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简评刘焉

大军师

在那些纵横于三国时代的汉室宗亲中，刘焉算是老一辈的人物了。乱世开始时，他差不多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已经不能像小伙子一样靠勇气和力气打天下了。他是靠着自身老练的谋略在乱世中争到一席之地的。
    汉末天下大乱，国势衰微。针对这种情况，刘焉于公元188年建议灵帝废除刺史，改任州牧，任命清廉有威信的大臣到各地坐镇一方，维护汉朝统治，挽回朝廷声誉。刘焉此举看似是为朝廷考虑，实际却是为自己谋个出路：身为太常的他想趁此机会离开洛阳，到偏远的交州避祸去。他的这个建议对整个汉室引发了更加深远的影响，那些被朝廷派到各地的重臣们纷纷拥兵自重，对朝廷的调遣阳奉阴违，使分裂割据的局面更加严重了。
    汉代儒学盛行，刘焉年轻时能够因为老师去世而辞官，显然是比较具备儒家提倡的美德的。但是不论从提倡忠君的道德标准上看，还是从加强集权的政治思想上看，刘焉建议朝廷分封牧伯的行为都不符合儒家的要求。这大概是因眼前乱世的情景和体内流淌的皇族血液激起了他的野心，使他不甘心再受知识分子身份的约束吧。何况就算刘焉对东汉王朝没什么好感，也是情有可原的。
    刘焉是鲁恭王刘馀的后代，这个家族在王莽时期全被贬成庶民。后来光武刘秀重建汉朝，却把鲁王的封号赐给了自己的亲侄子，从那以后刘焉的家族除了宗室的名望以外，可说是一无所有了。
    从刘焉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绝对是个智谋深远的人物。朝廷采纳他的建议之后，天下的局势反而会更加纷乱，这样的结果他恐怕早已想到了，而且他似乎是很希望看到这种结果出现的：刘秀建立起的国家是兴是衰无关紧要，只要能使自己的家族复兴就行了。地处偏远的交州远离战争和朝廷，是个很理想的振兴家业的地方。
    刘焉虽然有枭雄的智略，可是思维模式还是知识分子的。东汉时期谶纬迷信的风气十分流行，一些有野心的枭雄们，例如张角、袁术等人都是利用愚民大众的迷信，捏造和利用图谶、纬书、经义，以证明自己改朝换代的合理性，他们自己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和他们不同，大概是因为刘焉任太常时和那些卜官、祝官接触得太久了，他对谶纬之类的东西很感兴趣。当他申请去交州时，一听人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马上就改变了主意，千方百计地谋求益州牧的职位。
    接下来刘焉的事业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和他的一班幕僚没费什么力气就在叛军、豪族势力横行的益州站稳了脚。因为太顺利了，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毕竟益州曾经是秦始皇和汉高祖君临天下的霸业崛起的地方，仅仅用来养家糊口确实是有点太浪费了。
    刘焉很清楚，他不能像其他诸侯一样明目张胆地图谋不轨：分封牧伯本来就是自己建议的，如果再趁机利用州牧的地位割据扩张、不服朝廷的话，非得成为众矢之的不可，整个家族都会被冠上逆臣贼子的罪名。益州又不像交州那么偏远，尤其在190年之后，汉廷从洛阳迁到长安，离益州更近了，他的一举一动很难逃过朝廷使节的眼睛。针对这种不利的情况，智谋高超的刘焉早就想好对策了。他入蜀时只带了小儿子刘瑁在身边，另外三个儿子刘范、刘诞、刘璋都留在洛阳为官，既可以做人质表明自己没有贰心，又可以随时监视朝廷的情况；控制益州之后，他于191年授予五斗米教第三代传人张鲁正式的官位，让张鲁占据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从而断绝了朝廷和益州的往来联系。
    张鲁的母亲因为会养生，懂得“鬼道”，成为刘焉府上的常客，张鲁是通过其母得到刘焉赏识的。从这点来说，张鲁和刘焉之间的关系倒有点像何晏与曹操，只不过刘焉不是好色，而是迷信。在刘焉看来，五斗米教是有特殊的“优点”的：有太平教起义在先，与之类似的五斗米教一定会受到朝廷的怀疑。另一方面张鲁也是心怀鬼胎，他借刘焉的兵将占据了汉中之后，杀了刘焉的官员，将军队据为己有。刘焉却一点也不怨恨张鲁，因为只要把朝廷的目光都吸引到五斗米教身上，刘焉就可以在益州放手活动，以后也不用再向朝廷进贡了。这就是张鲁存在的价值。
    利用张鲁的策略十分成功，当时把持朝廷的是骄横残暴的董卓，他几次三番征调刘焉到新都城长安，甚至以将刘范三兄弟下狱相逼，结果都无效。刘焉大可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不是我不愿意上京，而是通向京畿的道路不太平啊。反正权势熏天的董卓正面临着关东群雄的挑战，根本没法剿灭在汉中迅速崛起的张鲁。没过多久董卓被杀，长安局势混乱，朝廷自顾不暇。
