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重拾信念者 于 2012-10-3 22:33 编辑
蜀汉的少数民族:蜀汉的南半部，即所谓“南中”，东汉时分置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邵（今地名，已见前述）及键为属国。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后，重新划分为七个郡，即：越巂郡（治邓都，今四川西昌市）；朱提郡（治朱提，今云南昭通市）；牂柯郡（治且兰，今贵州福泉县附近）；建宁郡（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市）；兴古郡（治宛温，今云南砚山北）；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县）；云南郡（治桥栋，今云南姚安北）。以上各郡均有数量不同的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在蜀汉北半部也有氏羌等少数民族，这里不再叙述。现只把南七郡中有显著特色的叟、焚、濮族叙述一下：
一、叟 族
叟族系西羌一个支族，先秦时活动于今甘肃、青海及其邻近省区。《尚书》卷2《禹贡》、《史记》卷2《夏本纪》及《汉书》卷6《武帝纪》提及作为西戎之一的“渠搜”，即叟族的前身。《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言：“诸葛亮五月渡庐……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搜兵即叟兵。《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青羌即叟之在南中者。春秋战国时，叟人建立蜀国。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遣司马错灭蜀。汉代史家常称蜀为叟，蜀、叟二字同声通义。周武王伐纣，包括蜀在内的八个小国亦曾参加。蜀郡叟人因与汉人相处日久，逐渐融合。四川东部的巴人亦是一样。可是在蜀郡激外的西南夷仍有不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叟人部落。大体说来，叟族是由西北在西南移动的。
蜀国的叟人主要居住在越巂、建宁和朱提等郡，巂与叟同声，《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书所提到的巂人即叟人。《三国志》卷43《张疑传》言：“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叟夷”指叟族与其他夷人。《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先主薨，越巂叟帅高定元叛”；又言益州大姓雍巂”使建宁孟获说夷叟”，这里的夷叟可能指西方的夷人及叟人，也可能只指叟人，因叟亦属西夷，越巂与建宁二郡的叟人同属越巂羌。《史记》、《汉书》叙及以上二郡的少数民族，或言“蛮夷”（南方的蛮人和西夷），或用“郡夷”（指郡内的夷人，应包括叟族）。东汉以后的史书始提出“叟”这一称呼，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亦发生阶段性的演变，初期叟族内部只有各自分散的部落，后来各部落逐渐凝聚为一个较壮大的部族，故名之曰叟族。1936年从今云南昭通市（三国时属朱提郡）洒鱼河畔的古墓中发掘出一颗刻有“汉叟邑长”四个字的铜印，旁边还有汉砖出土，说明这颗铜印是东汉或蜀汉颁发给当地叟族酋长的信印。
建宁郡的少数民族还有濮、僰昆明等族。《三国志》卷43《李恢传》言“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向南夷的叟族和濮族人民征收耕牛等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叙此作“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其中的“其”，即指叟、渡二族。昆明族，实系叟族，也称昆族。《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曾提到昆明族。《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夷（西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二者只是称呼之不同，属氐羌族系统。《三国志·李恢传》言恢曾被围困于昆明，昆明即因住有昆明族而得名。叟族还被称为“氐叟”、“斯叟”、“苏祁叟”、“青叟”（即青羌）等，均因系属氐羌系统的部落或部族而得名。从汉魏之际史料看，各军阀颇喜以叟人为兵。吴人伪制的《后出师表》言：“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资治通鉴》胡注云：“蜀兵谓之叟，賨叟、巴叟之兵也”。胡注释史为蜀兵，未为甚妥，然征用叟人为兵，实为各军阀所惯为。如《三国志》卷31《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曰：
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得入，城溃（李贤注：叟兵即蜀兵也，汉代谓蜀为叟）。
《后汉书》卷75《刘焉传》：
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李贤引孔安国注《尚书》云：“蜀，叟也。”）。
《三国志》卷31《刘璋传》：
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
从以上几段引文观之，叟兵在当时是各军阀喜用的劲旅，而青羌尤以勇敢善战著名。青羌因服饰崇尚青色，故有此称，其善战与板楯名，诸葛亮以南中青羌为五部，由名将王平统领。《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诸葛亮：
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宫，于是夷人贪财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习宫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由以上材料可知诸葛亮所以能与强大的曹魏连年争战，而不稍示弱，实赖有南中各族人力、兵员和物资的种种有效支持。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是尽量笼络各族的大姓豪强，通过他们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和利用各族人民为蜀汉政权卖力效劳。这种作法无疑是高层次的阶级压榨，唯客观上对南中各族社会的封建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僰 族
《文选》卷11载有陈琳（字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提到曹操麾下有“湟中羌僰”等少数民族队伍。《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数次提到在夜郎西边的“僰”，《集解》引徐广曰：僰乃“羌之别种”。《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载严安给汉武帝上书亦言及西南夷中的“羌僰”。《后汉书》卷80《杜笃列传》则以“氐僰”并提。李贤注以为“氐僰”“乃西南夷号”。以上材料说明两汉三国时，西北个别地区仍居有僰人，而僰人在西南地区者更多。僰既常与氐羌并称，证明僰族出自氐羌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僰与“白”同音。《水经注》卷33《江水一》引《地理风俗记》谓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所谓“仁”，指文明、进步，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当公元前400年左右，蜀攻青农（今四川芦山县至雅安市一带，相传为青衣羌居地），“雄长僚、僰”。《汉书》卷28上《地理志》犍为郡僰道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僰侯国”（今宜宾市）。《水经注》卷33《江水一》“僰道县，本僰人居之，《秦纪》谓僰僮之富者也”。三国时，僰道县西南今云南东北部昭通地区的平僰中，住有不少僰人，那里有千顷池和龙池，系僰人用以溉田种稻者。汉武帝时，从僰道往南开了一条经过僰族聚居区通向益州郡味县（今云南曲靖市）的道路。味县是蜀汉床降都督和建宁郡的共同驻在地，其附近僰族人口也不少。今云南峨山、石屏、建水等县及滇西的楚雄州也分布着僰人。当然，僰人最集中的居地还是在滇池周围的平僰地带。
王莽天凤元年（14年），益州郡发生了以僰人为主力的反莽大起义，王莽调动大军前来镇压，并把胜休县改称胜僰县，说明滇国的主体民族正是僰人。由于僰族居住在宜于农耕的坝子地区，所以与汉民接触最多，逐渐融合，后来僰族在史籍中越来越少见，即因已与汉人融合的缘故。所以今川滇地区的汉人血液中搀杂着不少的优秀僰人的成分。
三、濮 族
参加过周武王牧野誓师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中，以濮族人数最多，而且分布地域广阔。因濮族长期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故有百濮的称号。濮人建立的濮国原在江、汉一带，与同属濮族的楚国为邻，后遂为楚吞并。史家言及楚国境内的民族时，先称之为濮，继称之为越，即因濮、越同源之故。
濮人因不堪楚国的压榨，曾多次起义反抗，均无成就，濮人建立的庸国也被楚吞并。战国时，楚用吴起（前381—前381年），“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因为当时在江东立国的越尚在，故楚国境内原濮人小国都称百濮，濮人的居地，东连吴、越。公元前334年，楚终于灭了越国。楚国派到夜郎、滇国去的将军庄蹻，因归路被秦截断，他及带去的将士都留居滇地，与当地各族人民混居。
秦汉三国时，濮人遍及今西南各省区。《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临邛县有布濮水（河名，在令四川邛崃县西南）；“濮（地名，在蜀郡）出好枣”。布濮水流经处和濮都住有濮人。扬雄和左思前后各写有《蜀都赋》，都提到“百濮”。说明两汉三国时蜀地濮人甚多。《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
