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末年名将辽东三杰

天机子

熊廷弼　　（1569～1625） 明末军事统帅。字飞百，亦作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人。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授保定推官，尽释被税监王虎冤系狱者多人，并上撤矿疏，以能擢为监察御史。
　　三十六年巡按辽东。面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特别是后金势力兴起，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上疏备陈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巡抚杨镐之议不和。不久督学于南直隶，以严明声闻。
　　四十七年，在与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经略杨镐指挥的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惨败，从此明朝力量大衰，在辽东失去优势，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战后，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辽东经略。其时开原、铁岭相继失陷，沈阳军民纷纷逃奔。熊廷弼到任后，立斩逃将，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他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为主，反对浪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一年多内不敢轻进。熹宗初立，熊廷弼以不进兵为言官所劾，上书自明，求罢，朝廷以袁应泰代。在天启元年（1621）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死，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熊廷弼被召入朝，提出三方布置策：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厚集步骑以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与登、莱（今山东蓬莱、掖县）各设巡抚，置舟师，乘机入辽南；在东面联合朝鲜从后方打击后金；在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明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第二次升任辽东经略。朝廷同时擢王化贞为巡抚。王化贞虽然有胆略，但是他对后金的军事力量估计不足，主张主动出击，三个月内荡平后金。二人一主战，一主守，造成“经抚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争论的结果是支持王化贞而放弃熊廷弼的策略。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熊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王化贞不听节制，计划以降敌明将李永芳作为内应，发动进攻。还没来得及实施，努尔哈赤趁辽河结冰，一举攻到辽西，围攻广宁以西的西平堡，围城打援，歼灭了来救援的三万明军。同时后金方面派入广宁的间谍挑起了兵变，打开城门迎接后金军队。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右屯见到熊廷弼。王化贞在熊廷弼面前痛哭流涕，熊廷弼嘲笑他：“你那个四万军队三个月荡平后金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王化贞建议再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全部撤回山海关，致使关外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许多城堡被毁，辽西的大量百姓被迫迁到关内。退到关内不久，熊廷弼被下狱论死。魏忠贤指使阉党袒护王化贞，委罪于熊廷弼。最后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崇祯时获昭雪，谥襄愍。有《熊襄愍公集》。
孙承宗　　 （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万历三十二年（ 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著作有《高阳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袁崇焕　　 (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或，又字自如注1），广西梧州府藤县白马圩人，祖籍广东东莞。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 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 1626年（天启六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城，八个月后受炮伤而死，袁崇焕升至辽东巡抚，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1628年（崇祯元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1629年（崇祯二年）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后崇焕于7月24日借口阅兵设计文龙，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以尚方宝剑斩文龙于皮岛。1629年（崇祯二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境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袁崇焕闻讯带兵两日急行三百里，袁崇焕本应将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在此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但当他侦察得知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只是率兵跟蹑，赶到河西务时，又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大败清军。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一些学者（如：金庸，《袁崇焕评传》中）倾向于相信崇祯皇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文龙旧部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大举哗变，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致使前线态势一发不可收拾。
　　1630年（崇祯三年），袁崇焕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市米盗资”等十大罪状的罪名“磔”死。崇焕伏刑之惨情，令人毛骨悚然，当时北京百姓都相信袁通敌，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崇焕死后，佘氏义仆为其收敛骸骨，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并从此世代为袁守墓。史载“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明史·列传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案情始末终于真相大白。乾隆大帝还编写了《四库全书》。当时很多明朝史书，为了美化变态的明朝皇帝，竟然恶毒污蔑袁督师是汉奸，这些书都被乾隆大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乾隆大帝亲自修订的《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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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j1977

沙发顶个

迷茫

不谈历史

左慈

{:5_136:}你够辛苦了。写了不久吧。~~

天机子

左慈 发表于 2012-3-14 16:31
你够辛苦了。写了不久吧。~~

转载的！不辛苦

zw081339

“乾隆大帝还编写了《四库全书》。当时很多明朝史书，为了美化变态的明朝皇帝，竟然恶毒污蔑袁督师是汉奸，这些书都被乾隆大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乾隆大帝亲自修订的《明史》。”{:5_140:}
袁督师通敌卖国都是铁证了，还翻案？？居然还是拿满清的来说事？？{:5_140:}
满清是既得利益者，当然要给姓袁的说好话啦{:5_140:}
《四库全书》是公认的毁书篡改工程，这文章其实是在反讽吧{:5_131:}

zhuxing

顶一个   

游荡无敌

历史爱好者，握爪

蒋泽

又见袁崇焕！{:5_130:}

卡赞鬼泣

圆嘟嘟是犯罪嫌疑人。。。

是也不是

袁崇焕最后落得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肉还被京城百姓分吃......唉

悲情大明

还有好几个猛人，洪承畴（投降前为崇祯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文诏（被洪承畴称为：举世良将，时间无双！），卢象升（白面书生，被民军称为卢阎王，数次几乎将民军斩尽杀绝），左良玉（张献忠的克星），杨鹤（洪承畴的伯乐），杨嗣昌（杨鹤之子，打的李自成只剩18骑逃入深山）。。希望这些猛人1644都能加进去！

zw081339

{:5_120:}又见圆嘟嘟这个满清走狗{:5_124:}
抹黑大明的时候，可以把圆嘟嘟去掉吗？？他真心是身在明军心在满清啊，看满清不断给他翻案就知道了

洛青

所谓辽东三杰，均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