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之文学在乱世中飞扬

xkshuaige

由于黑客攻击，本系列丢失的帖子，我重发一下，简陋了一点。。

  文学在治世不一定繁荣，在乱世却可能昌盛。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个人性、
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固然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
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但归根结底，创作主体获得的自由程度起
着决定作用。以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为标志的三国时期文学的飞扬蹈厉，
即为乱世文学昌盛的一个样本。



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西晋灭吴实现短暂统一，百余年间
的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直接导致了民生凋残、经济危殆、道德硗
薄和风俗变异，不折不扣是个乱世。但在这个乱世中，就像军事领
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彰显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响
震古今一样，文学领域的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也以诗歌、骈文、
辞赋、评论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册。诗歌承续汉乐府民歌风韵，开辟
出了文人五言体诗新阶段，五言体诗取代两汉辞赋而成为文坛主
导形式，四言体诗、七言体诗、杂言体诗亦颇不俗。骈文同样承接
东汉的排偶辞句、敷设辞藻、讲求声律、运用典故之风，更讲求内
容充实，形式鲜活，为南北朝趋于极致铺垫了道路。辞赋成就虽然
不及诗歌大，却追踪着东汉班固《竹扇赋》、班昭《针缕赋》、张衡
《温泉赋》开启的小品时尚，致力于短小抒情，从而突破了两汉大
赋定势，引领出六朝抒情小赋。评论的代表作为曹丕《典论·论
文》，辅翼之作还有他和曹植、吴质、杨修等人批评当时作家、作品
的一些书信，标志着文人专门性的文学评论的开端，对诗文创作
振翅飞扬起到了激励作用。这一切，在秦始皇一统天下那样的治
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样的盛世，都未曾出现过。




为什么三国乱世会出现文学飞扬？按照时人耳熟能详的文艺
理论，很容易首先想到，是那个乱世的惨烈现实，给文学创作提供
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和题材。应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离开了生活源泉，文学创作注定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迄今
光耀文学史册的三国作家，无一不是乱世生活的经历者和见证
人，其中不少人还是三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方向把持人。没有
初平元年（190）的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曹操就写不出《蒿里行》，如
明人钟惺所评成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见《古诗归》）。没有“兴
平中（194—195），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 在胡中十二年，
生二子”，以及后来被曹操“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琰
就写不出《悲愤诗》二章以“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见《后汉书·列
女传》）。没有从17 岁起就避乱于荆州，依附刘表15 年，王粲就写
不出《登楼赋》。甚而至于，没有与兄长曹丕之间的太子权位之争，
曹植就写不出《吁嗟篇》和《洛神赋》。例证可谓举不胜举。然而，倘
若把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
的制约作用过度扩张，认为能够决定文学创作的价值品位，那就
难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的尴尬和困惑。比一比蜀
汉，处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文学创作竟是荣枯两重天，便
当以人为本地作出进一步考索。






三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欣欣向荣，历历可观，主要体现在曹魏
阵营（东吴次之，人才和成果到西晋时期方才凸显出来）。在曹魏
阵营，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开始，对文学创作主体的个人自由
认同度都比较高，这是文学创作能否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因为
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个人性的、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
创作主体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写什么、怎么写和
写得怎么样。自由是什么？参考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诠释，自
由就是不违心做事和不做违心事。他认为，只有人的意志处于自
由状态下，道德观念才有意义。曹操其人从小就“任侠放荡”，意识
和行为相当解放。大权在握后，他几度颁布求贤令，提倡“唯才是
举”，鼓吹“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就
不但有利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广揽人才，而且有助于信其言者、
望其风者冲破儒术的道德樊篱，在文学创作中趋向思想解放、题
材解放和形式解放。曹丕的《典论·论文》进一步专谈文学，宣扬
“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
自传于后”。以自由行文而博取“声名”，经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或准
国家领导人如此倡导，自然成为了文学之士的价值取向。于是乎，
如曹丕《典论·论文》所描述的那样，“ 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
足而并驰”；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描述的那样，“人人自谓握灵
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蔚然形成了自由创作、自由竞争
的文场风气。一贯“任性而行，不自彫励”的曹植，政治上由争宠到
受压，心志才情便更多地转移到了文学上，卓然领异于建安文场。
在曹氏父子翼下，聚集了被合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
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以及繁钦、应璩、吴质、杜挚、缪袭、邯
郸惇、左延年等一班著名作家，堪称盛极一时。他们无不“慷慨以
任气，磊落以使才”（见《文心雕龙·明诗篇》），打造成为“建安风
骨”。到曹髦、曹芳当政时期，乃至于魏末晋初，阮籍、嵇康等“竹林
七贤”自由表现形式不同，实质相似，引领着魏晋文学进入了自觉
时代。




