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对朝鲜半岛发动的三十一年战争--三征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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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录：

　　四、胜负的转折点----高句丽的内乱

　　五、唐帝国三征高句丽

　　1、大兵压境
　　2、唾手而得
　　3、拙劣表现
　　4、推诿责任
　　5、攻陷平壤
　　6、战争总结

　　六、毁人家园

　　1、哀鸿遍野
　　2、法西斯式统治技巧
　　3、侵略者的谎言

　　七、为人作嫁

　　八、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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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胜负的转折点----高句丽的内乱

　　大唐不惜血本，两次倾国征伐高句丽，战争的庞大成本令国内百姓怨声载道，贞观中后期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即使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却仍然两次无功而返。当年隋炀帝就是在三次征辽后天下大乱，最终身死国灭，前车殷鉴不远，因此在二征失败后，高宗李治为了避免重蹈杨广的覆辙，便不得不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更加上对高句丽人的坚韧顽强十分头疼，对其据守坚城的战法也束手无策，一时间便不敢再动干戈。唐朝君臣深知，此时就算再次大规模兴兵，也未必就能讨得好去，说不定表现还不如前两次。
　　然而到了超级六六大顺的666年，唐帝国幸运且侥幸地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机，得以从进退不能的尴尬中脱出。是年，威信空前、统御高明、多次以非凡才能拯救了国家的统帅泉盖苏文病死，这个铁腕的独裁者生前曾破百万隋军，又败长孙无忌、李勣、薛万彻、苏定方等大唐名将，毙王君愕和庞孝泰，声威赫赫，堪称高句丽的擎天之柱，他的死是高句丽的重大损失，而更严重的后果则是直接导致了高句丽的内乱。
　　要说这大唐的运气是真地好，虽然军事实力很一般，打谁都拿不下来，但架不住运道强，周边各国轮着内部出大问题，纷纷自行崩解，被大唐趁机轻松击灭，遂有唐军战斗力强大的假象倡行于世。大唐的宗主国东突厥原本比唐朝强大得多，是北亚霸主，连年南侵，甚至曾打到长安城下，唐军丝毫不能抵御。可突厥汗国第二年便先遭天灾，然后又被分裂出去的薛延陀打得奄奄一息，最终为唐轻松所灭。薛延陀和西突厥本也均是强国，大唐对其无可奈何，但也很快便陷入内乱，被唐轻松击破。此次攻打高句丽本来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却马上便欣逢高句丽内乱，得以实现隋、唐两代人五次倾国征伐都无法实现的目标，成功灭掉了高句丽。在超越常俗的运道之下，原本战斗力平庸的唐军，却竟然打下了广袤的疆土，在短期内建立了赫赫威名，充分证明了“运气远胜实力”才是颠扑不破的普世真理。
　　当然，唐帝国的竞争对手大多陷入内乱，除了运气的因素之外，也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从政治架构来看，唐朝是一个介于胡、汉之间的政权，在吸收了汉人的儒家文化后，虽然步兵战斗力平庸，但胡骑善战的本事总还留下几分，政治上却又有着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中央高度集权，因此统治根基要比组织松散的游牧国家稳固得多，所以内乱爆发得比较晚，建国后一个半世纪才在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在唐帝国的对手中，只有吐蕃和新罗没有爆发大规模内乱，于是这两个对手全都重创唐帝国，令其面子和里子都丢个干净。新罗将大唐基本逐出了朝鲜半岛，而吐蕃则从唐初强盛时就开始频频痛打大唐。
　　在泉盖苏文死后，其长子泉男生接掌了父亲的权力，成为“莫离支”（类似于国相、总理兼全军统帅），继续把高句丽王高藏当做傀儡，“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局势很快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两个弟弟不服他的统治，趁其离京时联手发动政变，将他围困在国内城中，日夜攻打。在危急之下，泉男生以“莫离支”的身份率部叛国投唐，以带领麾下大量高句丽兵将和城池降唐为条件，换取大唐出兵替自己解围。
　　泉盖苏文在时，高句丽上下铁板一块，大唐对其束手无策，高宗甚至无奈地产生了放弃辽东之念。但此时见高句丽国内剧变，分崩离析，前首脑率部投诚，甘为内应，实为千载难逢之良机，便又重拾希望，决意再对辽东大举用兵。救出泉男生对唐朝意义重大，他虽然在政变后失去了大部分兵权，但麾下仍有不少亲信部队效忠，而且泉男生久掌高句丽的军政大权，不久前还是国家最高统帅，影响力举足轻重，能够有效地分化瓦解高句丽军政高层，打击其兵卒士气。与泉男生联兵后，那大唐再攻高句丽必然事半功倍。
　　有鉴于此，在666年六月，唐廷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出动重兵救援泉男生。泉男生派来了熟悉地形的儿子泉献诚，充当唐军的行军向导，引着唐朝侵略军杀向自己的祖国。由于内外呼应，唐军此次又已深知高句丽的虚实，这次进攻比较顺利，666年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在成功解围后，唐军与泉男生的叛国势力互为犄角，守望相助，在高句丽的辽东腹地深深扎下了一根钉子，局势陡然间变得对高句丽十分不利。眼见情势不妙，加上可能存在的内部倾轧影响，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的弟弟泉净土也于666年十二月向新罗和唐朝分别投降，献城十二座。
　　泉男生和泉净土等执掌重权、威望素著的统治高层先后率部降唐，令原本上下一心的高句丽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形势急转直下。唐廷见有机可乘，遂决意抽调举国兵马，第三次大举攻伐高句丽。






　　五、唐帝国三征高句丽

　　1、大兵压境

　　唐帝国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高句丽的军事行动于666年十二月拉开帷幕，此役大唐出动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兵力，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勣顿军于鸭绿栅，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先临平壤。”而在《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五》中也记载：“绩勒兵未进，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趋平壤”，由这两则记载可知，仅契苾何力统率的前军就多达五十万人，李勣亲率的中军人数不确。此外，郭待封统水军自半岛南部登陆，配合北线军团夹击平壤；刘仁愿统军从百济故地向北进攻；新罗军亦出重兵配合，依前几次配合大唐伐辽时的出兵情况来看，兵力当在五万以上；而在辽东腹地还有众多效忠于泉男生的部队，也与唐军里应外合。唐帝国鉴于之前数次伐辽均无功而返，此次出动了规模空前的重兵，粗略一计，仅郭待封、新罗、泉男生、刘仁愿四支配合力量，就至少有十几万兵马，再加上主帅李勣麾下的中军，以及契苾何力统领的五十万前军，此次进攻高句丽的军队少说也有七十多万，其中唐军自身就超过了六十万，可谓倾尽举国之力。
　　和李世民首次征辽时一样，此战的最高统帅还是名将李勣，多半是高宗对苏定方二征高句丽时的拙劣表现并不满意，所以被迫起用了已经老迈年高的李勣。由史书上叙述的行军和做战情况可知，此次唐军的整体战略规划是北线主力先取辽东，再强渡鸭绿水，然后与南线几支部队合击平壤。
　　在辽东战场上，北线唐军的第一场硬仗便是攻取新城。新城是高句丽重镇，紧靠辽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勣便曾对诸将说：“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馀城未易取也”，于是倾力而攻。然而如此要隘高句丽人自然也会重点固守，所以唐朝大军刚刚出师便遭遇当头一棒。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唐军于667年正月对新城发起猛攻，却屡屡受挫，一直到九月中旬，历时八个多月，数十万大军仍然顿于城下，难以寸进。大唐此次不计代价倾国而来，志在必得，可此时却似乎又要重蹈当年唐太宗的覆辙。可就在唐军将帅们苦恼无奈之际，“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资治通鉴》卷201），唐军遂克新城。
　　在既存的史料中，并未提及内奸献城的原因，但按常情分析不外三者。一是高句丽内乱，人心动荡，在前首脑泉男生带头降敌后，各地将领的忠义之心大减，已经没有了当年抗击李世民大军时众志成城般的斗志。第二种可能则是内奸为泉男生羽翼，伺机献城。第三个原因则是，唐军旷日持久地攻打，城中的境况越来越困难，部分将领失去信心，为自保而投敌。而最大的可能则是三个因素兼具，相辅相成。
　　据《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数万众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破之，斩首万级，乘胜进拔八城。”由此可知，尽管叛徒献城之举，将唐军从困境中解救而出，但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主力却并未折损，否则依托辽水阻击的高句丽军就不会有十五万人之多了。由于在辽东腹地的国内城一带已经跟随泉男生叛国投唐，因此这十五万大军处在腹背受敌的状态，形势不利，契苾何力统军击败之，斩首万余。





