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荆州”前后孙刘两家争斗真相

大小叶哥

赤壁之战期间，孙、刘联军以弱胜强，大败曹军水师于长江中游地区，迫使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势力不得不放弃南下及东进之战略意图，据守襄阳。
当曹操北归之后，围绕着当时荆州南郡所在地江陵城的归属问题，孙刘两家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由此使得刘备关于向孙权“借荆州”的举措，成为这一阶段直接影响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焦点所在。所以，在曹操自北面虎视耽耽地注视着这一纷争走势新动向的条件下，孙、刘两家依此而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所进行的博弈，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着极为敏感且关乎全局的重大作用。
周瑜“屯据江陵”战功卓著
赤壁之战结束后，曹操率大军北归，留在南郡的部属仅有三支人马，即分别为守江陵的行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屯当阳的行奋威将军满宠，屯襄阳的折冲将军乐进等；另外，还有江夏太守文聘在当地行使其地方政权的职能。
刘备和周瑜追到到南郡，二人巡视完战场态势，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便以二千兵马随着刘备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的通道。（《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刘备建议中所提到的夏水，其古河道位于江陵城东南面（今荆州市沙市区），经豫章口注入长江，再东北行连通汉水。期间，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蜀书》）事实上，他这种向东汉朝廷呈表建言、说是请求由刘琦出任荆州刺史的做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走一走过场罢了。试想，在那种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际，这类由谁来做刺史之事，根本就勿须让朝廷批准，再说这个朝廷还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所以也用不着谁来批准。显而易见，刘备这个所谓的“表”，也就是据此而昭告天下，为其仗着前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南征原归荆州所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而获取合法权。
刘备耍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南征”去了，可南郡还在曹仁与徐晃手中呀！这时，东吴方面派出的联军前敌总指挥周瑜正率领三万精兵，在南郡的郡治江陵与曹仁隔江相对呢。所以此番真正领兵北上，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曹军后勤补给通道的是关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李通传》）应当说，曹军此间留在南郡境内的兵力依然不弱，要不周瑜与其副手程普怎么也不会跟他们针锋相对将近一年，居然还不能攻下江陵呢？正是有了这个空档，才给刘备留下了可乘之机。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周瑜派遣东吴大将甘宁前往攻打夷陵（今宜昌）。曹仁也是曹操帐前一位能征惯战的主将，他见夷陵告警，当即分出一支骑兵西出江陵，抢在面前去围攻甘宁。甘宁势弱，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周瑜用吕蒙之计，留淩统在江陵与曹仁对峙，自己亲自领兵前往援救甘宁。在战斗中，周瑜的右胸为流矢所伤，伤势严重，于是不得不仓皇退兵。坐镇江陵的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不起，赶紧领兵出城，麾军布阵，要来攻打东吴营垒。周瑜见军情危急，只好带伤忍痛披挂齐整，在手下一班将领的护卫下巡行军营，以激扬士气……后来，由于关羽率领的部队出没于襄阳至江陵区间的汉水流域一带，给曹军的后勤补给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曹仁见当面之敌无机可乘，而自己一方又穷于应付，无计可施，最后只有于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弃守江陵，退据襄阳。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东吴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力战退敌。尤其是到了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俱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同时，孙权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于是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地区，为此使江东政权的西部屏障更加巩固。
刘备“南征四郡”成为大赢家
鉴于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等原先便归属于刘表，而此间的刘表长子、荆州刺史刘琦正归附于刘备，所以这四个人只需向刘琦表示归顺之后，那么武陵、长沙、赵范、零陵四郡，便在名义上臣服于了刘备。换句话说，刘备的所谓“南征四郡”，实际上只是依靠着重兵压境，并没有费多大的力，兵不血刃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算得上捡了个大便宜。