曹操既是政治、军事领袖，又是文场魁首。他的传世诗尽管只
有20 余首，但远祧《诗经》、《楚辞》，近承汉乐府民歌，直击动荡混
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一统天下的理想抱负，的确做到了诗如其人，
我笔写我心。尤其是五言诗，对把这种诗体从乐府民歌推向文人
诗式，作出了突出贡献。《嵩里行》和《薤露》都“用乐府题，写汉末
时事”，“ 以所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见方东树《昭昧詹言》）。
《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都写军旅生涯体验和感受，用比兴，用
倒唱、顺唱对衬，客观伤时和主观伤怀悉皆痛切彻骨，真实感人，
而且具有相当浓厚的汉乐府情味。四言诗当时业已式微，曹操旧
瓶装新酒，借以抒怀言志，也为一时之冠。如《短歌行》为争取荀彧
而作，活用《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鸣，食野
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倾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
吐哺，天下归心”的衷情，诚朴的语词、吞吐的笔致寓入了丰沛的
情愫、雄健的气势。《步出夏门行》第一首《观沧海》和第四首《龟虽
寿》，前者描写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所见所感，后者畅述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所思所愿，既有“霸气”又有“菩萨气”（谭
元春语，见《古诗归》），可谓四言绝响。陈祚明认为“曹孟德诗如摩
云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
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薇堂古诗选》），或许有过誉之嫌。不
过无论怎么说，曹操以其积极趋时进取的自由心态从事诗歌创
作，的确开了建安诗风。





曹丕一生只活了40 岁，但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在皇帝
作家中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诗，气宇比乃翁曹操逊色，
艺术成就却在其上。撇开他和曹植都凭着天潢贵胄身份，写过一
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见《文心雕龙·明诗篇》）的
酬唱诗不说，他的诗题旨归也有不少关涉出师盛况、统一大业、妇
女不幸、游子心切的，写什么悉从己意。在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
上，曹丕的过人之处在于，语言精雅，情调谐婉。沈德潜指出，“子
桓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见《古诗源》）他承继了《古诗十九首》那种情调，而又赋予文士雅
化的精醇娟丽，开了后世唯美诗风、婉约诗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诗
《燕歌行》二首，在汉诗诗体发展史上，尤为七言体诗的发轫佳作，
精美浏亮，凄惋动人。曹丕的文学评论，比创作贡献更大。他的《典
论·论文》，文学史界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专著的发端佳构。两样
都是亘古第一人，两样都称佳，他的文学地位和影响自在不言中。





《典论·论文》的特出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曹丕明确地提
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是否真的那么了不起，
姑且不管它。然而，把文学从先秦两汉一以贯之的六经附庸地位
切割出来，肯定它的独立性、崇高性和不朽性，无论如何是破天荒
的，解放性的，言了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第二点，曹丕对不同
文体的不同形式要求作出了点画：“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
实，诗赋欲丽”。尽管涉及的文体并非都属文学，但这种区分毕竟
呼应了文学的独立性，揭示了文体的差异性，为文学未来的演进
和发展指出了新方向。第三点，曹丕首倡了“文气”之说，主张“文
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的“文气”，就是创
作主体个人才情性格见诸作品的个性显示。文学个性是文学自由
的精魂所在，无论曹丕的说法如何粗砺，他终究是率先强调了重
视文学个性，这一贡献丝毫不亚于上述两点，甚或有所过之。第四
点，他不仅一般性地批评了“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现象，而且
具体性地点评了“建安七子”的长短优劣，并且相当精当。这是积
极的文学批评，也是自由的文学批评，他算作了一次示范。建安文
学的实践证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批评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创作
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轮齐动或两翼齐飞才能促进积极而
自由的文学大业。





