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纲【节选】

蓝盾

第一章 德意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德意志国家的形成
  　
  日耳曼人和日耳曼诸王国的形成
  　　　
  　　日耳曼人属于雅利安人种，语言属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族，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随着铁器的应用、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从公元前6世纪左右，日耳曼各部落开始南迁。公元前3世纪，他们沿着易北河南下到达波希米亚北部地区，又沿着萨勒河进入图林根地区。公元前2世纪末，定居在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部落侵入地中海文化区域，直接同罗马人对峙。公元前1世纪中期，大批日耳曼人从腹地出发来到莱茵河边，同罗马帝国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经过漫长的斗争，日耳曼部落的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占领了维斯杜拉河流域。公元前1世纪中叶，又将克尔特人逐出，最终定居于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
  　　日耳曼人定居中欧以后，保持着氏族组织。男人狩猎打仗，女人耕作纺织，没有阶级，没有特权。公元1世纪，大多数日耳曼部落形成军事民主制，并出现了按地域关系组成的大家族公社，称“马尔克”。公社成员有简陋的房子和独家院子，几家毗邻形成小村庄。大家从公社那里分得土地进行农耕，产品归自己所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进，群体人口的不断扩增，伴随而来的更为复杂的事务，决定了建立一种核心权力的需要。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和扈从队长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他们开始脱离生产，占有优良土地，获取更多的财富。于是，高踞于部落成员之上的特权人物、贫富分配等不平等现象便逐渐产生。这预示着日耳曼氏族制度正走向解体；而罗马帝国对日耳曼部落的征战则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
  　　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奴隶制共和国被帝国所代替后，遂将其北部直接为邻的日耳曼部落作为征服对象。罗马帝国的征服目标是，占领直到易北河的广大日耳曼部落居住区，将其划入帝国版图，组成罗马行省——大日耳曼尼亚。为此，罗马帝国集中力量把莱茵河区建成军事基地。公元前12年，罗马帝国在莱茵一线集中36个军团，总兵力达3万人，并在这一年开始了对日耳曼部落的征服战争。
  　　战争初期，罗马军队遇到了日耳曼各部落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公元前8年，一支深入日耳曼腹地的罗马军队受到了日耳曼诸部落的沉重打击。罗马史书记载：罗马人“艰难地去征服前进道路上的对手，而每一次胜利，他们都得付出血的代价。”
  　　然而日耳曼各部落的抵抗都是各自为战，没有联合行动。这使罗马人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依次进攻各部落。经过10余年的战争，日耳曼部落大部分被征服。由于无力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占领整个日耳曼人居住区，并对其实行有效的统治，罗马帝国只得迫使被征服的日耳曼部落向帝国称臣纳贡，建立强制性的条约依附关系。
  　　经过多年的斗争，日耳曼人逐渐意识到，要战胜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罗马军队，必须改变各个部落各自为战的涣散状态。于是部落联盟开始出现了。
  　　公元9年秋天，日耳曼各部落的战士，在条顿堡森林同3万罗马军队遭遇，日耳曼人采用了游击战术，依仗对地理环境的熟悉，利用林间曲折复杂的道路与罗马军队周旋，很快将罗马人分割成无数小块，逐个打击。罗马3个军团几乎被全歼。日耳曼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胜利是日耳曼人的转折点，许多日耳曼部落重新获得独立。
  　　条顿堡森林之战使罗马帝国陷入困境，罗马皇帝被迫放弃了建立大日耳曼尼亚行省的计划。这就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的边界不是在易北河，而是仍然在莱茵河流域一线。
  　　公元11年，罗马帝国再次越过莱茵河，对日耳曼人发动新的征服战争，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公元17年，罗马军队占领施特拉斯堡、温迪施和美因茨。但罗马人已无力继续深入日耳曼人腹地。在公元1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罗马帝国逐渐把边界推进到莱茵河东岸，从而加固了罗马莱茵河——多瑙河边界体系。公元1世纪下半期后，罗马人开始在莱茵河东岸地区建立界墙。这意味着罗马帝国最终结束了征服战争。
  　　公元1世纪初，罗马帝国正式把莱茵河与多瑙河上游划入帝国版图，建立了两个行省：上日耳曼行省和下日耳曼行省。前者首府是美因茨，后者是科隆。两省总督由当地罗马驻军的副将担任。
  　　罗马奴隶社会的文化随之传入这两个地区：城市拥有豪华市场和淋浴设施，从山间溪流或山泉引水的自来水管，排污水渠，长距离道路网，高度发展的手工业，城市和农村有供暖设施的住房，罗马人的许多栽培技术，如葡萄种植法，园艺的引进等等，这一切充分说明了罗马文化对这两个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渗透到日耳曼人的语言中。日耳曼语中军事、采石技术、建筑、园艺、贸易和交通等领域的许多词汇都可溯源于罗马语。通过到日耳曼地区经商的罗马商人和留在被征服地区的罗马军人，罗马文化又越过界墙渗入日耳曼其他部落。公元1—2世纪，罗马商品已遍布日耳曼部落地区，尤其是波希米亚地区、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的广大区域更是罗马文化的主要接受者。
  　　罗马文化的传入促进了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日耳曼氏族部落物质文化的发展。日耳曼部落显贵、军事首领和亲兵通过和罗马帝国的战争和交易获得大量土地和财富，他们开始按罗马世界的模式组织生产和生活，成为日耳曼部落中的富有者和特权阶级，日耳曼氏族公社制度逐渐解体。
  　　随着日耳曼部落经济文化的发展、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部落上层渴望向外扩张掠夺新的土地和财富，部落下层民众也因人口的增长不得不向外迁徙，寻求新的能够谋生的土地。而与之为邻的罗马帝国正日益衰弱，无力抵御外敌的入侵。从公元4世纪起，散居罗马帝国境外的，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诸部落开始大规模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
  　　公元376年，日耳曼民族的西哥特人部落受匈奴人袭击，他们在获得罗马皇帝同意后，渡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第二年，西哥特人不堪罗马人的压迫又起义反抗。395年罗马帝国分裂，西哥特人又与当地奴隶、隶农一起打击西罗马帝国。418年，在高卢西南部建立西哥特王国。继西哥特人涌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还有：勃艮第人、法兰克人、东哥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等。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约持续了2个世纪，他们与当地的奴隶、隶农起义一起，摧垮了罗马帝国，在罗马领土上建立了许多日耳曼人王国，其中，法兰克王国逐渐成为日耳曼诸王国中力量最强的国家。
  　
  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人原先居住于莱茵河下游地区，主要有萨利克和里普阿尔两大部族。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法兰克人逐渐渗入高卢东北部。418年，萨利克部落的克洛维继任酋长，开始全力扩张，战胜了其他法兰克部落，统一莱茵河下游和高卢北部。486年，击溃西罗马在高卢的残余势力，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
  　　496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同时，他建造教堂、修道院，在法兰克人中广为传教，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了基督教国家。克洛维此举得到高卢—罗马人的大力支持，许多教会上层人物成了法兰克王国的大领主，法兰克国家与罗马天主教会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成为“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奠定基础；后者则为前者“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
  　　在教会的支持下，克洛维先后征服了高卢南部的勃艮第王国和西哥特王国。克洛维死后，其后继者又战胜了图林根人和巴伐利亚人。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已扩展成为庞大的帝国。它的领土几乎包括现在的法国、莱茵河流域，以及从阿尔卑斯山到德国中部山脉的地区，成为当时西欧的强国。
  　　由于法兰克王室采取国王死后诸子平分领土的继承制度，使王国经常处于分裂、混战的状况，同时又不断向外扩张。在诸王纷争、王权削弱的情况下，贵族势力不断扩展并逐步摆脱对王权的依附，王权逐步落入掌握宫廷事务的宫相手中。751年，宫相查理·马特之子矮子丕平废墨洛温王朝国王自立，建立卡罗林王朝。
  　　对德意志历史有着重大意义的是，卡罗林王朝最著名的君主查理大帝的统治（768—814年在位）。他先后征服了意大利、萨克森和巴伐利亚。800年，查理应罗马教皇之请出兵意大利，平服罗马贵族叛乱，教皇给他加冕称帝，号为“罗马人皇帝”。法兰克国家的领土扩大到西起埃布罗河、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东迄易北河、北起北海和波罗的海，南迄意大利，包括几乎现今的整个法国和欧洲中部地区。查理被当时人称为“欧洲的统治者”，法兰克王国成为法兰克帝国。
  　　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随着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化。一方面，分成小块的农地逐渐为单个家庭所使用，甚至发展为不受限制的私产，可自由转让与继承。这些占有自由地的公社成员，被称为“自由人”，是法兰克国家的基本成员。但牧场、森林和水源仍为公有财产。另一方面，在农村公社以外，开始出现了早期的庄园，即由国王、国王的亲属、教会和旧罗马地主的私有领地组成的农业组织形式。
  　　6世纪下半叶起，法兰克人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其主要标志是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自由农转为依附农。
  　　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来自各个方面。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以暴力和军事征服扩大地产，把前罗马帝国的皇室领地、反叛贵族的领地及大片公地占为己有。他们构成了法兰克军事贵族阶层。国王的亲兵由于为国王效力而获得大量地产。这始自墨洛温王朝，到卡罗林王朝时，以封土赏赐陪臣已甚风行。初时，封土仅限为终身享受，久而久之便当为世袭领地。还有一些产生自农村公社的土地贵族，他们利用在公社中的特权，垦殖荒地，增加地产。服役贵族和土地贵族构成了世俗领主阶层。教会领地的产生则是由于国王和世俗贵族的赠送，以及自由农为求“保护”和来世幸福的捐赠。这构成了教会贵族阶层。
  　　封建领地的形成和自由民的沦为依附农是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一些自由农民，由于天灾人祸的打击，被迫出卖自己的地产，沦为依附农。多数少地或无地的自由农，从领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而与领主成了从属关系。还有少量自由农为寻求保护，“自愿”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贵族或世俗贵族。这些自由农随着生产资料的丧失也逐渐丧失了经济和人身的自主性，被纳入领主土地所有制的范围内，成为领主榨取地租和徭役的农奴和依附农。
  　　8世纪下半叶起，采邑制在法兰克王国迅速发展，大大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采邑原意是恩赏。墨洛温王朝时，宫相查理·马特出于战争需要，不断扩充自己属下的封臣，向他们提供一块土地作为采邑，以保证他们的生活和提供服役时的马匹和装备。卡罗林王朝为扩大军事战斗力，不但国王封赐贵族大量土地，许多贵族也分赐采邑给自己的封臣。由于层层推行采邑制，形成了一种采邑的链条。同时也逐渐形成了采邑制的一些惯例，受领采邑者必须服军役，如封臣不履行军役义务，采邑则被收回。受封采邑享用期以封君或封臣在世为限，任何一方死亡，采邑都要收回。采邑的封赏加强了农民对领主的依附关系，促成了封建等级制的形成。到9世纪初，采邑制又获发展。土地作为官员的俸禄，任职的豪绅显贵、公侯伯爵，成了该行政区最有权势的大土地所有者。正是这些爵爷后来发展成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和邦君。采邑制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封建阶级的强大。9—10世纪，法兰克人的封建关系最终确立和巩固。
  　
  萨克森王朝
  　
  　　法兰克国家是军事征服的产物，缺乏统一的基础，王国西部居民主要讲古法语，而东部居民的语言是“德语”。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穷兵黩武，国力耗尽。自由民大量破产，减弱了帝国的军事实力。各地封建领主不断壮大自己，离心倾向严重，减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814年查理大帝死后，帝国便日见衰落，王室内部矛盾剧烈。817年虔诚者路德维希把帝国分给三个儿子。840年虔诚者路德维希去世，三个儿子各踞一方，争夺王位，大动干戈。843年签订《凡尔登和约》，把法兰克帝国分割为三：西法兰克王国，后发展为法兰西国家；中部王国，后发展为意大利国家；东法兰克王国，德意志国家就是由东法兰克王国演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东法兰克王国的创立是形成德意志国家的起点。
  　　911年，卡罗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去世，东法兰克王国的公爵推选世俗贵族康拉德为国王（911—918年在位）。此举意味着法兰克帝国的完全分裂、卡罗林王朝的告终、德意志早期封建国家的诞生和德意志历史的开始。
  　　东法兰克王国包括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士瓦本和图林根5个公国，大致包括今荷兰、西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其中萨克森最为强大。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取得了东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权，建立了萨克森王朝，正式创立了德意志国家。
  　　亨利一世（919—936年在位）为了巩固中央王权，依靠富裕农民、中小世俗地主及教会的支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同大封建主作斗争。先后逼士瓦本屈服，使巴伐利亚称臣，吞并西法兰克王国的洛林，重建丹麦边区，遏制匈牙利人的侵犯。936年，亨利一世去世，长子奥托继位，是为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他利用教会势力，抑制世俗领主，继续加固王权，使萨克森王朝最终控制了德意志的五大公国。951年，奥托把扩张矛头指向经济发展较快的意大利，占领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
  　　961年，教皇约翰十二世为平息罗马贵族的反抗，向萨克森国王求助。这正中奥托下怀，他遂即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军罗马，镇压了贵族叛乱。962年2月2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教皇为奥托加冕，称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样，在此后的840多年，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习惯上又称第一帝国）。它集合着罗马帝国的传统，天主教会的特权和法兰克帝国的王权。
  　

蓝盾

第二节 神圣罗马帝国
  　
  封建制度的发展
  　
  　　奥托一世统治期间，德意志封建领主所有制不断增强。依靠王权的支持，世俗的和教会的领主肆无忌惮地夺取属于农村公社的土地。从法兰克帝国沿袭下来的采邑制，神圣罗马帝国时已发展为封地制，受封的土地成为世袭领地。这种封地有大有小，有一个庄园、几个或几十个庄园的，也有一个公国的，如整个巴伐利亚公国就是巴伐利亚公爵的世袭领地。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存在着从属关系，一个小封建领主通常依附一个大封建领主。前者称封臣，后者称封君。封臣对封君行臣服礼并宣誓效忠，封君向封臣授采邑，封臣的义务主要是为封君服军役等，封君则保护封臣的安全。大封建领主同时又从属于更大的封建领主，由此构成了封建等级制度。顶端是皇帝，下有公爵、伯爵、教会主教和骑士。1220年编成的德国法律文件《萨克森之镜》中，把封建等级划为七等：第一等是国王；第二等是直属国王的教会大贵族，如主教和修道院长等；第三等是直属国王的世俗大贵族；第七等是骑士。他们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
  　　领主在其庄园内是最高的权力主宰，最重要的是拥有领地裁判权。涉及到有关份地、劳役、赋税和耕种的一切问题，都按所谓“庄园的惯例”进行裁决。因此，庄园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支配着庄园居民的全部生活。
  　　在封建制度充分发展的时期，农民更加依附于封建领主。庄园土地分为不同等级的田地，有“自由人田”、“半自由人田”和“农奴田”。每种田地持用者的处境和负担不同。自由农的份地可终身使用和继承，他们与领主的依附关系较为松散，只需缴纳固定的实物地租。为数众多的半自由农依附性较强，他们不能随便离开份地，领主也不能把他们逐出庄园，只有把他们连同土地一起转让。半自由农除缴纳实物地租外，还要从事劳役，每周一天到三天。农奴占有很少土地，或者根本就没有土地，完全处于依附状态。
  　　封建采邑制的发展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确立，暂时稳定了现存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对封建剥削的反抗，不少地方劳役地租逐渐为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所代替，刺激了生产积极性。这些，使帝国从11世纪起，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水力、风力和畜力取代了人力，荒地变成了永久性的耕地，三圃制取代休耕轮作制，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向在加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专业化，葡萄、大麻、亚麻等经济作物也开始种植。这些表明，在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同时，商品货币关系已见端倪。11世纪初，在莱茵河和易北河—萨勒河之间已有商业点200至300处，交易的商品除贵族需要的奢侈品外，也有日常用品和生活资料。相伴而来的是城市的兴盛，当时普遍出现的城墙和城市同盟、城市自治运动，就是这一发展的佐证。
  　
  主教叙任权之争
  　
  　　用封君封臣关系和封建等级制度维系封建统治，意在使封建主内部保持和谐一致。然而封建主之间争夺土地和权势的斗争并不能消除，而且愈来愈激烈。世俗贵族利用采邑的世袭权从国王那里取得越来越多的权益。他们通过驱使农民开垦土地、修筑城堡发展城市、建造修道院，强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独立的政治地位，并竭力削弱王权以加强这一独立性。
  　　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1039—1056），不断发生诸侯反对中央王权的敌对行动。亨利三世死后，1073年在萨克森又爆发了反对亨利四世的贵族骚动。诸侯的反抗活动还从罗马教廷找到了强有力的同盟者。
  　　在德意志封建化过程中，罗马教皇拥有给德皇加冕的特权，德皇则力图控制教皇和教会，而地方封建主为扩大权势，又往往借助教会的力量来削弱王权。这种矛盾斗争是德意志长期分裂的重要原因。从奥托一世起，德意志皇权处于极盛时期，完全控制了罗马教廷，教会主教由皇帝任命。10世纪初，起自法国的、冲击世俗权力统治的教会改革运动传遍欧洲各地。反对世俗政权任命神职人员的声势日甚一日。11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势力增强。1073年，红衣主教团乘德意志内乱之机，推选一意大利人为教皇，称格雷戈利七世。1075年，新任教皇颁布敕令，宣称：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罗马教廷有权罢免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甚至皇帝，违者严惩。同年12月，格雷戈利七世警告亨利四世，如果不服从教皇命令，将受到逐出教会、废黜王位的惩罚。这样，两个封建大头领，教皇与皇帝，为了争夺主教叙任权（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长以封地和职权的权力）进行了长达50年的斗争。
  　　对德意志皇帝来说，授圣职权恰恰是王权的一个支柱。丧失这一权力，意味着丧失对教会诸侯的统治和对帝国的主宰。于是，亨利四世采取激烈行动予以回击，1076年1月，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宣布废黜教皇格雷戈利七世。在给教皇的信中，他言辞激烈地斥责道：“我，亨利，以上帝恩宠加身的国王及全体主教的名义，向你奉告：下台吧！下台吧！在时代洪流中毁灭吧！”然而，此时的德意志皇权已今非昔比。国内诸侯反对派站在罗马教廷一边，拒绝为被开除教职的君王效力。士瓦本公爵、巴伐利亚公爵甚至筹划推选新王。面对罗马教廷和诸侯公爵的强大压力，亨利四世屈服了。1077年1月，他轻装简从去意大利北部的卡诺沙城堡，身披罪衣，跣足立地，卑躬屈膝地在风雪中等候三天，恳求教皇宽恕。终于亨利作为一个忏悔的罪人得到了格雷戈利的赦免，准予改正错误，重新行使德意志王权。1084年亨利四世复以武力驱逐格雷戈利七世，另立教皇。此后双方斗争不息。亨利五世时双方和解，1122年双方签订《沃尔姆斯协定》，皇帝放弃对教会的统治。
  　　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利用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竭力牟取自己的权益。他们趁机扩增产业和权力，并积极争取对国王的推选权。主教叙任权之争意味着德意志皇权的衰落和诸侯势力的增大。而帝国对意大利的征战则更加剧了这一倾向的发展。
  　
  诸侯邦国分立体制的确立
  　
  　　12世纪中期，统治德意志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一世从1154年至1186年6次远征意大利。持续30余年的征战，意大利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弗里德里希的胡子，他因此而获得“巴巴罗萨”（Barbarossa，意为红胡子）的浑号。但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远征遭到与罗马教廷结盟的伦巴德同盟的顽强抵抗。后来在参与十字军东征途中，他溺死于小亚细亚。其继任者弗里德里希二世非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把帝国的政策重心移向意大利。对意大利的入侵成了德意志王权由盛而衰的关键。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一直把对意大利的统治作为建立并巩固中央政权的政策重心。在他们看来，占有意大利可使“神圣罗马帝国”不会徒具虚名，可使帝国获得丰富的财富，为皇权的强固创造雄厚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为使这个既定国策获得支持，只得向封建领主作重大让步，奉行打击城市以讨好诸侯的政策。因此，同西欧各国不同，德意志皇权不是利用新兴城市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消除封建割据的市民阶级为自己的支柱冲击地方领主势力，而是同追求独立的封建贵族结成联盟。饮鸩止渴，掠夺意大利的远征，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导致了诸侯独立力量的加强和皇权的不断衰落，乃至走向崩溃。当然，也应看到，德意志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的差距。西欧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是建立在商品货币经济较发达的基础之上。繁荣的工商业把全国的经济利益联结起来，使分离主义失去存在的经济基础。德意志的经济状况却未能形成为这种连结在一起的全国性的经济利益，而是按地区组成利益集团。各地区牢固存在的自然经济恰恰成为各邦君主专制的经济条件。因此，当法国境内的诸侯被国王征服时，德意志境内的诸侯却发展成可与中央君主抗衡的独立的邦君。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陷入意大利的泥坑之时，国内割据局面日益加剧。1246年，科隆、特里尔、美因茨三位大主教另立新主，加之城市爆发的大规模起义，使弗里德里希二世疲于奔命，积劳成疾，于1250年猝死。1268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康拉丁在亲征南意时被俘，并被送上断头台，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告终。从此各大封建领主不再受制于中央政权，各自发展自己的独立势力。帝国皇帝也不再是世袭，而是由最有权势的诸侯选举产生。最早的选帝侯有七个：科隆、美因茨、特里尔三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巴拉丁伯爵，勃兰登堡侯爵，波希米亚国王。各选帝侯按照自己的利益选举皇帝，彼此争斗不已，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有时因相持不下而选不出皇帝，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几个皇帝。从1254至1273年就是德意志皇位空缺时期，被称之为“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皇位成了诸侯股掌中的玩偶。
  　　连年战争和皇权衰落，直接影响了帝国的经济发展。14世纪初，德意志出现农业危机。农产品因城市垄断价格和行会制度束缚，价格低落，销售不畅。加上黑死病流行，大量人口丧失。到14—15世纪出现了农耕荒芜、村落衰败的景象。封建领主为弥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损失，又加重对农民的榨取。农民境况明显恶化。他们的牲畜被抢走，农地被掠夺，村庄被焚毁。在西部和西南部还形成了新的农奴制。领主集产权、法权、政权于一身，将农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领地上，进行超经济剥削。
  　　农民愤然反抗，其形式有结盟、有起义。14世纪30年代，莱茵地区和阿尔萨斯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并吸引了部分城市市民参加。14—15世纪之交，西南德烽火四起，成了农民起义的中心，起义者结成的同盟，最盛时包括60多个城市和地区。他们摧毁领主城堡，袭击领主武装。最具政治意义的要数以穷苦人的鞋为标志的“鞋会”运动。广大农民集合在鞋会的周围，赶走法国雇佣兵，要求公平合理的服劳役，废除世袭租税。他们不惧强暴，斗争持续了几十年。
  　　与此同时，各地诸侯在政治动荡中扩展自己的权力，加剧独立倾向。各封建领主纷纷给自己加上伯爵头衔，在自己的领地中拥有铸币权、贸易权、关税权、矿山权、森林权，并逐渐形成一整套行政机构和完整的疆域，还有自己的政治中心城堡。至14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外壳下出现了一大批独立的诸侯邦国和邦君，除七大选帝侯外，还有10多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1000多个帝国骑士。他们的领地就是大大小小的邦国。
  　　1386年，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一项帝国立法（因立法用金制的印章盖印，史称“金玺诏书”）从法律上承认选帝侯的政治特权地位。诏书承认选侯有选举皇帝的权力，承认诸侯在自己的邦内有绝对的君主权力，规定各邦内的市民和自由民都隶属于他们的邦君。诏书确认选侯的地位与皇帝相等，是皇帝“身体的一部分”。皇帝赐给城市或任何人的权利，如有损选侯的权益，均属无效。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诸侯邦国分立的体制，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
  　
  第三节 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城市的兴起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德意志尽管政治上四分五裂，但经济领域中的发展走向与西欧是相同的。15世纪后半期16世纪初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德意志地处中欧，处地中海贸易区和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中间。新航路开辟前，这里是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有利的地理条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14世纪，德意志约有大小城市4000座，居民占全国人口的20%。为了保护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城市间缔结同盟，如莱茵城市同盟、士瓦本城市同盟以及著名的汉撒同盟①50000488_0015_0。同盟内保持商业联系，拥有军队、舰队以保护商路畅通。汉撒同盟鼎盛时，加盟的城市达百个，在佛兰德尔的布鲁日、英国的伦敦、法国的贝叶和俄国的诺夫哥罗德都设有商馆。15世纪末，在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在南部和莱茵河沿岸，城市星罗棋布。汉堡、吕贝克、纽伦堡、科隆等城，人口都在2万人以上。
  　　工业尤其是手工业也有长足的进展。分工精细和专门化程度高，仅金属制作业就分为铁蹄、钉、刀剑、甲胄、锁、壶等业。建筑、家俱、枪炮、造船、造纸、纺织等新行业纷纷涌现。特别是15世纪末起，西欧社会出现金属热，极大地刺激了德意志采矿业的发展，有的矿区矿井达几百个，矿工上万人。北部的铜矿和银矿已大规模的开采，并产生了地区性的专业特色，如奥格斯堡和科隆是纺织业中心，纽伦堡是冶金和制作业中心，南德和莱茵沿岸的纺织、冶金和采矿等业饮誉欧洲。当时欧洲的银、铜、金相当一部分是由德意志矿工提供的。
  　　农业的进步尤为明显，北海的围海造田，易北河东岸的垦殖，使耕地面积大增。粮食和牧草轮作制、多田轮作制等新的耕作方法广为采用。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专门化成了此时农业发展的一大特点。中德、北德的啤酒，易北河、威悉河和莱茵河沿岸的葡萄、图林根的染料，奥格斯堡和科隆的亚麻，不仅是德意志，而且成了欧洲重要的工业原料。
  　　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较发达的行业和地区摒弃封建的生产关系，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首先表现在纺织业和矿业中各种类型的手工工场的出现。在纺织业中，一方面由于行会内部小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另一方面由于商人资本加入，一些商人或者买主变成了控制生产与销售的工场主，广大分布于城郊乡间的小手工业者转变为计件领报酬的雇佣劳动者。这种集中的和分散的手工工场在纺织业中心科隆尤为发达，当时科隆月产布几十万匹，远销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1526年，南德巨贾富格尔和另外三个股东集资8.4万金币开采蒂罗尔的施瓦茨矿区。矿区的生产者已不是合伙生产的成员，而是领取工资的雇工。16世纪，德意志雇佣矿工数以十万计。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集中表现在“分成”租佣制的出现。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领主越发感到自己经营庄园榨取实物地租和徭役地租不如把土地出租，获得租金有利。于是便出现了一批承租人，他们与领主订立契约，写明期限，双方按比例分配收成。这种分成制在农牧业中均有应用。承租人自己参加劳动，同时又雇工，工人多来自流浪汉和逃亡的农奴。在租佃的土地上，所有权虽仍属领主，但承租人拥有支配土地的权力，可以买卖、转让乃至继承；工人因多是外来的“客籍”，不受制于庄园旧规而成了自由劳动者。领主和承租人所得已不是纯粹的封建地租，而是带有剩余价值的性质了，所以马克思说：“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
  　　诚然，不应把15—16世纪德意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与英法等国相提并论，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仍很微弱，仅存在于西部和西南部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和行业，封建大领地制还是整个结构的基础。然而，它表明着德意志社会发展的总趋向，冲击封建生产方式的潜在因素已萌发了。
  　
  宗教改革
  　
  　　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主集团，是封建制度的国际政治中心。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两个阶级、两种生产方式矛盾日益尖锐，而一切反封建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天主教会。
  　　罗马大主教会拥有庞大的教阶机构和巨大的地产，他们任意扩大什一税的征收范围，出卖教职，无所不为，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这种搜刮日益加剧。16世纪初，德意志是教廷搜刮的主要对象。罗马教廷视德意志为挤不尽的“奶牛”，横征暴敛。教皇在德意志拥有的土地，占全德土地面积的1/3，每年从德意志搜刮的财富多达30万古尔登①50000488_0017_0。这种赤裸裸的敛财行径，遭到德意志人民的强烈反对。从1517年起，德意志爆发了一场全民族性的宗教改革运动，其创导者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483—1546），生于萨克森埃斯勒本城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经营矿业，母亲出身于市民家庭。1501年青年路德进埃尔富特大学学习，1505年入奥古斯丁会修道院研究神学。1509年，他被萨克森选侯任命为新成立的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1515年，路德出任主管图林根和迈森11座修道院的副主教。在此期间，他潜心钻研圣经。1911年底，他曾访问罗马，目睹教会的腐败，他愤怒地斥之为“肮脏的城”。路德对教会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公开信奉异端，而是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精神关系，他否认神圣教士的作用，不认为圣事是取得恩宠的渠道，反对僧侣集团、教皇和圣事仪式。这种移开人与神的阻隔、强调“因信得救”的主张，正是当时西欧资产阶级平等思想的反映。
  　　1517年10月31日，教皇利奥十世派特策尔的托缽修士到德意志以募集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款项的名义兜售赎罪券。当时流行了一句话：赎罪钱在钱柜叮响，灵魂即刻上天堂。
  　　教廷的敲榨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路德愤然站在斗争的前列，他采用当时进行学术探讨的习惯方式，把自己撰写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从而发出了公开反对罗马教皇的信号。
  　　路德在论纲中指出基督徒只要忏悔，不买赎罪券也能得救。在上帝与凡人之间，教士没有什么必要的职责。因此，他指责教皇出卖赎罪券是错误的，是违背基督教原理的，并强烈要求利奥十世纠正在德意志滥用赎罪券的陋习。之后，路德又散发了很多小册子，进一步宣传自己的信条。他力劝人们只能在《圣经》中为自己寻找基督的真谛，谴责炼狱的邪说，揭露高级教士的奢侈生活，要求取消寺院制度，呼吁剥夺教士特权，主张国家驾驭宗教。1519年6—7月，在莱比锡同教皇代表的辩论中，路德义正辞严地宣布：教会的管辖权“不是神授的权力，而是人的任命或帝王的任命造成的”。在次年6月发表的《罗马教皇权》一文中，他进而号召“把这些罗马来的恶棍逐出国境”。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系统地提出信仰得救，建立廉俭教会，改革教义，简化仪礼，减少宗教节日和改革文化教育等主张。
  　　从贴出论纲的第一天起，路德就赢得了德意志人民、乃至一部分世俗贵族的热情支持。路德教义风靡全德，教皇使者惊呼：“十分之九的德国人欢呼‘路德’！剩下十分之一的人高呼‘罗马教廷该死！’”。
  　　利奥十世决定严厉镇压，1520年6月颁布敕令，要路德承认错误，否则革出教门。路德不为所动，当众烧毁教皇敕令。第二年4月，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议会，迫路德就范。路德在会上宣布：只有《圣经》文句或健全的理性才能令他信服，否则，“我就不能也不愿承认有过什么错误，因为违背良心的事是不对的，也是危险的。上帝帮助我！”在教皇的压力下，查理五世颁布敕令，宣布路德为异端，限期捉拿。但萨克森选侯以及北德一些诸侯将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在人民的积极参与下，宗教改革远远超出路德初衷，反教权发展为反王权，局部地区的斗争扩展为全民族的运动，宗教革命与社会革命紧连一起。如梅林所指出：“与其说是他（路德）推动了运动，不如说他是被运动所推动。”
  　　事实上，路德从一开始就持温和的态度，他只想把改革局限在宗教方面，回避世俗社会政治问题。九十五条论纲虽否定神权，却不否认教廷的其他特权。路德教义具有顺从国家的特点。他认为基督教徒的自由是一种内心的自由，纯属精神范围。在世俗事业上，一个好的基督徒应完全服从业已确立的权威。国家在享有自己的权利方面是一个神圣的机构。因此，路德在论纲中对各邦君主专制和封建领主剥削制度只字未提。被宣布为异端后，他还写诗歌颂诸侯政权，号召人民尊敬服从。路德逐渐脱离了支持他的人民，并攻击群众运动，蜕变成诸侯手中的工具，诸侯则纷纷改宗路德教。
  　　1522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分裂，农民和城市平民坚决要求在消除教皇剥削的同时，也消除一些世俗剥削，特别是封建分裂割据统治。在他们的推动下，爆发了德意志农民战争，把宗教改革运动推向顶点。
  　
  农民战争
  　
  　　16世纪德意志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首先表现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然而波及德意志大部分地区，三分之二农民卷入的农民战争则使这场革命达到了顶点。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农民斗争都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只有在德意志，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要求国家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农民战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生于哈茨的斯托尔堡。曾就学于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获文学硕士和神学博士学位。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先后任见习神甫、神甫、修道院长和中学教师。闵采尔中学时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封建诸侯和天主教会。宗教改革运动初期，他赞同马丁·路德的主张，积极宣传新教教义，但比路德激进。随着斗争的深化，路德倒向诸侯后，闵采尔逐渐与路德分道扬镳。1521年11月，闵采尔发表《布拉格宣言》，提出与路德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主张。他呼吁上帝的“特选子民”不要一味死背圣经和“祈祷哑巴上帝”，而“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以免受骗。他在《宣言》中还声称：“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准备为“至高无上的真理”而斗争。这实际上是号召人们用暴力革命实现社会变革。他认为，“在普通人掌权的国家里，根据基督爱的要求，谁也不能高于别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财产应当公有。”闵采尔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国家政权的一种理想社会。他的理想虽然带有空想的性质，脱离社会实际，但为德意志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524年，闵采尔奔走于图林根、萨克森等地区，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发动组织农民准备举行全德武装起义。在闵采尔的影响下，南德意志地区成为农民战争的策源地。
  　　1524年6月—1526年7月的农民战争大致经历了二个时期，前期从1524年6月—1525年7月，是农民战争的高涨时期，在此时期形成了以士瓦本、弗兰肯和图林根三个中心。1524年6月底，南德施蒂林根伯爵领地上的农民首先举起义旗，并迅速传播到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
  　　施蒂林根的1000多农民军在汉斯·米勒的指挥下占领了瓦尔茨胡特。不久，农民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士瓦本地区，人数扩大到数万人。起义农民提出许多纲领性条款，其中较主要的是《书简》和《十二条款》。由闵采尔门徒制订的《书简》，主张“尽可能不动干戈，避免流血”，但如果办不到时，只好使用暴力，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宫廷、教堂，处死压迫者和叛徒。《书简》是农民战争中最激进的纲领。1525年3月制定的《十二条款》，要求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强调“友爱、和平、忍耐与和谐”，而不是消灭封建制度。《十二条款》是农民军中温和派的纲领，表明士瓦本农民军中占优势的是温和派，闵采尔的激进派虽然是核心和骨干，但居少数派。这一状况给了封建统治者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农民军内部的弱点，施展拉拢、分化、离间等手段于4月初将农民军主力击溃。
  　　1525年3月末，弗兰肯的农民起义，以诺德林根、安斯巴赫、洛腾堡、维尔茨堡、班堡和比尔德豪森6个地区为中心，形成了6支农民军。弗兰肯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他们占领了数百个城堡和寺院，惩办了许多农民痛恨的封建主。但是，弗兰肯的起义者成份复杂，没有统一的指挥、统一的纲领、统一的斗争目标。据史料记载，起义者们曾提出了300多个不同的纲领。加上领导权大多为市民和骑士所控制，很快遭到诸侯军队的镇压。1525年6月初，弗兰肯的最后一支农民军——维尔茨堡的农民军被解除武装。
  　　农民战争的第三个中心地区是图林根和萨克森。这里是宗教改革发源地，也是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的主要活动地区。1525年3月17日米尔豪森的平民集团和市民推翻城市贵族议会，选出实际上由闵采尔领导的“永久议会”。1525年4月底，德意志的封建诸侯拼凑了一支军队前去镇压。闵采尔亲自组织了一支8000人的农民武装迎敌。但由于缺乏武器和训练，闵采尔本人也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未能抵挡住诸侯军队的进攻。5月16日，农民军被击溃，3000多起义者惨遭杀害，闵采尔受伤被俘，同年5月27日被杀害。
  　　上述三个中心地区农民起义的失败基本上宣告了德意志农民战争陷入低潮。此后蒂罗尔茨堡地区农民继续战斗，坚持到1526年7月。农民战争最后失败。
  　　在这场战争中，10万以上农民被杀，德意志各地区的农民重又陷入大小封建主的奴役之下。在城市，市民反对派受压制，城市特权被剥夺，城市贵族的统治得以恢复，这使德意志工商业日趋衰落，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受阻。
  　　从农民战争失败中捞到最大好处的是封建诸侯。他们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获得了更多的封建特权，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和剥削。
  　　但这场农民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对德意志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蓝盾