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大半生颠沛流离、苦于没有立足之所的刘备，那一阵猛地变成一个政治暴发户，这可真是叫人喜出望外了！
江南四郡平定之后，刘备占有了赖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于是便自说自话地以荆州牧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拜元勋，在公安组建了荆州牧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他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而督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的这种布置格局实可谓用心良苦:此间，襄阳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刘备让关羽为襄阳太守，其任职形式看是形同虚设，但由于关羽实际控制区域也在襄阳至江陵的汉水流域一带，所以也算与襄阳沾上边了。与此同时，刘备再分割控制于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数县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今宜昌），派张飞为宜都太守，于是从南郡地面上又生生地切下一块来，让自己与东吴驻军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宜都郡的设置，充分体现出刘备悉心保障荆州将来作为攻取益州之战后方基地的战略眼光。换句话说，即使是当刘备取得益州之地后，位于南郡西侧的宜都便成为他横跨荆、益的机枢要地，一旦荆州有何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得火速率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以确保自己据以立足的根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此间正式意义上的南郡太守，便是东吴大将周瑜--如此一来，这位仅仅只“屯据江陵”的东吴军统帅一下子便被置之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中:南面受制于公安的刘备，西面受制于宜都的张飞，北面受制于荆襄之间的关羽……三面受扼的艰危处境，使得周瑜驻扎在江陵周围的全部人马，就只留下东边的一条通道了。
成了个大赢家的刘备，当然知道江陵地位和作用。对于这一点，《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早就通过曹操的谋臣贾诩之口，对其作了充分的描述。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打算顺江东下，一举荡平东吴政权。贾诩劝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士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依照贾诩的说法，曹操根本就勿须对东吴用兵，只需利用江陵这一带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一门心思地搞好地方政权，就是以使孙权“稽服”了。可惜，曹操听不进贾诩的这番话，一味地企图炫耀武力，结果弄得赤壁一战大败而归。反过来，这也证实了江陵在当时对东吴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刘备占了上风，基本上具有了与东吴孙权平起平坐地盘和实力的，由此就难免再生得陇望蜀之心。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完全因赤壁之战后各自势力范围出现的新动向，而再度变得朴朔迷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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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荆州”给孙权出了个大难题
建安十四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求见几乎小他一辈的东吴掌权人孙权。
对于刘备这一次的京口之行，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中说的是:“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可是，在《鲁肃传》中说的却是:“（刘）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由此可见，刘备的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来是维护两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却是要求孙权将荆州全部让给他。联系到后文“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的语意来看，可见刘备所求“借”的，即为据南郡治所江陵而统领其荆州辖区的行政权力--这也就是古往今来三国历史上的所谓“刘备借荆州”。
