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杂说汉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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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处于一个很独特的地位，这里有它所处的时代缘故，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确有很大的不同，这些特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公元2世纪后中国社会至少4，5个世纪的走向（包括三国时期）。
   
    从公元25年到220年被曹丕取代，整个东汉王朝其间共有14位皇帝，平均每人在位仅十多年而已。
    幼小的太子即位，这对父亡子继制带来的最大影响便是年轻的太后开始获得对朝政越来越多的干预力，同时将来自本族的父兄等人安插在朝廷重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势力越积越大，最终便形成了后人所谓的拥有诸多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特权的外戚集团。
    在东汉历史上，外戚对朝政的干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将手爪伸到皇位继承权上。例如史载汉质帝只因对梁太后之兄梁冀说了句“跋扈将军”的评论就被他所毒杀并另立新帝。
    外戚****本非东汉才有的现象，对一个采取血缘继承制的封建国家来说是无法根本避免的，有名的象秦国历史上的宣太后，汉的吕氏，唐的武氏（还被她成功了）还有很多都是如此，但东汉王朝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却是相当的独特。
    那就是依靠宦官的力量，也就说用一种来自宫廷的势力去抵制另一种宫廷势力。
    幼小的皇帝长大了，他要从强大的外戚集团中夺回原属于自己的权利，但面对已被外戚把持的朝政，所能信赖的人实在不多，这样一来常伴皇帝左右的宦官顺理成章的变成了皇帝的亲信，有少量的宦官开始被皇帝安排在要职，同时他们又因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皇帝的日常政务，此后变慢慢成为了对抗外戚的主要力量。
    宦官与外戚的争斗开始不断产生逐步升级。较早的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迫大将军窦宪自杀；另有以孙程为首的宦官拥立年仅11岁的顺帝，杀害了外戚阎显及其家族；上面提到的梁冀在梁太后死后，由于桓帝与宦官单超发动兵变也被迫自杀，全族遭诛。等等许多。
    因一定程度上宦官集团得到了皇帝的首肯，或出于其他某些原因，在对抗中渐渐占据了上风。而一旦掌握了朝政实权，该阶层即显出了与外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专横与残忍，但在实政能力上却又逊色不少。所谓宦官专权，朝纲败坏大概就是指此种情况。
    不甘心于落败的外戚集团转而寻求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支持，但两次党锢之祸，所带来的只是双方更大量的流血。
    189年，少帝继灵帝位，大将军何进密谋诛杀以张让为首的宦官，但事泄反被害，校尉袁绍趁势攻入禁宫，对宦官展开大屠杀，许多未留须年轻男子惨遭误杀，东汉宦官外戚之争就在悲剧中结束了它的最终幕。
    虽然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性，但作为最高施政者内部假如深陷权利斗争不可拔的话，必导致政府职能部门低效化，无力化，政令不明。事实证明斗争的双方都扶持大量亲信党羽，让才能中庸的他们身居要职，为自身集团利益勾心斗角而置施政于不顾，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官路，使大批有政治才华和抱负的中下层地主阶级无法踏上仕途，这样的恶性循环对王朝的衰亡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很同情宦官的遭遇，他们大多是因家境贫寒而被迫入宫。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借助他们的特殊身份来监察百官，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处处提防加以限制，惟恐重蹈覆辙。但即便如此，宦官乱政的行为仍是屡禁不止。
    不过历史上的宦官乱政大多是个别出现的，所借助的无非是某个皇帝的宠信而已，象东汉那样，作为一个拥有相当实权的政治集团与朝中士官相对抗是少之又少。唯一例外的大概只有明了，不过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切齿，但其时的锦衣卫东西厂已是一个合法的行政部门了。

