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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李严，在刘备的托孤安排下，一主一次挑起了蜀汉未来的重任，永安托孤不仅是一次后事的交代，而且是一次准政权交接，其处理的结果直接影响蜀汉命运乃至三国的政治格局。不少人认为由此李严全面掌握了兵权——至少，在刘备亲自安排和授意下，李严掌握了蜀汉军权，在实权上仅次于诸葛亮甚至与之平行，某种程度上有节制诸葛亮的意思。而实际上如何，至少从后来发展情况上看，并非如此：
1、尚书令掌有相当大的实权，但存在一个问题，他向谁负责、受谁节制——这个很简单是皇帝，而问题是刘禅尚未成年，起码是不成熟的接班人，他既没来得及树立自己的威信，也没来得及培养自己的羽翼，纯粹就是被隆重推出的“新产品”，那么李严不受节制、权倾朝野了么？
首先一个事实是，诸葛亮以丞相身份开府了，这是另一套政务处理机构——与其说是刘禅批准诸葛亮开府的，不如说这是刘备的意思：“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以刘备之明，不可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当着李严对诸葛亮说这番话——当然，李严当时是否在场也待考证，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至少李严是知道这回事的，那么刘备的意思很明显，意在以诸葛亮为主主持政局。以刘备对诸葛亮的了解和对当时情况的掌握，这不大可能是一种让诸葛亮效忠的权术心理，也不是做给李严等人看的政治过场，而是再一次明确蜀汉的立国宗旨：统一中原，匡扶汉室——这一点诸葛亮与刘备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朝野皆知，诸葛亮将来可能施展的政治抱负，无论出发点如何，其终极目的与刘备是一致的。
国家不可能有两套最高政务处理机构，诸葛亮开府理政，那么李严的尚书令干什么去了？实际上李严也没回到成都，他以尚书令身份留镇永安，并没有过多实际接触到核心政务。最后一点，李严尚书令一职也没有持续多久。那么刘备安排李严当尚书令做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是为当时东边的防务着想，使李严拥有一定的行政调动能力，足以镇守一方。
2、接着说李严实权的第二部分：兵权，原文是“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先说蜀汉的“国策”，从刘备开始，自始至终没有变过，而且非常鲜明地要“统一中原、匡扶汉室”，主要目标是北方的曹操，从刘备得有荆州、到成为汉中王、直至称帝，从没有忘记过备战曹操。那么刘备怎么可能将重点转移到防吴上来，而且押上了全国兵力？东边的防务再急也没有北边防曹魏重要，这是其一；其二，将兵权全部交给一个留镇成都以外的大将，不仅轻率，而且匪夷所思。仅此两点，以刘备的性格和办事方式，是不会将全国军事统辖权交给李严的。从心理上说，李严是地道的益州人士，不仅与刘备原有的北方人事圈子不是一码事，与刘备长期共事的荆州集团人员也对不上号，就算刘备向益州集团示好，不至于、也没必要奉献全部的兵权。接着说职务本身，“中都护”——禁军职务，加官而已。
如果说李严只拥有了永安的军事统辖权，这个范围有点小，合适的说法，这个权应该包括有能力调动永安及其附近州县的军队，必要时可以调动除成都及其他重镇以外的任何军事资源。这样，李严就是赫赫一员地方大员了。
这样的安排，既照顾和抚恤了益州人士的情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巩固了东边防务，同时不影响立国方针。刘备与诸葛亮的托孤名言，不管是否说给李严听的，但它的确起到维持蜀汉政权风雨不动摇并“根正苗红”的作用。
刘备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如果刘禅成才，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结果；如果刘禅平庸，那么维持和执行“基本国策”的重担就落在诸葛亮身上了。至于那句“君可自取”，没有其他佐证说明指的不是自立为皇帝，但同样也没有佐证说明那就是这个意思。而根据刘备对诸葛亮的了解和默契，这里至少印证了一点：他们有共同的政治意图和梦想，纲领性思路上是一致的。于是这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我就这么点事能交代的都交代了，往后的事就拜托你了，你看着办吧。以刘备与诸葛亮君臣事迹和陈寿的观点来看，这是把左右国之宗旨的大权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成为精神领袖。
注意，国之宗旨，不等于国之政权，虽然两者关系紧密。立国之本何去何从，历来的规矩经常是皇帝拍板说了算，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其形成的过程、拥护的程度和贯彻落实的情况，则并非君主能力所能左右，至少在清朝以前，中国古代门阀制度和知识分子集团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