　　2、唾手而得

　　在渡过辽水后，唐军兵分四路。契苾何力率军留守新城，与新城附近的高句丽野战部队对峙，在半途建立一个支点；主帅李勣则亲率一支大军攻向鸭绿水；而庞同善和高侃则率另一路兵马前往国内城，准备与泉男生的军队会合，并接管他控制下的城池；薛仁贵则奉命统率一支精兵，在后面策应庞、高二人。
　　据《旧唐书》卷87记载：“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善、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善等，诏仁贵统兵为后援。同善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领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善等又进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始与男生相会。”
　　由上面的记载可知，667年十月，庞同善、高侃所部先在新城附近遭袭，落入需要“赴救”的困境，最后被薛仁贵救出。二人随后又率部行至金山，在此地遭到了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的野战主力的攻击，唐军大败，落荒而逃，高句丽大军乘胜追击（“高丽鼓而进，锐甚”），三面合围。高宗曾言：“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可见此时唐军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庞同善和高侃均是唐军中的大将，在辽东前线探查战况的侍御史贾言忠回朝后曾向高宗禀奏：“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说明薛仁贵只擅个人勇武，而庞同善尽管单兵战斗力低下，但统军有方。此次高句丽人能让颇有韬略的庞同善部陷入危境，说明唐军在野战中也并无绝对优势，若非此次征辽兵力十倍于对方，未必就能吃得下已经大幅衰微的高句丽。
　　就在庞同善部岌岌可危之际，薛仁贵再次率军急援，“击虏断为二，众即溃”。高句丽军本已占据上风，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陷入混战后，突然遭到另一支新锐唐军的突然打击，阵型不当，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结果被薛仁贵部精骑切为两半，旋即崩溃，被斩首五万余级。此次唐军转败为胜，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所以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薛仁贵出现的时机选得不错，屡收“黄雀在后”之利。此外，在《新唐书-薛仁贵传》中，将金山大捷的战果记为“斩馘五千”，与《旧唐书》中“斩首五万余级”的记载不符，可能是《新唐书》的编撰者认为《旧唐书》中“五万”这一数字失实，因此做了校正。
　　金山之战重创了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部队，之后诸将乘胜东进。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合”，这则记载颇有惑众性，很多人看后都误认为这三座城池是被唐军攻克地，其实大谬不然，《新唐书-泉男生传》中记述了真相：“（泉男生）举哥勿、南苏、旨岩等城以降……”
　　泉男生在高句丽国内威望极高，有很多兵将都向其效忠。他先招降了南苏、木底、苍岩三城，随后又带着自己控制下的国内城、丸都山城、哥勿城等六座城池、以及十余万户百姓降唐，唐军自此便在辽东中部这块敌国腹地上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而更大的收获在于，当时“靺鞨数万据南苏城”，因此这数万靺鞨兵也随泉男生倒戈投唐了，在《新唐书-泉男生传》中也记载：“（泉男生）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兵内附”，这对兵力本就处于劣势的高句丽而言不啻是一记致命重创。






　　3、拙劣表现

　　数量庞大的唐军远征在外，日耗无算，国力势必难以持久支撑，因此整个行动计划的核心就是要速战速决，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斩首行动，先以主力直捣平壤，击毁其统治中枢。于是在攻克新城之后，李勣率唐军主力向鸭绿水挺进，这也是唐军此次的核心进攻，庞同善和契苾何力麾下的两路唐军在宏观层面上均是其辅助者，战略意图是先消灭辽东地区的高句丽主力，保障一条直通平壤的补给线，随后也要赶往鸭绿水助战。
　　不过在他们赶来之前，杀至鸭绿水的李勣也并非孤军作战，郭待封统大唐水军已自南线登陆，配合他夹击平壤。而按照计划，郭待封本应还得到另外两支军队的辅助。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667年七月，“<高宗>命<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又征我兵，从<多谷>、<海谷>二道，以会<平壤>。”即征调了驻扎百济的唐军自南面出击，而新罗也派出数万大军北进配合。如果用宏观视角观察占据，此时有三支唐军在辽东做战，有四路大军正同时合围平壤，唐军此次多路用兵，分进合击，可谓将兵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李勣的进攻并不顺利，表现乏善可陈。原本高句丽对鸭绿水的防守并不严整，唐军的行军管记元万顷在写《檄高丽文》的时候，还曾经据此贬低泉男建不通军事，说他“不知守鸭绿之险”，结果反倒提醒了对方，泉男建迅速派兵加强了鸭绿水的守备，还回复唐军道：“谨闻命矣”，狠狠地调侃了大唐一把。等到李勣率军抵达鸭绿水后，发觉对岸守备森严，根本无法强渡，只得望河兴叹。高宗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流放元万顷于岭南。
　　李勣受阻于鸭绿水前，无法继续向平壤挺进，便指望郭待封部能有所建树，即使无法独立打下平壤，也最好能接应一下自己渡江；或者向平壤施压，迫使鸭绿水对岸的敌人分兵救援。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郭待封部的表现竟然还远不如他自己。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勣遣别将冯师本载粮仗以资之。师本船破，失期，待封军中饥窘，欲作书与勣，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以与勣。勣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
　　由上面的记载可知，负责运粮的冯师本因船破而失期，导致郭待封部缺粮，郭待封被迫向李勣求援，因怕信落入高句丽人之手，暴露了己方弱点，就写了一首离合诗以遮掩。结果李勣这个大老粗根本看不懂什么离合诗，一见信便大怒道，军情紧张，还写什么诗，非斩了这个家伙不可。由这则记载我们也可看出，由于军事进展不顺利，此时的李勣已经快要抓狂了。
　　不过李勣毕竟已是八旬老翁，人生阅历丰富，最终还是明白了郭待封部已陷入缺粮的窘境（也许是受身边参谋提点），便遣使催促刘仁愿和新罗军快速向平壤挺进，并令新罗人向唐军提供粮草。此时金法敏正率大军围攻七重城，十月二日接到命令后就停止了攻城，转而护送粮草赶赴平壤一带。由于时间仓促，刘仁愿部唐军和新罗军都失了期，等赶到平壤附近时，郭待封部已经因绝粮而被迫撤退，于是辛辛苦苦兼程赶来的这两支策应部队只得又灰溜溜地撤走，而眼巴巴等在鸭绿水边的李勣也仍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水面，大唐攻取平壤的计划至此无疾而终。





