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食货志（三）

悠然

八、人民生活与国家财政
  ●三国时之人民生活，可分饮食、被服、居处、婚嫁、丧葬五项述之。主要之食料为米、麦、大豆之属，
晋书文帝纪：「因命合围，分遗羸疾就谷淮北，廪军士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
案：米麦之为主要食料无待详说，观晋书文帝纪所记，知大豆乃次于米麦之日常食品也。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曰：「奴但当饭豆饮水。」后汉书卷五十三序日：「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然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是大豆久为卑贱者及清贫者之食粮矣。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待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足证大豆与米麦同为主要食粮。
●而荒乱之际，枣实、桑椹、蒲嬴之属，下及野菜、蓬实之类，均为人所仰给，
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注引魏书：「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
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五引英雄记：「孔文举为东莱贼所放，城欲破，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枣赋与战士」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也。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浙课民益畜干椹，收 豆，阅其有馀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馀斛，藏在小仓。会太祖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馀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干椹，太祖甚喜。」
晋书食货志谓汉献帝：「既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
魏略辑本卷五：「复贼李堪等始将部曲入长安，居卓故坞中，拔取酸枣黎藿以为食。」
魏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谓鲍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探蓬实，合得数升。」
案：晋书食货志「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是袁绍之众并取给枣实，不仅仰食桑椹也。枣为河北之常食，故后杜恕疏尚调冀州有桑枣之饶（魏志杜畿传）食枣实不若食桑椹之属为可异。
●甚至人相食啖，则三国初期北部之惨象也。
注：食人之记载，略见前户口意。
●赤贫者或饭糠，
太平御览八百二十八引王隐晋书谓刘寔「少贫苦糠饭。」
●官吏之清俭者，间以酱酻为食，皆非常见之例也。
太平御览二百六十二引桓阶别传：「阶在郡（赵郡）时，俸尽，食酱酻。」
●主要之饮料为酒浆汤之属，浆乃冷饮，而汤则为热饮，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
魏志袁术传注引吴书：「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
●浆汤皆不过系饮水之别称，不若酒之珍贵也。
全晋文卷五十五载袁准袁子正书：「语云，岁在申酉，乞浆得酒，岁在辰已，嫁妻卖子。」
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
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典论酒诲：「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即升）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劖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松当盛暑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湖有避暑之欲。」
●曹操尝制酒禁，不免为孔融所嘲，
魏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太祖制酒禁而融（孔融）书啁之。」
●而嗜酒者之私饮自若也。
艺文类聚卷七十二引魏略「太祖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浊酒）为贤者，清酒为圣人。」
魏志徐邈传：「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间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孙权孙皓均好酣饮，
吴志张昭传：「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重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
吴志虞翻传「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
吴志韦曜传：「眼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
吴志王蕃传：「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重臣，蕃沈醉顿伏，貉疑而不悦，轝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蜀饮酒之风，似不及魏吴，当由饮茶之风特盛于蜀，茶足以代酒故也。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字，
注：参看陆羽茶经下。
●王褒僮约中有烹茶买茶之语，
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脍鱼炰鳖，烹茶 古文苑作荼 尽具。又曰，「武都买荼。」古文苑作武阳买茶。
案：荼为茶之本字。
●是西汉时益土人已知饮茶，则三国时更不待言矣。陈志中虽无蜀人饮茶之纪载，然以他书证之，可知蜀人饮茶风气之盛也。
茶经曰「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三国时江东之人亦已知饮茶，
吴志韦曜传：「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而北部之人以茶为食品，
茶经曰：「华佗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
全晋文卷五十二载傅咸司隶校尉教：「问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无为，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独何哉？」
案：此蜀妪盖因北人不饮茶，故作某粥卖之以供北人啖食耳。南市，谓洛阳之南市也。」
●盖由北不产茶，饮茶风气之养成较南方为迟故也。
●三国时之被服材料，为丝、麻、葛诸种织物，
吴志蒋钦传：「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却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以及绵裘之困。裘之劣者，反不若绵之珍贵，故魏略记吉茂之清介，调其冬则被裘焉。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谓吉茂「好书，不耻恶衣恶食，……冬则被裘，夏则短褐，行则步涉，食则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悬盘。」
●三国初期北部公私房舍之毁于兵火者必甚多，而董卓之肆焚殊足骛人，
魏志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大骂即西，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
