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对荆襄战线的经营

大小叶哥

东汉末年，孙策扫平江左，握有六郡，奠定了日后东吴立国的基石。孙权承策之业，以扬越之地，割据江东，成为了汉末的一支重要力量。后得鲁肃为其谋帝王之业，以今观之，东吴立国的过程诚如塌上之策所言，从“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到“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最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东吴的立国方略完全是按照这个过程一步步走下来的。这里首先提出了以荆扬二州为立国之资的战略，以今史识论之，凡江左政权，必得上游荆楚之地，始可守土偏安。这不仅仅是因为荆州“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更重要的是荆州为江水上游、扬州之上游，江东政权唯有凭借长江天险才能与北方抗衡。   

建安二十四年，总督荆州的关羽引军北上，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襄樊战役。荆州一时空虚无备，孙权适时调整战略，暗中连曹，遣吕蒙袭夺荆州。此役之后，关羽身死，孙权几乎兵不血刃尽得南荆之地，实现了跨越荆扬，全据长江的多年夙愿。   

但在孙吴之后建国和发展的过程中，对荆扬二州的重视程度却并不平衡。在经济上，东吴治下的扬州开发了著名的钱塘漕运和西湖水利，屯田最初也只在江东地区进行，后来才普及到荆楚。军事上，吴国的主要战线在淮南，而从荆州发起的军事行动无论次数与规模都不及东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以荆楚为蛮夷之地，重视程度不够，再就是东吴对荆扬二州的战略定位不同，盖与是后东晋之偏安江左略同，“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一）的思想使得荆州更多的承担了扬州外围壁垒和军事行动中牵制的作用。   

虽如此，东吴在荆州也并非全无作为，本文即着重论述吴魏在荆襄地区的争夺。   

东吴袭荆州，虽得以全据长江，却没有占领荆州全境，其地北不过江陵。襄，樊及以北地区仍然在曹魏的控制之下。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用武之地，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同样是四战之地，容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威胁，需“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方可稳固。昔周瑜谏孙权“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吕蒙亦言“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可见东吴两代统帅的共识，以荆州对抗北方，必重襄阳。论者谓襄阳不守，则江陵以北危（二）。或云“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三），实灼见也。不仅如此，夺取襄阳还能将吴的外围据点推进至汉江以北，直向宛，洛，给敌腹心地带带来更大的威胁。   

魏文帝即位，朝中对襄樊守卫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经过关羽北伐的打击，“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群臣建议弃守襄樊，文帝接受建议，令曹仁撤守，还屯宛城，襄阳一时成为无主之地。（四）东吴在随后不久，“遣将陈邵前据襄阳”，却因西蜀方面的威胁而没有留下重兵戍守。当曹魏缓过精力，马上就诏令曹仁，徐晃出兵，轻易的将襄阳的所有权收回。   

吴得荆州之初，对荆州的压力主要来自川蜀，自夷陵之战后，西蜀国力损失惨重，再无力东侵，加之诸葛亮联吴的政策，荆州已不再感到来自上游的威胁。刚刚缓解了西顾之忧的东吴，也没有更多精力来争夺襄阳，失去了占据襄阳最好的时机。   

自后魏文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是以中线襄阳为重镇。终文帝之世，东吴也没有发起对襄阳的争夺。   

夷陵之战过后，吴魏关系急转直下，很快发展为刀兵相见。魏黄初三年，魏文帝三道并进征吴，令曹真，夏侯尚，张郃由襄阳出兵攻围江陵。东吴所仰赖的长江防线被张郃轻易突破，“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五），夏侯尚又击破诸葛瑾的援军，很快进围江陵。江陵城中外断绝“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孙权急忙遣潘璋、杨粲等救援江陵，仍然未能解围。有赖江陵城固粮足，朱然指挥有方，魏军始终没能破城，至黄初四年春方才退军。虽然江陵得全，但是水战失利，被围城长达六个月，亦足矣造成荆州震动。

吃到苦头的东吴也意识到了襄阳对于荆州攻守两端的重要性。魏黄初七年，文帝曹丕去世，明帝即位。孙权借机发动了征江夏并攻襄阳的军事行动。《魏志-明帝纪》记载：“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寻阳。”从吴志中对此事的一笔带过也可知晓，东吴并没有讨到任何便宜，铩羽而归。   

