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神话钩沉

三善昵

来源： 中国学术论坛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文献最丰富的文明古国，但历史文献中的神话资料却最为贫乏，创世神话尤甚，以致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存在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创世神话的争论。杜维明先生就认为，缺乏创世神话是“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

　　认为中国有创世神话的学者，主要精力用于搜集中国现代各民族的创世神话，至于古代中国的创世神话，较完整的只能举出盘古开天的故事，盘古创世故事始见于三国时期，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认为它来自印度，非中国所固有。该文证据颇坚，要驳倒它不太容易。姑勿论盘古本是华人还是洋人，他的晚出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传世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确找不出像盘古开天那样完整的创世神话，而只能举出羲和生日月、女娲造人补天等三言两语的记载。它们充其量只能说是创世神话的残余片断，完整的文本仍告阙如。

　　传世典籍，屈指可数，举证中国古代创世神话的希望，可寄托于地下考古资料。本文想解读一篇地下出土的先秦时期比较完整的创世神话文本——长沙楚帛书甲篇，并对其他相关资料做一番探赜索隐工作，使已基本沉没的华夏创世神话能浮出水面，以引起各方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一、一个完整的创世神话文本

　　长沙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出土地点是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王家祖山一座楚墓。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之交，帛书写作年代当与此相同或稍早。楚帛书出土后数易其主，观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1966年，大都会博物馆用红外线拍摄帛书照片，图文清晰，成为学者释读楚帛书的主要资料依据。

　　经过众多学者数十年的努力，楚帛书文字上的分歧已经不大，已基本上可以通读。现在，已到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的时候了。

　　楚帛书为四方形，中间有两组文字，一组八行，一组十三行，两组文字上下互倒，好比八卦的阴阳鱼，四边还有文字，并配有彩色绘图。中间八行者称甲篇，中间十三行者称乙篇，四边的文字与绘画称丙篇。本文要讨论的是甲篇，今将其全文释写于下。

　　楚帛书甲篇释文

　　曰故（古）大熊包戏（伏羲），出血□雨走（震），居于睢□。劂□亻鱼 亻鱼 ，□□□女。梦梦墨墨，亡章弼弼。□每（晦）水□，风雨是於。乃取（娶）□□子之子，曰女王出（娲），是生子四。□是襄而土 戋，是各（格）参化法□（度）。为禹为契，以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腾）传（转），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熏、阳）气百（魄、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泷、汩、益、厉。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白大木然，四曰□墨干。

　　千有百岁，日月□ 生，九州丕土旁（平），山陵备血 矢（亻血 ）。四神乃作，至于覆（天盖），天旁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孚 文 （保），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血矢（ 亻血），则毋敢蔑天灵，帝□乃为日月之行。

　　共攻（工）□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辰□乱作，乃□日月，以传相□思，又霄又朝，又昼又夕 。

　　根据上面的释文，兹将其大意表述如下：

　　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下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由禹与契来管理大地，制定历法，使星辰升落有序，山陵畅通，并使山陵与江海之间阴阳通气。当时未有日月，由四神轮流代表四时。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木然，老四叫墨干。

　　一千数百年以后，帝□生出日月。从此九州太平，山陵安靖。四神还造了天盖，使它旋转，并用五色木的精华加固天盖。炎帝派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极。人们都敬事九天，求得太平，不敢□蔑视天神。帝□于是制定日月的运转规则。

　　后来共工氏制定十干、闰月，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一日夜分为霄、朝、昼、夕。

　　由上可知，帛书甲篇是很标准的创世神话，在现有的中国先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还没有比它更完整、更明确的创世神话，其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楚帛书是典型的阴阳数术之书。阴阳数术之家一般要具备两方面知识：一是形而上的理论，二是形而下的方术。他们的理论除阐发阴阳五行学说之外，还得解说宇宙的由来，寓理论于故事之中。在楚帛书中，甲篇只是引子，主体内容与当时的主要功能都在乙篇与丙篇。甲篇讲的是宇宙形成的故事，可称为“创世篇”，似乎大而无当，但是，帛书作者种豆得瓜，这个开场白是帛书中最有历史价值、最能传世的部分，它为后人保留了华夏民族的创世神话，而且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更为难得的是，与现代中国各民族流传的创世神话相比，它保留着更多史前神话的旧痕与原始思维的特点，而且更富有中华文明的固有特色，又带有楚文化的地域特征。