●厥后魏明帝之大兴土木，盖亦欲复乱前之旧观耳。魏略记杨沛历宦退休，竟不得舍，自起瓜牛庐居止其中，虽由沛居官清俭、家无馀积使然，亦足见北部居处之成问题矣。
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谓杨沛「代张既领京兆尹，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遂以议郎冗散里巷。沛前后宰历城守，不以私计介意，又不肯以事责人，故身退之后，家无馀积。治疾于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后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
魏志管宁传注：「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瓜牛庐。」
●三国时婚嫁丧葬均趋于俭朴，远不若往昔之浮侈，固由在上者之力倡节约，亦以富力减退，而大乱中掘坟之惨祸又足令人惊怵故也。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傅子：「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皁帐，从婢不过十人。」
宋书礼志载程咸议曰：「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璧，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
宋书礼志「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谓太祖「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放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八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乡大臣列将有加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放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欢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相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同已）表其处矣。……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魏志文帝纪黄初七年：「帝崩于嘉福殿，……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魏志后妃传文德郭皇后：「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营陵于首阳陵涧西，如终制。」
魏志徐宣传：「青龙四年薨，遗令布衣、疏巾、敛以时服。」
魏志裴潜传：「遗令俭葬，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数枚，其馀一无所设。」
魏志明帝纪太和二年注引魏略谓郝昭「遗令戒其子邓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伐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
魏志王观传：「薨于家，遗令藏足容相，不设明器，不封不树。」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传谓沐并「年六十馀，自虑身无常，预作终制，诫其子以俭葬，……嘉平中，病甚，临困，又敕豫掘埳，戒气绝令二子举尸即埳。……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妻子皆遵之。」
蜀志诸葛亮传：「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吴志张昭传：「嘉禾五年中，边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
吴志吕蒙传：「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
●三国时南部之人民生活似较北部为奢，此盖因南部受乱事之损害较轻故耳，非必由民性之好华饰也。
吴志华窍传窍疏有云：「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动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担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
蜀志董和传：「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
●魏蜀吴之国家财政，可分收入、支出、库藏三项述之。魏之收入有田租，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魏书载公令曰，：．…其收田租，亩四升，……」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夏四月丁已，饶安县言白雉见。」注引魏书：「赐饶安田租，渤海郡百户牛酒。」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复颖川郡一年田租。」
案：曹操当早已制定每亩四升之租额，及破袁氏乃推行于河北耳。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损益篇有云：「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是操所定租额，不过百分取一，此额在曹丕受禅后当仍无所变更。
●户调，
魏志赵俨传：「时袁绍举兵南侵，遗使招诱豫州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又「乃书与荀彧曰，今阳安郡当送绵绢，道路艰阻，必致寇害。……」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魏书载公令曰，……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
魏志何夔传：「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
案：户征绵绢之制，实曹操所创，操久行此制，既破袁氏，乃推行之于河北诸地耳。
●关税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荒灾，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罚金，
魏志高柔传：「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馀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
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冬十月，……庚申，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
●官营业务收入等目。
案：如屯田之收入，盐铁之收入，官卖胡粉之收入，皆可称为官营业务收入也。参看前农业章、工商业章。
●异族对政府亦有纳税义务，惟鲜供役使耳。
魏志郭准传：「（太和）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维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足用。」
魏志牵招传：「又表复乌丸五百馀家租调，使备鞍马。」
北堂书钞一百四引晋中兴书：「初宣王在关中，与氐羌破铁券，约不役使。」
案：太平御览五百九十八引晋中兴书，「宣王」误作「闵帝」。
●吴之收入有田租，
案：此无待举证。
●关税，
吴志诸葛恪传：「格更拜太傅，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
●限米，
吴志孙休传永安元年：「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算缗钱，
吴志孙皓传天玺元年：「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
