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民族制度和经济

风的传说

民族制度：     随着民族关系日益密切，不同民族的往来与杂居也相当普遍。从蒙金战争时期就陆续有大批汉人被迁往蒙古草原以及天山南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与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各地；蒙古与色目官员、军户、商人等也大量移居中原内地；云南地区居住的蒙古人约十万人左右；大都、上都等政治城市及杭州、泉州、镇江等商业城市都居住许多蒙古人、维吾尔人、穆斯林、党项人、女真人与契丹人等，这对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是十分有帮助的。由于蒙古人与汉人人数的比例极不平均，汉人的文化与典章制度也比蒙古人优越。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主张蒙古至上主义，推行蒙古人、穆斯林（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等四个阶级的制度。元廷给蒙古人与色目人极大的权利，并让汉人与南人负担较大的赋税与劳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沉重[49]。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有把臣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为了防止汉人聚集叛变，元廷规定汉人不许结社、集会、集体拜神，禁止汉人私藏兵器，蒙古人被汉人打死需要偿命，而蒙古人因争或乘醉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族人均不平等。然而仍任用不少汉人为官、例如史天泽、贺惟一等等。 经济：         元朝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可汗进入中原之初，惨酷的屠杀和劫掠，给北方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毁坏。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曾打算尽杀汉人，把耕地都变为牧场，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不如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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