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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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和袁绍这两个昔日朋友和盟友，在利益和事业的分歧上，终于走向决裂，兵戎相见势所难免。中原大地也被他们雷霆万钧的声势所震慑，黄河流域的两大霸主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场决战，而这场战役必将是以“天下”作为赌注。
袁绍四世三公，拥冀并幽青四州，带甲数十万，声势浩大。北抚乌桓，“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南发檄文，外结孙策而内蛊州郡。
曹操身当四战之地，处处受敌，兵少粮乏，面对压倒性优势的袁绍，曹军诸将“以为不可敌”。
袁绍选精卒十万，骑万匹，南下渡黄河，兵指许都。
建安五年二月，曹操命于禁延河驻守，亲自率精锐数千在白马和延津斩杀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击败袁军骑兵主力，。
八月，袁绍屯兵阳武，进而兵进官渡。曹操“合战不利”，汇合众将率兵退回官渡，袁绍“复进临”。
曹操在官渡率两万部众与袁绍近十万大军画地而守，双方僵持两个月。
冬十月，袁绍谋士许攸投靠曹操，并告知袁军后方东北四十里的屯粮重地“乌巢”戒备疏忽。曹操当机立断，选精锐步骑五千，偷袭乌巢，一把火烧掉了袁绍数万人马的粮草。
紧接着，张合高览率众投降曹操。曹军全线出击，袁军顷刻崩溃，袁绍和袁谭单骑渡河而逃（《资治通鉴》记载袁绍带八百骑逃回）。
曹操坑杀袁军降卒七万人。
官渡之战曹操大获全胜，以弱胜强，奠定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为曹魏打下坚实根基。
袁绍一蹶不振，建安七年，他在惶恐和悲伤中死去。其子夺嗣，自相残杀，终于在建安十二年被曹操彻底消灭。
但讽刺的是，仅仅在一年后，也就是建安十三年，曹操重蹈袁绍覆辙，在赤壁乌林被周瑜一把火击败，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会。





二、袁曹恩仇



袁绍和曹操早年相交，《世语》记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同时还记载了一些两人少时的趣事。
中平五年，汉朝廷置西园八校尉，袁绍与曹操同时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
董卓弄权，曹操和袁绍都回到自己的地盘，联络天下诸侯勤王讨逆。
后来联盟军解散，曹操与袁绍仍为盟友，但此时这层关系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曹操实力单薄，处处要依靠袁绍，袁绍和韩馥谋立刘虞为帝，曹操拒绝和他们共事。虽然后来这件事没成，但曹操此时对袁绍已经有了反感。
初平四年，曹操破兗州黄巾，编制青州兵，领兗州牧。从此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之后，面对幽州、徐州、淮南集团的同盟，曹操力战四方，独当南方之事，袁绍一意平公孙瓒。这两个幼时好友如今为了共同的利益联起手来，当真是“天下莫敢挡其锋”。
但是请注意，此时他们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朋友”，更象是一对利益伙伴。比如在“拥立汉帝”问题上，两个人就有过矛盾和摩擦，不过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其同盟关系得以保持。
但是当曹操平灭袁术和吕布，袁绍杀公孙瓒之后，这对昔日挚友不可避免的走上了敌对的双方。
《裴注三国志》引献帝春秋曰：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