魏太和三年，吴主黄龙元年，孙权称帝，诸葛亮遣使祝贺，双方订立了平分天下的盟约。自后吴蜀出兵多是东西两线互为行援，唯荆襄一线，却沉寂数载。   

魏青龙二年，吴蜀两国三路齐出，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伐魏行动。诸葛亮出武功逼关中，孙权攻淮南，又使陆逊，诸葛瑾攻襄阳。孙权攻合肥新城连两月不能克，至七月魏明帝自率大军已至淮南，由于魏军主力已至孙权不战而还。这却使已孤军渡江攻打襄阳的陆逊陷入万难之际，秋冬枯水期已至，大船难行，无法迅速撤军。很容易被魏援军形成合围之势。好在陆逊临危不乱，佯攻襄阳，使魏军收缩防守，才得以全师而还。（六）   

此后，蜀汉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修养生息时期，这一时期多是东吴在独立抗击曹魏。魏国也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对吴的守备力量，史载明帝景初元年“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着力加强了对襄阳的外围保护。   

魏正始二年夏，吴再次出兵荆州，《魏志-齐王芳纪》注引干宝《晋纪》称：“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此役朱然攻克了魏国的外围据点，击破魏将蒲忠、胡质，进围樊城（七）。六月，魏遣太傅司马懿督军南征救襄樊，兵至，然等退走。   

从此役可以看出东吴的攻击策略开始有所改变，以围困樊城来隔绝、孤立襄阳，并借机攻占襄阳外围地区。之所以将柤中作为攻击重点有两个原因。其一，“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地处江沔之间，是襄阳重要的防护地带。攻占柤中对东吴争夺襄阳十分有利。其二，柤中“有水陆良田，膏腴沃壤”，是富庶之地，且人口众多，司马懿称柤中有“民夷十万”，也是东吴力争此地的重要原因。（八）   

东吴于荆襄战线最后一次出兵在魏正始七年，朱然复征柤中。魏将李兴率步骑六千断朱然后道，反被朱然击破，斩获千余。（九）此次东吴袭破柤中，虽然最终还是没能在襄阳外围站住脚跟，却也将柤中人口大量南迁，《晋书-宣帝纪》记载此役魏国“所失万计”。   

吴赤乌十一年，孙权令“朱然城江陵”，意在加强荆州守备。后不久，魏荆州督王昶亦上表，由宛城徙治新野，大军南移，进一步巩固襄樊防线。此后，在江汉地区，形成了魏吴长期对峙的局面。东吴未再主动进取襄樊，吴的荆州策略也开始转向被动防守。魏国则渐渐转守为攻，不时发兵威胁吴荆州地区，在魏嘉平二年，甘露二年，都有过主动出击江陵的军事行动。   

东吴后期，由陆抗镇守荆州，继续实行固守江陵的策略，并兴建了一些利于军事目的的工程，陆抗曾令江陵督张咸在江陵以北“作大堰遏水，渐渍平土，以绝寇叛。”“孙吴时引诸湖及沮、漳水浸江陵以北地，以拒魏兵，号为北海。”（十）今言之江陵以水为险，皆吴时陆抗作为。随着蜀汉灭亡，荆州之地来自西方的压力有甚于襄阳，吴国乃以西陵为“国之藩表”，从布阐之乱，陆抗弃江陵不守而独救西陵可以看出，吴在荆州的重心已经西移，彻底放弃了与魏对峙多年的荆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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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书-何尚之传》   

（二）《读史方舆纪要》卷78 荆州府   

（三）《南齐书-州郡志》   

（四）《晋书-宣帝纪》   

（五）《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六）事见《吴志-陆逊传》，传云“嘉禾五年”，按通鉴考异当为“嘉禾三年”之误   

（七）事见《吴志-朱然传》，传云“赤乌五年”，按潘眉《三国志考证》，当为“四年”   

（八）参陈金凤《三国时期中间地带少数民族之争》   

（九）《太平御览》引《吴书》作“斩首五百”   

（十）《读史方舆纪要》卷78 荆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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