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王朝和列国官制

大小叶哥

西周的六卿首领，春秋时称为“正卿”或“冢宰”，也有称为“相”。正卿尚有一、二副贰，称为“介卿”。东周王朝的执政正卿，开始是郑伯，至隐公八年（前715年）后，是郑伯和虢公，郑伯为主卿士，虢公为右卿士。至桓公五年（前707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从《左传》行文看，大概右卿士的地位高于左卿士（中原各国尚右，南方楚国尚左）。从此以后，虢、周二公并掌周政。到了僖公五年（前655年），虢国灭，虢公丑奔京师，自此，虢公也失政。下一阶段周室的执政者就是周公。以后周公又与王子虎、王叔桓公等同执周政。至春秋后期，周政权才落在单、刘二氏手中。这两人也是王期的右、左卿士。
《周官》首列“天官冢宰”，其僚之首称为“太宰卿”，下列太宰的职司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这很清楚地说明了太宰就是相职。但太宰这个官，从春秋中叶以后，地位就逐渐下降了，这大概是春秋后期周王室公室地位下降的缘故，因为太宰本身是王室公室的家宰，王室衰落，其家宰自然地也随之失去了控制权。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重要职官是司徒、司马、司空，其次为司寇，这些是掌管诸侯朝政的官。司徒治民，“司”是掌管、“徒”是徒役，指服军役和各种劳役的民众，司徒治民事，掌户籍；司马治军，战国以前重车战，兵车用马拉，每辆战车用四匹马，中间两匹称“服马”，两旁称“骖马”。马在车战时代起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以“马”命官，掌管军事的官就称司马。司马的佐助称为少司马。主管养马的校人（或称校正）是司马的属官；司空管土地，主要职责是测量土地的远近、辨别土地的好坏，以便授于民众耕种，并编定赋税的征收数额；司寇，掌管刑狱诉讼，治寇盗。这些官称在中原列国多有设置，其职司也大同小异。主管刑狱的官还有称作理、士、大士、尉氏等。例如晋国的栾盈在国内斗争失败后逃往楚国，他路经东周国境时，遭到了抢劫，因此要求周王给予保护，不然就要归罪尉氏。“尉氏”当是后世“延尉”一名之所本。
鲁国，据《左传·昭公四年》载，杜泄对季孙说：
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
由此可见，鲁三家实际掌握了司徒、司马、司空三个要职。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季孙对臧武仲说：
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

这说明臧武仲为司寇，其职次于“三司”。后来臧氏衰败，孔子曾一度为鲁司寇，地位仅次于三司，所以他有资格陪同鲁定公到夹谷会见齐景公。据说他在司寇任内曾诛杀了与他作对的少正卯①。其实这事恐不可信，“少正”本是官名，但春秋时鲁国并无此官。孔子是春秋后期人，出身于非贵族家庭，他当上司寇这样的要职，反映了当时的等级制和世官制已开始动摇了。
宋国，据《左传·文公八年》载，有“六师”之制：
公子成为右师，公子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
“司城”就是“司空”，因宋武公名司空，避其讳，故改司空为司城。其后，宋分司寇为“大司寇”、“小司寇”，又增设“太宰”、“少宰”等官，事见《左传·成公十五年》：
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太宰、鱼府为少宰。
太宰在西周的地位很高，春秋时除早期的东周王室，晚期的吴国还有一定地位外，在其他国家都不是要职。宋国虽增设宰官，但位在六卿之后，又不是卿爵。宰职本是王室家里总管性质的官，到春秋时期，它的地位下降，正反映了治事职官和臣仆或宫廷内官的分职。至昭公二十二年（前520年）宋国六卿排列次序为：
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边卬为大司徒，乐祁为司城，仲幾为在师，栾大心为右师，乐輓为大司寇，以靖国人。
右、左师的地位降于“三司”之后。此后，由于时世不同，六卿权力的轻重也随之而变换。至哀公二十六年，又以右师为首：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
宋国的所谓“右师”、“左师”，可能就是右左二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右、左二相，所以，僖公九年（前651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且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成公十五年，华元执政，即任右师之职，向戌也曾以左师听政。
郑国也设有“六卿”，但官职不尽一致，《左传·襄公二年》说：
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
《左传·襄公十年》云：