以上所提到的越，即百越系的濮或僚族。“滇濮”指以滇池为居住中心的滇人，滇人为百濮的一支，滇人的习俗，如喜欢用铜鼓，住“干栏”等，与濮人相同。句町，也是濮人的一支，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及广西西北部一带。夜郎国的主体民族为僚人，《太平御览》卷171引唐梁载言《十道志》谓“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国之地。”《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夜郎竹王“有才武，遂雄夷濮。《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称夜郎人为“夷獠”，可证夷獠即“夷濮”。《三国志》卷43《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言蜀汉马忠、张嶷平定南夷刘胄的叛乱后，“牂牁、兴古獠种复反”。证明今贵州与云南东南部有僚人。《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堂狼县在今云南东北部会泽、东川、巧家一带。汉武帝时，滇王在同姓劳深、靡莫的怂恿下抗拒汉使者吏卒。滇及劳深、靡莫为濮僚族类，则益州郡（蜀汉改建宁郡）固多濮人，故《三国志》卷43《李恢传》所言蜀汉南中赋税出自叟濮，自不待言。滇西之永昌郡尤多闽、越、濮、僚族类，僚即骆越，《魏书》卷101《僚传》谈到僚人习俗如住干兰、用铜器、能卧水底似以鼻饮水、死者竖棺以葬等多与骆越相同，说明系同一族类。僚人与其人口众多的同族骆越性地相距极远，表明越人分布区异常广阔，故史书称之为“百越”。如上所述，濮亦有“百濮”之称。濮、越实为同一族类。
总之，秦汉三国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两大族系，一是氐羌族系，如昆、叟、青羌、邛、筰等属之；一为百越族系，如濮、僚、賨（賨族即板楯蛮，汉时很活跃，三国时史书甚少提及。故未叙述）、等属之。
吴国的少数民族一、山 越
《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以上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民族差别，甚至连族名都未涉及。到孙权采纳诸葛恪掠夺山民充兵的计划时，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说明《诸葛恪传》所指系越族。可见当时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已显得若有若无。其中所谓“逋亡宿恶，咸共逃窜”，显然是指因反抗孙吴的统治而逃避赋役的汉人。不屑说，山民大多数是已经大致汉化了的越族遗民。史言山民好武习战、敢于反抗强暴。官兵前往镇压，他们惯于用待机伺隙、集中突击和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因此，封建统治者难以令其就范。吴越之地自古即出铜铁，山民能铸造兵器，食物以粮谷为主。《诸葛恪传》叙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与务农为生的汉民并无二致。正因为这样，所以史书上经常不称越民而只称山民。山民与汉民的区别，主要在于山民不给孙吴统治者当兵纳粮。由于山民已基本丧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胁到孙吴政权的生存，往往被具有军事知识的将领所征服。如同一般史料所昭示，好像纠纷只是从镇压的官军和逃避赋役的山民之间产生，实际，质朴的山民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只能受大小头目的摆布。孙权称帝后，鄱阳太守周鲂为了谲诱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曾写了假降信，言：“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备二百纽”，以便由他转授给鄱阳山越诸魁帅，奖励他们叛吴投魏。由此可知山越中的大小头目是够多的。他们为了霸占山民的劳动果实，自然不愿看到山民出来为吴国政权当兵纳税。所以封建史书所述吴政权与所谓“山越”的矛盾，主要还是吴政权和山越上层分子争夺人力物力的矛盾。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山越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比如以上所说山民“时观间隙，出为寇盗”之类的事就不能简单地视为山民出山抢掠，因为山民不过是魁帅肘腋下类似农奴般的依附者。只有大小魁帅才能挑起事端并从中获得好处。而孙吴与山越双方的上层人物对事端发生的责任也有大小先后的差别，其中孙吴统治者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负责者。因为孙吴统治者不仅要从山越那里侵占土地，而且也要从山越魁帅手中夺取兵源和劳动力，即所谓以山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翻看一下《三国志·吴志》各传，即知孙吴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一直与讨伐山越的战事相始终。孙策初到江东，即提出“取吴、会，平山越”的两大军事目标。而当时孙策的敌对军阀也力图利用山越遏制孙策，如《资治通鉴》卷62建安三年载：
袁术遣间使印绶与丹阳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于是策自将讨祖郎于陵阳，禽之……即署门下督，军还，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
祖郎是山越宗帅名闻江北者；太史慈曾经救援过北海相孔融，名声著于徐、扬，且为山越所乐于拥戴。孙策禽住太史慈和祖郎后，立即予以重用，这不只表明孙策善于用人，且标志了当时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已很轻微。孙权继立以后，也首先“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当孙权于建安八年（203年）西伐黄祖时，因“山越复动”，只好回军，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所谓剧县即指山越反抗较多的县。据《三国志》卷54《吕蒙传》载：
作者：白马将军上官迪 回复日期：2011-03-23 16:56
吕蒙……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害：欲罚之，蒙曰：“贫贼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母哀而舍之。
可知讨伐山越，是吴人猎取功名的一个有利可图的途径，因为战胜一个失去民族凝聚力的散漫群体，总是危险小而成功易。所以虽童稚如吕蒙亦欲借讨山越，一显身手。《三国志》卷46 《孙策传》载：
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
以上言严白虎等为“吴人”、“群盗”，而不提其为山越；《三国志》卷56《吕范传》亦称严白虎为“强族”而不言他是汉人或山越。裴松之在《孙策传》注中发表意见说，“于时疆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这就明白指出严白虎和祖郎都是山越强宗骁帅了。从总的情况看严白虎是山越大帅，当无可疑，可是事实上他已同汉人强宗豪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史书上就经常不指出他的族类而只称之为吴人或“群盗”、“强族”、“强宗骁帅”。所有这些，都表明严白虎的山越族性已若有若无、和汉人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这也是孙吴君臣所以乐于首先降伏山越的原因所在。《三国志》卷58《陆逊传》载：
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疑为见）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部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逊建议曰……“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陆逊已明确说出讨伐山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军队，仅陆逊即从山越获得精兵数方人。如与其他将领贺齐、全琮、钟离牧、韩当、蒋钦、陈表、凌统、朱桓、张温、张承、顾承、诸葛恪等所获兵数合计，至少超过二十万。至于用以补户的羸者自然更多。这就是孙吴所以能在江南立国八十余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陵蛮
处于今湖南西部至贵州东界的武陵蛮，自东汉王朝建立后，即不断进行反抗。孙吴统治时，武陵蛮攻占城邑。孙权以黄盖为武陵太守，蛮夷前来攻城，时郡兵才五百人，盖乃大开城门，俟蛮兵半人而夹击之，斩获数百，余皆奔散。尽收诸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至夏，反叛尽平。史称“诸幽邃巴、醴（俚）、由（俚）、诞（蜑）邑侯君长，皆奉礼降服”。吴黄武元年（222年）春，刘备举军东下击吴，自佷山（今湖北长阳县），通武陵，使亲信马良以金帛赐五陵诸蛮夷，授以官爵。刘备被吴将陆逊击败后，马良亦死于五溪。黄龙二年（230年），武陵蛮叛吴，次年，孙权令潘浚会同吕岱、吕范、朱绩等督军五万人前往镇压，经过三年战斗，始获胜利。史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
吴主孙休永安六年（263年），蜀灭于魏，武陵蛮夷与蜀接界，吴人惧有变乱，乃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魏亦遣郭纯为武陵太守，进屯迁陵县之赤沙（今湖南保靖县），诱致诸夷邑君，进攻西阳县城。郡中震惧，抚夷将军高尚以为：
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令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不听，率所领晨夜进军，缘山险行，垂二千里，斩五溪魁帅百余人及支党几千余级。于是五溪蛮夷又归属吴。钟离牧此后历任**督、濡须督，又“以前将军假节，领武陵太守。死后，家无余财，士民思之”。说明武陵各族人民对于清官还是乐于拥护的。
三：南越 关于南越的情况，目小避地交州、并在交州作过多年郡守的薛综，在给孙权的上疏中有概括而系统的阐述，因疏文太长，兹不抄录，仅据以作些介绍： 据薛综所述，秦统一后，岺南地区开始正式隶属中国。西汉初，赵佗在岑南建立了南越政权，汉武帝开置九郡，表明中国对岺南的统治逐步加强。东汉时，锡光在交阯、任延在九真，教当地人民犁耕，建学校，着冠履，定聘娶，使岺南人民的经济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说，岺南习俗不齐，言语歧异，椎结徒跣，贯头左袵，一直到三国时并无很大改变。其男女自相婚配、兄死妻嫂等习俗，较之汉人父母主婚、寡妇守节更合情理。
薛综在上疏中，述说孙吴对岺南采取羁摩政策，这是由于越民经济落后，无何产品可供榨取。至岺南山海珍物，则多被秦、汉、越、吴统治政权及当地官吏豪族掠夺以去。
薛综又述说孙吴在岺南诸多弊政及官吏豪族互相倾轧的情况。长吏的任用，多不适当，而且法宽吏恣，侵渔百姓，强赋于民，以致引起怨叛等。因此，薛综以为宜审选刺史，以检摄八郡。
孙吴岺南官长当以陆胤为最有特色，《三国志》卷61《陆凯传附弟胤》载中书丞华核上表推崇陆胤在为交州刺史时的政绩说：
胤……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白胤到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造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影从。众无携弍，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