追溯乱世的源头   
   
    虽然其间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人们还是习惯把从189年到589年隋统一全国的前整4个世纪称为乱世。
    刘秀能在各路义军和数支军阀派系中脱颖而出，来自地方豪强尤其是是南阳一带的财力人力支持绝对功不可没，刘秀本人即为南阳望族出身。东汉王朝建立后，这些家世雄厚的豪族就构成了整个东汉政权的上层统治阶级，统治者们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稳定自身的统治基础，赋予其相当的特权，保证这些地方豪强的领土私有权，减免其税收额，默许其吞并他人土地的合法性（这在许多封建王朝初期时明令禁止的！），对地方政务有相当的自主性，在中央又享有朝廷高官的待遇（累世如此，便有了我们所谓的四世三公），甚至允许他们以保护自身利益之名建立私人武装集团。而无法承担高额税收的下层农民，还有各类工匠商人的大批投入这些豪强门下，企求庇护，结果如象滚雪球般越积越大，最后使得这些豪强领地成为拥有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并流通及具有相应管理层的小型社会，难怪有人会把该时代与西欧中世纪的地方贵族领地制相比。
    在西方史学家看来，中国隋唐甚至明以后才算真正跨入君主集权制，而且他们习惯把集权与封建两概念分开，以至作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之所以这么认为，私以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君主制的实质即中央集权的程度，因为只有在隋唐或明以后，中国才彻底从分封或地方割据的状态下走出，进入统一的郡县制，地方政务由地方官吏决定，而官吏的又完全由皇帝一人任免。因而，从政权结构组织形式来考察社会发展阶段的西方学者与较多接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论难免大相径庭。
    但无论两者何为更妥当，所谓中国的君主制社会在其前期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确是有限的。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短命的秦朝。〈史记。秦本纪〉载：“分天下以三是六郡，郡置守、尉、监。”
   承袭周的裂土分封抑或推行垂直郡县，孰优孰劣，在当时以至后世都有过激烈的争辩，但乌无论会得出何种结果，“想以纯暴力为先导用前所未有的理解程度来变革存在已久深入人心的社会制度，所得到的回报只是更为激烈的暴力行为”，秦二世而亡，很难说其对于传统社会体制与观念过于本质性的摧毁所引起的更为激烈的反弹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像张良，项羽张耳陈余等等许许多多这些看的见和看不见的六国遗族在秦帝国的坍塌中都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初统治者在归纳秦早亡的原因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为避免中央政权在危急时孤立无援的境地，巩固王朝的安定，应分封各路诸侯作为中央政权的屏障。除了极少数在王朝建立初期即被夺爵的异姓王外，绝大部分都是同姓王。
    但曾有的和即将有的事实都证明血缘关系绝非维持王朝巩固的有效纽带。诸侯王在地方上拥有太完整行政权的后遗症甚至熬不过第三位皇帝景帝。七国之乱终于使武帝下定决心削番。采用了诸如扩大诸侯王位继承权，派遣监察官任职诸侯国~~~~等。但出于，在我看来那是人们尚无法完全摆脱先秦时“王裂土以封诸侯”的那种人类社会早期的理想状态的影响所采取的一种中和态度，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最多只能算是改良或是量变而已，并未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地方强权的温床。不过幸运的是，似乎从此时到王莽乱政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央与地方大规模对抗的局面。
    如果说诸侯王坐大源于西汉统治者或出于巩固中央政权的稳定意愿（事实证明适得其反）或出于对传统的依附心理，那东汉社会各地豪强林立则可以说是西汉后期社会经济状况的直接延续。
    西方史学家曾对历史上王朝不断循环的过程进行过整体描述，其中关于经济部分是这样的：
    “王朝刚建立时保持安定和繁荣，社会的安定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使收入增加、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配到公路、运河、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境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而赋税大部分压在自耕农头上。自耕农开始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的土地越多，政府的岁入更加下降，而落到日益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加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动乱中大地主被消灭，并从新产生大量的自耕农。”
    如本文开头所述，豪强出身的光武为了得到地方大族的支持，采取了相当的经济政策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促进了地方小集团的产生。而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一个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才会显现的社会状况在东汉王朝的初期就作为一个重要社会特征而存在。
    说到这儿我想补充几点。说东汉社会结构特征是豪族的存在并不等于说东汉社会就没有自耕农，如果这样说就无法解释黄巾军揭竿的最主要原因，也等于说东汉王朝根本是一个实质上分裂的政权，事实并非如此，它只是一个区别于其他曾有的封建王朝的特征，至少在初期它的存在并未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安全，但随着社会发展，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投入个人集团，剩下的农民被迫承担更多的经济和军事负担，而豪强的野心也随着实力的发展而膨胀，前后两者关系的互动造成恶性循环，最终合力将东汉王朝推向没落的深渊。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和西汉社会的区别，豪强的形成不再是以皇室血亲以地方统治权为基础，而开始摆脱这两者突出偶然出现的个人或集团的作用。当然这也就成了后世门阀的最初形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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