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又在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提到“少正公孙侨”与晋人对话之事。从这些记载可知，郑国的所谓“六卿”官称应是“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以及“少正”。

晋国的执政官多为军职。《左传·闵公元年》载，晋献公时有二军：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
这种君卿共掌军师之制，与春秋初年六国相同。至晋文公始作三军，立“元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侯兴师救宋说：
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
让於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所谓“元帅”，也称将军，就是中军将，元帅、将军之名实始于此。中军将是军中最高执政官。春秋列国军政不分，晋文公六年（前631年），赵盾将中军，“始为国政”，这就是说，中军主将执国政，为诸卿之首。晋三军将佐都是卿。成公三年（前588年）十二月“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这就是说，凡是掌军职、地位较高的都可以成为执政官——卿（列国官制大体如此），这可作为文武不分、军政合一的佐证。在各军将佐之下设有军大夫，军司马，军司空，侯庵等官，分别掌管军中政事、军纪、道路修建、侦察敌情等事。
晋国在成公时，以卿的长子为公族，并设公族大夫以教育公族，以中军元帅治民治军。司马、司空的地位比其他国家低，司马只掌管军中法纪，而不是统兵之官。这是晋国职官与其他国家不相同的地方。司空除管军政，也管民政，其职司与列国相同，主管筑城及其他土木建筑。例如庄公二十六年（前668年）士◆因有新功，由大夫升为大司空。献公则命他主持增筑绛城，修建公子重耳、夷吾封地蒲城与屈城。

春秋列国在治事众官之上，有一人总领全国大政，各国名称不同，泛称为“执政”，相当后世的相职。它是由西周晚期的执政卿事发展而来的。东迁后的周王室，在春秋初年还称为“卿士”，后来又以太宰居此位。晋国称为中军元帅，郑国称为当国，齐国在景公时曾一度称为相。“执政”者的爵位，一般是正卿（或称为上卿），只是在齐景公时管仲执掌国政而爵为下卿。这是因为齐有国氏、高氏二卿，由周天子所命；而管仲为桓公所任，其爵位为下卿以表示齐对周王朝的尊重。“执政”有一、二人襄助，如右卿士有左卿士襄助，右相有左相襄助，太宰有少宰襄助。
东周王朝及列国君主近身还有一批专为私人服务的官员，这类官列国大体一致。如太师、太傅、太保，本是教育太子的师、傅、保，太子即位为王，他们就被尊称为太师、太傅、太保。这类官在西周时地位很重要，执掌国政，被称为“三公”。春秋时，各诸侯国不设太保一职，而太师、太傅多属美称，并没有实际权力。又如膳夫，本是掌管王的膳食官，西周时却可以担任王命的要务。春秋初年，东周王室膳夫的爵位还是大夫，地位不算低，但其他侯国掌管膳食的官，则不见有执行重大政治使命的事。西周实行宗法制，宗伯是王朝的重要职官，而春秋时只有鲁国设宗伯，其职掌是祭祀时掌神主位置的排列，其他侯国只设宗人，为国君掌管祭祀，并向神灵祷告，所以有“祝宗”之称，地位不很高。这些职官地位的下降，是朝政治事官与宫廷内官分职的结果。这种分职是春秋时官制的一大变化，反映了统治机构日趋完善，设官分职更加细密的情况。


