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朝。这是1793年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团访问中国时，乾隆帝（1711—1799）在回覆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 1738—1820）的信件中，用来表示自称的词语。正是这样一个词语，塑造了人们对于清代前中期对外关系史的整体印象——天朝代表着愚昧和保守，是闭关锁国的象征。乾隆帝囿于封闭的观念，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导致中国错失了解外部世界的好机会。 
郎世宁绘 乾隆帝画像 近年来，这一认识逐渐受到学界的挑战与修正。那么，乾隆究竟对外界形势的变化了解多少，是否真的一无所知呢？
对话传教士：欧洲君主如何统治，王位如何继承？
明清之际，自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进入中国传教开始，大批欧洲传教士纷沓而至，他们在传播福音的同时，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也带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甚至还有很多传教士直接供职于宫廷，用自己的科学、艺术知识为皇帝服务，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P. Michel Benoist, 1715—1774）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于乾隆九年（1744）到达澳门，次年应召入京，开始了在华长达30多年的传教生涯。
自乾隆十二年（1747）起，位于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景区陆续修建，蒋友仁受到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的举荐，负责主持西洋楼水法工程的设计，海晏堂等处闻名于后世的机械喷泉，均出自他的手笔。此外，蒋友仁还参与了乾隆时期舆图的绘刻，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御览，“取新辟西域诸图，联以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增补《坤舆全图》（南怀仁绘制）”，后来经过修改和增补，被收藏入宫廷，这是当时水准极高的世界地图，可以随时供皇帝浏览。 
长春园西洋楼景区 海晏堂铜版画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与蒋友仁进行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欧洲国家的问题。蒋友仁在一封信中披露了谈话的详细内容：
问：在你们欧洲的众多君主中难道没有一个可以以其权威来结束其他君主间可能出现的纷争，因而凌驾于其他君主之上的君主吗？例如这个中华帝国以前曾被好几个各自独立的君主统治过，其中之一后来成了他们的首领，于是拥有了“皇帝”称号。
答：德国是由许多诸侯国组成的，这些诸侯国的君主中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拥有皇帝称号的君主；尽管拥有皇帝称号，他只是本诸侯国的君主，有时还要抵御其他诸侯国向他发动的战争。
问：你们欧洲诸多王国各自实力不同，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某个较强的国家吞并了几个较弱的国家后进一步增强了实力，逐步再去吞并其他较强的国家，从而慢慢成为全欧洲的主宰呢？
答：自欧洲所有王国都接受了基督教起，人们就不该设想这样的动乱了。基督教劝导臣民服从君主，同时劝导君主们互相尊重。一个君主或许会丢失几个城池、几块地方甚至几个省份，然而如他面临倾国之险，其他君主便会站在他一边帮助他保全其国家。
问：你们国王是如何处理继位问题的？
答：在我国由王长子或其子孙（如果他有子孙的话）继位。如王长子已去世且无嗣，则由王次子或其子孙继位。
问：俄罗斯那里女子可继承王位，你们那里是否也有奉行此法之国家？
答：我们那里有些国家的女子可继承王位，但敝国自君主制确立之初起便已立法不准女子继承王位。
问：若贵国君主死后无嗣，王位由谁继承？
答：多少世纪以来，上帝厚爱我主，使其不仅有足够的子孙继位，还可为欧洲其他王室提供继位人。
问：这些出自同一家族的君主间或许能始终和睦相处而不会兵戎相见吧？
答：虽说出自同一家族，但若有某种原因，他们间仍会发生战争，不过他们依然是好朋友。两位君主间即使发生战争，只要事情不危及王权利益，他们照样能像最好的朋友一样相互效力。
除此以外，乾隆还问道：欧洲有多少国家？各国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法国与俄罗斯是否有关系？除与俄罗斯人打仗的伊斯兰教徒外，还有哪些民族可能与俄罗斯人发生纷争，军事上取得过何种成功？
由于在乾隆五年（1740）时，荷兰殖民者曾在爪哇的巴达维亚大肆屠杀华侨（红溪惨案），乾隆帝又仔细地询问了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扩张：
皇帝问住在巴达维亚并主宰该地的是哪些欧洲人，我回答说是荷兰人；接着，我解释了什么是共和政体，我谈到了荷兰的政府，这个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制的，国家任命所属各省的总督，同时以一个君主在其国内所享有的同等权力对官员们进行提升、贬黜和奖惩。
乾隆还了解到西班牙在吕宋的行动，“大约二百五十年前，西班牙人在他们登陆的最大的一个岛屿上兴建了一座城市，这些岛屿上当初只住着一些土人。当西班牙人远航美洲时，这个城市可充当他们船只的货物集散地”；并通过追问地图中标有“新西班牙”、“新荷兰”和“新法兰西”等远离欧洲的地名的来历，得知了欧洲人在中国周边国家殖民的方式与情况。
别以为我不知道：加尔各答的“披楞”就是英国人
英国自1591年（万历十九年）到达印度，经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与孟加拉的普拉西之战以及1764年（乾隆二十七年）与莫卧儿帝国的布克萨尔战役，再到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英、法“七年战争”的结束，并发动一系列征服印度马拉特、迈索尔、旁遮普等地的侵略战争之后，逐渐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地位。
