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首辅高拱为何仅当了7天托孤大臣就遭罢免３

大汉高祖

三、性格决定命运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高拱的事情做一个交代，否则，我们也会和当时听这道圣旨的官员们一样一头雾水。
这位高拱，我们在《大明嘉靖往事》中曾经说到过：严嵩做寿，众人来庆贺，当时还在翰林院为史官的高拱竟然发出不和谐的怪笑，而且念了韩愈韩昌黎的一句诗，说是“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笑得严嵩直不起腰来。不仅如此，高拱还十分得意地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流传开去，成为嘉靖时期内阁和翰林院令人神往的风流雅事。
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的二甲进士，选了庶吉士，散馆后留翰林院为编修。我们过去反复说，庶吉士、编修很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学士。这个时候的高拱三十岁刚出头，虽然不算是少年得志，可也是前途无量。后来的事实证明，高拱十分幸运，因为他跟对了人，跟对了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后来成为隆庆皇帝的裕王朱载垕。当然，这次跟对人并不是高拱自己可以选择的，而是嘉靖皇帝安排的，更有可能是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安排的，让他做了裕王的讲读官，也就是做了裕王的老师。这个有意或无意的安排，注定高拱以后要发迹。因为这个时候太子已经死了，裕王也就成了嘉靖皇帝还健在的两个儿子中的老大，极有可能继承皇位。后来，裕王的寿命不仅熬过了他的弟弟景王，成了嘉靖皇帝硕果仅存的儿子，还熬过了父亲嘉靖皇帝，做了皇帝，就是隆庆皇帝。这样一来，高拱就由裕王的老师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帝的老师。
在高拱做裕王老师、皇帝老师的过程中，内阁的首辅先后是严嵩和徐阶，这两人都是官场的老手。虽然嘉靖皇帝还在位，但是他们早就在考虑嘉靖皇帝的后事了。太子死后，虽然嘉靖皇帝一直没有立裕王为太子，但这继承人的身份却是跑不掉的，而高拱也显示出办事的干练。于是，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都认定高拱以后一定会得到重用，所以不断向嘉靖皇帝推荐。于是，高拱做了太常卿，并且兼着国子监的祭酒。太常卿是正三品的大员，专门主持和上天的对话，这实际上是严嵩给他的一个可能和嘉靖皇帝接触的机会。祭酒则是国子监的主官，高拱可以以这种身份广结善缘，成为读书人的领袖。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官，徐阶为首辅，继续给高拱送人情，推荐他为礼部侍郎，使他具备了入阁为大学士的资格。嘉靖四十四年，高拱做了礼部尚书，并于次年入内阁为文渊阁大学士。

虽然高拱已经入阁，内阁中也还有其他的大学士，但徐阶却是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的大学士，是首辅，副手们都是他的学生辈，所以徐阶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且，徐阶还逐渐发现，这个高拱虽然能干，脾气却和自己不对路，还不甘心居于人下。虽然自己曾经不断推荐他、帮助他，但他并不买账。特别是嘉靖皇帝死后，隆庆皇帝继位，高拱仗着是皇帝的老师，每每与自己抬杠。

倒是隆庆皇帝的另外一个老师张居正，对自己十分尊重，或许是个好帮手。于是，徐阶在许多事情上便撇开高拱、撇开其他的大学士，和当时还不是大学士的张居正商量。比如草拟嘉靖皇帝的遗诏、隆庆皇帝的登极诏，徐阶都是征询张居正的意见，并很快把张居正招入内阁，以抗衡高拱。

高拱是个直性子，他受不了这个气，更加处处和徐阶过不去。内阁这一新一旧的两个人就这样较上劲了。如果这个时候张居正从中进行协调、斡旋，徐阶和高拱的矛盾也可能会得到一些化解或缓和。但他没有这样做，或者是因为怕引火烧身，或者因为有其他考虑，他是坐山观虎斗，两边不得罪。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言官出于个人得失的考虑，导致了徐阶和高拱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并且几乎引发了一场大的官场风暴。此人名叫胡应嘉。

这个胡应嘉是南直隶淮安人，嘉靖三十五年的进士，曾经做过江西宜春县的知县，因为政绩显著，调到北京任吏科给事中，后来又做了都给事中。和许多明朝的言官一样，胡应嘉也是一位敢言直谏之士，曾经有一位户部侍郎、一位工部侍郎和两位布政使因为被他弹劾而罢官，而这位工部侍郎恰恰是高拱的姻亲。等到高拱做了大学士，胡应嘉有点担心了，担心高拱会给自己穿小鞋、为亲家报仇。当然，这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察觉到徐阶与高拱关系的微妙，于是胡应嘉以进为退，对高拱进行弹劾。