江陵县置于秦朝，初为秦置南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朝廷发布诏令，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荆州刺史部作为十三州之一，只是中央监察机构的一个分支。到了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朝廷将刺史改为牧民之官，即开始拥有了马治军、下马治民的行政权力，而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据唐朝余知古所撰《渚宫旧事》记载:“初，汉置荆州，虽刺史乘传车，犹以江陵为治所。汉末，刘表作牧，惧江南宗贼，遂镇襄阳。”到了东汉末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他在南郡望族蒯氏兄弟蒯良与蒯越的支持下，以诈谋诛除了荆州“江南宗贼”（湘沅一带聚族而居的豪族大姓），平定了江南的零陵、长沙等郡，为避开仇家行剌，便将州治移襄阳，但江陵城也就是荆州城的概念，便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被锁定在这一片上地上了。此间，无沦是东吴南郡太守周瑜屯据也好，还是刘备求“借”也好，指的也都是以占据这座城池为标志进而全面控制对荆州的领辖权。
刘备给孙权出了个大难题:若是不允，数万精锐之师孤悬于刘备的三面围困之中；再说，曹操新败，也不能不担心他卷土重来，横施报复。但要是允许“借”出去，这岂不是犯了立国大忌？！
事实上，孙权承袭父兄留下的基业，早在赤壁之战前就已将荆州视为自己立国的屏障。他在建安八年灭掉江夏（治今湖北鄂城）太守黄祖以后，就立足于夏口(今汉口)，试图溯江西上打开进入荆州的门户，并打算在相机吞并荆州后再向益州(治所成都)发展。建安十三年当曹操由江陵准备沿江东进之际，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吴政权，无疑便受到了来自南郡的严重威胁。孙权只是在听取了周瑜、鲁肃的谏言后，才决定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如今，一场大仗下来，围绕着利益分配上出现的新问题，反倒是成了大赢家的刘备竟提出要借荆州，这就理所当然地令获益最少的孙权特别感到憋屈。
这时，年方十七岁的孙权表现出了少有的沉稳和老练。他派出使臣对来刘备说:“前不久，周瑜和甘宁都建议我们主公进军成都，现在看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联手入川，灭掉刘璋，反正东吴也还可能越过荆州而占领益州，那么以后益州也就可以为您据作己有了。”
此间出任益州牧的刘璋是个无所作为的昏庸之人，他虽然管辖着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大部分属地及陕西汉中地区，但由于只依赖追随其父入川的南阳、关中人土，而与当地土著世家望族的关系搞得很僵。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策》中所提出的战略意图，刘备此向其实早就在部署伺机向益州发展了，这时，他手下的荆州主簿殷观出头当面驳斥吴使的提议:“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随后，殷观私下里对刘备说，如今，主公不妨表面上赞同其前往伐蜀，而只说我们刚刚有了这么一点地盘，立足未稳，不可轻动，东吴必定不敢擅自过越荆州而独自取蜀。认为他忠心耿耿，是个信得过的人“迁观为别驾从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后来，刘备见到孙权，甚至还假作戚色，伪称道:“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这样一来，孙权当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不再提这件事。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大破马超，占据关中地区，并派兵进攻汉中张鲁。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趁机率军入蜀，留关羽等守荆州。三年后，刘备正式取刘璋而代之，占据了益州。孙权听到这个消息，雷霆震怒，骂道:“猾虏乃敢挟诈！”于是便开始着手准备用武力夺回荆州--这是后话，不过在当时，孙权显然还是被刘备的这一番说辞所“忽悠”住了的。
孙权采纳周瑜临终遗言的无奈抉择
刘备提出要借荆州，最为犯难的莫过于东吴的军前主帅周瑜。
此前，在东吴军历时长达一年的南郡围攻战期间，由于周瑜分身乏术，因此他明知刘备要去占领江南四郡，却眼睁睁地无可奈何。如今，虽是屯驻在江陵，却也只是孤城一座。面对着如此窘困的局促之境，刘备的咄咄逼人简直是让这位东吴的南郡太守如坐针毡！
周瑜到底不惭为当时东吴最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暗自盘算:自己手中只控制有南郡的江陵、夷陵和江南的长沙几个县，另外周泰在武陵最北端也只占有一点地盘，若要是真跟刘备动起武来，甚至连回军东归的路极有可能断掉！所以，正是当刘备亲自到京口求见孙权时，他便跟孙权写了一封信，汇报对于这件事的应对方略:“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他是极力反对出借荆州的，在信中，他苦口婆心地说:“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这就是希望让孙权用羁縻手段困住刘备，让他与关羽、张飞分开，再由自己挟主帅之威，将这二人驱上战场……那么，这件事或可便能搞定了。
毕竟，此时孙、刘两家还与北方的曹操处于战争状态。孙权一则考虑到刘备还有可借驱策的用处，再则担心周瑜说的这套方法根本不起作用，贸然行事反倒伤了双方的和气，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计谋。
建安十五年，周瑜专门回了一趟京城，向孙权提出“得蜀而并张鲁”的战略计划，请求西取益州，进窥汉中。他打算这次出军西进，邀刘备一同前往，一旦打下刘璋的益州与张鲁的汉中后，便留下刘备固守这两处地方；到那时候，再与孙权合兵一处，去攻夺襄阳，如此东西并举，以图曹操（“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如此一来，东吴便不仅可独占荆州八郡之地，甚至还可北伐宛、洛，问鼎中原。
孙权采纳了这个方案，周瑜也返回江陵指挥部队整治行装，不料在归途中走到马丘这个地方，竟一病不起，含恨去世，时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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