第四节 三十年战争和普鲁士王国的兴起
  　
  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影响
  　
  　　农民战争失败后，宗教改革运动蜕化为新教与旧教的纠纷，信奉新教的诸侯和信奉旧教的诸侯在宗教纠纷掩饰下争夺地盘和反对皇帝专权。
  　　1608年，以普法尔茨选侯为首建立了新教联盟，追随者有黑森和帝国一些城市，并得到丹麦、瑞典、法国、英国及俄国的支持。1609年，巴伐利亚公爵发起组织了天主教联盟，参加的有德意志的天主教诸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重振帝国皇权，也极力限制新教活动，支持旧教诸侯。天主教联盟得到西班牙、波兰和罗马教皇的支持。
  　　欧洲列强介入新教与旧教两大集团的纷争终于导致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
  　　1618年捷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在捷克（波希米亚）恢复天主教，指定斐迪南二世为捷克国王。斐迪南二世下令禁止新教活动，拆毁其教堂。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民众冲入王宫，把几个官吏从王宫窗口掷了出去，史称“掷出窗外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从1618年至1648年，历时30年，共分为四个阶段：①捷克—普法尔茨阶段（1618—1624）；②丹麦阶段（1625—1629）；③瑞典阶段（1630—1635）；④法国—瑞典阶段（1635—1648）。最后，战争双方于1648年10月24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场席卷欧洲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法国得到3个主教区（梅林、图尔、凡尔登）和整个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除外）。瑞典取得西波美拉尼亚及东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维斯马城和不来梅、维尔登两个主教区，从而得到波罗的海和北海诸港口。正式承认荷兰、瑞士独立；帝国境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邦诸侯领地恢复到战前状况，诸侯在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上的自主权。
  　　这场战争使德意志损失了1/3的人口，300多座城市，2000多个村庄毁于一旦。封建主利用战争造成的破坏，大肆霸占土地，许多自由农变成了农奴，13世纪已被废止的农奴制得以复活。在易北河东岸地区，自由农就“像白色的乌鸦一样罕见”。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加深了德意志境内的分裂割据局面。当时的德意志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360多个独立邦国，以及4万个世俗领地和4万个教会领地。一年有多少天，德意志就有多少个邦国。例如，威斯特伐利亚面积仅1200平方英里，却存在着52个邦国。领地如此狭小，使邦君不敢轻易进行军事演习，害怕稍不留神炮弹掉入邻邦而引出祸端。
  　　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也导致了关税壁垒。易北河上，从皮尔纳到莱比锡要通过32道税卡。从柏林到瑞士，要经过10个邦国，办10次手续，换10次货币，交10次关税。度量衡和货币十分复杂，仅货币就有6000种。皇帝的最后一点权威已荡然无存，帝国各机构形同虚设，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已名存实亡。
  　　恩格斯指出：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德国有200年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外力的作用下，德意志才重又步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这个外力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普鲁士王国的兴起
  　
  　　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开始出现一种“畸型”的专制制度。它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是一种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是一种德意志各邦的邦专制制度。这种邦专制制度导致帝国灾难性的分裂，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
  　　在各邦国中，对德意志的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除了奥地利外，当数普鲁士王国。
  　　普鲁士王国的核心地区是勃兰登堡，因而了解普鲁士的兴起首先就得了解勃兰登堡的发展过程。
  　　约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日耳曼人征服了易北河东岸地区。5—6世纪，由于民族大迁徙，大部分日耳曼人离开此处。留下的日耳曼人逐渐与由东方迁来的斯拉夫人融合，形成斯拉夫人居住区。928年，萨克森王朝国王亨利一世占领了哈韦尔人的主要城堡勃兰登堡，后被夺回。亨利之子奥托一世继续东进，推行“重新征服旧日耳曼人居住区的政策”。勃兰登堡又为萨克森王朝所有。983年，此处文德尔人叛乱，使德意志在这里征服的领地全部丧失，德意志帝国的疆域仍以易北河为界。
  　　12世纪上半叶，统治帝国的萨克森王朝皇帝洛塔尔三世再次征服勃兰登堡，并于1134年4月11日将此处作为军事采邑授予阿斯卡尼亚家族的安哈尔特伯爵。从此，勃兰登堡就一直在德意志的版图之内。
  　　在阿斯卡尼亚家族统治下，勃兰登堡得到了发展和加强。1252年，伯爵约翰一世取得选帝侯称号。到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任伯爵瓦尔德马尔时，勃兰登堡的版图已达4.5万平方公里，还建立了柏林、科伦、法兰克福、古本等城。1320年后，由于阿斯卡尼亚家族后续无人，勃兰登堡处于近一个世纪的纷繁易主的混乱时期。
  　　1415年4月30日，纽伦堡指挥官、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六世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这就开始了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此后，勃兰登堡领地面积迅速增长，几乎每一代统治者都征服或“购进”了新的领地。1594年，约翰·西吉斯蒙特娶了臣属波兰王国的普鲁士①50000488_0026_0公爵的女儿安娜·冯·普鲁士为妻。1618年，普鲁士公爵去世，因无男嗣，普鲁士公国转让给霍亨索伦—勃兰登堡选侯。1655—1660年波兰与瑞典战争，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联波反瑞，获胜。根据《奥利瓦和约》，勃兰登堡获得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勃兰登堡—普鲁士专制政权建立。1700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利用奥地利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之际，把勃兰登堡的军队出租给哈布斯堡皇帝去打仗，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利奥波德一世那里获得“普鲁士国王”称号，把位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疆土以外的普鲁士公国升格为王国。1701年1月18日，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在哥尼斯堡的宫廷中举行加冕礼，成为普鲁士国王，称弗里德里希一世。然而，“国王”这一称号，还仅仅限于不属于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这位新国王在他的其他领地中还仍然保持选帝侯和伯爵的称号。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大王）时（1740—1786年在位），整个勃兰登堡—普鲁士才逐渐构成为一个普鲁士王国。
  　　普鲁士王国建立后，便竭力扩充军队，扩展领土。在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中（1740—1742、1742—1745、1756—1763），夺取了奥地利的富裕省份西里西亚，进入了欧洲大国的行列。1772年，参与俄奥第一次瓜分波兰，取得西普鲁士等地，把王国的领土和人口从1740年的11.9万平方公里和225万人增加到1786年的19.5万平方公里和350万人。接着，在参与第二次（1793）、第三次（1795）瓜分波兰中，又先后取得但泽、托伦、南普鲁士、华沙以及东北普鲁士等地区。其后，虽在19世纪初由于拿破仑的进攻，普鲁士王国一度陷于崩溃的境地。但经过莱比锡、滑铁卢战役和维也纳会议，它的领土达27.8万平方公里，人口1040万人，成为欧洲军事强国。
  　　勃兰登堡最初是作为军事采邑分封给萨克森王朝贵族军官的，黩武精神一直成为这里领主的“传统”。正是依靠军事武力，使它得以不断扩展版图。普鲁士王国建立后，更加不断扩充军事力量，军队从3.8万人增至8.3万人，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当时，普鲁士人口在欧洲大陆居第十三位，领土居第十位，军队却居第四位。军队成为王国的中心，国中之国，工、商、农、文化等一切的发展都视其能否增强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占全部国家收入的7/11。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在普鲁士王国的发展过程中，容克始终是中坚力量，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容克，德语Junker的音译。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来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在德国历史上真正起过较大的作用的是乡村容克，即普鲁士贵族庄园主，他们是征服易北河以东地区并在那里生活下来的德意志骑士领主的后裔。乡村容克具有粗犷、暴戾、眼光狭隘的特点，政治上属于极端保守派，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容克操纵着普鲁士国家机器，垄断了行政和军队中的一切职位。普鲁士军队中的官职一律由容克贵族担任。由于普鲁士施行长子继承法，容克次子大都服役，从小进讲武堂受军事教育，毕业后充任军官。官兵关系完全是领主与农奴的关系。1653年勃兰登堡选侯赐与容克以完全支配农民的权力和免税等种种特权，他们控制着农业经济和粮食贸易。
  　　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普鲁士实行着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各部各级均以忠诚为行动准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声称：“朕乃君主，故应为所欲为。”官吏对于国王，也像士兵对军官一样，只有无条件服从，不要求他们想问题，不要求他们发挥主动性。所有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均出自国王独断。马克思在描写普鲁士专制主义时指出：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教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都纯粹是瞎说。
  　　必须指出，普鲁士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不是如西欧各国那样，是利用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的一定均势来实现的。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容克把自己的利益，如镇压农奴、对外掠夺等，与君主专制政权联系在一起；国王依靠容克建立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因此，从王权集中这个意义上说，普鲁士的君主专制要比西欧各国强得多。这里始终没有出现过像“三级会议”、“国会”这种王权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机构。因此，普鲁士的资本主义的因素相当薄弱，要发展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必须削弱和瓦解容克的力量，但在瓦解容克建立资本主义关系的同时它必将受到容克的巨大影响。

蓝盾

第二章 农奴制改革和“统一与自由”运动

　

第一节 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

　

震撼来自外部

　　　

　　进入18世纪，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关系初步成长起来，农村中普遍兴起分散的手工工场，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集中的手工工场，1785年在德意志安装了第一台蒸汽机。然而，直至18世纪末，德意志仍处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非常微弱和缓慢。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德意志的封建农奴制和封建分裂割据局面。

　　复辟的农奴制严重摧残着农业生产力。西部地区，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实行的是地租庄园制，农民以缴纳（实物或贷币）代役租来对地主履行封建义务。但地主仍可按照封建特权不断增加代役租，任意限制农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农民出卖或继承产业时，须交给地主相当于产业值的1/5到1/3的“转手费”，一年中要为地主服2—4星期的劳役，连结婚也须求得地主同意。在易北河以东地区，普遍盛行着以劳役制为基础的领地庄园制。容克地主依靠享有的“领主裁判权”、“警察权”和“教会保护权”，肆意剥夺农民的财产，支配农民的劳动时间，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农民实际上被看作“罗马法意义上的奴隶”。在波美拉尼亚，农民被作为不动产，领主估价自己庄园的财产是连同农奴一起计算的。梅克伦堡的法律规定，地主有权不连带土地而单独出卖农奴，农民每周至少服徭役3—4天，经常是5—6天，有的地方甚至达到每年288个人工日和无数的畜工日。随着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庄园经营的扩大，劳役又不断增加，而且扩大到农民的妻子和儿女身上。农民只得在有月光的夜晚用精疲力竭的牲口来耕种自己的土地。这种腐朽的人身依附关系，贬低了人的价值，恶化了农民的处境，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德意志的农业生产一直处在极端低下的水平。

　　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德意志的手工业却完全为行会所控制，一切古老的法规和条例仍在严格执行。行会对其组织之外的手工业者严加排挤和迫害，关门倾向有增无减，手工业一蹶不振。加之封建分裂割据局面，诸侯火并，外国介入，以及各邦自成体系，关卡林立，使国内市场难以形成，自然经济难以冲破，农奴制度难以瓦解，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难以成长。

　　落后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使德意志虽已萌发了资本主义关系，但尚未具备向封建生产关系冲击的内部条件，德意志民族还形成不起推翻封建势力的革命力量。震撼德意志封建基础的力量来自外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使“正在封建泥沼中奄奄一息的德国又获得了生活能力”（恩格斯语）。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炮声，人权宣言的呐喊声，处死路易十六的吼声，声声惊雷首先在德意志大地上得到反响。

　

人民反封建斗争

　

　　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最早，反封建斗争表现得较为激烈的是邻近法国的莱茵区。1789年秋，特利尔、美因茨、亚琛、萨尔布吕肯、普法尔茨等相继发生拒服徭役和拒缴租税的事件，有的地区发生暴动。1790年春，萨克森农民起义，规模很大。全德从西到东，烽火连绵，大有酿成农民战争之势。

　　城市中的手工业帮工也不断骚动。罢工示威此起彼伏。1793年初，西里西亚的城市发生了织工暴动，得到了农民和帮工的支持。1793年纽伦堡、1794年斯图加特和德累斯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1794—1795年汉堡爆发了裁缝工人起义。

　　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贵族自由派也投入斗争。各大学的学生植自由树，视法国革命为自由新世纪的破晓。市民阶级提出废除教士和贵族的封建特权。他们要求参与政权。一些“奥地利雅各宾党人”甚至想组成一个政治组织，号召全德协同起义，响应法国革命，推翻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统治。民主运动中心的美因茨，革命分子仿效法国第三等级，组成了德意志雅各宾俱乐部“自由与平等之友社”，福斯特被推选为该社主席。

　　格奥尔格·福斯特（1754—1794）生于但泽，少年时就深深感受了沙俄民族压迫的残酷。17岁到20岁，随父亲环球考察，领略了异国的风情，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验，培养了敏锐政治眼光。1778年，青年福斯特返回德意志，以饱满的热情进行民主活动。他预感到欧洲政治风暴即将来临，1782年3月3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欧洲看来已到达可怕的革命时刻。群众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以至只有流血才能济事了。”当巴黎革命凯歌高奏、莱茵河左岸义旗招展时，福斯特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行列。

　　1793年3月17日，莱茵德意志国民大会开幕，福斯特当选为副议长。大会委派福斯特率一个3人代表团访法，向巴黎国民公会宣告：莱茵河和摩泽尔之间地区为自由独立的共和国；与德意志帝国和皇帝断绝关系；加入法兰西共和国；废除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特权。这是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美因茨共和国。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被赶跑，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按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则加以改造，生活在共和国的公民，就像福斯特所说的：“由教士们压迫、践踏而默默无言的奴才，变成挺身直立、高声谈话的自由公民，变成自由平等的果敢的朋友了。”

　　由于国家和民族在政治上和信仰上的分裂，以及资产阶级经济上的不强大，政治上的不自觉，使各地人民反封建斗争始终未能形成一场全德范围的革命。1793年春，莱茵河左岸大部分地区重又落入封建势力之手，美因茨共和国经过3个多月的保卫战，终于失败。1794年1月10日，福斯特英勇就义。

　　对德意志的更大震撼和起决定性直接影响的，还在于新法国和旧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封建君主国干涉法国革命的进程，最终导致了德意志政治局势的大变化。

　

反法联盟战争对德意志封建制度的削弱

　

　　法国革命的节节胜利，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使德意志各邦君主惊恐万分。他们为法国逃亡贵族提供反革命据点科布伦茨，参与策划法国国王夫妇的逃亡计划。1790年夏，普奥两邦缔结赖兴巴赫协定，捐弃前嫌，携手对付革命的巴黎。1791年7月6日，在法国路易十六逃亡阴谋败露后，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从帕多瓦向欧洲宫廷发出通告，要求共同对巴黎施加压力，逼革命的法国让步，保护路易十六。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更主张建立君主联盟。7月25日，在维也纳签订了普奥协定，决定对法国革命采取共同行动。8月27日，普王和奥皇在萨克森的皮尔尼茨发表声明，公开宣称所有君主对恢复法国王权的关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不惜使用武力。1792年2月7日，普奥签订友好防御条约，正式结成反法的军事同盟。4月20日，法国掌权的吉伦特派对德宣战。普奥遂即调兵遣将，趁机进击。10万奥军和4万多普军集结于莱茵河、摩泽尔河畔，妄图一举击溃法军。7月25日，干涉军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从科布伦茨发布（由法国逃亡贵族起草的）宣言，扬言：如果法国王室受到伤害，将把巴黎夷为平地。然而，普奥各怀鬼胎，彼此关心的是借于涉法国革命壮大自己，削弱对方，终难协调一致。9月20日瓦尔米一战，干涉军惨败，撤回德意志。法军乘胜进军，于年底占领美因茨、布鲁塞尔和亚琛等大片西部地区。

　　首次对法进军的失败，使貌合神离的普奥联盟裂痕加深。普鲁士趁奥地利军事失利之际，转向俄国，于1793年1月23日在圣彼得堡签订普俄条约，越过维也纳，同俄国再次瓜分了波兰。奥地利则一如既往，继续对法采取军事行动。3月22日，新皇弗兰茨二世操纵帝国议会作出决议，德意志帝国对法宣战，并加入以英国为首的第一次反法联盟①50000488_0033_0。1793年冬，联军利用巴黎的党派斗争，发起攻势，取得了一些战绩，收复亚琛，进入比利时，包围美因茨、占据法德边界要塞。但是，革命的法国很快又恢复了自身的活力。罗伯斯比尔采取果敢有力的措施，连败联军，将之赶出法国领土。1794年，法军又取得决定性胜利。5月的孚日山战斗，使普军陷入困境。6月，奥军惨败于弗勒里斯，退出南尼德兰。9月，奥军在北方受挫，退过莱茵河。10月，科隆、波恩、科布伦茨陷落，法国开始了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的20年统治。

　　面对干涉战争的败局，普鲁士决定单独同巴黎媾和。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1795年4月5日，双方在巴塞尔签订和约，普鲁士听任法军驻留莱茵河左岸，得到的补偿是由它控制整个北德意志。柏林此举，加深了德意志的不和与分裂。维也纳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并向英俄靠拢。1795年9月25日，奥、英、俄结成三国同盟，共同对法作战。可是俄国另有谋划，欧陆的反法战场上，实际只有奥军在艰苦鏖战。

　　1796年初，反法战争的局势发生剧变。拿破仑·波拿巴奉命远征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拿破仑利用法军高昂的士气，施展自身的指挥才能，连败奥军，1796年8月至次年1月的四次战斗，给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1797年10月18日，法奥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和约。奥地利放弃它所属的尼德兰和直到阿迪河为止的意大利，同意割让莱茵河左岸地区。第一次反法联盟被粉碎。

　　时隔不久，反法国家又建立了第二次反法联盟，主要参加国有英国、奥地利、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普鲁士中立。1799年春，35万联军向法军攻击，连连得手。6月，奥军直逼阿尔萨斯。8月，俄军在意大利北部击败法军，将之赶出意大利。接着，俄英军队在荷兰登陆。反法联军从意大利、瑞士、德意志的莱茵和荷兰四个方面进逼法国。然而，第二次反法联盟比第一次联盟分裂得更快。奥地利独吞意大利的野心引起沙俄的恼怒。沙皇宣布退出联盟，召回全部俄军。恰在这时，被国内危急形势震惊了的拿破仑从北非回国，于11月9日发动政变，成立执政府，立即挥戈北意。1800年6月14日，法奥在马伦戈遭遇，奥军大败。12月3日，奥军又在巴伐利亚的霍亨林登战役中损失惨重，一蹶不振。1800年2月9日，同法国签订吕内维尔和约。据此，德意志帝国完全被排斥出莱茵河左岸，莱茵河从此成为德法的国界。1150平方英里的领土及近400万居民被划归法国所有；奥属尼德兰和卢森堡为法国所得；奥地利在1797年获得的前威尼斯领地的一部分也被剥夺。

　　在法国的支配作用下，1803年2月25日德意志帝国代表会议通过一个总决议，取消了112个帝国诸侯领土，约有300万人改变邦国国籍；废除教会诸侯，实行教产还俗；归并许多帝国城市，仅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奥格斯堡、法兰克福和纽伦堡仍为帝国直属城市。普、奥在这次“领土转移”中得利最大。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也扩大了领土，但必须以充当法国的附庸为代价。

　　干涉战争的节节失利，也使德意志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和封建制度不断削弱。大批割据小邦的取消，等于清除掉一大堆阻碍建立统一民族大厦的废墟。废除教会诸侯和教产还俗使德意志封建统治支柱的天主教的权力、组织和生存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而真正标志着封建制度削弱的则是与军事失败相伴而行的各邦人民的起事。1795年柏林帮工暴动，1799年波美拉尼亚、1803年东普鲁士农民骚动。在西里西亚及北德地区，农民骚动和工人罢工持续不断。在法军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废除世俗和教会贵族的特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一些共和主义者甚至在那里开展第二个德意志共和运动，效仿法国，建立莱茵河左岸共和国。封建统治者被迫进行一些改革。1794年6月生效的北德“通用邦法”，虽本质上仍维持封建统治，但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等要求作了让步。普鲁士则在1799年和1805年间实行解放国有土地上的农民的政策。

　　正当帝国政治处于急速瓦解之际，反法的干涉战争再起，拿破仑不断扩大在德的战果，进一步扫荡了德意志的封建势力。

　