三、狼烟四起。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夏四月，眭固率张扬部众欲北合袁绍，曹操命曹仁、史涣击败眭固于犬城，留魏种为河内太守。
此时袁绍已破公孙瓚于易京，“兼四州之地，众十馀万，将进军攻许”，曹军诸将“以为不可敌”。
而与袁绍共事多年的曹操对于这位老朋友太了解了，他分析说：袁绍志大才疏，色厉胆薄，外宽内嫉，政令不行。我必定可以击败他。
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对曹操说：您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曹操的另一个大谋臣郭嘉则更是按“十胜十败”分析，断定曹操必胜。
      实际以我们后世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大道理固然都不错，但战场决计，其胜负往往在一念之间。如果不是袁绍屡次丧失先机，孙策遇刺，刘表坐观成败，许攸张合等人临阵倒戈，其胜负未可知。同时，偶然中蕴涵着必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曹操在“谋略、政令和用兵”上确实比袁绍更胜一筹。
      袁绍为了拔掉曹操这个“眼中钉”，选“精卒十万，骑万匹”，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军，准备进攻曹操统治中心许都。
        《裴注三国志》引献帝传记载：袁绍临起兵，沮授、田丰进谏说：河北已经战乱连年，我们应该先休养生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造做舟船，讲兵演武，分遣精骑，南下骚扰曹操边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这样此消彼涨，三年以后，大事可定。
      从以后战役的发展来看，袁军无论从战斗力还是从士气上都不如曹军，几次交锋都被曹操以少量兵力击败，可见河北士卒是需要训练和休息的。而曹操身处四战之地，腹背受敌，日久对袁绍有利。即使是在官渡对峙时期，曹操内部也是十分不稳定，纷纷投靠占有优势的袁绍，如果时间长了，不用袁绍动手，仅仅是各方面的压力就足以把曹操压垮。虽然袁绍内部也有一些象张燕那样的不稳定因素，但相比曹操的压力就小得多了。
可见沮授、田丰的这个建议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的有效建议，可惜，袁绍没有采纳。
      《孙子兵法·始计篇》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袁绍和曹操是鲜明的对比。
        袁绍命当时的“著名作家”陈琳撰写了篇“讨曹檄文”，该文文风犀利，言辞辛辣，颇具观赏性。可惜陈琳文采虽佳，奈何袁绍武略不济。






四、曹操的动作。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秋八月，曹操做出战略部署。
（1）进军黎阳，监视袁军动向，到九月回转许都，分兵守官渡，可见此时曹操就已经把决战地点安排在了许畅以北的咽喉---官渡。
（2）命臧霸率精兵入青州，委以东方事。
（3）命于禁率步兵2000驻守黄河渡口延津，东郡太守刘延镇守渡口白马津，防止袁军长驱南下。
（4）命魏种为河内太守，委以河北事。
（5）命钟繇镇抚关中，委以西方事。
（6）招抚刘表，同时命李通监视。
（7）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委以东南事，拒孙策等人。
（8）留荀彧、任峻等人留守许都，筹措钱粮。
（9）地方镇压和治安部队少量，比如程昱700兵守鄄城，满宠率500人镇守汝南等。
而袁绍兵进黎阳，其动向十分明确，就是直捣汉献帝所在的许都，而无论他从黄河哪个方向渡河，要想进攻许都，则必经官渡。当然，最大的可能还是从黎阳对岸的白马津和西距白马五十余里的延津渡河。
      紧接着，建安四年冬十一月，在贾诩的劝说下，张绣率众归附曹操。十二月，曹操亲临官渡。
      与此同时，刘备杀袁术之后，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留关羽镇守下邳，亲临小沛，要与袁绍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曹操先命刘岱、王忠拒敌，不利。为了避免两线受敌，曹操决定亲自东征刘备。
      建安五年正月，“衣带诏”事发，刘备也参与其中，于是曹操留兵守官渡，亲率精骑急袭刘备。《魏书》记载：“是时......分留诸将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备。......备大惊，然犹未信。自将数十骑出望公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曹操破刘备，又进兵下邳，迫降关羽，尽得其兵而归。刘备只身投靠袁绍。
      就在曹操东征徐州的时候，田丰劝袁绍立刻渡河进兵官渡，结果袁绍以“其子有疾”为由拒绝。
      等到曹操以很快的速度解决徐州问题之后，袁绍才回过神来。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准备夺下这个关津，渡河南下。





