样。应该说，夫妻双方各自都允许保留一定的空间甚至是一些隐私，但究竟以多大的“度”为适宜？空间和隐私保留多了，往往会被对方怀疑为不忠；而保留少了，让对方一览无余，久而久之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但夫妻间到底立保持多大的距离才能产生持久的美感．）这只能靠“执其两端”（夫妻各为一端）而不断求其“中”，才能达到双方都认可的最佳状态。今人把这一过程称作“磨合”，而所谓“磨合”，即是达到中庸的一种途径。
总之，中庸之道作为一门‘实学”，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除礼仪外，它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制定（即“阴阳历”），生态的平衡，社会的和谐发展，乃至海峡两岸关系的处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甲庸之道绝不是消极的，更不是糟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极高明而道中庸。”要达到高明的境界，就必须通过中庸的途径。《中庸》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华民族不断兴旺发达的内在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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