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君主教育何以失败

美妙生活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视。明中叶被誉为弘治中兴的名臣丘浚认为：“一心兴邦，一心丧邦。”“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皇帝是百官的表率，皇帝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治国首先要求君主有良好的品性，“所以
必先格君心之非也”。把皇帝的品德列为治国的首务，为此他晋献《青宫勉学》要小皇帝记住：“祖业起艰辛，皆由俭与勤。每当温饱处，常念冻饥人。治必期尧舜，学须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圣贤书。”
　　程朱理学在明代是主流意识形态，程颐、朱熹的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是宫廷教育的范本，天子从少年起就要熟读、铭记，以预防君主长大后有可能发生的过失。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贤明君主，然而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中，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又往往失效，张居正对少年天子教育的失败就是典型的一例。
　　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可谓呕心沥血。他为了营造宫廷的读书氛围，鼓励小皇帝读书，让宫女、太监都接受经书教育，使后宫无人不读书。对神宗的起居日用、为人行事，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他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书名取之唐太宗的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见兴替。”故以“帝鉴”命名。书中讲了117个帝王故事，有81件“圣哲芳规”记载圣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辙”阐述暴君的恶行劣迹。文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个故事，配有插图，文后附有解读，言简意赅，生动有趣，堪称一部优秀的帝王启蒙读物，后来远传到日本，广为流传。
　　神宗自幼就接受非常严格的教育。隆庆六年（1572）6月，10岁的神宗刚接位，父丧未毕，就被关进书斋，进行日讲，又规定，每月三、六、九视朝，视朝后还要温书，非大寒大暑不停止这一课程。
　　每天日出，皇帝进膳后即开始读书。先要诵读《大学》十遍，《尚书》十遍，再由讲官开讲，完毕，看章奏文件；近午要听讲《通鉴》，午膳后才能还宫。上朝之日，仍要温习字帖并加以练习。11岁的神宗喜好书法，作为帝王这也受到限制，在张居正看来：“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的贤明君主，都重视修德养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艺。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作曲。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都能文善书，精通绘画，但都无能挽国家的乱亡。君主要以道德修养为重，岂能以一艺沾沾自喜。”神宗刚满14岁，张居正就把他爷爷嘉靖的242件文档，交给他学习治理。不停地进呈四书直解，进呈大宝箴，进呈皇陵碑，进呈宝训，进呈御札，进呈百官图御屏等，使一个少年背负这样的重担，连书法的爱好也不能尽兴。
　　此时的神宗对张居正甚为畏惧，背诵《论语》，偶有失误，居正说一声读错，神宗也会吓得一跳；对冯保也有所顾忌，读书时稍有松懈，一见冯保，急忙正襟危坐说：“大伴来矣!”作为一个少年免不了爱好玩耍，可是神宗却没有这个幸运。有一次，夜间跟随太监孙海到别宫游乐，穿窄袖小衣，学着走马持刀嬉戏，被李太后知道，罚了长跪还不算，又写下罪己诏才作罢。还有一次偶而在宫中唱戏，突闻有巡城御史的呵呼声，赶忙停下来说：“我畏御史!”
　　应该说年幼的神宗还是接受教诲的，当张居正与神宗讲述宋仁宗不喜珠宝时，神宗说：“贤臣才是宝，要珠玉又有何用?”居正表示赞同：“圣明的君主贵五谷而轻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以无益害有益。”又说：“皇上能想到这点，那是社稷生灵之福。”《明神宗实录》记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拭之不灭。辅臣都以为是祥瑞，神宗一看，很不高兴地说：“这是作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祝贺的，道喜的，闹得沸沸扬扬。神宗的爷爷嘉靖为此不断地要群臣写青词，上贺表。神宗小小年纪却不轻信，当场揭穿这是谎报，说明这位少年天子不仅深明大义，还有自己的主见和才华。年幼的神宗还撰写《劝学诗》勉励士大夫：“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书万卷，那得近君王。”颇有帝王气派。但也因为教育的过分苛刻，使他失去童年的欢乐，甚至连喜好书法也被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