曹植的自然生命也不长，只活了41 岁，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
（232）便悒郁而终了。但他的文学生命很长，不仅响震于当世，高
标逸韵稳居建安文人之首，而且辉耀于千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
长廊里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以曹丕当上皇帝那年（220）划界，曹植
的生活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大致与曹丕相仿，贵
公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自娱自乐，自由自在。大同
当中不时流露出小异，一是如《赠徐干》所写的“宝弃怨何人，和氏
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宣泄出了对于沉溺优裕生活，
难以展示才华建功立业的苦闷。二是如《送应氏》所写的“中野何
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对于洛阳历经董卓
之乱后近20 年未得恢复，满目荒芜，产生了无限感慨。建安二十
五年（220）曹丕成为魏文帝，兄弟关系从兹变成君臣关系，政治上
争权沦为失败者的曹植从兹屡被贬爵徙封，极为失意。太和元年
（227）曹叡即位后，这样的处境仍未改变，使他郁闷、愤激终身。愤
怒原本就有助于出诗人，何况他“柔情丽质，不减文章，而肝肠气
骨，时有块垒处，似为过之”（钟惺评语，见《古诗归》），后期诗文便
充溢着渴望自由、反抗迫害、蔑视庸俗的思想情蕴，以及怀才不遇
的愤懑情俗，一时无人可以企及。





钟嵘《诗品》曾说，曹植的五言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
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誉为“譬人
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这样的类比毋宁有点过头，但曹植
的诗歌佳作如《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篇》、《美女篇》、《白马
篇》、《吁嗟篇》、《弃妇篇》、《赠丁仪》、《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
行》、《杂诗》、《七哀诗》等等，的确与《国风》异世同律，使时人攀仰
莫及。诸如诗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志气，“白日西南驰，
光景不可攀”的怨气，“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的怒气，“糜灭岂
不痛，愿与株荄连”的郁气，无不宣泄块垒，透见肝肠。而“明月
照高楼，流光正徘徊”，“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南国有佳人，容
华若桃李”，“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之类，语言之华采，音节之
铿锵，篇章之宏肆，形象之奇警，果真如张戒所赞“金声而玉振之，
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见《岁寒堂诗话》）。从屈原至陶潜七百余
年间，若论创作个性之鲜明，主体自由之张扬，可以说曹植独步，
三人各是一座高峰。





辞赋，曹植同样本色当行，雄姿鹰扬。他写过不少抒情小赋，
情致和词采多如其诗，却不如《洛神赋》。如小序自述，这篇赋是
“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归济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对楚王
说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于战国时期宋玉的《神女赋》，结构布
局、人物形貌和衣饰都有沿袭关系，形象描绘、情感意蕴和寄托却
超越了《神女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
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迫察“灼
若芙蓉出渌波”的系列比喻，由静态到动态，由朦胧到显形，由远
望到近赏，将洛神之美写得惊艳无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既而在
人神际遇之间，进一步刻画洛神如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
纲”，如何“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显内情，细
致入微，精妙绝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
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情蕴主旨，构建出一种使人怅惘的“遗情
想象，顾望怀愁”。“怀愁”的深层，实质上寄寓着曹植的命运嗟叹：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较之于宋玉以及诸多汉人大赋，《洛神
赋》表达的个人情怀更真切，更可触可摸，更可思可鉴；将汉语的
修辞功能和辞赋的抒情功能融合为一，发挥到极致，尤其胜过了
那些前人，开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勃兴之路。加上诗歌的杰
出成就，完全可以说，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对他固然是个不愿接
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灾难，但对中国文学则是一件幸事。幸就幸
在，它让中国历史少了一个或许会像隋炀帝加李后主似的负一
流皇帝，多了一个前追屈原、后引陶潜的超一流作家。





