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之生前【万人敌】，身后【武圣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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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开始受钦敬追捧，是在南北朝期间，距关羽之死已过300年。这300 年中，取代三国实现一统的西晋王朝非常短暂，公元316 年就被东汉以来入居内地的非汉民族推翻，司马氏后人司马睿向南逃跑，在三国时分属蜀、吴两国而版图略小的范围内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维持到420 年，又被刘裕所取代，晋换为宋，是为南朝之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由汉族军阀、世族相继主控，所占领土渐次缩小得不及三国东吴，苟延残喘至589 年陈被隋灭，遂告终结。而在中原地区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早在西晋未亡将亡时，氐族人李特已于303 年建立成政权，匈奴人刘渊也于304 年建立汉政权。从西晋末到刘宋初的130 余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以及汉族不同分支、不同世系的建立的割据政权多达20 余个，其中的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以及成、夏政权实体，史称“五胡十六国”。分治纷争到439 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是为北朝之始。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刘宋军队北伐，初胜终败，从此确立了北强南弱、北盛南衰的基本格局。历经东、西二魏和北齐、北周，延续到581 年周禅于隋，北朝方告终结。自秦灭六国，汉代秦兴，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垂400 多年，像这样的由好几个族群长时期割据分治，交错纷争，非唯前所未有，抑且连400 余年后的“五代十国”也不好相提并论。新现实矛盾万端，必不可免地会拷问当时人，促使他们作出反应。

南朝的统治阶层是汉族人，他们早就习惯了把其他民族视为夷、蛮、戎、狄的“非我族类”，当时统称作“胡”。历史性地看，并不宜过分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民族平等，总是把汉族当成“中国”老大。他们以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人老讲“五胡乱华”，甚至时至当今，一些号称尊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界人和官场中人，口头上会讲反对大汉族主义，骨子里仍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弹着那种老调。所以说，不宜过分责备南朝人。但他们积弱既久，有心驱“虏”，无力回天，便把“恢复中华”的精神诉求寄托于英雄崇拜，从距他们最近的三国历史寻找英雄。这样的精神寄托与正统观念掺合起来，他们由自认南朝政权才是汉族中央政权的正统承续，认定唯有蜀汉政权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统，因而舍同在江东的东吴周瑜、陆逊于不顾，选中了蜀汉关羽、张飞作为英雄偶像。

那时候，主要着眼点多在“万人敌”，因而常将骁勇善战的关羽、张飞合在一起追捧，也有特别崇拜关羽一人的。据《宋书》、《南史》记载，诸如刘宋时的勇将薛彤、高进之，萧齐时的勇将桓历生、蔡道贵，都被人比作“关张”；而刘宋时的勇将安都单骑突入敌营斩叛将鲁爽，则被人比作关羽斩颜良，陈时名将萧摩诃更以“关羽再世”自我称许和为人称道。与此相映成趣，据《北史》等史籍记载，前秦的勇将王飞、邓羌，北魏的勇将杨大眼、薛延伯等，同样以关羽作比，并不认为“非我族类”。如此奇妙，似不可理解实可理解，就同尔后唐、宋、元、明、清1 400 余年一样，汉族统治阶层往往越衰弱时越推崇关羽，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却是入主中华后备加讲究推崇关羽，俨然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统治思想融入了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宋、元以降关羽就成了中华多民族所共认的第一名将。

与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几乎同时，都有民俗化选择的佛、道两大宗教，先后把关羽请进自己的教门供奉，佛教在其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关羽生前的福祸交集之地荆州江陵一带，神祠尤其昌盛。《宋书·陆法和传》记载，陆法和得到神灵相助，虏获任约，传说将神灵与关羽相连。唐人董侹撰《贞元重建庙记》，不仅认定这件事，而且还说在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佛教天台宗四祖智凯从天台山来到当阳玉泉山，禅于乔木之下，夜梦关羽显灵。传说智凯为弘扬佛法，在玉泉山修建显烈庙安置关羽，从此关羽护佑一方，成为佛寺护法伽蓝，《三国演义》所写的关羽玉泉山显灵即由传说演绎而成。民间还流传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之徒神秀，因为作偈输给了慧能，便于弘忍圆寂后另立禅宗北派，以与慧能的禅宗南派对立。神秀在当时玉泉山立庙，供关羽为护法伽蓝，声势大振。从此以后，禅宗和天台宗都争奉关羽，南北各地的佛寺宝刹多以关羽为护法神，历朝积代，达到了“中原有地皆修祠，故土无人不荐香”的地步。