　　二、帛书甲篇的原始性、民族性、地域性

　　帛书甲篇创世神话的原始性，首先表现在创世次序与叙述重点上。

　　帛书甲篇的创世次序是：第一段基本上是写地；第二段先写日月的诞生，再写天盖的制作、旋转与加固，基本上是写天；第三段主要写共工氏制定历法。此外，它写得最多的是山，“山”字共出现四次，是全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自然物。史前先民造字，都是先造土、山、川、日、月等字，然后才考虑天字。这是因为，天很抽象，离人类很遥远。倒是天上的日、月、云、雨，与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人与土地更是须臾不离。因此，在古希腊创世神话里，先有大地之神，然后才有天空之神，后者还是前者所生。在殷墟卜辞里，有祭土、祭日、祭云、祭雨，而没有祭天。《山海经》有祭地、祭山，也没有祭天。

        在史前先民的心目中，山的地位是非常崇高而神秘的：高山插云，日月星辰出没其间，高山是天的实体部分，是天的根据地。在《山海经》里，所有的“帝”与“神”，都住在山上，“帝都”也建在山上。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也都住在奥林帕斯山上。悬空的天堂、天庭是后来才产生的，在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才能创造出来。在上古时代，人们还不会把理想寄托于渺茫的天空，而是寄托于天空中的高山。《离骚》的灵均，上天求女，以昆仑、悬圃等高山为目的地，他“哀高丘之无女”，不是哀天空无女。殷墟卜辞与《山海经》有祭山而无祭天，情理即在其中。现代中国有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里，山的地位也比天高。在帛书甲篇中，山字出现四次，频率最高，情理也在其中。

　　在中国上古时代，高山有个特殊名称，叫“昆仑”。《尔雅·释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成者，层也，重也，“三成”谓其高，凡高山都可称昆仑。在《山海经》里，“昆仑”出现二十次，分属八处，东南西北中都有。高山为什么都可以称“昆仑”呢？笔者认为，“昆仑”是“混沌”的对音。昆、仑、混、沌，上古音都在元部，“昆仑”与“混沌”都是叠韵联绵词。天地未分称“混沌”，天地分离以后，仍有高山连接其间，它是“混沌”时代的遗存，故音转为“昆仑”。在先秦，“昆仑”还不是具体的地理名称，而是神话概念，是天地柱的意思。由于是天地柱，“昆仑”不但有“山”、有“丘”，而且有“虚”（地空），“昆仑虚”在地面，甚至在地下。

　　高山是天地柱，是宇宙的栋梁，当然非稳定畅通不可。山陵安静，天地才能安静；山陵畅通，天地才能畅通。帛书甲篇四次写山，三次先其畅通（“疏”），一次赞其稳定安静（“ 亻血”）。

　　总之，帛书甲篇的写作次序与重点选择，符合远古先民的思维规律，说明它还保留着史前创世神话的基调。

　　各民族的创世神话有不同特点，不同类型，帛书甲篇的创世神话可称为“生殖型”，其创世活动从伏羲“取”（娶）妻开始，谓早在混沌时代，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四子代表四时，四子又造了地，然后造了天。伏羲与女娲，不但先天地而存在，而且天地也是靠他们所生的四子而营造出来。这里，宇宙似乎像个家庭，一切都从婚姻开始。这个开头实在太富有中国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宗法制度突出，家庭观念特强。帛书甲篇一开始就显露出中国文化的这一根本特征。

　　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大多只谈空间的形成，很少谈时间观念的形成。楚帛书甲篇兼说空间与时间的由来。甲篇第一段最后部分谈四时的形成，第三段几乎都在谈时间观念（历法）的形成。大谈时间观念的形成，是帛书甲篇与世界多数民族创世神话的不同之处，这可能与中国农耕文化特别发达有关，也与楚帛书是历忌书有关。

　　太阳的东升西沉，朝出夕落，是人类祖先建立空间观念与时间观念最重要的依据。因此，世界上（尤其是西方）不少民族都奉太阳为创世主与至上神。帛书甲篇兼谈空间与时间的形成，却几乎完全不提太阳的作用。太阳在第二段才出场，而且是由帝□所生。第一段最后说：“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未有日月，四神竟然也能定出岁与四时。第二段开头，“日月□生”后，大概因带来光明，使九州太平，山陵安静，此外别无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还要归功于帝□。帛书甲篇对太阳如此轻慢，完全符合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自然神地位不高，祖先神压倒一切，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突出特点，是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文文明的重要界碑。这一特点，早在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期就已显露出来。例如，良渚文化许多玉器刻纹，都是祖宗神居中，而且刻得很大；太阳神都在边角或下方，而且刻得很小。《山海经》里有许多“帝”与“神”，都属人间祖神，太阳不但没有“帝”的头衔，连“神”的称谓都阙如，它只有一个光秃秃的自然名字：“日”，而且基本上只有自然形象，没有超凡的神性。

　　在帛书甲篇里，参与创世的有伏羲与女娲以及他们所生的四子（四神），还是禹、契、□、炎帝、祝融、共工。他们全部是人间祖先神。被创者是自然界及其运行规则（历法）。可见，在帛书甲篇里，是人类创造自然，不是自然创造人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人本主义特色。

