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军事史【节选】

蓝盾

特里卡梅伦会战·塔吉纳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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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士丁尼一世，也被尊称为“大帝”，在东罗马诸帝中是最著名的一个，但他本人却是一个野蛮农民的儿子。他出生于483年，出生地为依利芮孔的达达尼亚地区。他在523年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特欧多娜结婚，她是君士坦丁堡兽场中一个饲熊人的女儿，也曾在亚历山大城当过妓女和舞女。这个女人有坚强的决断和勇气，对她丈夫具有极大影响，当他做了皇帝之后，就指派她共治天下。
　　查士丁尼是一个对于工作永远不感到满足的人，也是一个中央集权主义者，被称为“永远不睡眠的皇帝”。他不仅自封为凯撒的继承人，而且也以最高宗教领袖自居。在他一生之中，有两个坚定的信念：（一）重建西罗马帝国，（二）镇压雅利安异教徒。所以他所进行的战争都具有十字军的意义，他认为他有领导世人进入基督圣城的使命。但是在他开始进行这个工作之前，必须先找到一个侵略的借口，此外，当他嗣位之时，东罗马恰好正与波斯人进行战争。
　　他对人才有良好的鉴别能力，从禁卫军中他选出了一位军官来指挥东面的战事。这个人就是贝利撒留，他大约于505年出生于马其顿。530年他在达拉对波斯人赢得了一个惊人的胜利，不久他就被召回君士堡丁堡，并与波斯人匆匆地缔结了和约，原因是迦太基发生了革命。格斯里克的一个曾孙格里梅尔篡夺了汪达尔王希尔德里克的王位。希尔德里克以皇帝属国的身份向君士坦丁堡求援。于是查士丁尼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来发动他的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当贝利撒留正在准备收复非洲的工作时，突然又发生了一个号称“胜利”的叛变，几乎使查士丁尼的皇朝告终。532年1月11日，皇帝在赛马会中受到观众奚落，纷乱的情形迅速蔓延。在君士坦丁堡城中，本有两个对立的党派，一为威尼蒂，另一为布拉西尼，现在却联合起来攻击皇宫，纵火焚城，并宣布拥护前帝阿那斯塔休斯的侄子海帕图斯为帝。情况十分危急，查士丁尼已经准备逃走，可是特欧多娜在议会席上大声疾呼道：“啊，皇帝呀，如果现在你只想着逃命，那是毫无困难的，因为我们有的是钱，而且在海上也有的是船。但是如果你考虑到逃亡之后怎样办，那么你就会宁愿死而不想要这种安全了。至于我个人，却相信一句古话----皇权是最好的坟墓。”
　　这番慷慨激昂的论调激起了皇帝和群臣的勇气。于是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奉命镇压这次叛乱。纳尔塞斯是一位宦官，他是一个中年的亚美尼亚人，现任内务总管。贝利撒留率领军队作战，而纳尔塞斯则携带一大袋黄金偷偷地溜出了宫门，用赂贿的手段使威尼蒂的领袖再向皇帝效忠。当听说叛徒大部分集中在赛马场内，贝利撒留就设法冲进去，在另一位将领蒙都的帮助下突然发动攻击，一口气杀死了35,000人。这个“胜利”叛乱遂被镇压，我们对它的主要兴趣就是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两人都在这一幕中上场，因为他们两个人也就是后来收复意大利的主角。（注：威尼蒂和布拉西尼为赛马时的两个对立团体。前者受到皇帝的支持，而后者则由皇后加以鼓励。所以在平时，皇帝和皇后两人实际上分别控制着君士坦丁堡城中的流氓势力。）
　　这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实在很难找到同样的例子，比起三十年战争中的古斯达夫和华伦斯坦之间的差异可能还要更大。在532年，贝利撒留只有二十七岁，而纳尔塞斯却已经五十四岁了。贝利撒留从青年时代就一直从军，而后者却是到了中年以后，才开始参加军事活动。贝利撒留体格高大，相貌英俊。纳尔塞斯却身材瘦小，貌不惊人。前者具有旋风般的作风，勇敢到了鲁莽的边缘，同时又有机敏的心思。他那鄙吝成性的主人给与他的工具，差不多总是不适当的，而他却从不畏缩，照样能够战胜敌人。纳尔塞斯却内心毒辣，态度恭顺，非常狡猾而且工于心计，如果他认为工具不适当，就决不肯用他的荣誉来孤注一掷。他们都是优秀的战术家，但是就战略才能来说，纳尔塞斯似乎还略高一筹，同时他也更擅长治国之道。
　　贝利撒留是一个仁慈的征服者，他总是尽量减少战争中的恐怖成份，有时不免有点妇人之仁，甚至使他在战略上受到不利影响。反之，纳尔塞斯却能正确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决不能因为其他考虑而影响到政治目的。皇帝非常信任他，而对于贝利撒留则不一样，因为贝利撒留的成就太大，所以经常引起查士丁尼的疑忌。纳尔塞斯因为是个太监，没有篡位的可能性，所以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对比说来，贝利撒留的妻子安托尼娅却是他最大的包袱。她的出身也和那位皇后一样不高贵，不过那位皇后要比皇帝小二十岁，而她却比贝利撒留大二十二岁。可是在他们结合之后，贝利撒留对她的庞爱却始终不衰。在所有战役中，她总是随伴在一起，她对贝利撒留的影响之大，正如特欧多娜之于查士丁尼一样，可是却常常使他的名誉和事业受到不良影响。这个女人到了老年时更是淫佚放纵，可是非常奇怪，这个伟大的名将却始终愿意做她的奴隶。正如吉朋所批评的，他对她的那种无比耐性和忠诚，似乎不是在一个“男人”的性格之上，就是在它之下。
　　虽然在这个“胜利”的屠杀中，有许多无辜人民也送了性命，可是从政治观点上来看，这次流血却大有价值，因为从此在君士坦丁堡中的流氓势力被削平了，于是查士丁尼的权威不再有其他内在威胁。所以他可以集中全力来发展他的帝国计划，最眼前的目标就是从汪达尔人手里收复非洲，并在他们的地域中消灭雅利安主义。
　　在军事工具方面，他比起戴克里克和君士坦丁两位大帝就差得太远了，因为自从他们的时代以后，罗马的陆军已开始腐朽崩溃。过去庞大的边防军已差不多化为乌有，其他野战军也仅仅是在名义上存在着，而兵团的名称则已变成了古董。在阿那斯塔休斯、尤斯丁和查士丁尼三个朝代，罗马的陆军在名义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帝国正规常备军，分步兵和骑兵两类，但是已经衰朽，甚至连奴隶也成了召募对象。第二种是纯粹的雇佣军，各民族都有，尤其以匈奴人为主，他们都是以打仗作为发财的手段。第三种是拜占廷各地方官的武装卫士，虽然他们属于私人军队性质，但除了向直属长官效忠以外，同时也要宣誓效忠皇帝。查士丁尼派往收复非洲的兵力，就是由这种高度非民族性和雇佣性的部队所组成。
　　因为要征服的地区是那样广泛，而对格里梅尔的实力又无法作确实估计，所以查士丁尼分配给贝利撒留的兵力实在是少到了危险的程度。共有10,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实际上几乎完全由蛮族组成，这是从帝国各地区中召募来的。也和一般的佣兵一样，虽然这些单兵都具有良好的训练，但他们的忠诚也绝不可靠。在胜利时像野兽一样的凶猛，一旦失败，就可能反噬主人。
　　为入侵战作准备时，贝利撒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何处建立他的前进基地？把军队集中在埃及境内，然后取道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前进，因为补给的困难，这是一个不在考虑之列的问题。若是把基地设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再渡过地中海，则未免又太冒险，因为不仅有遭遇风暴的可能，而且汪达尔人也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所以贝利撒留最后决定取道西西里前进。因为阿玛娜·希莎一向对于帝国表示好感，而她与汪达尔人也正在交恶，由于527年希尔德里克处死了她的姑母阿玛娜·伏妮塔，所以她保证东罗马远征军在西西里岛上将获得友好的接待。这个决定终于使她自己的民族遭受了灭亡的厄运，因为如果没有西西里作为基地，那么这次远征可能不会成功，而在它失败之后，意大利也就可能不会受到入侵，东哥特帝国就可能继续支持下去，这对西方而言应该是一件幸事。
　　533年6月22日，东罗马远征军在君士坦丁堡上船，共有500艘船（最大的载重750吨，最小的只有45吨），由两万名水手驾驶，有92艘快速的小战船护航，由两千名拜占廷奴隶划桨。因为风向不利，他们在伯罗奔尼撒的梅多尼停留了很久，因为食物不良，有五百名士兵病死。最后才达到了扎特，在那里又遇到飓风，花了十六天时间才到了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应该感谢阿玛娜·希莎，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现在贝利撒留面临的就是情报问题，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他对汪达尔陆军的实力和位置、以及在非洲的最好登陆点在那里，似乎都一无所知。他所知道就只限于这一点：汪达尔人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如果他的运输船只在中途被他们拦截，就可能会全军覆没。他与历史家普罗库波斯商量，后者在对波斯的战争中就是他选择的法律顾问。他派普罗库波斯到叙拉古去，表面上装作购买粮食，实际上却尽量搜集情报。他回来报告说，格里梅尔完全不知道这支远征军已经离开君士坦丁堡，而他的精兵正由其兄弟特查宗率领，在撒丁岛上镇压一个由查士丁尼煽动起来的叛乱。
　　没有浪费一分钟，贝利撒留立即命令部队上船，扬帆出海。他一路经过马耳他和戈佐，在九月初望见非洲海岸，距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之日已经快三个月了，他在崩角以南130英里的卡普特瓦达登陆，受到当地人民欢迎，他建立了一个设防营地，到处散发查士丁尼的布告，说远征军只讨伐格里梅尔一人，绝非对人民作战。接着向北朝迦太基进发。他的前卫为300名骑兵，由约翰率领，另有600名匈奴骑兵掩护他的左翼，而全部舰队则在他右面沿海岸行驶。9月13日，前卫到达阿德西姆隘路----从迦太基算起的第十个英里的里程碑。当听到敌军登陆的消息之后，格里梅尔的第一个意图就是设法拖延战争，以等待他的兄弟的精兵可以召回应战。同时他也痛恨他祖先的政策，把非洲城市的要塞工事全都拆毁了，以至迦太基处于无掩蔽的地位。以后，他又听到贝利撒留的兵力是如何渺小，于是命令在迦太基负责指挥的兄弟阿曼图斯，准备进攻入侵者；同时他也将希尔德里克本人和他所有亲友都一律处死了。