莱茵联邦和帝国终结

　

　　1805年，俄、英组成第三次反法联盟，奥地利加盟，普鲁士仍守中立。拿破仑先发制人，集中力量打击奥地利。10月20日，法军在乌耳姆击溃奥军，并于11月间直捣维也纳。12月2日，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尔利茨村附近三皇会战，拿破仑大败10万俄奥联军。奥皇求和，于12月26日签订普列斯堡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承认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为王国，巴登为大公国（它们均为法国的盟国，在拿破仑的支持下，已摆脱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从属关系）；奥地利赔款4000万弗洛林；维也纳承认法军对意大利皮蒙特、热那亚、帕尔马等的占领，把亚得里西海沿岸的领土威尼斯等让与拿破仑为王的意大利王国。这样，奥地利总共割让了1140平方英里、80万居民的地区，由此损失了1/6的臣民和1/7的国家收入。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的优势丧失了。接着，拿破仑继续扫荡德意志西部、南部直属帝国的小邦割据势力，把总共550平方英里、120万居民的地区分配给法国庇护下的16个德意志邦。

　　1806年7月12日和16日，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以及拿骚的几位公爵、列支敦士登侯爵等16个德意志邦国的代表在巴黎签署了一个莱茵联邦议定书，正式宣布：自1806年8月1日起，放弃德意志帝国爵位，脱离帝国，组成莱茵联邦，设两院制的议会于法兰克福。拿破仑支配着联邦的外交和军事。

　　这个被称为“第三德国”的莱茵联邦的成立，不仅使拿破仑获得了对付普奥的有力拱卫，也是德意志政治地图的大调整。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彻底失去存在的基础了。8月1日，拿破仑发出通知，他不再承认德意志帝国。8月6日，查理大帝第54代后裔德意志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发表宣言，宣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已不复存在，一切帝国议会等级代表的义务也已解除，他本人仅保留奥地利皇帝的头衔，称弗兰茨一世。这样，存在800多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了。

　　摧垮奥地利以后，拿破仑便集中力量对付普鲁士。为消除法国的军事威胁，1806年9月，普鲁士会同俄、英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6日，拿破仑向柏林宣战。10月14日，两军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交锋，拿破仑全歼普军，并趁胜占领普鲁士的大部分领土。10月27日，法军进入柏林。之后，普鲁士一度在俄国的支持下继续抵抗，但终难挽回败局。 1807年7月9日，普法签订提尔西特和约，规定，普鲁士在波兰夺得的全部领地被剥夺，在这些领地上组成华沙公国；普鲁士易北河左岸的全部领土划归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责成普军由14万人裁减为4万人；普鲁士偿付法国1亿法郎的赔款，15万法军驻扎在普鲁士直至赔款付清撤走。条约使普鲁士的人口和领土都减少一半，降到三等国的地位。列宁称“提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

　

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

　

　　1805年—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根据不同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拿破仑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进行控制。他将紧连法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纳入法兰西帝国版图，由帝国中央直接统治。派他的弟弟热罗姆为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国王。视拿破仑为保护人的莱茵联邦则完全成了帝国的附庸。拿破仑以其强大的军事优势迫使支离破碎和被肢解了的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充当反英反俄的附庸。

　　为了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拿破仑在对德意志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按照法国的模式，强力推行资产阶级改革。

　　打击教会势力，取消教会特权，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观念，使教会失去作为与国家并列的公共权威的地位。在很多地方，赶走教会贵族和主教，解散修道院；废除什一税，没收教会财产；取消教会法庭；法律保护信仰自由，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和不信仰宗教者，同享公民权。

　　摒弃贵族的封建特权，建立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封建等级被清除了，社会由僧侣、贵族和庶民等等级构成的理论让位于社会由法律上平等的个人构成的理论；贵族免于纳税、占据官职和控制军队的特权被剥夺了，各种职业和职位向有才能的人开放。

　　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在法国占领和控制的西德和南德等地区，人身依附的庄园制实际上不存在了。领主丧失了对农民的一切旧约的管辖权；农民由领主的臣民变成国家属下的人民，有职业、迁徙、婚姻和诉讼等自由。由此，在西部和西南部，像在法国一样，造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小土地的自由农民阶级。

　　取消行会法规，普遍宣告人人享有劳动权，可以随意学习并加入任何行业。此外，还废弃国内关税，鼓励德意志境内的自由贸易；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推行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十分强调法治，他在给热罗姆的信中告诫道：“德意志的各国人民，像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人民一样，也需要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我确信特权阶级耀武扬威到处都是遭人憎恶的。你要做一个立宪的国王。”于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积极成果都在德意志广为传播。法院与行政机关分开了，世袭官职和鬻卖官职消失了，王公高官滥用财政杜绝了，国王也列在文官薪俸表上，个人开支同政府开支严格区分。

　　由于不停顿的军事进逼和强大的反法力量的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缺乏统一的计划和坚定有力的实行。但此举毕竟对德意志的发展影响甚大。正是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有了近代的工业，德意志资产阶级取得了相当的势力。所以恩格斯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蓝盾

第二节 农奴制改革

　

改革前的形势

　

　　对法战争把德意志、尤其普鲁士引向崩溃的边沿。军事行动带来了经济的严重破坏，连年战争造成了国家财政枯竭。普鲁士原就是一个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18世纪末，它的国家岁入700万塔勒，军费支出高达600万。如今因为军事的失利还得承担法军的巨额战费。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要承担1.5亿法朗赔款和供养15万法国占领军。以1807年到1812年 5年间，普鲁士在减少一半人口和岁入的情况下，共付给法国10亿多法朗的军税。加上被迫参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中断了与英国的贸易，使工农业遭到严重的损害。所有这些，使德意志的社会经济生活陷入混乱状态。

　　经过1806—1807年的战争。普鲁士很多庄园遭到捣毁。多数贵族穷困潦倒，无力重建庄园。如果能革除限制土地自由买卖的旧规，允许市民购置贵族的庄园，即可引城市资本流入农村，从而引起农业的资本化，而农业资本化的最终实现又是以私人土地上的农民解放为前提的。因此，对农业实行彻底变革已刻不容缓了。

　　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和容克统治的腐朽。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强烈地意识到，“当时历史环境除了提供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出路之外，再没有达到民族复兴的别的出路。”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明智者也看到，照旧维持农奴制的统治，非但不能使德意志摆脱拿破仑的压迫，而且也无法挽救容克政治的破产。贵族骑士施泰因告诫：“如果国家要想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中保存自己，就必须对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开明容克哈登堡直接上书普王，呼吁“必须从上面做法国已经从下面做了的事。”

　　拿破仑关心战争赔款的兑现、军税的收入以及拆散有可能结成的俄奥普君主同盟，不希望普鲁士等邦国破产，因而也支持改革。况且在他占领和控制的华沙公国、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和莱茵联邦早已实行废除农奴制的资产阶级改革了。

　　总之，来自下层和上层的压力，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使德意志各邦政府不得不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以便一方面利用农民来反拿破仑的压迫，防止国家覆亡，另一方面稳定国内局势，挽救大土地所有制，巩固摇摇欲坠的容克统治。1808年在巴伐利亚、1812年在拿骚、1817年在符腾堡、1820年在黑森—达姆斯塔特和巴登、1821年在库尔格辛等都废除了农奴制。其中，以普鲁士的改革时间最早、内容最典型、影响最深远。

　

施泰因改革

　

　　1806年以后，普鲁士虽缩回到了易北河以东旧有的保有地，但在全德邦国中，它毕竟是对法国依附性较少的独立王国。因此，在德意志的爱国者心目中，它具有民族主义的道义上的优势。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爱国志士直奔那里，共商民族独立和振兴国家大计。普鲁士成了全德争取民族自由、变革旧制的中心。实际上，19世纪初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改革，正是德意志民族共同创造的业绩。活跃在普鲁士土地上的优秀人物，不论是思想家费希特、黑格尔，军事改革家格奈森瑙、沙恩霍斯特，还是政治改革家施泰因、哈登堡，他们都不是普鲁士人。

　　卡尔·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来自西部德意志，帝国骑士出身。他较早接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潜心研究法国的启蒙思想以及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1786—1787年去英国旅行，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使他比易北河以东那些抱残守缺的容克更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施泰因在格廷根大学主修法律，毕业后出任普鲁士的官吏，先是被任命为威斯特伐利亚矿山的最高领导、高级矿业顾问，后出任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院议长。1804—1807年担任普鲁士税务工商大臣。因力主改革一度被革职。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1807年9月被普王任命为首相。

　　施泰因改革的基本思想是，变以等级出身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为以阶级（财产）为基础的现代立宪国家，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把君主的臣民变成真正的国家公民。施泰因首先着力于废除人身依附关系，解放农民。早在1799—1805年间，普鲁士就在皇家领地上实施了解放农民的改革，但私人领地上的农民解放为数极少。施泰因格外憎恨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谴责那里的贵族宫殿是“虎狼之窟，这些虎狼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自己置身于墓穴一样死寂的环境中洋洋自得。”1807年 10月 9日，施泰因颁布一项法令——《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史称“十月敕令”。法令规定，废除一切人身隶属关系，世袭的、非世袭的及契约的依附关系一概取消。宣布自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再不允许存在庄园农民的隶属关系，整个普鲁士王国从此“只有自由人”，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可以离开土地自由选择职业和结婚等。法令同时确认，贵族、地主、市民、农民均可自由经营工商业，撤销对土地自由处理的一切限制，市民和农民可以购置庄园的地产。

　　为了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刺激庄园地产的资本化，确保农业改革顺利进行，施泰因又着手进行市政改革。1808年11月 19日发布了《普鲁士王国各城市法规》，规定：城市有自治权，有财政、教育和公共事务管理权，国家只保留对城市的最高监督权、司法权和部分警察权；城市的行政中心是市议会，议员由市民无记名投票选出。按法规确定，年收入在150塔勒（大城市为200塔勒）的市民就有选举权。这就摒弃了以出身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封建等级观念，确认了以财产和收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法则。根据法规要求，1809年4月，柏林举行首次普选，15.6万居民中有1.1万人参加选举，选出的议员102名均为有产者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执掌城市的权力，封建行会受到严重的削弱。施泰因甚至准备把这一改革推向农村，实行乡村自治，后因被解职未能实现。

　　国家行政改革，是施泰因采取的第三个行动。国家机关的瘫痪状态和政治的黑暗混乱局面，使施泰因深感必须革除贵族专权的行政管理制度。 1808年 11月 24日，他发布一个《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规章》。据此，取消国王内阁，解散总管理局，成立内务、财政、外交、军政、司法五个部，负责国家事务，还计划在五个部之上设立一个国务院作为最高的行政机关，国务院任命各省省长。

　　施泰因改革虽不很彻底，特别是在解放农民问题上，土地所有权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民还需负担繁重的地租、徭役等封建义务，地主还保有许多控制农民的特权，诸如领主裁判权、教会保护权和警察权，等等。但是施泰因改革冲击了普鲁士容克特权和官僚体制，因而招致容克的仇视，特别是当易北河以东的庄园主获悉施泰因拟把改革扩大、深化的时候，更是视之为祸害。他们狂呼“施泰因比拿破仑更严重地损害了普鲁士国家”，叫嚷“宁要三次耶拿战役，不要一个‘十月敕令’”。容克顽固派千方百计加害施泰因。

　　施泰因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抗拿破仑的压迫。在他出任首相前夕写下的《拿骚备忘录》中就激昂慷慨地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恢复对祖国、对独立和民族荣誉的感情。”他掌权后便把迫使法军从普鲁士撤走、摆脱拿破仑的制约作为外交的中心。1808年上半年，西班牙反法民族起义使施泰因大为振奋，认为反抗“邪恶的暴君”、“为德意志人解放祖国”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在一封致维特根施泰因侯爵的信中，主张全德应支持正在酝酿中的奥地利反法战争，在北德举行起义。反对改革的容克设置圈套，使这封信落入法国人手中。拿破仑勃然大怒，迫使普王于 11月 24日将施泰因解职。一个月后，拿破仑从马德里下了手谕，宣布施泰因为法兰西和莱茵联邦的敌人，不受法律保护。施泰因逃亡国外，1813—1815年同其他德意志爱国者组织了“德意志事务委员会”，继续致力于解放普鲁士的事业。

　　新接任的阿尔腾施泰因内阁庸碌无能，到1810年春，普鲁士的混乱局面已不可收拾。拿破仑也大为不满。10月27日普王任命哈登堡组阁，继续施泰因的改革事业。

　

哈登堡改革

　

　　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1750—1822）生于汉诺威的埃森罗德的一个贵族家庭，1791年到普鲁士任职，1804年起担任外交大臣。他一度活跃于外交舞台，参加一系列的对法谈判，以圆滑世故的手腕同拿破仑周旋，在保持普鲁士的独立地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哈登堡反对农奴制，要求变革现状。但与施泰因不同，哈登堡倾向于开明专制主义的旧统治形式，尽量使改革照顾到容克贵族的利益。1807年9月的《里加备忘录》集中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哈登堡拥护法国革命，但他接受的是法国变革的内容，却拒绝法国变革的方式；他呼吁对国家进行根本的治疗，跟上时代的潮流，却主张进行一次善意的革命，哈登堡写道：“那种由于政府的明智，而不是由于内部或外部的暴力冲击所致的革命，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基本原则”；他宣扬政治民主，却不打算真正把权力交给人民；他主张在资产阶级生活中，在经济方面，运用自由平等的原则，却认为应以维护并加强普鲁士政府权威为前提，尽管如此，哈登堡仍然不失为普鲁士杰出的改革家，在1810—1822年担任首相期间，继续施泰因未竟之业，颁布了一些改革法令。

　　哈登堡于1811年9月 14日颁布《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对解决农民的地产权和劳役义务问题作出决定：（一）农民可以把使用的土地转为己有，不论是世袭农民还是非世袭农民，他们在按规定向庄园主赎买义务后，均可将其田庄转为自身财产。（二）解除劳役及其他常规地租，即附着在这些产业上的一切义务和权利都应解除。（三）给地主以物质补偿，农民在把世袭耕地变为自由地产时，必须向地主缴纳相当常年地租25倍的赎金，或让出部分土地，才能免除徭役和租税。世袭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割让份地的1/3，一代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则必须割让份地的 1/2给领主，如保留地太小的农民，不能靠割让后的剩余土地维持生活，可保留全部土地而支付租金。

　　民族解放战争中断了法令的施行，拿破仑失败后，封建地主抵制改革的进行。哈登堡对调整法作了修订，1816年5月29日公布一项《皇家宣言》，对可以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民的范围作了限制。只有至少拥有一辆双套马车、并且在常规的村圃地中享有一份土地（即1763年普王威廉二世严令禁止地主驱逐农民以前始终保持着这份土地）的农民，才能按1811年的调整令赎买封建义务。

　　以上两项法令连同1821年的《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构成了哈登堡的农业立法，它的实施交由一个1817年成立的总委员会负责处理。这种“普鲁士式道路”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历时数十年，直至19世纪40年代末才基本完成。

　　在农业改革的同时，哈登堡尝试着财政、工业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 1810年 10月 27日的《财政敕令》、 1810年 10月 28日和11月2日的《工业税敕令》，规定征收普遍营业税，取消免税特权，使税收得到平等的、适当的分配；宣布营业自由，废除中世纪王侯拥有的限制工商业的禁令特许权和强制特许权，取缔束缚工商业经营的桎梏；声明取消行会，每个成员可自由退出行会，每个行会由其成员议决存散。1812年3月11日颁布的《关于犹太公民地位的敕令》，承认犹太人在公民身份和经济活动方面享受平等权利。永久居留在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及其家庭，“应视为本国人和普鲁士国家的公民”，他们同享公民权利，同尽公民义务。

　　哈登堡改革同施泰因改革是一个整体，它同样遭到了贵族地主的抵制和责难，麕集在《柏林晚报》周围的容克集团诅咒哈登堡改革是“把值得尊敬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变成一个新型犹太国家”。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816年后，哈登堡对调整法作了一系列有利于容克的修订，加上容克不断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中尝到甜头，因而不再激烈反对，改革得以继续缓慢地进行下去。

　

军事和教育改革

　

　　军事改革是19世纪初普鲁士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有：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奥古斯特·冯·格奈森■（1760—1831）、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

　　针对普法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普鲁士军队中的问题——贵族充任军官、雇佣兵制、野蛮的体罚及落后的训练和作战方式，沙恩霍斯特等一批有远见的军官深深认识到，要使普鲁士军队和民族融为一体，使军队成为民族的有活力的机构，就必须改革军事制度。早在1802年，沙恩霍斯特就发起组织“军事协会”，创刊《军事手册》，将许多将领聚集在一起，研究军事问题，批判不合理的军事制度。提尔西特和约之耻更激起这批爱国军官的改革热情。施泰因和哈登堡对此均予以支持。1807年7月以沙恩霍斯特为首的军事改组委员会成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

　　废除雇佣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792年2月军事法规定的所有特权和例外，如纳税的富裕市民免服兵役、城市平民服役年限为20年等统统废弃。一切年满17岁至24岁的青年（特殊条件者除外）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鉴于拿破仑强迫普鲁士将兵力压缩为4.2万人，沙恩霍斯特采取一种速成兵制度，即每个连队每月给3—5名士兵放假，再由同样数目的适令青年顶替，通过这种不断的短期轮训吸收更多的国民服兵役。至解放战争时，已训练出12万士兵。这就大大改变了军队的成份，使军队的组成再也不是强征的农民和对外招募的雇佣兵了。

　　放弃单一的正规军制，建立国民预备军。1813年3月17日发布《后备军条例》，决定组建三种后备军。第一种为第一预备军，由年满26岁到32岁的男子、适令应征而没有入伍的男子和退伍军人组成，其职能是战争期间参与正规军作战。第二种为第二预备军，参加者为40岁以下的所有男子，负责在战争中的警备任务和为正规军提供后备力量。第三种为地方民兵，17岁到50岁未参加前两项预备军的男子均为其成员，主要任务是战时保护交通线，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

　　改变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局面，从严选择军官，1808年8月6日的军事条例明文规定，提拔军官“不得照顾其出身”，“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据此，至解放战争前夕，1806年任职的143名将军裁去了141名。1819年，普鲁士军官中贵族成份仅占54%。此外，为了培养军官和参谋人才，1810年还建立了普通军事学校。

　　严禁对士兵的野蛮惩罚，推行精练组织、提高士气的练兵方法。1808年的法令，禁止鞭打和穿列笞刑，保障士兵的“背脊的自由”。沙恩霍斯特格外强调“更新战士的精神”，使遵守纪律和作战勇敢的保证不再是农奴式的训练，而是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发扬。同时，还取消陈旧的线式战术，仿照法国的榜样，军队编为混合旅，进行协同作战和散兵战术的训练，以适应现代战争。

　　建立新的军事体制，严选军官，提高士气，采取新的训练方式，这些被克劳塞维茨所概括总结的军事改革的内容，影响深远。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战争和民族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教育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是威廉·冯·洪堡（1767—1835）。洪堡出生于波茨坦的贵族家庭，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格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在耶拿时结识了哥德和席勒，并成为忘年之交。1802年—1809年担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在施泰因的举荐下，洪堡于1809年出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主持教育改革。

　　洪堡的教育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要求。他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天赋受到教育，同时又使他具有对全社会的责任感。为此洪堡确定，教育的目的应是“造就出为了祖国的利益、完全自由和充分发展全部能力的人”，“所有学校不是作为任何特权阶层的部分，而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部分。”按这样的方针，洪堡提出了一整套的革新措施。

　　建立新的教育体制，设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初等教育为小学，4年制。中等教育分实科中学和完全中学，前者是6年制的职业学校，课程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主，后者是9年制的普通中学，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大学。初等学校进中等学校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这就打破了依据出身门第而获得受教育权利的陈规。

　　注重师资水平，采用新教学法。政府明令，只有受过训练的合格的教师才能在校任教。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还特设教师研究会，培训新教师。洪堡按照瑞士教育家斐斯泰洛齐的学说，废除机械式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以引导学生的自我发展。

　　创办新型高等学校，培养高等人才。1809年，洪堡上书普王，获准开办柏林大学，年拨款15万塔勒。他广为罗致人才。费希特被聘为第一任校长。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史学家尼布尔、医学家赖尔、农学家塔尔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应聘任教。学校实行“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领先”等原则。年轻的柏林大学很快成为德国第一流的大学，在德意志的民族解放和统一事业中起着精神中心的作用。

　　19世纪初期的普鲁士改革虽很不彻底，但它却使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改革加速了封建关系的解体。容克地主把从农业改革中获取的大量土地和现金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改造庄园，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使农奴制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容克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容克阶级。加上工商自由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了资产阶级的诞生。普鲁士开始从封建庄园制过渡到资产阶级容克地产制，这种在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用资本主义剥削代替农奴制剥削的方式，被称为“普鲁士道路”。此后德意志的历史进程——30年代的关税同盟，40年代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50、60年代完成法律上的解放农民，70年代的民族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究其基础和发端，都应归结于19世纪初的农奴制改革。因此，这场改革也就是德意志近代史的开始。

　

普鲁士道路的深入推广

　

　　1821年至1848年，普鲁士就调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和赎买封建义务的问题，先后颁布了10项法令，2项公告，5项内阁命令，2项条例和2项规定。农业改造广泛进行，易北河以东地区进展尤快。30年代中，这里约有94.6%的农民地位得到改善，到1848年，已有近30万“赎免农户”（世袭农户）和7万多“调整农户”（非世袭农户）解除了封建义务。他们总计赎买了600万日车马劳役，1700万日手工劳役，折合资金为1850万塔勒。

　　在西南德，农业改革工作进行得更彻底。巴登1820年法令废除了农奴制时期的人身赋税，并开始赎买劳役税，1831年无偿取消国家的劳役，1833年允许农民赎买地主的封建劳役，1848年法令消除了封建束缚的最后残余。符腾堡1830年宣布农民可以赎买封建劳役。萨克森1832年的《赎买条例》较之同类法规更为激进。巴伐利亚虽进展缓慢，但在整个改造潮流的推动下，至1848年，亦颁布了改革令，废除领地裁判权和警察权，无偿取消劳役，赎免封建地租。

　　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成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轮作制代替了三圃制，人造肥料广为运用，土壤大为改善。19世纪上半叶，全德谷物产量增产至1.2亿吨，畜牧业大幅度发展，德国取代西班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优质羊毛生产国。

　　普鲁士道路在全德深入推广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德意志的社会性质。首先是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变了，土地不再是收取地租的骑士领地，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紧密联系、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其次是劳动力的性质变了，农民摆脱隶农身份，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长工和日工。最后是产品分配的性质变了，封建的超经济的剥削关系已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所代替了。这样，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主要部分——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都在农业改革这股洪流的冲击下瓦解了。同时，深入的农业改革又加速了容克的资产阶级化，富农阶级的出现，以及资产阶级的购置地产，使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和地主化的资产阶级混合成长的新阶层逐渐形成。因此，正是这个变革，使德国的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可能采取温和的、自上而下的调整手段来完成。而且也正是这个变革的深入开展，使德国的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蓝盾

第三节 民族解放战争

　

民族运动的兴起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德意志民族觉醒的警钟。在此之前，作为德意志民族外壳的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个影子。在人们的意识中，只有小邦国，只有欧洲，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很少有德意志。上层阶级甚至以采用外国的风尚、服装、礼仪、生活方式、观念和语言为荣。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民族团结的范例，宣告了各民族的自由、平等，拿破仑在德意志以“革命者”身份出现的同时又充当了贪得无厌的掠夺狂。这就从正反两方面启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

　　从1800年起，德意志掀起猛烈的民族运动。尽管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但目标是一致的：要求民族团结，反对异族压迫，恢复德意志的独立性。洪堡在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时，痛感祖国的沦陷和民族的耻辱，决心改革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先锋战士。1813年的解放战争，全体柏林大学的学生均投身其中。1807—1808年冬，费希特在敌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一系列《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论证了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号召争取形成一个作为人类理性王国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演说影响了整整一代德意志青年，激励他们为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和复兴而英勇战斗。浪漫学派更是把民族精神和民族活力作为创作的中心题材。海德堡的三位浪漫派作家，阿希姆·冯·阿尼姆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合编的民间抒情诗《少年的魔笛》（1806），约瑟夫·格雷斯的《德意志人民丛书》（1807），都以鲜明的观点揭示德意志的历史意义，宣扬德意志人的民族权利。对此，施泰因称赞说：在海德堡燃起了一股吞噬法国人的熊熊烈火。

　　发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吼声，都充满着民族仇恨和恢复民族自信的激昂情绪。农家子弟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1806）论著中，用通俗易懂语言，呼唤人们热爱祖国，维护民族独立，结成民族共同体，准备起义。“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是政治体育的创始人。他组织青年，以训练体操、野外远足为名进行爱国主义活动。

　　各地的爱国者还试图组织起来，扩大民族主义宣传，团结战斗。人们在沙龙和社团里秘密聚会。1808年柯尼斯堡的共济会员建立了“道德同盟”，1810年费希特的学生弗里森组织的“剑术馆协会”和雅恩组建的“德意志同盟”都以积极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独立性为宗旨，竭力宣扬和发动民族反抗与民族起义。

　　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中，在一大批杰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之中，不乏军政要人。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洪堡，他们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改革，都是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振兴德意志为推动力的。

　　由于小邦割据和拿破仑的严密控制，民族运动未能在德意志形成为一个同步进行的总行动。1809年奥地利起事失败后，借助改革的强劲力量，普鲁士便跃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坚。

　

北德和普鲁士起义

　　　

　　1808年夏爆发的西班牙起义，开始了欧洲人民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1809年4月初，维也纳当局在爱国者的推动下，对法采取军事行动，反抗拿破仑的压迫。与此同时，被并入巴伐利亚的罗蒂尔农民起义，支援奥地利，拿破仑调重兵镇压，5月13日，维也纳宣布投降，10月14日签订申布龙和约。奥地利割地、赔款、裁军，被贬为一个欧洲的二等国。

　　1810年底，拿破仑又将北德的汉诺威、汉撒城市等大片地区吞并，法兰西国旗直插波罗的海之滨。北德各邦人民在爱国军官、贵族的领导下，纷纷起义。起义的主力是军人，但都是小股分散的部队，普鲁士的起义则有着广泛的人民参加，有力地打击了法军。

　　早在奥地利准备起事时，施泰因、格奈森瑙就提出发动北德武装起义，瓦解拿破仑在这里的结盟体系。沙恩霍斯特甚至动议，同东方强国沙俄联手，发动民族大起义，抗击法军。在哈登堡的支持下，沙恩霍斯特于1811年10月动身前往彼得堡同俄国签订军事协定。当普王再次向拿破仑屈膝，于1812年2月与法缔约后，深感耻辱的爱国人士立即弃职离开了普鲁士。施泰因、克劳塞维茨去俄国，格奈森瑙去英国。他们在国外继续活动，积极谋划民族解放战争。施泰因在彼得堡组织了一个德意志委员会，格奈森瑙努力沟通与英国的关系，前柏林总监格龙纳图力图在布拉格组织反抗力量给法军以背后一击。1812年6月—10月，拿破仑侵俄惨败，普鲁士各界趁势掀起了民族解放的热潮。

　　首先树起义旗的是普鲁士将领汉斯·大卫·冯·约克（1759—1830）。他是支援前线法军的普军指挥，在率部从波罗的海撤退的途中，于1812年12月底未经普王授权，毅然同一支由克劳塞维茨为顾问的俄军达成协定，宣布普军保持中立。此举导致了普法的决裂，也有力地推动了全德的民族解放战争。1813年1月，施泰因以沙皇代表的身份到东普鲁士，会同约克一起组织该省的反拿破仑斗争，并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建议筹建一支2万人的地方武装。一股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流席卷整个普鲁士王国。在沙恩霍斯特领导下的军备委员会号召组织志愿狙击兵部队，取消一切免服兵役的规定，宣布动员。迫于形势，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于2月23日发布义务兵役制的命令，2月 28日同俄军最高司令官库图佐夫签约结盟，商定俄普双方各派15万人和8万人共同作战反对拿破仑。 3月 16日，普鲁士向法国宣战。次日，普王发表《告我人民》书，呼吁人民通力合作，解放祖国。这样，普鲁士人民的爱国运动就同政府的组织领导融合在一起了。全德各地，青年大学生踊跃参加志愿狙击兵团，17岁到40岁可服兵役的人被编入地方武装。民族运动开始越出边界汇成巨大的洪流，“哪里有人说德语，那里就是德意志”，成了人们的共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德意志土地上开展起来。从3月起，汉堡、德累斯顿、不来梅、奥尔登堡、索林根、埃尔贝费尔德等地都燃起民族起义的烽火。