　　4、推诿责任

　　此次四路大军会攻平壤，具体作为各有不同，但表现却同样拙劣，中枢指挥混乱，各部间又毫无配合，整幕进攻如同一场闹剧，最终惨淡收场实在半点不足为奇。可在如今的主流说法中，却将计划泡汤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新罗人消极不前，指责其“失军期”，认为由于唐、罗合力攻取百济后，唐朝独占了百济故地，新罗却没有得到好处，因此此次就有意消极怠工。
　　笔者认为，持此说法者显然是在诿过于人。此次会攻平壤的主力是李勣所率领的唐军，这支部队先是犯下提醒敌人加强守备的愚蠢错误，之后又没有能力强渡鸭绿水，才只好望河兴叹，反倒开始指望几支偏师建功，而这三支偏师原本是配合他做战地。如今不追究主攻者的责任，却把责任全推给偏师，而且还是某一支偏师，未免太过有失公允。其实新罗军此次的表现相当不错，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积极，不仅国王金法敏亲统数万大军出师，九月就进至汉城，是第一支抵达战场的部队，然而由于南线另外两路唐军都进展缓慢，李勣所率的唐军主力更是受阻鸭绿水难以寸进，所以才无法会攻平壤。在这种情况下，新罗人不敢孤军逗留，也并未呆呆地死等，而是积极地去独立攻打七重城，作战显然并不消极。某些人竟然指责第一支到达战场的军队失期，这又是何等荒诞可笑的逻辑。
　　更何况，此次驻扎百济的刘仁愿部也同样失了军期。如果说新罗人还有可能因心中不满而怠工，刘仁愿却没有任何理由故意拖延，可他还是没能达到李勣的要求。我们据此揣测，很可能是李勣低估了实际的难处，或者因郭待封部突然断粮，李勣不得不订立一个过高的运送要求，导致刘仁愿部和新罗军尽了力也无法按时到达。有人甚至揣测，或许是李勣带着主力大军却顿兵难进，本应承担计划失败的主要责任，为了推卸过失，便拿刘仁愿和新罗人做了替罪羔羊。刘仁愿之前把百济治理得一塌糊涂，大量土地丢失，几乎被百济复国义军彻底逐出，靠着新罗人的协助和刘仁轨的增援才勉强控制一隅，其无能的表现早就令唐廷不满，因此尽管本次“失期”算不上是过失，唐廷却仍然将其流放姚州。
　　此外，大唐攻取百济是在二征高句丽之前，如果因没有分到百济土地而心怀不满，那在配合唐帝国二征时就早该发作，然而事实却与此恰恰相反。661年苏定方在平壤城下断粮，危在旦夕，向文武王哀告道：“大王军士不至，粮草不济，其危殆甚矣”，祈求对方送粮援助。运粮队深入敌境，还要抵达对方重兵拱卫的都城之下，而且运粮队行动缓慢，无法隐蔽，可谓危险重重，新罗君臣均深感为难（“皆言深入敌境输粮， 势不得达矣”），但大将金庚信见文武王为难，便挺身而出，慷慨道：“国家之事， 虽死不避， 今日是老臣尽节之日也。 当向敌国， 以副<苏>将军之意。” “十二月十日， 与副将军<仁问>·<眞服>·<良图>等九将军， 率兵载粮， 入<高句丽>之界。 壬戌正月二十三日， 至<七重河>, 人皆恐惧， 不敢先登。 <庾信>曰： ‘诸君若死， 岂合来此。’ 遂先自上船而济……至<障塞>之险， 会天寒烈， 人马疲惫， <庾信>露肩执鞭， 策马以前驱。 衆人见之， 努力奔走出汗， 不敢言寒。 遂过险“，最终成功将粮草运到了唐军营中，而归途中还遭到高句丽人的伏击，险险得脱。从上面这些援唐的细节可以看出，当时为了运这批粮秣到平壤城下，新罗人冒了极大的风险，是抱着全军覆没的决心进行地，沿途困难险阻重重，又哪里有半分拆唐朝台的样子？而仅仅几个月后，诸军会攻平壤，这些被指责为“消极怠工”的新罗军便奋勇作战，率先攻入平壤城中。
　　显而易见，对于新罗军“失期”的指责是十分武断地，不符合常情和逻辑，因此经不起推敲，恐怕只是某些史官为了遮掩己方的失败，编出来来诿过于人的谎言而已。新罗人数十年来与高句丽为敌，令其损耗了大量国力，且次次积极配合唐军伐辽，牵制了高句丽的大量兵力，可以说对唐帝国最终灭亡高句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攻陷平壤

　　此次会攻平壤的诸路大军表现拙劣，最终只能承认失败，四散而去；可留在辽东半岛作战的庞同善、薛仁贵两军却胜捷连连，与其它唐军形成鲜明对比。庞、薛二军此次之所以能在辽东地区表现出色，其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卖国贼泉男生率部做唐军的内应。自古以来，都是家贼最难防范，泉男生不仅熟知本国虚实，而且曾经身为泉盖苏文的正统继承人、高句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国中影响力极强，他的投敌严重分化了高句丽的将领和官员，更给高句丽的民心和士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此次辽东地区有很多城池都是轻松即下（如“扶馀川中四十馀城皆望风请服”），几乎见不到如之前安市城那样的顽强抵抗，这除了泉男生招降的因素之外，就是士气大受泉男生降敌所影响。连统治高层都纷纷带头倒戈， 其它人又怎会再浴血死战？而泉男建此次频频让主力部队与唐军野战，更是殊不明智，以致于金山和辽水两战折兵甚重，让本就低落的士气更加一蹶不振。
　　庞同善、高侃、薛仁贵三人在打赢金山之战后，又于668年二月末“进拔扶余（今吉林四平）”。而愚蠢的泉男建此时竟然又“遣兵五万人救扶馀城”，结果高句丽援军在行至薛贺水时，突然遭到了唐军的伏击（应该是中了围城打援之计），大败，被“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余者溃退，至此高句丽的野战部队已然折损大半。
　　在攻克扶余后，辽东局势已然打开，三将遂率部赶往鸭绿水，增援正望河兴叹的主帅李勣。而契苾何力所部在辽水取胜后，先是“乘胜进拔八城”，随后也“会英国公李勣于鸭绿水”。此时唐军已经控制了辽东半岛的中部地区，
　　歼灭了大量高句丽调到辽东地区的野战主力，虽然辽东地区还有一多半城池尚在据险而守，但补给线已经打通，后路已稳，于是北线这四支唐军在鸭绿江前会合后，便协同南线的三支兵马，七路大军再次会攻平壤。
　　之前李勣等四路兵马围攻平壤失败，原本只能如前两次伐辽时一样，被迫无功而返，但此时的情况已然与先前大不相同。由于辽东地区有大量的高句丽兵马和城池随泉男生降唐，高句丽在辽东的野战军也在唐军和叛军的联合攻击下折损甚大，唐军此时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已然空前增强。以前唐军一旦在进攻时被某座坚城所阻，当年就来不及攻取平壤，一到冬季就不得不退兵御寒，粮秣也每次都十分紧缺。此时辽东在握，有了一个稳固的支点，便再不用从国内一直孤军深入到平壤城下；而有了辽东做后勤基地，攻打平壤时的补给难度也大大降低，严冬到来后也照样能够攻坚、野战，可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王朝对寒冷遥远的高句丽无可奈何的情况。这次唐军跨严冬灭亡高句丽，关键就在于辽东地区的胜利。
　　此次七路大军会攻平壤，南线的新罗军表现尤为出色。新罗大将文颖在蛇川原重创了高句丽南线的野战部队，《金法敏致薛仁贵书》中便记载道：“蕃汉诸军，总集<蛇水>，<男建>出兵，欲决一战。<新罗>兵马，独为前锋，先破大阵”。此役之后，高句丽最后一支可堪一战的野战军也被消灭，各地守军唯有据城而守，再也无力出击。眼见大势已去，一些城池献城归降，平壤周边残存的新罗军则收缩于城中死守，六路唐军和数万新罗军很快便在平壤城下会师，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在既存的史料中，看不到唐军第二次强渡鸭绿水的记载，似乎相当轻松，不值一提，与上次李勣顿兵江前难以寸进的尴尬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笔者猜测，或许是由于整体战局不利，尤其是南线的新罗人已经取得决定性的大捷，随时可以北上攻击平壤，光守住鸭绿水已经不能保障平壤城的安全，而南线的唐军和新罗军随时可以北上夹击守江部队，此时高句丽的主力已然所剩无几，一旦这支部队再覆没，局面更是不可收拾，因此泉男生才主动放弃河防，把主力撤回平壤城中，唐军不战而渡鸭绿水天险。
　　据《新唐书》卷110记载，在渡过鸭绿水后，“绩勒兵未进，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趋平壤，绩继进，攻凡七月，拔之，虏其王以献。”由此可知，即使在精锐所剩无多，城中防守力量严重不足，且外无救援的困境下，高句丽人仍然在数十万唐军的猛攻之下坚持了七个月之久，可见其坚忍顽强，可见平壤城之难下。由此我们也可揣测，如果高句丽的统治者能够奉行之前对付隋、唐的办法，将精兵都收缩于坚城平壤之内，唐军恐怕几年也打不下来，耗到最后，肯定是劳师远征的大唐先顶不住消耗，就会和之前中原王朝五次进攻高句丽时一样，顿兵城下数月，然后无功而返。此外，如果城中屯有重兵，守城者的信心自然更足，就会更加顽强，而且还具备了突然出城反击的能力，那围城唐军就很可能在衰弱疲惫之后，像662年那样，被从平壤城中杀出的高句丽人打得大败。
　　不过上面这些都是假设，事实上，此时平壤城中兵微将寡，即使面对已经疲惫的唐军，也根本无可奈何。在苦苦支撑了数月之后，情势日趋不利，国王高藏失去信心，遣使请降，但把持朝政的泉男建不肯，还又发了一回傻，竟然带着所剩不多的精兵冲出城去反击，结果自然是大败而回。此后泉男建将守城要务全都委托给亲信僧人信诚处理（估计是意气消沉，无心理事），信诚知事不可为，便被泉男生暗中策反，于668年九月十二日献城投降。
　　据《金法敏致薛仁贵书》记载：“于后<英公>更取<新罗>骁骑五百人，先入城门，遂破<平壤>，克成大功。”而《新唐书-泉男生传》中也写道：“（泉男生）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擒高藏。”由这两则记载可知，信诚私开城门后，泉男生带着追随自己归降的高句丽精锐士兵和五百新罗铁骑率先突入城内，城池遂破，泉男建被擒，高句丽亡国。