　　格里梅尔的计划未免过于复杂：他决定等敌人已经进入隘路之后，就联合起来从三个方向向敌人进攻。阿曼图斯从迦太基城出发，攻击敌人的前卫，辛巴穆德从西面越过山地攻击敌军左翼。普罗库波斯认为贝利撒留能够逃避毁灭实在是万幸。事实上，因为精确的时间配合才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在没有钟表的时代，要想使三个纵队同时作战，根本上就不可能。
　　9月13日，阿曼图斯出了迦太基城，在其他两个纵队尚未就位之前就开始攻击，结果他本人负了重伤，于是他的部队在恐怖中四散飞逃。接着，辛巴穆德也开始发动攻击，但又被匈奴人的侧卫击溃。等到这两支兵力都失败之后，格里梅尔还一点都不知道，由于在山地中迷失了方向，并未能打击在敌军主力的后背上。当他到达到阿曼图斯战死的地方，却与贝利撒留的先头部队遭遇，他将他们击败了，败兵纷纷逃走，而且使未曾交战的八百名步兵也随之溃散。如果格里梅尔知道如何把握时机，那么胜利已经是属于他的了。因为当时在场的普罗库波斯曾这样说道：“如果当时他要立即实行追击，我认为即使是贝利撒留也会感到无法支持。反之，如果他立即向迦太基城进发，那么约翰的部队就会被全歼，因为他们正在三三两两地搜劫死人身上的财物，简直毫无秩序可言。如果他退入城中自保并捕获我方离城最近的船只，那么我们的胜利希望和回国的退路也就完全断绝了。”可是格里梅尔却完全出乎敌方意料，当他发现他的兄弟尸体已经残破，不禁抚尸大恸，立即放弃了继续攻击的念头，而忙着为他兄弟料理丧事。此时，贝利撒留已经收集了残余部队，在黑夜尚未来临之前，发动了一个反攻，把汪达尔人击溃了。
　　第二天，拜占廷的陆军进到迦太基城边，发现汪达尔部队大部分都已撤出该城。9月15日，城门打开，贝利撒留引兵入城，受到居民的欢迎。他心里还时时害怕他的敌人，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修补城防工事，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些工事差不多都已成为废墟了。此时，格里梅尔已经退到了一个叫作布拉里吉亚的地方，在迦太基城西约一百英里。在那里，他集合了他的残部，仍然还是一支强大兵力，他派人到撒丁去要求特查宗赶快前来支援。当特查宗到来之后，格里梅尔的兵力就更加强大，依照普罗库波斯的记载，说他的兵力要比对方强过了十倍。（注：这是过份夸大的说法，因为在特查宗前往撒丁时，兵力也不过五千人。）于是他派人潜入迦太基，破坏了供给城内饮水的水道。其次，他知道贝利撒留部队中的匈奴人，对他们服役的条件感到不满意，所以又派人去活动，使他们答应在下次战斗中倒戈攻击罗马人。以后，格里梅尔退往一个叫作特里卡梅伦的地方，距离迦太基大约只有十八英里，在那里建筑了一个设防营地，静候贝利撒留出击。
　　当贝利撒留听说他的匈奴部队不稳定之后，就用各种手段来笼络他们。最后结果是他们决定在下次会战中，不马上打击拜占廷军的后背，而是先采取观望态度，等看清楚哪方面获胜之后再动手。这一事件足以说明出来雇佣军的危险性，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抢劫，而胜利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一种手段而已。
　　当他的匈奴部队暂时决定保守中立之后，贝利撒留决定采取果敢行动与命运赌博，尽管他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还是照样进攻。在这种环境之下，这算是一个果敢的决定，但是他对敌人的判断却是非常正确的，从他对部队的训话中就可知道。他说：“现在说到汪达尔人的乌合之众，你们每个人都不必去考虑。因为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数量，而是勇气。”
　　他命令约翰率领全部骑兵（1,500骑）领先进发，第二天，大约是533年12月的中旬，贝利撒留率领他的全部步兵，连同剩余的500名骑兵，也向特里卡梅伦进军。那天夜间，他在距离敌营相当远的地方宿营过夜。当格里梅尔知道他来了之后，就向自己的部队训话说：宁可战死而不要使格里梅尔的荣誉含羞。大约在正午时候，他引兵挑战，突然前进到约翰的骑兵部队前面，那些人正在准备午餐。他本应抓住这个好机会，不等敌人布阵就开始攻击，但他却停下来等候。如此缺乏将才，焉有不败之理。约翰迅速命令他的部下上马，把他们分为三个集团，自己指挥中央的兵力。贝利撒留也听到敌人进攻了，便把步兵留在后面，亲自率领500名骑兵赶来助战。此时，格里梅尔也把他的骑兵分为三个集团，由他的兄弟特查宗指挥中央的兵力。汪达尔人奉到的命令只准使用刀剑。
　　普罗库波斯告诉我们说，隔了相当长时间战斗才开始。约翰率领一小队经过挑选的精锐骑兵，越过夹在两军之间的一道溪流，向汪达尔人的中央部分冲锋，但马上被特查宗击败，约翰退回本阵之后，接着又进行第二次的突击，但仍被逐回。最后，他集中兵力作第三次尝试，在喊声震天之中，发生了激烈的格斗。特查宗被砍倒了。这是拜占廷方面挥动全部骑兵进攻的信号，他们渡过溪流向敌军进攻。敌军从中央部分开始崩溃，不久即全部溃散。这时，匈奴人看到罗马人获得了胜利，也就依照他们自己的约定，马上加入追击。汪达尔的骑兵全部被驱逐到他们的设防营地中，而拜占廷军也就马上开始洗劫死人身上的财物。
　　骑兵的战斗所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而主力会战还没有开始，因为贝利撒留的骑兵无法攻击汪达尔人的营地。此外，双方的死伤都不算重。罗马方面在五十人以下，而汪达尔人大约为八百人。到黄昏将近时候，拜占廷的步兵才赶到，贝利撒留命令他们攻击敌人营寨。当格里梅尔一看到他们到来，马上忘记了他早上勉励部下死战的训话，一言不发就跳上马背，向通往纽米迪亚的道路逃走。国王逃走之后，全军马上大乱，所有人员各自逃命，唯恐逃得不快。于是贝利撒留很轻松地大获得全胜。
　　这支无头军队如此崩溃固然令人叹为观止，可是接着在拜占廷军方面所发生的情形也同样奇怪。当汪达尔人弃营逃走之后，遗留下来的财富实在不少，于是贝利撒留的全军马上也就瓦解了，三五成群的各自去搜寻他们自己的好运。在这个地形险恶的区域中，到处都有受到敌人狙击的危险。可是他们既不害怕敌人，也不尊重贝利撒留的命令，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发财。如果敌人真的发动攻击，那么罗马军就可能一个都逃不掉。
　　第二天上午恢复秩序之后，贝利撒留命令约翰领兵追击。直到534年3月，汪达尔王已经绝食度日时才投降。不久，贝利撒留凯旋归国。当贝利撒留离开非洲之后，穷凶极恶的税吏也来到了。在他们勒索之下，有许多已经与汪达尔妇女结婚的拜占廷人也都开始叛变。同时，当地的雅利安人因为被禁止不得为他们的孩子举行洗礼和进行一切宗教礼拜，所以也揭竿而起。接着在全面纷乱之中，摩尔人也乘机作乱，在这些收复的省区中扰乱蹂躏了三年以上的时间。吉朋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上说：“在有些地区，一个陌生人可以漫游一整天而看不到一张友人或敌人的脸。当普罗科阿斯最初在那里登陆时，他对当地城市乡村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很感羡慕。不到二十年光景，这个一度繁荣的景象已经变成了满目凄凉。有钱人都逃往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据普罗库波斯的《密史》记载，在战争和查士丁尼皇帝的统治下，非洲人口损失超过了五百万人。（注：这个数字明显是过分夸大）
　　非洲的征服使查士丁尼有了一个良好的补给基地，便于向意大利方向作战。534年，当汪达尔王国灭亡之后，提阿达哈德也恰好杀害了阿玛娜·希莎，于是他马上以此为借口出兵。共有两支兵力，一支由蒙都率领入侵达尔马提亚的哥特省区，另一支由贝利撒留率领侵入西西里。因为这位皇帝生性鄙吝，所以这两支兵力都小得可怜。蒙都的兵力也许不过三四千人，而贝利撒留也只有7,500人。
　　检讨这次战争的初期经过，使我们发现贝利撒留以少胜多的原因似乎是他有超人的将才和优越的兵器，而同时在意大利，也和在非洲一样，所有的罗马籍人口都一致拥护他。他知道以这样微弱的兵力要想与哥特人野战，绝难获得成功。同时他又知道哥特人对围城战最不擅长，所以他尽量避免缠斗，尽量利用有城墙的城市来增加他的力量，而且也强迫敌人在围攻时自动消耗兵力。但他的战术却绝非静态的，因为他也经常从所据守的城市向敌人发动突击，他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他拥有比较优越的“投射”能力，他自己这样解释：
　　“一切差别就在这里：所有罗马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匈奴人都是优秀的骑弓手，可是哥特人却没有这种作战方法的经验。他们的骑兵只惯于使用长枪和短剑。他们的弓弩手是徒步进入战场，并且得到重装骑兵掩护。所以他们的骑兵除非在近战中，否则当对方使用弓矢时，根本没有自卫能力，因此可以很容易地用弓矢歼灭他们。至于说步兵他们绝对无法对抗对方弓箭的攻击。”
　　535年年底时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登陆，在那里受到人民的欢迎，除巴勒莫以外，其余所有城市都自动开门迎降。一旦当巴勒莫被攻陷后，提阿达哈德马上感到非常恐惧，立即向查士丁尼求和，愿意以接受一笔钱为条件自动献出意大利。但是谈判进行时，贝利撒留又被召回非洲去镇压一个叛乱，而蒙都在达尔马提亚境内战败被杀。这些意外事件使这位懦怯而多变的哥特王马上改变初衷，并拘禁罗马的使臣。于是贝利撒留奉命进兵，他在536年5月渡过墨西拿海峡，围攻那不勒斯，并从一条水道进入该城。此时，拜占廷政府又运用外交手段与法兰克人建立了同盟关系，正好像当它与汪达尔开战时曾与东哥特人保持友好关系一样。于是提阿达哈德开始面临两面战争。
　　当那不勒斯被攻陷之后，提阿达哈德被族人废弃，另外推选一位叫作维格蒂斯的武士为王。为了稳定地位，维格蒂斯与妻子离婚，改娶阿沙里克的妹妹，提阿多里克的孙女缪塔萨为妻。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收买法兰克人，把高卢境内的哥特领士都割让给他们，以换得他们退兵。第二个行动是撤出罗马城，只留少数驻兵并把城市托付给教皇塞维利斯代管。这些行动可以说很聪明，但也引发了无穷的祸害。536年12月10日，尽管教皇对维格蒂斯发过誓，他还是开门迎接贝利撒留。维格蒂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遂于次年3月，率领大军十五万人（注：相当夸大）开始围攻这个永恒的圣城。这次围攻即令不是时间最长的，也算最惨烈的一次。