五、白马、延津。


     曹操在白马、延津这一带早有准备。于禁和刘延据守，曹操先后派乐进等人率3000余步骑增援于禁。白马攻防战持续了两个月，为曹军主力集结于官渡挣得了时间。
     建安五年夏四月，曹操看袁军势大，于禁等人难以持久，于是亲自迎敌。
     谋士荀攸说：袁绍势大，如果正面交锋对我们相当不利，不如等袁军前锋渡河之后，我们虚张声势，扬言从延津北上，抄袭袁军后路，那时侯袁绍必然率兵赶往延津，这时我们突然奔袭白马，消灭他从白马渡过黄河的前锋部队，打他个措手不及。
这就叫“声东击西”，曹操欣然采纳。
      结果袁绍果然中计，听说曹操要北渡延津抄袭自己的后路，他立刻从白马率兵赶奔延津。
       曹操知道袁绍中计，白马一带只有颜良率领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于是，命令部队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锋，急袭白马。
       前面说过，从白马到延津只有区区五十余里，轻骑兵半柱香的时间就能赶到。《三国志》记载：“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馀里，良大惊，来逆战。”曹操命张辽和关羽为前锋，关羽在乱军中刺颜良于马下。袁军渡河前锋溃败，“遂解白马围”。曹军延黄河向西往官渡撤退。
      袁绍听说中计，颜良被斩，如何不恼？再派文丑率领主力骑兵追击延黄河追击曹操。
在延津南曹操再次设计。他命众人将辎重丢在大道上，引诱敌骑。曹营众将望见文丑所率多是骑兵，其数量在5000到6000左右，明显是袁绍的主力骑兵，后续步兵无数。大家都有点发怵，劝曹操先回官渡主营。
      只有荀攸明白曹操的意图，他说：“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
果然，袁军骑兵到后纷纷下马挣抢辎重，阵行大乱。曹操看到机会来了，命令众将上马击敌。于是曹操率领不足600骑兵，大破袁军主力骑兵近6000骑。骑将文丑战死。



       曹操在白马、延津两次用计，巧妙的调动敌人，引诱敌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意义是重大的。


（1）在气势上鼓励了曹军。先前起兵，“诸将以为不可敌”，而白马延津两场战斗证明，“北军虽众，而果劲不如南军”。使曹军以后与大量袁军长期对峙官渡有了底气。


（2）同时大大打击了袁绍的气焰。《三国志》记载，白马延津之战后，“绍军大震”。充分证明，袁军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

       第一，袁军在界桥可以以少胜多，击败不可一世的“白马义从”。在易京可以攻破坚城，结果了“白马将军”公孙瓒，如今他们以优势兵力攻打曹操，认为稳操胜券。结果被曹操来了个当头一棒，震撼是必然的。

      第二，袁军和曹军都提到了颜良、文丑这两个人，说他们“勇冠三军”，又说是“骑将”，可见是名声在外的，而袁绍命令他们为前锋，也是委以重任，他们率领的也确实是袁军的骑兵主力和精锐部队。结果他们两战两败，而且丧命沙场，袁军受到的心理打击和实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3）最主要得是这两场战斗曹操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的战果和意义。因为这两场战斗曹操一举击溃了袁军的主力骑兵，不但使袁军机动力大大受损，而且使袁绍对自己的骑兵优势产生了疑问。
       具体表现在官渡对峙时期。
曹操运输队屡次受到袁绍“小分队”的袭扰，而在曹仁于“鸡洛山”击败“韩荀分队”后，“（袁）绍不敢复分兵出”。
      这本身就体现出袁绍对自己部队机动能力和部队战斗力的怀疑。
      沮授劝袁绍说：“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於表，以断曹公之钞”，袁绍不从。
      张郃劝说绍曰：“公虽连胜，然勿与曹公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兵自败矣。”袁绍仍不从。
      不采纳这些建议固然是袁绍优柔寡断，好大喜功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袁绍骑兵受到的损失，以及他对自己部队战斗力的怀疑，也是他不采纳这些建议的主要原因。
      反观曹操，在主力与袁绍在官渡对峙的同时，先后屡次派遣轻骑，平刘备、保粮道、击袁绍、截粮草、直到奇袭乌巢。曹操在不停的使用他的骑兵和骑将，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使其机动兵团的战力发挥到了及至。
      不但打击了袁军和刘军，保证了后勤的畅通。还有效的骚扰了袁军的运输线，拖住敌军，为少量兵力据守官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说，白马、延津两场前哨战的意义是相当大的。





六、官渡对峙。



     虽然在白马、延津曹操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袁绍的优势仍然明显。
袁绍进兵阳武。
      先前驻守白马的于禁乐进率步骑5000延黄河向西南撤退，一直到汲县和获嘉。他们充当“敌后分队”，屡次出击，《三国志·于禁传》记载：“焚烧保聚三十馀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馀人”。随后，袁绍兵屯阳武，曹操又派于禁屯原武，击破袁绍别营于杜氏津。
     尽管曹操想方设法阻止袁绍进兵，但实力悬殊太大，颇有“蝼蚁撼树”的感觉。
八月，袁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
曹操努力阻止袁绍的进军势头，率万余精锐主动出击袁军于官渡之前。
      《三国志·曹操传》记载：“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又说：“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三国志·袁绍传》也记载：“连营稍前，逼官渡，合战，太祖军不利，复壁。”
可见，主动出击，正面交锋，人多势重的袁军还是占有很大优势。
     曹操看这样“连营相当”的正面交锋自己太吃亏。于是，汇合众将，退回官渡主营，袁绍“复进临官渡”。
    从此以后，官渡之战真正进入对峙阶段。



