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赋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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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制度起源甚早，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了已往的赋税制度。 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地主和有地农民自报占有土地数，按定制缴纳赋税。秦田律规定“顷入刍三石，二石”，即每顷土地应向国家缴纳饲草三石，禾秆二石。 秦朝赋税制度如果隐瞒土地，少缴或不缴租税，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如果部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而不上报，就以“匿田”论处。此外，秦王朝还征收“户赋”和“口赋”（即人头税）。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TAN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秦代的赋役是三代的20～30倍，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缴纳给地主“见税什伍”的租赋，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农民无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变为盗贼，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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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赋税制度基本制度
　汉高祖刘邦记录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汉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之制。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恒帝、灵帝曾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汉初还有所谓“口赋”，也就是人“人头税”。这是专指对7岁至14岁未成年人所征的赋税。原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汉武帝时，将起征年限改为3岁，20钱改为23钱。汉元帝时，又将起征年限改为7岁。　　汉代还有所谓“算赋”，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　　汉代由于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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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魏的赋税制度　魏武帝初兴，实行计亩而税、计户而征的赋税法令：每亩粟四升,户绢二匹、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记载，曹魏的赋税制度是：“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曹魏的赋税制度，与汉代比较有两个特点：（1）汉代的土地税是按土地的收获量分成征收，如“什伍税一”、“三十税一”等。而曹魏的土地税则是按亩计算，亩收四升。（2）汉代的户口税是按人口征收钱币的，而曹魏的户口税是按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也就是将征收钱币改为征收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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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武帝（265～290在位）统一后，于280年颁布《占田令》，规定：丁男（十六至六十岁）按五十亩缴田租，丁女按二十亩缴田租。如户主为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按二十五亩缴租，为次丁女的不缴租。五十亩，收租税四斛，即每亩八升。除田租外，还要缴纳户调，丁男作户主的，每年缴绢三匹、绵三斤；户主是女的或次丁男的,户调折半交纳。晋武帝死后,内乱即起，这个《占田令》并没有得到长久实施。
　■西晋的“户调法”，西晋在灭吴统一中国后，实行课田“户调法”。也就是在占田制的基础上，规定赋税的数额。“赋”是户调，税是田租。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田租：丁男之户，收租粟二斛，比丁男之户减半。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为户主的减半，即输绢一匹半、绵一斤半。户调法的特点是：（1）以户为单位，计征田租和调赋，也就是把土地税和户口税合而为一，寓田赋于户税之中，不问田多田少，皆出一户之税。（2）户调所征收的绢绵等实物，只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实际上当会按照各地实际出产情况，折合通过标准物计征，不会只限于绢和绵。（3）西晋征收的田租和户调，较曹魏时征收田租提高了一倍，户调提高了半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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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赋税制度　　南朝宋齐的赋税制度，大体上沿袭东晋的成例，采用“户调法”，即按户征收赋税，民户缴纳调粟和调布。由于南朝产麻多，桑蚕少，民间织布多，织绢少，所以改征调布。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　　南朝梁陈的户调法与宋齐不同，宋齐是按民户资产定租调，而梁陈则是按人丁定租调。　　南朝除了正常的户调田租两税以外，还有许多杂税和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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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赋税制度　　北魏在实行均田制以前，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把农民的一户与有大批依附农民的地主的一户，等量齐观，作为负担租调的单位，这对农民是很不利的。当时的租调定额很高，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实行均田制后的户调制度，以一夫一妇为课征单位。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由此可见，北魏的赋税制度，在推行均田制后基本上采取按口征税的办法。　　北齐的赋税制度，大致与北魏相同。在河清三年（564）重新颁行均田制后，同税实行“租调法”。据《隋书·食货志》记载：“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这里所说的“一床”，即以一夫一妇两口为一征收单位，仍是人口税为主。　　北周的赋税制度，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凡人自十八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三之，若艰凶扎，则不征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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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的赋税制度　　隋代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租调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作为课税单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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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赋税制度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　　1、租庸调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口则有调。”（《陆宣公集》卷22）　　租：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作为田税。据《唐六典》记载：“每丁租粟二石。”　　调：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的土特产，一般指的是绢物等。据《唐六典》记载：“其调随乡土所产陵、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农民为政府服劳役代替纳物，艰险所谓“输役代庸”。按规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闰月加2日，如不服劳役，则以纳绢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灾时，则有减免之制。据《唐六典》记载：“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体养生息的机会，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开元以后（713～741），租庸调法则“陷于败坏”。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乃盗起兵兴，财用益绌，而租庸调税法，乃陷于败坏。”　　2、两税法　　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乃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议实行两税法，为德宗所采纳。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由此可见，两税法的要点是：（1）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2）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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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赋税制度宋朝王安石变法。其中，与赋税制度有关的法令，有方田均税法、募役法。
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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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是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人田赋项下，计亩征银，以求手续之简便。这一法，早在宣宗宣德年间，已有人在长江下游东南一带试行过，此后逐渐推行到全国。在世宗嘉靖、穆宗隆庆时，是明代一条鞭法最盛行时期。但此制也如宋代的免役法一样，虽在南方觉得是便利，但在北方则各处深感不便，反对甚烈，征收货币地租，既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又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劳动力，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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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赋税制度     清廷入关后，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但由于军需频繁，常常横征暴敛，杂派无穷。一条鞭法虽然把徭役银挪向地亩征派，但丁银从未被废除。
康熙(1662～1722)时，人民的丁银负担极为繁重，山西等地每丁纳银至四两，甘肃巩昌至八、九两。农民被迫逃亡，拒绝交纳丁银，以至形成丁额无定，丁银难收。
于是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五十年(1711)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作“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雍正(1722～1735)时，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两、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从此，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摊丁入亩的做法：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清代咸丰(1851～1861)以前的税法，大抵因袭明代;较明代所增加者有契税、当税和牙税等项。
顺治四年(1647)规定：民间卖买土地房屋者，由卖主依卖价每一两纳税银三分，官于其契尾钤盖官印以为证。
雍正七年又将契税每两加征一分，以充科场费用。
乾隆十四年又定契税之法，严格契约的印制、填写及保存，无“契尾”者，照漏税律例论罪，并提高税率，买契为9%，典契为4.5%。
“牙税”系征自牙行的一种特别营业税。雍正年间规定，“牙帖”（经营牙行的执照）由户部颁给，每五年发给新帖一次，依牙行之资本、卖买成绩等，令纳税五十两至一千两不等，每年还要征收一定的牙税。“当税”系当铺的营业税。顺治九年制定典铺税例,规定各当铺每年纳税五两,康熙五年又规定当铺征税制，依等级每年征银五两、四两、三两、二两五钱，其后成为当税的标准。雍正六年制定当帖规则，令纳帖费，其额各地不同。以后产生种种附加 税，当税亦渐增高，每年五两者，至光绪(1875～1908)年间增至五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