　　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毁灭罗马城的引水道。这个水道为一百万罗马人每天供水三亿五千万加仑。市内的浴室、喷泉、花园和住宅，以及数以百计的水磨（磨粉或其他工业）都依赖这个水源。虽然以后这个水道修复了一部分，但整个系统却始终未能完全复原，所以从此罗马城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大约在3月31日，维格蒂斯企图对罗马城进行一次大规模攻击，但却被贝利撒留的各种“投掷”兵器所击退，以后他就完全采取封锁政策。到了4月间，贝利撒留获得1,600名骑兵增援，他决定出击，准备一击之下结束战争。可是在那个紧急关头，他的部下却忙于抢劫哥特人的兵营，而不去切断敌人的退路----台伯河上的梅尔维亚桥。
　　12月又有援兵5,600人开到意大利，率领他们的是一位能干但头脑僵化的将领，也叫约翰，贝利撒留兵力既已增加，应该可以向敌人后方作战。他命令约翰和2,000名骑兵，进入皮色伦，蹂躏弗拉米尼亚大道在亚德里亚海边终点周围的地区。约翰却不遵从他的命令，并未首先毁坏维比罗和奥西莫两地的要塞就向利米尼挺进。凭着他的勇猛，在第一次突击下就攻入该城。这个果敢的行动，距哥特人的首都拉文那已在30英里之内，于是将维格蒂斯的算盘完全打乱了。他于538年3月12日，自动解围离开罗马向北退却。这正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一样，罗马之围对维格蒂斯而言，实在是哥特王朝在意大利的坟墓。
　　虽然约翰违反命令是罪大恶极，可是在他占领利米尼之后，贝利撒留应该采取的正确路线，就应是将错就错，扩张现有战果。可是他却并不如此，反而命令约翰撤出该城。约翰当然不肯服从，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而维格蒂斯也就针对这个弱点，立即赶往利米尼城，将约翰困住。同时，罗马防御战的成功，使贝利撒留的威名大振，引起查士丁尼的疑惧，害怕他会变成一个危险的敌人，于是就派亲信纳尔塞斯也到意大利去，表面上是帮助贝利撒留完成这个战争，实际上却是严密监视他。
　　纳尔塞斯的军队在皮色伦登陆，假定为安柯拉，那么距离利米尼就在60英里之内了----它的南面。当他登陆之后，马上为了援救约翰与贝利撒留发生了争执。纳尔塞斯主张应该加以援救，而贝利撒留则表示反对，因为前者是皇帝的亲信，所以后者只好顺从他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次非常优美的陆海军联合作战，达到了解围的目的。因此约翰当然只感谢纳尔塞斯，而不感谢贝利撒留，所以使两位主将之间的意见更为加深。
　　结果一切行动都采取折中和拖延方式，结果到539年年初，本来已经收复的米兰城又被哥特人攻克。哥特人的将领乌莱斯是维格蒂斯的侄儿，在占领该城之后即继之以大屠杀，根据普罗库波斯的记载，人民被害者共为三十万人。祸不单行的是意大利到处又在闹饥荒，单以皮色伦一个地区而论，饿死人数据说即有五万人之多。不久，这种二元化的指挥方式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于是贝利撒留迫不得已向皇帝提出了强硬的抗议。结果是查士丁尼只好召回纳尔塞斯。在解除了纳尔塞斯的烦恼之后，贝利撒留开始围攻费素里和阿西莫，这是在拉文那以南哥特人所据守的最后两个据点。正当作战之际，突然又有十万法兰克人，在法兰克王索迪伯特率领下侵入意大利，到处蹂躏，所过之处都成为废墟，并同时击败了哥特人和罗马人。不过因为当地病疫流行，迫使他们还是撤走了。（注：法兰克人所使用的兵器为刀剑，短把而两面开锋的战斧和护盾。他们的攻击方法为前进到极近的距离投掷他们的战斧来砍破敌人的盾牌，然后再用刀剑冲锋。）
　　到539年年底，这两个最后的据点都已被贝利撒留攻克，于是他才向拉文那进攻，这是维格蒂斯的最后根据地。但此时，匈奴人又有侵犯依利里亚、马其顿和戴内斯的趋势，同时又发现维格蒂斯已经写信给波斯王卡斯罗斯，唆使他从东面进攻罗马帝国，所以查士丁尼不免有点害怕，于是在540年年初，派出一个使节团到拉文那去，对维格蒂斯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在波河以北的全部意大利领土均为哥特人所有，以南的领土，包括西西里在内则归还东罗马。这是一个合乎政治家风度的建议，因为在意大利的北面还有凶猛的伦巴第人，西面又有同样凶猛的法兰克人，所以波河以北如能让这个哥特王国继续存在以作缓冲国，对罗马帝国是有利的。但是贝利撒留一心只想无条件结束这个战争，把维格蒂斯也和过去的格里梅尔一样当作俘虏献到查士丁尼脚下，所以他拒绝参加和谈，并禁止皇帝的使臣进入拉文那，并加强了围攻。
　　为饥饿所苦，而且也知道贝利撒留不肯妥协，于是维格蒂斯提出一个非常特殊的提议，也可说是最不自私的：他要求贝利撒留做西罗马的皇帝，换句话说，就是接受哥特人的王冕。贝利撒留过去曾经发誓，在查士丁尼有生之年决不造反，我们对于他的忠诚殊少疑问。不过他这次将计就计接受这个条件，似乎不算是一个光荣行为。他派人去跟维格蒂斯谈判，答应了一切要求，不过惟一保留条件就是必须等他入城之后才举行接受皇冕的宣誓典礼。540年春天，拉文那开城迎降。等到地位站稳之后，贝利撒留马上就取下了他的面具，虽然他没有洗劫这个城市，可是却拘捕了维格蒂斯以及所有重要的哥特贵族，并没收了大量的哥特财富，把三者都送回了君士坦丁堡。
　　这个背信行动固然不足为训，但却具有决定性，因为当拉文那被占领之后，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都望风迎降，只有维罗拉和帕菲亚两城例外。前者由依尔迪巴德据守，后者由乌莱斯据守。依尔迪巴德是西哥特王的侄子。所有剩余的哥特勇士，都纷纷逃往这两个城市，他们首先想拥护乌莱斯为王，在他拒绝之后，终于选举依尔迪巴德为王。
　　贝利撒留的不光彩行为最终不免害人害己。查士丁尼还是感到害怕，不敢让这位野心勃勃的大将留在拉文那的皇宫中，于是将他召回君士坦丁堡，甚至不让他举行一个正规的凯旋仪式，541年的春天，他被派往幼发拉底河去结束东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
　　当贝利撒留离开意大利时，提阿多里克的帝国已经只剩帕菲亚一个孤城。依尔迪巴德率领一千名残兵据守着它。可是不等这一年过完，他已经建立了一支大军，大部分是由拜占廷逃兵所组成，在特雷维索附近进行了一个大型的会战，击败了东罗马军，并收复了波河以北的全部意大利领土。他之所以能有这么伟大的成就，是因为自从贝利撒留去后，战争的指导分别交给十一个将领负责，其中没有一个人具有最高指挥权。所以他们根本不打仗，而只忙于抢劫。而且当意大利收复之后，东罗马的税吏也就像一群蝗虫一样飞来。这个国家早已残破不堪，哪里再禁得起他们的勒索，结果遂使人民铤而走险，终于形成无政府状态。
　　541年春天，依尔迪巴德被暗杀，承继他的人为艾拉克，他只做了八个月的国王，又为依尔迪巴德的侄子托提拉所杀。托提拉是一个很杰出的军人，因为他具有宽宏的度量，骑士的精神和过人的勇气，所以霍德金认为他是东哥特这颗大树上开出来的一朵最名贵的奇花。452年年初，他被选为王，在范查击败了罗马军，越过了阿彭尼斯山脉，又在莫吉罗击败了约翰。这一战使他几乎收复了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全部领土，只有罗马城和少数几个要塞例外。差不多贝利撒留征服的地区，已经完全丢光了，到543年5月，他已攻下那不勒斯，于是决定开始围攻罗马城。最后，这些事实引起了查士丁尼的注意，于是在544年春天，决定再派贝利撒留到意大利去收拾残局。
　　贝利撒留在戴内斯境内召募了一支兵力，一共不会多于四千人，他首先解救阿特南多，再沿海岸进到波拉，于是渡过亚德里亚海到达拉文那。在那里他上书查士丁尼，要求给与人员、马匹、兵器和金钱。不久，在545年秋天，托提拉开始围攻罗马城。这个城的守将是比沙斯，他把小麦屯积起来，然后用高价卖给军民食用。这个围攻使贝利撒留进到了波尔托和阿斯提亚，这是罗马城的港口，并在那里建立他的基地，但结果他却劳而无功，到546年12月17日，罗马城被内奸出卖给托提拉。依照普罗库波斯的记载，这个城市的总人口一百五十万人，不到五百个男人幸存下来。
　　哥特人又提出了和平建议，这一次查士丁尼却把决定权交给贝利撒留，结果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因为此时，约翰的部队正在蹂躏鲁卡尼亚，所以托提拉在把罗马所有的剩余人民撤出之后，就只留一支小型守军在那里，而自己去迎击约翰。贝利撒留立即乘这个机会，设法攻占该城。托提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回来，在两次攻城不下之后自动撤到了提弗里。
　　这样相持了两年之久，到549年年初，贝利撒留觉得劳师无功，自动要求皇帝把他召回君士坦丁堡。他的财富已经大大增加了，可是名誉却已经不如以往。（注：558年贝利撒留又奉命征讨匈奴人。到562年，因为有人指控他造反，被削除兵权。563年他又获得信任。两年后，在查士丁尼逝世前八个月他先死了。）
　　此时，托提拉又三度围攻罗马城，结果又是内奸卖城投降。于是他又提出和平要求，可是查士丁尼这次却不肯接见他的大使。不久东罗马军在意大利的据点就只剩下四个城市----拉文那、阿特南多、安柯拉和克罗托拉。
　　查士丁尼本来已经选定他的侄子日尔曼拉斯做意大利的统帅，但他尚未赴任就先病死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托提拉又占领了雷吉阿，越过海峡进入西西里，并再度征服了撒丁和科西嘉等岛屿。
　　当日尔曼拉斯死后，意大利诸将就都希望他的女婿约翰继任统帅。查士丁尼却觉得约翰的阶级不过与他们相等，恐怕他们又不服从他，于是决定派内务总管纳尔塞斯出任统帅。虽然纳尔塞斯已经55岁了，但仍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注：他死于573年，一直活到95岁。）这个任命是很得人望的，因为纳尔塞斯一向以慷慨出名，挥金如土，所以许多拜占廷武士都愿意加入他的部队。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皇帝的亲信，所以地位比贝利撒留还要强硬，皇帝对他的要求几乎无不应允，照普罗库波斯的说法，真是兵多财足。