从以上华核赞赏陆胤的话中，可知从汉未到吴的官长率多贪暴，不得民心，所以交州各族人民一得到陆胤这样好的刺史，都感恩顺从。说明交州民众拥护好宫长，至于民族界限，并不是主要的。孙吴势力达到岺南，当从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出任交州刺史开始。曹丕延康元年（220年），吕岱继为交州刺史。吕岱除使交州得到安定外，“又遣从事南宜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汉末战乱以来，中原民人和学士南下岺南的颇不乏人，所以在三国时代，岺南的生产、文化还是有发展的。
三国时的羌族和氐族
一、羌 族：羌族是同华夏族一样古老的民族。《史记》卷15《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后汉书》卷87《西羌传》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诸如以上的传说可信程度如何？尚难断定，不过可以看出羌族与姜姓有血胤关系。羌人从远古即与华夏族同处于今黄河至长江两流域之间，是无可置疑的。殷墟卜辞有大量涉及羌人的记录。当时商王朝称羌人中的男子为羌，女子为姜，卜辞中有殷王娶羌女为妇的事；也有羌人在商王朝供职的记述。武王伐纣时，周军统帅吕尚“本姓姜氏”，即人熟知的姜太公。 当战国初秦厉公时（前476—前443年），居住在今甘肃青海河湟地区的羌人推无弋爰剑为豪。该地区羌人原以射猎为生，爰剑教之种地和牧畜，于是种人日益繁殖。爰剑的子孙后多往今甘南和川西北迁移，留在河湟间的有二十六种，以爰剑玄孙研所部为最强，其种即以研为名。西汉景帝徙研种于狄道、安故、临洮、氐道及羌道各县。武帝开河西四郡后，羌人摆脱了匈奴的役使。宣帝时，先零羌攻金城，为将军赵充国击败，汉设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此后直至王莽代汉，汉羌之间大致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关系。
王莽末，中原战乱，诸羌乘机向内移动。东汉时，羌人与汉人杂居者更多。东汉初期，羌人与汉朝的摩擦与战争尚不严重，至和帝即位前后，羌人与汉朝的战争开始频繁起来。从此以后至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段颎东羌镇压下去，前后共八十余年间，见于史册的战争有三十余次，耗费巨大。
作者：白马将军上官迪 回复日期：2011-03-23 16:57
至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更不用说了。无怪乎范晔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论日：“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西羌传》载建武九年（公元33年）班彪给刘秀上奏说
今凉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袵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班彪以上的话不是凭空道出，而是他从历代“蛮夷寇乱”的事实分析概括而得的结论。范晔在《西羌传》中也说：
时诸降羌，市在郡县，智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
作者：白马将军上官迪 回复日期：2011-03-23 16:58
诸如以上之类的事实多是封建时代少数民族反抗统治阶级压榨的起因。不过，班彪的上言还未敢指出统治阶级上层有权势者最是招致祸乱的罪魁祸首。范晔在《西羌传》则论日：
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
由于范晔是刘宋时人，所以他论述汉事，能畅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样有所讳避。范晔指责朝廷决策者既不讲求和抚，而频繁征发羌人当兵服役。将帅对羌人也多欺凌讹诈，羌人饱受官吏豪强的役使和折磨，至于精疲力竭。当时讨伐羌人的将帅，不仅驱使汉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诱使羌人当兵打其他少数民族或羌人。将帅本身则“断盗牢廪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指皇帝亲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于野”。边郡长官则“多杀降羌……倚恃权贵，不遵法度”。有的县吏略羌人妇，以致引起羌人反抗。如同《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言：“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其实，羌人并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入寇”、“杀掠”。比如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以镇压羌人而出名的将帅，
但“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史言：“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威化大行”。从羌人爱戴清官而仇恨贪吏这一品性而言，他们实不愧为一个纯朴而富有朝气的民族。史书上屡有某羌寇某地的记述，而不书其所以“为寇”之由。应该说作祟者主要为汉“吏人豪右”和朝廷权贵。当然，羌人酋豪在反汉斗争中也有过分杀掠无辜汉民的行动。特别是诸羌之间的相互火并也给各种羌民造成巨大灾难。总而言之，酿成民族纠纷和仇恨的是汉羌上层统治层，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为羌人根据地的黄河上游、洮水及湟水地带，古时森林繁茂，禽兽众多，气候虽干寒少雨，但土质肥沃，农牧兼宜。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河湟的远古文化亦仅次于黄河中下游，而不下于其他地区。所以古羌人在内地占不住脚后，便转移到三河地区居住和繁衍子孙。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的是，羌人多与汉人杂处，因之羌人务农的成分远远多于乌桓等族。而羌人与汉人互相学习、贸迁有无、和睦相处时期也比较多。《后汉书》卷87《西羌传》有如下的叙述：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长，无相统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教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由上可知，羌人的优点是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勇敢善战，敢于反抗强暴，缺点是种类分散，不能凝聚为强固的政治集体。
所以进入汉末三国混战局面时，羌人便成为割据者挟之以攻战的工具。从董卓入洛至献帝东归的七年中，挟持汉帝及大臣的都是凉州军阀，他们军中都有羌胡。如郑泰当面给董卓说：
天下之拳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为爪牙。又如当汉朝征调董卓为少府，卓不肯离军而上书言：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言：“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车，使不得行。羌胡憋肠狗态，臣不能禁。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
《三国志》卷6《董卓传》称：
董卓，字仲颍，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为军司马……
董卓父曾为颍川纶氏县尉，而卓屡与羌中豪帅相交结，说明卓亦为陇西豪家。《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言：“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时又靠镇压羌胡而升官。后来他因手握强兵而逐渐骄纵，不肯离兵回朝。卓死，其部属李傕、郭汜等仍然挟持着汉献帝及公卿大臣。凉州军人所以如此飞扬跋扈，其军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亦多羌胡人。《董卓传》言：“韩遂等起凉州……卓西拒遂，于望垣峡北，为羌胡数万人所围”。表明韩遂等军中的羌胡人数当不下数万。《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同传注引《典略》言韩遂在湟中，因穷困，欲奔蜀，部属成公英劝曰：“且息肩于羌中……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遂从其计。《典略》又言：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遂）乃合羌胡数万……会遂死，英降太祖。”总之，韩遂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马腾，原籍扶风茂陵。其父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陇西，与羌入错居。家贪，娶羌女为妻，生腾。腾少贫，常砍材木负至市中售卖。腾身长八尺余，而性贤厚。灵帝末，王国等及氏羌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敌。建安十三年（208年），腾被曹操征召入朝，部曲由长子超带领。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遂、超军中羌胡甚多。操用离间计，使遂、超“更相猜疑，军以大败，超走保诸戎。”杨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诸戎一度占有陇上郡县，杀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氏中，辗转入蜀。