　　6、战争总结

　　大唐建国未久，便急急开始远征辽东，且一打就是二十三年，其间三次倾举国之力征伐，动辄出兵数十万，终于乘隙将其灭国。在此期间，唐帝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力民力耗费无算，百姓苦不堪言，贞观年间还引发了民变和大规模的逃夫。祸不单行，这段时间中大唐境内旱灾、水灾、虫灾层出不穷，更令本就艰危的民生雪上加霜，很多地区饿殍满地。在迫不得已之下，唐廷甚至颁布了“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任人收养为男女，充驱使”的法定奴隶条款，鼓励有余财者蓄养奴仆，以减轻自己赈灾的压力。
　　隋朝未能攻灭高句丽，而唐朝却做到了，一些人因此认为隋军的战斗力远逊于唐军，这是一种错谬的认知，其实大隋府兵的战斗力要比唐军强出甚多。首先，与大隋作战的高句丽正处于其最强盛之时，而唐朝面对的却只是一个已和大隋两败俱伤的虚弱国家，因此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当做同一个参照物。其次，大隋征辽失败，并非因隋军的战斗力不够，而是先后受到轻敌、束缚、杨玄感兵变、国内暴民叛乱等掣肘所导致，如果不是一连串倒霉事儿接踵发生，当时的高句丽虽强，但隋朝将其灭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地。
　　唐军的战斗力十分平庸，即使面对已和隋帝国拼得虚弱不堪的高句丽，也始终无可奈何，尽管动用了数倍兵力，靠人海战术倾国而攻，前两次大规模远征却尽皆铩羽而归。而随着开国日久，唐军的战斗力本就日趋下降，由于均田制的逐渐崩解，李世民推行的府兵制也渐渐名存实亡，军中纪律败坏，四处烧杀劫掠，行径如同匪帮；而官场的腐败之风又蔓延到军中，赏罚不明，兵无斗志……可以说，668年时的唐军，已经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才会在之后的十几年中，接连惨败于吐蕃、契丹、后突厥等藩国，丧师数十万之众。其实唐朝原本根本奈何不了高句丽，若非运气过人，遇到对方内讧这样的好事，恐怕只能眼看着对辽东数十年的投入血本无归，一无所获地停止用兵。不过运气终究不能持久，在攻破平壤之后不到两年，唐帝国便与半岛小国新罗翻脸，双方激战七年之久，此时唐军真实的战斗力马上就暴露无遗，虽然国力和人口都数十倍于对方，但数量较少的新罗军仍然在野战中大破唐军，并将其逐出了百济故地，迫使其放弃了对半岛的扩张野心。
　　高句丽以弹丸之地，成功抵御了泱泱中国五次倾国征伐，本已元气大伤，但这个国家中的百姓民族性极强，并不容易征服。渊盖苏文政变上台，以暴政治国，但他在位时，高句丽上下却众志成城，一致对外。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令这个仅有两百万人口的国家在数十年间，顶住了隋、唐两个大帝国的倾国征伐，还拖垮了强大的隋帝国；让李世民无功而返，遗恨而亡；让李治二征失败，束手无策；一度将唐帝国逼得进退维谷，尴尬万分。然而因为自身的内乱和军事指挥者的愚蠢，最终还是迎来了亡国的命运。
　　宏观来看，高句丽最终亡国有四个主要因素：一是之前大隋发动的四次进攻极大地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和战争潜力，长期的战争导致农耕经济被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当年的北亚强国如今已然元气大伤。二是唐帝国在正面进攻败北之后，采取了烧杀抢掠的经济战手段，这令本就民穷财匮的高句丽更是雪上加霜。而在长年的饥荒和战乱中，高句丽人的战争能力和战斗意志也日益减退。
　　第三个原因是高句丽的新任决策者泉男建庸碌无能，战略部署愚不可及，舍弃了他爹泉盖苏文一贯采用的“死守坚城，直至敌军粮尽自退”的高明手段（这种乌龟战术非常有效，从隋军到唐军都无可奈何），转而奉行一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白痴战略，以己之短迎敌之长，频频让较擅守城，而机动性和穿透力都相对较弱的主力部队去与唐军在平原上野战，试图在野战中击败唐军，结果葬送了大批强兵猛将，此时再想固守城池，兵力已然不足。而更致命的是，很多主力精锐悬军于外，无法及时回援平壤，导致都城空虚，最终让唐军的斩首行动得逞。根据一些细节可以揣测，直到平壤失陷，泉男建派驻于辽东地区的主力也未覆亡，只不过辽东半岛的中间地带和主要交通线均被唐军所占据，这些无力与优势唐军野战，但守城能力却很强的兵马无法退过鸭绿水，投身于平壤保卫战，这也是唐军此次能够攻克平壤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上述的三个原因皆属次要，高句丽内乱才是其亡国的决定性因素。当泉盖苏文在世时，李世民和李治父子均对高句丽无可奈何，可内乱一发，高句丽转瞬间便为唐军所灭。在这段时间中，唐军的战斗力与日俱降，却陡然取得了之前无法企及的胜利，内乱的影响何等致命不言而喻。薛仁贵在吐蕃军和实力不及高句丽的新罗军面前都不堪一击，屡次大败亏输，却仍然能在三征高句丽时频频大胜，可见此时的高句丽已是何等虚弱。其实说白了，如今盛行的那些唐军在灭高句丽时威风凛凛的佳话，只不过是某个实力庸碌的家伙在欺负一个病人时的耀武扬威罢了。
　　卖国贼泉男生带着大量兵马和人口倒戈，献城无数，还凭借自己的旧有威望大肆招降离间，严重分化了高句丽的实力，尤其是重挫了高句丽人的斗志和信心。此外，做为前最高军政首脑，他对高句丽国内的要塞、兵力、将领关系等军事机密知根知底，各地的优势、弱点全都了然在心，得到其鼎力支持的唐军避实击虚，才得以在辽东势如破竹，频频胜捷。泉男生在国内威信甚高，与诸方势力关系良好。在他投唐后，原本抵抗强硬的许多力量都不再与唐军死磕，很多甚至追随泉男生倒戈相助唐军（比如泉男生与契丹人和靺鞨人关系密切，他倒向唐朝后，原本与高句丽守望相助的白山靺鞨也立时反戈一击），这些均为唐军灭亡高句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六、毁人家园