●官营业务收入，
案：如屯田之收入、南北互市之收入、盐利、皆是也。吴志顾雍传：「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之利。」又孙皓传风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汝南人，本系权给使也，后出补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皓以为楼下都尉，典知酤粜事。」是吴并专卖酒。
●交广珍玩等目。
吴志薛综传载综疏：「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
吴志士燮传：「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
吴志孙休传永安五年，「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
案：交广珍玩不仅供吴主个人享乐之需要，并为南北互市中之商品。
●蜀之收入有田租，
案：此亦无待举证。
●盐铁利入，
蜀志王连传：「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有。」
蜀志吕X传：「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
●南中夷贡等目。
蜀志诸葛亮传：「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蜀志李恢传：「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从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以上所举皆魏蜀吴收入之著者，非谓此外别无收入也。
●魏之支出有官俸，
案：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 ，食奉日五斛。」又「特进，品秩第二，位次诸公，在开府骠骑上，……食奉日四斛。」又「光禄大夫与卿同秩，…：食奉日三斛。」又「尚书令秩千石，……食奉月五十斛。」又「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食奉日三斛。」诸公月不过得俸百五十斛，特进月不过得俸百二十斛，光禄大夫月不过得俸九十斛，尚书令月不过得俸五十斛，太子二传月亦不过各得俸九十斛，以视东汉时三公之月俸三百五十斛，光禄大夫之月俸百斛，尚书令之月俸八十斛，太子太傅之月俸百八十斛，太子少傅之月俸百二十斛，盖几不可同日而语矣。此由晋开国之初尚未统一宇内，收入无多，故制定官俸不得不从薄也。（晋既平吴，遂自太康二年起，于百官正俸之外加给春绢秋绢绵，参看晋书职官志。又东汉官俸参看续汉书百官志。）由晋初官俸可推知魏代官俸亦必甚薄。晋初官俸多按日班给，当亦承袭魏制。昌言损益篇曰，「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禄班未足。」是汉献帝时，按月给俸之制却已破坏矣。
●军粮，
魏志邓艾传：「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准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
案：潜夫论救边篇：「今数州屯兵十馀万人，皆廪食县官，岁数百万斛，又有月直。」是汉之军队除得粮食外并得月线，魏之军队则但得军粮而已。
●赏赐，
魏志袁涣传：「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居官数年，卒。太祖为之流涕，赐谷二千斛，一教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
魏志中山恭王衮传：「（黄初）三年，为北海王，其年黄龙见邺西漳水，衮上书赞颂，诏赐黄金十斤。」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引魏书：「辛亥，赐诸侯王将相已下，大将粟万斛帛千匹，金银各有差等。」
魏志张辽传：「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注引魏书：「王阳辽帛千匹，谷万斛。」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载张茂谏帝书有云：「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很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元年：「八月车驾巡省洛阳界秋稼，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五年：「五月癸已，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宰祠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赐太博大将军及侍讲者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正元元年：「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
晋书景帝纪谓魏高贵乡公赐司马师「钱五百万，帛五千匹。」
蜀志后主传：「复主学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之曰，……公其只服朕命，克广德心，以终乃显烈。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取婢百人，他物称是。」
魏志满宠传：「诏曰，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公，有行父祭遵之风，赐田十顷，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焉。」
魏志崔林传：「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
全三国文卷十五载曹植谢谷期表：「认书念臣经用不足，以船河邸阁谷五千斛赐臣。」
魏志孙礼传：「诏书慰劳，赐绢七百匹。」
●赈恤，
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注：「魏书载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若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瞻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厦以振之。」
魏志文帝纪黄初三年：「立皇后郭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笃癃及贫不能自存者赐谷。」
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造使者开仓廪振之。」
魏志文帝纪黄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太大和元年：「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
魏志明帝纪太和六年：「三月癸酉，行东巡，所过存问高年，鳏寡孤独赐谷帛。」
魏志明帝纪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于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二级，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
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没溺死亡及失财产者，在所开仓赈救之。」
魏志明帝纪景初二年：「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辛已，立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谷。」
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谓焦先「独窜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又谓扈累「县官以其孤老，给廪日五升，五升不足，颇行佣以裨粮。」又谓石德林「郡县以其鳏穷，给廪日五升，食不足，顿行乞。」