　　当纳尔塞斯集中其兵力时，托提拉用三百艘战船去夺取亚德里亚海的控制权。他首先洗劫了科普岛，然后进到了艾普拉斯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并毁灭了那些准备从希腊为纳尔塞斯军队运输补给的船只。同时，他也加紧对安柯拉的围攻。这时，拉文那的守将是法利里安，就向在萨罗纳的约翰求援。虽然约翰曾经奉命必须等待纳尔塞斯到达后才准开始行动，可是他却发挥了主动精神，率领38艘战船出海，与法利里安的12艘战船联合赢得了一次海战，使安柯拉城解围。普罗库波斯曾经评论说：“这次会战击毁了敌人的精神，削弱了托提拉和哥特人的力量。”
　　于是托提拉再次求和，结果遭到查士丁尼拒绝，他似乎非常痛恨哥特人，非把他们从罗马境内肃清不可。为了增强他的地位，托提拉又与法兰克王索迪伯特谈判同盟条件，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芬尼提亚的大部份。他们约定在未击败罗马人之前，彼此间决不进行战争。
　　最后，在552年春天，纳尔塞斯已经动员了他在萨罗纳的兵力，从陆路进入意大利。他的兵力正确数字无法知道，普罗库波斯只是说多得异乎寻常而已，可能是两万人左右。和所有拜占廷军队一样，大部分都由蛮族佣兵组成----匈奴人、伦巴第人、吉普德斯人、西里西亚人，还有一部分波斯人----但主要却是靠他本人和大量的金钱。当他到达亚德里亚海的道路末端时，他发现法兰克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另外在查罗拉城，有一支哥特部队由特亚斯率领以作支援。因为他的船只数量不够，无法将他的人员从伊松佐河口运到拉文那的港口克拉西斯，所以他命令他的部队沿着海岸走，与舰队保持接触，而利用这些船只在河川和咸水湖上当渡船使用。
　　他平安到达了拉文那，与那里的罗马守军会合，停留九天之后才进到利米尼，该城正由哥特人乌斯德拉斯据守。纳尔塞斯把他击毙了，于是沿着弗拉米尼安大道前进到了法罗。在那里他知道只有坚固的佩塔图萨要塞尚在固守之中，于是向南前进到了西尼格里亚，从那里再转西，在卡格里跃到弗莱米尼安大道。从卡格里再作十四英里远的行军，就到达了阿德恩生碉堡，它监视着越过阿彭尼斯山脉的隘路，从这里向南即为一平谷地。当他听说托提拉已经迎面来到，纳尔塞斯就开始宿营，准备会战。
　　托提拉本来在罗马附近，当他听说纳尔塞斯已经到达拉文那的消息后，马上召回特亚斯，并率领他的全军（只留下了2,000骑兵随后赶上）越过了图斯卡尼，并在塔吉纳村中建立他的营地，在敌人南面相距约十三英里（注：他的兵力实数已不可考，但可能比罗马军要少得多。）在那里或是半路上，他接见了纳尔塞斯派来的使节。这个使节告诉他说前途已经毫无希望，劝他立即投降，不过又说如果他决心作战，便请他选定一个日期。他回答纳尔塞斯说，八天以后，我们决一雌雄好了。纳尔塞斯认为这是一个诡计，决定第二天就出战。他的判断并不错，因为第二天上午，托提拉已经前进到距离他的战线只有两箭射程那么远了。
　　两军在一个狭窄的平原上彼此相对，这个平原夹在希吉亚与塔地罗之间，在阿彭尼斯山中，东面为该山脉主峰的山麓，西面为一列丘陵----即古比奥山地。在罗马军战线左翼的前面，有一个独立的小山，它可以控制一条通到罗马军后方的山路。纳尔塞斯认识到这个小山的战术重要性，在会战前夜派了50名弓弩手去将它占领了，第二天上午虽然一再受到哥特骑兵攻击，但却始终坚守不退。
　　在会战中，双方都排列自己的阵线。托提拉还是依照哥特人的惯例，把骑兵列在前面，而把所有的步兵（多数为弓弩手）列在第二线，他的想法是要在一个冲锋之下，就击破敌军的中央部分以赢得这次会战。依照普罗库波斯的记载，说他命令全军只准使用长矛，不准使用弓弩或其他的兵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希望他的步兵干什么呢？这一点似乎颇为费解。
　　为了应付这种正面攻击，纳尔塞斯采取了一个新奇的战斗序列。阿曼爵士曾经指出，在克勒西会战中，爱德华三世也曾模仿他这个办法并且还把它当做是自己的发明。纳尔塞斯命令八千名伦巴第人、西里西亚人和其他杂牌部队都下马，中央正当着弗拉米尼安大道，摆成一个坚强的方阵。在它两翼，各用四千名罗马徒步弓弩手做为掩护。这两个侧翼向前倾斜，如果敌军冲入中央位置，就不仅会扑个空，并且两面会受到弓弩手的包围，暴露在箭雨之下。纳尔塞斯和约翰（日尔曼拉斯的女婿）指挥左翼，而法利里安和另一位约翰则指挥右翼。为了保护他的弓弩手，纳尔塞斯又把罗马的骑兵排列在他们的后面，每翼五百人。在左翼的小山之外，他又放置了一千名骑兵，命令他们一等敌人步兵开始行动就立即冲到他们后方予以夹击。
　　纳尔塞斯把主动权让给托提拉，等候他进攻。这个等候的时间颇长，因为哥特王想等他那两千骑兵到达后再作战。为消磨时间起见，他就一个人在两军之间的空地上，单独穿着光彩夺目的盔甲表演马术。最后大约正午时候，当那两个千骑兵到达之后，他就命令全体用膳而自己也脱下盔甲，穿上一件普通士兵的衣服。他这样做是想引诱敌人也解散行列吃饭，可以向他们发动奇袭。不过他失望了，因为纳尔塞斯早已下了严励的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阵地、坐卧或吃饭。不过他并非不准他们吃一点东西，所有人都只能站在原地进食，不准放下兵器而已。
　　中午用膳之后不久，哥特骑兵遂展开了会战的序幕，一直打到夜幕低垂时为止。虽然普罗库波斯的记载很简略----因为他并非目击者----可是实际经过却不难想像。哥特人并不注意敌军两翼的弓弩手，直向中央方阵冲突，结果是中央的骑兵为敌军方阵前的矛林（像刺猬一样）所阻，而两侧的骑兵又被弓箭射翻。立即有数以百计的哥特人落马，这些逸马四处飞跑，在他们的行列中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似乎只有第一次冲锋是有组织的，以后就是零星集合起来兵力各自为战。因为记载上始终没有说哥特骑兵退到步兵的后方重新组织兵力。快到黄昏时候，罗马人才开始进攻，这时哥特骑兵已无抵抗余力，立即向后退走。正如普罗库波斯所说的，他们并非想退到步兵的后面喘息一下再战，而是想逃走。这时哥特步兵却不展宽他们的间隔来收容骑兵，也不站稳脚跟援助骑兵，却在骑兵的前面抢先跑了。混乱之中，他们更是互相残杀，这是夜战中常见的事情。这是枪矛和弓弩联合使用的第一次战斗，已经获得完全的成功。
　　在会战中杀死了6,000名哥特兵，所有被俘者也一律被屠杀，包括许多过去的罗马逃兵，连同托提拉本人在内，他是在会战中（初期或最后）受了重伤，被捉到卡普莱村中，就死在那里。
　　会战胜利之后，纳尔塞斯首先斥资遣散了他的伦巴第部队。他希望他们赶紧走，因为他们的野蛮简直使作战都受到了影响。其次他才开始肃清哥特人的残部，他们已经选举特亚斯为王。当纳尔塞斯占领罗马之后，就把特亚斯的残军封锁在萨诺达两个月之久。最后当哥特人退到利特里山之后，在一场会战之中把特亚斯又击毙了，哥特人才全部投降，条件是允许他们在各要塞搜集他们所埋存的金钱之后就离开意大利，到他们所选择的任何野蛮王国中去作自由人。
　　现在只剩下法兰克人尚未被击败，当纳尔塞斯封锁萨诺时，他们在罗萨和布西林兄弟率领之下，又大举侵入意大利半岛。554年，在卡西里伦被纳尔塞斯歼灭，他所用的战术仍大致与塔吉纳会战相似。这是554年，查士丁尼这才完成他在532年就已决心完成的任务。在非洲消灭了汪达尔人，在意大利消灭了东哥特人之后，他已经使以前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域完全没有雅利安主义的残余，同时他的领土也已经包括整个的北非、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西班牙南部、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和巴里克群岛。除了西班牙和塞浦提马尼亚境内尚有西哥特人（后者为夹在东比利牛斯山脉与罗恩河之间的地区）和在普罗芬斯境内尚有法兰克人以外，地中海又再度变成罗马人的内湖。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但是它的成本是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又如何呢？特里卡梅伦会战和塔吉纳会战的重要性就应该在这些事件中去寻找。
　　也和非洲一样，经过二十年战争，在长时间的围攻、饥荒、屠杀、破坏、抢劫和疠疫之下，意大利也变成了废墟。狄尔教授在剑桥中古史中曾经说过：最大的城市，像那不勒斯，米兰，尤其是罗马，几乎已无人烟，乡村也变成了赤地，意大利的业主们因为效忠拜占廷和仇视托提拉，结果得到的是完全毁灭的报酬。吉朋的批评更为苛刻，他说：查士丁尼的战争、征服和胜利，好比是老年人的回光反照，把最后的余力消耗殆尽，更加速了其衰颓。收复非洲和意大利，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未尝不是赫赫战功，但是灾难却继之而来，显出征服者的无能，并使这些不幸的国家化为废墟。他又说：查士丁尼的臣民受到战争、疠疫和饥荒的三重迫害，人口的显然减少是其统治期中的最大污点。这些地球上最美丽的地区，以后都永远不能恢复原貌。
　　那么查士丁尼胜利的后果又如何呢？从幼发拉底河直到“赫丘里斯之柱”，到处都是战争、财政性的压榨和宗教性的迫害，使东罗马诸省都变得人穷财尽，民不聊生，这好像是为未来的回教征服者开路一样。查士丁尼死后不到一个世纪，这些地区就被他们征服，甚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也还有许多地方仍然控制在他们手中。非洲的摩尔人，本已为汪达尔人征服，现在又重新回复到他们的原始野蛮生活，所以在下个世纪中，当然就支持不住沙拉森人的侵入。至于在意大利方面，当哥特人被消灭之后，纳尔塞斯所指挥的税吏，在以后十二年当中，把那一点在战争中尚未消毁完的剩余财力完全榨干了。到568年，阿尔班率领的凶猛的伦巴第人又侵入该地，这是日尔曼民族在旧有的西罗马帝国领域建国的最后一个。他们迅速占领了波河以北地区----现在这里仍然称为伦巴第----以后逐渐向南扩展，到处抢杀，除了拉文那和罗马以外，他们最后蹂躏整个半岛的北部三分之二的地区。589年，在佐托率领下毁灭了在卡西罗山上的圣本尼迪克特派寺院，到774年才为查里曼大帝征服，而被融入他的帝国。
　　如果意大利不被入侵，也没有这次塔吉纳会战，那么东哥特将继续统治意大利，于是中古将完全改观。罗马也不会变成一个废墟，一个无政治重要性的二等城市，而仍然继续在西方文化和文明中，作为一个积极活跃的中心。哥特的活力和拉丁的文明若能融合在一起，则可以使自从阿德莱罗普会战以来就不断在西方爬行着的悲惨景象一举廓清。虽然对查士丁尼而言，塔吉纳是他最大的一次胜利，可是对于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和以后许多年的历史而言，都应该算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大灾难。

蓝盾

