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贾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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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诩出身及早年行事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关于贾诩的出身，三国志不详，但云贾诩年少时“时人末知”，故而一些人会误将贾诩认为是寒门发迹的代表。其实不然，有关贾诩家世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表》云：“汉有长沙王太傅谊，生璠，尚书中郎，生二子，嘉、恽，嘉宜春太守，生夐，游击将军，五子，洪、润、汭、湘、注，汭轻骑将军，生晔，下邳太守，二子，冰、渊，渊辽东太守，三子，纳、邠、丕，丕生昕，秘书监，二子，廷玉、秀玉，秀玉武威太守，生衍，兖州刺史，生龚，轻骑将军，徙居武威，二子彩、诩，诩魏太尉肃侯。”

当然，记载是否可信，对于其真实性，还是要略加考量的。这则史料确是有一处硬伤，就在于贾诩的高祖贾昕的官职上，按《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延熹二年（159）初置秘书监，贾诩本人即生于桓帝之际，诩高祖又岂能为此职？而具体到此处记载失事，是由于误记，还是整条史料系后人附会，则还需佐证。

又检林宝《元和姓纂》，但云：“汉长沙王太傅贾谊，洛阳人，十代孙龚居武威，龚孙诩，魏太尉”“谊九代孙秀玉，后汉武威太守，又家武威”。 两下相较，林书规避了贾昕官职的问题，其余记载有交叉，亦有不同，但基本可证《表》云并非凭空捏造，贾昕官职当为误记。我们亦可做出如下两条结论:贾诩系出名门，为西汉名臣贾谊之后；自贾诩以上，贾氏数世皆在庙堂，是标准的世宦之家。

贾氏舍弃中原的繁华，避地武威的原因，是容易想见的。延熹以来，是正当党锢之祸孕育和暴发的年代，士族因此而遭牵连迫害者不计其数，魏之名臣如钟繇，陈群，荀攸等家族多受其累，黄巾之乱后党锢始开，这些人才得以被征辟。而贾诩却能很早的举孝廉为郎，以正途入仕，说明了当时贾诩家族并未遭到党锢的波及。汉末之际，州郡查举早已不勘贤愚，但唯亲疏门第，以贾诩少不知名而得举为孝廉，亦足证诩家之显赫。

依汉制，入朝为郎期满，便会视其才德，出为丞，令或刺史等职。而方时天下将乱，智计之士多辞官以避祸，其所见略同，如曹操早年在济南任上也曾称疾辞官，贾诩亦此辈中人。故而在郎官任期未满便以疾病为由辞官归乡，蛰伏不出，直至董卓入住洛阳，贾诩始被董卓征辟为椽。

贾诩被董卓征辟，可看作是董卓入洛阳后用人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为服人望，董卓极力拉拢士族，“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在朝内任用名士如荀爽、蔡邕等，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另一方面，为巩固扩充其所统属的凉州集团的势力，所用亦多凉州人，卓传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卓遣兵屯驻四处的多为其故将，虽非显职确是要职。至于文官之列，亦是如此，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周珌，周珌为武威人，又为名士，董卓用为尚书，也是位低权重的要职。贾诩的情况就与周珌相似，贾诩被辟为太尉椽，虽为吏，确是“三公之喉咽”“素为所重”。后来董卓与士族撕破脸皮，迁都长安后，杀周珌、伍琼等人，又贬杨彪、黄琬。而贾诩在此时远离政治中心，转为校尉，被外放至牛辅军中，或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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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片言兆乱

初平三年，贾诩受命随李傕、郭汜等击朱俊于中牟，并抄略关东各县。就在李傕军悬而未归之际，董卓被王允诛杀，牛辅也随即败亡，李傕等陷入众无所依的尴尬境地。李傕无奈之下遣使到长安，乞求特赦，而被王允所拒，理由是“一岁不可再赦”，这个借口显得十分笨拙，原来此年春正月与夏五月已然有两次大赦，不可再赦是不能成立的。而王允对李傕等人作出不赦的决定，原因更多的在于并州和凉州集团的长久矛盾。王允为太原人，吕布为五原人皆为并州党。在董卓掌政时期，凉州集团对并州集团多有轻慢打压，而董卓被诛之后，李傕、郭汜等“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之”，使得这种矛盾又加深了一层。

