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钓鱼岛，为了保钓

天蝎龍

据历史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曾派人到海外追寻仙山，搜求长生不老之药。当时找到的夷州，就是现在的台湾岛。三国时期，公元230年春，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再次到过夷州。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建立军营，遣将分屯各岛，那时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含钓鱼岛）在军事上隶属澎湖统辖，行政上则由福建泉州晋江管理。元代至元十六年至三十一年（1279－1294），元朝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漳派杨载出使琉球，诏告即位建元，并册封察度琉球王。从此，琉球王均由中国皇帝册封。官方与民间来往频繁，中、琉关系十分密切。
　　钓鱼岛位于中国大陆与琉球之间，是册封使赴琉球必经之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朝派赴琉球的册封使郭汝霖曾记述沿途情况：“五月二十九日至梅花所（今福建闽江口）开洋，三十日过黄茅（今棉花屿），闰五月初一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望姑米山。”不难看出，姑米山为琉球地界，赤屿以近（包括钓鱼岛在内），是明朝的疆域。
    中国明朝政府在防倭御寇的全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海防专书和海道针经，并在书中配列了各种沿海图。其中，1561年郑若曾编绘《万里海防图》(第五第六幅),1562 年郑若曾、胡宗宪等著《筹海图编》一书所附的《福建沿海山沙图》、1605年徐必达摹绘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621年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一书所附的《福建沿海山沙图》，1621至1628年施永图编绘的《福建防海图》等，都是明朝政府经营管辖沿海岛屿的最原始的地图记录,其中明确地记入了鸡笼山、花瓶山、彭佳（嘉）山、钓鱼山、橄榄山、黄尾山、赤屿等岛屿，乃是中华海山一道天然的岛屿石链。都在福建海防范围以内。它们是明朝政府水军防倭御寇必到的海域，也是浙江、福建沿海及台湾民众前往钓鱼台列屿海域捕鱼的渔场。在这个海域里面，大大小小的岛屿都记明了中国人的岛屿命名。并凸显中华命名的形、音、意三结合的重要特征。同时，所有的岛屿名称都经过了明朝政府的反复核定，正式地确立了最常用的岛屿名称。从图上能够清晰地看出各种图之间的继承关系和修订的痕迹，这是中国明朝政府管辖经营中国东海沿海广大海域的重要成就，为清朝政府经营海疆奠定了主权领土与主权海域的舆图文献基础。
到了清朝，类似的记载更多，仅举几例，便可见一斑。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赴琉球的使臣王楫详细记述了他们过沟（即冲绳海槽）祭海的情况，从中也可看出钓鱼岛当时的归属是明确的。王楫一行乘船从五虎门出发，经彭佳屿、钓鱼岛，第二天到达赤尾屿。使录记载道：“薄暮过郊，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之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之情，久之始息。问：郊羲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辨于何日悬揣。然顷者信其当处，非忆度也。食之三兵之，恩威共济义也。”“郊”字是祭祀的意思。“郊”字在某些版本里是“沟”宇，即指冲绳海槽，意思是走出中国疆界时，要举行祭海的仪式，以求保平安。
　　清同治二年（1863），胡林翼、严树森等编绘了《皇朝一统舆图》，其上用中文地名标出了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岛；而凡属日本或琉球的岛屿，皆注有日本地名。作者在跋文中还特意注明，“名从主人，如属于四裔，要杂用其国语”。
　　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一向为中国渔民捕鱼作业、采药和避风场所。由于东海一带终年受东北及西南季风影响，黑潮从台湾东部向东北流。从风向和潮流看，由福建和台湾去钓鱼诸岛是顺风顺流。因此，该海域是中国渔民谋生的重要场所，中国渔民，特别是福建和台湾基隆、宜兰的渔民，自古以来就在这一海域捕鱼。避风。据台湾宜兰县资料，台湾渔民1969年在钓鱼诸岛渔场获取的精鱼约12万吨，当时价值约为7000万元台币。钓鱼岛海域对中国渔民之重要可见一斑。此外，钓鱼诸岛还盛产中草药材。早在清朝时，盛宣怀药局就将采自钓鱼岛的药材制成药丸，“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清光绪十（1893），慈禧太后特下诏愉，“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求药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