　　1、哀鸿遍野

　　在攻破平壤之后，大唐在城中设立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两万驻屯军戍守，以维系大唐在高句丽故地上的统治。在先前的作战中，薛仁贵统率的五万唐军战绩显赫，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消灭了数支高句丽军队，克城甚众；而且薛仁贵率军大肆烧杀抢掠，屠戮平民，更是沉重打击了高句丽人的抵抗意志。要说这薛仁贵可是个心黑手狠的主儿，当初在征铁勒时就曾屠杀十三万降卒和数十万部族平民，双手沾满了战俘和平民的鲜血，高句丽百姓闻风丧胆，孩童闻其名不敢夜啼。也正是因为薛仁贵对高句丽遗民的威慑力最强，唐廷才委任他镇守辽东。
　　在平壤城陷落之后，大量高句丽百姓成为板上鱼肉，任由宰割，国中的靺鞨、契丹、奚等部族自知无力抵抗，又素知唐军残暴贪婪，为了避免被劫掠烧杀，他们纷纷背井离乡，一场牵动满蒙广大地区的大规模逃亡拉开帷幕。不过尽管这些部族在逃亡后境遇凄惨，大半衰亡，《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便记载：“汩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可对比留下来的人之境遇，这些逃亡部族的选择却未必错了。
　　唐军素来心狠手辣，所过之处破家无数，往往哀鸿遍野。据《新唐书》卷220载：“辽降口万四千,当没为奴婢,前集幽州,将分赏士。帝以父子夫妇离析,诏有司以布帛赎之”。而《资治通鉴》卷198中亦载：“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由这些记载可知，当这些可怜的高句丽百姓被“虏”后，是被视为“奴婢”地，而奴婢在唐朝属于主人的私产，因此在征辽过程中，唐军士卒是将高句丽百姓当做战利品来看待地，而从未视为归附后的子民。一万四千的数目并不小，由此也能看出，早在贞观时期，唐军在境外作战时，将百姓掳掠为奴就已蔚然成风了，行事与日后的蒙古兵并无二致。
　　由于以李世民为首的唐廷高层非但不将掳人为奴这种恶行视为违犯军纪之举，反倒用钱从士兵手中赎买，这等于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变相支持，也等于是承认了唐军士卒对所掳掠百姓的合法占有权。而大唐君臣既然对士兵掳掠奴仆的行径都光明正大地纵容，那些烧杀奸淫之类死无对证之事，自然更加无人理会。据此思之，唐朝时期周边百姓遭到何等荼毒，委实令人不忍思之，不知有多少在唐军的掳掠中家破人亡。这次李世民为了显示“仁德”，所以由国家出钱赎买，而大部分唐朝在对外战争时士兵掳掠回的百姓，却没有这么幸运，自然是都沦落为奴，女子卖入娼馆私宅，任由打骂欺凌，却得不到丝毫保护，这些人将在大唐异国遭遇何等凄惨的遭遇，其实不难想象。唐朝胡风甚盛，也保留了大量胡人的旧俗，于是部落间相互掳掠为奴这些丑恶阴私之事便在大唐盛世中冠冕堂皇地上演。之所以如今少为人知，不过是因为不为史官所载罢了，此次在史书上露出端倪，还是因捧颂李世民赎买的“仁厚”才不慎暴露。
　　由于唐帝国不将武力统治下的高句丽百姓真正当做新子民来加以怀柔拉拢，反倒苛暴对待，因此统治不得人心，反抗激烈；加上高句丽人民族性强烈，有大量人在首都陷落后仍然不肯归降，所以尽管大唐以“斩首行动”攻破了高句丽首都，高句丽王也出城投降，看似高句丽已然亡国，但唐军实际也只能控制一部分区域，鸭绿江以北半数左右的旧行政区域并未屈服，更多地区仍然死战不降。据《三国史記地理誌》记载，在亡国之前，唐军不过只攻占三座城池（穴城、銀城、似城），在都城陷落后，各城（这里的城其实是指高句丽的行政区域，相当于以某山城为核心的市或郡）的士气大受打击，先后又有十一座城池投降，大唐共控制十四座城池，但仍有包括安市城在内的十八座坚城在坚持抵抗，唐军实际上只能控制辽东半岛上一条狭长的区域。