董卓父曾为颍川纶氏县尉，而卓屡与羌中豪帅相交结，说明卓亦为陇西豪家。《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言：“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时又靠镇压羌胡而升官。后来他因手握强兵而逐渐骄纵，不肯离兵回朝。卓死，其部属李傕、郭汜等仍然挟持着汉献帝及公卿大臣。凉州军人所以如此飞扬跋扈，其军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亦多羌胡人。《董卓传》言：“韩遂等起凉州……卓西拒遂，于望垣峡北，为羌胡数万人所围”。表明韩遂等军中的羌胡人数当不下数万。《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同传注引《典略》言韩遂在湟中，因穷困，欲奔蜀，部属成公英劝曰：“且息肩于羌中……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遂从其计。《典略》又言：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遂）乃合羌胡数万……会遂死，英降太祖。”总之，韩遂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马腾，原籍扶风茂陵。其父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陇西，与羌入错居。家贪，娶羌女为妻，生腾。腾少贫，常砍材木负至市中售卖。腾身长八尺余，而性贤厚。灵帝末，王国等及氏羌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敌。建安十三年（208年），腾被曹操征召入朝，部曲由长子超带领。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遂、超军中羌胡甚多。操用离间计，使遂、超“更相猜疑，军以大败，超走保诸戎。”杨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诸戎一度占有陇上郡县，杀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氏中，辗转入蜀。
以上董卓、韩遂及马腾马超都系借助于羌胡之力，以跳梁于关陇地区。羌人酋豪因种类各自分散，始终未能有何作为。曹魏统治下的羌人状况，史书记述极其零散，如《三国志》卷15《张既传》载：
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护军）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疏请与儒治左城，筑鄣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其后西平麴等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钞击，重其赏募，所虏获者皆以界之。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
既临二州（既先后任雍、凉二州刺史）十余年，政惠著闻……黄初四年（223年）薨。诏曰“……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
由上可知，酒泉汉人苏衡及西平汉人麴反魏，都有羌胡参加，说明汉人与羌胡间的民族界限已逐渐消除。而曹魏州郡官也用封赏办法诱使羌人杀害汉人反叛首脑，以达到维持其统治汉羌人民的目的。又如《三国志》卷16《苏则传》：
苏则……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鲁破，则绥定下辨诸氏，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拼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
由上可知，金城等郡在战乱时，吏民饥饿困窘，还曾得到羌人牛羊的接济。当李越以陇西反抗时，苏则还调动羌人去镇压，使李越恐惧请服，诸如此类的事都表明羌汉民族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汉人政权和地方官长对羌民不加歧视，或稍有体恤，广大羌人部众还是愿意与汉人和睦相处的。
蜀汉政权与羌人的关系，一直较好。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即向刘备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其实际含义，即诸葛亮利用“和”、“抚”的怀柔政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让少数民族为蜀汉政权卖力气、出粮饷的目的。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败后，“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第三次伐魏，取得武都、阴平二郡。《亮传》载后主诏，谓亮“降集氏、羌，兴复二郡”。氏羌与二郡并提，说明二郡之氏羌不在少数。《亮传》注引《江晋春秋》言：“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应亮。”亮连远隔魏疆的轲比能都费心思招引，对近在跟前的羌氏，自然更竭力抚纳，以为己用。亮死后，蒋琬、费祎为辅政者。蒋、费二人都认为：“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因之向后主建议：“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可见利用凉州羌胡以与曹魏抗衡，乃是蜀汉始终不渝的一贯方针。到姜维执政时，更“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蜀后主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依麴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侵逼诸郡”。说明蜀汉利用羌胡作战，也同对汉人将士一样，都以家属为质。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破魏将徐质，“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三县皆为羌胡杂居地区，其中多羌人，自不待言。后姜维率军到沓中种麦，魏帝下诏谓维：“往岁破败之后，犹复种麦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邓艾谓维必将来寇的原因之一是维“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悬饵”。不久，“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又回以董亭趣南安”。均未得逞。由此可知维所以屡出陇右，首先是由于有羌谷可食，而且，还可以令羌人服劳役兵役。当时陇右诸羌介于魏蜀之间，两国之榨取羌人，并无二致，然如仔细翻阅《三国志》，即可看出蜀汉与羌人的关系较魏为佳。《姜维传》载后主诏曰：“羌胡乃心，思汉如渴”。《马超传》载魏臣杨阜说曹操曰：“超……甚得羌胡心。”因为蜀较魏小弱，所以仰赖于羌人之助者亦较多，因而对待羌人的态度亦胜过魏。《武帝纪》言夏侯渊曾屠兴国、枹，曹操曾屠河池。遍观《蜀志》，则不见有屠城记述。《三国志》卷45《邓张宗杨传》末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事曰：
王嗣，字承宗，犍为资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显著……迁……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绥集羌胡，成悉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时北境得以宁静。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迁镇军，故领郡。后从维北征，为流矢所伤，数月卒。戎夷会葬，赠送数千人，号呼涕泣。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
其他蜀将与羌胡蛮夷接触较多者如马忠、张嶷、董和、诸葛亮等均能得到少数民族的好感或追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蜀汉对少数民族的榨取较轻，如上引文所说，“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联及义谷裨军粮”。又如张嶷为越巂太守，在官三年，既令夷种男女“莫不致力”于“缮治城郭”，又夺取夷徼久自固食的“盐铁及漆”，改为宫府经营。至于诸葛亮，更是令各少数民族“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的能手。但是，在封建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方式上，用和抚的办法以相招引，总比挥舞钢刀大棒来驱使好。
二、氐 族
氐族和羌族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诗经·商颂》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放不来王”。《竹书纪年》亦言成汤及武丁时，曾两次有“氐羌来宾”的事实。说明早在商初氐羌即被迫向商称臣纳贡。古书常以氐羌连在一起称述，说明二族关系至为密切。但古书对氐族的记述更少于羌族。《三国志》卷30《东夷传》末裴注引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有一段颇为珍贵的叙述：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录，或在、陇左右。其种非一，称盘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徒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家、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袵，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袵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也。令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乎街左右，亦有万余落。
由上可知：汉魏时，武都、阴平、天水、陇西、南安、广魏、扶风及酒泉诸郡，都有氏人居住。实际还不止以上各郡。前已言及，商初，氏羌即与商政权常有往来，说明那时氏人居地离商都并不太远。而到两汉时，氏人早已迁至比较偏僻的今甘、陕、川交界地区，当系商周时氏族逐渐退缩的结果。不过，氏人与汉人是有长期杂居过程的。所以氏人的习俗服饰与汉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氏人善田种，能织布，畜养豕牛，多知中国语，姓如中国之姓。说明氏人的文化比较进步。另外，氏人婚、丧与服饰亦有似于羌，盖因氏羌相处时间很长，相互影响亦多。关于氏族的历史渊源，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古书多以氏羌并提，故学者多以为氏、羌原来属于同一族类。如范晔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氏豪分种，遂用殷强”。即认为氏系自羌分出的一支族。近来研究古代民族史的专家如马长寿、黄烈二先生都认为氏、羌虽关系密切，但二族之间仍有不少重要差别，并非同族。我觉得，氏、羌二族在居地、言语、习俗、服饰等方面都有同有异，所以要辨其是否同类，还要参看其他情况，未可遽下断语。即拿汉人来说，亦有“百里不同俗”的谚语。古代经常迁徒的民族自然就更难有一成不变的习俗与种类。先秦古笈既多言西羌出自三苗，氏人的民族渊源经过黄先生考证，也出自三苗，而其考证又具有说服力，所以就难以推翻氏羌同源的传统说法。假如二族确非同一渊源的话，那末，二族经常杂处，能互相友好学习，而鲜有敌对行动，也堪称民族和睦相处的典范了。