斯鲁伊斯海战和克勒西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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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三世于1312年11月13日出生于温莎，他是爱德华二世的儿子，他的母亲----法国的伊莎贝拉----是查理四世的姐姐，查理于1322年继承其兄菲力普五世为法王，所以爱德华是查理的外甥。1325年，为满足伊莎贝拉的要求，爱德华二世将奥斯坦德公国交给他的儿子统治，查理四世也欣然同意，因为他可以获得移交费六万利弗尔。
　　9月10日，这位年轻的王子接管了这个公国，变成查理的属臣，象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与前几代法兰西国王的关系一样。十五个月之后，爱德华二世被迫退位，于是在1327年1月13日，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五岁——被拥立为英王，于1月29日加冕，就是爱德华三世。
　　差不多一年以后，查理四世逝世，留下妻子和一个女儿，并没有儿子。他的妻子虽有孕在身，但是1328年4月1日又生下一个女儿。此时菲力普四世的侄子，法罗的菲力普----即查理四世的堂兄弟----以继承人只应限于男性为由，获得法兰西贵族议会的承认，于5月29日在莱门斯加冕为法兰西王，就是菲力普六世。
　　他当选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伊莎贝拉大感不悦，因为她的儿子在开普坦世系中要更有理由获得法王的继承权。为了争夺这个权力，在菲力普加冕之后，英国派了一个使节团从伦敦前往巴黎为爱德华提出继承权要求，并对菲力普的篡位表示抗议。但英国宫廷却没有贯彻这项要求的实力，所以抗议也只是一纸空文。不久，菲力普利用英国的弱点开始进行报复，他也派出一个使团到伦敦对爱德华说：在菲力普的所有臣子中，只有他还没来朝贺，希望他也能照办。因为英国政府采取敷衍政策，所以给了一个模糊的答复。
　　菲力普马上又派出第二个使节团，带去一个最后通牒，说如果爱德华不向法王宣誓效忠，那么奥斯坦德领地将予以没收。这个威胁使爱德华不能不就范，因为这时他并没有用武力保卫他的公国的能力。1329年4月14日，他回信给菲力普，说一等他国内的困难情形略有改善就渡海来朝。6月6日，他如约入朝，在亚眠大教堂中，他正式成为菲力普的臣子。
　　在这种往来中，我们已经触及百年战争的主因----实际上与法国王位继承权的问题并无直接关系，反之主要是由于爱德华身为奥斯坦德公爵，造成一种不正常的臣属关系。对一个普通的法国臣子，法王可以用威胁的手段使之屈服，但是因为爱德华又身兼英国国王，若如此待他，则难保不会引发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换句话说，从法理上来说国王可以做另一个国王的臣子，但事实上国王就是国王，彼此是平等的，进一步说，只要爱德华还是奥斯坦德公爵，则他不仅还是法国国王的属臣，而且可以在法国境内为英国人保持着一个桥头堡。而且除非他诚心臣服，否则他并无任何道义上的的束缚，可以尽量的扩张这个桥头堡。菲力普也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不能把英国人赶出奥斯坦德，那么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则必须坚持爱德华的臣属关系应该愈紧密愈好。反过来说，爱德华也明白，如果他不能完全取消这种臣属关系，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则应使其尽量只保持有限形式。最后当菲力普命令没收格伊内时，正如佩罗教授指出的，正是走向对爱德华宣战的道路。于是后者遂以王位继承权要求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在封建冲突中他居于劣势，而在王朝斗争中他却可以与对方平起平坐。
　　除了封建性事务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搀杂在一起，终于使这个冲突成为定局。在这些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是在十三世纪中神圣帝国已经崩溃，而教廷自从迁到埃菲格伦之后，也已日渐式微，所以英国与法国之间，无论是在世俗和精神方面，都已经丧失了平衡力量，没有人来给他们排解纷争。另外还有一个苏格兰问题。自从1295年以来，苏格兰就与法兰西缔结了同盟关系，后者也利用这个关系来牵制和削弱英国人的力量。对弗兰德的关系也是一样，自从1328年卡塞尔之战以后，这个地区也已经完全与法兰西国王发生了联系。虽然爱德华无法破坏这个同盟，但他却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来削弱它，那就是使弗兰德的纺织工必须依赖英国的羊毛。
　　所以总起来说，百年战争的起因并不仅限于王朝和封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中各种条件所造成的。教皇的权威已在消亡之中，帝国的影响已经趋于湮灭；王国开始兴起，贸易逐渐成为王国之间的主要竞争手段；制海权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从十字军时代产生的骑士精神也经演变成了好勇斗狠的风气；而最重要的却是西欧太小了，不能供两个强国发展。这一切因素，以爱德华的继承权的面目出现，造成所谓百年战争，这是中世纪的一大浩劫，尽管有它带来的愚蠢和灾难，但却为更加伟大的英格兰和法兰西撒播了种子。
　　在这个长期斗争中，严格说来并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决定性会战，可是战术性的胜利却并不少见，尤其是以在战争开始时和将要结束时更为突出。
　　当爱德华被迫在亚眠向菲力普表示臣服之后，法国政府就算赢得了第一个回合，因为英国的软弱使他们受到了鼓励，就开始想赢得第二个回合。于是就发生了爱德华宣读誓词的内容问题，事实上，它固然不像其他法国诸侯所宣读的那样“正确”，但与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一世，和亨利三世等宣读的并无太多差异。它仅是简单的臣服，而无效忠的意义。于是没有经过进一步磋商，法国政府于1330年7月28日命令爱德华到法国宫庭中来当面解释他的“臣服”是具有效忠的意义。
　　此时英格兰的伯爵们正在造反，反对伊莎贝拉和她的男宠莫提美尔。爱德华对母亲训政也感到十分厌恶，于是与这些贵族同心协力废了他的母后，并在特布恩将莫提美尔处死。因为国内混乱之际，他无力拒绝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于是在1331年3月30日写信给菲力普说：“我们承认在亚眠的宣誓具有效忠的意义。”四天后，他又亲自访问法国，在这个短暂逗留中，菲力普认为这个书面的承诺可以令他满意，于是两国间又恢复了友善关系。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于是菲力普着手准备参加十字军，因为欧洲正在宣传这种运动。虽然如此，只过了一点时间，这场巨大火灾的第一个火花就被点燃了----不是在海峡那边，而是在特威德河以北（指苏格兰）。
　　当罗伯特·布鲁斯----1314年布莱克本的胜利者----于1329年6月7日逝世之后，苏格兰的王位就传给他的儿子大卫，他还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依照1328年5月订立的北安普敦条约，被爱德华承认为苏格兰王。这个条约也规定过去在苏格兰有领地而被没收的人，除三个人例外其余都应该予以发还。
　　1331年11月，大卫在斯科尼加冕，爱德华的宠臣巴列欧就出发去收复他丧失的领地。（注：他是约翰·巴列欧的儿子，在1291年，爱德华一世强迫苏格兰人接受他为国王）。1332年7月31日，他率领一小队士兵和弓箭手侵入苏格兰，8月11日他在都柏林莫尔击败了苏格兰的摄政，获得了一个惊人的胜利。此时，爱德华得知大卫正在接受菲力普的资助，于是自动废除了他本来喜欢的这个北安普敦条约，率兵北上包围贝尔维克，并于1333年在哈里登丘陵彻底击败了苏格兰人。大卫逃往法国，受到菲力普的优待。他表示除非爱德华的部队撤出苏格兰，否则他拒绝停止援助苏格兰人。
　　当情况恶化之后，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自告奋勇出面调解。1335年11月，他劝说爱德华和大卫两人同意作短期休战，以此作为调处他们争端的第一个步骤。不久他又对菲力普说，希望能获得全面和平，否则十字军行动只好暂时延期。这却使菲力普大为恼火，因为他早已决定领导这次冒险，于是为了对爱德华施加压力，就不由分说命令他本来集中在马赛准备输送十字军前往圣地的舰队开往诺曼底，好像他是准备介入战争支援苏格兰一样。
　　这个行动马上使英格兰有了反应。英国议会认为英国有受到入侵的威胁，便于1336年9月投票表决筹募战费，同时命令舰队集中在英吉利海峡。对这个反挑衅的答复是菲力普把部队开到格伊内边界，并于1337年5月24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宣布没收格伊内地区。
　　此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加速了战争爆发。1332年，菲力普的妹夫罗伯特被指控毒杀了他的妻子，于是被判剥夺其爵位财产，放逐出国。他首先在海纳德避难，但是菲力普宣布谁收留他就对谁兵戎相见，于是罗伯特在1336年底渡海赴英，爱德华待以殊礼，他劝说爱德华反抗菲力普，并再次提出对法国王冕的要求。如果以奥斯坦德公爵的身份，爱德华受到誓约束缚，他不能支持罗伯特反对其合法的长上，不过如能宣布菲力普的嗣位为不合法，那么他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工具是现成的----就是他对继承权的要求。所以1337年11月1日他派林肯主教到巴黎去，带去一份最后通牒，在这个文件中他称菲力普为法兰西的“自立为王”者。虽然他尚未立即要求法国王冕，可是这样的称呼就表示菲力普是篡位者，所以他在亚眠的宣誓已经没有遵守的价值。所以，在1337年秋天爱德华赢得了第三个回合，这个从1328年以来已经冷却的冲突现在升温到了沸点。
