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三国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主要食物为米、麦、大豆,主要饮料是酒浆汤之类,浆是冷饮,汤是热饮。但浆汤都不过是喝水的别称,不如酒那么珍贵。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孙权、孙皓均是好酒之辈。
在饮食烹饪方面,各民族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方法都带到了中原腹地,从西域来的人传入了胡羹、胡饭、胡炮、烤肉、涮肉等制法;从东南来的人传入了叉烧、腊味等制法;从南方沿海地区来的人则带来了烤鹅、鱼生的制法;从西南滇蜀的人民,传入了红油鱼香等饮食。至北魏时,西北少数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又将胡食及西北的确的风味饮食大量传入内地,使宫廷饮食也出现胡汉交融的特点。
面食在民间因发酵技术更加成熟有了进一步推广。中国食面习俗形成与秦汉时期,三国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扩大和推广。
馒头。据宋人《事物纪原》中说:“诸葛公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杀人以其首祭,则神享为出兵。’公不从,因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名馒头。”由此而见,那时的馒头不但夹有牛、羊、猪肉馅,而且个头比较大,与头相似。
乳制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大批西北游牧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及中原畜牧业发展,乳制品成为经常性的食品。当时乳制品主要有酪(发酵乳)、酥(酥油)、乳腐(乾酪)等,其食法主要是放入面点之中或作饮料之用,也可直接食用。
这一时期,筵席也出现了新特点。筵席场面更为宏大,礼仪复杂、菜肴丰富。例如,元旦向君王行朝贺之礼,君王大宴群臣。曹植在《元会》诗中写道:“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朝贺赴宴的官员要“衣裳鲜洁,黼黻元黄”。宴席上“珍膳杂沓”,冷盘、热菜,分层推上,君臣一堂,“欢笑尽娱,乐哉未央!”
在三国时期之前的文献中,“茶”字不见经传,只有“荼”字。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曰:“荼,苦菜也。”由于茶树种植的增加,茶叶在南方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通饮料,蜀人饮茶习俗已传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一时期流行的名菜有:鱼鮓、五味脯、胡羹、胡炮肉、莼羹、蒸豚(就是蒸小猪)、跳丸炙、武昌鱼。
穿在三国
三国服饰按其组成可分为:冠、衣、裳、袜、履、饰品等六部分,材料为丝、麻、葛诸种织物。
冠。《三国志》中可供查考的冠只有两顶:一顶为曹操所拥有,称作“远游冠”,《后汉书·舆服志》说:“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一顶是杨彪的,称作“鹿皮冠”。与冠作用相当的巾则广为流行。有质地为绢的幅巾,细绢制成的缣巾,平常百姓则戴蔓草茎纤维制成的葛巾,葛巾布衣成为平民式的典型装束。纶巾与由青丝带编成,质地较葛巾为佳。此外,三国时的帽子还有帢、绣帽、皂帽、絮巾等。
衣。三国时衣的种类较多,大致有单衣、复衣、糯、衫、扭褐、褚、辛圭、褶、裘等, 其中单衣、复衣指衣的厚薄, 可合称为单复。三国人着衣以长衣为主,单衣不仅长且肥大, 由袖子形制的差异又可分为檐榆和褚。檐榆为直据。褚,“禅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直形如沟也”,大袖单衣又有缝掖之称。贫寒人家则要省去单复的修饰,只著短衣。糯为短衣一种, 质地不佳者则称为很褐。妇人衣多艳丽,男子着绢衣,则会被看作是轻浮的人。此外,衣的颜色又可以用来区分人物身份,如商贾则着白衣。
裳。《诗经毛仁》中有“上曰衣, 下曰裳。”三国男子裳有挥、挎、裙。女子裳为
“贯两脚上系腰中”。
饰品。妇人饰品有头饰、腕饰、腰饰,男子则要在腰带上挂一肇囊,来盛日常琐碎物品。腰带多做为贡献赏赐之物。
住在三国
这一时期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型、曲尺型、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型之分,但基本结构都是一堂二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不等。
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
从汉代到清代,这一传承不但贯穿普通住宅,而且宫殿与庙宇也遵循此方法。这使得建筑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和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汉代起使用更多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向上反曲,这是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汉族住宅甚至汉族建筑的主要特征,在两汉三国时候基本形成。
贫民的住宅一般没有庭院,十分简陋,,有些还住半地下室。一些寒士(比如早期的孔明)只能“居山泽,结草为庐。”
秦汉三国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当时人们对大自然充满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有着其特定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东汉三国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进一步普遍化和多样化,已成为整座建筑物有机组成部分。
秦汉三国时期一般民居的结构是一堂二室,建筑形式以夯土和木框架的混合结构为主。规模较小的住宅,房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采用木构架结构。砖瓦的普遍应用,是秦汉三国时期民居建筑的重要特征。从东汉起,高台建筑逐渐减少,多层楼阁大量增加。
人们还综合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作各种构件装饰建筑,实现了结构和装饰的有机结合,成为之后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手法之一。
行在三国
成书于秦或汉初的《山海经》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当时人们眼界的开阔,他们不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开始涉足海外。秦汉帝国的建立,进一步促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交通体系的建立,天南地北,皆可见官吏、旅人、商贾等奔忙的身影。三国鼎立以来,道路为之隔塞,然而区域交通却因此而有了繁盛的可能。尽管通隔交杂,兴衰错落,羁旅之路却别有风采。
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当时的水陆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要发达得多。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可通向全国各主要城市。西汉以长安为中心的主要驿道把当时有名的都会连接起来,如号称五都的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时期的战乱与割据在很大程度上打断了陆路交通的一体化趋势,栈道被毁,旧有道路因缺乏维护而日渐荒芜,原为交通枢纽的城市因战乱而衰败,各政权间的边界也成为无形的阻隔。
不过新兴的政治格局也形成了新的陆路交通格局,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邺城、成都、建康、平城等新兴交通中心城市,并且区域内次要道路地位得以抬升。如建业在汉时只是丹阳郡内一县,然经东吴、西晋的开发,已成为南方的最重要城市之一。
秦代的海上交通相当发达,汉代的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东汉末的动乱没有废止海上交通,东吴政权通过海路与辽东半岛以及南海诸国保持联系。
三国时内河交通也很发达,割据政权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十分勉力于沟渠的开凿。太湖水系、北方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不仅促进了物流运输能力,也促进了地方繁荣,为之后全国运河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的交通工具也是别有特色。车辆就像现在的时装一样,翻来覆去的流行。比如汉代时多为中下层官员称作的轺车(四面无挡板,以敞露为特点),到后来却逐渐为高官贵胄所青睐。再比如在汉代时地位低贱的商人才能乘坐的牛车,到三国两晋时却成为天子贵族的爱车,发展到晋代,上层社会居然流行起了乘羊车。。
此外,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还包括舆轿、辇(人力车)、鹿车(独轮车)。水路交通工具包括以楫拨水前行的小船,也包括规模宏大的楼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