除了以上《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外，《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对氏族状况也有间断叙述：
冉?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士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以上一段引文系叙述冉?的一些习俗，引文明言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然后述其习俗。这些习俗自应系六夷、七羌、九氏所共有，其中之“六夷”究竟为何种“夷”，并没有指点清楚，至于其中的氏、羌，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习俗有异有同，这里却将氏羌与夷笼统叙述。这样只能解释为这里的氏羌和夷人习俗大致相同。其王侯颇知文书，说明汉化程度较深；“贵妇人，党母族”，表明与乌桓等东胡族有点相似；“死则烧其尸”，表明与氏羌火葬之俗相同；“累石为室”，正是氏族的习俗。冬则入蜀为佣，夏则反其聚邑，说明并非奴隶社会。同时也表明这里的民族还不是过着农业定居生活，而是半农半牧。从他们深受汉族文化影响观之，应该已进入封建时代了。总的来看，这三个少数民族是比较能够和睦相处的。
同传又载：
白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氏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讨破之。
两汉时，武都郡属益州刺史部，武都与陇西、天水（汉阳）及其临近地带，是氏族的基本根据地。其中的河池县在仇池山上，山上有池，“泉流交灌、“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壁立千仞”，形势险要，物产丰富。氐人质直勇敢，敢御强暴。故当西汉盛时，仍敢于一再反抗。至三国时，以曹操之强，氐人仍敢塞道，阻操南下，操虽将其镇压，但仍畏氐人日后为蜀汉效力，“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
同传接着又说：
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后嚣族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后亦时为寇盗，郡县讨破之。
氐人虽也经常反抗汉政府加到他们身上的赋役负担，但氐人人数既少，居地又十分分散，所以多被郡县迅速击破。及至黄巾起义发生，史书多有羌胡起来响应的记载，可是很少提到氐人的动向，实际上，当凉州各族人民初起义时，即有氐人参加
由于氐人居住地介于魏蜀两大势力之间，所以两国对氐族人力物力的争夺也不遗余力。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渊击武都氐羌于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区以逼关中，乃令张既至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都是曹魏掠夺氐人粮谷和人口的典型事例。在蜀汉方面，因地小人寡，更把争夺陇右各族人民当作先急之务。由于蜀汉政权必须取得氐、羌各族的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对待氐、羌等族的手段比较温和，从而收到的效果也比较好。蜀汉同羌族比较融洽的关系，前已叙及。蜀汉与氏族的关系正复相同，这里不再赘述。现只谈一下氐人的欠缺之处，即氐人的民族凝聚力甚差，例如《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载：
（建兴）十四年（236年）……武都氐王符健请降，将军张尉迎之，过期不至，大将军琬忧之。牙门将巴西张嶷曰：“健求附款至，必无返滞，闻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离，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
以上事件并不是孤立和罕见的，氐羌兄弟分种、各自东西之类的事，乃属司空见惯。前已言之，羌人“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这样，弱时依附于人，难以图强；强则分种，“无相长一”，力量亦由分而弱。羌人如是，氐人更甚。这就是氐羌所以难得有作为的重要原因。可是，氐人多务农，长期与汉人杂居，因之氐人的文化也不断增进，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秦、雍各族人民群起反普时，即出现推选氐帅齐万年为帝的事。再往后八十余年，更有氐王苻坚统一中国北方的盛大业绩，凡此都说明氐、羌民族并不是终无作为的。
乌 恒
《三国志》卷30《乌桓传》言：“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东胡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言商代初期东胡居商之北。春秋战国时，东胡西邻匈奴，南接燕国。当时各国常互送质任，燕将秦开曾为质于东胡，甚得东胡信任。秦开归国后，乘东胡不备，袭击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秦汉之际，东胡与匈奴部比较强盛。匈奴头曼单于子冒顿曾为质于东胡。冒顿归国后，杀父而即单于位。东胡自恃强盛，相继向冒顿索得千里马及冒顿所爱阏氏，仍不餍足，复向冒顿勒索瓯脱外弃地。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冒顿知东胡骄疏可袭，乃发兵一举而灭之，于是东胡属下的乌桓便受匈奴奴役。每年必须向匈奴输送马、牛、羊等牲畜和皮张。至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遣霍去病击破匈奴左部，乌桓始摆脱了匈奴的羁绊。汉武帝把一部分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从此乌桓得临近先进的汉人农业区。对乌桓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汉对乌桓的需求，主要在军事方面，即令乌桓侦察匈奴的动向。乌桓大人每年朝见汉帝一次。汉设护乌桓校尉，以卫护和监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至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墓，以报冒顿时的优怨。但被匈奴击破。汉大将军霍光打算趁匈奴与乌桓交兵时，出兵打击匈奴。结果，没有邀击到匈奴，却把乌桓袭击了一下，由是引起乌桓的反抗，被汉军击败。宣帝时，乌桓仍为汉保塞。
王莽代汉后，准备打击匈奴，乃征调乌桓等兵屯驻代郡，而质乌桓兵妻子于郡县。乌桓兵恐久屯不休，遂自亡叛，诸郡尽杀其质，由是双方结怨。匈奴诱使乌桓贵族与己连兵寇汉边境。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年），刘秀遣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乌桓。乌桓相率遁逃。但当汉军还师时，乌桓又尾随追击，马援晨夜奔归，因乏食，杀马千余匹。
次年（46年）匈奴发生内乱，乌桓乘机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刘秀下诏罢除诸边郡亭候，以币帛招降乌桓。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余人率众归附，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在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总的来说，乌桓同东汉的关系，好于鲜卑同汉的关系。汉灵帝初，上谷乌桓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各自称王。辽东属国乌桓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智勇。
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次年，汉以刘虞为幽州牧。刘虞前曾为幽州刺史，在胡汉民众中素有威信。丘力居等闻虞至，皆降附。张纯走出塞，为其客所杀。后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小，丘力居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为大人，总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部。时袁绍与公孙瓒频繁交战，蹋顿等助绍破瓒，绍赐蹋顿、难楼、峭王、汗鲁王单于印缓，以“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攻占冀州后，袁尚偕同其为幽州刺史的胞兄袁熙投奔蹋顿。蹋顿数与袁尚兄弟入塞为寇。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往击三郡乌桓，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得汉及乌桓等降人二十余万口。
辽东单于苏仆丸与尚、熙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康不敢受而诱杀之，将三首一齐送操。
操归至易水时，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庐、上郡乌桓行单于那楼来向操庆贺，表示愿意降服。
原广阳（今北京市房山东北）人阎柔，少时没在乌恒、鲜卑中，为其种人所信向。公孙瓒杀刘虞后，虞手下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欲合州兵为虞报仇，推阎柔为乌桓司马，柔招诱乌桓、鲜卑，得胡汉数万人。官渡战时，阎柔弃绍降操，操迁柔为护乌丸校尉。操征乌桓，柔将部曲及鲜卑所献名马以助军。操将柔所领万余落及乌桓降众一齐徙居内地。
乌桓部众移居塞内后的情况，《三国志》卷23《裴潜传》有如下的叙述：
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乌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称单于，专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潜精兵以镇讨之。潜辞日：“代郡户口殷众，士马控弦，动有万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之以静。单于以下脱帽稽颡，悉还前后所掠妇女、器械、财物。潜案诛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郝温、郭端等十余人，北边大震，百姓归心。在代三年，还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称治代之功，潜日：“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计者必以潜为理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他又将摄之以法，此讼争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太祖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三单于反问至，乃遣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征之。