　　如果按照现在的字义来解释，要想征服法兰西----那就是说要加以占领----应该是一个不在考虑之列的问题。不仅因为十四世纪的法兰西王国是一个巨大而繁荣的国家，而且它也差不多有两千万左右的人口。但在1377年，经过了1348到1349年间的黑死病之后，英国的人口却只不过是三百七十万人而已。而对这个优势，我们却应记住在法国仍然保持着封建制的战争观念，就是以精选人员为基础，而不是依赖广大的人力。虽然法国的骑士在数量上也多于英国，但纪律却较差，而且仍然认为步兵在战场上出现是有辱尊严的。
　　与法兰西作一对比，英格兰是个比较统一的王国，爱德华有一个好得太多的财政制度，可以使他方便地召募和维持兵力。为了赢得他的会战，他惟一需要关心的就是击败法国的骑士。法国人的封建战术还是设法将敌人挑下马来加以生擒以便勒索赎金，而爱德华却比较注重“杀伤”。在观念上，他的战术要比封建式更为“近代化”一些。由于他的祖父曾从威尔士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长弓，这种兵器使他可以把“火力”当作战术基础，而不仅限于冲力。所以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在战术上法国人是处于劣势的。但是由于法国面积巨大，连相当长期的占领都是不可能的，当然更不必说永久性占领。
　　遵照他的祖父在1297年拟定的计划，爱德华决定经过低地国家进攻法兰西，目的是牵制菲力普的兵力，使他不能去夺取奥斯坦德----也就是说把战争拉向北线。虽然与弗兰德伯爵路易缔结同盟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但是利用金钱收买----总数为三十万弗罗林----他赢却得了布列坦尼公爵约翰三世、莱茵河上帕拉廷伯爵雷格那德和巴伐里亚的路德维希皇帝等人的支持。此外，他又与海纳德、吉尔德斯、林堡、尤里尔斯和布拉班特等诸侯签订了条约。
　　此时，弗兰德的路易----他本是法国人----为了表示他对菲力普的效忠，已经在坎德萨岛上----在斯鲁伊斯下方----设置了一支强大的守军，足以明显阻碍英国与低地国家之间的海上交通。爱德华就以这件事为借口，派出一支远征军去攻占该岛。1337年11月11日，在箭雨掩护之下，德贝公爵和马麦率领他们的部队在该岛登陆并毁灭防御工事。百年战争自此开始，一直延续了116年之久。
　　同时，为了使弗兰德内部发生混乱，爱德华禁止英国羊毛输出。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弗兰德人在亨特的纺织业公会领袖阿特维尔德领导下推翻了路易伯爵，并与英格兰缔结了一个商业同盟。在这次成功之后，皇帝卢德格也责备菲力普霸占了某些本来属于帝国的封地，并要求他把法兰西王国交还给其合法主人----英格兰的爱德华。最后，皇帝又任命爱德华为帝国总督，统治莱茵河以西各省，并要各省都向他效忠。
　　为了扩大其同盟圈子，爱德华已经负担了巨额的战争债务。此时菲力普却不声不响忙着对英吉利海岸作战。他利用诺曼底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和热那亚人的舰队扫荡海峡，早在1336年，英国到加斯戈尼之间的商船就已经要采取护航的方法了。1337年，海峡中各岛及威特岛都遭到蹂躏；次年，朴茨茅斯、普利默斯和南安普敦都被焚毁。1339年5月，黑斯廷斯的大部分也被焚毁，到7月底，法兰西和热那亚的联合舰队不仅使多佛尔、桑德维斯、切尔西和莱伊等地受到巨大损失，而且也更紧密地控制着海峡，没有一艘离开英格兰的船只不被抢劫，所有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这些损失中的最著名的是克里斯托弗号和爱德华号两艘大船，都是运送羊毛前往弗兰德的。同时在格伊内，拉佩尼城自1338年4月被围，到1339年也沦陷了。
　　为了挽回这种颓势，并且使自己所借的重债能有点保障，1339年7月16日，爱德华发表了一个宣言，送给教皇和各枢密主教，提出他对法国王冕的要求。其次他在维尔沃敦和布鲁塞尔与他的那些并不太热心的同盟军会合，一共约为15,000人。为了向他们表示决心，他正式宣布撤消他对菲力普的臣属关系，于是将这个封建性斗争转变成王朝性的战争。接着为了表现其真正的侠士精神，他率领四千骑长枪兵以最高速度前进，突袭位于斯卡伯河和谢尔德河交点上的蒙塔格纳要塞。他未能攻下该要塞，又继续挺进，突袭在康布雷附近的伊维科。
　　因为对秋季战役没有准备，菲力普就在圣昆丁召集贵族开会，而爱德华则前进到康布里西斯，沿路蹂躏。当他于9月25日到达马可营时，菲力普已经移到佩龙尼。10月18日，他从那里致书向爱德华挑战，请爱德华自己选定任何一个“公正的战场”，以便进行一次正常会战。但是爱德华却退向拉卡培里附近的弗拉门戈纳，于是菲力普也跟进到布伦菲沃斯。10月23日，两军准备会战。爱德华准备还是像在哈里登丘陵时一样，采取防御行动，并无攻击意图，菲力普与他的顾问商量一番，认为这天星象不利，所以也等候对方进攻。结果是双方都按兵不动，到傍晚时候，爱德华退往阿费斯尼斯，11月1日回到了布鲁塞尔。所以这就是爱德华为了争取法国王冕进行的第一次战役，结果虽未流血，但所费不少。他已经举债三十万镑，并且糟踏了教皇的美意。此时在加斯戈尼，法国人已经攻占了贝叶和伯尔涅，而波尔多也受到直接威胁。
　　虽然如此，爱德华却并不灰心，为了使他与弗兰德人的关系“合法化”，因为他们还是应该效忠于法国王室的，所以在1340年1月25日，他公开宣布自己兼任英法两国的国王，并且在他的御甲上，把百合花标志扣在狮子旁边。弗兰德人解除了向菲力普效忠的誓词，承认爱德华为法国国王。2月21日，他回到英格兰。
　　一旦回国之后，爱德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筹措金钱以继续战争，但是不等议会通过新的战债，他又准备返回弗兰德。因为菲力普已经在那里向爱德华的同盟军发动攻势，两军正在谢尔德河上对峙。此时，教皇也并未停止活动，在菲力普主使下，他对背叛的弗兰德人宣布给予弃门的处分。为了安抚他们，爱德华写信给他们说只要他一过海之后，他会从国内带来一批神父来为他们做弥撒，不管教皇怎么说。
　　为了不使他的敌人重返欧洲大陆，菲力普集中了一支强大舰队，由海军将领库尔特、贝胡切特和热那亚海上职业军人巴巴内罗三人统率，监视英吉利海岸，防止爱德华渡过海峡。如果他敢冒险，就将他活捉。当这个消息传到英格兰之后，虽然违反本意，爱德华还是听了忠告，暂时不出发，等到在奥威尔所集中的同样强大的舰队准备就绪后再渡过海峡。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而且西风也开始吹拂，于是大约在1340年6月22日星期四一点钟左右，爱德华上了战船托马斯号，全部舰队都出发了。〔注：这种船为两头稍平的宽底船。现在还叫作“雄鸡船”〕可能一共有船147艘，分三个支队，分别由莫莱爵士、亨廷顿公爵和阿伦德公爵三人统率，爱德华亲任最高统帅。跟着走的还有一个运输船团，以补给仍留在亨特的菲莉帕女王的宫廷。
　　星期五快到中午时分，当他们驶近弗兰德海岸时，可以看见集中在斯鲁伊斯港中的法国舰队----依照当时的历史家弗罗萨特的记载----桅杆好象树林一样。6月28日，在他写给他的儿子康韦尔公爵的一封信上，爱德华估计敌人的实力为190艘，共有人员35,000人。虽然时间还早，由于潮汐的关系，英国舰队并未驶向在东面十英里远的斯鲁伊斯港（注：这个港口已经淤塞，现在的斯鲁伊斯是一个内陆城市），而在布兰肯堡投锚，另外派了一队骑兵上岸侦察敌人。他们回来报告说：敌方舰队中有十九艘特别巨大，其中有一艘就是被俘的克里斯托弗号。
　　6月24日星期六拂晓时，双方舰队都准备采取行动。巴巴内罗是一个职业军人，力主进攻，但是那两位法国海军将领却坚持要在港内进行消极防御。最后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法国舰队前进到港口坎德萨岛的附近（注：该岛现已与大陆连接），而巴巴内罗则率领他的快速支队出海迎敌。一旦到港口之后，把最大的船放在前面，因为他们的侧翼是有安全保障的，为了使正面不至被突破，他们又用铁链和绳索将前排船只联在一起。在船上顶层的堡垒中准备好了石块和投掷兵器。在前列中有克里斯托弗号，上面载满了热那亚弓手，在它的附近又有爱德华号、卡瑟琳号和攻瑰号，这三艘船也都是从英国人手中俘虏来的。
　　爱德华的舰队也分为三列，最大的船只在前，由莫莱爵士指挥。每三艘船中，一艘载着重装甲兵，两艘载着弓手，互相间隔，似乎有些船上还装有原始的火炮和抛石机。后方还有一个预备支队，也由弓弩手负责，另有三百名重装甲兵奉命保护装载妇女的船。
　　因为爱德华握有主动权，他对风向、潮汐和日光都可以等待，直到中午过后，潮流才合用，于是斯鲁伊斯会战开始了。
　　在军乐声中，莫莱爵士背对太阳，直向法军前列冲去，一面高呼着：“圣乔治，前进！”另一面则高呼“法兰西！”当他的船只在投锚地撞上法国舰队之后，英国的弓弩手就不断发箭以掩护装载重装甲兵的船只，当后者抓住敌船之后，就跳过敌船，用肉搏战来肃清敌人。从船顶上投下了大批石块，打击那些在下层交战的人员。大船克里斯托弗号、爱德华号和玫瑰号马上都被英国人夺回，卸下法国旗，升上了“雄狮与百合”的英国旗，弓弩手们马上驾驶着克里斯托弗号，去攻击热那亚快船。法国人在战斗中也表现出其传统勇气，据说有整船的英国兵，都被石块击毙。但是决定性的兵器却还是弓箭，在多数情形中，都是它们扫清了法国船只的甲板。
　　在会战之前，爱德华曾经从布鲁日和邻近城镇中召集拥护他的人前来助战。依照弗罗萨特等史学家（但非全体）的记载，他们都欣然应召而来。他们乘着小船从后面攻击法军。巴巴内罗认为大事已去，率领他的二十四艘快船向公海中逃走，躲过了这场屠杀。
　　当第一列战败之后，法军放弃了一切希望，第二和第三两列的人员，在恐怖中纷纷下小船逃走，人多船少，挤在一起，许多都翻了。虽然如此，这场血战还是继续打到日落时才停止。按照爱德华自己说的，直到深夜才将法国的三列舰队都全部歼灭。
　　爱德华在托马斯号上停了好几天，奏乐设宴以庆祝胜利。当他登陆时，为了使他的诺言兑现，让三百名神父列队游行，到阿登堡的圣母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弥撒。其次，他又前往肯特去看望菲莉帕女王和她新生的儿子，根据他的出生地，给孩子取名为戈特的约翰。
　　说起来似乎很奇怪，这次胜利从战术上来看，可算是英国舰队有史以来所获得的空前胜利。但是对于谢尔德河上的战役，却并无太大影响。他本应该在战略方面，扩张这一战果，可是爱德华并不如此，反而决定围攻托尔莱，很明显是由于他有诺言在先，为了使弗兰德人承认他为法兰西国王，这个城市也是代价之一。7月23日，他把司令部设在柯尔泰与托尔莱之间，并开始围攻后者。此时，菲力普的陆军扎营在亚耳与阿门特里斯之间。菲力普并没有急于进攻的必要，因为事态发展对他有利：在加斯戈尼，他的兵力正在迅速发展，在苏格兰，苏格兰人也已收复佩斯。托尔莱的围攻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并且曾用火炮轰击。因为缺乏金钱，已经无法使他的杂牌部队再团结一致，于是爱德华被迫解围而去。9月25日，他勉强同意签订了埃斯普里切休战条约，它的有效期到1341年6月22日为止。