       “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袁绍夺取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加上官渡靠近许昌，后勤补给也较袁军方便”（摘自新军事网）。
     曹操早在建安四年就在已经准备在此决战，可以肯定他修筑了比较稳固的堡垒和完善的防御体系。现在据官渡20公里的霍庄有“袁绍岗”，传说是袁绍屯兵之处。



        袁绍用尽了种种办法想突破官渡主营。他先堆土山，起高台，居高临下，派弩弓手向曹营内射箭，“矢如雨下”，曹军在营中行走必须头顶盾牌，“众大惧”。曹操为了对付他，造“霹雳车”，就是“投石车”，这个东西被称为古代的“大炮”，用“霹雳车”破了袁绍的土山。 袁绍还挖地道，想直达曹操营内，曹操就在营寨四周挽壕沟，又破坏了袁绍的“地道战”。            《三国志》从简，对于这些记载虽然很简略，但我们应该能体会到曹军在官渡的窘迫处境。而实际在地方上，其紧迫局势丝毫不逊于官渡战场。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
比如，汝南是袁绍的老家，这里的豪强暗结袁绍的不在少数，此时他们更是兴风作浪，幸亏有满宠镇守，才得保无事。还有，在曹丕称帝后，褒奖颖川士族的诏命中明言：“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可见，当时的局势，除了象颖川这类新兴贵族聚集的地方之外，很大一部分是观望，甚至明目张胆的帮助袁绍。
     因此，曹操拥司、兖、豫、徐等数州，在官渡和袁绍相持不到两个月，竟然连两万士卒都养不起。这就是各地观望和反叛造成的乏粮，而这个问题在官渡之战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除了官渡，袁曹两家在其他方面也都没闲着。
     袁绍派遣刘备到汝南联结当地土匪，骚扰曹操后方，结果被曹操派曹仁率领的骑兵击败。
     袁绍又屡次骚扰曹军运输线，又被曹仁击败，于是袁绍不敢再分兵。
     曹操则先后派曹洪、徐晃和史涣等先后击败隐强贼祝臂，又在故市抄劫了袁绍的运输队。


      双方这样你来我往，相持了两个月。期间有人向袁绍建议派轻骑抄袭官渡背后，结果被袁绍拒绝。






七、奇袭乌巢。



    建安五年，冬十月。曹操在官渡面对袁绍的优势兵力虽然“比战斩将”，但粮草困乏，士卒疲惫，已经到了极限。
    他写信给荀彧，考虑放弃官渡，“欲还许以引绍”。如果是这样，那么曹操将十分被动，官渡的失陷，会使许昌以北的门户大开，袁绍的大兵团会立刻展开，长驱直入，对许颖一带形成合围之势。那时侯曹操恐怕就回天乏术了。
     结果荀彧又给曹操打了一针强心剂，他说：“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历史惊人的巧合，成功者都有一定的共性，这段话与二十年多后的那个军事天才陆逊在夷陵说的话如出一辙（《三国志·陆逊传》记载：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
     袁绍虽然不及曹操，可也是一代豪杰，在一开始损然吃了点亏，但优势还是在他手里，还是不能小看他的。战役初期袁绍也一定是“思虑精专”，所以难有机可乘；只有在“兵疲意沮，计不复生”之后，才会出现较大漏洞，而这个漏洞就在乌巢。


