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之生命在恶运里挣扎（下） 正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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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何晏、王弼离开历史舞台以后，魏晋玄学以反名教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代表人物一个是阮籍，一个是嵇康。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省）人，《三国志》概称其“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正始年间经太尉蒋济推荐，担任过尚书郎、曹爽参军，因病而回归乡里。曹爽被杀后，司马懿父子以其名高，用为从事中郎。但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听说步兵校尉出缺，而其“廚多美酒，营人善酿酒”，便要求去当步兵校尉，并如愿以偿，因此被后人称作“阮步兵”。实质上，他是吸取了王弼教训，看穿时世“多故”，官场凶险，借此“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另辟自保蹊径。他在《大人先生传》当中写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把礼法之士比为裤中之虱，蔑视和对抗名教的意向深寓其间。然而，面对司马氏专权的现实政治和权要人物，他出言十分谨慎，“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谨小慎微犹自虑不足，更使酒任性，玩世不恭，尽可能地把真实的自我掩饰起来。实际上，阮籍“本有济世志”（见《晋书·阮籍传》），只不过看透司马氏以名教相标榜，大肆诛除异己，不肯拿性命一试屠刀罢了。他曾登上广武山，观楚、汉战场遗址，慨然感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乎！”抱负难伸溢于言表。又经常独自驾车，率意出行，不由径路，直到车前无路可通了，才放声恸哭一场，踽然返还。这当中，浸透多少无奈和痛苦，真是只有天知地知其人自知。即便如此，也引起了礼法之士何曾等人的“深所仇疾”，仅只由于司马昭认为他未公开对抗，时予保护，阮籍才得“卒以寿终”。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曾经任职中散大夫，所以世称“嵇中散”。他“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在《养生论》中，嵇康历赞上古以来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的圣贤、隐逸、遁心、遁名者一百零九人，极力主张效法他们“清虚静态，少私寡欲”。在《声无哀乐论》中，他明确宣扬“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他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抨击“六经未必为太阳”。这表明，嵇康比阮籍更其“好言老庄”，并且性格上有“尚奇任侠”特征。与人相交往，也比较注意谨言慎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终无奈性格决定命运，不见喜愠之色，仍在无意间得罪了同为玄学家的司马氏亲信、官僚钟会。有一回，钟会慕名而去造访他，正巧遇上嵇康“箕踞而锻”（半跪锻打铁器），没有起身施礼迎见。嵇康只是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只是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一问一答，颇具谈玄风致，却使得钟会自此“深衔之”。后来，嵇康的两个朋友吕巽、吕安兄弟之间发生乱伦丑事，吕巽奸污了吕安妻子徐氏，反而诬吕安不孝，将其下狱囚禁。吕安请嵇康充当证人，替自己辩诬，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吕巽是钟会党羽，又得宠于司马昭，钟会就“劝大将军（司马昭）因此除之，遂杀（吕）安及（嵇）康”。直接的死因是受吕安冤案牵连，而根子却在对名教的批评激烈，对司马氏的亲信钟会又不肯屈身周旋，正如隐士孙登曾经对他说的：“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



             阮籍和嵇康结局不一样，但以他俩为代表，把魏晋玄学由清谈玄理推进到了反对名教新阶段。思想上如此，行为上亦有变化，由何晏、王弼那种学术上自树旗帜、政治上倾心依附的双重人格，变成了阮籍、嵇康似的学术上坚守主见、政治上坚持节操的单一人格。在司马氏专权主政，名教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他们的学术见识经由文字曲折或者激傲地表达出来，而保全政治节操只能选择遁隐避世，与世无争。只不过与传统的“隐逸”不太一样，他们的遁隐，属于“遁心”、“遁名”一类。阮籍最初被太尉蒋济强征为吏，不久就“谢病归”；再任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当权的时候，被征为参军，同样“因以疾辞，屏于田里”。托病以辞官，成为阮籍遁隐避世的一个常用手段，屡试不爽，遗及后人。到了司马懿当权时期，辞官辞不了，就主动要求去当步兵校尉，由“屏于田里”改为“遗落”酣醉。并且始终守住底线，“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严防死守祸从口出。（见《晋书·阮籍传》）而嵇康作官时间更短，据“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他“与（嵇）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居宅旁“有一柳树甚茂”，每到夏天，就在柳树下锻打铁器，“以自赡给”，过着靠劳动糊口的日子。（见《晋书·嵇康传》）所以，阮籍和嵇康不仅把魏晋玄学推到了新阶段，而且也是魏晋时期不屈从于当世权势，以“遁心”、“遁名”作为特征，坚决实行遁隐避世的突出代表。