由上可知，内移的乌桓贵族除仍管辖其部众外，还干预郡事，甚至掠夺郡内外妇女财物。而一般地方官对于骄恣放横的乌桓贵族，多加纵容。郡中大吏且多与乌桓头目相勾搭，共同干政乱法，能够如裴潜之依法惩办者，甚为罕见。当操兵强政明之际，尚且如此，则政治衰落时，情况更不堪设想。而操之所以乐于将乌桓等少数部族迁入内郡，亦不过欲驱使乌桓丁强为之当兵征伐。《三国志》卷30《乌丸传》即言操率乌丸“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汉末三国时，利用乌桓丁强当兵作战者，除了曹操以外，还有袁绍父子、公孙瓒、张纯、阎柔等人，已见前述。刘备为平原相时，“自有兵千余人及乌丸杂骑”。也属利用乌桓等少数部族当兵之例。总之，乌桓内移之后，其贵族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一般部众却被驱向战场厮杀。因此，乌桓部众为了逃避征发不休的兵役多次对汉人统治者进行反抗，自系理所当然之事。
《三国志》卷30 《乌丸传》的叙述至为简略，而裴注引王沈《魏书》对乌桓则有比较详尽而可贵的记载，现抄录全文于下：
作者：白马将军上官迪 回复日期：2011-03-23 17:03
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在今内蒙阿鲁科尔沁旗西北百四十里），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十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枚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髠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父兄死，妻后母报嫂（《后汉书·乌桓传》作“报寡嫂”，淫其嫂日报，下文执当为报之）；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即糜子）、东墙（东蔷，植物名）。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发酵剂）。米常仰中国。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缝皮革），作文绣（绣花），织缕毡（《后汉书·乌桓传》作“织毼”，注引《广雅》日：“罽也”，即毛毯）。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针药。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即乌丸山，蒙语谓赤色日乌兰，乌丸为乌兰之转音）。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呪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65310;垂砩瘢?籼斓厝赵滦浅缴酱ǎ?肮獯笕擞薪∶?撸?嗤?粢耘Ｑ颍?舯辖陨罩?Ｒ?潮叵燃馈Ｆ湓挤ǎ?ゴ笕搜运溃?敛恢顾馈Ｆ湎嗖猩保?畈柯渥韵啾ǎ?啾ú恢梗?璐笕撕踔??凶镎叱銎渑Ｑ蛞允晁烂??酥埂Ｗ陨逼涓感治拮铩Ｆ渫雠盐?笕怂?墩撸?钜芈洳豢鲜埽?灾鹗怪劣嚎竦亍５匚奚剑?猩衬?⒘魉?⒉菽尽⒍囹蟮兀?诙×钪?髂希?谒镏??保?郧罾е?<BR>
以上引文比较详尽地叙述了乌桓的习俗、制度、法令等，史料价值极为珍贵。内言“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说明乌桓社会己有贪富两个阶级，富者有罪可用财物赎死。所谓“言出不可违”的大人既产生，则“推募”大人之事，不过偶而发生，通常还应是传子或弟的王位世袭制。所谓“妻后母、报寡嫂”的落后婚俗，与匈奴、鲜卑等部族正复相同。系原始社会群婚制的遗留。从“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及无以人殉葬等习俗观之，有些史家谓汉魏时乌桓尚处于奴隶制阶段的说法是占不住脚的，应该说已进入封建制阶段的社会。
鲜 卑
鲜卑与乌桓一样，是东胡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只是结婚时先髠头，在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即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上，待饮毕，然后配合成双。其领地最盛时东起辽水，西至西域。境内异兽有野马、羱羊、端牛。端牛角可以作弓，世人谓之“角端弓”。又有貂、豽、子，它们的皮毛很柔软，号称天下名裘。
西汉初，东胡被冒顿击灭后，作为东胡最大支属的鲜卑远逃至辽东塞外，南与乌桓为邻，未曾直接与汉朝发生关系。东汉刘秀初年，匈奴常率鲜卑、乌桓寇抄北边。及南匈奴附汉，鲜卑始与汉通译使。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种人诣阙朝贡，汉封于仇贲为王。明帝水平元年（58年），鲜卑自敦煌以东邑落大人皆来辽东受赏赐，汉今青、徐二州每年给钱二亿七千万。明、章二世，边塞无事。和帝永元五年（93年），北匈奴被汉军击破，向西遁走，鲜卑乘虚进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十余万户，皆自号鲜卑，于是鲜卑渐强，不断侵扰汉边，为患更甚于匈奴。至檀石槐统治时（156至181年），寇抄最甚。檀石槐分其广大领地为三部，自右北平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二十余邑，为东部；自右北平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自上谷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领之。汉灵帝即位以后，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抄略，损失不可胜计。因此熹平五年（176年），汉灵帝召集百官商议对付鲜卑的策略。当时中常侍王甫等主张征集幽州诸郡兵出塞惩击鲜卑，议郎蔡邕表示异议，他说：“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蔡邕绝望地慨叹：“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因此，蔡邕提议先“恤民救急”，即在边境上暂取守势。可是灵帝并不采纳，派遣护乌桓校尉夏育等三将各率万骑分二道出塞击鲜卑。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汉将既非智勇，士兵人数也很不足，以致“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
从《后汉书》卷90《鲜卑传》的叙述看，鲜卑贵族向东汉王朝降附有五次：每次均时间短暂，而侵犯边境的事却经常发生。这固然与鲜卑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而东汉政府的腐化无能，也是构成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人数不及一大郡的鲜卑的主要原因。
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左右，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立，和连既无才力，性又贪淫，断法不平，人众叛者居半。灵帝末年，和连在钞略北地郡时被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小，兄子魁头代立。后蹇曼长大，与魁头争国，部众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是时代郡以西的鲜卑都已叛离，代郡以东的中东部鲜卑也分裂为三个势力集团，其大人一为步度根，其部众分布在并州的太原、雁门等地；二为轲比能，其部众分布在幽州的代郡、上谷等地；三为东部鲜卑素利、弥加、阙机，部众分布在幽州的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
在以上三个势力中，步度根比较亲近曹魏。步度根的中兄扶罗韩亦别拥众数万为大人。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与轲比能等通过乌桓校尉阎柔上贡献。后代郡乌桓能臣氐等叛汉，求属扶罗韩。扶罗韩将万余骑迎之。到桑乾，氐等以为扶罗韩部威禁宽缓，不如属轲比能，又造人呼轲比能。比能即将万余骑到，于盟誓会上杀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及部众悉归属比能。步度根从此怨比能。魏文帝代汉，田豫为乌桓校尉，并持节护鲜卑，屯昌平。步度根数与轲比能相攻击。步度根部众稍弱，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郡。步度根使人招呼泄归泥曰：“汝父为比能所杀，不念报仇，反属怨家。今虽厚待汝，是欲杀汝计也。不如还我，我与汝是骨肉至亲，岂与仇等？”由是归泥将其部落逃归步度根。步度根一心为魏守边，不为边害。至明帝青龙元年（233年），比能诱使步度根与己和亲，然后寇钞并州，杀略吏民。魏遣骁骑将军秦朗征之，泄归泥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居并州如故。步度根为比能所杀。
轲比能本小种鲜卑（即小弱古朴的一支鲜卑部落），因他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其部落近塞，白袁绍据河北以来，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为之讲授文字，故比能统御部众，弋猎治军，均模拟中国。建安中，比能通过阎柔上贡献。曹操西征关中，田银反河间，比能将三千余骑助阎柔，击破田银。建安二十三年（213年），代郡乌桓反，比能助之为寇害。操遣子彰率精兵击破之，比能降服。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轲比能遣使献马，受封为附义王。二年，比能送回汉人在鲜卑者五百余家，居于代郡。三年，比能率部落大人小子及代郡乌桓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市。五年，比能往击东部鲜卑大人素利。魏护乌桓校尉田豫乘虚掎其后。比能使别帅琐奴拒豫，为豫击破。比能由是怨魏，数为边患，幽、并二州吏民颇受其害。比能有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与众平分，终无所私，故得众力，其他各部大人皆惮之。
魏明帝时，比能对魏仍时附时叛。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潜使勇士韩龙刺杀比能，更立其弟，其患始息。
