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官渡之战曹操兵力考

封雪凌剑↘

               公元200年爆发的官渡之战是北方两大实力派袁绍和曹操进行的一场争夺中原的决定性的大战。现代著名史家均认为这是历史上曹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在官渡大败地广兵强的袁绍”
  “曹操屯师官渡(河南中牟东北)，迎击袁军……那时，袁绍有步骑十万人，曹军大约只有一万人。双方相持半年。后曹操率精兵五千，直捣袁军屯粮要地乌巢(延津东南)，杀守将淳于琼，焚掉粮食万余车。袁军军心动摇，全线溃散，大将张颌 高览又在阵前投降曹操，袁绍仅带八百亲兵逃回河北，余下的七万多袁军被曹操坑杀。”
另一重要现代史家也认为曹操“以万人，大破袁军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全歼袁军七万余人。”似乎曹军以少胜多已成定论。
　　查阅《三国志·武帝纪》，证实现代史家的论述均源于此，然而，早在南朝的宋时，大注家裴松之在为上述意义的正文作注时就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魏武(指曹操)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曹操)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指遭操)能分营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为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径还，会无抵斗，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记述者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钟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余匹，繇马安在哉?”（西晋陈寿撰、南朝守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这里注家裴松之提出三条理由证实当时曹兵“不得甚少”，我们不妨沿着这一思路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看一下曹军的主要发展史：
    189年，曹操散家私起兵伐董卓，依注文《世语》说初起兵有五千人。次年“至建平，复收兵得千余”。192年，“追黄巾至济北，受降卒三十万，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196年，曹操又大破黄巾，“汝南、颖川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各数万皆降。”每部仅以二万人计算，曹操这次降编不下八万人。198年，曹军兵围下邳，“(吕)布将宋宪、魏续等执陈宫，举城降，生擒布、宫，皆杀之。”这次曹操又收降了侯成、宋宪、魏续、臧霸、孙观等部。199年初，曹军又大破眭固部，其将“薛洪、缪尚率众降。”同年，宛城军阀“张绣率众降。”200年初，“庐江太守刘勋率众降，封为列侯”(同上书)。从上可以看出，曹操受降、整编的黄巾军和各军阀军队不应少于40万人。在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下，军队数量显得很重要，因为出于对外作战的需要，曹操绝不可能作出全部遣散的决定，即使以保留二分之一计算，曹军经筛选后的总兵力也可能有20万人，因而对付袁绍这样的北方大军阀，曹军完全有能力出动十万之众。{除此之外作者少算了一个叫张杨的军阀}
      
     其次，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不是一场“摧锋决战”，袁军十万人于东西数十里屯营，且双方相持达半年之久。曹军若只有一万人，怎能布下数十里之阵呢?“(袁)绍为地道，欲袭太祖(曹操)营，太祖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同上书)。若十万人挖地道，一万人拼命挖壕堑是难以对付的。除非也是十万人挖比东西数十里还长、比地道还深的沟状壕堑才能使地道出口暴露出来。

　　 第三，袁绍在军事上确实不如曹操精明，然而也不至于不懂得起码的军事常识，即应用十倍于敌的兵力包围曹军，竟使曹军能自由地出入：曹操派徐晃等攻击袁军的运输车，亲自又带步骑袭击淳于琼等，一路上也无袁军阻抗，就这样，曹操还能分兵守营。而袁绍竟以十万之众尚不能制止曹操一万人分兵三处从容行事，岂不怪哉?《三国志》载：当时曹兵已“伤者十二三……公(曹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淳于）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遂斩之。绍初闻公击琼，谓长子谭曰：‘彼攻琼等，吾攻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合、高览攻曹洪，等闻琼破，遂来降。”我们估且按伤者为十分之二计算，曹军总数为八千人，曹操自带五千人去攻袁军粮草基地，那么曹洪守营自然只剩下三千人，而袁军张 等攻曹营至少应为七八万人，两件事同时进行，即使袁军素质再差，曹操凭“士卒殊死战”以正面方式而不是偷袭方式“大破琼等”可信，即以五千人斩杀一万人为可信，然张 以七八万之众攻不破三千人守的营寨是绝不可信的。
     可以设想，即使曹操夜袭淳于琼防守的粮草基地乌巢大获成功，也不可能引起袁军多大震动，因为同时张 肯定能够攻下与己方军力相差悬殊的曹营，而官渡距许昌不足一百五十里，袁军马上就可以扑向曹军的政治经济中心，何愁没有吃的?曹操带领步骑偷袭并火烧了袁军粮草基地乌巢，张 等攻不下曹营(说明防守曹营的兵力应比较雄厚)，又听得(按理应看见，因乌巢距官渡较近，火光冲天，能看不见?)失去粮草，主将们只好投降。此时，如果张 等不是经过苦战，看不到取胜的希望，很难设想他们会率众轻易投降。