　　斯鲁伊斯会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爱德华第二次弗兰德战役的影响，这次胜利使英国人直到下一代都能完全保有海峡的控制权。若非如此，那么战争可能不会拖这么久，而在心理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克勒西会战，甚至可能不会发生。
　　11月30日，爱德华回到了英格兰，到1341年，当他在苏格兰的战事日趋恶劣之际，大陆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迫使他不能不向南看。4月，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死了，没有子嗣，于是又发生了继承权的争执。争这个位置的人有两个：（一）查理，菲力普四世的侄子，他曾经与约翰的侄女结婚；（二）蒙特弗伯爵约翰，约翰的异父兄弟。菲力普支持前者，爱德华则希望成立一个盎格鲁不列颠同盟以对抗法兰西苏格兰同盟，所以支持后者，结果使英法之间又发生了新的战争，一打就是二十年。依照拉姆西爵士的说法，它使百年战争变得有可能了。
　　虽然菲力普并未正式参加这个战争，但是他的儿子诺曼底公爵和他的兄弟阿伦肯伯爵却与查理合作。11月21日，他们迫使南特投降，并侥幸俘获了约翰。但是他们没想到约翰的妻子伯爵夫人却具有“男人的勇气和狮子的雄心”（弗罗萨特的说法）。她可算是圣女贞德的先驱，她对亨内伯特堡垒的英勇防御，是百年战争中的大事之一。它激起了爱德华的侠义精神，1342年5月，当这位伯爵夫人已经面临最后关头时，爱德华就派曼尼爵士率领三百名骑士和二千名弓弩手去救援她。曼尼解了该城之围，但兵力却不够强大，不敢冒险向内陆推进。所以在北安普敦公爵和罗伯特率领之下，又派了一支部队前往。罗伯特在凡内重伤殒命，而9月30日北安普敦公爵却在莫莱克斯苦战获胜。这次胜利使爱德华受到了鼓励，于是10月23日，他渡海到达布列斯特，决定他的第三次战役准备在布列塔尼进行。还是和上两次一样，仍然毫无结果，1343年1月19日，在马勒斯托伊特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休战协定，包括苏格兰、海纳德和弗兰德都在内。
　　双方都利用这个休战期间来推动自己的利益。当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看到最后解决的希望已经化为乌有，于是劝说双方于1344年10月到11月间，在埃菲格伦举行一次会议。在会议中，爱德华首先提出对法国王冕的要求。他要求扩大格伊内的范围和完整的主权----解决一切臣服关系。
　　虽然菲力普的顾问们力争奥斯坦德的没收已经无可改变，可是菲力普却同意归还这些领地----包括爱德华现在正占领的地区在内----甚至于扩大范围，惟一条件却是必须臣属于他。
　　因为双方都不肯让步，所以战争又继续下去，于是爱德华决定从布列塔尼和格伊内两面同时攻击法兰西。1345年6月，蒙弗特伯爵（他已从法国逃回）和北安普敦公爵被派往布列塔尼，不久之后，德贝公爵也乘船前往波尔多。爱德华听到阿特维尔德的统治权已经发生动摇，所以在7月5日他也出发往斯鲁伊斯。7月7日，他在斯鲁伊斯遇到阿特维尔德，可是当阿特维尔德返回亨特时却被刺杀。7月26日，爱德华又回到英国。
　　9月，蒙弗特伯爵死在布列塔尼，而北安普敦公爵也没有很多成就就宿营过冬了。反之，在南面的德贝公爵却比较成功，原因是他采取温和的手段获得民心。他攻下了伯格拉克，在一个卓越的作战中解了奥伯罗彻之围。在这些成功之后，安格拉姆和许多其他的城市就都开门迎降。于是他回到波尔多，去渡过1345-1346年间的冬天。
　　这许多的损失使得菲力普不能不采取行动，1345年年底他召集了诺曼底、皮卡迪、勃艮第、洛林、普蒂芬斯和朗格多等地的民兵，集中在陶劳斯，由诺曼底公爵担负指挥。1346年的初春时节，这位公爵出发了，4月间开始包围“锥石”要塞----在加伦河和罗特河的交汇点上----由许多英军所据守。这个要塞非常坚强；不久这次围攻就变成了整个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战。一直压迫到8月20日，这位公爵却突然解围而去。因为在那天从北面有惊人消息传来，说爱德华已经再次侵入法兰西了。德贝----现在升为兰开斯特公爵----也听到了英王登陆的消息，认为“锥石”现在已经安全了，就率兵向桑顿基和波-陶进攻以牵制法军并与爱德华相呼应。
　　从斯鲁伊斯回国之后，爱德华马上就开始组织一支新军，以推进在加斯戈尼境内的战争，因为从过去的经验上他知道封建式民兵不适合于欧陆战争，所以他决定用所谓委派制度（即相当于配赋制）来召募一支精兵，这种制度他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曾偶然使用过。依照这个制度，每个地区的地方官和召募委员，首先造出一份全部地主名册：凡是地租价值五镑的地主，就应负责担负一名弓弩手；十镑的负责一名骑马步兵；二十五镑的负责一名重装甲兵，至于最大的封建地主则应供给整队的人员。例如理查德负责供给了十四名骑士、六十名骑马步兵和八十二名弓弩手。牛津公爵负责供给了二十三名骑士、四十四名骑马步兵和六十三名弓弩手。地主们自己不能服役的，可以自由寻找替代人，如果交不出人来，则处以罚金。弓弩手一镑，骑步兵三镑六先令八便士，重装甲兵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弓弩手是从自由农民中去召募，这个阶级是完全在农奴之上的。（注：英国自从被诺曼底征服之后，就以射箭作为“国技”，所有自由农民均有弓箭，所谓自由农民实际上是一支常备民兵。）法国人因为缺乏有训练的本国弓弩手，只好雇用热那亚人和其他十字弩手。
　　这里对所谓“长弓”也应略加说明。这种兵器一直支配着法兰西战场，直到阿金库特之战为止，此后也就迅速被淘汰了。这是爱德华一世从南威尔士学来的。它是用六英尺的榆木制成，箭长三英尺。与诺曼底人的短弓相比是一个威力远为强大的兵器，又比“十字弩”轻便得多，它的箭能透过双层的锁子甲。
　　1298年，爱德华一世首先在福尔柯克以华莱士所率领的苏格兰人为对象来试验这种兵器，结果效力非常惊人。爱德华在布莱克本却未使用，结果被布鲁斯击败，1332年在杜布林莫尔之战中，长弓又再度被英格兰人学会了。这一战是由爱德华、巴列欧等人为收复失地而与苏格兰的摄政唐纳德交战的。前者的总兵力为500名骑士和1,000名到2,000名弓弩手。后者所指挥的据说有2,000名骑士和二十万步兵（这是过份夸大的数字）。
　　因为明白认识到在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英国人首先乘黑夜向唐纳德进攻。但是拂晓之后，他们发现敌人已经严阵以待，于是在一个丘陵地的斜坡上占领阵地。除了四十名骑士以外，其余都完全下马，排成方阵，弓弩手在两翼向前伸出。唐纳德完全没有注意这些弓弩手，直向中央冲锋并突入敌阵。于是两翼上的弓弩手向内旋转，发射出非常强烈的“火力”，结果苏格兰军秩序大乱，几乎被全歼。英军上马追击，大获全胜。1333年，爱德华在哈里登丘陵之战中也是采用这种战略。此后约有一百年，一直是英国人的基本战斗模式。
　　爱德华把兵力集中在朴茨茅斯，依照莱门爵士的记载，这支兵力一共有3,680名英格兰弓弩手，3,500名威尔士兵（一半弓弩手一半长矛兵），2,743名骑马步兵和1,141名重装甲兵（骑士），总数约为一万人。这是一支有纪律有组织的精兵，由国王发饷。在战术方面，他们较优于法军。因为在英军方面，“火力”和冲力已经结合在一起，而法军却完全只靠冲力。爱德华的战术是防御性的，而菲力普的则是攻击性。前者是先用弓矢去使敌军丧失“组织”和“士气”，然后再加冲锋来竟全功。后者还是跟哥特人的战术一样，从头到尾都以冲锋为主，而每次冲锋，其秩序都会比前一次更为混乱。因为在摧毁敌人组织和士气的阶段，骑兵很少担负决定性任务，所以爱德华通常总是命令重装甲兵的大部分下马组成方阵，以抗拒敌人的骑兵攻击和保护他自己的弓弩手。他的正常阵形，是分为三个“单元”，两个单元下马在前，中间隔有一个间隔，另一个单元在后，骑马或准备乘马作为预备队。弓弩手则从前排两单元侧翼成角度伸出。若是可能，这个外翼总是倚托着一个障碍，例如森林、河川或村落为原则。为了自卫，弓弩手都是就地挖掘堑壕，并在他们阵地前插上铁头栅栏。因为这些障碍物再加上弓箭“火力”，法国的骑士总是避开弓弩手而向下马的重装甲兵冲锋，当他们冲过来时，弓弩手就从两侧加以袭击。552年在塔吉纳之战中，也是使用这种战术。此外，专门攻击下马的重装甲兵也有另外一个理由：依照骑士的规则，攻击步兵对骑士来说是有失尊严的，而且步兵也没有勒索赎金的价值。通常在胜利后，对敌人的步兵一律加以屠杀，以免他们变成土匪。在十四世纪根本就没有收容俘虏的集中营。
　　他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也发动了宣传战，他诋毁菲力普是想彻底根绝英国人，这个宣传文件在英国各地散布着。此外，他拒绝教皇的调解，凡此种种都使菲力普看出大规模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菲力普就致书苏格兰王大卫，请他不要丧失这个打击英国人的机会。
　　1346年7月11日，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远征军出发了。依照弗罗萨特的记载，原定的目标为加斯戈尼（因为英王知道在“锥石”要塞中的英军的处境是如何窘迫，所以决定亲率大军去解围）。但是正当渡海之时，却有一位流亡的诺曼底人戈德弗雷向爱德华进言说，如能在诺曼底登陆将更为有利。因为这个省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而诺曼底人久不习武事，而其全部骑士必已随其公爵去围攻“锥石”。爱德华接爱了这个忠告，命令舰队向科汤坦半岛的圣瓦斯特-拉-霍格驶去。究竟他的真正战略目的是什么，还是很难猜透。正如阿曼爵士指出的那样，从爱德华对于克勒西战役的指导就可证明他并没有任何合理计划，所以我们可以获得结论：这次远征不过是一个“骑士式的冒险”而已，或者是故意深入法国以激怒其国王。
　　第二天，7月12日，爱德华在圣瓦斯特-拉-霍格登陆，为了卸载在那里停留了六天。7月18日，他开始向瓦洛内斯进发，取道卡朗坦、圣洛和弗特莱，于7月26日到达克恩。爱德华本意是让那个要塞闭关自守，但这个城却没有城墙，于是遭到彻底的洗劫。爱德华命令把所有负伤人员和战利品都送上船去，这时他的舰队已移到奥恩河河口，但舰队却突然叛变，并已扬帆回国。似乎这个丧失纪律的事件反而帮助爱德华解决了他的战略问题。因为没有交通线，他不可能再留在现有位置，如果向南去和兰开斯特公爵会合，一定会一头撞上诺曼底公爵的优势兵力，所以只能向北。惟一可行的路线是再向东走，以便在弗兰德建立一个基地。