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弥加、厥机，因在辽西、右北乎、渔阳塞外，道远不为边患，然其种众多于比能。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通市，曹操皆宠以为王。厥机先死，操立其子沙末汗为亲汉王。魏文帝代汉，又各遣使献马。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素利与比能更相攻击。明帝太和二年（228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归为王，摄其众。
以上主要是叙述汉魏与鲜卑首领之间的关系，至于移居内地的鲜卑人状况，史书上很少记述，然亦有点滴记述可供思考。如《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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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余骑诣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略，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以下军往就之。市易未毕，市吏收缚一胡。延骑皆惊，上马弯弓，围习数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习乃徐呼市吏，问缚胡意，而胡实侵犯人。习乃使吏呼延，延到，习责延日：“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为使诸骑惊骇邪？”遂斩之。余骑破胆，不敢动。是后无寇虏。
由上可知，移居内地的鲜卑部众，仍归其部落大人管辖。只有犯法时，州郡地方官始可过问，但常受到鲜卑大人的干扰，动不动就调动骑兵张弓拔刃进行威吓遇有梁习这样有胆有识的州刺史，始能将他们制服。以上引丈既言“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说明鲜卑头目依仗武力要胁地方宫和侵犯商民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又如《后汉书》卷48《应劭传》载：
中平二年（185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时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讨之。篙请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候邹靖上言：“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事下四府，大将军掾韩卓议，以为“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弃军还救，非惟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邹靖居近边塞，究其态诈，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必有破敌之效”。劭驳之日：“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噉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沈静有谋，必能奖厉，得其死力。当思渐消之略，不可仓卒望也”。韩卓复与劭相难反复。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皆从劭议。
作者：白马将军上官迪 回复日期：2011-03-23 17:04
以上叙述，告诉我们一些重要讯息，即：（1）内移乌桓较鲜卑易于役使，但人数较少；（2）乌桓与鲜卑虽同种同文，但常为仇敌，敌对时多，合作时少；（3）鲜卑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较低，大体还处在封建制阶段初期，生活及生产工具仰赖外地输入，尤重视铁的输入，但仅凭军事掠夺，难以保证需求，故需与汉人互市；（4）东汉政权以自己之地大、人多、物丰，面对少数民族的敌对行动，仍不能不发夷兵以制夷，其原因决非汉人不能战斗，实缘汉统治阶层腐化所致。不过，上述记载笼统地指责鲜卑等少数民族“不拘信义”，只知钞略，也有片面之处。史实表明，当时有些地方官吏，由于措施得当，受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拥护，做到相安无事。如曾任护鲜卑校尉的牵招、曾任护乌丸校尉及护匈奴中郎将领并州刺史的出豫等人均得到有关民族的拥护和思念。我们在这里举出一段有关鲜卑和田豫的佳话。据《三国志》卷26《田豫传》引《魏略》载正始（240—248年）初年：
鲜卑素利等数来客见，多以牛马遗豫，豫转送官。胡以为前所与物显露，不如持金。乃密怀金三十斤，谓豫曰：“愿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从之，胡因跪曰：“我见公贫，故前后遗公牛马，公辄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为家资”。豫张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后，皆悉付外，具以状闻。于是诏褒之曰：“昔魏绛开怀以纳戍赂，今卿举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赐绢五百匹。豫得赐，分以其半藏小府，后胡复来，以半与之。《三国志》卷26《田豫传》称：
豫清俭约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嘉平六年（254年）下诏褒扬，赐其家钱谷。
由上可知，品德高尚的清官田豫，能用恩使少数民族信服。结果在他任护匈奴中郎将兼并州刺史时，使“州界宁肃，百姓怀之”，各族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谁能说鲜卑人“天性贪暴，不讲信义”呢？实际上，天性贪暴和不讲信义的只是鲜卑贵族，而鲜卑群众是崇尚信义的。汉人方面只要有肯抚恤少数民族而持身清廉的将官，少数民族群众照样拥护。由于封建史家所记多以上层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所以必然是各族战争多，而民族间的和平往来少。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的
匈 奴
匈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商”。《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后氏苗裔的说法，学者多持怀疑态度。然《史记》中一些远古记事的真实性已多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则匈奴出自夏后氏之说当亦有所据。匈奴妻后母之俗与《括地谱》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众妾”正复相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匈奴使用铁制工具较早，显系受汉人影响。故至少在匈奴贵族与夏后氏之间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据史书记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强盛。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邻近匈奴，时遭匈奴抢掠，因之三国皆修筑长城，以为屏障。秦始皇时，先将匈奴逐出河套，继之修缀长城，采取以守为主的长期防御方略。刘邦灭悼项羽后，移兵反击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危而后解。汉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扰，唯有权借和亲，嫁女纳币，以求粗安。武帝凭数世之蓄积，靠举国之人力、财力，对匈奴大张挞伐。匈奴被迫远徙，汉之兵马财货损耗亦至巨，致使“每内虚耗”、“宫民俱匮”。往后匈奴虽不足为汉大害，然侵掠边境之事，仍不时发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贵族因争夺单于位，发生内江。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左地贵族共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酿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五凤四年（前54年），呼韩邪单于与其兄郅支单于战斗失败，单于庭遂为郅支占有，于是呼韩邪决计降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款五原塞。次年正月，朝见天子，汉隆重接待，居之北边，赈以谷食。郅支单于亦遣子入侍，图谋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经略右地，初尚得手。但由于郅支骄横，未能得到西域诸国拥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众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设计谋杀。早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已归塞北单于庭。呼韩邪闻郅支死，且喜且惧，喜者劲敌已除，惧者畏汉袭之。乃于汉元帝竞宁元年（前33年）再次朝汉，并求婚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之。白匈奴内乱，呼韩邪首次朝汉，至此已三十年，汉匈关系基本良好。昭君出塞之后，汉、匈更加亲善。王莽时，因莽一再轻侮匈奴单于，致使双方关系恶化，边隙又起。东汉之初，匈奴经过六十余年较为安定的生活，种人繁殖，势力增强。中土多年战乱，元气损伤，故刘秀对匈奴采取息事宁人措施，除赂遗匈奴财帛外，还将幽、并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关（在上谷郡）东南迁移，另外，增添边地屯兵，修筑亭候，设置烽燧。匈奴贵族仍不时侵犯，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并受其害。刘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层贵族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又趋激烈，并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为南单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继又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后南单于与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今南单于徒居西河美稷，并设护匈奴中郎将以佑护之。南单于亦自置诸部王，助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汉郡县侦探耳目。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行。至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北匈奴则连年内乱，众叛亲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叛千右。加以天灾，人众向南匈奴及汉朝投降者前后相属，于是南单于一再给汉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之。汉两次遣军大举远征，出塞各三、五千里，较之前汉武帝时，费力少而战功多。北匈奴主力从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余万户，皆为自北南下的鲜卑人领属。从而促成了鲜卑日后的强盛。