就在李傕准备解散部队，各自逃命的时候，贾诩向李傕献上了一生最为人所非议的一策。

《三国志-贾诩传》：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众以为然。傕乃西攻长安。

而后李傕、郭汜接受贾诩的建议，沿途收合董卓残部，旋而一举攻克长安，杀王允逐吕布，掌握了朝廷的大权。又“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李傕等入主长安后，对部下仍旧毫无约束，光景一片惨淡。《后汉书-董卓列传传》记载：“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傕、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樍，臭秽满路。”更有甚者，恣杀大臣，朝政混浊。故裴松之在评论此段史实时称“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岂不由贾诩片言乎？”

战后李傕等论功行赏，欲给贾诩封侯，贾诩推辞不受，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又欲用为尚书仆射，贾诩又以自己“名素不重”为由加以推托，于是拜贾诩为尚书，典选举。此时的贾诩，个人政治立场开始变得十分微妙，体现在李傕等人对贾诩的态度——“亲而惮之”。

李傕等人对贾诩缘何亲之？在世人眼中，京都的这场劫难，李傕、郭汜固然是首恶元凶，而贾诩这个帮凶的名分也是逃脱不掉的。故而在李傕、郭汜面对其他割据势力的威胁时，贾诩必然是站在李、郭一边对其竭力保全的，同时李、郭等人也是看到这一点并且仰赖贾诩的。

在这一问题上，贾诩帮助李傕解决了关东联军的威胁便是一个实例。

《后汉书-朱隽列传》：及董卓被诛，傕、汜作乱，鉨时犹在中牟。陶谦以鉨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桀共推鉨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

会李傕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隽入朝。军吏皆惮入关，欲应陶谦等。隽曰："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且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埶力相敌，变难必作。吾乘其闲，大事可济。"遂辞谦议而就傕征，复为太仆，谦等遂罢。

贾诩虽生于武威，而为家世之故，习尊王之礼，比之李傕等习夷风的将校，志向与好尚终究不同，贾诩亦深知李傕等人，不能久辅，自己已然身负惑乱的恶名，决不愿意再为此辈又背上一个不臣的骂名。故而当矛盾的双方变时，李傕等人在与献帝为代表的皇权发生冲突中，贾诩的立场则更多的站在了皇帝一边，利用自己在凉州人中的地位，对李傕郭汜多加制约，此即李傕对贾诩惮之的原因。而贾诩在这一时期的作为，陈寿称之“多所匡济”，其事迹为史籍所详者颇多。

其一.主持选拔人才，多用旧时名士为天子近臣，使献帝能有忠臣在侧。 《魏书》曰：诩典选举，多选旧名以为令仆，论者以此多诩。

其二.在李傕、郭汜的矛盾之间加以调解，不使其争斗长安而威胁到天子安全。 《献帝纪》曰：郭汜、樊稠与傕互相违戾，欲斗者数矣。诩辄以道理责之，颇受诩言。

其三.护佑天子与王室成员，使李傕等人不能加害。 《献帝纪》曰：傕时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采与之，又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数来闚省门，曰：“天子在中邪！李将军许我宫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诩为之方计。诩乃密呼羌、胡大帅饮食之，许以封爵重宝，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

《后汉书-灵思何皇后纪》：唐姬，颍川人也。王薨，归乡里。父会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许。及李傕破长安，遣兵钞关东，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尚书贾诩知之，以状白献帝。帝闻感怆，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

从上引《献帝纪》记载的贾诩遣散羌胡豪帅的事情来看，贾诩俨然已经从西凉军的智囊、李傕的腹心变为了内忧外困的献帝唯一可以仰赖的大臣。是后李、郭二人长安内斗，张绣劝贾诩不可久并留邀与同往，贾诩称“吾受国恩，义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此后护佑天子东出，保全大臣，贾诩也多有贡献。是故对于贾诩的德行，后说纷是，毁誉不一，窃以为对贾诩不应一味的贬低，虽有惑乱之言在先，而能委身事君，所在匡正，亦不失丈夫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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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良平之奇