　　2、法西斯式统治技巧

　　此时高句丽不降的军队大多据守坚城抵抗唐军，而大唐在民间的统治也不安稳，即使是在被唐军控制的区域之中，反抗的浪潮也十分汹涌，民间暴动此起彼伏，唐军只能控制住大的据点和要塞周边，对乡村和山区则基本上无能为力，情势与当年日军占领中国时类似。虽然唐军先前曾经数次血腥屠杀战俘，试图藉此来震慑高句丽人，又在半岛上驻有重兵弹压，但高句丽百姓仍然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唐斗争。唐廷本来试图先占领，再归化，从而慢慢将高句丽故地化为本土，但由于起初并未（其实也无力）控制士兵的残暴行为，令高句丽遗民的反抗情绪更加强烈，唐廷很快就发现，在如此激烈的民间反抗和铁血残酷的镇压之下，矛盾已然无法化解，再想教化拉拢已经根本没有希望。为了能保有统治，大唐不得不釜底抽薪，总共强迁了数十万高句丽百姓回唐，很多地区被彻底毁弃。这个办法颇为有效，最终彻底消除了这个强悍不屈的民族重新崛起的可能。
　　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李世民当年攻高句丽不下，在撤军时就曾“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而《新唐书-东夷高丽传》则载：“有诏班师，拔辽、盖二州之人以归。”将这三州基本强迁成了无人区。668年攻破平壤后，唐帝国又强迁高句丽二十余万口回唐，结果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剑牟岑起义。（“<英公>以王<宝臧>·王子<福男>·<德男>·大臣等二十余万口廻<唐>”----《三国史记》卷6）
　　然而迁走这二十余万人仍然不够，在高句丽遗民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之下，唐帝国在高句丽故地上的统治一度难以为继，只得又于669年四月“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 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 留其贫弱者, 使守安东”（《资治通鉴》卷201），即将三万八千余户高句丽的王室贵族和官宦富户强行迁往江淮地区和西北荒凉之地，以充实贫瘠荒凉的边地，并将这些人置于汉人的包围监管之下，从而慢慢将其同化，这些人的资财自然也就留在了大唐；至于那些老弱贫穷之辈，则留下来供安东都护府统治奴役。
　　唐帝国的这个招数非常歹毒，却也十分有效。把高句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强行迁走，就等于带走了高句丽的大部分财富和文化，国内剩下的都是些愚昧贫弱之徒，只能俯首为奴。几代之后，辽东大地就将成为一块大唐的“殖民地”，剩下的高句丽遗民们非但复国无望，连自己的文化和精神也将消散，很快高句丽这个国家的痕迹就会烟消云散。当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希特勒对待波兰人也采用了同样的统治策略，监禁、杀戮、强迁掉有文化、有技艺的波兰人，只留下那些愚昧的蚁民，再对其施以奴化培养和教育限制，只允许其学习最低级基础的技工，试图将波兰变为德国的一个“底层车间”……中外统治的智慧，竟然出奇地一致。李唐在一千多年前就能体悟出这种高明的法西斯式统治技巧，其聪颖着实令人感到敬佩。
　　然而尽管大唐用尽手段，试图毁弃高句丽的文化和精神，但高句丽民众在强大的唐帝国面前，短期内仍然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留下了一段充斥着坚毅顽强气息的不可抹杀的民族抗争史。不过大唐这招毕竟阴毒有效，高句丽这个民族的脊梁已被抽走，再也无法直立。虽然唐朝后来因惨败于新罗之手，放弃了将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化作本土的计划，在辽东半岛上的统治也松散虚浮，渐渐名存实亡，但由于由于高句丽人失去了领导层、精英层、文化层，只剩下一群苦力蚁民，在缺乏领导和信仰感召的情况下，勇气和斗志终究难以持久，高句丽人复国的热情也很快便随时间而消散，几代人后，终于渐渐没落，辽东之地为新崛起的渤海国所占据。




　　3、侵略者的谎言

　　就在大唐帝国被高句丽百姓的复国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又与盟友新罗反目，两家开始武装争夺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在七年的大战之后，大唐成功镇压了高句丽遗民的起义，却旋即惨败于新罗之手，本已纳入版图的百济故地全部丢失，高句丽故地也被新罗人抢走一大块，之后两国虽然表面上达成和议，但唐军势弱，新罗人和高句丽遗民跨过大同江，又接踵蚕食了朝鲜半岛北部。傀儡高藏见大唐式微，便欲趁机脱离其控制，结果事败被囚，莫名死于第二年。在被新罗击败之后，大唐对辽东地区的控制本就大幅削弱，高藏叛离之事更令其感到无力控制辽东局面，于是便故伎重演，再一次“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册府元龟》卷1000）。
　　唐帝国非但不肯从中原移民进入高句丽，用怀柔同化等手段彻底掌控辽东，反倒大肆内迁高句丽遗民，一方面是因为军事上缺乏信心，为了削弱高句丽人的复国浪潮而不得不如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心怀叵测，从来就没有想过把辽东之地当成真正的本土来好好经营。由于唐廷担心辽东强盛后尾大不掉，脱离中原控制，因此既希望能将该处当成羁縻区控制在手中，尽量攫取压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又不愿让这里人口繁盛，富裕强大，因此刻意施行半废置政策，有意将辽东大地搞得一片荒芜，让这里再也无法兴盛强大，威胁大唐边境。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在被唐军攻占后，曾经比较繁荣的安东十四州竟然凋敝到了“并无城池”的可怜地步。“至大祚荣建震国时。虽海北诸国……地方五千里”（这相当于整个高句丽故地的面积），却也不过仅有“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仅达高句丽全盛时的六分之一。
　　高句丽亡国时，辽东地区的百姓因战乱已然死伤无数，大量的土地荒置，唐朝如果真心经营辽东半岛，完全可以趁机向这里大规模遗民，一方面能够让这里迅速繁荣，另一方面则能够借此契机同化亲善，消弭仇恨，收百姓之心，实现民族间的快速融合。可唐朝却非但不肯移民实边，反倒采用迁民弱边的国策，高句丽人不仅亡了国，更被唐朝将家园整得一片凋残。唐廷本就在强迁中制造了无数幕妻离子散，老弱伤亡的惨剧，如今又有意毁人家园，自然更是大失人心。强迁后剩下的遗民们在发现大唐根本没有经营辽东的诚意后，均怀恨于心，民间的反抗日趋强烈，大量遗民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全家逃亡，也不愿接受唐朝的统治。新罗本是高句丽的死敌，此时却迅速就得到了辽东百姓的认可和支持，并最终团结高句丽遗民的力量将大唐击败，由此也可以看出高句丽人对大唐是何等怨恨。
　　然而在唐史和后来那些不负责任的功利历史学者所出的著作中，却瞪着眼睛胡说八道，居然大加渲染唐朝在辽东的侵略和征服是如何深得人心，高句丽百姓是如何夹道欢迎，说什么唐军拯万民于水火，极受高句丽人的爱戴……据《旧唐书》记载：“高丽既降，诏仁贵率兵二万人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而在《新唐书》中则换了个词：“有诏仁贵率兵二万与刘仁轨镇平壤……高丽士众皆欣然忘亡。”诸如此类的荒谬言论看得笔者几乎要吐出来了。
　　众所周知，高句丽人民族性极强，非常团结，而且天性倔强，不服压迫，这点从这个弹丸小国是如何倾尽全民之力，在隋、唐两个大帝国七次倾国征伐下仍然不肯屈从，不惜浴血抗击几十年就能看得出来。试问这样一个民族，在刚被被侵略者征服时，发自民间的抵抗会比我们抗击日寇时更小么？当自己的祖国刚刚被灭亡，他们会“欣然忘亡”、“欣然幕化”么？或许唐朝也曾在局部范围内装模作样，上演过邀买人心的闹剧，但那些不过是日本军官笑眯眯地拿糖给中国小孩吃般的戏码罢了，又能骗过几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如果真地“欣然忘亡”，还会爆发规模宏大，让大唐焦头烂额数年的的剑牟岑起义么？如果真地“欣然幕化”，还会有那一场场如火如荼的复国运动么？
　　此外，那些在本国都要侵扰百姓的唐军，到了被征服的敌国，可能会秋毫无犯么？又有多少女子折于唐军胯下，多少家庭因唐军的暴行而残破？而在激烈的反抗之下，又会生出多少的镇压和杀戮？等到唐军为了荒置辽东而大规模强行内迁时，这些被毁掉家园、毁掉民族复兴希望的残留百姓，又怎么可能对唐人感恩戴德？又会有多少不愿离开家园者被唐军杀死，以儆效尤？而那些在屠刀下被逼迫着背井离乡的可怜百姓（尤其是孩童妇孺），又会有多少死在漫漫征途之上？而就算到了迁居地，这些被强掳来，又失去土地的亡国“贱民”，不是戍边、充军，就是沦为奴仆侍婢，就算有些能分到土地，却也处于监管之下，活在当地百姓歧视且敌视的目光之下，生活压抑而痛苦，难道这些亡国奴们真地能够“欣然”度日么？
　　显而易见，《薛仁贵传》中如“欣然慕化”之类的记载，皆属史官为了美化传主而作的不实之词。事实上，由于大唐的安东都护府不得人心，薛仁贵又是一勇匹夫，不擅治理地方，致使辽东的局面很快就变得一塌糊涂，最终义军蜂起，高宗被迫放弃西巡，令唐廷大感头痛。研究薛仁贵的专家黄约瑟便曾在自己的专著《薛仁贵》中写道：“薛氏没有行政经验，刘仁轨离去，局面更难应付。故薛仁贵未能有效的管制高句丽并不为奇”。
　　纵观史书，我们能够轻易发现，唐朝是一个极度虚伪的王朝，素来喜欢标榜仁义，利益不攸关时常常伪装出宽容仁厚的假面，还竭力要营造一种泱泱大国磊落诚信的形象。但实际上，唐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其实总是喜欢耍弄阴谋诡计，常常不顾信义，出尔反尔，而且始终做不到军纪严整，善待藩属国子民，每场对外战争都会纵容士兵残虐百姓，行不仁之师。可叹在史官们的竭力遮掩下，如今唐朝的欺世盗名相当成功，已然不知道蛊惑了多少人了。
　　以《资治通鉴》卷198中的记载为例（其实司马光也是根据唐朝史官的记载才如此记述），当唐军在安市城下取胜后，“上简耨萨已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馀皆纵之，使还平壤；皆双举手以颡顿地，欢呼闻数十里外”。乍一看这条记载，恐怕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三千五百名被俘的高句丽军官喜悦无尽，对太宗感恩戴德，但其实只要用最起码的常识就能看出，这些记载都是瞪着眼睛歪曲事实。那些被释放者欢呼还有可能，但这几千被强行掳往异国监管，背井离乡，与父母妻儿相见无期，到中原去过习俗更易的半软禁生活，最终还要埋骨它乡（古人很忌讳这点）的可怜人，难道可能会欢呼雀跃，感激涕零么？一些史官为了吹捧唐朝和太宗，竟然连起码的逻辑和廉耻都不顾了。