　

莱比锡大会战

　

　　法军在1812年侵俄战争惨败后，欧洲所有反拿破仑的力量便急速汇集起来。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与东欧的农业封建主义、西班牙的教权主义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各国的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组成了不协调的反法大联唱。1813年3月，有英、俄、西、葡和瑞典参加的第六次反法同盟成立。在春季的战役中，俄普联军渡过维斯杜拉河和奥得河，直抵易北河东岸同法军相对峙。并在4月初将法军赶过易北河，确保了柏林的安全。在沙恩霍斯特任总后勤部长的普军主力进而攻占了萨克森。4月底，联军8万多人进抵莱比锡东南地区。但在随后的几次战役中，联军频频失利。5月2日的吕岑会战，联军败北，撤出萨克森。5月20日至21日汉堡重又陷入法军手中，汉诺威起义被平息，爱国将领沙恩霍斯特不顾战伤前往奥地利劝说结盟，途中病情恶化，在布拉格去世。

　　可是，也就在这时，急需兵员补充的拿破仑却通过奥地利调停，双方于 1813年6月 4日签订停战协定（停战期限初定为7月20日，后延至8月16日）。这虽给了拿破仑补充新兵的时间，也使联军得以喘息，作战略调整。而且停战谈判期间，奥地利要挟拿破仑的企图未逞，反法联军局势的好转，又使奥地利作出倾斜。 8月 10日，维也纳宣布调停结束，正式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并于次日对法宣战。

　　战事重开时，在德意志土地上，拿破仑集合了44万人马，反法联军则有52万。联军推举奥地利将领卡尔·施瓦岑贝格伯爵担任总司令，并将兵力分为三个军团：波希米亚军团，由12.7万奥军、8.2万俄军和4.5万普军组成，施瓦岑贝格亲自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由6.6万俄军和3.8万普军组成，担任统帅的是普鲁士70高龄的老将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勃吕歇尔，格奈森瑙任参谋长；北方军团，由 7.3万普军、 2.9万俄军和3.9万瑞典军组成，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为指挥官。

　　8月26日至27日，在德累斯顿的争夺战中，拿破仑亲临指挥，击败了联军的波希米亚军团。联军损失3.5万人。但在其他战役，法军却连遭败绩。至月底，联军三路大军逐渐向德累斯顿合拢，形成了半圆状的包围圈。

　　双方都在捕捉战机，准备决战，由于德累斯顿一时难于攻克，联军便采用勃吕歇尔的建议，放弃攻击德累斯顿，直取法军背后的莱比锡。10月初，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渡过了易北河，从北面直逼莱比锡，并很快将法军压缩在莱比锡附近。

　　10月16日，30万联军向17万法军发起攻击，史称“国际大会战”的莱比锡战役正式开始。5个多小时的猛烈炮击后，联军的4个攻击集团逐渐缩小包围圈。10月18日，用以抵御联军北方军团的萨克森军和符腾堡军倒戈。法军局势危险，拿破仑下令撤退。10月19日，联军进入莱比锡。这一役，法军损失6.5万余人，36名将官被俘，900辆弹药车、300余门大炮和4万余支步枪被缴获。拿破仑且战且退，于11月撤到莱茵河一线。留下后卫部队，自己返回巴黎。

　　莱比锡大会战的胜利给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依附于拿破仑的各邦国纷纷作鸟兽散，莱茵联邦瓦解。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解体了。到1813年底，除了一些要塞，包括汉堡等在内的莱茵河右岸的德意志领土解放了。

　　联军乘胜追击，勃吕歇尔在1814年新年之夜渡过莱茵河，解放了左岸的德意志领土并向法国北部挺进。联军屡战屡捷，2月 27日在巴尔、3月 10日在拉昂、3月 21日在阿尔西，均获大胜。3月31日，沙皇和普王进入法国首都巴黎，拿破仑眼见大势已去，于4月4日退位。根据盟国达成的协议，由法国路易十六之弟回国执政，是为路易十八。

　　德意志实现了民族解放，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却留待战胜国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去解决。

　

德意志联邦的建立

　

　　打败了拿破仑以后，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包括先前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邦国都派代表参加。普鲁士首相哈登堡和洪堡、奥地利首席大臣梅特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以及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塔列朗等人，控制了会议的决定权。

　　维也纳会议干了两件事。一是复旧，即按“正统主义”原则恢复封建秩序。于是，法国、西班牙、南意大利、皮蒙特一撒丁、汉诺威、黑森—卡塞尔等国君主纷纷袍笏登场，在欧洲掀起一股复辟的逆流。二是分赃，即瓜分战败国的财产，瓜分欧洲的势力范围。据此，英国扩展并巩固了殖民霸主的地位，俄国在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基础上又向西深入欧洲250英里，同时又获得了比萨拉比亚和芬兰。

　　在对弱小国家的领土任意分割和对民族任意肢解的交易中，也改变了德意志的政治地图。普鲁士同沙俄谋划，俄国独吞波兰，普鲁士兼并萨克森，这一企图遭到奥地利的激烈反对。1815年1月3日，奥、英、法以及荷兰、汉诺威、巴伐利亚达成秘密协定，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普俄让步。沙俄控制了一个缩小了的波兰王国，普鲁士获得萨克森的 2/5。为予以补偿，普鲁士又得到了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这样，普鲁士的重心就向西移动到达法国的边界。奥地利则从德意志的西部边界撤回，重心东移。它放弃了尼德兰和从前在上莱茵的领地，取回或取得了加里西亚、伊里利亚、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萨尔茨堡以及莱茵河地区和豪斯鲁克地区。英王所辖的汉诺威获得了希尔得斯海姆、戈斯拉尔和明斯特兰北部，并升格为王国，横在东部普鲁士和西部普鲁士中间。南德诸邦除稍有变动外，基本上保持莱茵联邦时期的领土状况。其他诸侯国也几乎都保存下来，但拿破仑时期的还俗教产和被剥夺的教会领地仍维持现状，不予恢复。

　　同领土调整后国家的支离破碎状态相一致的，是全德范围内统一的政治新秩序并未形成。维也纳会议虽然没有恢复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几百个被合并的小邦，但却保持了德意志的分崩离析。在列强的直接干预下，建立了一个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组成的五强委员会，于1815年6月8日签署了《德意志联邦条例》，据此，38个君主国和自由市结合成为一个德意志联邦。它包括：1个帝国、5个王国、1个选帝侯国、7个大公国、9个公国、10个侯国、1个伯爵领地和4个自由市。其中有三个非德意志的君主，即英国国王代表汉诺威王国，丹麦国王代表荷尔斯坦因公国，尼德兰国王代表卢森堡大公国。奥地利帝国只有它的德语区、波希米西和摩拉维亚属于联邦。普鲁士王国的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波森没有加入联邦。

　　德意志联邦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仅仅虚构了一个统一的外貌，根本没有一个真正国家实体的内涵。条例确定，“联邦的目的是维持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联邦各成员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各邦的经济、军事、内政、外交部各行其是。对外，联邦不能作为整个德意志的统一体行使外交权力。对内，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国家元首，没有统一的最高法院，虽有“起草联邦的根本法”的议定，但这仅是一个空头许诺。似乎作为中央机构的唯一象征，就是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的议会。它由各邦的代表组成，奥地利任主席。全部事务的领导由一个委员会负责，其成员共17人，普奥等大邦各有一席，其他小邦共同拥有6席。涉及对内对外重大问题，由共有69票的全体大会决定。票数的分布也是大小邦不等的，帝国、王国均拥有4票，小邦只有1票。6月10日由各邦代表签署的联邦议定书被收入9日通过的“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这就给欧洲列强的干预德意志民族事务埋下了伏笔。

　　德意志联邦完全是个维护旧秩序的工具，是一个维护分裂割据的工具，是一个维护列强在德利益的工具。德意志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却未能实现民族的统一和自由。然而，经过法国大革命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德意志大地上新的发展潮流已不可逆转，全德人民关于民族统一和自由的愿望再也无法消除。

　

蓝盾

第四节 “统一与自由”运动

　

李斯特与关税同盟的建立

　

　　发展资本主义和统一国家的要求造就了一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其中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的经济学说，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谋求统一的要求。

　　李斯特，1789年8月6日出生在符腾堡的罗伊特林根城的一个皮革匠家庭。未受过正规教育。青年时学过皮革手艺，当过书记员、财政官员，1817年应聘为蒂宾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19年创立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1820年当选为符腾堡等级议会议员。因主张统一关税，改革市政管理遭政府监禁，被迫流亡国外。丰富的阅历、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使李斯特成为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资产阶级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民族统一的先驱。

　　李斯特痛斥封建复辟逆流，反对专制独裁，认为应该“抛弃那些已经陈旧的，妨碍公民自由活动的形式”，主张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他大声疾呼：“昂首挺立和发挥自己智力的应是10万个自由平民，而不是30个贵族！”他激烈批评“神圣同盟”。

　　同他的政治观相一致，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也集中地反映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被恩格斯誉为“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李斯特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他力主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反对充当英国“世界工场”的小伙计；实行关税保护主义，反对盲目追随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针对小邦割据状态，李斯特特别强调建立全德关税同盟，指出：“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并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他因此而被后人推崇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思想鼻祖”。

　　李斯特重视理论用之于实践。他要求德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应改变闭塞的、超脱的、短浅的学究作风，真正起到“本民族在经济事务中的当然代言人”的作用。他身体力行，积极地旗帜鲜明地投身于争取德国统一和经济统一的斗争，发起组织了“德意志工商业者协会”（1819），起草《致德意志联邦议会请愿书》，明确提出“在德国内部废除各种关税”的要求。这个协会遂成为要求经济统一的德意志资产阶级的重要组织。他亲自主办了《符腾堡档案》杂志和《德意志工商者机关报》，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思想。他组团访问魏玛、斯图加特、慕尼黑、柏林、维也纳，向各邦统治者诉说德意志工商业的困境。他往返奔走于南德诸邦，斡旋建立了“南德商业同盟”，使之成为后来全德关税同盟的重要基础。在遭受封建反动政府迫害流亡国外、侨居美国后，又争得合法身份，于1832年作为美国驻莱比锡领事返回德国，继续为发展德国工商业而努力。致力于全德铁路系统的规划和筹建，对于正在兴建的“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李斯特欢欣地写道：“这是个‘连体双胞胎’，彼此肢体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一个伟大目标，即把德国各个部族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因此他又被后人赞为“使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统一起来的伟大先驱者”。

　　李斯特关于经济统一的主张及努力虽受到奥地利为首的封建势力的阻碍，却为普鲁士所接受。

　　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并非是个切实意义上的国家实体，它仅仅虚构了一个统一的外貌，各邦仍保有绝对的独立性，内政外交自行其是，这导致了关税的纵横交错，税制繁多。当时的德意志联邦，从马格德堡到德累斯顿须过16道关卡，从汉堡经易北河到德累斯顿的货物须纳35次过境税。更有甚者，各邦（包括普鲁士）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关税壁垒，直至1818年，普鲁士境内还保有60个税卡。众多的关税无异于条条绳索，束缚着勃兴中的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尽管联邦条例第19款规定各邦在贸易与交通方面要采取一致行动，然而囿于私利的大大小小邦国却迟迟未能就统一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达成协议。

　　面对德意志联邦在关税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以普鲁士财政大臣莫茨（1775—1830）及其继任者马森（1769—1834）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感到普鲁士完全可以越过联邦采取单独行动，率先统一普鲁士关税，以此影响全德关税的统一。1818年，普鲁士通过了关税法，首先在本邦内实行统一税制，取消省际和城市间征收的复杂混乱的税收，从而创建了一个约1000万人口的统一市场。1819年起，与邻近一些小邦国分别缔结了关税协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828年与黑森—达姆斯塔特缔结了双边条约，1929年与南德商业同盟缔结条约，并很快挫败了萨克森、汉诺威等组成的“中德商业同盟”的作梗，把南北两个关税区连成一片。1833年，普鲁士——黑森关税同盟与南德商业同盟合并，正式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它包括普鲁士、莱茵黑森、库尔黑森、图林根、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等18个邦国①50000488_0060_0。加入同盟的地区占全德领土4/5，有3300万居民。同盟条约规定：废除内地关税，同盟各邦之间免除关税，对同盟外邦国实行统一进口税；关税收入按人口比例分配于各邦。

　　关税同盟的建立，排除了各邦之间的经济樊篱，作为一个经济政策整体出现的统一的经济区建立起来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的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它也成为普鲁士最终统一德意志的先声。

　

南德、北德各邦反封建专制斗争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极大地冲击了德意志的封建制度，普鲁士改革更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觉醒。德意志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和国家统一的斗争日益高涨。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与统一问题上往往更注意实现本邦的自由立宪，所谓“宁要没有统一的自由，不要没有自由的统一”便是这一倾向的典型概括。

　　1817—1819年的大学生运动，掀起了德意志第一次立宪运动浪潮，标志着“自由与统一”运动的开端。1819年8月联邦代表会议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将大学生协会、新闻自由等视为非法，学校设政府代表，监督学生的活动和教授的教学。大学生运动被镇压。30年代，法国七月革命的胜利，使自由派重新振作，掀起第二次立宪运动浪潮。

　　在南德，1831年巴登议会开幕，自由派教授韦尔克尔提出一系列立法建议，经过激烈争辩，议会批准了新闻法和废除尚在农村中保留着的什一税。巴登的新闻法是对联邦法中新闻检查的公开对抗。它的实施鼓舞和活跃了自由主义运动，巴登、巴伐利亚、黑森及法兰克福等地的自由派频频越界接触，民族统一遂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主题。韦尔克尔进而动议，“把德意志联邦发展成尽力促进德意志民族统一和德意志公民自由的组织”，实际上是要求建立“德意志的统一自由的国家。”

　　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自由主义运动更为深入。反对派人士不仅在议会中激烈抨击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迫使国王撤掉民愤极大的内政大臣爱德华·冯·申克，更重要的是，把斗争引向议会以外，立法自由派发展为激进民主派。1832年3月，成立了一个“新闻和祖国协会”，明确提出议会的目的是“以民主的精神，组织一个德意志国家”。协会在各地建立分会，甚至波及南德、中德和西北德。“新闻和祖国协会”是继大学生协会之后，又一个超越邦界的全德性政治组织。它顶住反动势力的高压，唤发各邦人民奋起投入“统一与自由”运动。在协会的感召下，不少地方群众举行政治集会，民族统一和人民主权成了共同的呼声，普法尔茨的居民还种了自由树，升起三色旗，有的甚至以武力还击军警的镇压。

　　在北德，运动表现了鲜明的特点，参加者包括社会各阶层，尤以城乡下层人民为主，运动的火药味很浓。

　　1830年9月，不伦瑞克的市民由于要求召开邦议会被拒绝而举行起义。起义者建立国民军，进攻并烧毁了公爵宫殿，赶走了众所切齿的查理二世公爵。由贵族、官员和市民代表组成的邦议会任命查理二世之弟不伦瑞克——厄尔斯的威廉公爵接管政府。1832年颁布的新宪法，规定建立一院制议会，赋予议会立法权，加强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在议会的地位。

　　同一时间，黑森首府卡塞尔也爆发了起义。人们包围选帝侯宫殿，捣毁税务机构，愤怒的农民进攻地主的宅邸，焚烧租税账册。激烈的行动迫使选帝侯威廉二世接受人民的要求。1831年1月，黑森颁布宪法，规定设立一院制议会，实行间接选举制，议会有权批准税收、决定法律和对新宪法的动议，议会代表有权弹劾违宪的大臣。就争得的民主权利而言，这部宪法是德意志第二次立宪运动浪潮中达到较高标准的一部，打击了封建复辟最为严重的北德中等邦国中的封建势力。

　　工业发展仅次于普鲁士的萨克森王国，也是民怨沸腾，斗争四起。1830年9月，两个大城市德累斯顿和莱比锡首先起事，迅即蔓延到其他地区。起义矛头直指贵族特权和黑暗政权。佞臣冯·爱因西德被赶下台，70岁的国王被迫让位。1831年9月，萨克森新宪法诞生。实行两院制议会，上院以贵族为主（10名由国王任命，12名由选举产生）；下院由城市工商界代表和农村地主、富有农民代表组成，后者居多，议会所争得的权力大致达到南德的水平。

　　在汉诺威，自由化运动更是壮观。1831年1月，格廷根的大学生揭竿而起，得到群众响应，酿成人民起义。起义者组建武装，冲击军队、市政和警察当局。起义虽被镇压下去，却迫使国王威廉四世进行改革，减轻赋税，免去执政大臣明斯特伯爵职务。1833年，国王签署了宪法，召开了等级议会。宪法虽保证了贵族在上院的优势，但也使城乡资产者在下院获得较大的发言权。1837年，威廉四世的兄弟、专制狂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继位，并于11月1日宣布废除宪法。人民斗争再起，出现了德意志史上光照千秋的“格廷根七君子抗议”的壮举。由历史学家弗里德里斯·克里斯托夫·达尔曼，法学家威·阿布雷斯特、雅科布·洛林和威廉·洛林兄弟，物理学家威廉·声伯，东方学家亨利希·埃瓦尔德和文史学家格·哥·格尔维努斯等七位教授签名的抗议书被广为印发。抗议之声遍及全德。暴君无奈，只得于1840年重新颁布宪法。

　

汉巴哈大会

　

　　30年代自由派运动最显著的进步就是，运动的范围，不再局限在单个邦国以内，而是开始发展为全德各邦的共同行动；运动主要成员，不再仅仅是知识理论界，而且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阶层。汉巴哈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进步的集中表现。

　　1832年5月27日至30日，在哈尔特河畔诺伊施塔特附近的汉巴哈宫举行了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节日”大会。大会的组织者是雅科布·西本普法伊费尔（1789—1845）和约·格·奥古斯特·维尔特（1798—1848）。参加者有手工业者、手工业帮工、农民、知识分子、波兰侨民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等共3万人。几乎全德各城市都有代表出席。大会上进行了激昂的政治演说。西本普法伊费尔在节日致词中庄严地预告：“一个共同的德意志祖国站起来的日子终将会来到”，“分裂的、压抑的和使人意志消沉的一切权力象征都将消失”。摆脱国内外的暴虐统治、废除君主制、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象征着自由的黑、红、金三色旗为先导，佩戴缀有“振兴德国”字样绶带的维持秩序者分列两旁，“人民万岁”、“自由统一的德国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汉巴哈大会实际上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全德人民大会”，史称“汉巴哈庆典”。它表明，超出地区和邦国界限的全民族的政治运动正在出现，在德意志开展大规模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对此，封建复辟势力大为恐慌。梅特涅敏锐地感到，革命的瘟疫已重新在德意志蔓延。他再次开动联邦机器，动员各邦反动势力，共同镇压革命。6月28日和7月5日，联邦议会分别通过决议，重申1815年维也纳决议的规定——国家全部权力必须集中于国家元首之手。据此，取消各邦议会的预算咨询权；设置一个等级谈判监督委员会，负责“把那些与对联邦承担的义务和与受联邦条约保证的政府权力相冲突的动议和决议作为注意的对象，并向联邦大会告发”；查禁反对派报纸，加强书报检查；解散符腾堡邦议会，废除巴登1830年新闻法；逮捕汉巴哈大会领导者。

　　革命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止息斗争，广大手工业工人、知识分子和小资产者反抗的情绪更加激烈。他们秘密组织起来继续战斗。1833年4月3日，在“新闻和祖国协会”分会及大学生协会的秘密策划下，法兰克福几十名大学生、手工业者和波兰军官，冲击了警备队和警察岗哨，试图以此掀起一次反专制主义的人民起义。只因准备不足和寡不敌众，起义被镇压下去。

　　接踵而来的是反动派更加疯狂的迫害，野蛮暴行泛滥全国。书报遭查禁，起义分子被处死刑、被投入监狱和被迫流亡国外。至1838年底，全德有23个邦1800多人受到审讯和起诉。“统一与自由”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

　

　　进入40年代，德意志的“统一与自由”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形成了要求“统一与自由”的民族运动。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德意志工业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同贵族自由派一起，成了运动的领导力量。深受封建割据统治之苦的小资产者以更激进的姿态投入运动。反对派的政治、经济主张已不是单个邦国、某个阶层的利益体现，而是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具有全民族的普遍性。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全德范围、全民族范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是从40年代开始的。

　　资产阶级自由反对派的力量集中在工业发达的普鲁士，特别是西里西亚、莱茵河两岸和东西普鲁士更是反对派活动的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希勃劳斯的律师亨利·西蒙，东普鲁士省长泰奥多尔·冯·雪恩，医生约翰·雅科比，亚亨的大资本家达维德·汉塞曼（1790—1864）和科伦的银行家鲁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等。

　　1840年6月7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其长子继承王位，是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被称为戴王冠的“浪漫主义者”的登极，一度点燃了人们对实行宪法的希望。9月5日，东普鲁士省议会召开，议会向国王递了请愿书，要求兑现其父1815年的许诺，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身为省长的雪恩支持这个动议，写了题为《何来何往》的小册子，论证宪法的必要。雅科比写了《一个东普鲁士人回答的四个问题》一文，以自问自答的通俗形式，尖锐地揭示了等级议会的形同虚设，抨击专制制度践踏民权。东普鲁士议会和雪恩·雅科比的行动得到了全普鲁士、全德各邦人民的支持。1845年，大部分普鲁士省议会都向普王递上了要求立宪的请愿书。

　　莱茵区的反对派致信东普鲁士议会，表达了他们要求立宪的共同愿望。莱茵区集中着德意志经济上最有影响、政治上十分活跃的大资产阶级，汉塞曼和康普豪森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汉塞曼是纺织、保险、铁路和金融业的巨头，政治上对贵族特权和专制王权极为不满，认为普鲁士各省议会有贵族议员，全然不合“民族”利益。法国七月革命时期，他上书普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国家最富有的人就应在国家占有压倒的优势。”几乎在东普鲁士议会呈书普王的同时，汉塞曼也给新王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实行出版和言论自由，实施立宪，改普鲁士各省的等级议会为全国代表会议，行使议会职权，改革选举制度，结束贵族统治。

　　然而，大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政治上属温和的自由主义，要求改革，但又畏惧革命，只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即与国王、贵族达成协议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然而，国王公开拒绝立宪，并鄙夷地写道：“家长制是德意志君主的风尚，治理这个国家是祖先传给我的任务，是我的世袭权力”。国王的态度使人们消除了对新王的幻想，明白要在普鲁士通过和平的途径改变现状是绝不可能的，必须以斗争求变革。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有着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为强烈的政治主张。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秘密革命组织。初期的领袖人物是路德维希·伯尔尼（1786—1837）、亨利·海涅（1797—1856）等。他们在书报检查制度的压迫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在文学的冰层下面泛起民主的波浪。伯尔尼的《巴黎通信》，猛烈抨击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辛辣地讽刺普鲁士的王权独裁、贵族政治、官僚和小市民。海尔维格的《仇恨之歌》，公开宣布革命斗争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唯一手段。

　　同一时期，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等。他们发扬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从批判现存的宗教观念入手去批判旧制度。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剖析了基督产生的种种传统的荒谬性，认为摆脱宗教偏见是政治进步的条件。费尔巴哈在其名著《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以唯物的观点论证了上帝不过是人类幻想的产物。他大胆宣告：“自然和人之外一无所有”。青年黑格尔派是德国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在政治上抨击封建制度，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但对反动势力的斗争仅停留在对宗教和基督教义的批判。然而他们的哲学著作对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影响极大。恩格斯写道：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自经受过它的人才可理解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都是一下子就变成了费尔巴哈派了。”

　　1842年1月1日《莱茵报》在科隆的创刊，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民主主义力量不断壮大。《莱茵报》全名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创办人有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有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它发展成为进步力量的机关报。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稿。1842年10月，马克思任该报主编。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报纸的视野大大拓宽，开始把重心移向人民群众，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鲜明，发行量从1842年10月的885份增至1843年1月的3400份。

　　《莱茵报》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同结下的民主硕果，它在批判现存制度、动员人民奋起斗争、推进“统一与自由”运动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普鲁士反动派深感威胁，于1843年3月31日将《莱茵报》封闭。

　　《莱茵报》被封闭，但《莱茵报》产生的影响却无法磨灭。1843—1846年，“统一与自由”运动向纵深发展，突出的特点是运动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和游行在各大城市纷纷举行。推动德意志社会前进的基本力量正在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蓝盾

第三章 1848—1849年革命

　

第一节 革命形势形成

　

“农业危机”和“饥饿暴动”

　　　

　　19世纪30—40年代，民族民主运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广泛开展，强烈地震动着德意志的统治秩序，民族统一、国家独立和政治民主的共同要求，把各被压迫阶层团聚在一起，向封建统治发起政治冲击。

　　1845年和1846年德意志连续发生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加上各邦人口剧增，造成粮食奇缺，农产品价格上涨50％。流亡在外的民主派人士毕希纳写道：“德国大部分地区所遭受的物质压力，与精神上的重压一样，是可悲和可耻的。在我看来……远远没有比成千上万个家庭连煎土豆都吃不上更叫人黯然神伤了。”更为严重的是，1847年由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德意志，工厂关门，银行倒闭。这一年，仅汉堡就有100多家商店停业，小手工业尤惨，据统计，每天有8家小手工业破产。

　　城乡工农业危机，激化了紧张的政治局势。1847年2月，巴伐利亚首都慕尼黑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市民、工人、学生在街上与军警发生冲突，痛打并赶走了乱政的国王宠姬罗拉。1847年春，巴登城乡各地出现了大量的革命传单，号召实行劳动人民普遍武装，消灭官吏和贵族，建立共和国。1847年4月，柏林爆发了“马铃薯暴动”。饥馑的人们走上街头，冲击王宫，捣毁面包店、肉店和市场上的货摊。普鲁士政府出动了全部柏林驻防军，才把暴动镇压下去。同样的骚动也发生于萨克森的工业中心开姆尼茨和符腾堡首府斯图加特。在柏林、维也纳等大城市，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汇集在一起。深受地主压迫的农民也动作起来，遥相呼应。在西南、西部和东北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团体举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民主活动。1846年和1847年在法兰克福和吕贝克举行日耳曼学学者大会，被称为“思想界的邦议会”。1847年6月，在吕贝克举行全德意志歌咏节。这些活动都富有德意志民族激情。在奥地利帝国，资产阶级反对派运动甚至波及到匈牙利和斯拉夫各族人民居住的地区，梅特涅已无力控制自己的体系了。整个德意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普鲁士联合邦议会的召开

　

　　1847年2月，被财政枯竭所困扰的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下令召开由普鲁士8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议会，并同意给议会以批准税收权和国债批准权。4月11日，联合议会在柏林开幕，贵族代表341名，市民代表182名，农民代表124名。对议会的召开，资产阶级欢欣鼓舞，希望它能成为常设的立法机构。但国王压根就无意把联合议会和任何立宪意图联系起来。他在开幕式上宣布：他绝不会“让‘写满字的废纸’好像是第二天命一样，插手于我们的主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用其条款来主宰我们并取代亘古以来神圣的忠诚。”多数贵族代表拥护国王所持的不退让态度，资产阶级自由派不能容忍，双方产生争执。国王无视反对派的要求，向议会提出两项提案：一是保证银行用于解放农民的贷款；二是保证建筑通往柯尼斯堡的东部铁路借款2500万塔勒。结果两项议案均被否决。反对派议员的态度很明确，不立宪，不行代议制，决不同意政府借款。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恼羞成怒，于6月26日下令解散联合议会。

　　普鲁士联合议会从召开到解散，虽然为时很短，也无多大作为。但它却清楚地表明，限制国王权力和扩大议会作用的要求日渐增强，封建专制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柏林召开议会的事件，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普鲁士这个北德的领导邦，而是极大地激发了大多数德意志邦的政治动乱。

　

各反对派的政治主张

　　　

　　革命前夕，德意志各反对派都在聚集力量，表明自已的政治纲领。温和自由主义者团结在《德意志报》和《社会科学总杂志》周围。激进自由主义者团结在《德意志文学和艺术哈勒年鉴》周围。彼此就革命问题展开了争论，特别是在自由派运动较发达的南德巴登，更集中表现了两派的分歧。