●复除等目。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注引魏书：「设伎乐百戏，令曰，……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
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景元四年：「十二月，……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五年。」
●吴之支出有官俸，军粮，赏赐，
吴志朱据传：「数月，典军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吴志诸葛恪传：「封恪阳都侯，……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吴志甘宁传注引江表传：「权喜曰，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即赐绢千匹，刀百口。」
吴志士燮传：「 病卒，无子，妻寡居，诏在所月给俸米，赐钱四十万。」
●赈恤，
吴志孙权传赤乌三年：「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
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障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诏原逋责，给贷种食。」
●贷除等目。
吴志孙权传建安二十四年：「遂安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又嘉禾三年：「春，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无复督课。」
●蜀之支出有官俸、军粮、赏赐等目。
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云有军资馀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
全三国文卷五十九载诸葛亮答李严书：「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馀，妾无副服。」（「八十万斛」，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作「八十斛」。）
●魏之府藏，因明帝大兴土木渐趋耗竭，
魏志卫觊传：「明帝即位，进封閺乡侯，……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觊上疏曰，…：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难可复振。……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褥不致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句践滋民之术，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
●魏之所以终能并蜀，则明帝没后司马氏父子节用兴利之功也。
●蜀亡时，府做有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
注：参看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孙权时吴之府藏极充，权没，因秉政者之浪费，遂至空匮，
吴志华窍传：「窍上疏谏曰，……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参近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
吴志华窍传：「窍上疏曰，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
吴志华窍传载窍疏有云：「大皇帝……期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或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馀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廪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赡，而北积谷养民，专心东向，无复他警。」
●而孙皓不知节约，反广修宫室，多所造作，其亡国也宜矣。

[附]陶世龙：编余感言
  陶世龙：从三国的户口想到的
三国中，西蜀疆域最小，然以一隅之地，始终不屈于北魏，诸葛亮挥师北伐，六出祁山，魏方也只有招架之功；每以为这是诸葛才智超群，编完先父《三国食货志》“户口”这一篇后，这才明白，不仅于此，当时北魏虽已占据中原，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西蜀强多少。
魏元帝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邓艾受蜀降，此时魏蜀通共才有九十四万馀户，而蜀有二十八万户。也就是说魏的疆域虽比蜀大几倍，人口则只有蜀的一倍多；它还得防备南边的吴，北边的乌桓、鲜卑，和用于内部统治，能用来对付诸葛亮的兵力也不占多大优势了。
北魏所占据的本是中国精华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这时不过拥有四百多万人口，人都到那里去了呢？
父亲把它归纳为杀戮、饥饿、疾疫；如果仅就中原地区而言，还可加上一条：逃亡。而综观这几条，其根本原因是战争，也就是打内战。《三国食货志》中引述的史料，说明充分。
为什么要打内战，中央政权腐败，大权旁落，各路诸侯均可问鼎中原了。所以中国人总是希望，有个真命天子统一起来就好了；统一了至少不会打内仗。但这内仗却又总是为了统一才打的。无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好，刘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也好，说穿了，还是为了自己或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也不止是皇帝本人，那些“从龙”的部下，也想得个“封妻荫子”。这从诸葛亮对刘备再不当汉中王和称帝，就要失去部下之心的警告便可看的清楚。所以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史。在群雄蜂起的打斗中，胜者为王，建立起听命于一人的集权统治，而因集权产生的腐败，使这代王朝最后瓦解，于是又展开新一轮的争斗。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在说不上是汉朝极盛时代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即公元158年，中国全国还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而到三国鼎峙之时，时间过去几十年，人口锐减将近90%！。魏蜀吴三家通共也只有147万多户，767万多人，比今天北京市的人口还要少得多，可是要供养三个皇帝和百万军队以及三架官僚机器，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该有多重
今天，无论如何应该找到一种办法，走出这中国历史的怪圈。办法其实许多先哲早就提出了，孙中山主张建立民国，就是企图以此使争皇位者断了念头。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仅此一招是不够的。宋教仁想把它落实，结果被袁世凯暗杀了。而后孙中山又“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的注释）孙中山的主张落空了。
毛泽东对国民党迟迟不肯实行民主宪政作过批评，他说：“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经过六十三年，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老百姓的知识也有了很大提高，更有条件加快实行民主宪政。而纵观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人们总是期望社会的改革一个早上就完成，不惜采用暴力而蔑视运用民主与法制，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无用。许多文艺作品也是渲染暴力，丑化实行民主方法平和改造社会的主张，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恐怕应该可以看的清楚应该怎样做了。五柳村转发的傅冰村先生传来的《一个老共产党人的真心话》，获得很高的点击量，我以为，就表明了大家对实行民主宪政的关心。