　　最后，曹军竟能以八千人绑缚溃散的袁军至少七万人，并加以坑杀(活埋)，这是绝不可能的。按常理，作为战士失败了随主将投降讲得过去，但要被绑着推下坑活埋，那种反抗、挣扎是可想而知的。除非二人才有可能捉住逃命的一人并推下坑，以此推断，曹军此时人数就很多了。
　　注家还引了《三国志》正文中的两处相矛盾的记载：钟繇在袁曹两军相持时送曹操二千匹马，但却说曹军在战时只有六百坐骑，钟所送的马去了哪里?笔者细读，发现相矛盾之处甚多，因篇幅限制，这里不一一列举。陈寿等想写一段以少胜多的奇事，却失掉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我们继续以官渡之战前袁曹双方的兵源、官渡之战中曹军的后勤物资情况，以及曹操作为军事家对《孙子兵法》的注文等因素进行分析，以此判断曹军在官渡之战中的总兵力。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官渡之战前后双方的一些情况。
    首先看双方拥有的地域，战前袁绍已拥有当时中国境内十三州的幽、冀、并、青四州。曹操原来已拥有兖、豫两州。197年，曹操击败了自称皇帝的袁术，袁术渡淮南逃，后又死去，到官渡之战前，曹操在东南的劲敌孙策又被暗杀，其弟孙权忙于整顿内部而无力北上。曹操此时已命刘馥为扬州剌史，控制南达淮南的部分地区。198年，曹操又扫灭了吕布，得徐州，后又赶走了占据徐州一段时间的刘备。199年，又降服了宛城军阀张绣，又命钟繇经营三辅地区(列十三州之外，即今陕西关中全境)。也就是说曹操已拥有兖、豫、徐三州，加上淮南部分地区和陕西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曹操控制的地域比袁绍还大。
     且曹操在辖区全面推行了“屯田制”，经济上处于明显优势，和袁绍辖区“邑有万户，著籍者不盈数百”(即民户大量逃亡)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古代，地域大小和经济状况决定着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又决定着兵源因素，况且曹操的辖区是中国史书经常所说兵家必争的中原地区。也就是说，曹操和袁绍相比，在官渡之战前兵源因素已占优势。另外，仅隔数年之后的赤壁之战前，荆州投降曹操的军队达七万人之多，以此计算，拥有比荆州大数倍之多的地域(经济上在当时也比荆州发达得多)的曹军总兵力也不应少于20万，也就是说，除布防外，曹军在官渡之战中完全有能力出动十万人。从官渡之战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曹操对袁绍部收编可能性不大，杀淳于琼一万人，又坑杀了袁军主力七万人，尽管无记载，我们假定收编了其余二万人，也假定对袁尚、袁谭部三万人全部收编，也不过五万人。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之间八年，曹操对外战事一直未停止，内部军力有增有损，即使认为八年中曹军增长一倍，曹军为打赤壁之战一下子就出动了近20万军队之多(计荆州降卒)，可见曹军在数年前对外作战的原始机动兵力也不应少于十万人。

　　  后勤物资也是我们考证官渡之战中曹军兵力的一个重要因素。196年，曹操在许下(今许昌市南)“始兴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官渡之战前，曹军屯田地有史可查的达十多处，然而从“州郡例置田官，征战四方，无运粮之劳”这句话看，曹军作战，后勤供应是以屯田地就近取材为原则的，而官渡距许昌不足一百五十里，这里又是大平原地带，应该说无运粮之劳的。我们仅以许下一地至200年五年的屯粮计算，应五百万斛。《汉书·律历志》说：“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直到南宋前，还一直维持这种十进位制。经查阅当时一升折合今十分之二升，今一升为三斤，即当时一升折合今十分之六斤，也就是说曹军五年积谷仅许下一地就可达三千万斤，若曹军仅万人，每个士兵每天以食二斤计算，可吃四年多时间。可见曹军用于官渡之战的军力绝非一万人。只有初战时十万人、中途减损二万人，最后剩下八万左右的兵力，才有可能相持半年之久使曹军军粮处于“危急之日”。或者以有关引《魏书》的注文：“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就是说曹军加上许下以外的屯田，十万军队根本不存在军粮问题。如同把曹军写得军力很小一样，也同样写成缺少粮食，这大概也是出于“以少见奇”的需要。