年逾不惑的贾诩在经历了了一段曲折的政治道路之后，最终离开李傕军，其后他先依段煨，复从张绣，最终归于曹操。贾诩年少时曾往见汉阳名士阎忠，阎忠见而异之，谓贾诩有良平之奇。离开长安的贾诩，其才华开始在汉末的乱世中展现，奇谋百出庶无遗策，终不负良平之奇的评价。

建安二年，曹操南征张绣，绣降，复因曹操淫张济妻而欲叛。时为张绣谋主的贾诩，建议张绣不要正面冲突，继续假装投降使曹操麻痹大意，进而提出借道曹操军营，又以车少而重为借口让曹操答应士兵各披甲执戟。曹操不疑，少有防备，在张绣率众通过时，掩袭曹操军营，大败曹军，曹操长子曹昂、弟子安民以及大将典韦均折于此役。

建安三年，曹操复征张绣，围宛，因后方得报袁绍可能奇袭许都，遂解围退还。曹操用兵谨慎，亲自断后，使辎重先行，并在安众设下了伏兵。张绣自恃刘表援军已经到来，又以乘胜之势，决定亲自追击，贾诩看出曹操早有安排劝阻张绣不要追击，张绣不从，果在安众中伏大败。贾诩见张绣败归，又力劝张绣再追，称“亟往必利”，于是张绣合兵再往，果然得胜而归。胜后贾诩对张绣解释说：“曹操来攻打将军，临阵用兵上并没有什么失误，力未尽而退兵，必然是后方有事。曹军新退曹操必会亲自断后，将军虽善于用兵，却还不是曹操的对手，所以先前追击必败，曹操击破将军，一定马上轻装简行赶回许都，防备上不如之前，即使留将断后，也不是将军的对手了。”张绣对贾诩的见识十分折服。

张绣能以弹丸之地而使曹操“比年征之不克”，多半是仰赖于贾诩的辅佐。张绣作为汉末一只较为弱小的军阀势力，势难独自支撑，故而贾诩从张绣之初，劝其与荆州刘表联合。时荆州并未遭受中原战火的影响，刘表势力在没有多大阻挠的情况下得以发展为“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一支重要力量，看似是一个不错的靠山。而在贾诩往荆州见表，观刘表其人之后，断言此人“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是不能长久作为依靠的。而留给张绣选择的，也只能是曹操与袁绍二人。在曹操与袁绍对峙官渡之机，贾诩力荐张绣舍弃前嫌，归顺曹操。虽然当时曹操的实力不及袁绍，而就袁曹二人个人的高下优略，其实天下智士早有认知。譬如李膺之子李赞在临终时就嘱托其子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等人也都是先从袁绍而观其无成，便转而追随曹操，郭嘉评价袁绍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贾诩亦有此识人之明，终在乱世之中为张绣以及贾诩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袁曹对峙于官渡，双方相持长达半年，曹军粮草难以为既。贾诩适时准确的指出曹操相拒而不能克的原因在于“但顾万全”，只要抓准时机出奇制胜，则一战可定。后许攸来降曹军，告知曹操绍将淳于琼在营北押粮的情报，建议曹操派奇兵袭取辎重。曹操的部将大多疑其有诈，而贾诩力劝曹操从之。曹操便亲自领兵在袁绍营北的乌巢击破淳于琼，袁绍军心大乱，向北溃败，曹操遂取得官渡的决定性胜利。

建安十八年，曹操与马超、韩遂等人组成的关西联军战于潼关。关西人彪悍，曹操忌惮其部队的作战能力，为避免正面交锋，曹操潜兵暗渡坂蒲津，形成两面夹攻之势，迫使马超等后撤让出潼关，退守渭南。隔渭水对峙期间，又多张疑兵，成功地使部队暗渡渭水。曹操的意图就在于避免正面冲突的前提下将阵线一步步推前，渡过渭水之后，正面决战则在所难免。在渭南决战前夕，贾诩献计离间敌方的主将马超与韩遂。将帅不能一心则必然造成指挥上的困难，部队的战力也就难以完全发挥，曹操采纳贾诩的计谋，于是在渭南大败马超。