              非唯此也，阮籍和嵇康还是当时放诞的典型。据《晋书》本传以及《世说新语》记述，这两位先贤，都有不少放诞逸行。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他生性至孝，母亲去世时，正在与人围棋，对手提议中止，他却“留与决赌”。下完棋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临葬前，又“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友人裴楷去吊唁，只见他“散发箕踞，醉而直视”，如呆如痴。她嫂子归宁还家，竟不顾礼法禁忌相见与别，时人讥之，却坦然说：“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去买酒畅饮，醉了就“卧其侧”。另有一家的女儿颇具才色，尚未出嫁便死了，他“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不拘礼法，沉溺于酒色，实则遁隐着他假借《大人先生传》所寄托的“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的胸怀本趣。嵇康同样嗜酒，与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不同处在于，他还“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另有服石的嗜好。在汲郡（治在今河南汲县）山中，他遇到隐士王烈，王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嵇）康，皆凝而为石”。嗜酒，服石，好美色，都是正始以降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用荒诞无稽包裹自己，以求避免政治迫害的通用手段。阮籍和嵇康并非始作俑者，但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却超过了始作俑者何晏之流。



             对阮籍、嵇康而言，遁隐避世可以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诸葛亮当年避乱南阳，躬耕陇亩，只是暂隐一时的权宜之计，没有避世的长远打算，不能相提并论。真正遁隐避世的，《三国志》合为一传，记录了邴原、王烈、管宁、张臶和胡昭。邴原、王烈和管宁都是中原地区的人，年轻时都不应州、府辟命投身官场，黄巾事起后避乱辽东，短则十几年，长则终其身。这其间，邴原是一种类型。他一直有返回中原的意愿，只因孔融写信告诉他“乱阶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才在辽东乡间住了十几年。回归乡土后，邴原致力于“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与名儒郑玄并称为“邴、郑之学”。曹操任司空，聘请他担任东阁祭酒，他只好勉强应辟了。然而，“虽在军历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终不当事，又希（稀）会见”，连曹操也叹服其“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他与议郎张范相友善，时任东曹掾的崔琰评价他俩是“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净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任用邴原为从事。当时曹丕身贵位尊，“天下向慕，宾客如云”，唯独邴原“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举动”。有一次曹丕宴请宾客百数十人，设问说：“ 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说纷纭，邴原不发一言。曹丕硬要他表态，他勃然变色答道：“父也！”弄得曹丕也不好再与他辩难。他这样应对曹氏父子，表明你要我做官，我不得不应命做官，但做了官我也要我行我素，决不会给你效力，更不会给你当奴才，这叫隐于朝。




            另外几个人则属隐于野。管宁在辽东“庐于山谷”，与乡民同地而居，同井而汲，一住就是30 余年。他“坏堵筚门，偃息穷卷，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却“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尤其是“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 经危蹈险”而“ 不易其节”。辽东太守公孙度与他对话，他“语惟经典，不及世事”。魏文帝黄初四年（223），明帝太和三年（229），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都以太中大夫职位诏请他入朝作官，他一概都“固辞不受”。自甘于贫贱，管宁终得以守志全身，活到84 岁。王烈与管宁相似，也“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并且与当地土著居民相处极融洽，“东域之人，奉之若君”。公孙度让他当长史，曹操任他为丞相掾征事，他都不肯应命，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以78 岁之龄寝疾。巨鹿人张臶和颖川人胡昭，“亦养志不仕”。张臶一生“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袁绍、高干、曹操历次征辟，都不从命。他“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活了105岁，才于正始元年（240）与世长辞。临终前几天，还“援琴歌咏，作诗二篇”。胡昭同样推脱过袁绍、曹操的征辟，“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司马懿为布衣时，他曾私下里对司马懿有过救命之德，但“口终不言”，司马懿专权了仍不事声张，不邀报偿，时人誉为“天真高洁，老而弥笃”。嘉平二年（250）当局又公车特征，恰遇他辞世，终年89 岁。这几位隐于野的高士，自觉、坚决、彻底、持久地与恶劣的政治和腐浊的官场划清了界线，保持了距离，不拖泥带水，不招是惹非，因而能够真正做到守志保身。从这一点看，非但邴原不及，就是阮籍、嵇康也略逊一筹。



                至于放诞，嗜酒、服石、好美色之外，还有傅粉、纵欲、好田猎诸种表现。阮籍、嵇康一类的文人由于避世需要，染上了这一风气，而根子却在曹魏统治集团的上层。曹丕好田猎，曹爽纵欲到了淆乱宫廷的地步，此前章节已经涉及，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曹植如何。曹植的文学天赋及其造诣，谢灵运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极端赞誉（见李瀚著《蒙求集注》），虽然过头了，毕竟反映出魏晋第一，毋庸置疑。而在性格和行为方面，这位文学天才则又是一个纨绔子弟，浪荡公子。在《三国志》本传中，就明确地定性为“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黄初二年（221）他被贬爵为安乡侯，固然由于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曹丕的旨意进行诬陷，他自己“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确也授人以柄。而在太子名分尚未确定时，有一次他接见文学名士邯郸淳，就尽显出放诞张狂。当时正逢天暑热，曹植让初次相见的邯郸淳先坐着，自己却去洗澡，傅粉。所谓傅粉，就是像倡优一样用粉涂成一张白脸（日本的艺伎可以作参照），当时的贵公子们以为时髦。然后科着头（不戴冠帽巾帻），用手拍打着半裸的身体，自鸣得意地跳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完了才问询来客：“邯郸生何如邪？”也不待人家作出反应，他就去更着衣帻，整理仪容，然后才与客人高谈阔论。他这些嗜好作为，浑如当今社会的某些贵胄公子、追风少年穿必进口名牌，言必夹杂外语，或染黄、白异发，或留披肩长发一样，不是出自于避世保身，而是借以炫耀身份，显示不同于凡俗。