　　1846年11月，温和派在杜拉赫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德意志报》，由海德堡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格廷根七君子之一的盖尔温努斯任主编。这一派主张在自由主义的普鲁士领导下改组德意志联邦，完成国家统一。因其政治主张带有明显的妥协性，故被称为“半心半意派”。

　　1847年9月，激进派在奥芬堡召开大会，通过了由该派著名活动家古斯塔夫·斯特卢威起草的纲领，即奥芬堡纲领。纲领提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代议制政府，制定自由法，军队要宣誓效忠宪法，征召民兵以代替常备军。纲领同时还涉及到社会问题，如实行陪审制，取消特权，消灭劳资争执等。因其革命要求较为彻底，故被称为“全心全意派”。

　　不管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多大的分歧，但基本点是一致的，即他们均缺乏积极的革命意志。在资产者看来，“一场结局最好的革命也是一次严重的危机，它使道德意识混乱，破坏国内安宁，也使所有国家条约受到危害”。因此他们试图不经革命、不危及财产而进行民族的和自由主义的改革。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与君主和政府达成协议。

　　然而，形势的发展将资产阶级自由派推进了革命之漩涡。1847年末，全德各邦已普遍掀起革命运动。封建统治势力十分孤立。恩格斯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刻的描述：“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层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第二节 三月革命

　

西南诸邦革命

　

　　1848年，巴黎广场焚毁国王宝座，英国工人举着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开展宪章运动；法国工人起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要求，被压迫民族（爱尔兰人和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同西欧无产阶级相呼应，如梅林所言，“这不是30年（1830年）的闪电，这是48年（1848年）的暴风雨”。这场风暴席卷整个欧洲。在德国，它把大小邦国的王座震得摇摇欲坠。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与之毗邻的西南德意志立即迸发革命的火花。巴登首先发难，2月27日巴登人民在曼海姆举行大会，3月1日卡尔斯鲁厄发生示威游行。起事人民提出废除封建特权，实行出版自由，平均分摊捐税，任命责任内阁，实行共和，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全德议会。迫使巴登大公罢免人民深恶痛绝的大臣布利杰尔斯道夫等三名反动大臣。3月4日，奥卡尔省爆发了农民起义。3月6日，涅卡省农民以武力迫使伯爵放弃封建特权。在靠近瑞士的地区，农民起义声势更大，农民拒绝向地主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到3月中旬，巴登的政权已转到自由派手中。斯特卢威欢呼道：“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人民主权的时代了。”

　　在黑森，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向黑森选侯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所有的部长职务由获得人民信赖的人担任，重新选举并召开等级议会，新闻、集会、结社自由，特赦1830年以来的政治犯。大公被迫退位，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

　　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于3月2日爆发革命，市民、大学生和工人联合行动，占领军械库，全面武装起来，矛头指向国王宠妾及其走狗，即所谓“罗拉内阁”。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不得不让位于儿子马克思米连。由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新内阁，颁布出版自由、公开审判、责任内阁等法令。这样，在南德诸邦几乎都成立了由资产阶级自由派参加的内阁，史称“三月内阁”。

　

维也纳革命

　

　　2月29日，巴黎二月革命的胜利消息传来，维也纳沸腾了。在议会开幕的当天，3月13日，小资产阶级、大学生和工人汇集于议会外广场，高呼“自由！宪法！打倒政府！”群众闯入议会大厦，斥责议员的妥协态度，提出罢免梅特涅，实行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出版自由、陪审制和责任内阁。帝国政府进行镇压，群众与军警冲突，内战爆发。

　　面对群众的示威，75岁的梅特涅在国事参议会上说：“如不久前在法国表明的那样，被迫让步是不明智的”，“皇帝有责任将先帝传给他们的权力再传给他的继位者。”梅特涅以鄙视的口吻说道：“这种骚动不过是些面包师傅的吵闹”，“应由警察和军队来驱散这些暴民。”梅特涅甚至警告说：“如果我自己的儿子也被发现在表现那样行为的人们中间，他们也仍然是暴民。”但色厉内荏的梅特涅就在起义的当晚，宣告引退，男扮女装从维也纳街头消失了，一个月后全家逃到伦敦。奥皇被迫“颁赐”宪法，宣布出版自由，下令建立国民军。3月17日，成立责任内阁。4月26日，宪法生效。5月11日颁布选举法。这个帝国专制统治的中心，自1815年以来筑起的“正统主义”堤坝决口了。

　

柏林革命

　

　　对德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柏林起义。梅林指出：“普鲁士及其整个制度和传统，它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军队和官僚就是德国革命的唯一凶恶的内部敌人。”柏林爆发的事件直接决定了德意志革命的进程。

　　3月6日，梅特涅的垮台促进柏林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工人走出工厂，街垒已筑起，冲突时有发生。普王镇压无效，只得让步，3月17、18日连续颁布命令，规定4月12日召开联合的邦议会，并力争缔造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建立代议制，实行立宪，统一军队、币制、度量衡和商法。对此，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以为参政的目的已达到。但人民群众却不以此为满足。

　　3月18日中午，人们涌向王宫前广场，要求：（一）撤走军队，（二）组织武装的自卫团，（三）实行无条件的出版自由，（四）迅速召开联合议会。国王完全同意第四点，第三点同意一半，一、二点否定。当司法大臣萨维尼出来向愤怒的人民解释国王的“答应”时，工人怒斥道：“老头儿，他什么也没有答应。”这时，一连龙骑兵和一连步兵向群众冲来了。步兵射出的枪弹成了柏林起义的信号。

　　装备简陋的起义群众与配有36门大炮的1.4万士兵浴血奋战了13个小时。深夜，国王发表《致我亲密的柏林同胞》的公告，把镇压起义的责任推诿于“一群暴徒”、“一伙多半是外国人的恶棍”身上，号召“看在至圣的份上”，拆除街垒，他保证“一切街道和广场立即撤走军队”。起义群众不为所惑，继续战斗。反动军队瓦解了，3月20日清晨，司令官不得不命令军队停止战斗。上午，国王下令军队撤出城外。起义胜利了。3月22日为183名死难烈士举行葬礼。起义者手握武器，肩抬牺牲战友的棺木，以坚定的步伐走过宫中的庭院，高喊牺牲者的姓名——“五个没有受教育的孩子的父亲”、“今年15岁、在我旁边被打死的、是我的独子”——每喊一个人名，国王就顺从地“脱帽”致哀。诗人弗莱里格拉特以死难烈士为第一人称，写下了这庄严审判的场面：“就是这样呀，子弹穿进胸膛，头颅劈成两半，你们用担架抬着我们向阳台走去！‘滚下来吧’——他摇晃地走着——摇晃地走到我们的床边；‘脱帽！’——他脱了——他鞠躬了！——他面色苍白侷促不安地站着！这时军队离开了这座我们以死夺得的城市！你们在书上看到的是‘我们信赖耶稣！’在这里更适合的是‘我们信赖钢铁！’”的确，正是人民的钢枪和人民的革命才使这个德意志最顽固的君主和最顽固的堡垒低头了、陷塌了。3月29日自由派内阁组成，康普豪森任总理大臣，汉塞曼任财政大臣。5月22日召开普鲁士国民议会以代替联合议会。

　　随着柏林起义，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席卷全国。南德的农民赶走贵族官员，烧毁土地登记簿和什一税册，捣毁地主府邸。萨克森的农民纵火烧掉封建王宫。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农民涌进地主庄园，强迫容克写下放弃租税的文书。

　　三月革命在各邦的开展和初步胜利，使封建关系和割据势力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如果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派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领导革命向前推进，自下而上地完成德意志的“自由要求”和“民族要求”的任务，是大有可能的。可是，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却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却步了。

　法兰克福议会的召开

　　1848年3月1日，由巴登和符腾堡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建议，在海德堡召开各邦自由派会议，与会的51人主要是南德人，只有4个莱茵普鲁士人和1个奥地利人。会议通过《告德国人民宣言》，并决定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负责筹备召开全德预备国会。3月31日——4月3日，先后召开了四次预备国会，选出50人委员会，筹备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和召开。4月末5月初，在各邦举行选举，实行两级投票，选民选出二次投票人，然后从二次投票人里选举代表，每5万居民选出1名代表，共选出代表573名。

　　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圣保罗教堂开幕（史称法兰克福议会），梅林说：“在没有伟大的人民生活的城市里开会，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它们缺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伦敦和巴黎所有过的喷火的土地。”选举出来的议员和候补议员共830人（法定为649人，实际人数为585人），其中大地主38人，资产者20人，教士23人，土地经营者3人，公务员245人，知识分子229人，军人11人，手工业者4人，农民仅1名。议员数目以普鲁士最多，有200名，奥地利121名，巴伐利亚68名，萨克森24名，汉诺威26名，符腾堡28名，巴登19名，其他小邦共87名。议员分为三派，极右翼约60人，左翼150人，其余为中间派。中间派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优势，人数达270人。

　　这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选出的一个全德国民代议机构。开幕那天，人们怀着无限的希望，看着这批代表在火炮声中和钟声中庄严地进入圣保罗教堂。法兰克福议会召开后，恩格斯就在《新莱茵报》上公开致言，劝导会议“第一步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自主权”，“第二个行动必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敢以人民为后盾，议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能解决革命的主要问题，在人民中日益失去威信。

　　关于议会的权力问题。5月27日通过决议，宣布法兰克福议会为立宪会议。实际上，议会权力是非常含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力主议会不能单独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必须同各邦政府协商。同时，对并存于法兰克福城的联邦议会采取怂恿态度，不敢断然宣布：“永远解散联邦议会”，而是让它继续存在下去。这本身就是对“全德”国民议会的自我否定。

　　关于国家政体问题，诚如梅林所指出的，议会“应该用共和国的形式把两个大国、六个中等国家和二、三十个小国（几乎全是君主政体的大小邦国）的混乱的集合体建成一个唯一的、自由的德意志。”可议会中的共和派，力量很小（仅150票），无足轻重。君主立宪派占了绝对的优势（370票）。议会终于确定了与王权妥协的君主立宪政体。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算盘是：“如果由一个封建幽灵确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那么资产阶级消灭革命这一行动就可以得到一种可敬的圣光。”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在对付无产阶级的反抗上，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

　　至于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议会确定在根据宪法产生的政府之前组成临时中央政权。6月27日，议会以403票对135票的优势推举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执政。同时组成帝国政府，设有首脑（兼内务大臣）、司法大臣、商业大臣、财政大臣、军事大臣、外交大臣。但，它并不是在去除割据政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同各邦拥有官吏、财政和兵力相比，这个帝国政府的权力可怜极了。外交部长得不到任何欧洲大国的承认，财政部长掌握不了1芬尼，军事大臣指挥不了1支枪。政府权力不出圣保罗教堂大门之外，所征税额只有法兰克福城和一个小国绍姆堡——利珀照付。俾斯麦挖苦说：“这是一个没有柄的矛头。”

　　关于统一问题。议会代表反对用革命统一德国，坚持以王朝统一德国。在如何统一问题上，代表们又分为两派：一为“大德意志派”，主张以奥地利为中心，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是为“大德意志方案”。属于这派的是最保守的自由派（主要在奥地利和南德各邦），他们同教权派、天主教反动分子联系密切。另一派为“小德意志派”，主张以普鲁士为首组成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联邦，是为“小德意志方案”。属于这一派的是大多数自由派（主要在普鲁士、中德）。两派争论不休，最后小德意志派获胜，于1849年1月13已通过小德意志派加格恩的政纲：德国宪法的普鲁士化，普王为帝国皇帝。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召开是德意志民主自治的首次尝试，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它一开始就背离人民，背离民主。三月革命之后，整个德国当务之急是聚集革命力量，建立人民武装，粉碎封建势力的反扑，结束分裂状态。可是，议会长期陷于空谈，全部兴奋点在于与联邦议会共商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德意志，着力于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的争议。用议会讲台的清谈空辩的吵嚷声代替街垒上的武器碰击声。围绕宪法草案的打头一句话：“每个德国人”，便引起无休无止的争论。辩论由谁出任帝国元首这一问题，持续了8天，223人发言，恩格斯讥之为“老太婆会议”。有人作了估计，照此速度，宪法草案得讨论23个月（近700天），即至1850年4月方有眉目。至于解散联邦议会、建立武装、消灭农民的封建枷锁等根本性问题则置之不理。

　　就在法兰克福议会的那些身穿黑上衣，头戴红羽毛大礼帽的议员先生们轮番上台慷慨陈词，欢呼“一个经过长久沉睡的巨人正在苏醒过来”的时候，各邦被打入洞穴的毒蛇也苏醒过来了。加上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整个欧洲革命形势逆转。从下半年开始，德意志的封建反动势力便大举反扑过来。

　

第四节 德意志革命的失败

　

奥地利十月起义和封建复辟

　

　　维也纳三月革命迫使奥皇作出某些让步后，资产阶级深感满足。他们欢呼：“鏖战的辛劳已经结束，胜利的果实尽情地享受。”然而，人民大众却深为不满，他们的苦难状况远未改善，奥皇许下的民主诺言均未兑现。“对权利，只有去争取”，从5月至7月，劳动群众继续为争得和捍卫自身的民主权利而战斗。同全欧和全德的形势一样，随着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背离革命，转到皇室一方，革命的形势也急转直下。

　　8月12日，在镇压了捷克和意大利民族起义后，奥皇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工人工资，血腥镇压工人示威，拉拢和控制国民自卫军等，试图打击革命力量，恢复封建统治。

　　与此同时，奥皇又把屠刀指向匈牙利革命运动。9月11日，奥军渡过德拉瓦河，进军佩斯。10月3日，奥皇敕令，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匈牙利人民奋勇抵抗，挡住奥军，挫其锐气。奥皇急急下令，从维也纳调兵增援。

　　维也纳人民深知奥匈革命休戚相关，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匈牙利人受奴役，奥地利的自由也就会被取缔”，因而竭力反对出兵匈牙利。10月5日，就在政府征兵开拔的当天，维也纳城群众集会，作出决定，坚决阻止奥军开出维也纳。次日晨，工人、大学生和部分国民自卫军包围了车站，拆毁了铁路，阻截援军出发。政府派兵镇压。愤怒的人民再举义旗，投入战斗。他们筑起街垒，夺取武器库，击毙政府军指挥官，围攻国防部大厦。 10月7日，斐迪南一世等一群皇室贵族在6000名士兵的保护下，逃亡奥尔谬茨。维也纳又为起义人民所掌握。

　　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醉心于调解敌对双方的矛盾，请求皇帝返回维也纳，坐视大好时机的丧失。奥皇趁机聚集力量，发表宣言，称维也纳为“暴乱头子统治的中心”，要以“强大的军队击溃维也纳”。10月12日，7万保皇军对维也纳三面包围，并于23日发起进攻。维也纳人民顽强抗敌，但因寡不敌众，坚持了9天的维也纳保卫战于11月1日失败了。软弱妥协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妥协的成果，帝国议会被解散，次年3月，颁布的反动宪法抹去了三月革命的一切痕迹，奥地利又恢复了封建黑暗统治。

　

普鲁士反革命政变

　

　　柏林燃起的三月革命火焰燃遍普鲁士大地，容克地主十分仇恨，伺机反扑。经过4月至6月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从7月起，随着全德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封建势力从蛰伏状态转入进攻，7月成立了容克组织“保卫财产同盟”（后改为“保卫土地所有者同盟”），8月在柏林召开了一个名为“普鲁士人民各阶级私有财产利益保卫者大会”的容克会议，号召各省支持王室。容克地主还加紧控制军队，清除军队中的共和主义分子，雇佣流氓冲击民主俱乐部，迫害民主派领导人，继康普豪森——汉塞曼内阁垮台后，又迫使奥尔斯瓦德——汉塞曼内阁辞职。11月9日，组成了以普王亲属勃兰登堡为首的新内阁。接着，军队包围了柏林，国王强令议会休会，并拟迁议会于容克势力集中的勃兰登堡，同时宣布解散国民自卫军，柏林实行戒严。

　　对容克地主的进攻，人民群众坚决予以反击。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要让三月革命的成果被抢走。武装的工人、学生誓死保卫议会，保卫民主俱乐部。可是，议会却拒不接受人民的呼声，坚持“消极的抵抗”，以“不引起革命，不许街头斗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甚至当11月13日军队冲进议会大厅，在明亮的刺刀面前，议会主席仍然呼吁“对武力让步”，致使议会一退再退，任凭士兵四处驱赶。反革命势力因此越发凶狂，12月5日，普王发布命令，解散议会。至此，德国最有影响的两大邦国的革命都失败了。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经过马拉松式的辩论后，终于通过了帝国宪法。宪法拟定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则，如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各邦可保有行政、财政、司法、教育、宗教等的自主权，但外交和军事应归德意志中央政府掌管；统一法律、关税、币制、度量衡；取消贵族的等级特权和农奴制，保证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新闻、集会、结社自由，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帝国议会由联邦院和民选的人民院组成；世袭的“德国皇帝”推选一位德意志诸侯担任，皇帝不对议会负责，统领军政大权。

　　同一天，会议以267票赞成，263票反对，决定国家元首应该是“涂抹了一大滴民主油”的皇位继承人。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290票赞成，248票弃权当选为德意志皇帝。议会主席索姆松率领代表团前往柏林向普王送去宪法和皇冠。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断然拒绝。他鄙夷地说：这个“皇位，可能带给他最大的不幸”，他不愿带这“奴仆的颈圈”。因为这“是用背信弃义、违反誓约和背叛国家的污物和脏土捏成的王冠，……它是可憎的1848年的产物”，“它像腐朽尸肉一样臭不可闻，不能让它脏了霍亨索伦家族的手”。实际上，普王深知：这种所谓“宪法的统一”是虚幻的遐想。它必然引来欧洲列强的干涉，奥地利的破坏和各邦的反对。普鲁士绝不愿意因这毫无实际效用的宪法去冒同俄奥及各邦战争的风险。

　　全德有29个邦国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被迫承认帝国宪法。但奥地利、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大邦与普鲁士一起，拒不承认。于是，从5月起，一场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这帝国宪法尽管具有浓厚的保守性，却毕竟是三月革命以来唯一未被消灭的成果。

　　萨克森起义擂响了护宪运动的战鼓。5月3日，德累斯顿人民在获悉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尾随普鲁士拒绝承认宪法的消息后，纷纷行动起来，为保卫萨克森的自由而战。他们冲击军械库，筑起街垒。铁路工人捣毁路轨以堵截普鲁士国王派来镇压起义的援军。奥古斯特眼见大势已去，于5月4日仓惶出逃。起义人民成立了临时政府。然而，在大好形势面前，掌握运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斗争深入发展，急忙与德累斯顿城防司令达成停火协定。国王很快从各地调来军队，转入反攻。从5月5日到8日，尽管全城人民勇猛地进行了街垒战，但牺牲惨重。5月9日起义失败。

　　在普鲁士的莱茵省，5月3日，埃贝尔费尔德民兵集合，坚决拥护帝国宪法，并成立民兵委员会。附近城市的民兵立即响应，纷纷加入。埃城的武装工人攻下监狱，解散了市政机关。8日，来自莱茵全省各市镇的500名代表集会科隆。宣布拥护帝国宪法，号召莱茵居民拿起武器，捍卫自由，保护帝国宪法的实施，并要求勃兰登堡内阁辞职。普鲁士国王不予理会，并于大会召开的次日，调动大军镇压。民兵们英勇还击，击溃反动军队，毙敌指挥官。佐林根等其他城市纷纷响应。同其他邦国的资产阶级一样，莱茵的自由派和温和民主派不愿运动超出护宪的范围，仅想以人民的起义要挟政府接受宪法。他们派出代表同普鲁士政府谈判，其所掌握的市民自卫军甚至暗算起义工人。16日，莱茵起义被残酷镇压。

　　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人们为了捍卫自由与帝国宪法，于5月初召开大会，选出地区保卫委员会，要求国王承认帝国宪法，并以不缴税和脱离巴伐利亚相威胁。在上述要求遭拒绝和政府勾结普鲁士军队准备镇压护宪活动的情况下，全城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占领车站，拆除铁路，阻截普军，并组织临时政府，宣布普法尔茨脱离巴伐利亚。

　　在整个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巴登的力量最为强大，声势最为浩大，它与普法尔茨一起，成了护宪运动的中心。这里曾一度迫使政府承认帝国宪法，忠于全德事业。 5月12日和13日，在奥芬堡召开群众大会。5月13日，首都卡尔斯鲁厄爆发起义，很快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首都卫戍部队和调来镇压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反戈一击。孤立无援的利奥波德大公及其大臣狼狈逃亡。起义者完全控制了巴登。可是，5月14日组成的新政府却表现了妥协的态度。它公开宣称不想推翻大公，不废除旧官僚机构，不采取进攻策略，甚至派员到各地灭火。于是，封建势力加紧集结，并准备迎请普军协助镇压。

　　各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如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亦如此。他们被护宪起义过程中敌对双方的激烈搏斗吓破了胆。在封建势力的进攻面前，议会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议员宣布与宪法“断绝关系”，议会濒于瓦解。余下的不到百名的左派议员把议会迁往斯图加特，史称“残缺议会”，他们选出卡尔·福格特等人组成“帝国摄政政府”代替临时中央政府，企图实施为各邦君主所拒绝的帝国宪法。

　　6月初，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的国王组成“三王同盟”，不久巴登加入。王军由普鲁士的威廉太子统率，向护宪运动反扑。6月12日，国王的军队攻入巴登——普法尔茨境内，从三个方面向巴登推进。巴登人民顽强抵抗。由于众寡悬殊，敌军节节进逼，1849年7月23日，巴登军队投降。在此之前，7月18日，“残缺议会”被符腾堡国王的军队解散。

　　南德起义的被镇压，法兰克福议会的被解散，标志着1848年德意志革命的失败。

蓝盾

第三节 三月革命后的政治形势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法国二月革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3月5日，马克思到达巴黎，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并被推为主席。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纷纷结成队伍，“准备解放自己的祖国”，并组织革命兵团。他们号召德国侨民“拿起武器”，到莱茵河彼岸去争取共和国事业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冒险活动。他们向工人们说明，不能“输出革命和共和国”，指出德国工人和政治流亡者应“一个一个地”回国。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输送了40名革命者回国，大都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这些人奔赴德国各地，在革命过程中发挥骨干作用。而那些冒险越境的“军团”，遂陷入普法政府设置的圈套。

　　3月21日——2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17条），阐明了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纲领策略。提出：完成民主、民族革命的任务，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如国有化，保证工人生活资料，保障劳动人民等等。总之，实行自下而上革命，实现民族统一，完成资本主义革命，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184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返回德国，到达科隆。6月l日，《新莱茵报》出版，马克思任总编，恩格斯任编辑。报纸宣传《要求》，歌颂革命，评论时政，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叛卖，批判同盟中的错误倾向，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德意志革命所制定的纲领，不仅反映着广大无产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引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可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还很不成熟，资产阶级十分懦弱，致使这一正确路线未能实行。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妥协

　

　　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缓慢，造成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国家四分五裂，使资产阶级未能形成为整体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的独立出现，又使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由此，德意志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革命进程中表现得矛盾、动摇、软弱、妥协。有人对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这种犹豫态度作了形象的描述：它“用国王的难以满足的奢望来衡量国王，用无产阶级的危险及其日增的势力来衡量无产阶级。它把国王和无产阶级放在天平的两端，而自己发抖地站着，问自己说，到底该把自己抛进哪个秤盘去呢？”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着德意志资产阶级最终把自己抛进了王权的“秤盘”。

　　柏林街垒尚未拆除，人民群众“三月之夜”的激情尚在奔放，资产阶级自由派却主张：“结束革命”了。他们首先把无产阶级排除于人民武装之外，独霸市民自卫团，规定参加自卫团的条件必须是：本地人，能找到担保人并保证以后归还武器，独立谋生的人。于是，这支革命的武装便蜕变了，从反封建的工具变为保护“神圣财产”、反对“煽动者”的工具。梅林指责说：“这支军队在武装的反动派面前是胆小的兔子，在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面前是怒吼的狮子。”柏林唯一的政治日报《阅报室》也评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后第一天就竭尽全力后退。”

　　起义胜利的第三天，3月21日，柏林的自由派就与国王密商，把军队召回。在一份有1.4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上，请求国王把“同市民友好的部队”开进城来。在他们看来，用真正的军队保护神圣的财产要比他们的志愿勇士（市民自卫团）更可靠。3月30日，1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外加2个步兵营和1个骑兵连重新进驻柏林。

　　普鲁士的“三月内阁”成立以后，资产阶级的代表立即走上了与王室、封建主、官僚、军阀妥协的道路。他们拒绝召开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所谓“法制基础”和维护“法律状态的连续性”为藉口，主张由普鲁士联合议会讨论拟定新宪法和选举法。4月6日和8日，联合议会颁布法令，确定“新的宪法由国王同人民代议机关协商后确定。”同样，康普豪森——汉塞曼内阁也没有撤换一个旧官吏，不曾动弹旧普鲁士国家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份。马克思指出：“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终生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于是，国王又恢复3月18日中午以前的权力，内阁则成了封建君主抵挡人民革命情绪的缓冲物。康普豪森也承认：“我们已成为王朝的盾牌。”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资产阶级自由派依然未敢触动封建基础。德意志革命虽是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形式出现的，统一问题被提到首位，土地问题列于次要地位。但二者又是密切相关的，解决农民的问题是关系到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壮大革命力量的大事，是实现民族统一的基础。三月革命爆发后，农民纷纷停止履行强制徭役，并迫使地主立下字据，放弃封建特权。这个事实，只需“三月内阁”加以法律承认，农民（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可获得彻底的自由。然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却拒绝实现革命的经济内容，害怕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3月27日，内阁发出命令，宣布一切利用威胁和暴力迫使地主所做的让步一概无效。在由汉塞曼提议、部长吉尔克拟定的普鲁士土地改革草案中，把所有的封建义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赎取而废止的义务，一类是无偿取消的义务。最后无偿废除的仅是一些细琐的义务，如地主狩猎权、土地转移金、屠宰什一税、放牧税、养蜂税、水渠捐等，而这些封建义务事实上早已不存在了。主要的封建义务徭役租等却依然存在。所以马克思揭露说：1848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保持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稀！”1789年的法国，在攻打巴士底狱后3个星期就清除了封建垃圾。而1848年的德国，在三月起义后的六个月，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哪怕是临时）的措施来满足农民的要求。

　

法兰克福议会的召开

　

　　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张相反，资产阶级主张走合法的议会道路，建立君主立宪制，因而急于召开全德国民议会来解决民族、民主问题。

　　1848年3月1日，由巴登和符腾堡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建议，在海德堡召开各邦自由派会议，与会的51人主要是南德人，只有4个莱茵普鲁士人和1个奥地利人。会议通过《告德国人民宣言》，并决定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负责筹备召开全德预备国会。3月31日——4月3日，先后召开了四次预备国会，选出50人委员会，筹备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和召开。4月末5月初，在各邦举行选举，实行两级投票，选民选出二次投票人，然后从二次投票人里选举代表，每5万居民选出1名代表，共选出代表573名。

　　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圣保罗教堂开幕（史称法兰克福议会），梅林说：“在没有伟大的人民生活的城市里开会，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它们缺乏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伦敦和巴黎所有过的喷火的土地。”选举出来的议员和候补议员共830人（法定为649人，实际人数为585人），其中大地主38人，资产者20人，教士23人，土地经营者3人，公务员245人，知识分子229人，军人11人，手工业者4人，农民仅1名。议员数目以普鲁士最多，有200名，奥地利121名，巴伐利亚68名，萨克森24名，汉诺威26名，符腾堡28名，巴登19名，其他小邦共87名。议员分为三派，极右翼约60人，左翼150人，其余为中间派。中间派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优势，人数达270人。

　　这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选出的一个全德国民代议机构。开幕那天，人们怀着无限的希望，看着这批代表在火炮声中和钟声中庄严地进入圣保罗教堂。法兰克福议会召开后，恩格斯就在《新莱茵报》上公开致言，劝导会议“第一步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自主权”，“第二个行动必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敢以人民为后盾，议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能解决革命的主要问题，在人民中日益失去威信。

　　关于议会的权力问题。5月27日通过决议，宣布法兰克福议会为立宪会议。实际上，议会权力是非常含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力主议会不能单独制定宪法，制定宪法必须同各邦政府协商。同时，对并存于法兰克福城的联邦议会采取怂恿态度，不敢断然宣布：“永远解散联邦议会”，而是让它继续存在下去。这本身就是对“全德”国民议会的自我否定。