      袁绍的谋臣许攸贪财，袁绍“不能足”，于是投靠曹操。《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来，卿来，吾事济矣！”
     许攸对曹操说：现在袁绍辎重有万馀车，在袁绍营北四十里乌巢，守将淳于琼疏忽无备，您率领轻骑袭之，攻其不备，烧毁粮草，不出三天，袁绍自败。
众将对此言论表示怀疑，但荀攸、贾诩劝曹操此计可行。曹操等的就是这样能扭转乾坤的机会，他怎能放过？以曹操的性格，就是龙潭虎穴恐怕他也要闯一闯。
     他亲选精锐步骑五千，留曹洪等人据守营寨，夜晚时分出发，直奔乌巢。
      这五千精兵全部换成袁军旗号，人衔枚，马缚口，并且每人抱束薪一捆，作引火之用。穿越袁军岗哨时有人盘问，就回答：“主公怕曹操抄袭我们的粮草，派我们去增加防守！”结果几十里路就这样穿越了过来。
     等到了乌巢，一看果然是袁军屯粮之所，并且戒备疏忽。于是立刻纵火焚烧。袁军守粮部队大乱，《曹瞒传》记载：“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斩督将眭元进、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首”，乐进斩杀敌主将淳于琼，袁绍近十万大军的命脉就在这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其失败也就注定了。
      袁绍听说粮草被毁，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他自做聪明的认为：“你曹操攻我的乌巢，我就打你的主营，让你无家可归！”这条看似“围魏救赵”的“妙计”不但没“救赵”，连“魏”为没围住。
曹操看到袁军轻骑增援乌巢，命令士卒不准惊慌，等敌人到背后再力战，结果再次大破袁绍援军。
     而负责攻击官渡的张合高览面对曹洪稳固的防守，久攻不下，张合高览见大势以去，于是率众投降。
     张合高览的投降加速了袁绍的瓦解，曹操看到袁军军心已溃，立刻命令官渡的部队全线出击。
     《三国志》记载：“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资治通鉴》和《后汉书》等书记载：“馀众降者，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馀人”。
    官渡之战曹操大获全胜。




八、几个问题的探讨：


（1）袁曹双方各时期的兵力问题：


A。在战役开始阶段。袁绍称带甲“数十万”，又说：“选精卒十万，骑万匹”发动官渡之战，这个兵力应该没有很大的争议。
曹操的总兵力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联系曹操的九大部署可见，曹操每方面所派的人马少则数百，多不过万，那么综合起来考虑，其总兵力估计在6到7万左右。联系刘先在官渡战前联络曹操时，曹操说：“今孤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谁敢不服？”这个“十万”肯定是夸张的，那么6或7万是比较可信的。
而曹操当时集结于官渡的部众有多少也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后来曹操能用一部分精锐部队迅速击败刘备和关羽，并能再派3000步骑支援于禁，可见其在官渡附近的部队数量保守的估计也在两万左右。


B。从袁绍渡河到曹操在官渡前主动出击阶段。此时袁绍的总兵力没有很大变动，除了一部分负责运输粮草之外，其他的全部开进的黎阳。于是在白马围攻刘延和于禁近两个月。紧接着，就发生了“白马、延津之战”。袁绍渡过黄河的先头部队和文丑率领的主力骑兵遭到惨重损失，保守估计其损失也要近万人。再加上于禁和乐进在背后连续骚扰，明文记载又损失几千人。因为，可以肯定，袁绍从阳武进兵官渡时其兵力已经不足十万。
而曹操在这个阶段虽然屡屡获胜，但损失还是有的，只是比起袁绍要小的多。而唯一一次较大的损失就是在主动出击的那次。“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这句话应该是说这个时期，而不是指曹操在官渡的全部兵力。
    随后，曹操看到这样太被动，于是主动退回官渡主营。《三国志·袁绍传》记载：“（曹操）复壁”，《曹操传》也记载：“（袁）绍复进临官渡”，而《于禁传》记载：“迁裨将军，后从（曹操）还官渡”，也应该是这个阶段。
      曹操此时有近万人，后方主营最少也要留1000人，再加上于禁和乐进的步骑5000，其兵力已经有15000人以上，而钟繇送来的那2000匹马肯定不是让马自己跑来，一定要派上千人送来，只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具体何时送来的，《三国志·钟繇传》只说：“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这个在“在官渡”如果是指A阶段，那么这两千人就已经算在了曹军兵力里面，如果是B阶段送来，那么还要再加上这两千。
       曹操的宗族将军在这两个阶段都没有描写。张辽、徐晃、于禁、乐进甚至关羽都在这两个阶段彪炳青史，战功赫赫，如果说夏侯敦留守司隶，那么曹仁、曹洪、夏侯渊等人干什么去了？我认为他们在这一阶段很可能分散驻扎在官渡或者许昌附近。为什么？《三国志·赵俨传》记载：“时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诸将任气，多共不协”，这个记载是在官渡战后，曹操坐镇许都，把张辽、于禁、乐进等人留在附近，曹仁和夏侯渊屯扎在外。但在A、B阶段曹操率领张辽、徐晃、于禁、乐进等人四处征战，那么这些宗族们很可能屯扎在官渡，随时监视袁绍动向。而从以后的记载来看，这些宗族们也确实都到过官渡大营，而且都战功赫赫。可见，在B阶段，曹操亲率万名精锐合战不利之后，汇合于禁和曹仁等人退回官渡主营，“画地而守”。其主营的总兵力保守估计也在20000人以上。当然，这都是曹军的嫡系和精锐部队。