贾诩长于兵事，临阵筹划皆此类也。贾诩从军征战十数年，亦将其一点一滴的心得著于书传，传诸后世。《隋书 经籍志》中录有魏太尉贾诩抄《孙子兵法》一卷以及贾诩所注《吴起兵法》一卷。

赤壁之战前谏阻伐吴，是贾诩为曹操作出的一次战略分析，《三国志-贾诩传》：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此谏并非真的指望江东能够俯首称臣，重点在于荆州新降，人心不稳，劝曹操应先以抚定荆州为主，不要急于求战，待到荆州稳固，又借上游之势，再战的胜算才会更大。

对此裴松之曾以为荆州不可守并提出了自己的异议：“臣松之以为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为日既久，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故曹仁守江陵，败不旋踵，何抚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将此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手，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

何焯先生对此也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一方面认为贾诩的建议是“养威持胜之善谋”，但同时也赞同裴松之荆州难守的看法：谭尚兄弟三驾而后克，顺江东下顾易了若是乎，从贾言而以为后图，养威持胜之善谋也。孙权自赤壁之胜始能立国，前此荆人何惮之有？贾言未可非，然使刘琦倚仗昭烈收父故地，荆州犹必旋得而复失，固无暇遽望江东之稽服耳，用军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良平不易斯言。

贾诩所虑,毕竟长远。此二公认为荆州不可守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将孙刘两方同时当作了敌人，忽视了荆州难守是建立在孙刘联盟的基础上，而孙刘联盟的必然之因正是曹操东下，对此，苏辙的见解就更为高明：”使公诚用诩言，端坐荆州，使辨士持尺书结好於呉，呉知公无并吞之心，虽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时刘玄徳方以穷客借兵於呉，呉既修好於公其势必不助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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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贾诩与魏文帝

贾诩自建安四年归曹，至二十五年曹操崩于洛阳，计其年二十又一，数其功，劝降张绣，谏于官渡，献策渭南。将贾诩列为曹魏元功之臣，绝不为过。魏国从明帝世开始诏祀开国功臣配于武帝庙庭，然而，最终获祀的二十六臣却未及贾诩。这里不多讨论贾诩因何没能入选，只来看看另一记载，

《文献通考 宗庙考》：魏文皇帝於河南府，以太尉、寿乡肃侯贾诩，司徒、兰陵成侯王景兴，大司马、邵陵元侯曹真，卫尉、颖乡肃侯辛毗配。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贾诩虽遗于太祖，却显于文帝庙庭。贾诩卒于黄初四年，与文帝曹丕仅四载君臣，贾诩与文帝的君臣关系究竟如何，这该是值得探究的。

贾诩与曹丕之交，俱始于贾诩在曹操立储的问题上起到的作用。在曹魏储君之争中，曹植一度占有优势，“几为太子者数矣”，曹丕作为嫡长子，心不自安，故而向老成持重的贾诩问计以自固，贾诩仅回答寥寥数语，劝曹丕自修德业，恭谨处事，以孝为先，不违子道。对此曹丕亦虚心接受。后曹操为立储之事犹豫不决，亦问计贾诩。

《三国志 贾诩传》：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宋代汇《三国志文类》一书收此对名之为“定太子对”，可见贾诩在定立太子一事上，在曹操父子之间起到的重要作用。贾诩虽然立储君的事情上帮了曹丕大忙，但凭心而论，贾诩应该并不属于曹丕的太子(百度)党。一来贾诩因早先曾与曹操敌对，故而归曹以后为避免卷入政治斗争，“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以此观之，贾诩不太可能参与曹丕与曹植的党争。再者从贾诩回答曹丕与曹操的话语中也可见一二，贾诩对曹丕的建议并未让他靠倾轧曹植来获得曹操的偏护，仅仅是要求曹丕择善为之，其言更像是长者对后学的教诲。对答曹操之问时，其立场也是站在有利于国的角度，废长立幼，霍乱之始，自古皆然，贾诩的回答让曹操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避免了重蹈袁绍刘表的覆辙，故而南宋学人吕祖谦评价贾诩说：“诩之委曲调可谓得其道矣，若使居汉武帝、唐太宗、隋文帝父子之间，则必无废立之祸”。

