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两税制

大小叶哥

两税元朝在江南基本上沿用南宋依地亩征税的夏秋两税制。忽必烈灭宋时，曾规定“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并且规定除江东、浙西外，其余地区只征秋税。斗斜也沿用宋文思院的旧斗（宋斗一石约当元七斗）。成宗元贞以后，始征江南夏税，并规定秋税只令输租，夏税则据税粮输钞。每税粮一石，视不同地区，输钞三贯、二贯、一贯，一贯七百文、一贯五百文不等，折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折输之物，各随时价的高下以定值。只有湖广地区在阿里海牙任行省时罢行夏税，依中原例改课门摊，每户一贯二钱，所收总额超过夏税五万余锭。但到成宗大德初，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每税粮一石输三贯四钱以上，因之较江浙、江西稍重。此外，政府规定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分赐给诸投下，谓之“江南户钞”。
经理与助役元朝在江南行两税，以地亩为赋税的主要依据，就必须对田亩的数字和产权的转移不断查核。忽必烈时曾在个别地区经理田亩。仁宗时又在江浙、江西、河南三地区大规模进行经理，遭到占田隐税的地主势力的梗阻，而被迫作罢。在田赋上诡名寄户、飞隐走贴、虚增张并等种种弊端，纷纭杂出，官府无法制止。
税粮不均自然也造成役法的紊乱。泰定初，江西地区创行所谓助役粮。其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赵琏在浙东，建议以八郡属县坊正为雇役，里正用田赋以均之。余姚、婺州、上虞也都在属内丈实田亩，编行“鱼鳞册”。按民户财产和税额多少编制的“鼠尾册”，作为服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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