C。双方相持阶段。应该说这个阶段双方的兵力变化不大。唯一不同的是，袁绍离大本营较远，需要动员上万人搞运输，还时常被曹军轻骑骚扰。而曹操背后就是许都，运粮相对方便，虽然也受到“贼”的骚扰，但基本不必动用主营的人马。所以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前线的兵力对比应该是1：4，即20000VS80000。



D。乌巢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袁军的崩溃时期。其实曹操在乌巢杀敌记载仅有“千余”，可见曹操歼灭曹军主力主要是靠坑杀降卒。当然要除去张合高览的那几千降兵。
如果按以上的论述，那么袁绍在乌巢败后其实还剩七万人，而这七万多人面对黄河后退无路，全做了俘虏，结果被曹军坑杀。





（2）曹操“画地而守，分遣机动兵力”战术的成功运用。


     前面说过，曹操老早的就把决战地点安排在官渡，修筑防御工事。现在的这一区域因为黄河数次改道早以面目全非，1800年前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只有一些当地传说依稀可以寻见当年的情况，比如：官渡桥村附近有个“水溃村” ，相传是当年曹操引汴水淹袁绍军处。
      从记载和事件发展来看，官渡的重要性可以左右曹操的命运，按常理他应该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这，与袁绍“画地而守”，《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 曹操已经做到了，但如果仅仅是“困守官渡”，不知变通，那曹操以两万人如论如何也抵挡不了袁绍近十万大军的进攻。
      曹操在官渡之战把“机动兵力”这个概念完美的诠释了。（注一）
       作战部署中作为机动使用的兵力编组。按范围，分为战略预备队、战役预备队和战术预备队。比如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塔山阻击战中，以部分兵力防守阵地，大部兵力作为预备力量。（摘自新军事网）
        当然，这个概念是在近现代提出来的，后汉时代不可能有这么详细的划分，对“机动兵力”的认识也没有现在深刻，但是，战争的精髓却永远不变。早在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中，汉军的战术运用就有了“迂回、包抄”这样的概念，而这些用于“迂回、包抄”的部队其实就是“机动部队”，他们的特点是：机动力强、适合长途奔袭和突击战、战斗力强、士气高昂、同时纪律严明。这个概念如果细分到战术层面，其实就是近代“特种部队”这个概念产生的源泉。虽然曹操不知道什么是“特种部队”，但他无意识的在战役和战术上运用了“特种部队”。只是在战略层次他没有后人先进。这在1800年前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本文前面已经论述了官渡之战期间曹操命徐晃、史涣、曹仁、曹洪等人率领机动兵力的例子这里不再赘叙。
         其意义大家也大致明白了，稳定了后方、保障了自己的运输、打击了敌人运输、使袁绍顾虑重重拖延了敌军主力的进军、在敌人侧翼展开反突击，不使敌军合围。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说：“纯粹的防守同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他提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这个论述可谓深刻。
       而同样的事例，用《孙子兵法》的论述似乎更贴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这两大巨著对于“机动作战”这个概念都是赞同的，真理具有普遍性，而具体体现在曹操身上，他对于这个概念的诠释堪称高明。
       我们再联系曹操在徐州奇袭刘备、奔袭乌桓以及关中对西凉之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曹操善用骑兵。（注二）而官渡的“机动兵力”，很大程度上是“骑兵”。
田丰曾对袁绍说过：“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三国志·袁绍传》）
而曹操的张狂的性格也成全了他在用兵上：灵活机动。