      道教尊奉关羽虽比佛教晚，但后来居上，层次更高。集中表现于，借用皇权来凸显关羽，把关羽抬到凡人难及的尊崇地位。唐、宋帝王都尊道，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李耳，即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唐大诏令集》），唐高宗李治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已开追尊非皇室人为王为帝之先河。宋代国势虚弱，先后受北方辽、金侵凌欺辱，政治上、精神上都有借古喻今，宣扬义勇的需要，皇权需求与宗教灵应结合起来，关羽竟成为不二人选。宋哲宗赵煦首封关羽为显灵王，宋徽宗赵佶又先后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神号和王号由兹附于关羽一体。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宋高宗赵构依样画葫芦，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宋孝宋赵昚则改封关羽为英济王。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同样要彰显义勇精神，元文宗图贴睦尔来了一个大凑合，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创下关羽王衔谥号的新高。明神宗朱翊钧更升了一级，万历十八年（1590）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自兹称“关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从兹称“关圣”。其间不动声色地发生一种微妙变化，就是“忠义”取代了“义勇”。其政治背景在于，当时明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皇权亟需“伏魔”、“护国”。而在道教体系中，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又称为荡魔真君，与华光大帝、赵公元帅、温琼元帅并称为“护法四元帅”。他既是武神，又是财神，还具备司命禄、佑科举、祛病除灾、驱邪避恶、诛伐逆乱、纠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的法力，因而受到广泛膜拜。

清代满族帝王虽然不信奉道教，但从入关前开始，就从皇权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地认同集忠义节气于一体的关羽。清世祖福临与蒙古族诸汗结为兄弟，就明确地宣示：“ 亦如关羽之与刘备，服事唯谨也。”因此，顺治元年（1644）便将关羽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他们还认为，满族帝王入主中原多赖关圣帝君的神佑，应与孔子同样尊崇，故以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二年西巡途中，特意拜谒关羽祖籍山西解州关帝庙，题赐“义炳乾坤”匾额。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胤祯别出心裁，又追封关羽的远祖、祖父、父亲为公爵。自乾隆以降，历嘉庆、道光两代，关羽的谥封增加到了二十六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帝，显赫到了登封造极。帝号无以复加了，清文宗奕乃在咸丰五年（1855）追封关羽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清承明制，祭关圣大帝列入国家祭典，连清廷皇宫也供奉着关羽神位。

族群、宗教与皇权三位一体，纠葛互动，深层的文化根基在于儒家思想。孔子宣仁讲义，孟子说得更为明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照孟子所说，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仁义”，二者既可合言，又各有其涵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或者“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揭示了“仁”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精神诉求，“义”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行为趋向。孟子还说，“ 仁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 事亲”，“义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从兄”（《孟子·离娄章句上》）。自汉代“独尊儒术”，经汉儒改造过的儒术政治、人伦指导思想“三纲五常”，本源都在其间。用以看三国名将，实事求是地就“义”讲“义”，曹魏的张辽、徐晃，蜀汉的赵云、姜维，孙吴的周瑜、陆逊等人，都可以与关羽一较高下强弱；但他们没有“从兄”这一条，再加上魏、吴不算“正统”，所以都沾不上边。张飞虽然有“从兄”这一条，并且同属一个阵营，但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败走麦城不屈死那样的特殊经历，因而也归于淘汰之列。唯有关羽的毕生行为趋向，可以充当“义”的样板诠释符号，故尔他成了不二人选。与孔子相附，孔子主要是精神师表，诠释了“仁”，理所当然算“文圣人”；而关羽则被捧为行为楷模，诠释了“义”，顺理成章地罩上了“武圣人”光环。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题一个是“文圣人”孔子代表的“仁”，一个是“武圣人”关羽代表的“义”，而且“武圣人”关羽及其代表的“义”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


其所以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从清代到民国，还不能忽视帮会的介入和作用。清初的不少前明遗民，抱着狭隘而又执著的族群偏见和正统观念，竭尽志力地追求“反清复明”，天地会和白莲教就是其中的两大帮会组织。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天地会又称“洪门”，“ 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亦称汉留，始倡者为郑成功等人”。其起源还有别的几种说法，历来众说纷纭，迄今还不能独取一说。但陶成章说的“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其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众基础相当深厚，历来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坏性却是可以相信的。其中的哥老会俗称“袍哥”，发端于四川，流布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踪影遍及全国，颇能代表天地会的会规和习俗。