    排除了种种不利之后，刘焉开始着手创立霸业，找借口诛杀益州豪强，招降纳叛，立威刑，行宽惠。这时候，刘焉知识分子的作风又显现出来了——他开始在益州治所绵竹大造车舆，想必是想起了孟子所说的“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自己既然已经建立起了“诸侯之国”，当然要有千乘的车仗了。虽然不能明目张胆地使用这些车仗，放着看看心里也舒服。刘焉就是贪图这一时的舒服，为将来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大造车舆的行动要隐瞒起来并不容易，对此略有耳闻的荆州牧刘表上书朝廷，引用子夏在西河行教化，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孔子的故事暗示刘焉的不轨行为。朝廷派刘璋去益州“晓喻”父亲，想来是在试探刘焉了。刘焉可能也明白朝廷此举的用意，不过他爱子心切，再加上此时朝廷正在被李傕、郭汜这样的逆贼控制，根本不值得畏惧，于是就把刘璋留在身边，不把他遣回长安。
    公元194年，马腾起兵讨伐李傕。雄心勃勃的刘焉看出这正是自己走出西蜀，争霸天下的良机，开始积极地谋划起来。他让自己的长子，此时在长安任左中郎将的刘范联络一些官员做马腾军的内应，自己也派出五千蜀兵，配合马腾作战。刘焉下的本钱不可谓不小，他把儿子的性命和家族的名声都赌上了。当然，攻略长安的计划是十分诱人的：只要能攻陷长安，占据关中，就算不能建立起秦始皇、汉高祖那样的霸业，至少也可以仿效伊尹、霍光那样的名臣，辅佐献帝重建汉朝的辉煌。以刘焉高超的智谋能力，怎么做都是游刃有余。
    问题是，这些都是攻陷长安之后的事。虽然西凉军作战很英勇，但是始终不能取胜。长安城内刘范等人做内应的谋略又被识破，刘范在逃跑中被杀，刘诞也连坐被诛——如果不是刘焉以前不让刘璋回京的话，刘焉父子的行动就不会遭到李傕的怀疑，刘范等人的谋略或许也不会这么快就被识破。眼看取胜无望，马腾收兵退回凉州。马腾和刘焉袭击长安的计划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有道是祸不单行，此时一把“天火”降临在了绵竹城，将刘焉修造的车仗烧得一干二净，城内的官邸、府邑和房舍也都被大火波及。这场天火给刘焉的打击，恐怕要比爱子惨死更加严重。兵败丧子还不算可怕，可能只是像刘邦一样前途多舛罢了；这场天火却是来自上天的惩罚，按照汉代儒学中天人感应说的说法，人若是违背天意，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严厉的“自然之罚”可令“其君枕枕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在其面前汉武那样的帝王也要搞“轮台罪己”。刘焉之所以到益州，就是因为相信益州有天子气的说法，创业过程中的一帆风顺使他越来越相信这种说法的正确，也越来越相信自己能成帝王的大业，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图谋不轨、私造车舆之类的行为是大逆不道。在大火天灾的袭击面前，刘焉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根本没有当天子的命，他的一切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有逆臣的骂名和天灾人祸罢了。
    心灰意冷的刘焉已经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他将治所迁到成都之后，就在哀痛、忧惧、悔恨的折磨下一病不起，在当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刘璋因为性格宽厚温和被部下推举继任益州牧，但是地方豪强和刘焉以前从洛阳带出来的老臣们都不愿受其节制，暗弱的刘璋几乎被架空了。精明的刘焉竟然连身后事都没有安排好，可以想象出刘焉临死前六神无主的惨状了。
    短短数年中，刘焉“成也迷信，败也迷信”，假如当初他避乱交州，至多也就是像士燮一样“优游终世”，人生会平淡得多。入蜀的刘焉确实有建立霸业的机会，攻击长安的计划虽然一败涂地，但是凭借益州的人力物力完全可以卷土重来。明明成功已经近在咫尺，迷信的刘焉竟然因为一次偶然的天灾就断送了生命和事业。
    刘焉虽然有雄心壮志，但到底只是一个在和平时期积累起丰富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可惜他不是生长于乱世，否则他也会具备成为枭雄所必要的应变之才和百折不回的坚忍吧。不管怎么说，刘焉能以他那样的身份用很短的时间在局势错综复杂的益州建立起强大的势力，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笑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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