（3）乌巢之战后袁军迅速溃败的原因。


        以前有人分析过“汝颍、河北集团与袁氏兴衰关系”，认为“许攸、荀谌、郭图、辛评属于汝颍集团；审配、逢纪、田丰、沮授属于河北集团”，这两大集团互相顷轧，对袁绍的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认同这种观点，《三国志·张合传》记载：“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郭）图惭，又更谮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而张合是河间鄚县人，属于河北集团，这就是郭图排斥张合的原因，正如审配排斥许攸。
           只是本文认为是张合的投降导致袁军的迅速崩溃，似乎证据不足。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张合的投降意义有多么重大。其意义与与乌巢比起来最多算辅助因素。也就是说，真正导致袁绍近十万大军迅速溃败的原因其实并不神秘，就是因为乌巢粮草的被烧。
行军打仗有句俗语，叫：“军不可一日无粮”。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的重要程度仅次于饮水，人半天缺水就会头晕目眩，而一日无食就会全身乏力，许攸对曹操说：“三日可破袁氏。”其实他还说多了，真要到了没有粮食的时候，只需一天袁绍大军就会丧失大半的战斗力和士气，军心直接面临崩溃。
          而乌巢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所以说，许攸提供这个情报的意义远超过张合投降的意义。只不过他们投降的原因都是因为袁军内部河北和汝颍集团的矛盾造成的。






九、对官渡之战的总结。


（1）。袁绍的失误：


       首先，战前不采纳田丰等人“休养生息，迫曹失败”的战略，贸然发动官渡之战。
其次，不能协调内部各派系的矛盾，不会“辨伪存真、优柔寡断”。
这两点在前面已经论述，这里不在重复。
            最后，袁绍失败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整个战役都是顺着曹操的步调在走，十分被动。从白马延津开始就被曹操调动起来，直到对峙官渡，他还是一意正面进攻，不能很好的利用自己兵力的优势。应该说这和袁绍的个性有很大关系，比如：《三国志·程昱传》记载：（程昱）七百兵守鄄城，太祖闻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轻易不来攻”太祖从之。绍闻昱兵少，果不往。”
     可见，袁绍好大喜功，轻狂骄傲，结果浪费了无数战机。
     应该说袁绍在平河北的过程中是“锐意进取、虚怀若谷”的，但是，伴随着巨大成功，他渐渐开始自以为天下无敌，于是他原有的和新增的弱点便逐次暴露出来，最终导致失败。这个现象在赤壁时的曹操身上再次体现，只是曹操本身能力出众，而且孙刘和他的实力差距太大，才没有在赤壁败后出现土崩瓦解的现象。



（2）曹操的成功：

A。“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B。在战前做出九大部署，并且先后招降张绣、击破刘备，为专心在官渡决战创造了条件。

C。在白马、延津击败袁军主力骑兵，收到意想不到的战果。

D。从白马延津直到官渡前沿，再到官渡主营，层层防御。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十九章 ·战区防御》中提道到“逐次抵抗”这个概念，曹操基本是这样一步步“牵着袁绍鼻子走”的。

E。巧妙的选择决战地点，“扼其喉而不得进”，在官渡顽强的阻击袁绍数月。“以正合”，等待时机。

F。“画地而守，分遣机动兵力”战术的成功运用。

G。“以奇胜”，在得知乌巢戒备疏忽之后，果断的率领精锐部队出奇制胜。给袁军以毁灭性打击。

H。最后一点其实只能说是运气了，正如我前面说的，如果不是袁绍屡次丧失先机，孙策遇刺，刘表坐观成败，许攸张合等人临阵倒戈，其胜负未可知。或许真如《三国志》说的那样：“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当然，这句是玩笑话了。




十、结语。


      建安五年冬十月，震惊中原大地的官渡之战结束。
结果是曹操以弱胜强，击败了袁绍的主力部队。
      之后袁绍郁闷而死，其子不和，曹操经历七年时间平定河北，统一北方，为魏晋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建安九年，曹操破邺城，亲临袁绍墓，哭之流涕，对众人说：“早年我俩共同举兵，本初问我：‘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我说：‘你是怎么想的？’他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何愁大事不成？’我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人生如梦，昔日挚友的肺腑之言，今天竟成了祭奠好友的祭文，曹操作为一个胜利者没有必要惺惺作态，这是他的真性情。只是，话是这样说，但面对袁氏诸子，他又要回到了残酷的一面，袁家也终于在曹操手中彻底衰落。这或许就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命运时的无奈，无论他是袁绍还是魏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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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顶东观只求奉命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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