　　关于国家政体问题，诚如梅林所指出的，议会“应该用共和国的形式把两个大国、六个中等国家和二、三十个小国（几乎全是君主政体的大小邦国）的混乱的集合体建成一个唯一的、自由的德意志。”可议会中的共和派，力量很小（仅150票），无足轻重。君主立宪派占了绝对的优势（370票）。议会终于确定了与王权妥协的君主立宪政体。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算盘是：“如果由一个封建幽灵确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那么资产阶级消灭革命这一行动就可以得到一种可敬的圣光。”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在对付无产阶级的反抗上，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

　　至于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议会确定在根据宪法产生的政府之前组成临时中央政权。6月27日，议会以403票对135票的优势推举奥地利大公约翰为帝国执政。同时组成帝国政府，设有首脑（兼内务大臣）、司法大臣、商业大臣、财政大臣、军事大臣、外交大臣。但，它并不是在去除割据政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同各邦拥有官吏、财政和兵力相比，这个帝国政府的权力可怜极了。外交部长得不到任何欧洲大国的承认，财政部长掌握不了1芬尼，军事大臣指挥不了1支枪。政府权力不出圣保罗教堂大门之外，所征税额只有法兰克福城和一个小国绍姆堡——利珀照付。俾斯麦挖苦说：“这是一个没有柄的矛头。”

　　关于统一问题。议会代表反对用革命统一德国，坚持以王朝统一德国。在如何统一问题上，代表们又分为两派：一为“大德意志派”，主张以奥地利为中心，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是为“大德意志方案”。属于这派的是最保守的自由派（主要在奥地利和南德各邦），他们同教权派、天主教反动分子联系密切。另一派为“小德意志派”，主张以普鲁士为首组成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联邦，是为“小德意志方案”。属于这一派的是大多数自由派（主要在普鲁士、中德）。两派争论不休，最后小德意志派获胜，于1849年1月13已通过小德意志派加格恩的政纲：德国宪法的普鲁士化，普王为帝国皇帝。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召开是德意志民主自治的首次尝试，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它一开始就背离人民，背离民主。三月革命之后，整个德国当务之急是聚集革命力量，建立人民武装，粉碎封建势力的反扑，结束分裂状态。可是，议会长期陷于空谈，全部兴奋点在于与联邦议会共商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德意志，着力于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的争议。用议会讲台的清谈空辩的吵嚷声代替街垒上的武器碰击声。围绕宪法草案的打头一句话：“每个德国人”，便引起无休无止的争论。辩论由谁出任帝国元首这一问题，持续了8天，223人发言，恩格斯讥之为“老太婆会议”。有人作了估计，照此速度，宪法草案得讨论23个月（近700天），即至1850年4月方有眉目。至于解散联邦议会、建立武装、消灭农民的封建枷锁等根本性问题则置之不理。

　　就在法兰克福议会的那些身穿黑上衣，头戴红羽毛大礼帽的议员先生们轮番上台慷慨陈词，欢呼“一个经过长久沉睡的巨人正在苏醒过来”的时候，各邦被打入洞穴的毒蛇也苏醒过来了。加上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整个欧洲革命形势逆转。从下半年开始，德意志的封建反动势力便大举反扑过来。

蓝盾

第四章 德意志的统一

　

第一节 统一前的形势

　

1848年革命后的政治反动

　　　

　　1848年革命以后，中欧的德意志大地上。封建割据势力死灰复燃，君主王侯袍笏登场。人民为之浴血奋战的三月革命成果被剥夺了。

　　在普鲁士，反动容克、宫廷贵族、国王宠信等重新活跃于国家政治舞台，对政府的各种政策施以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君侧党”对内倒行逆施，对外追随沙皇俄国。警察猖狂地迫害革命力量。政府喉舌《十字报》的首脑之一格尔拉赫露骨地写道：“我们必须发动最积极的力量，直到我们彻底打死毒杀民族血液的革命细菌为止。”一系列的反动法令付诸实施了。出版法规定，出版物须经警察检查，并应交保证金和印花税，一经查获违反此法者，送特别法庭审理。结社法规定，社团必须向警察当局提供其成员名单。社团之间不许联系，社团的一切会议应事先申请并接受警察监督。刑事法则任意扩大惩罚的范围，所谓教唆不服从法律、反抗官吏、破坏社会安宁、挑拨居民阶级互相仇视、甚至议论政府公职人员等，均在严惩之列。1852年10月，在容克操纵下的普鲁士法院导演了臭名昭著的“科降审判案”。柏林警察总署指示特务潜入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队伍，编造共产主义者阴谋在国内暴动的谎言，然后逮捕了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机构的全体成员11人。尽管伪造的文件漏洞百出，捏造的材料张冠李戴，由300名容克和大资产者组成的陪审员出席的法院还是以“图谋叛国罪”将同盟领导人勒泽尔等判处徒刑。接着，欧洲其他国家也加紧迫害同盟的成员。同盟无法继续活动，于1825年11月被迫解散。为了掩人耳目和从法律上确保容克、大有产者的联盟统治，普鲁士保留了宪政，并于1850年公布新宪法，规定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贵族院议员由国王任命，多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众议院议员由三级选举制选出，选民按纳税额划为三等，一、二等纳税最多，为少数大有产者，约占选民总数的20%，第三等纳税较少，乃中等有产者，约占选民总数的80%。三等选民各选出同等数量的复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的选举。这也充分保证了容克、大资产者的绝对优势。这样一部宪法连俾斯麦也说它是“对常识的嘲笑”。

　　在奥地利，1851年9月，正式废除1849年的“三月宪法”，倒退到完全的君主专制统治。德意志的其他中小邦国，纷纷仿效普奥二大邦国，恢复封建专制统治。革命年代的自由主义宪法被废弃，民主空气被窒息。马克思写道：“生不能，死不得，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开店营业，不能教书，不能上学，不能集会，不能建设工厂，不能迁移。不经当局许可，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做。”这就是1848年革命后德意志政治生活的写照。

　

德国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

　

　　后发而又缓慢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德意志与欧美先进国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以致于当英、美、法工业生产中机器轰隆作响的时候，德意志仍处在工场手工业的初级阶段。随着历史巨轮的向前滚动，进入19世纪头30年，德意志也积累了在工业领域中进行深刻变革的基本条件。首先是法国大革命的震撼及拿破仑统治对德意志封建关系的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性的改革，这些都为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次，工场手工业的广泛发展。20年代末，德意志出现了大批集中的手工工场中心。棉、麻纺织业集中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集中在莱茵河左岸地区。地区的分工和工场内分工的精细，使生产工具趋于专门化，使更多的工人掌握熟练的技术，为采取机器生产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第三，农奴制改革大大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农民为取得份地和人身自由付出了巨额的赎金，容克地主纷纷转向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工业企业因此有了雄厚的货币资本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第四，广泛利用和吸取英国机器和外国的新技术。随着1783年第一台水力纺纱机在德国安装，1825年英国宣布取消机器出口的禁令，到1831年，德意志已有千台以上机械棉织机。此外，拿破仑战争时推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以及战后普鲁士政府被迫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等，也都直接刺激了德意志工业的增长。不过，在诸多因素中，关税同盟的建立，才真正引起德意志工业领域的大变革。

　　从30年代起，德意志开始工业革命。循着常规，它也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特别表现在与农民关系密切的麻、毛纺织业上。麻纺织业尽管多为农民的家庭副业，专业的麻布织匠为数不多。但由于发展快，需求量大，变革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要求也更迫切，出现了例如西里西亚、威斯特伐利亚等用机器生产亚麻布的核心地区。1839年，普鲁士境内已有11个亚麻纱工厂。当然，应用的机器仍是小型的、简单的、手动的，掌握这些机器的多为以纺织为副业的手工业工人。继麻织业之后毛纺织业也采用了机器。30年代初，普鲁士共有毛织机2.2万架，到40年代中，普鲁士的毛纺织业已有45万枚机械纱锭。由于生产精美呢绒的需要，毛纺织工厂迅速增长，家庭作坊日渐衰落。1846年，全德的毛纺织机只有12.6%为家庭副业所拥有。由于德意志很少生产棉花，棉纺织业所需的原料，主要是从英国进口，因而德意志棉纺织业发展缓慢。不过，这也使棉纺织业较少受到行会等旧关系的掣肘，较易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德意志的棉纺业一开始就使用机器生产。1836年，关税同盟区有62万纱锭，1846年增至75万，共有纺纱厂313个。棉纺织业集中在萨克森、普鲁士、巴登、波斯米亚和下奥地利。萨克森的开姆尼茨在当时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

　　德意志的冶铁业一直沿袭古老的传统，即用木炭熔矿和手工操作，丰富的煤资源却沉睡地下。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这状况也随之改变。用蒸汽机征服矿井，焦炭取代木炭，推动和刺激了采煤业的革新。40年代，已运用机械采煤，并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公司经营方式。亚琛、萨尔、鲁尔和西里西业等煤矿中心形成了。煤的产量扶摇直上，1825年，普鲁士年产110万吨煤，1846年增至320万吨，到60年代初，已达到1900万吨，全德超过2500万吨。由于铁路建设和机器制造的需要，推动了冶铁业革新，焦炭高炉和搅炼法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铁的产量。1837至1842年间，普鲁士年产铁不足10万吨，1850年翻了一番，1860年达到50余万吨。

　　国家长期的分裂割据，使德意志交通运输业十分落后。振兴德国经济，首先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由于英法等国在30、40年代已兴起铁路建设高潮，铁路获利又甚丰，加上各邦政府认识到铁路对经济、军事的特殊意义而大力鼓励和支持，所以同英国不同，德意志工业革命很快从以轻工业为中心转向以铁路建设为重点。1835年，德意志建成第一条铁路，从纽伦堡到富尔特，全长6公里，使用蒸汽机车，15分钟走完全程。到40年代中，全德已建成20条铁路，全长2000多公里。全国出现了四大铁路交通中心：北德和中德以柏林为中心，下莱茵区以科隆为中心，莱茵—美因区以法兰克福为中心，巴伐利亚以慕尼黑和纽伦堡为中心。1849年。普鲁士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业的蒸汽动力相当于全部蒸汽动力的56%。尽管30—40年代德意志的铁路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大城市之间的主干线，彼此很少衔接，支线很少，更谈不上形成铁路网。但铁路建设直接带动了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对加速德国工业革命的开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梅林说：“铁路在小邦分治主义偏见的长城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它开发了德国地下煤铁矿藏的财富，因而大力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当然，30年代开始的德意志工业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处在初期阶段。首先，全德范围内，作为工业革命得以持久稳固开展标志的机器制造业还很微弱。例如，40年代初，全国245辆蒸汽机车中只有38辆是国产的，其余均来自外国。其次，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还不是工厂，而是工场手工业和分散的小手工业。1843年前后，工厂工人不足70万人，而仅仅普鲁士手工业者就有84万人，工场工人55万人。再次，德意志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国民经济中比重最大的是农业，时至1849年，关税同盟地区的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70%以上。尽管如此，工业革命的开始使德意志的社会经济生活有了一个大变动。

　　19世纪50—60年代德国工业革命进入大规模开展的阶段。工厂制度在棉纺织业中获得统治地位，1843—1861年，仅莱茵—威斯特伐利亚一地，纺锭数目就从11.1万个增到29.9万个。1850—1870年的20年中，全德棉花的消费量从1.8万吨增至8.1万吨。在丝织业、麻纺织业、毛纺织业方面，工厂制也占了优势，直至40年代末，羊毛还是德意志主要的输出项目，到50年代末，德国的羊毛已不敷自己工厂所需了。蒸汽机普遍使用，普鲁士1843年有蒸汽机863台，1852年2832台，1861年8669台。全德的蒸汽动力1850—1870年由26万匹马力增至248万匹马力。1837年创建于柏林的波尔锡希蒸汽机工厂，1866年时已经有工人1600人，乃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1846—1861年间，德意志的机器制造业就由130家增至300家。60年代初，机器制造业工人达9.8万人。

　　重工业迅猛发展。采矿、冶炼、机器制造等生产资料工业部门，随着轻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增长。从1860—1870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33%，1850—1870年，煤产量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冶炼业由于焦煤的广泛运用和新技术的采用，使黑色工业急剧发展。1850—1870年，生铁产量由21万吨增至139万吨。诚然，这个时期德国重工业的发展直接与军火工业的发展有关，但必须看到，德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是较早地把注意力移到重工业的发展上，这直接影响了工业结构。

　　铁路建设掀起新高潮。德国的第一条铁路是在1835年12月建成通车的，从纽伦堡到富尔特，全长5英里。之后，由于铁路赢利高，资本家竞相投资，加上各邦政府为了军事目的，也纷纷拨款铺设铁路，这不仅使铁路建设有了资金的保证，而且因政府的干预而使线路的地价大大降低。50年代，一英里铁路的建造成本，比利时是1.65万英镑，英国为3—4万英镑，而在德国则不到1.1万英镑。50年代，德国较大的邻近城市间的铁路线彼此不相连接。从1860年起，主要的铁路线已连接起来，并开始形成有主干和支线的铁路网。1850—1875年，铁路长度由6044公里增至2.8万公里，机车增加了7倍，货车车厢增加了11倍，铁路货运量增加了19倍。1850年平均每100平方公里有1.1公里铁路，1870年则达3.6公里。

　　商业信贷业日益增长。国内零售商业网形成，大百货店纷纷出现。商品流通的发达可以从纸币流转额的增长得到佐证。1846—1850年间纸币流转额不超过573万马克，1870年则达4.3亿马克。对外贸易的总额，1850—1870年增长了2倍。1870年的外贸周转额达42亿马克。更重要的是进出口的结构起了根本性的变化。1850年之前，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谷物、羊毛、木材等原料），进口的是棉纱、机器、金属等制成品；现在输出的是机器、金属制品、皮革制品、棉毛织品、化学产品和甜菜糖等工业品，进口的则是棉花、羊毛、生皮革、矿石和小麦、大麦等工业原料和农业品。

　　由于德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缺乏外部来源而显不足，因此在动员国内资金为大工业提供最需要的资本方面，银行的作用格外突出。19世纪前半期，银行多为小型的独资私人银行。现在，股份银行已普遍兴起。1850—1870年仅普鲁士就有20家股份银行，拥有资本9470万马克。德国一些大银行均创办在这个时期。贴现公司1851年创立，拥有资本3000万马克。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1853），1710万马克。柏林商业公司（1856），1680万马克。德意志信贷银行（1856），2400万马克。德意志银行（1870），1500万马克。在银行直接参与和协作下，股份公司也大大发展。1851—1870年间，仅铁路就有20个股份公司，通过出售股票筹集了17亿马克。在这20年间，普鲁士在矿山开发、冶金、保险、铁路等业中产生了295个股份公司，资本达24亿马克。

　　总之，19世纪50—60年代，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工业化的趋势已明朗了。工业产量50年代增长了一倍以上，60年代又增加了27%。到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额中所占比重已达13.2%，超过法国，开始跻身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恩格斯指出：德国这“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德意志维持封建统治已为时代所不容了。

　

普鲁士农业改革的完成

　

　　19世纪50、60年代，是德意志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关键时刻，普鲁士道路在这时获得了广泛的推广。19世纪初期的普鲁士农业改革，虽然开始把德意志的封建庄园经济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但改革很不彻底，农奴制的资本主义改造远没有完成。易北河以东地区，土地关系中的容克占有制仍占优势，获得一小块份地的仅是农民中的一小部分，即那些能以车马服徭役的农民，大部分贫农、茅舍农仍没有获得份地；旧的封建法规大部分保持下来，诸如领地裁判权、领地警察权、宗教保护权等，保证了地主对农民的控制；农奴远未达到自由的地步，地主所拥有的行政权力，照样可限制雇工离开其领地。在西里西亚，织工离开领地需付赎金。因此，作为德意志主要农业区的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封建关系还存在着。1848年革命曾试图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完成资本主义的农业变革，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发动一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德国无产阶级同样没有成熟到能够发动一场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程度，致使这个尝试未能实现。

　　不过，普鲁士容克慑于工农的暴烈行动，为了缓和阶段矛盾，保护大土地占有制，他们在镇压革命后却顺应潮流，进行资产阶级变革。普鲁士国民议会主席汉斯·维克多尔·冯·富鲁赫清醒地指出：“1848年时，我们大家在政治上都是不会说话的门外汉。……我们通过痛苦的经验，才学到了这一点，即它取决于国家内部的真正改革。”同时，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城市工业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粮价的高涨，马铃薯烧酒在国外市场的畅销，又使容克倍感实行资本主义经营之有利可图。这些因素，终于推进了德意志的农业资本主义改造。

　　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率先颁布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简称《调整法》。法令规定无偿取消一些次要的封建义务。同土地占有直接相关的主要的封建义务，如地租和劳役，农民必须向地主赎买。可付赎金（相当于主要封建义务折算成的货币地租额的18倍），也可让出份地（相当于赎金金额的土地）。赎买的政策适用于全体农民。同时又强行分割农村公社的公有地，如森林、草地。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专设土地银行，负责办理缴纳赎金的业务。经过十几年的缓慢进行，到60年代中期，终于从法律上完成了“农民解放”。普鲁士的地主庄园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大大加速了。1850—1865年，普鲁士约有150万农户办完赎买手续，共赎免了36.5万个车马徭役日和667万个手工徭役日。到60年代中，农奴实现了法律上的解放。普鲁士的农奴制最终被废除了。70年代初，普鲁士道路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农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结果，使德意志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容克的分化。他们把在“解放农民”过程中，获得的大量土地和赎金经营资本主义商业性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这些容克从“佩剑的骑士”一变而为“财富的骑士”，商业市场、国家关税、民族统一等，才是他们休戚相关的头等大事。正是这样的新变化，使普鲁士逐渐成为“一个非资产阶级分子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成为最终完成德意志统一的“中心”“战场”（恩格斯语）。

　

“联盟计划”和普奥争霸

　

　　镇压了1848年革命以后，普鲁士俨然是德意志中小邦的救世主。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仗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试图利用尚未平稳下来的中欧混乱局势迅速扩大普鲁士的势力和影响，以称雄德意志。他设想：通过自由协商，全德各邦（不包括奥地利）结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普鲁士国王应处首脑地位，但不设“皇帝”称号，只设“帝国理事”，在其周围可以有一个由6个邦的君主组成的诸侯顾问团；各邦保留比法兰克福议会的宪法所规定的还要多的权力；帝国应有一个代议机构，按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法选出；与哈布斯堡帝国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

　　为了推行这个“联盟计划”，普王起用了职业军人约瑟夫·冯·拉多维茨（1797—1853）为首相。拉多维茨不遗余力地贯彻国王的意图。他四出活动，筹划召开各邦诸侯集会以便商讨联盟宪法。

　　德意志各邦对普王的联盟计划反响不一。4个王国，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和汉诺威持反对和保留的态度。符腾堡国王明确指责说：“普鲁士的建议将意味着（各邦）集体自杀。”为此，普鲁士遂即与之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汉诺威和萨克森由于害怕普鲁士四面发光的剌刀而首鼠两端，他们动议与普鲁士建立一个三王国盟，以此为基础扩大为新的帝国。他们一面提出必须全德各邦都加入为前提，一面又暗地唆使巴伐利亚拒绝加入。只有大多数小邦诸侯支持联盟计划，因为他们担心，若不顺从，终有一天也会被普鲁士吞并。并且，加入联盟还可以作为对付革命的安全阀。普王争霸心切，尽管追随他的只是28个小邦国，人口总共不过500万，还是匆匆凑合。1850年3月20日，小德意志诸侯们在爱尔福特古老的王宫开会，组成德意志联盟，并着手讨论和制定联盟宪法。

　　沙皇不愿坐视普鲁士政治影响的扩大，更不能容许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产生。他针对联盟计划发出警告：他将把德意志联邦宪法的任何一种单方面的修改（以及与其有关的意图）看作是对那些在1815年为这部宪法作出担保的大国的一种进攻，换言之，也就是对俄国的进攻。奥地利更是不能容许普鲁士势力的膨胀和自己在德意志霸主地位的动摇。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墙脚是既不能被内部谋叛的人民代议机构挖去，也不能被外部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理事”的普鲁士劲敌挖去。首相施瓦岑贝格断然声称：“这个联盟计划同1815年旧的、始终有效的联邦条文是不相容的。”奥地利决定以自己的强硬态度迫使霍亨索伦之鹰缩回鹰爪。5月下旬，施瓦岑贝格在迫使一批小邦退出德意志联盟后，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会议，正式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直接向爱尔福特联盟挑战。普奥两大邦国在争霸德意志的角逐场上愈演愈烈，稍有一点事端就将导引两强的兵戎相见。

　　1850年9月，黑森—卡塞尔人民起事，选侯吁请联邦议会协助制裁骚乱的臣民。普鲁士对这一沟通勃兰登堡和莱茵兰之间的主要通道有可能为奥地利所控制忧虑已久，因而便自告奋勇，急不可耐地把军队开进黑森。奥地利认为这是搞垮普鲁士的好时机。它的驻柏林公使普罗克施·奥斯滕幸灾乐祸地说：“黑森事件是上帝给我们的帮助。”陆军元帅拉德茨基踌躇满志地宣称：“假如爆发了战争，他将以10∶1的比例征服柏林。”施瓦岑贝格政府先是强烈要求普鲁士撤军，继而联合巴伐利亚进军黑森。

　　柏林被奥地利的强硬措施所震惊。国王召集太子、亲王和大臣进行决策性的磋商。勃兰登堡伯爵主张撤军，认为现在不是发动战争的时机。陆军大臣施托克豪森则强调指出：“普鲁士承受不了同奥地利和俄国进行的一场战争。”内政大臣曼陀菲尔冷静地分析说：人们不能“为了虚幻的联邦宪法而去冒一场战争的风险。站在普鲁士一边的只有500万德国人，而属于奥地利一边的则有1100万。”主战派拉多维茨固执己见，坚持普鲁士必须再行动员，不能从黑森撤军，那位“炮弹亲王”威廉更是从纯军事观点出发，主张与奥决一雌雄。内阁多数派支持勃兰登堡伯爵，普王举棋不定，拉多维茨请求辞职，威廉亲王啜泣着冲出会议室，勃兰登堡伯爵忧愤而死，决策的首脑机关一片混乱。

　　来自沙皇俄国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俄国驻柏林大使米扬道夫曾公开警告说：“普鲁士无权执德意志的牛耳。它只能予北部德意志以影响，影响它防止革命发生”，也就是说，普鲁士只能扮演北德哨兵的角色。沙皇尼古拉一世在致他的元帅帕斯克维奇公爵的信中，竟将普王进军黑森斥之为“毁约背信”，声言不惜对普一战。对普奥之争端，他明确表态：奥地利有权干涉黑森内政，有权重新建立法兰克福联邦议会，联盟条约应该废除。

　　普鲁士国王终于缩回了霍亨索伦之鹰爪，接受拉多维茨的辞呈，并将其派往英国，进而摒弃联盟计划。主和派曼陀菲尔接任首相，全权负责同奥和解。1850年10月29日，在沙俄的操纵下，曼陀菲尔和施岑贝尔格在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会见，双方协议：年底在德累斯召开会议，由各邦国共商德意志联邦的前途。关于黑森争端，普鲁士承认奥地利有权进军黑森，并声明他派军入黑森完全无意干涉德意志联邦的事件，而是为了维护合理的君主政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军事行动表示歉意。

　　普鲁士的狂热分子视奥尔米茨协议为普鲁士的奇耻大辱，称之为“第二次耶拿”。前普鲁士外交官普尔塔勒斯写道：“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一次失败能同奥尔米茨的失败相比。”这是“用议定书和文书把我们的耻辱确定下来。”康普豪森煽动说：这是“一个大国去舔它对手脚上的灰尘而不想进行反对。”事实上，普鲁士的奥尔米茨妥协恰恰是一部分头脑清醒的容克的明智之举。它使普鲁士避免了一场不适时的、自杀性的战争，继续保存、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大国地位，成为统一德意志的活跃因素。奥尔米茨协议未能一举削弱普鲁士，事后，施岑贝尔格追悔莫及，哀叹不该在“奥尔米茨插剑入鞘”。

　

蓝盾

第二节 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50年代末欧洲危机与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兴起

　

　　1857年的经济危机使1848年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重新活跃起来。意大利人民首先起而反对奥地利统治。这本是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正义之举，但法国的路易·波拿巴的插手却造成了局势的复杂化。

　　拿破仑三世为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局，又目睹奥地利在奥尔米茨与普鲁士的不和，在克里木战争同俄国的结怨，因而决意趁机介入意奥矛盾，把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纳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扩张轨道。1858年夏天，拿破仑三世利用意大利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的错误路线，在法国避暑胜地普隆比耶与撒丁王国签订了军事联盟条约。据此法国同意出兵20万帮助撒丁驱逐奥地利，建立萨伏伊王朝为首领的意大利国家；意割让萨伏伊和威尼斯作为代价，并同意在中意建立一个受制于法国的王国。1859年4月23日，奥地利上了拿破仑三世的圈套，向撒丁王国提出最后通牒，在遭拒绝后，26日奥与撒丁、法国战争爆发。

　　按德意志联邦之惯列，奥地利只有在发生自卫战争时，才有权要求联邦的军事援助。为此，维也纳的权贵们不惜启动一切宣传机器，竭力将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目的溶化在德意志的民族利益之中，奥格斯堡的《总汇报》鼓动说：“如果整个德意志不愿在独立的重要力量失败以后毫无抵抗能力地躺在强大的胜利者的宝剑之下，它就应该拿起武器支援奥地利。”他们蛊惑人心地喊道：“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波河在意大利境内，莱茵河在德意志境内。）维也纳的煽动并未能激起德意志的民族情绪，但战争的进程却直接牵动着这个国家的各阶层力量。

　　普鲁士趁机扩展势力，执民族统一之牛耳。当时任普驻俄公使的俾斯麦讲得很明确：“要么改变我们同联邦的关系，要么保证我们退出联邦。”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向摄政王献策：“目前的形势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大好机会，只要我们让奥地利同法国打得不可开交，然后把我们的全部军队开往南方，把界桩装在背包里带走，要么在博登湖畔，要么在新教信仰不占优势的地方把界桩重新插上。”威廉亲王尽管没有采纳此策，但确是没有坐失“大好机会”。当奥地利向联邦乞援时，普鲁士便提出掌管联邦军队指挥权为条件。维也纳洞察柏林想乘人之危树自己在德意志的霸权。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动作起来，大小德意志派再度争执。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此时依然把统一大业的希望寄托于普奥两大强邦。大德意志派醉心于奥地利对法意战争的胜利，建立一个从比利时、荷兰和阿尔萨斯——洛林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中欧大国。他们还把大德意志纲领稍稍作了一番修正。前法兰克福议会左翼激进派领袖弗勒贝尔提出一个计划：改德意志联邦为“帝国”，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的决定权，组成一个三人理事会轮流执政，设诸侯会议和国民会议；帝国应保证奥地利“属国”的安全，保留维也纳的独立宣战权利。这实际上是通过扩大联邦的权力达到抑普扬奥的目的。因为德意志联邦一直为奥地利所控制，而普鲁士在其中仅有1/17的表决权。大多数邦国（尤其是中小邦国）的资产阶级，对这个80%居民操着外语的奥地利帝国能有多少诚意和可能实现民族统一这一点是有怀疑的。他们更多的是主张把德意志统一在经济进步、政治“开明”、军事强大的普鲁士王国的主权之下。目睹奥法在维拉弗兰卡的携手，更使小德意志派倍感来自莱茵河右岸的威胁和民族统一、国家强大的迫切。黑森的民主党梅茨疾呼：“情愿受普鲁士最厉害的军事统治，而不愿看到弱小国家的不幸。”1859年秋，汉诺威的自由主义者本尼格森在法兰克福组织了一个民族协会，其宗旨就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以德意志议会代替联邦议会，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一个立宪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1861年，一批普鲁士自由派人士又建立了进步党，提出普选权、责任制政府和出版自由等民主要求。民族协会等资产阶级的组织把所有的民主派和温和派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成了争取小德意志方案的重要政治力量。