　　三、中国创世神话的民间遗存

　　虽然楚帛书甲篇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先秦时期惟一完整的创世神话，但在现有先秦文献中，它并不是绝无旁证。《楚辞·天问》开头写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屈原提出这样一连串问题，当不是个人无中生有的奇思异想，而是对当时流行传说的发问。他以问词的方式证明当时创世神话的客观存在。东汉人王逸《楚辞章句》在介绍《天问》的由来时谓楚国先王公卿的庙堂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创世神话是庙堂壁画的重要内容，王逸所说的“天地”应指开天辟地。

       王逸之子王延寿撰《鲁灵光殿赋》，灵光殿建于西汉，还画有“开辟”故事，最早人物是“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建于东汉的山东嘉祥武开明祠（《金石索·石索》）、武梁祠（《汉武梁祠画像录》）、武班祠（《金石索·石索》），也有伏羲女娲画像。1949年以后发掘的汉墓，更有大量伏羲女娲题材。与其它题材画比较，伏羲女娲交尾图的位置最为显要，“多刻于墓门、石柱、主室顶石、石祠山墙上层、墓壁上层等高处或显要地位”。而且伏羲与女娲都是“手持规矩”；或“手捧日月”。手持规矩应是创造神的象征，手捧日月应是宇宙主宰神的象征。有些伏羲女娲交尾图还伴有四神画像。在帛书甲篇里，四神是伏羲女娲的儿子，是四时的代表，是经营天地的大神。《说文》：“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的神性不只是造人，而是化生万物。《说文》作者是东汉人许慎，这说明直到东汉，女娲还保留着创世主的身份。汉祠、汉墓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其思想内涵不能只看做一般的“生殖文化”、“生育之神”，而是“化万物”的创世之神。汉代大量伏羲女娲交尾图实是上古创世神话的孑遗。

　　此外，中国古代的“人日”礼俗，也是创世神话的民间遗存。

　　根据这个神话，创世次序如下：

　　正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初七才造人。中国古代，以鸡、狗、羊、猪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时），牛与马分别代表地与天。

　　楚帛书甲篇的创世次序是：先有伏羲女娲夫妇生下四子，即为四神，代表四时，然后造地，最后造天。古代“人日”习俗也是先有四时（鸡狗羊猪），再有地（牛），最后才有天（马）。班固《汉书·律历志上》说：“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人日”习俗与《汉书·律历志》所说的“人”，不包括伏羲女娲等创世之神，而是指芸芸众生的凡人。有了“天地四时”，即有了宇宙，神才创造凡人，故说“天地四时，人之始也”。在宇宙诸项之中，《汉书·律历志》把“天地”调到“四时”之前，把“天”调到“地”之前，这不是班固个人的创意，而是中国文明成熟时代“天尊地卑”观念使然。当时“天地四时”的次序，已经凝固不化，而民间“人日”习俗的创世次序还与楚帛书同步，保留着原始思维的特点，是上古创世神话的活化石，弥足珍贵。

　　四、帛书甲篇创世神话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源流关系

　　人类进入早期文明以后，其宗教开始思索宇宙的本原与起源。思索的结果是产生创世神话。创世神话思考的问题，也是人类早期哲学要探索的问题。创世神话与早期哲学不同的是两点：（1）发生的时间不同，创世神话稍早于早期哲学；（2）形式不同，一个是形而下的具体故事，一个是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创世神话孕育着早期哲学，随着从故事中抽象出概念，哲学就呱呱坠地了。宗教是土壤，神话是花朵，哲学是由花朵提炼出来的香精。

　　过去，我们在先秦资料中找不到一篇稍稍完整的创世神话，也就无法发现中国哲学的神话原型，以致把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范畴，看做是先秦诸子的个人发明。现在，有了帛书甲篇，我们就可能从中探寻先秦哲学的神话母亲，解释先秦哲学的某些问题。

　　由创世神话直接诞生的哲学是宇宙生成论。只要某民族的早期哲学有宇宙生成论，那么，这个民族在原始时代晚期至文明时代早期之间，一定有创世神话。西方与印度有十分丰富的创世神话，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也就都有丰富的宇宙生成理论。中国先秦文献《周易》、《老子》等也有宇宙生成理论，但数量不多，内容简单，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近年，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公布了，一份系统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式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太一生水》已不是神话，而是哲学，在《淮南子》里，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到从神话到哲学的过渡形态。

　　《淮南子》的《天文训》、《精神训》的开头与楚帛书甲篇的开头颇为神似。追忆历史都从天地未形的混沌状态写起，篇中“二神”当指伏羲与女娲。《淮南子》其他卷中的“二皇”也应该是伏羲、女娲。