从清初到民末，袍哥组织扎根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军阀政要、富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依不同社会身份分别归属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以开山立堂、歃血盟誓、义结金兰的方式纠结为帮会。各个袍哥堂口共同供奉的主神，就是“武圣人”关羽。袍哥开山堂要烧三把半香，一把香表示效法春秋时期的羊角哀、左伯桃结为生死之交，二把香表示效法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把香表示效法北宋的梁山一百零八将，另外半把香表示对于隋末唐初的瓦岗寨结义英雄单雄信拒不投唐，临刑前只有秦叔宝一人到法场哭祭送别的追怀。开山立堂仪式开始后，正、副龙头大爷要率全堂哥弟望空遥拜，赞《迎圣令》：“恭迎圣驾，銮卫遥临；桃园千古，帝君一人。恭维圣帝，万世人杰；大义参天，于今为烈！”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各归位次，香长还要传《汉留道令》：“天下袍哥是一家，汉留大义总堪夸；结成异姓同胞日，香堂盛开棠棣花。”十分明显，袍哥崇拜关羽，高举的旗帜正写着“义”字。袍哥的“义”自然包含了忠义、仁义、节义，但精要在于侠义，亦即所谓“江湖义气”。这“江湖义气”，历来远不只是袍哥讲，而是天地会之类的帮会一概都讲。从清初到民末的两百多年间，帮会组织比宗教、皇权更具社会渗透性，因而“江湖义气”也更具民间亲和力，江湖“关圣人”并不完全等同庙堂“关圣人”。


生前“万人敌”的关羽，演变为身后“武圣人”的关羽，脉络大体上理清楚了。显而易见，由族群、宗教、皇权合力打造出来的“武圣人”关羽，尽管闪现着三国历史上的那一个具体的“万人敌”关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间决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与再现关系。同样是后来打造，庙堂版的“武圣人”关羽，也与江湖版的“武圣人”关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为帮会对庙堂从来就是有即有离，相同的话语用辞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权也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那样热衷于打造“武圣人”关羽，把他神圣化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举世无匹的状态，排除其间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应该说，时至于今乃至于百代以后，诸如精忠报国、取义成仁、勇武刚毅、诚信劲节之类的道德行为激励，仍不失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基准线上，江湖与庙堂都可以保持心气相通。

然而，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多曾因袭传沿的那种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灌输臣民的是一套，放纵自身的是另一套的虚伪根性和丑恶作派，又常使“义”字旗号蒙尘或污损。一个殷鉴未远的史例，距今不过百把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避难，途经山西时，晋商“日德昌”商号承担起了全部费用，还送给他们不菲的旅资，事后慈禧赐匾“急公好义”嘉奖。但随之而来，清政府和地方官加重了对晋商的“公义”摊派、侵吞和私相勒索、占取，致使一部分晋商相继倒闭，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营银行“日升昌”商号。恶风流弊，非止一端。江湖版同样带着不少先天缺陷，迄今犹存的哥们义气就与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并不同一，拉帮结伙、恃强凌弱、掌红吃黑、逼良助恶更与帝王将相者流的类似行径出自一辙，充其量小巫见了大巫。对所有负面存在，关羽都不能担负责任，只能由崇拜“武圣人”的人善加鉴别。


有媒体宣称，“武圣人”崇拜传衍到当今，业已波及160 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关帝庙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其中档次最高、规模最大者，在关羽的祖籍山西运城解州，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每年九月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节”，按照民间方式举行隆重祭祀。当地还打算，效法山东曲阜给“文圣人”孔子制作标准像，也
“武圣人”关羽制作标准像。我无法核实报道内容是否确切，也无心对于相关举措略陈刍见，我竭诚尊重信仰的自由。但就我所知，如今遍及城乡的关庙香火繁盛，不少人甚至把关羽塑像请进了商厦、酒楼、吧厅和私宅供奉起来，祈祷的主旨却大都是神佑招财进宝、走运升官，而不是什么忠义仁勇。我还从历史事实得出一个象，即便在把关羽神圣化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大清王朝，“武圣人”也没有满足庙堂和江湖基本的愿望。因而我认为，把关羽请下“圣坛”，让他恢复三国时期那个“万人敌”关羽的真实形象，更有利于今人和后人学他什么，不学他什么。顺便提一句，孔子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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