　　广大人民群众为意大利民族运动所鼓舞，为拿破仑三世觊觎莱茵领土而忧虑，他们利用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危机，积极掀起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以统一为内容和激发民族意识的各种活动—射击比赛、体育表演、歌咏大会等层出不穷。1859年夏天，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历时10天的射击比赛，万名武装射手和运动员大显身手。会上，“统一德意志祖国”的呼声震天动地，人们欢呼、歌唱、干杯、拥抱，表现了钢铁般的精神面貌。11月，全德各地庆祝席勒诞生100周年，柏林人民在宪兵广场上举行席勒纪念碑落成典礼，公开向警察专制示威。争取民族统一的人民运动的强烈展开，恰同民族协会资产阶级的软弱成了鲜明的对比。列宁指出：“德意志统一问题已提到日程上了。在当时的阶级对比之下，德意志统一可能由两条道路完成：要么走革命的道路，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创立全德共和国；要么走普鲁士王朝战争的道路，而在统一的德意志中巩固起普鲁士地主的霸权。”由于无产阶级还很不成熟，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便利用其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展开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的活动。

　

普鲁士军事改革纠纷

　

　　1858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精神病，人称“炮弹亲王”的其弟威廉亲王摄政。1861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亲王继位，是为威廉一世。早在威廉摄政时，就提出要改革军事。他把普鲁士军队看做是统一德国应该锻造的剑。而当时存在的纯防御性的旧后备军制度已经过时，不能适应于战争了。特别是威廉从军50年，深知其弊，改革之意由来已久。加之欧洲大国在同一时期内都在大大加强军队，普鲁士的军队数目已远不及其他大国了。威廉执政时，普军是14万，奥地利有31万，法国42万，俄国99万。因此，扩大军事编制，延长服役期限迫在眉睫。

　　1860年2月10日，普鲁士政府向众议院提交军事改革议案。要求把军队的服役年限从2年延长为3年；取消国民后备军；改换常备军装备，从下年度起每年拨款950万塔勒作为军费。这些措施意味着征兵额从4万人增至 6.3万人，军队从92个团增至147个团。

　　本来，加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作为实现“小德意志方案”的保证，这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谁向它保证，它磨快的武器将被为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呢？”资产阶级忧虑着：一方面取消后备军和延长现役期，无疑将削弱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另一方面，这支庞大军队中的2/3的军官、9/10的教官由容克担任，包藏着一种危险，即军队可能会成为容克反对议会的工具。而且改革工作又委诸于极端反动的容克保皇派冯·罗恩执行。于是，以进步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用1850年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力与政府讨价还价。1862年，陆军大臣罗恩在众议院开幕式上提出军事改革方案，财政大臣巴托夫提出国家预算，主要税收增加25%。进步党随即提出要求：（一）由议会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二）经费严格按照所要求并被批准的计划开支（因为政府往往使议会的财政监督和审核权流于形式，即每次都是在年初邦议会开会时才提出预算，当众议院讨论时，钱已用掉了。此外，预算的分类很不细，弊端丛生）。（三）采用积极的对外方针（尤其对奥）。议员宾达指出：“如果真的进入库尔—黑森或霍尔斯坦因，他们（政府）就能立刻拿到所需要的款项。”

　　对此，普王等保守派极为恼怒。罗恩为首的军人集团力主使用暴力，破坏宪法，解散议会，实行专制统治，维持正统主义和君主团结。他调50营军队到柏林周围，准备武力镇压议会。威廉一世也持强硬态度，认为统率和管理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特权，他坚决表示：宁愿放弃王位，也不愿丢掉3年兵役制的原则。1862年3月11日，普王下令解散众议院。但在5月的选举中，进步党得到选民的支持，获250个议席。新选出的众议院把军事改革经费列入1862年预算的“特别开支”项，然后否决了这项支出。人民群众支持资产阶级的态度，普鲁士的形势骤然紧张。王室陷入困境一片混乱。威廉一世已拟好退位诏书，准备由31岁的王子继位。

　　然而，普鲁士资产阶级仍然是怯懦的，它并没有把议会里的斗争同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梅林指出：“资产阶级只打算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把纠纷进行到适合单方面的阶级利益的程度，一步也不肯多走。它不愿同国王陛下妥协，也不愿分给工人一份他们所期望的胜利果实。”这使普王得以从惊慌中缓过气来。

　

俾斯麦上台

　

　　在普鲁士王权处于一筹莫展的时刻，罗恩向威廉一世推荐了当时的驻法大使俾斯麦出任要职，收抬残局。在与罗恩面谈时，俾斯麦谈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普鲁士的政策在国内太过自由，办外交却太过保守，应全翻过来才对。他表态说：“倘若君主能够略走两步，凑合我的意思，我却很喜欢任事。”

　　1862年9月22日上午，威廉一世在巴贝尔斯贝格宫接见俾斯麦时说：如果强迫他屈从于议会的多数，那末他就不可能继续执政。俾斯麦当即劝慰道：他愿意出来组阁，必要时在反对议员意志的情况下推行陆军改革和建立新兵役制。普王很受鼓舞，欣喜地说：“既然如此，我的责任就是设法同您一起继续斗争”，表示“不退位了”。次日，威廉一世临时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出生在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的申豪森庄园的一个容克家庭。1817年随家迁至波美拉尼亚的克尼普霍夫庄园。俾斯麦的家庭就其经济地位而言，算是一个中等容克。中学毕业后。1832年在格廷根上大学。1835—1838年在柏林和亚琛法院工作。1838年离职回克尼普霍夫和申豪森庄园。1847年为普鲁士联合邦议会议员。1849—1850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直到这时的俾斯麦还是一个保守的忠于普鲁士君主主义的容克，当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按照中世纪容克的方式，用火与剑攻击它们。1848年革命时，俾斯麦宣称：“我是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他甚至准备筹集军队前往柏林勤王。他公开声言：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他的普鲁士君主情操。他的祖国是普鲁士，他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祖国。对外，俾斯麦主张亲俄、法、奥这些德意志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柱。

　　1851年起，俾斯麦政治生活和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他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议会的公使（曾在即将离任的公使特尔多尔·冯·罗霍夫手下当3个月副手）。1859年从法兰克福被调回，出任驻圣彼得堡公使。1862年出任驻巴黎大使。这些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改变了他的政治观，使他养成了从全欧洲看问题的习惯，成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这期间，俾斯麦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在两方面发生变化：一是反对囿于普鲁士一邦利益的感情用事政策，提出从现实出发的政治见解；二是反对奥地利为首的割据势力，提出强化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主张。可以说，这时的俾斯麦就其思想观点和政治见解，已成为资产阶级化容克的政治代表了。具体表现在：

　　他倡导改造落后的农奴制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梅林写道：“这个穷容克在富庶的贸易市场法兰克福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虽然用一切可恶行为使一个真正的容克心惊胆战，可是它也提供了一个十分迷人的前景，这种前景使得在易北河以东的不大的土地上对人的封建压迫，看来好像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生计。”俾斯麦认为：农奴制的“基石不过是腐朽了的木块。”他公开呼吁：“骑士应自愿放弃其领主的权力”，因为“任何一次伟大的时代转折点都必须从上面彻底漂清不完备的创造物。”1848年革命失败后。当普鲁士宫廷党竭力争取他时，他毅然拒绝，鄙夷他们“最希望把时代的车轮拖回到1788年。”

　　他谴责分裂，希望统一。俾斯麦总结19世纪以来的德意志历史时指出：这个“哥德式的巨型怪物”，其所以“成为一个软如海绵的、无抵抗能力的联合体，成为拿破仑手上的一件玩物”，其根源在于“德意志诸侯们对（国家）主权无法无天的侵犯”。在联邦议会任职，使他目睹“德国的分裂状态对于资本主义造钱机器的运转起了重大的阻碍作用”。他清醒地看到，实现国家统一的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统一是无法阻止的，它只不过是延期而已。

　　他力主建立强权政治，扩展武力，打击阻碍德国统一的主要势力。在法兰克福任职时，使他亲身感觉到奥地利是实现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最大障碍，多数小邦都慑于奥地利的强大而倾向于承认奥地利是现行制度中的领导力量。在法国任职时，他对拿破仑军事独裁的实质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把波拿巴主义看作是用暴力压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而又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巨大生产力的现代专制主义的典型形式。用俾斯麦的话来说，这叫做“不舒服的有利政策”。在俄法任职时，还使他从外交舞台的一幕幕闹剧中看到了彼得堡宫廷和凡尔赛当局的明显意图，左邻右舍的两大强国都是把阻止德意志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基本方针。因此，德意志只有加强自己，以武力为后盾，才能在大国中间周旋，争取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动权。

　　俾斯麦就是这样怀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强权主义的观点，走马上任。

　

“铁血政策”

　

　　俾斯麦对资产阶级的“宪法统一”极为鄙视和不满。他不相信宪法的任何一个条文会有使人超生的力量，他说：“假如确实成功地按照这条新的、正在走的道路争得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祖国……那我可能会对这个国家新秩序的创始人表示我的感谢；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确信，普鲁士的荣誉并不取决于为了那些正在生病的议会著名人士在德国到处扮演唐·吉诃德”，“德国的统一和在议会的讲坛上作报告的权力不是同一类问题。”俾斯麦轻蔑地说：“一个议会比一支军队更容易被动员起来。”“通过议会的辩论，通过11票之多数是不可能对这些原则作为一种判决的。”当然，俾斯麦除了把宪法统一视为毫无用处外，还敏感到议会宪政对普鲁士容克统治的危害。在他看来，议会的民主政治思想，始终是一种有可能被街垒战士掌握统治权的威胁，说“这可能把民主政治的毒药撒进纪律严密的普鲁士。”

　　俾斯麦强烈地主张：“要对这个（德国）问题作出决定，根本就不是在我们的议院中，而是在外交以及战场上”，德国的统一“只能通过同反对者进行战争的道路来实现。”因此，他始终把一个国家的军事上的强大看作是决定这个国家价值的要素，竭力主张建立强大的武装，认为：“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有个语言学家叫马克·梅勒的曾向俾斯麦抱怨道：“现在每一个欧洲人都是士兵，我们甚至就像猛兽一样生活在史前时代。……如果在欧洲大陆上，某一个国家没有许多大炮就会感到非常不安全，那么作为邻国应该对它说些什么呢？”对此，俾斯麦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含糊的人道主义！”这个早就立志要“以训练新兵的军刀刀刃为乐事”的“烈性容克”决心“要用火或刀”治好德意志的衰败懦弱病。

　　1862年9月30日，即他任首相后的一个星期，他出席了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与会的只有20多个委员）。会上讨论了关于1863年拨款的决议草案。俾斯麦在发言中，开始时还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他是多么重视政府与议会共同解决预算问题。接着，他把话锋一转，直截了当地提出他对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基本见解：“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这就是被后人所概括的所谓“铁血政策”，俾斯麦也因此被冠以“铁血宰相”的美名。

　　在议会里所发表的“铁血”演说，俾斯麦原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说出了政治生活的事实。但它却招来了舆论大哗。整个内阁，除了陆军大臣罗恩外，没有一个阁员支持他。就连起用他的普王此时也深感忧虑，一度闪过念头：是否应当在俾斯麦能给朝廷造成更多损失之前就把他免职？10月5日，威廉一世在从巴登返回柏林的途中会见俾斯麦时懊丧地说：“我完全可以预见这一切将会如何终场”，“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普王悲观地将俾斯麦和自己喻为英国的斯特拉福伯爵和查理一世。

　　面对层层的阻力和重重的障碍，俾斯麦不却步。“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他劝说普王：“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我自己是在为我的国王的事业和陛下奋斗。”俾斯麦终于用他坚定果敢的态度消除了威廉一世内心的保留态度，把对俾斯麦原先的临时任命予以正式确认。

　　于是俾斯麦便放胆挥动“铁血”利器，推行“军事大国政策”。

　

宪法冲突

　

　　1862年10月7日，众议院再次宣布，政府使用未经批准的预算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俾斯麦玩了一个手法，把军事预算计划交付上议院讨论通过，然后再以两院意见不一为藉口，由国王裁决。10月13日，他以国王名义，宣布邦议会休会。由此，普鲁士军事改革的争执演变成宪法冲突。

　　1863年1月27日，议会复会，议员重又提出批准预算权限问题。俾斯麦决心证明，普鲁士国王完全可以越过议会进行统治。他毫不退让地宣称：“普鲁士的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当众议院提出免去他的职务时，俾斯麦奚落道：“这里不是英国。我们当大臣的是国王的仆人，而不是你们的仆人！”自由派报纸发出怨言，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俾斯麦下令禁止已遭两次警告仍再犯的报纸发行，并逮捕和撤消8名反对派议员。众议院向普王递上请愿书，俾斯麦则鼓动要“最坚决地、充满信心地加以拒绝”。1863年10月，他进而下令解散议会。之后，1864年1月，俾斯麦公开表示哪里有钱，就在那里挪用。1865年8月28日，俾斯麦越过议会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签订契约，把过去只属于政府的股票收买权给予公司董事会，政府由此获 3000万塔勒归自己支配。这使俾斯麦政府得以缓解财政危机。恩格斯评论说：“如果契约没有被通过，或者它的通过受到议会批准的约束，俾斯麦先生大概就要完蛋了”，正是“科隆那些猪猡”把俾斯麦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俾斯麦摸透了资产阶级的底细，断定他们决不敢把宪法纠纷超出议会范围之外。不过，俾斯麦在压服资产阶级就范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实现资产阶级渴望的统一国家的“民族纲领”，资产阶级就会径直拜倒在他这个给他们带来良辰美景的“铁血宰相”膝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他现在再一次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去实现德国统一，那末，冲突就会自行清除，而俾斯麦也必然会像他的原型——路易·波拿巴那样，变成资产阶级的偶像。”于是，俾斯麦在压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同时，便按照他的强权政策，积极策划统一德意志的王朝战争。

　

蓝盾

第三节 统一战争

　

德丹战争

　

　　德丹战争是德意志实现自上而下统一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战争是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引起的。荷尔斯坦因的居民多数是德意志人，石勒苏益格的居民多数是丹麦人。两地的归属，一直纠缠不清。数百年来，多数的时间受丹麦统管，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也是如此。1815年维也纳会议认可了这一既成事实。但是德国人一直认为这是个“耻辱”。40年代末，丹麦曾正式将这两处划入其版图，引起德意志各邦的强烈反对。为解决争端，1852年5月 8日，英、法、俄、普、奥、瑞典6国签订了一个伦敦议定书，确认在保留荷尔斯坦因的传统特权的前提下，丹麦仍领有这两个公国。

　　1863年 11月 15日，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死后无嗣，由其堂妹夫克里斯蒂安·冯·格里克斯堡亲王继位，是为克里斯蒂安九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两公国居民不愿拥戴新王，因为按照萨利克法兰克人古老法典规定，“土地遗产不得传给妇女”。他们认为两公国应由16世纪初统治过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三世的直系后代奥古斯滕堡公爵继承。对此，克里斯蒂安九世不予理会，并正式宣布前任国王于1863年3月底发布的总宪法生效。宪法取消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的传统特权，实际上是将之并入丹麦王国。德意志国内大哗，举行了几百个民众大会，谴责丹麦违反古老法规，无视德意志主权。荷尔斯坦因人也拒绝宣誓效忠丹麦国王，呼吁德意志联邦议会承认奥古斯滕堡公爵为石、荷两公国的大公。

　　对由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引起的德丹矛盾，俾斯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如他事后表述过的：“这两个美丽的省份确实对我们的雄心有巨大的诱惑力。”他要把这场纠纷作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整个进程的一个步骤。同各中小邦统治者、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想法不同，俾斯麦有他的意图：

　　首先，以解决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坦因的“法律权利”问题，来表达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俾斯麦深深懂得，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最能够树立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的威信的，莫过于举起“民族主义”大旗。因为，千百年来，特别是拿破仑战争以来，处于欧洲列强股掌之中的德意志各邦的人民，对“维护民族主权”至为敏感。石—荷问题正是俾斯麦挥动这面旗帜的大好时机，他决意牵头“夺回”石、荷两公国，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面前，在全德人民的心目中，成为“德意志弟兄们”的希望。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度里，比起那些狭隘的邦君，俾斯麦能站在维护“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为普鲁士争得“民族”地位，这确是高人一筹。

　　其次，以此显示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独立性和普鲁士推行强权政治的果敢精神。石—荷危机发生后，德意志各邦和联邦议会均认为解决争端的途径，就是支持奥古斯膝堡公爵为石—荷的合法继承人。议会为此还作出专门的决议。普鲁士的一些当权者，如驻巴黎大使戈尔茨伯爵也主张普王顺应“德意志感情”，支持这一方案。俾斯麦不以为然，不支持这种“追逐德国虚伪名望”的民族感，而且他认为这是考验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中的份量的衡量器。假如能用普鲁士的“铁血”手段而不是联邦的法权手段获取石—荷，就可造成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普鲁士是作为一个大国而不是作为“联邦成员”行事，普鲁士必须领导别人，而不是追随别人；而这一举措的成功，又可向全德证明俾斯麦的基本政治路线的正确，即德意志“力量的加强不可能来自（联邦）议会政治与新闻政治，而只可能来自基于实力的强权政治。”

　　最后，以此缓和“宪法冲突”。俾斯麦虽则蔑视议会，并对其采取强权压制的手段。但兵役期和军事预算问题一直未决。1863年冬，即石—荷危机发生的当年，众议院又在1864年的预算中勾去整编军队的经费。而欧洲的金融巨头，只办理有三方面签字的期票贴现，如果在期票上签字的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院，或者是由冒名顶替者组成的众议院，那末金融界就会把这样的期票当作一张空头支票而不予认可。因此，俾斯麦深知，要使这些裤带里栓着国家钱柜钥匙的自由派就范，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爱国自豪感”，他的石—荷政策取得的胜利越大，与众议院自由派的矛盾就会缩得越小。事态的发展证明，俾斯麦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普军在对丹麦战争中攻克迪佩尔要塞后，原先支持奥古斯滕堡大公的柏林自由派，便从责难俾斯麦转而签名上书普王，支持俾斯麦路线。

　　对外，俾斯麦利用英、法、俄在国际争端上的矛盾，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稳住，同时卓有成效地争取到奥地利与其一致行动。1864年1月初，俾斯麦向奥驻普大使卡罗利正式建议普奥联盟，立即获维也纳的响应。 1月 17日普奥于柏林威廉街签订盟约。奥地利许诺：要是丹麦国王不撤销总宪法的话，奥军将支持普军去对付丹麦。

　　就在普奥拟就盟约的当天，两国联合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提出最后通牒：限于48小时内宣布已公布的总宪法无效。丹麦拒绝，1月下旬和2月上旬，普奥军队进入石—荷。3周后，整个日德兰半岛便为普奥军队所控制。战争的进程如俾斯麦之所料，丹麦向英、法求援，列强作壁上观。丹麦完全孤立，向普奥求和。5月12日，缔结停战协定，丹麦答应让出石—荷。

　　1865年8月14—20日，普奥签订了分享战利品的加斯坦因专约，规定：石—荷为普奥共有，但分别管理。奥管南面的荷尔斯坦因，普管北面的石勒苏益格；荷的首府基尔港的防务委托普军担任，鄂尔登堡由普奥军队联防；普鲁士有权建筑经荷尔斯坦因境内的铁路，设置电报以及开凿北海通波罗的海的运河。

　　又是“共有”，又是“分管”；又是南，又是北，为什么要弄得如此复杂呢？维也纳的政治家曾称专约是“没有谜底的谜语”。其实，俾斯麦的用意很清楚，他在为普奥冲突埋下伏笔。试想，奥地利地处南德，荷地处北德海边，中间横着普鲁士，奥要真正掌握荷，会有多大麻烦？奥管荷，普管石，由普至石必经荷，普鲁士就不能利用“共有”、“过道”制造事端吗？因此，这个“谜底”在俾斯麦那里早就有了。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俾斯麦曾写道：“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只要欧洲的政治形势许可便可随时用来作为发动（对奥）战争的借口的问题。”只要时机一到，他就会捅破这张“糊墙纸”，打一场“兄弟阋墙”的、决定德意志命运的战争。

　

普奥战争

　

　　解决了石—荷危机，俾斯麦立即把搬掉最大的政治障碍物奥地利列为他的政策重心。

　　然而，俾斯麦要真的推行这个战略决策，并非易事。

　　普鲁士王室和容克保守派坚持君主主义原则，始终不能忘情于神圣同盟所确立的正统主义秩序。在他们看来，与奥地利决裂，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破坏这个秩序，因而竭力主张与奥和解。威廉国王和王室大臣也深恶痛绝这兄弟阋墙的战争，不肯批准俾斯麦的对奥敌对行动。

　　国内的阻力，在俾斯麦看来是不难克服的。因为这个多民族的、正统的奥地利帝国是个庞然大物，内外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有虚可趁；它的笨重的战争机器，扩张军备所需要的时间比普鲁士要长一倍。因此，俾斯麦成竹在胸，他表示：要竭尽自己的天职，“即使这会把他送上断头台也在所不惜。”俾斯麦终于用自己的忠心和决心说服了威廉国王，挫败了王室内部保守派的破坏。

　　在对奥战争的问题上，使俾斯麦最感麻烦的还在于欧洲大国的态度。

　　奥普一旦冲突，就不像石—荷问题那样简单了。对欧洲各大国来说，谁都明白：石—荷危机是德丹疆界的划分和部分领土的纠纷问题；普对奥开战，则意味着德意志将统一在“普鲁士尖顶盔”之下的问题。对此，它们均有威胁感。因而对这个关系到德国统一的关键性争端，列强绝不肯坐视。

　　德意志统一任务能否完成，小德意志方案能否实现，关键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争取到俄、英、法的中立态度。当时在普鲁士各派政治势力中，在与俄英法的关系问题上都有各自的立场。容克保守派始终信赖命运与共的沙皇制度，敌视“扩散革命”的法兰西，主张与俄国维持“传统友谊”，与法保持敌对伏态。资产阶级自由派从其工商业利益出发，主张亲近英国、敌视俄法，建立一个英—普—奥的“中欧轴心”以对付俄法。

　　俾斯麦不受任何教条主义的传统约束，不执着任何一成不变的外交目标。他坚持：“普鲁士在一切方面都必须自由行事”，要“推行一种多面政策，以为自己打开一切门路。”只要能达到孤立奥地利的目的，什么“原则”他都可以“灵活处理”。

　　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英国的态度较为温和。俾斯麦看到，普鲁士在欧陆权益尤是巴尔干问题上与英尚无利害冲突，相反，一个强大的德国却是维持欧陆均势的一块砝码。普鲁士如能从英获得“柏拉图式的友好”，则彼此相安共处是完全有可能的。为此，他对英略表亲善，与之建立关税同盟，降低关税。

　　对亚历山大二世，俾斯麦的态度也颇乐观。彼得堡对柏林在1863年波兰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至今仍感激不尽。同时，俄国国内财源枯竭，波兰及俄国内部的局势又很动荡。更主要的是它在东方问题上与英法奥纠葛很深。亚历山大此时不会也不可能出面阻碍普对奥开战。

　　最令俾斯麦忧虑的就是拿破仑三世，因为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德国的崛起，对于法国及其欧陆霸权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小拿破仑绝不肯坐视奥地利的崩溃、普鲁士的强盛以及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周围。而且强大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一旦动作起来，亦非此时的普鲁士王国所能抵御得了的。但是法国也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地，争取法国的中立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俾斯麦说得很明白：“绝不应忽视波拿巴所提供的这种暂时的、失算的支持而不加于利用。”基于这种状况，俾斯麦便把外交活动的重心放在对法关系上。1864年10月，1865年10月、11月，他三赴法国休养地比亚里茨拜谒拿破仑三世。

　　在与法皇的会谈中，俾斯麦探明了巴黎方面的意图：一是讹诈，法想获得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左岸土地。对此，俾斯麦回答得很含糊，答应只要拿破仑三世让普鲁士在“德国放手去干”，对于法国“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他这种空头许诺（没有立下任何凭据）是看准小拿破仑的兴奋点还在于其二，即坐取渔利，让普奥在争霸战争中消耗国力，丧失军事大国的地位，以获取其所需要的东西。对此，俾斯麦也有良策。第三次会见法皇返回后，他便制订了明确的行动计划：对奥战争速战速决，在拿破仑三世醒悟之前腾出手来，准备好在莱茵河的军事行动。为达此目的，俾斯麦采取了一项一箭双雕的措施—与意大利订立军事同盟——既转移法国的注意力，又可迫使奥军在未来的普奥战争中于南北两线上同时作战（北挡进军维也纳的普军，南拒进军威尼斯的意军）。经过艰苦的外交活动，俾斯麦打开了通往亚平宁半岛的路。1866年4月8日，普意签订同盟条约，双方保证在对奥战争中不得单独缔结和约。

　　在推行铁血政策的年代，俾斯麦的这些“多面外交”确是次次获胜：英国愿守中立。俄国对普的“传统友谊”深信不疑。意大利直接绑在他的战车上。法国默许普鲁士的行动，表示绝不“让自己紧靠着一个靶子站着”。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后，俾斯麦便开始捕捉战机，对奥开战。

　　1866年1月23日，奥地利驻荷尔斯坦因总督路德维希·冯·加布伦茨批准在荷的行政中心阿尔托纳举行支持奥古斯滕堡大公的群众集会。三天后俾斯麦向维也纳发去抗议照会，威胁要“终止两国政府的合作”，要“保留普鲁士政策的行动自由”。奥相门斯多尔夫回答：别人不得干涉奥地利管理荷尔斯坦因的权力。普奥之战一触即发。

　　2月28日，普鲁士国王召开御前会议，政府全体成员、太子、普驻法大使、总参谋长、国王军事顾问等出席。俾斯麦就1815年以来的普奥关系作了分析和总结，并得出结论说：“对普鲁士来说，当前德国和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除太子外。御前会议一致确认，普奥之战在所难免。

　　3月29日，威廉下令增强普鲁士边防部队，表示他不能忍受奥地利的“伪善的假面具”，决心要把它撕破。

　　此后，随着普意同盟条约的签订，俾斯麦加快战争步伐。6月1日，俾斯麦以破坏加斯坦因专约为名下令曼陀菲尔越过石、荷的界河艾德河进军荷尔斯坦因。6月10日，俾斯麦在柏林公布一个《联邦改革纲要》，提交联邦议会讨论。奥地利控制的议会6月14日表决时以9票对6票的多数否定了《纲要》。俾斯麦进而指示普鲁士代表宣读声明，否定联邦议会的表决，要求解散联邦议会。6月15日，普向萨克森、汉诺威、黑森提出最后通牒，要它们接受《纲要》并让普军过境，三君主拒绝。次日，普军开进萨克森、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6月17日，普军进入奥地利的捷克地区，普奥战争爆发。

　　交战双方，一方是奥地利、汉诺威、萨克森、黑森—卡塞尔、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大部分德意志中等邦国；另一方是普鲁士、汉撒城市、北德小国和意大利。战争在三条战线上进行。西南线—意大利战线，奥意作战。奥地利投入7.5万兵力，6月24日在库斯托查大败意军。北线—德意志战线，普与北德各邦作战。普投入5万兵力，6月27日，在朗根萨尔沙击败汉诺威军并逼其投降，北德大部分地区落入普军之手。东南线—波希米亚战线，普奥作战，是主战场。奥地利投入28.3万兵力，普鲁士运用铁路运输和电报指挥迅速组织3个军（25.4万兵力）于6月22、23日，分三路进攻波希米亚。普军旗开得胜。奥军总司令贝德克自感难于取胜，致电维也纳宫廷建议议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寄希望于一次主要的战役而打败普军。这就发生了7月3日的萨多瓦决战①50000488_0124_0。

　　这一次，普王亲临前线。俾斯麦身穿后备军少校制服，头戴骑兵铁甲盔，身披灰色长大衣，骑马随同普王登上一个离奥军不到12公里的小山头督战。他完全清楚，这一仗是他的政治赌博。有人说他甚至怀揣毒药，准备在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中，普军失败时自杀。清晨，决战开始了，双方共投入44—46万兵力。俾斯麦对能否取得这决定性的胜利，心中无数，正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道的：当时感到好像在玩扑克牌，把不属于自己的100万塔勒孤注一掷。就在俾斯麦疑云满面的时候，参谋总长毛奇向普王报告：“陛下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整个战争”，“维也纳将俯伏在陛下的面前。”到黄昏时，奥军最后被击溃了。此仗奥军死伤2.4万人，被俘1.3万人。奥地利无力再战了。奥皇电告拿破仑三世，愿将威尼斯让于法国，请求法皇出面调停。