                跟何晏相比，曹植犹如小巫见大巫。何晏其人，不仅如鲁迅所说“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而且喜欢傅粉和服石，是正始年间官僚士大夫傅粉和服石的班首。他仗着母亲改嫁曹操为妾，自己因而成为曹操“假子”的特殊地位，娶金乡公主作为正妻并不满足，还十分好色，曹爽的淫乱多参与其间。又“性自喜”，爱描容打扮，“ 动静粉白不去手”，走起路来一扭二摇，“ 行步顾影”，唯恐自己的回头率不高，争得眼球不多。他和王弼、夏侯玄一帮玄学名流，都热衷服石，就像现今的“K 粉族”成瘾。他们服的寒食散，多以矿石为基本成分；其中一种以石钟乳、石硫璜、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无机物矿石粉末组成，称作五食散，特别受到青睐。各种寒食散均含毒素，丹药和酒服下后，身体就会忽冷忽热。药性一旦发作，浑身痛苦难言，精神进入恍恍惚惚的虚飘状态，使人暂时忘记了其他一切，仿佛超脱尘世之外。寒食散好似魏晋的“白粉”。何晏、王弼、夏侯玄等辈正始名士开了服石先河，延及两晋、南北朝，衍生成为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时尚。这当中，借助药性而放浪形骸，暂除烦恼，无疑具备共通性，但究竟有多少人主要是麻醉自己以消极避世，有多少人如何晏等主要是寻求精神刺激，更加放纵自己，实在不宜一概而论。如嵇康服石，理当就与何晏等服石既有其同，又有其异。



                究其实，何止于服石一项需要具体分析，玄学、清谈、避世、放诞……莫不如此。具体分析起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二是总体层面。从个体上看，在朝与在野，在朝得势与在朝失势，在野半隐与在野全隐，以及个人性格、资质、阅历、身世等等，每一个人都好比一片树叶，纵然大体相似，细析纹理也是有所差异的。何晏有别于王弼，阮籍有别于嵇康，邴原有别于管宁，诸如此类，莫不尽然。从总体上看，个体差异性却在摈弃之列，质地关联性更须当注意。为什么除了遁隐避世古已有之，玄学、清谈和放诞都始发于正始年间，而遁隐避世在那一时期也在加剧？毫无疑义，诚如众多史学论著业已诠释的那样，在那一时期，曹爽与司马懿两大帮派的权力之争异常酷烈，司马氏获胜以后运用杀戮手段铲除异己，搬弄名教纲常桎梏思想，交合在一起造成如斯种种。但只是归究这种政治因素，还解答不了何以玄学、清谈、放诞都牵连到老庄思想，所以尚需作更深层的文化基因探测。





            从两汉直至三国，儒、道两家学说一直在交替式地乃至兼混式地产生精神影响，被汉儒先后以“天人感应”或谶纬之说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多数时候占主导地位，司马氏搬弄的名教纲常主要取自于儒。而不管其间存在多少同异正伪，孔孟倡扬的“仁者，人也”，都规定了人在社会结构里的“二人”关系定向，由兹才有“三纲五常”。这种“二人”关系定向，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群伦主导的价值体系，积极性是尽人皆知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面，就是抑制甚或消解个体价值，引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否则就是不忠不孝那一套。鲁迅说的“吃人”，基因正在其中。老庄道家学说则与之有所对立，主张“万物得一以生”（《老子·法本第三十九》），“天地与我并生”（《庄子·大宗师》），比较重视“一人”，讲究个人要保身养生。魏晋玄学、清谈、放诞之类的表现形式不一，文化根须却全都伸向保身养生，同样毋庸置疑。如果全面讲以人为本，儒家的“二人”和道家的“一人”就应当兼收并蓄，而非只执一端。尤其在当时那种政治恐怖格局下，个体生命时刻遭到屠刀的威胁，依从名教正面迎上去无异送死，即使不死也是在恶运的阴霾里徘徊和挣扎，一部分人如此寻求自保的可能途径，应该视为珍惜生命的意识觉醒。即使扭曲，即使荒诞，总不宜无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一概斥之为消极、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