　　
      官渡之战中曹军以少胜多的记载也不符合曹操的军事思想。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著作当然首推《孙子兵法》，后人对其有十多家注解，然而最权威的注解是曹操的《孙子注》。曹操在《谋攻篇》对“十则围之”解释说“以十敌一则围之，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对“五则攻之”，曹注说“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意思是用三倍于敌人的兵力正面进攻，二倍于敌人的兵力奇袭。对“倍则分之”，曹注说：“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本，一术为奇”，即用同敌人相等的兵力正面进攻，而用同样的兵力奇袭。这种方法可使本来少于己方的敌方兵力不得不分头应付，以达到分化敌方和使我方两面以多胜少的目的。从官渡之战整个过程看，在“火烧乌巢”前，正文和注文均无曹军包围袁军或主动进攻之例，也无奇袭之例，因而无曹军大于袁军兵力的可能。对“不若则能避之”，曹注说“引兵避之也。”对“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曹注说“小不能当大也。”若果如正文中所说的曹军仅一万人，而袁军达十万人，依曹注，曹操肯定会避开袁军的，因为少数兵力不能抵御大的兵力，这是曹操的作战原则，包括曹认为以小敌大，用奇袭方法也无济于事，因而奇袭乌巢绝非在曹军总兵力少于袁军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仅剩下一种可能性，就是曹操对“敌则能战之”的注解，“己与敌人众等，善战犹当设伏奇以胜之”，换句话说，袁军有十万之众，曹军自然也当为十万人。且依前文，曹操即使率军夜袭乌巢，也当率领至少相等于袁军守乌巢的人数，即一万军力，才有可能“大破琼(淳于琼)等，皆斩之。”或依注文“火烧乌巢”、“斩淳于琼等八人之首。”我们再强调一次，曹操认为奇袭只能在大于或等于敌方军力下进行，这是一条绝对性原则。在冷兵器时代，军力人数的多少是很重要的因素，何况曹操是一个谨慎的军事家，而绝不是一个冒险家，更不可能把对付北方最大的军阀袁绍当作儿戏，让自己绝大多数军队闲置，却仅以万人去布防离自己政治中心许昌不足一百五十里的官渡。

　　   把官渡之战写成曹军以少胜多的原因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就坚持了以曹魏为正宗的思想。首先，陈寿列曹魏政权为“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等，而并不列刘备为“昭烈帝纪”，而是“先主备传”，也不列孙权为“吴大帝纪”，而是为“吴主权传”。其次，陈寿又为曹操涂上了一系列神化色彩，说曹操“少机警，有权谋”，又说东汉末期梁国乔玄预见年轻的曹操是“命世之才”，能安定未来的乱世。《三国志·武帝纪》甚至为曹操涂上“君权神授”色彩，说“桓帝时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逵善天文，言后五十岁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曹操)破绍，天下莫敌矣。”这一段曹操明显被写成“黄星”、“真人”。第三，陈寿在描写官渡之战等获胜的战例时极力暄染曹操的神明，但在写赤壁之战这样的败战时，对曹操的描写则一笔带过，只写“公至赤壁，与备(指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即使在《刘备传》、《周瑜传》的正文中，我们很难看到全貌，多亏有裴松之多方引用注解。历史往往是为胜利者树碑立传，然而后世史家应象裴松之一样，冷静而公正地看待官渡之战之类的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受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文的启示，从曹军发展史、当时的战争状况、曹军控制的地域及兵源、曹军的后勤军需及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解等诸多因素进行分析，证实官渡之战不是一次曹军以少胜多的战例，而是曹袁两军各拥有十万之众相持半年，曹军火烧袁军乌巢粮草基地，引起袁军全线溃散，从而使曹军获胜的。可以说出现这一重大历史误解，是因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持“以少见奇”和以曹魏为正宗的思想而导致的。

留恋713

这个有所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