　　七、为人作嫁

　　在攻破高句丽首都平壤之后，大唐君臣志得意满，于高句丽故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都督府，试图将除新罗本土之外的朝鲜半岛尽数化为大唐领土。然而大唐虽然在第三次攻打高句丽时频频取胜，但其成绩却有水分，这种靠对手内乱分崩才勉强得来的胜利颇有投机取巧的意味，唐帝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并不具备对这些边陲之国的太大优势，所以仅仅在东北亚一隅，大唐的霸主地位就并不稳固，一旦对手不再内乱，唐帝国便遭遇了难以应对的挑战。就在大唐君臣们还在先前靠讨巧得来的胜利之上高卧之时，突然遭遇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步步为营的新罗、舍死忘生反抗唐朝侵略军的高句丽复国义军、横空出世的渤海国、日益强大的契丹……大唐有心无力，节节败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上的局面日益败坏，终至不可收拾。
　　之前唐与新罗联手灭掉了百济，但在熊津山会盟时，唐朝将百济故地完全纳入版图，出了大力的新罗只有在一边傻看着生闷气。后来合作攻灭了高句丽，唐帝国又不肯分给新罗半点好处，于668年九月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派大将薛仁贵统率近三万驻屯军戍守。新罗忍无可忍，遂于670年七月出动主力，对已经被大唐纳入版图的百济故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一举攻陷八十二座城池，斩杀五千唐军和七千百济仆从军，击伤击溃无数，还将唐廷委任的各县县令处死。唐廷急遣大将薛仁贵统军自海路救援辽东，却在671年六月惨败于石城，之后薛仁贵在百济苦苦支撑，屡战屡败，于672年末被逐出朝鲜半岛，新罗置百济旧都泗沘城为所夫里州，将百济故地彻底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在辽东地区，高句丽人自亡国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反唐的斗争，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最终还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剑牟岑起义。由于安东都护府在高句丽故地上的统治本就相当薄弱，立时便落入风雨飘摇的窘境之中。唐帝国在辽东当地的驻军不是复兴军的对手，被士气如虹的复兴军打得节节败退，最终义军攻取了安东都护府所在的高句丽旧都平壤城，迫使安东都护府逃往辽东州。
　　唐廷闻知占领区百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复国救亡运动，不禁大为震怒，立即调遣重兵前往镇压。高侃统一万唐军，李谨行率三万靺鞨军自陆路兼程赴援，于671年七月破复兴军于安市，复夺平壤。但之后唐军的进展却并不顺利，战局陷入胶着，直到672年八月仍然滞留在平壤一带。672年八月，僵持的局面出现了变化，高侃和李谨行所率的四万唐军在平壤附近的白水城被击败，被“斬首數千級”，退至石门。复兴军大举追击，然而由于内部争功，各军胡乱变阵，被唐军捉到破绽，优势局面下却为唐军大破，主力死伤惨重。
　　此败之后，复兴军元气大伤，高句丽遗民轰轰烈烈的的复国运动被唐帝国基本镇压下去，但百济故地此时已为新罗所控。为了夺回百济，唐军随后又对新罗发动了数次进攻，却毫无成效，被迫于674年又向辽东增派了援军，之后再次大举进攻。这一次唐军起初也攻取了几座城池，然而到了675年九月，罗、唐战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先前被新罗主力逐出朝鲜半岛，返回国内的薛仁贵再次领军，自海路从半岛南部登陆，试图策应北部李谨行统率的陆军，结果薛氏再次大败亏输。在击败薛仁贵部后，新罗随即乘胜直捣唐军的大本营，与重兵驻扎于买肖城附近的李谨行部唐军主力展开决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唐军伤亡惨重，全线崩溃。大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唐军被迫在朝鲜半岛上全线收缩，不仅放弃了复夺百济故地，连原高句丽南部地区也拱手让予新罗，新罗则乘胜大举追击，“又我兵與唐兵大小十八戰　皆勝之　斬首六千四十七級　得戰馬二百匹”，节节败退的唐军直至退到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北岸后才稳住阵脚。
　　新罗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抢占了大块土地后，立即向唐廷请罪称藩，试图挟大胜之威迫使唐廷承认既定事实。在刚灭亡高句丽时，唐帝国曾经一度控制了朝鲜半岛上除新罗本土之外的所有地域，此时不仅已纳入版图的百济易手，与新罗间的边界也被迫从汉江一线北移至大同江，失土甚众。新罗表面低调，实际上已经获取了巨大的领土利益，只是藉请罪给大唐一个台阶下，避免其与自己两败俱伤。新罗的军事和外交衔接高明，最终成功迫使大唐暗气暗憋，同意和解，召李谨行引败兵回国，还于676年二月“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又“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
　　大唐虽然已经大大退让了一步，但仍然无法保住大同江以北的统治。新罗人虽然表面谦恭，称臣请罪，但实际上对大唐却无丝毫畏惧，依旧奉行其一贯采用的“表面恭顺，暗中蚕食”之战略，一面口头臣服，一面出兵渡过大同江，大肆夺取江北的土地和城池，唐军无力抵抗，江北最大的重镇，原高句丽首都平壤很快便被新罗攻取，大唐在大同江以北的统治实际上也已难以为继。之后不久，高句丽遗民渐渐渤海化：“其北部遂为渤海所据，辽西北部之地又为奚、契丹所扰乱，始废营州，继弃平卢，东北之藩蓠尽撤，以为契丹坐大之机。”
　　新罗先借唐军之力灭掉了高句丽和百济，随即击败唐朝，将其基本扫出了朝鲜半岛，将百济和大同江至汉江间的广大地域据为己有，控制了朝鲜半岛大部，结束了半岛上一千多年来的分裂局面，完成了朝鲜半岛的首次基本统一，为日后的彻底统一奠定了基础。文武王金法敏实现了半岛几十代君王一统三韩、称雄半岛的夙愿，居功至伟，成为了半岛人心中的英雄，被后人誉为“文武大王”。
　　唐帝国对高句丽的侵略战争持续了二十三年，之后又与新罗激战七年，用兵共达三十一年之久，士兵死伤遍野，国力民力折耗无算，最终却大败而回，大同江以南由新罗一统，唐朝只在辽东一小块地方保有虚浮的统治，最终大同江以北为契丹和渤海国所瓜分。大唐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未能获得预期的领土和利益，反倒为人作嫁，促成了新罗和渤海国的崛起。泱泱大国，劳心劳力，却几无所获，终为天下所笑。