最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汉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政治昏浊，外戚和宦官迭相揽权，国事日非，下民困苦。不仅鲜卑和羌人对汉朝的战争频繁发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单于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发生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虽然不久便被镇压下去。
但其他汉胡人民的起(和谐)义仍连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凉州边章、韩遂的汉羌军、今河北西部山谷区张燕领导的黑山军，都发展到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之众。汉朝先派司空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讨凉州。这支队伍刚行到蓟中，乌桓因军中饷款亏欠，多叛归。故中山太守张纯怨张温不令自己带领这批乌桓部队，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反叛，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众至十余万。
作者：白马将军上官迪 回复日期：2011-03-23 17:06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单于羌渠遣其子左贤王于扶罗将骑前往，匈奴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匈奴右部?落与先已反汉的屠各胡合，共十余万人，攻杀羌渠。于扶罗在外闻知，自立为单于。杀羌渠的国人，恐于扶罗为父报仇，乃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适逢灵帝病死（189年），董卓带兵人京，天下大乱。于扶罗乃与白波军合兵攻打郡县。时各地多聚众筑壁自保，于扶罗钞掠无所得，部众受到挫伤，只好在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停住。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单于，只以老王代行国事。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于扶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二人屯兵漳水。次年（191年），于挟罗拟叛离袁绍，张杨不从，于扶罗乃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将麴义击败。既而于扶罗袭杀驻在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兵势复振。董卓以朝命封张杨为河内太守。初平四年（193年），袁术从南阳转移到陈留，屯军封丘（今河南封丘西南），于扶罗又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乎阳。兴平二年（195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继立为单于。十二月，董承、杨奉等奉献帝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赶乘舆。董承、杨奉屡吃败仗，乃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共同卫护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七月，献帝始到洛阳，去卑又护送献帝到许，然后返回平阳。
作者：白马将军上官迪 回复日期：2011-03-23 17:06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甥并州刺史高干、河东太守郭援及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一齐背叛曹操。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呼厨泉于平阳，呼厨泉降操。
建安十年（205年），操北征乌桓，高于再次叛操，守壶关口。次年，**攻克，高干自入匈奴求救，呼厨泉不受，操遂定并州。
并州既是胡汉杂居之地，又俯邻邺、洛二都，所以曹操对治理并州的人选极为注意。如河东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习都是操精心选拔出来的州郡要员。《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民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梁习对并州境内匈奴各阶层的统治是：首先推荐其豪右到中央任职，以防止他们在原地兴风作浪；次即征发强壮男丁，以为“义从”；对一般匈奴部众，则趁中央大军出征，分清以为“勇力
至于曹操及其后统治者对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书有以下记述。《通鉴》卷67建安二十一年载：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亦言：
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
《晋书》卷56《江统传》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264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强，分为三率（同帅），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后），又增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众居地的扩充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愈严密。曹操时的政策是：
（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
是时，并州左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宜有?犹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去字之误）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徒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徒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汉末魏晋之际，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剥削无地农民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劳役负担，宁愿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仅仅人如此，匈奴等少数民族亦莫不然，他们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三国志》卷22《陈群子泰传》又载：
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众尚有被卖为奴婢者。总之，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贵人的情况则远远凌驾于一般部众之上。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以优裕待遇。《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传》言：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以上材料说明，刘洲一家，作为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刘洲本人少时家境甚为富裕，故能诵读书传，他既明古学，故能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而为太原士族王浑等友敬。由于刘渊懂得帝王统治人民的史实，更助长了其野心。一到时机成熟，刘邦昔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便在刘渊脑际盘旋，而欲“成高祖之业。”
综上以观，匈奴在三国时表面似无作为，不过为军阀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众既渐从事农业，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许多人口又沦为田客、奴婢，深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皆可资匈奴上层贵族利用。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这就给匈奴贵族以可乘之机。所以三国时代正是匈奴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也是此后他们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数民族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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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银
狗仔卡
发表于 2012-10-3 22: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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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4 00:5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