胡应嘉弹劾高拱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说高拱做了大学士之后，本应该在西苑的直庐值班，随时听从皇帝的差使，但高拱却嫌内阁在西苑的直庐过于狭小，便在西安门外买了一处宅子，常常晚上潜回家住。第二件事，胡应嘉说，自从皇上身体违安，大小臣工人人向上天祈祷，请求上天保佑皇上，唯独高拱，不仅其心不诚，且私自将祈祷器物携出西苑，不知是何用心。

难怪胡应嘉能够参倒两个侍郎、两个布政使，原来他挑出来的过错都是我们今天看来无关紧要，但在嘉靖皇帝看来却是天大的事情——有什么事情比为皇帝祈祷更重要，有什么事情比侍候皇帝更重要呢？高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上疏辩解。第一，臣在西苑的直庐，宽敞明亮，规格甚至超过前后首辅严嵩、徐阶，臣一直受宠若惊、诚惶诚恐，怎么可能嫌其狭小呢？至于把家搬到西安门外，是因为家贫无子，又没有雇用健仆，住得近一些，取用衣食比较方便，可以更好地为皇上服务。第二，近年来，学士们前往紫皇殿为皇上祈祷，都是用直庐的器物，祈祷完后即带回，这已经成了惯例。这些器物现在都在西苑直庐，随时可以接受检查。高拱在理直气壮为自己申辩之后，不免也对胡应嘉进行反击。

这也就是高拱的性格，受不得委屈。但这一辩驳，在言官们看来，在御史和给事中们看来，就是失“大臣体”。你作为大学士，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应该不吭声，应该接受朝廷的调查，应该相信朝廷会给你一个公平的交代，犯得着你自己喋喋不休吗？幸亏这个时候嘉靖皇帝已经病入膏肓，既没有和高拱计较，也没有和胡应嘉计较。


但是，尽管嘉靖皇帝不计较，后来隆庆皇帝也不计较，性格倔强的高拱却咽不下这口气。他抓住一个机会给胡应嘉小鞋穿，将其革职为民，并因此和徐阶在内阁当众吵了起来。因为高拱认为，看上去是胡应嘉和自己过不去，其实是徐阶在幕后操纵，徐阶就是胡应嘉身后的黑手，就像当年他是把严嵩赶下台的幕后黑手一样。这样的公开争吵，在当时的内阁还十分罕见。进了内阁的都是谦谦君子，即使有矛盾，也是背后下工夫，暗中设陷阱，很少有如此公开干仗的。高拱也因此捅了马蜂窝，徐阶的威望还在，言官更是不好得罪的。所以，北京、南京的御史和给事中纷纷上疏，弹劾高拱挟私报复，没有大臣的体统。内阁是国家的政务中枢、清要衙门，不能让这种人继续在内阁混下去。更要命的是，南京的科道甚至给高拱“拾遗”。

“拾遗”这个事情在明朝可了不得。

按明朝的制度，京城的官员每六年一次接受朝廷的考核，叫“京察”，五品以下官员由吏部考核，四品以上大臣向皇帝“自陈”。这个自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述职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你可以说自己的工作成绩，但更主要的是必须说明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或错误，还必须说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皇上、对不起朝廷的事情。虽然这个述职报告是写给皇帝的，却需要公开，需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要接受御史和给事中们的挑刺。所以你必须说真话，必须经得起别人说三道四。如果你有所隐瞒，对不起，言官们就要帮助你回忆、帮助你补上，这就叫作“拾遗”。不是“道不拾遗”，而是等着“拾遗”。一旦被拾遗了，而这个被拾遗的事情又是事关原则，那你就犯了欺君之罪，你就得自己打报告请求退休。

《明史·选举志》对言官们的拾遗威力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弘（治）、正（德）、嘉（靖）、隆（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

到万历时期，“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注意，也只能“间留一二”。

这个制度其实又是明朝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措施，也是官场的一个清洁系统。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无数的“走过场”。

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高拱自己也觉得在朝廷待不下去了，只得请求辞职。隆庆皇帝当然不愿看到老师这样一种结局，做了和事佬，允许高拱离职，但不是“致仕”，而是保留待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的身份回原籍“养病”。

过了若干年，《明世宗实录》的编撰者们对这件事情还记忆犹新。他们分析说，高拱对徐阶挑战，从本质上说，是老皇帝嘉靖皇帝的内阁首辅和新皇帝隆庆皇帝的东宫首臣之间的一场新老更替的权力斗争。但是，当两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所进行的角逐还没有完全撕破脸皮、还没有到不可挽回地步的时候，最讨厌的便是有胡应嘉这样的小人在其中捣蛋。他们用了这样一句话：“小人交构其间。”这个小人在里面揣摩动态、窥测方向、搬弄是非，从而造成矛盾的激化。幸亏这场斗争开始的时候嘉靖皇帝已经无法理事，而这场斗争结束的时候继位的隆庆皇帝又是个不喜欢生事的主儿，否则的话，“祸且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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