还是回到三国的户口，我想，透过那些数字所体现的血淋淋的历史，只能得出出一个结论，中国无论如何不要分裂和打内仗了。
陶世龙：解读三国食货志
文艺作品中的三国，似乎是一个英雄辈出，壮怀激烈的时代。然而《三国食货志》用无可辩驳的史料，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三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民境遇特别悲惨，社会大倒退的黑暗时期。原因是中枢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妖人借机蛊惑人心，起兵作乱，军阀趁势割据，野心家争当皇帝，打来打去，百姓大遭其殃。这里仅将自己在编读中的感受随记于此。
（一）看到了一个露骨吃人的时期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经过一百二十三年，中国人口不仅没孳长，而且减少了约4000万，只有1616万多人了。而此时蜀汉降魏已十六年，魏吴之间也未曾大战，人口尚有所恢复；三国鼎立相峙时期的人口，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仍是甲兵相向，无有宁日。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
袁曹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七万馀级。杀人三千，自伤八百，那时是大刀长矛，常需短兵相接，曹军伤亡，亦可想见。至于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不过如仅沙场杀戮，即使相互统统杀光，也不过减少一百多万，老百姓倒可得以安宁。
被杀掉的，更多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在《三国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聚集在那里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劫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这些士兵为婢妾。
反对董卓的曹操，也不少杀老百姓，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
仅仅是杀，人口还减少不了那么多。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
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一起两起。按照《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来由于战乱，还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
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操的儿子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
曹丕读过不少书，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尚且不当一回事。其它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一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有230万人。
（二）人身依附和超经济剥削
《三国食货志》告诉我们，和汉代相比，中国总人口大大减少，不事生产的人口却有增加。原因很简单，原来只需要供奉一个皇帝，现在是三个。三个国家需要三支军队，三套官僚机器和三个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宫廷。
首先是军人数量的增多，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各家都想吃掉对方，同时也怕被人吃掉，都把军事摆到第一位。打仗时不用说，不打仗时也得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连养马屯田修路这些活动，都得为攻打和防备对方作准备。蜀汉的人口不过百万左右，军队却超过十万；东吴军队有二三十万人，北魏有六七十万。总算起来，当三国鼎峙时，全中国七百多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在当兵。
“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孙皓投降时有吏三万二千；处于西南一隅的蜀汉，自命正统，排场更不能小，投降时有吏四万。处于“天朝”位置的曹魏，官僚队伍当然更大。三家合计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虽说都不过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还是要都摆天子的谱，曹操和他刚登上皇位的儿子曹丕，多少还知道节俭一点，到曹丕的儿子接位，大造宫室，侍奉皇帝的妃嫔、太监和歌舞艺人增加到分别数以千计。偏安江南的吴国末代皇帝孙皓也不甘落后，“后宫数千”，见到漂亮姑娘还要抢去；最后晋灭吴，晋武帝并没有把这些宫女遣散，而是几乎全锅端了。西蜀宫室的规模小一点，可是由于人少，摊在每个百姓身上的负担更重。而且那么多妇女被皇帝霸占了，还有那些权贵豪强占去的妇女也不少，老百姓中打单身的多了，人口也就更难增加。
总算起来，三国时的中国人，每四个人就得供养一个士兵或官僚及宫女、太监等不事生产的人员。这些人不仅要吃要穿，而且要求比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特别是打起仗来，还得消耗大量军事装备，和要许多劳动力去运送粮草。
这么点人要支付那样大的开支，老百姓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汉文帝时收税，十取一；而在曹魏，用官牛种公田的，年收获量的60%要交给朝廷；用自己的牛种公田，也得交50%。这时的土地大部分是官家的，因为战乱，原有的地主大多死光了，这些地自然成了公田。朝廷成了最大的地主，曹操宣称的要抑制豪强，现在算是做到了，而曹家变成了最大的豪强，比地主收租并不少。中国的老百姓终究好说话，只要稳定在50%，就觉得不错了。
劳动力本来不多，壮劳力当兵又去掉一百多万，剩下干农活的人就实在太少。由于劳动力缺乏，七十岁的老头和有残疾的奴婢居然还可以在人市上卖钱，以致后来的研究者对这样的记载不敢相信，然而这明明写在正史里面，而且是魏国皇帝曹芳亲自看见的，为此他下了诏书，还这些人的良民身份，生活无着的，由地方政府养起来。对此，父亲说这是因为曹芳刚上台不久，要收拾人心，未必能保证执行下去。
要追溯起来，西汉时，人口还在买卖，奴隶到了高龄仍被迫从事艰辛的劳动文书还有留下的 可以为证，但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还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先是下令不许虐待奴婢，后来又立法禁止买卖人口 。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倒退回去，买卖人口又盛行起来。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上市买卖，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个牛旁了。
“生口”的货源不仅是汉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属和战俘，还有劫持绑架来的老百姓。汉人聚居地周边的人，也是被掠夺为“生口”的对象，曹丕时，其将军曹真，一次战役就从胡人那里获得十万“生口”。南边的吴，则以山区的山越人为捕捉对象，前前后后也是数以万计，还曾把一些个子矮小的山民作为礼品送给外国。