那么，乾隆有无意识到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崛起？
英属东印度公司取得普拉西之战和布克萨尔战役的胜利后，莫卧儿帝国彻底沦为英国殖民者的附庸。随后，位于加尔各答的英国殖民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喜马拉雅山，打通到中国的贸易之路，然而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还有锡金、不丹和廓尔喀等与西藏接壤的邻邦，英国的扩张势必与之冲突。
1772年，东印度公司吞并库赤一贝哈尔土邦时，六世班禅代表不丹给总督哈斯汀斯（Warren Hastings）进行调解，请求他撤军，而哈斯汀斯希望借机与西藏建立直接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派遣波格尔（George Bogle）前往扎什伦布，拜谒班禅。尽管班禅拒绝了波格尔提出的外交和通商要求，但是扎什伦布和东印度公司开始频繁的接触和往来。英方甚至希望班禅将他们的请求带到北京，由他劝服乾隆帝。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英-藏往来的文书中，在印度的英国人被称为Farangi，这是波斯文，源自阿拉伯文对法国人的称呼，其藏文形式则是Phe-rang，最后演变成本土藏文的phyi-gling，意思是外国人。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北上庆贺乾隆帝的七旬圣寿，最后却因天花病死在北京，他圆寂后留下的巨额财富引得其弟红帽喇嘛沙玛尔巴的觊觎，并最终成为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导火索（1788）。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再度入侵西藏，洗劫了扎什伦布寺，乾隆帝派兵入藏反击，直捣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在此期间，清军统帅福康安于1792年2月到达拉萨时，曾向廓尔喀周围的不丹、锡金和披楞等邻国去信寻求军事支持，他将此事奏报给乾隆帝：
臣已经檄谕哲孟雄、宗木、布鲁克巴、作木朗和南甲噶儿（源自藏文的Rgya-gar，指印度）之披楞等处，协力堵截…如布鲁克巴、披楞等处亦遵奉檄谕，拼力夹攻，则廓尔喀东西南三路皆有番兵截杀。
这是“披楞”一词在清代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其实披楞就是波斯文Farangi的藏语形式Phe-rang的汉译。此时，福康安尚不知披楞与加尔各答的关系，只是认为它是同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一样的部落。
福康安率军攻入廓尔喀后，廓尔喀国王请求和谈，并指出廓尔喀以南的“南甲噶尔之第哩巴察（Delhi Padshah）部落，向思抢占藏地”。结合与加尔各答的英国总督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的信件往来和其他情报，福康安了解到廓尔喀以南地区名为甲噶儿，其中最大的国家是第哩巴察，统治着披楞（加尔各答），而且常到广州地方贸易，他对东印度公司在廓尔喀战争中的暧昧态度及动机感到警惕，怀疑披楞暗中支持廓尔喀军队。1793年，廓尔喀派遣贡使前往北京，将他们与印度的冲突告知乾隆。就在此时，康沃利斯派少校柯克帕特里克（Kirpatrick）前往加德满都查探，廓尔喀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了驻藏大臣和琳，清廷由此得知披楞已遣使（即马戛尔尼使团）前往北京觐见皇帝，但最初并未将其与马戛尔尼使团联系在一起。 
清乾隆 《平定廓尔喀战图》册之“廓尔喀使臣至京”
然而，当福康安在避暑山庄看到英国人后，感到英国或许和披楞有某种联系，以致面见英国使团时，态度十分傲慢不逊，毫不掩饰他的憎恶。于是，乾隆帝命令军机处查问廓尔喀俘虏（时已入锐健营降番佐领下）岗噶勒塔则西：“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岗噶勒塔则西回答：
披楞并非部落名号，其地名为噶哩噶达，其人最为强横暴虐，人皆怨恨，称为披楞，犹言恶人。该部长居住之地西北界与廓尔喀相接，其交界地方距阳布（加德满都）约三十余日路程，南界哲布萨，北界布鲁克巴，俱约行二十余日，西界第哩巴察，也有一月多路程。廓尔喀与噶哩噶达并非服属，噶哩噶达要买廓尔喀木材，廓尔喀常到噶哩噶达置买鸟枪、腰刀、火镰等项。廓尔喀王子亦因噶哩噶达强悍，常遣人往彼馈送物件。……此次进贡之英吉利人状貌、服饰与噶哩噶达相似，大约噶哩噶达即系英吉利。
乾隆终于明白：在加尔各答的披楞与在广州贸易的英国人实际上是同一群人。英国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了临近中国西藏的南亚次大陆。我们也由此了解到，乾隆对外界的认识并非一无所知。清朝清楚地捕捉到了英国势力在印度崛起的情报信息。
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后来回忆：
我们的翻译从中国官员的漫谈中流露出来的片断字句，发现北京王朝近来对英国抱有不满情绪。经过小心谨慎同他们谈话，我们探询出来，原因是这样的：在西藏地区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曾遭到敌方预料之外的顽强抗拒，遭受到预料之外的损失。中国官员马上认为，一定有欧洲军队支援敌方，或者他们的军队受过欧洲的训练所致，他们从地方发现了帽子和头巾，而他们认为帽子只能是英国人的……中国政府既然怀疑英国帮助了敌人，当然它对英国政府不会有好感也不会加以信任了。 
William Alexander绘 乾隆帝与小斯当东
就清代前中期的对外关系史而言，“天朝”是真，上述所言也是真，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传统与现代，闭关与开放，这些简单的阐释模式，恐怕难以深刻揭示清朝涉外体制演变的复杂进程，再进一步，更不足以探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轨迹和形成因素，甚至有时候会反过来阻碍对事实的探索，这就是我们需要借助更为多元性的角度和史料的原因。
2015.1.31 澎湃新闻 惠男
| 
/2 
库银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2-14 20:10:48
提升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