“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篇》认
为：“ 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
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诗》三首和《从军诗五首》，分
别写乱离感受、羁旅生涯和军旅闻见，都自伤情多，苍凉悲慨。《杂
诗》、《公宴诗》和《咏史诗》，也从多角度抒写了他的人生际遇、态
度和情调。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他羁旅荆州期间写的《登楼赋》。这
篇赋，与《七哀诗》第二首“羁旅终无极，忧思壮难任”背景相同，情
致相通。由“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破题，首先描述了登
楼所览，引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题浩叹。其
次叙写了怀乡深情，缠绵至切，归之于“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
而异心”。最后从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会现实层面，既对“原野
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乱离尘世“意忉怛而憯恻”，更对
“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虚度光阴“心凄怆以感发”，
从而表达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的动
乱势态、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连，写景与抒情、用典笔笔相扣，
使《登楼赋》与《洛神赋》并为双璧，成为当世抒情赋的代表作。他
当时所登之楼在今湖北当阳，而当阳、襄阳、江陵三地后世都有
“仲宣楼”，足见这篇赋响及后世何等深远。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长，章表书记文体本身不属于文学，但赋
与骈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跻身文学之林。从东汉中、后期始，文章
就有了骈化趋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气，更加推波助澜。诸如曹丕的
《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
等，都以散带骈，气势疏畅，发议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情抑扬往
复，悱恻动人。陈琳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骈文水准却能够与
之上下颉颃。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
将校部曲》等檄文书信，铺陈辞藻洋洋洒洒，夸张形势贲贲勃勃，
指摘丑恶如金针刺穴，陈说利害如疾风掠地，堪称张力十足。如声
讨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题便骂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读，头痛
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强。后来曹操收服陈琳时，责其
“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 矢在弦上，不可不
发”，又反映出文气如虹，不可阻遏。而他从政治上数落曹操“身处
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兖豫有无
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
甚”，内容且不论，仅从行文的骈偶对称、铺张扬厉来看，已开六朝
骈文之先河。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写过《为曹公作书与孙
权》，王粲也写过《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辞
章风貌与陈琳檄文颇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却不能及。





曹魏政权经曹丕、曹叡两代，于240 年传到第三代曹芳继承，
建元正始，尔后历曹髦、曹奂直到魏末，文学统属正始时期。这一
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
阮咸、王戎、刘伶以及应璩、应瑗、杜挚、何晏、左延年等人。曹芳当
皇帝年仅八岁，两个顾命大臣曹爽和司马懿之间暗斗明争，持续
七八年，终以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取胜作出了结，政治上陷入曹
爽帮派的何晏也在夷灭三族之列。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
昭，司马氏实际掌控魏国军政大权，一方面大肆诛除异己，另一方
面又高举名教旗帜作为政治号召，网罗人才以为己用。于是乎，文
人势所必至地发生分裂：一部分文学之士，包括“竹林七贤”当中
的山涛、向秀等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归附司马氏，成为
当时的体制内作家，有的还活到西晋初年；另一部分文学之士则
采取了不苟从态度，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对抗现存的政治秩序，
成为当时的体制外作家，突出代表是阮籍和嵇康。恰如《文心
雕龙·才略篇》所说，“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
合响，异翮而同飞”，既承继了一些建安文人慷慨任气的风骨，又
加入正始以降崇道文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卓然成为当世之杰。就
诗文成就、影响而言，体制外作家明显胜过体制内作家，俨然成为
那一时期文学领域的最大特色。



阮籍是阮瑀的儿子。《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
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
常”。他以酣饮致醉的放纵方式，掩饰对于司马氏的不屈从立场，
对抗虚伪名教。毕生的五言诗作汇为《咏怀》八十二首，犹如他的
人生随感录。这些随感大多寄寓他个人对人生的忧虑和对时世的
讽刺，如钟嵘《诗品》所评的那样，“ 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
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诸如“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
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之感，时见于篇什之间，忧惧祸患的情绪
了然纸上。“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的比兴意象，却又超出了个人忧患，曲笔勾划出苛酷危殆的时政
氛围。“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时政
令人生存维艰，这种“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状态，尤其具有普
遍意义。但他决不肯沉沦，因而还对当时那些趋炎附势的名教者
流“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的表里不
一痛加讽刺。移之于散文《大人先生传》，阮籍的愤世嫉俗之情终
究难以尽抑，而假托老庄之意，对于当时主流社会那种“造音以乱
声，作色以诱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
……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腐恶风气作了无情揭露和痛快
鞭挞。阮籍这种人品和文品，不仅直接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
学界人和文学作品，而且遗及后世。