　　俾斯麦原可以乘胜追击，直捣维也纳，拒绝和谈。但这位上半年还在费尽心机制造普奥危机的铁血宰相，此时却骤改策略，急于熄灭战火，在德国恢复和平。他毅然接受拿破仑三世的调停，心甘情愿地把普鲁士的势力限定在北部德意志。

　

北德意志联邦

　

　　萨多瓦战役后，普军通往维也纳的大道已打通了。威廉国王和他的将军们劲头十足，要进军维也纳，要在哈布斯堡的京城提出和谈条件，要完成祖辈的未竟之业。但，俾斯麦却唱起低调来。7月10日，他叫驻俄公使向亚历山大二世保证，结束这场战争，普鲁士的条件仅此二项：改革德意志联邦、最终解决石—荷问题和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排除出去。只要奥地利接受这些条件，他立即“向左后转弯”而“凯旋回国。”对此，为胜利所陶醉的普王责备俾斯麦是剥夺普军已得的荣誉，剥夺普鲁士胜利果实。将军们怒斥俾斯麦是在破坏“普鲁士的利剑所赢得的”东西。他们坚持进攻维也纳。

　　对这种鼠目寸光之辈的荣誉感，俾斯麦大为恼火，此时彻底摧垮奥地利，其结果不是壮大而是削弱普鲁士，不是有利于而是大大有损于德意志的最终统一。

　　首先，继续战争正中拿破仑三世的下怀。普军再向前推进，可以很顺利得手。但小拿破仑正可趁此出兵莱茵、后顾之忧如何解？俾斯麦在一次军事辩论中责问将军们：“要是敌军放弃维也纳，向匈牙利撤退，我们是否还要去追击？我们一旦越过多■河……，就失去同后方的联系；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王国，让普鲁士听天由命。”因此，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以低条件迫使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后，使普军“凯旋归国”，加强莱茵，使路易·波拿巴无计可施。而且在法国于7月5日出面调停的情况下，普仍我行我素，正给巴黎找到出兵干涉的口实。俾斯麦告诫威廉：“国王军队的辉煌胜利将迫使波拿巴放弃他迄今持有的保留态度（即中立政策）。”

　　其次，在普鲁士羽毛未丰的时候，过份削弱奥地利而刺激欧洲大国，是很不明智的。俾斯麦7月7日在给他夫人的信中写道：“我有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做：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使大家明白生活在欧洲的不光是我们自己，而且还有三个憎恨妒忌我们的强国。”将苛刻的条件加给奥地利，逼使它没有退路，会使它成为“法国或其他敌人的同盟者。”相反，如果此时给奥地利体面地结束战争，普奥两国由于历史的和地域的原因在对付欧洲大国的时候还有拉手的可能。俾斯麦就是这样盘算的，他说：“我们应当保留使我们现时的对手再度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应当把奥地利看作是欧洲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还有，奥地利正是民怨鼎沸的时候，此时进军维也纳有可能使民族矛盾激化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在这个正统主义的国度引起革命，这将极大地动摇普鲁士这个中欧君主国。反之，不使奥地利屈辱，避免伤害其民族感情，于日后改善两国关系是极为有利的。俾斯麦说：不应在“对手身上留下难以平息的感情”，“普军得意洋洋地进入敌国首都，自然会给我们的士兵留下愉快的回忆”，但“它将会在奥地利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在我们未来的关系中增加不必要的困难。”

　　出自以上原因，俾斯麦竭力阻止进军维也纳，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威胁，终于迫使国王屈服。威廉御笔批道：“因为我的宰相要在我面对敌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丢掉我”，所以“在维也纳的大门前，我不得不痛心地在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逆来顺受，接受一个耻辱的和平。”俾斯麦明智地插剑入鞘，竭力避免以拿破仑式胜利进入维也纳，为德国的最终统一和日后的国际事务中保留了“欧洲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7月22日，普奥签订停战协定，8月23日正式签订布拉格条约。俾斯麦确实宽大为怀：奥地利帝国的领土除威尼斯让与意大利外，不割一地；石、荷一切权利归普；奥地利承认“没有奥地利帝国参加的新的德意志组织”，德意志联邦解散；奥赔款300万英镑，普鲁士保证在条约批准后，三个月内将军队撤出奥地利。普奥战争就这样以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而结束。因为这次战争前后仅进行了7周，史称“七星期战争”。

　　普奥战争结束后，原站在奥方的北部4邦——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法兰克福被并入普鲁士版图。普鲁士王国从此连成一片，领土增至34.7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占全德的1/3。资产阶级在俾斯麦为他们争得一个比以前更统一的德意志市场，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后，便对丧失政治权利也不再计较了。持续了4年的普鲁士宪法纠纷结束了。恩格斯说：在波希米亚战场上，不仅奥地利，而且德意志资产阶级也输给俾斯麦了。新选举的议会，进步党遭到失败，绝大部分党员分裂出来后建立民族自由党，成为俾斯麦的支柱。9月3日，议会以230票对75票的多数通过法案：免于追究未经议会同意而拨款的责任。议会还向普王主动建议，奖给俾斯麦40万塔勒（他用这笔款购买了波美拉尼亚的瓦尔青领地）。

　　1867年4月，通过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由美因河以北24邦国（包括3个自由市）组成的北德意志联邦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普鲁士在北德联邦中居于绝对领导地位。

　

普法战争

　

　　北德联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德国民族任务的完成。南德4邦（巴登、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施塔特和符腾堡）尚独立于联邦之外。一条美因河，隔开南北两个德意志。这分离局面的主要支撑者就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路易·波拿巴。

　　在巴黎当局的眼里，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将是法国在欧陆优势地位的潜在威胁。而且，此时的法皇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地步：对内无限制地强化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引起工农和民主力量的反对；对外穷兵黩武，侵略阿尔及利亚，争夺意大利，远征中国、墨西哥，国力耗尽，国际地位下降。

　　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小拿破仑深知，出路只有一条：阻止德国统一，恶化两国关系，进而用战争手段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转移人民视线，巩固波拿巴的统治。

　　俾斯麦也深知，要在美因河上架起桥梁，完成统一大业，对法一战在所难免。但俾斯麦强调：“要选择正确的时机”，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就挥戈上阵对法开战，非普鲁士之力所能及。他在给慕尼黑韦特恩男爵的信中写道：“出于纯粹主观上的原因擅自干预历史的进程，就好比摇落不成熟的果实……在某种形势已在变化的时候能进行等待，这种能力是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

　　他首先巧施手段，在“领土报酬”的纠葛上稳住小拿破仑。普奥战火刚熄灭，小拿破仑便上门讨债，1866年7月21日、27日和8月8日、16日，不断通过普驻巴黎大使霍尔茨伯爵和法驻柏林大使贝内狄德向普索取“领土报酬”。所含内容有三：“（一）法取得莱茵河左岸地区直至美因兹（兰道省和萨尔布吕肯）。（二）卢森堡并入法国。（三）承认法国对比利时的占领。俾斯麦对在比亚里茨许下的诺言早已丢在脑后，他下决心：什么也不给。不过，他做得狡猾而又得体，使法皇的领土要求难以得逞。普法关系遂之紧张起来。

　　接着，俾斯麦开展有效的外交活动，使法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孤立无援。

　　英法关系在60年代后半期已十分冷淡，法国正在加紧开凿苏伊士运河的举动，使英国大为敏感和不安。认为这是对英国印度洋势力的威胁。因此，俾斯麦断定：任何削弱法兰西的冲突都不会引来英国人的干涉。相反，普鲁士的增强倒是抑制强大的法国的一种有用的力量，用欧洲大国之间的自行调节欧陆均衡比它英国亲自出马干涉要有利得多。而且，有迹象表明，在法普冲突中，英可能作出有利于普的行动。如在1866年8月法提出要善承认它兼并比利时后，英国政府便令英驻巴黎大使向拿破仑三世面询。当法皇向伦敦发出照会声明并无此事时，英使又将照会向普驻巴黎大使透露，实际上是暗示英在普法关系中的立场。所有这些表明，普鲁士对法开战，不会引来英国方面的干预。这是俾斯麦最为放心的。

　　奥地利才从战争中脱出，正忙于稳固刚建立的奥匈二元帝国，要插手于欧洲事务非它力所能及。而且俾斯麦的宽宏大量，对两国密切合作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加上俄奥关系的牵制，奥地利不会轻举妄动。事情正是这样的，1868年8月，奥皇与法皇会晤于萨尔茨堡，所获结果是礼节性的交换，并无达成任何不利于普鲁士的书面协议。此后，1868年，1870年，双方也继续接触，但一谈到反普鲁士的实质性问题时分歧更大了。因此，俾斯麦并没有把奥放入他的外交视线之内。

　　俄国的态度，事关紧要。沙皇宫廷对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和日益强大甚为焦虑。德意志联邦的瓦解，一大批德意志小君主国的消灭和普鲁士领土的不断扩大，都深深地刺激了沙俄当局。特别是哥尔察可夫正注视着普鲁士的外交成就，他为俄国的军事改革迟缓而邻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忧虑着。萨多瓦战役刚结束不久，俄便急不可耐地串联英、法抗议俾斯麦正在策划中的废除德意志联邦和兼并北德各邦的行为，并动议举行国际会议加于干涉。此举虽未得逞，但却吓坏了俾斯麦。法俄一旦实现联盟，普鲁士再强大也无法对付左右夹击的局面，德意志的统一大业非但不能完成，还会重新陷入30年代战争后任凭列强宰割的田地。于是俾斯麦便利用英法反映冷淡，奥法接近的机会乘虚而入，示好和拉拢俄国，扩大法俄距离。他选择了一个突破点，准备以巴尔干为诱饵引俄法脱钩。在俾斯麦看来，如能促使沙皇把注意力集中于“东方问题”，必引起法英奥的反感，他就可以利用这笔“现实的政治财富”顺顺当当地在中欧完成他铁血政策的最后一个步骤。为此，俾斯麦派遣以曼陀菲尔为首的特别使团前往彼得堡。他指令曼陀菲尔：对俄国要求废除巴黎和约禁止其在黑海保有舰队的那些条款，“要给他一个友好的答复”，要向俄国明确保证，“普鲁士将不会给他设置任何困难”，甚至可以进而表示：如果俄国“得到自己家门的钥匙①50000488_0129_0，那德国是会高兴的。”俾斯麦摇动这串叮作响的黑海门户钥匙，确是打动了沙皇的心。俄普的“传统友谊“因此发扬光大。1868年春，双方签订一项秘密规定：沙皇派军驻扎奥匈边界，以在普法开战时牵制维也纳；普鲁士在俄国受到奥地利威胁时增强莱茵兰的兵力。但俾斯麦坚持双方维持如1868年波兰问题时的“露水夫妻”关系，不签订书面协定，他只想得到俄国在普法战争中的中立保证，并不想承担任何正式结盟的义务，而且他更不愿意将一个与俄国粘得很紧的真凭实据捏在沙皇手里，丧失外交活动的主动权。

　　还有南德四邦，这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阻力。俾斯麦深知，这里有着一股强大的反对派力量，不肯拥戴普鲁士为盟主，而且这里的工业不如北部发达，资产阶级对形成全德统一市场，建立强大海军、夺取殖民地等的要求并不强烈。因此，南德四邦对发动一场对法战争、建立德意志中央集权统治并不感兴趣。相反，如处理不当，有可能驱使它们同法联成一气共同反普。所以在60年代后半期，俾斯麦竭力约束参谋部的急燥情绪，在同南德携手之前不在西方进行战争。当然，俾斯麦同时看到南德四邦的弱点：它不能无视日益壮大的北德联邦；南德在军事上对北德的依赖甚大，普鲁士的军事学院协助培养南德的军官，普的参谋官正在帮助训练南德的情报工作人员；南德的经济生活如糖、酒的生产和销售与北德关系密切。因此俾斯麦又认为与南德结盟可能性更大。他小心翼翼地处理南北关系：首先是解怨，对南德在七星期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不予计较，消除双方的紧张状态；其次是耐心，不勉强南德加入北德联盟，以避免“普鲁士化”之嫌，听其自然，俟到时机成熟，自然是水到渠成；第三是拉拢，针对南德葡萄酒业因法国竞争而不景气，1868年5月，俾斯麦公开号召保卫德意志的葡萄酒贸易，终于打动了南德“真正的德意志之心”；最后是挑拨，把拿破仑三世对莱茵河左岸的吞并野心原原本本告知南德各邦政府，使他们看清法国的叵测之心，同时又以此激发南德人民的民族情绪，增强对法的离心力。俾斯麦的这些努力的结果是经济上密切了南德和北德的关税同盟；军事上订立了秘密的攻守同盟，商定：南德四邦在发生战争时有义务将自己的军队并入北德联邦的军队。法国在南德的间谍向巴黎报告说：一旦发生普法战争，这些邦的大部分居民一定会不顾分离主义集团的影响而倒向北德联盟一边。

　　解除了“家内”的后顾之忧，造成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到60年代末期，俾斯麦认为摘取胜利果实的条件成熟了。他怀着与法决一雌雄的心情，捕捉着诱发战争的时机。

　　1868年9月，西班牙爆发革命，女王伊莎贝拉二世逃往法国，王位空缺。1870年春，执政普里姆将军派萨拉查·伊·马萨雷多博士前往柏林，邀请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卡尔·安东亲王的长子利奥波德任西班牙国王。俾斯麦视此为刺激法国挑起战争的绝好机缘。他费尽口舌，成功地说服威廉予以接受。不料霍亨索伦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消息被西班牙报纸披露出来。消息传到巴黎，政府报纸沸沸扬扬，怒气冲冲的评论连篇累牍。外长格拉蒙特向议会发表演说：“这种行为同法兰西的利益和荣誉是无法统一的”，并表示不惜与普一战。

　　面对法国的挑衅，威廉却退让了。7月12日，他对贝内狄德表示：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利奥波德也跟着声明，他不接受西班牙的邀请。

　　但波拿巴并不想就此罢休，他要继续寻衅。7月13日晨，法使在德意志西部的埃姆斯竭见了正在那里休养的威廉，转达了拿破仑三世的挑衅性的要求，希望普鲁士作出永久不让霍亨索伦家族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保证。威廉虽感到莫大的耻辱，当即拒绝，但还是对法国大使作了安抚，表示他的堂兄弟“不会再怀有恢复这一资格的意图。”在临离开埃姆斯时，威廉又通过侍从副官通知法使：此事还可在柏林从长计议。当天下午，普王把与法使会谈的内容和经过从埃姆斯给柏林首相府发出了一份秘密急电。

　　接到普王电报后，俾斯麦把电文作了一番修改，特别是将最后一句“从长计议”的话写成“陛下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以此蔑视的语气来刺激法皇。俾斯麦得意地对在场的毛奇和罗恩说：这个电文将起“红布对高卢公牛的作用”。当晚，俾斯麦把电文交付柏林报纸，并致电各驻外使馆，使之公诸于众，法国因此而蒙受耻辱。

　　7月14日，正是法国国庆日①50000488_0132_0，“威廉侮辱法皇”的消息立即引起沙文主义者的愤怒“打到柏林去”、“普鲁士忘了耶拿”等的叫喊声响彻巴黎。15日，法国议会批准战争拨款。高卢公牛真的被逗怒了，7月19日，法向柏林外交部递交了正式宣战声明。俾斯麦政府从容应战，他的“铁血政策”推进到了高潮。

　　战争爆发后，普军迅速在西部法德边境集结。7月31日威廉偕同俾斯麦离开柏林亲临前线指挥。普军分三路迎击法军：在摩泽尔河方面的德军由斯坦麦次率领。帕拉提纳特方面军由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指挥。这两路军进窥法军要塞麦茨。在莱茵河上游太子弗里德里希指挥的德军，主要是进窥斯特拉斯堡。

　　法国原计划迅速推进到美因河，把南德和北德分割开来，并促使奥地利加入反普战争，一举打败普鲁士。但开战才半个月，普军便挫败法军急速侵入德国的战略计划，转入进攻，使法军处于挨打地位。8月4日、6日，普军越过边界，在维桑布尔和维尔特击败由麦克马洪元帅统率的南线法军，迫使麦克马洪离开阿尔萨斯。8月6日，普一、二军团在施皮歇恩高地会战中，击败由巴赞元帅统率的北线法军。8月16日，普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的撤退！并截断了它的退路。8月18日，在格拉费洛特和圣普里再败巴赞军，随后将其团团围困在梅斯要塞。麦克马洪奉命驰援，又被普军阻截。普军将其逼到色当展开决战。法军惨败。傍晚，拿破仑三世派人呈信威廉，表示愿“将他的佩剑交到陛下手中”。9月2日，拿破仑三世、麦克马洪元帅，连同10万军队，418门大炮和无数军需辎重都落入普军之手。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丧钟敲响了。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帝制，宣布共和，成立以特罗胥为首的国防政府。普军长驱直入，国防政府未作积极抵抗。普鲁士的防御战争遂蜕化为掠夺战争。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法国人民民族情绪高涨，开始组织国民自卫军。10月27日，巴赞率军投降。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成立。28日，德法签订停战协定，法国投降，正规军武装被解除。

　　3月18日，巴黎工人革命，随之建立公社政权。俾斯麦一方面表现了对工人革命的仇视；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红色梦魇”要挟凡尔赛让出更多权益。为了换取普鲁士扼杀巴黎公社的剌刀，梯也尔政府终于不惜丧权辱国，与俾斯麦签订了最后的和约。

　　5月10日，双方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和约，规定：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连同战略重地麦茨要塞并入德国；法国赔款50亿法郎，在凡尔赛政权恢复后30天支付5亿，年底支付10亿，1872年5月1日前支付5亿，余30亿于1874年3月付完，所欠款项法政府应付5%的年息；在赔款付清前普军继续驻守法国领土，一切供养费用由法国负责。

　　俾斯麦这次对法国的惩罚就不如1866年对奥战争那样宽容了。他如此掠夺，消弱法国，在欧洲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恶名昭彰的印象，成了各大国统治集团嫉恨和恐惧的对象。恩格斯说：俾斯麦掠夺法国，“在这里他就犯了他的第一个大错误”。俾斯麦这个一向善于从欧洲局势考虑德意志问题的精明容克对掠夺法国引来的外交上的严重后果，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一想到德意志帝国这个初生儿的日后命运，他就只好顾此失彼了。因为：第一，同法国睦邻，绝不可能。在俾斯麦看来，普法战争“仅只是德法之间将要发生的许多次战争的第一次”，因而必须充分利用这次战争的胜利把与法为邻的西南边界“修整”得最不利于法国而有利于德国的地步。实质上，俾斯麦的防患法国是幌子，抑制德帝国称霸中欧的对手才是他的真意。第二，阿尔萨斯和洛林于法德双方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法国人可据此保有一块从西南部进攻德国的前哨阵地。德国人占有它，则可掌握孚日山脉（南）和阿登山脉（北）之间的大平原——“孚日空隙”，在最好的作战方向上进击巴黎。俾斯麦是在为将来的法德战争创造最有利的战场。第三，南德诸邦的离心倾向仍十分严重。这里多信奉天主教，反普情绪很激烈，是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最薄弱的一环。它紧连法国，终是隐患。因此，从政治上考虑，俾斯麦也认为必须将法国人挤到孚日山脉的另一边，使一河（莱茵河）一山（孚日山脉）把这个不可靠的地域隔开来。第四，从国内政策的需要考虑，60年代高涨的德国工人运动使容克资产阶级极为忧虑，俾斯麦竭力想强化军事官僚机器，尤其是加强军国主义统治。因此，他有意激发对法关系的紧张状态，左邻有一对血红的眼睛死盯着德国，这“民族威胁感”就使他有足够的理由来实现其对内政策。

　　打败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德意志最终结束了民族分离的状态，一个统一的德国诞生了。

蓝盾

第五章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第一节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结构

　

帝国的建立

　

　　色当战役的胜利，使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在德意志人面前展现了辉煌的战果，同时也震慑了南德诸邦，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黑森先后派代表团到达凡尔赛，同普鲁士进行关于国家统一的谈判。

　　俾斯麦根据南德四邦对待统一的不同态度采取不同对策：拉拢巴登和黑森两个小邦国，向巴伐利亚让步，孤立符腾堡。11月15日巴登、黑森加入联盟。23日，巴伐利亚获若干自主权后也加入联盟。两天后，孤立的符腾堡只得就范。至此，美因河南北的两部分德意志联成一片了。

　　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呼之欲出，然而在皇帝称号问题上，俾斯麦又陷入两难境地。太子继位心切，竭力促成一个新的“自由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国王威廉一世则不愿“同老普鲁士分离”，认为接受德意志的皇帝称号等于“把老的普鲁士称号撂下”，因而不肯接受在“普鲁士国王”以外的新的称号。这父子俩，一个急于建立，一个不愿建立新的帝国，动机都是一样的，即想把德意志溶化于普鲁士。而这一点正是俾斯麦所忌讳的。为了做到既可使统一的德意志普鲁士化，又能消除南德各邦对普鲁士化的疑虑，他耍了一个计谋，用重金收买独立性最强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及其大臣，让他们上书普王，以德意志诸侯的名义请求威廉一世重建德意志帝国并接受皇帝称号。在俾斯麦的安排下，普王终于勉强改变初衷，于12月16日接受了由30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呈递的“劝进书”。

　　1871年1月18日，即普鲁士国王加冕170周年纪念日，在凡尔赛宫72米长的镜厅举行盛典，普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因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后，故又称之为第二帝国）。

　　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包括4个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6个大公国：巴登、黑森、麦克伦堡—施威森、麦克伦堡—施特雷利茨、萨克森—魏玛和奥尔登堡；5个公爵领地：不伦瑞克、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阿尔腾堡、萨克森—可堡（图林根城名）—哥达、安哈尔特；7个侯爵领地：施瓦茨堡—鲁多斯塔特、施瓦茨堡—宗得斯豪申、瓦尔德克、罗伊斯（老系）、罗伊斯（新系）、绍姆堡—利珀、利珀；3个自由市：吕贝克、不莱梅、汉堡；另有一个直辖地：阿尔萨斯—洛林。

　　最大的邦为普鲁士，人口3000万，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最小的邦国为罗伊斯（老系），人口6.2万，面积316平方公里。

　

帝国宪法

　　　

　　1871年4月16日，新选出的国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德意志“缔结为一个永久的联邦”。各邦可以保有一些自治权，如教育、宗教、部分司法、征收直接税、水上运输，南德诸邦还可以独立管理邮政、电讯、征收啤酒、烧酒消费税。军事、外交、海关和银行立法、间接税、度量衡、货币、民法刑法等都在帝国政府的权限之列。德国从政治上完成了真正的统一。

　　帝国宪法以北德联邦宪法为蓝本，它保证了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

　　宪法宣告帝国是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帝国元首是“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集中了国家的巨大权力：（1）任免国家官吏权。宪法规定：“由皇帝任命帝国首相”，“皇帝任命帝国官吏……可决定其免职”。（2）“皇帝有权签署和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当联邦领域内的公共安宁受到威胁之际，皇帝可以宣布某一地区进入战争状态”。（3）统帅军事。“帝国的全部陆军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在战时、平时均由皇帝统帅”。“帝国舰队系在皇帝最高统帅之下的一支统一的舰队。”海陆军高级军官均由皇帝任命。（4）决定帝国的对外政策。“皇帝在国际法上代表帝国，以帝国名义宣战媾和”。（5）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皇帝有权召集、召开联邦议会和帝国国会，以及使议会延期结束”。

　　首相是帝国唯一的大臣，主持帝国政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首相有权在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发起辩论，提出法案。表决失败，不能投不信任票迫使他辞职，因为他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其任期长短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愿。首相在内阁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各部都不是独立的机构，“部长”不是该部负责的政治人物，是首相的助手，称为“国务员”。因此，只要取得皇帝的赏识，首相便是帝国全部权力的化身。从1871年起到1890年，俾斯麦一直就是这个“帝国的监护人”。

　　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议会的实际权力很小。联邦议会由加入帝国的各邦代表组成，共58名议员。各邦的代表数不一，普鲁士占决定性票数。代表由各邦君任命，均由保守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出任。联邦议会虽为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有立法权（未经联邦议会同意任何法律都无效）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权，可否决帝国国会通过的议案，然而帝国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命议会主席、召开和解散联邦议会。帝国议会按照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制选出。但25岁以下的男子、25岁以上领取贫民救济金的男子、妇女、军人均无选举权。在普鲁士等几个邦甚至仍采用三级选举制而不是直接普选制。这自然是保证了容克、大资产阶级在帝国议会中的优势。宪法规定，帝国议会是立法机构，行使立法权。然而，它未能组成代议制的政府，不能自行通过任何一项对政府不利的法案，因为一切法律和其他决议都必须取得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方能生效。帝国议会对政府也没有任何行政的监督权，无权要求政府作政务报告。唯一对政府起压力作用的就是批准预算。

　

主要的资产阶级、贵族政党

　

　　在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后，资产阶级、贵族的政党也逐渐形成。主要有：

　　德意志保守党，代表着普鲁士的容克、军官、富农和新教僧侣的利益，主要在易北河以东的政治上落后的东西普鲁士、波美拉厄亚、西里西亚（农业区）和勃兰登堡等地区有影响。其基本纲领是：巩固君主制，保卫容克特权。为此，拥护作为王朝支柱的军队，反对扩大帝国权限，认为帝国权限的扩大是对普鲁士的轻视，会把保守主义的普鲁士“溶解”掉。为了拉扰选票，他们还迎合小资产者的要求，主张恢复手工业行会组织，限制百货商店，排斥犹太人。反动的“十字报”是该党机关报。

　　德意志帝国党，1866年从保守党中分化出来，代表着部分大地主、大工业家，即那些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和以克虏伯（军工）、施图姆（莱茵、萨尔的煤矿主和冶金厂主）、卡尔道夫（德国工业家协会的创始人）为首的重工业资本家。他们无条件拥护帝国，支持俾斯麦政府，是俾斯麦铁血政策的主要支柱，充任政府的大部分阁僚，被称为“真正的政府派”。

　　民族自由党，1867年从进步党分化出来，代表着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大资产阶级，是自由派的右翼。在德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后，它成了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开初，口头上主张实行彻底的代议制，如公民平等，民主自由，议会政治等。但很快便放弃以上纲领，满足于俾斯麦的局部改革，从自由主义蜕化为同容克结成联盟。直到70年代末，它同帝国党一起，是俾斯麦政府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柱。

　　进步党（1884年改名为“自由思想者党”）和德意志人民党，代表着中小城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自由派的左翼。它们坚持推行自由主义原则，反对扩充军队、增加军事预算和保护关税。这是帝国议会唯一的反对党。但它们也绝没有超出纯粹议会反对派的范围。

　　中央党，50年代初出现于普鲁士邦议会里的一个天主教政治派别， 60年代中获得罗马教会的明确支持。1870年11月，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时，提出有关政治和社会的教会纲领，获57席。一个月后组成中央党。1871年3月，在帝国国会选举中，在382席中得63席，成为国会中仅次于民族自由党的第二大党。这个党代表着德意志天主教区域的中小邦的贵族，联合着对普鲁士领导帝国不满的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大批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南部和莱茵省的农民，落后的天主教徒工人。在它的纲领中，明确要求：维护帝国宪法的联邦制特征，反对一切中央集权主义的倾向，主张各邦在帝国内部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天主教不受制于国家。这是一股分离主义的势力，它与保守党一起，构成了俾斯麦政府的敌对派核心。

　　由于德意志的统一和向资本主义转化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和大小邦国妥协的结果，因此帝国建立后，所出现的政党就不像多数欧美国家那样，愈来愈明显地形成单纯的资产阶级两党制，而是同时存在着代表各有产阶级利益的众多的政治党派。不过，从这些党派的成份、纲领和活动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容克是这个国家政权的支柱。

　　德意志这个中欧大国，当它兴盛之时，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开始衰败之日，资产阶级再不能也不敢用民主手段管理国家了。加之德国在完成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时候，非但没有削弱容克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反而加强了他的地位，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反民主的普鲁士军事官僚专制统治便获得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帝国的政治体制虽是资产阶级性的君主立宪，但“君主”是实，“立宪”是虚；虽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但容克地主为主，资产阶级居次。马克思在总结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的特点时指出：这是“一个以议会形象粉饰门面、混杂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实质上就是一种极权统治的波拿巴主义的形式。容克资产阶级就是按照这种政治体制统治着德意志帝国，卵翼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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