曹丕也感念贾诩的帮助，故而在即位之后，立即任贾诩为太尉，位列三公。这一任用在魏国并未遭受什么非议，却引来了吴主孙权的耻笑。孙权笑的是什么？有人以为三公重德望，贾诩曾助董卓为虐，失德于天下，故而用其为公遗笑于孙权。笔者却以为这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贾诩本身并不堪公辅之才，检阅一下贾诩的履历，便不难发现。贾诩归曹之初，被表为执金吾，迁冀州牧，这是出于政治考虑，用以显示曹操厚待降者，同时贾诩与天子有旧，也是原因之一，而实际的职责只是参司空军事。冀州平定之后，贾诩被徙为太中大夫，二十年间职位没有变动，而太中大夫职在言议，本属闲职。故而及贾诩与同为言官出身的王朗并为三公之时，魏国出现了“三公无事，希与朝政”的情况。而文帝对于几位开国老臣，确是十分宽善的，特别是对于贾诩，以长者事之，每有事并不深责。

《晋书 天文志》记载：“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蚀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已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眚，勿腹劾三公。”

此亦文帝厚待贾诩又一例证。

如前所述，晚年的贾诩并不过多的参与国政，只在文帝问计于他时，提出一些建议。文帝即位之初，一心收复天下，曾准备出兵征伐，问计于贾诩吴蜀当以何者为先。对于当时的形势，贾诩帮文帝做出的冷静地分析，认为不应盲目用兵，当先文后武，积蓄国力，待到自身强大，或战或服才能尽在掌握。陈寿书此策于诩传，并称“文帝不纳”，故而有人认为，曹丕对于晚年的贾诩，只使其身居高位，但对于他的意见，已不再重视。这种解读是错误的，也系承祚的一个失误，文帝对于贾诩的建议，起初是赞同并实际施行的。据《魏书》记载，曹丕尝作《太宗论》，示意对于东吴不臣，不以战，当以恩德感化。又云“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这说明了至少在贾诩在世时，曹丕是有听其建议，蓄养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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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列传是非

陈寿在三国志中，将贾诩和荀彧、荀攸同编，列于魏志谋臣首传。评之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这是对贾诩绝高的评价，但却引来后世诸史家的非议。

裴松之在传末注曰：“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 ”

裴松之在这里提出，贾诩在“为人”即个人道德方面，比之二荀远有不及，又魏之谋臣众多，以贾诩的才能和德行，应当与程昱、郭嘉等人并传为宜。程昱、郭嘉为何人，同样来看看陈寿的评语，“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於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陈寿在这里表明了自己区分的态度。以“筹画所料”而论，则荀、贾、程、郭等人皆为“世之奇士”，是不相伯仲的；而以“清治德业”论，程昱、郭嘉诸人不及荀攸，故而另立一传，换言之，陈寿以为，贾诩即便在德行上，也是与荀攸同伦的。



后世评论及此，对于这两种观点，也各有其支持者。支持裴氏者，如刘知几在《史通-编次篇》中就将“贾诩将荀彧同编”认为是编次中的舛谬；支持陈氏者亦有，王盛鸣就在其著作《十七史商榷》中指出：“贾诩地望无可言，然观其处父子之间，勉曹丕以孝，答曹操慎忠，则尚优于诸人，离之此而合之彼，其例密矣”。陈、裴二人之所以会对同一个贾诩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评判，在于其选取的判定素材不同，陈寿更重贾诩在李郭之乱中对朝廷的匡济以及其在魏的言行，裴松之则更重贾诩制造李郭为乱长安的一事，造成二人侧重不同的原因张大可先生曾给出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解释：“陈寿仕晋，他作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替西晋政权受禅说制造合法舆论，故评论隐喻其词，以人物列传分合的义例示意。裴松之仕宋，当时舆论以蜀汉为正统，为偏安的南朝制造合法舆论，所以裴松之对贾诩不能不多所讥评。”贾诩的一生，能做到不偏不倚，既名且哲，而见用于乱世，实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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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三国志》              《后汉书》

《晋书》                  《新唐书》

《隋书》                     林宝《元和姓纂》

何焯《义门读书记》    苏辙《贾诩论》

马端临《文献通考》    王盛鸣《十七史商榷》

张大可《三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