　　如果说，《天问》开头问词保留着创世神话的一些影子，《淮南子》保留着从神话到哲学的过渡形态，那么《易·系辞》则把神话完全抽绎为哲学了。《系辞》的宇宙生成理论显然是从创世神话里抽象出来的。类似的宇宙形成理论，古书里常可看到。

　　《老子》书把这种宇宙形成理论做了更为抽象的概括，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照帛书甲篇，“一”脱胎于原始混沌之气，“二”脱胎于伏羲与女娲，“三”指他们的交合，生出宇宙万象。至于“道生一”，则无神话根据，这是老子先生的广告词，把自己的“道”凌驾于原始元气之上。

　　近年，有学者质疑汉墓画石的“伏羲与女娲像”，认为这两位交尾人像不是伏羲与女娲，而是“阴阳之人格化形象”。从画像的思想内涵言，此说无误，它准确抽绎出画像的哲学内涵，但是，经这么一抽绎，玫瑰花变成了香精，神话消失了。解释一个民族的哲学诞生，如果要以消灭神话为代价，那是令人扼腕的。

　　远古神话的消失，通常有两条途径。一是历史化，二是哲学化。历史化对中国神话的蚕食作用常为学者所论，而哲学化对中国神话的化解作用却鲜有所闻。这是因为先秦古籍保留的神话资料，基本上是氏族祖先的英雄传说，而没有一篇完整的创世神话，而氏族祖先的英雄神话是神话历史化的主要资源，创世神话则是神话哲学化的原料。而今，帛书甲篇为研究中国神话的哲学化，研究中国哲学的神话原型，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

　　中国早期哲学从神话中脱胎出来时，不是仅把神话的具体形象换成抽象哲理，而且随着时代意识的变化，免不了要对神话中的观念做些修改。最大的修改就是提高天的地位，降低地的地位，山的地位则几乎完全消失。修改的原因有二：（1）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2）天尊地卑的新观念在作怪。但在民间宗教中，天与山仍长期划不清界限，高山仍然是天上神仙的家园。

　　综上所述，楚帛书甲篇所传的生殖型创世神话，符合中国早期文明的宗法制特征，符合中国早期哲学的神话原型。相比之下，后世所传的盘古故事，缺乏中国早期文明的这些特有素质，很难从中找到先秦哲学的神话原型。

      五、余论

　　神话创作的黄金时代在史前时期，中国史前文化大致上可分为东、西两大系统。西部文化朴实，东部文化浪漫；西部勤于人事，东部繁于祀神。中国几支主要的玉器文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决非偶然。玉器缺乏实用价值，主要用于宗教礼仪。东部地区玉器繁荣，是东部文化宗教发达的物化表现。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史前的大型祭祀遗址，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又是东部文化宗教发达的表现。相应地，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着名神话，都出在东部地区。怒触不周山的共工，原是南方人氏，楚帛书甲篇给共工空前崇高的地位，即其一证。商是东方民族，宗教意识浓厚；周是西方民族，宗教意识淡薄。

　　中国古代文献缺乏丰富系统的神话资料，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不能说明中国史前文化全都缺乏高昂的宗教热情与瑰丽的神话传说。因为中国现存的先秦文献都是周代所撰，经过周文化的过滤势所必然，故它可以说明周文化的特点，难以说明周代以前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我们不能以周文化代表中国史前文化。周公东征以后，重人事、讲实际的周文化开始统治中国。东部民族的原有神话主要残存于《天问》、《山海经》、《淮南子》等南方人的着作之中，而仅存的神话残余，还要遭到儒家的扼杀与曲解。例如孔子把“黄帝四面”（四个面部）的神奇形象改说为圣人垂听四方，将“夔（神话动物）一足（脚）”的神话说成夔这个人很贤良，有一而足（满足）。焚琴煮鹤，不知灭了多少美丽的神话。幸好新中国考古成就辉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的大量玉器与大规模宗教遗址的出土，把我们引进宗教发达、神话繁荣的史前世界。只要我们不固守传世的文献资料，勇于直面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那么，一部分沉没的史前神话，就可能渐次浮出水面。

　　当我们把发掘神话遗产的主要希望寄托于考古资料时，千万不能对传世文献掉以轻心。中国的传世文献对神话特别吝啬，惟其如此，片言只语我们都要倍加珍惜，像考古学家珍惜陶片那样，争取从陶片复原或设想完整器。不要以为今天没能看到某种记载，当时就一定没有这种说法，失载的神话比记载的不知多出多少倍。传世的先秦两汉文献的确没有关于伏羲女娲结为夫妻的明确记载，但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的婚期定在唐朝，甚至连他们在汉祠汉墓画像上的名字都加以抹煞，代以抽象符号“阴阳之人格形象”。这种思维模式只能使本来就十分稀疏的神话资料飘零入泥。汉代人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已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记载，但愿文献中的这些片言只语，像是海面上的片片木板，能引导我们去打捞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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