如果说阮籍可以算作规避性的韧的对立，那么，嵇康就应当
视为碰撞性的硬的抗争。他比阮籍更崇尚老庄，同时又更富于正
义感和反抗性。他的诗不及当时好多诗人，然而，他的文确如其人
一样，峻切高迈，卓尔不群。他在《释私论》中宣扬，公与私之别就
是真与伪之别，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忤大道，才能称为君
子。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说，以好学而求利禄，只是统治者利诱
的结果，并不合乎人性之自然。他的朋友山涛（字巨源）未能坚持
归隐自然，40 岁以后出仕作官，任尚书吏部郎时还想请嵇康出山，
代替其先前所任职务，他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
在这封绝交信里，明确宣示自己“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对于出仕
作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的“甚不可者二”，一是他
要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他要固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
这两样都为“世教所不容”，“遇事便发”。这以前，他还当面奚落过
司马昭的心腹———权势文人钟会，早就得罪当局。有了这封公开
宣言与当局决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
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开杀害了。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
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当局）弗许。”嵇康临刑不屈，顾
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就刑，时年四十岁，年当魏景元三年（262）。但《广陵散》绝，嵇康未
绝，虽百代以下犹自有人望风追怀。






较之于曹魏阵营，另两个阵营的文学就显得不景气，或许都
与最高统治者的不爱好、不重视、不提倡，以及治理的严法峻急密
切相关。如蜀汉，诸葛亮个人如其本传所说，“言教书奏多可观”，
前、后《出师表》历来也被视作文学性散文而入史入选，可见并不
乏文学才华。然而综观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在军政主业
之余也搞点文学辅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过来就是上无所好，
下必忌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里，这条潜规则的正、
反两个方面都成立，并且普遍存在。尽管《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
亮如何对待文学，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汉政权是三
国中唯一没有官修史书的施政实体，多少折射出了意识形态控制
相当严；修史尚不准，个人自由度高的文学创作，自然难具备不可
或缺的生态环境。再加上用法苛严，彭羕、来敏等都因言论不节获
罪，那么，出现秦始皇独裁时期那种无文状态，也就势在必然，毫
不足怪了。非无人也，是不能也，主体、客体相依相成，文学的自由
发展毕竟需要起码的自由空间。以孙吴为例，与正始文学相对应
的时期没有出现传闻后世的作家、作品，并非由于吴下无人，而是
因为从孙权到孙皓，为政者们没有提供那样的自由空间。陆逊之
孙、陆抗之子陆机和陆云，吴灭前已经投身社会，继父领兵，在文
学上却没有能一骋骥足。吴亡后九年，晋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
联袂北上进入洛阳，文才立即倾动京师，引出“二陆入洛，三张（张
华、张载、张协）减价”之说。陆机还与潘岳并称“潘陆”，俨然一时
之秀，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左思。前后对比，反差强烈，该给人多少
深长的启示。

求别逗

看看哈~~

骑砍爱好者

求别逗 发表于 2012-12-17 18:17
看看哈~~

呵呵我在你后边，我看一代枭雄曹操才在乱世中飞扬呢！

422

看一看呦

所以。。还是。

看一看呦

/mg蓖搅誉焖

过来看看

zxy520

{:5_135:}顶楼主的。

山野村夫

过来看看。。。{:5_114:}

求别逗

骑砍爱好者 发表于 2012-12-17 18:23
呵呵我在你后边，我看一代枭雄曹操才在乱世中飞扬呢！

哈哈。。。你多大了啊

骑砍爱好者

求别逗 发表于 2012-12-17 19:45
哈哈。。。你多大了啊

呵呵，我初中生·····

651369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