保持对政治目标自上而下的一致，从处理彭羕、廖立和李严等事情上，也印证了这一点。彭羕和廖立掌握的权力不足以左右大局，只能以恃才傲物示人，彭羕到马超那里去发泄不满私下毁谤也就算了，当酒后狂言可以了事，问题是居然“狂”到怂动兵变，这无论在哪个朝代哪个政权，都是极不允许的，于是彭羕下狱；廖立好一点，只是毁谤，但时机又选错了，尤其是李严在职位和权力上超过他之后，居然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肆意毁谤同事，这无论在哪个君主或主要决策班子面前，也是不容许的，于是廖立贬官为民。至于李严，情况更复杂，处理起来也更麻烦，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李严动摇了蜀汉的原则。
这三件事最典型，都是原则问题，而不是诸葛亮与这些人意见相左。处理彭羕时刘备在世，若说诸葛亮排斥异己，刘备不至于不察和不明至此——如果刘备专听诸葛亮的，就不能解释在东征问题上诸葛亮劝不住刘备，只能说在内政和用人上，诸葛亮是得到刘备信任和肯定的，二人看法和意愿一致。
魏的政权交接更为制度化一点，毕竟这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方势力，各方面建设更为健全。作为曹丕最信任和欣赏的人之一，司马懿起了关键作用。
曹操说司马懿“鹰视狼顾”，陈寿说诸葛亮“龙骧虎视”。这是非常相似的提法，都说明二人有长远的眼光、卓越的才干和远大的抱负，关键是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截然迥异：司马之后，晋以篡魏；诸葛之后，蜀汉北伐持续到亡国的最后一刻。
如果说诸葛亮有同样的野心，那未必就能培养出蒋琬、费袆等这一批继任者，未必有姜维这最后一个孤胆英雄——将一种精神和信念贯彻和执行下去，刘备、诸葛亮做得尤其好。而以曹丕为首的新一代魏政权首领，活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下，他个人对旧的人事继承不足，对新朝的蓝图建设不力，而实际上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实施一种能传承的东西——陈寿说曹丕“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就是这个意思。而“蓝图”这种形而上的东西随着荀彧的死而成为过往，魏注定只能三分天下。
其实在曹操起家的时候，倒是很有一种蓝图概念的，“奉天子”也好、“胁天子”也罢，始终是一种终极的追求，在这一面旗帜下聚集了各方人才——包括汉帝的旧臣、各地军阀和流亡知识分子，虽然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不排除有看热闹和骑墙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这面旗帜下，曹操身边人才辈出并且高度团结。曹丕取代汉献帝后随即扔了这杆旗，这也罢了，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问题在于他同时忘了这还是一个乱世，所谓“四海未平”，是需要另立一杆旗帜的。于是曹魏政权的合法性是否在当时就受到严重质疑这点不去考查，仅从事态发展上看，魏的内部倒先四分五裂了——既然你没什么追求，就让我这个有所追求的来吧，司马氏于是隆重登场。频繁更换皇帝的魏政权后期更说明了这一点，内部谁都想出来说句话。而刘备的安排，至少让他的子孙都少了场血光之灾。
孙家的事多，他们面对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恢复中原一统华夏，甚至也不是内部不一致的问题，而是家族势力的问题。实际上吴国的精英们倒是一直很团结对外的，不存在多少谁想出来出风头的情况，政权问题主要是孙家的家事。
孙权十七岁接过其兄孙策的事业后，一直韬光养晦地经营，由孙策继承和带出来的这支文武官员队伍，也的确忠诚精干，原则上这是一笔财富，而实际上孙权也用得不错，但这支强悍的精英队伍却常使孙权不安。江东四英除了吕蒙，其他三人不是孙策的死党、亲戚，就是其政策的执行者——鲁肃算是个温和的鹰派，没有他留下的工事和军队建设成就，就没有吕蒙白衣渡江的成功。于是孙权很想树立自己的队伍，但似乎并不怎么成功，吴国太子的命运多舛，与其说是孙权自己的举棋不定，倒不如说是他想树立自己力量的试验。
孙权是个明白人，但在政权交接上，举棋不定和没有树立属于自己的明确目标，导致了类似曹魏的内部倾轧，只不过孙家的倾轧来自家族原因，而曹家则来自政治势力。
“主义”是件好东西，但极少能用得好的，不过刘备和诸葛亮做到了。分裂时代需要一面旗帜，一句口号，一个精神领袖，而鼎足之中只有蜀汉处理好了。无论魏还是吴，都在这个问题上失之偏颇，闹出了政变。蜀汉则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将这面“旗帜”发扬成一种精神，一种流淌在骨子里的坚持和忠贞，蜀汉弱小的政权在风雨飘摇中虽存在不长，但高度统一，于是有了蒋琬、费袆、董允的前赴后继，有了姜维的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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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7 11: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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