不仅是“生口”，那时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为主子干活卖命（孙策就是被许贡的客刺杀的），只不过对他们在劳动量上的要求，不像对奴婢那样无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点，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隶属于一定集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身份也继承下来。士是职业兵，士的儿子还得当兵，士的女儿不能嫁给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头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这个层次存在，在上面层次的人便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算不错，同时还有希望爬上高一点的层次，譬如打仗卖命立了功。三国的争斗，那么多将官士兵还真肯卖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还应为奴婢争取人的尊严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国的人身依附和等级制的作用，在三国时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无论给哪那个皇帝当子民，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与人格，而在这种体制下，而供养一个皇帝，总比供养多个皇帝负担轻一点。我看这是人民总希望大一统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道这里，今天的我们会纳闷。那时的人为什么不要求自由独立呢？要知道在那时，你要没有依靠到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游历在社会上，正是被掠夺去卖为奴婢的对象。投靠一个集团，好歹能有碗饭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这种人身依附的必要，不仅在三国时期，后世在也继续下去。而人们也就习惯了。
（三）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代价太大了
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直至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东汉末年，就是这个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才会有黄巾的兴起。《三国食货志》让我们看到，进入三国纷争时期，耕地不是问题了，官家有的是地可以分配。曹操提倡发展农业，还有官家的牛可租用。那时在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荒芜，连首都洛阳附近，也是树木成林。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非常明白和简单，地还是那些地，人少了。原来的地主大多已被消灭，大片土地自然成为官家所有。在受动乱影响较小，还有地主大族存在的敦煌地区，采取了将大户过多的田地分给贫困农民的措施。
有一阵我得到的教育是，分掉地主的田地，就是挖掉封建主义的基础，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按人头分田地，还不许买卖，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就已做过多次，但土地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豪强仍会出现，土地又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再次拉大，于是新的一轮动乱开始，再次杀人盈野，再次有了闲空的土地。因此这种作法，虽似乎可奏效于一时，但付出血的代价也太大了。《三国食货志》提供的就是一个例证。
在《三国食货志》中收有一条史料，刘备进成都以后。一度想把成都城内的房屋和郊区的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而这些地是有主的，这样办，和清兵入关后，旗人跑马圈地差不多了。亏得赵云向刘备进言，说不能这样干，干了会失去人心。刘备还算明白，没有实行。但当时能出现这样的主意，说明这种作法在古时是有的，把得到的江山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那时是被认为合理的。
《三国食货志》中还记有一条何宴等人将魏国农垦部门桑田数百顷窃为私有的事。何宴作为“拖油瓶”成为曹操的义子，后来又当了曹操的女婿，他干这些事时据曹丕代汉不到20年，新贵们的腐败也够快了。他这一案被揭出来，是司马懿夺权斗争的需要，没揭出来的应该还有，而在司马氏当权，特别是三分归一统，皇帝的位子似乎坐稳后，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豪门大族的腐败行为发展的速度更快，晋武帝死后不久，又一次天下大乱，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也未能将政治清明维持多久的一个朝代。
（四）曹魏兴修水利的教训
三国中曹操最重视农业，曹魏垦荒的面积最广，这对曹操统一北方和实力盖过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操的兵有粮食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袁绍的兵缺粮，不得不吃桑椹和枣子，袁术的兵则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胜负已不难看出了。
在中国,要繁荣农业,必修水利,三国中,曹魏兴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国食货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淮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这里的陂就是水库；堨则是拦水坝。
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在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兴平开渠道，修水库，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充实。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粮食产量倍增，而且规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如所占土地面积广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灾；而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农田，人口增长起来后，这些地值钱了，因此到晋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库挖开废了。
对此，父亲发了一通感慨：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后，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于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从事物的历史变化中，看出了问题。
父亲还发现，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远，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李冰领导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所以西蜀没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从都江堰繁荣获得不小。魏时在安徽兴建的几个水库，到宋朝还在发挥效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当时分不出优劣对错，经过时间的考验，一般人都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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