　　八、严重后果

　　唐帝国在辽东铩羽而归，这令高宗李治十分不快，678年便欲再次征伐新罗，却被宰相侍中张文瓘劝阻：“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张文瓘的话清楚表明了唐帝国此时的尴尬状况，大唐在670年惨败于青海，而就在当年，新罗在东线发威，攻取了大唐的乌骨城，高句丽遗民也相继起义复国。由于薛仁贵刚刚在西线丧师十余万，唐廷一时无力在西部与吐蕃相争，便舍弃了西疆利益，与吐蕃暂时媾和，指望集中精力，先行镇压辽东起义，并打服新罗，再调转头去与吐蕃相争。然而唐军在辽东却也惨败而回，这令大唐无法摆脱腹背受敌的窘迫处境，在宏观战局上陷入了极端被动之中。由于新罗并无染指辽东半岛的野心，相较而言威胁小于吐蕃，因此大唐权衡利弊，最终决意舍弃辽东，以避免两线作战情况的出现，这也是大唐最终向新罗服软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次败于小小新罗后果严重，重挫了大唐在众邻国和各边疆羁縻府州心中的威信，对唐朝在周边各族中的影响力，乃至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威慑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日后突厥、渤海、契丹、奚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叛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虽然新罗表面上遣使谢罪，仍然甘做唐朝的藩属，但谁都明白这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唐罗战争的最终结果等于是在昭告天下：唐帝国经不起两线作战，只能集中力量对付一头，只要找准时机，趁别的势力闹事时动手，就能捞到好处。既然唐帝国在藩属新罗叛反后无力做出有效惩罚，只能任由其通过军事叛乱加高明外交取得实在的领土利益，那其它的边疆都督府又怎会不加以效仿呢？
　　大唐起初的战略是在西线对吐蕃采取守势，先全力攻取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这个思路其实并没有错，但最终却大大改变了初衷，在东线大幅后退，转而又掉头去与吐蕃争锋，发生这种改变的主因就是与新罗苦战七年却大败亏输，最终导致对占据辽东失去了信心。其实早在661年，高宗就已经因二征高句丽失败而准备放弃了，曾令刘仁轨彻底放弃百济，引军回国，结果刘仁轨坚持要留下来观望形势，又恰逢百济义军内乱，唐军才没有被百济复兴军逐走，但接踵就被新罗重创，被迫退出，显然军事实力无法在半岛自足，之后便坚定了彻底放弃之念。
　　在676年十一月薛仁贵大败于伎伐浦后，唐、罗之间的战事就宣告结束。从676年底开始，唐朝就在西线准备攻势，677年还与吐蕃开了两仗。678年，唐朝出动十八万精兵，大举进攻青海，龙支之战上演，结果大唐再次大败而回，死伤无数。连续的三场惨败令大唐在诸藩属面前威信尽失，在龙支之战败北的第二年，北方的单于大都护府便发生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之后数年乱战，突厥人最终成功复国，后突厥汗国横空出世，之后连连重创唐军，大唐四分之一的领土就此丢失。在630年至670年间，趁着周边诸国内乱，唐帝国先后灭掉了东突厥、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四个国家，一直处于扩张态势，然而靠对手内乱而投机取巧得来的胜果终究无法持久，在670至680十年间，大唐在西、东、北三个方向均惨败而回，失土无数，自此便被迫由扩张转为防御。
　　虽然唐帝国表面上在辽东还保有了一部分土地（今辽宁省大部），但在帝国初立，军队没有彻底败坏时尚且败于小国新罗之手，随着开国时的兵锋日渐驽钝，便越来越无法弹压东北的各支势力，维系自己在辽东的威权。此后辽东局势日益糜烂，渐渐失去控制，辽西的契丹人和奚人不断袭扰边境，唐帝国不得不始终在边境地区屯驻大量军队，这不仅给帝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更造成边将坐大，河北地区逐渐藩镇化，最终间接导致了以安禄山为首的河北藩镇大叛乱。
　　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虽然在新罗军面前，唐军的战斗力并无优势，但在刚攻占平壤时，新罗尚未吸纳高句丽的残余势力，也尚未站稳脚跟，安东都护府此时如果善加安抚高句丽遗民，本有机会掌控住高句丽故地。但由于唐朝的善后政策严重失误，竟然放弃了直辖辽东，非但没有向该地区大规模徙民，反倒大批内迁高句丽百姓。要知广大汉人与高度汉化的高句丽人之存在，乃是唐王朝统治东北的重要基础，将他们大量迁入中原，不啻于自弃东北，辽东的剩余住民也为之心寒，纷纷散投它所，还激起了大规模的民变，这一失误被新罗利用，从而联合高句丽复兴军重创了大唐。
　　唐朝此次“善后政策”的过失并非仅仅是劳而无功，空耗国力数十年却未能在辽东开疆扩土，占据东北，更致命的危害是给中原王朝埋下了一个极大的祸根。由于唐帝国在灭亡高句丽后，没能在其故地上建立起有力的统治，或把分化削弱的政策成功地贯彻始终，最终导致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政治真空。之前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们一直受到高句丽的压制，根本没有抬头的机会，而较为强大的高句丽、新罗、百济等都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或半农耕民族，与中原王朝一样，对外的侵略性不太强，野战能力也有限，对中原的危害较小。然而唐朝在灭亡了辽东霸主高句丽后，留下一个烂摊子，为契丹族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契丹坐收渔利，渐渐坐大，自此无人可制，不久后便占据了东北和中国北部，建立了强大的辽帝国，与之后的金、后金相继成为称雄北亚的大帝国，稳稳压制中原几百年，长期成为之后各个中原王朝难以应对的边患，并间接导致了北宋和明两个中原政权的坍塌，这无疑是大唐无法尽推的历史罪责。
　　唐朝的失误为非农耕民族在中原以北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异又导致了这些地域和华夏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融合。通过宏观的历史视角，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唐政权的这一失误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大大迟滞了中原与东北地区的民族融合进程，导致后世中原与东北地区的长期对抗，可以说，自契丹崛起之后，东北便成了少数民族对抗中原王朝的主要基地，中原与东北地区也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从后来的唐军屡败于契丹，东北边防常年不靖，再到后来的北宋沦亡，靖康之耻，满清入关，都与此不无关联，中华民族也因而蒙受了巨大的战乱灾难。
　　唐王朝的一次失策，竟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场如此巨大的浩劫，我们在为之兴叹的同时，更应悟出一个道理：历史给予一个民族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如今的决断，后续影响往往持续数百年之久。这就要求我们在决策时，必须冷静理智，高瞻远瞩，以免像唐朝一样，给后世遗下深远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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