在君王左右还有一种专掌书记文籍典册的官，称为“史官”，《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曹刿谏鲁庄公：“……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里所说的“君举必书”，就是史官的职责，鲁成公二年（前589年），周定王破格接待晋国史臣巩朔，事后定王派人告诉史官，此举不合礼制，不要载入史册。可见君王的言行，都有专人记录。西周时，史官有太史、内史之分，内史专掌册命之事。到春秋时，除东周王室外，其他侯国只有太史兼掌册命，而不设内史之官。史官为了记载的真实性，往往秉公直书，不畏权势。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崔杼专权，杀死国君齐庄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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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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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说明了春秋时期的史官，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不惜献出自己生命的大无畏精神。还有一种掌管占卜的人，也称“史”，如襄公九年，“穆姜（襄公祖母）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史曰……”。这种“史”不是指太史或内史，而是指掌管卜筮的官。这种官又称卜人或卜士。
此外，国君宫内的日常事务，则由一种仆大夫掌管，君臣之间的意见常由他上通下达。这种人很容易假君命而擅权，如《哀公二十六年》载：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
这个大尹就是掌管通达君臣意见的仆大夫。他竟敢不将臣下的意见通达给宋景公，还以自己私意作为景公意见下达给臣僚，致使宋国六卿三族都受其摆布。后来事情败露，才畏罪潜逃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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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国宫中还设有乐官，称师、太师或舞师，掌管祭祀，宴飨，朝会的乐舞。又设府人、廪人，掌管国君的财物。府人掌金玉玩好，廪人掌粮禾米物。国君的后宫，由司官掌管，司官或称为巷伯、寺人、竖等，都由阉人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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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中原侯国的地方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国野制。所谓“国”，就是指国都附近地区，“野”就是指农村，把郊区和农村的居民按什伍制组织起来，各级设官管理，据《国语·齐语》载，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参国伍鄙”制，在国中以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里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乡良人，爵为大夫。国中有二十一乡。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是国中的四级官制。在野鄙中以三十家为邑，设邑有司，十邑为卒，设卒帅，十卒为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属，设属大夫和属正长各一人。全国分为五属。邑有司，卒帅，乡帅，县帅，属大夫，属正长是野五级官制。


国野制在西周时期就已推行过。春秋以后，各侯国又相继设县；至春秋末，晋国在县下又增设郡。春秋时郡比县小，这与战国以后的郡统县的地方制不同。在春秋中、晚期，许多县成为国家的地方政权组织。例如晋灭祁氏，羊舌氏后，分其田为十县，每县由国君派人治理，称为县大夫。县大夫下设有县师、司马、司寇（其职掌与中央政权中的司马、司寇相当，只是管辖范围不同）。县本来设置在一国的边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守。至春秋中晚期，内地也设县，如晋国就曾在旧都绛（今山西翼城县）设县，称为绛县，由于县的大量设置，就逐渐取代了国野制，县郡官吏也就成为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吏了，到战国时期，国野制也就不存在了。
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有大片的封地，也有宗族组织，这种宗族组织被称为“家”，春秋时期这些“家”族组织大大膨胀起来，有很大的势力。鲁国的“三桓”（即鲁桓公三儿子之后）就曾两次瓜分公室。晋国的六卿，势力也很强大，祁氏、韩氏各拥有七个县，大夫羊舌氏也有两个县，据《左传·昭公五年》载：“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九县能出九百辆兵车，说明每县都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县。此外，宋国的戴、桓八族，郑国的“七穆”，都是大家，都拥有大片的封地，控制着大量的人口，实际上他们的“家”中已建立起一套政治机构，是国中之国。这种“家”，可视为一国中的地方组织，总管一家政务的称为宰，宰下有各种官吏，分掌各种事务。《论语·子路》载，孔子的学生仲弓就曾任过鲁国季氏的家宰，他向孔子请教为政的办法，孔子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可见家宰权力不小，可以任免官吏。《论语·先进》说，子路为季氏家宰时，就任命子羔为费邑宰。“家”的下面，还分设有若干邑或县，并设有各种职官。《定公十年》载，鲁国叔孙氏的郡邑就设有邑宰（公若为之），马正（公南为之），工师（驷赤为之）等官。春秋晚期，这类家臣的人选已不限于本宗族的人，有时也不限于用本国人。例如阳虎，本为孟氏后，而作季氏家宰，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虎畏罪逃奔晋国，赵简子迎而相之。子路作了鲁国季氏宰后，又到卫国作了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并于哀公十五年为孔悝之难“结缨而死。”齐国的鲍国，跑到鲁国作了施孝叔家臣。这种家臣、家宰不受出身和等级的限制，如子路、仲弓、冉有、子羔等人出身均较低微，都先后做过家宰、邑宰之类的官。春秋晚期，家臣的俸禄多为领取实物，主子对家臣的任免去留也比较自由，他们之间基本上是个人的主从关系，由这种关系而逐渐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任官制度。到了战国初期，一些强家起而取代了国君，成为诸侯后，这些家臣就变成了国家的官吏。这时，家臣与主人间的主从关系，就成了新国家官僚制度的基础，这样，从西周以来盛行的等级制、世官制，就被一种新的、适合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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