　　他7月31日从克恩出发，于8月7日达到了埃尔博。他发现在罗恩的桥已经拆断，于是前进到塞纳河西岸寻找渡口。8月13日，他到了巴黎附近。在他行军时，对于所过地区都采取极其野蛮的蹂躏手段，而法军却在塞纳河东岸观望。他到达了波以西，修复了那里的桥梁，于8月16日强渡塞纳河，并挺进到格雷塞。此时，菲力普非但不阻止他渡河，而且使巴黎的人民感到震惊的，却是菲力普反而向圣丹尼斯退却。
　　从格里赛，爱德华再用强行军向北走，于21日到达艾莱尼斯，该地在索姆河以南约十英里处。在那里，他的侦察人员发现在阿伯维利的一切桥梁和徒涉场，不是被破坏就是有法军据守。菲力普已经到了亚眠，他的兵力也一天比一天强大。
　　因为不能在艾贝纳里渡河，爱德华就向阿切克斯推进，于8月23日到达那里。于是他悬赏征求能为他指点徒涉场的人。有个蒙斯村的土著叫作戈宾的跑来应征，他说在阿伯维利以下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叫作“白醋牛肉”的徒涉场，在落潮时可以渡过。因为菲力普正在跟踪而来，所以一分钟也不能丧失，爱德华于午夜出发，在8月24日清晨到达该地。他停了一两个小时等待退潮，接着在弓弩手掩护下，全军强渡过河。等菲力普赶到，潮水已经涨起，隔断了他的进路。当天晚上，爱德华到了诺耶里斯，第二天上午继续退却，到达克勒西森林和村落。此时，菲力普回到了阿伯维利，并从那里的桥上渡过了索姆河。
　　在到达克勒西后，爱德华决定接受会战。他说因为爱德华已经到了他祖母遗留的地区，所以他决心保卫它。此外，他也发现这个位置适合于他的战术。另外有些作家认为他是被迫挺身而斗，否则士气即将崩溃。这种说法却不可信，因为克勒西距弗兰德只有三天行军距离，而菲力普在他后方又隔了一天的行军距离。
　　因为他猜到菲力普一定会采取从阿伯维利到赫斯丁的道路前进（事实的确如此），而且除非他绕到敌人的左面（这是不合于骑士风度的），否则必定被迫进行正面攻击。爱德华选择了一个位置来等候敌人，并且同时适合他的战术和兵力。这是夹在克勒西村与瓦迪科特之间的一个平缓高地，今天还是和当年一样的景象。（注：作者曾访问过这个古战场，发现村落的位置还是与十五世纪地图所标示的差不多。）在高地东面----就是爱德华最理想的作战正面之前----有个洼地，称为“克勒西谷地”，在它的另一面就是艾斯提斯村，在它南面为芬坦村，在阿伯维里-赫斯丁大路的西面。从芬坦村有一条小溪梅耶向西流经克勒西，在它南面就是克勒西大森林。从克勒西到瓦迪科特的距离约多于三千码。
　　爱德华的陆军还是照习惯分为三个单元，两个在克勒西-瓦迪科特大路东面高地的前沿，中间留了一个空隙，后面一个单元可以假设是在大路上。右前方的这个单元----就是靠近克勒西的这一个----名义上由威尔士亲王指挥，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所以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华威克和牛津的哈尔科特两位公爵，左面则由北安普敦和阿伦德公爵指挥。爱德华亲自指挥第三个单元，将指挥所设在靠近克勒西这一端的一个磨坊里，那个磨坊所在的圆丘直到今天还可以看见。为了保护他的右翼，爱德华掘了一连串浅壕，在右前方的正面上也掘了堑壕。
　　弓弩手的部署还是像上文所述与正面成斜角。外面两个侧翼与克勒西与瓦迪科特两个村落相连接，里面两个侧翼则掩护中间的空隙，构成一个Ｖ字指向东面。
　　依照弗罗萨特的记载，右面一个单元约有800名重装甲兵、2,000名弓弩手和1,000名威尔士人。左面为800名重装甲兵、1,200名弓弩手。后面为700名重装甲兵、2,000名弓弩手，共计8,500人。虽然兵种的区分不一定正确，但总数似乎还合理，因为在圣瓦斯特-拉-霍格登陆时，爱德华的战斗兵力不过一万人。
　　在战线后方，爱德华在森林附近设立了一个大辎重场，把所有的行李车辆和马匹都集中在这里，据说爱德华还有三门火炮，可能位于弓弩手一翼。摆阵完毕之后，爱德华由他的两位元帅随护，骑马缓行视察部队，鼓励人员努力作战。接着他们奉命吃午餐，吃饱休息之后，再列成阵势，大家都坐在地上，将头盔和弓弩放在前面，当敌人到达时，他们的体力和精神都可以很饱满。
　　此时，菲力普已经在阿伯维利集中了他的部队。同他在一起的有：瞎眼或半瞎的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和他的儿子查理，就是罗曼斯王；马约卡国王詹姆士三世；菲力普的兄弟----阿伦肯的查理；菲力普的侄子路易；弗兰德的路易；海纳德的约翰；洛林公爵鲁道夫和法国骑士的大部分。在中世纪，从来没有在一个战场上集中过这样多的骑士。依照罗特估计，法国共有重装甲兵8,000人，支援他们的是4,000名步兵，其中包括一批热那亚十字弩手，由多里亚和格雷马蒂分任指挥，法国的骑士（重装甲兵）也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队由波希米亚王和阿伦肯及弗兰德两伯爵指挥；第二队由洛林公爵和布罗斯伯爵指挥，第三队则由菲力普和罗曼斯王指挥。（注：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军在数量上处于优势。）
　　因为不能确定英军位置，所以在8月26日，菲力普沿着阿伯维利-赫斯丁大路前进，另派莫尼勋爵和三个骑士先去侦察敌情。他们回来后，莫尼报告说爱德华正在克勒西，建议国王暂停前进，宿营过夜，以便后队可以赶上来，然后在次日上午再用全军进攻。
　　菲力普命令照这个建议行事。于是弗罗萨特这样记载道：“前面的人停了，可是后面的却说必须前进到与前排平行的位置再停止；由于后面在推进，所以前排也就停止不了，国王和元帅们都无法使他们停下来。于是他们虽未奉命，还是照样前进，直到看见敌人为止，当最当面的法军看到英军后，马上秩序大乱向后倒退，这又使后面的部队受到惊骇，以为已经发生了战斗。于是在阿伯维利和克勒西之间的道路上，到处都挤满了人，虽然距离敌人还有三个“里格”（约等于三英里），他们却拔出刀剑，大声喊杀，好像疯了一样。除非在场的人，否则很难想象其混乱情形。”
　　黄昏时候（下午六时），天突然变黑，大雨倾盆，加上雷声怒吼，并发生了非常恐怖的日蚀现象。在大雨之前，有一大批乌鸦在部队头上飞过，发出极大躁音，大雨来得快也去得快。太阳又露了出来，但是法军却面对着它，而英军则背向着它。此时，热那亚人已经稍为恢复了秩序，被调到前面，由阿伦肯和弗兰德两位伯爵的兵力跟随在后面，开始向洼地中央进发。但他们接近英国人时，高声大喊着恐吓他们，但是英军沉静不出声。他们再喊一次，英军还是不动，当他们大喊三次之后，就开始发射他们的方头箭。于是英军的弓弩手都前进一步，用力迅速的射出他们的箭，好比雪片一样的飞来。热那亚人感受到这些箭的威力----它们射穿了他们的手臂和头部，透过了装甲，甚至割断了弓弦，于是他们纷纷向后奔逃。看到这个情形，法国国王不禁怒吼道：“给我杀掉那些流氓，因为他们挡住我们的进路……”
　　英军弓弩手继续发射，不久他们的箭就射到法国骑兵的身上，使他们的马乱跳乱跑，又践踏在那些逃走的热那亚人身上。为了想抢上前去，彼此互相竞争，法国的骑士们就用他们的刀剑在乱军中砍路前进。英军弓弩手又将箭转向法国骑士射击，关于这个战斗的情形，我们可以将阿曼的《战争艺术》中的话引述一段如下：
　　“弓弩手就把箭向他们中间射去，几乎不需瞄准就可箭无虚发，每一箭都可以射中人或马，射透他们的头、臂或腿，并使马发狂。有的站立不动，有的向两边冲，有的回过头来跑，于是秩序大乱。所有第一批的法国骑士们都溃散了，或死或逃，甚至于根本没有看见杀戮他们的人。”
　　在被击败之后，法军第一列并未让出正面好让第二列来进攻。于是当第二列冲锋时发生了极大的混乱，瞎眼的波希米亚王就这样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法国骑士退却之后，爱德华军中的威尔士人，就挺着长刀冲上去杀人，被杀死的有许多公侯贵族，以后使英王感到非常后悔，因为对于杀死的人就不能再勒索赎金。
　　关于阿伦肯伯爵和弗兰德伯爵所作的突击，弗罗萨特有下述颇饶兴趣的记载。因为他们的马匹躲避敌方的弓矢，所以把他们的主力自动的拖到了英军下马骑士的面前。尤其是在英军右翼方面更是如此。威尔士亲王的部队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华尔维克派人到磨坊去向英王求援。当听说亲王还安然无恙，爱德华就向使者说：“回去代表我告诉那个差你来的人，在今天之内不要再派人来求救，而且不管情况如何，只要我的儿子活着，我就决不会来，好让他自己经历一点磨练。”话虽如此，他还是派了杜汉主教率领三十名骑士去增援他的儿子。
　　或许他不派较多兵力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左翼的英军，在北安普敦指挥之下，已经向右旋转，攻击法军的侧翼了。当这批法军被逐退之后，菲力普所率领的第三批兵力又到了，结果只是增加了混乱。
　　从头到尾，据英国人计算，他们一共遭受了十五次单独或连续的突击，最后一次已经是午夜了。在整个会战中，法军完全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每批骑士都只有一个观念，就是接近敌人，所以自始至终，一直混乱不堪。根本上就不存在追击的问题。爱德华始终控制着他的部队，整夜严阵以待，到第二天拂晓，包费斯和罗恩两地区的兵员还不知道会战已经失败，仍然继续前进，于是很容易就被英军击溃了。这一战中菲力普头上受了箭伤，他的坐骑也中了箭。海纳德伯爵劝他离开战场。他骑马回到布洛叶要塞，在那里休息了半夜之后，才又前往亚眠，于拂晓到达。
　　到8月27日上午，当最后一批法军都已被击退之后，爱德华才允许他的部下解散行列，去搜劫死人身上的财物。这时才发现被杀的人中有波希米亚国王、洛林公爵和弗兰德以下十位伯爵，以及1,542名骑士，普通士兵可能在一万人以上。英军的损失据报非常轻微，共为两位骑士、一位乡绅、四十多名士兵和几十名威尔士人而已（这个数字当然不可靠）。
　　8月28日星期一，爱德华从克勒西前进到蒙特埃尔，从那里又安闲的进入了加来，9月4日他到达该地城外。这个要塞有两道城墙和一道护城河围着，所以无法进攻，于是爱德华决定在向陆地的方面将其包围，因为他是海峡的主人，所以又可以从海上加以封锁，除非有外力解围，否则这个要塞的沦陷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此时的法王菲力普，似乎因为战败而灰心，在六个月之内毫无行动。更使他精神颓丧的是苏格兰国王大卫，因为支援他而入侵英格兰，并已经前进到了杜汉，可是在1346年10月17日，却在“内维里路口”受到了决定性挫败，并且本人也被俘了。直到1347年6月，诺曼底公爵才在战场上出现，于7月27日向加来前进。但是当他发现爱德华太强大了，于是不敢进攻，六天后自动退去。8月4日，戴维尼开城投降了。9月28日，双方同盟国之间签订了一个休战条约，有效期到1348年7月9日为止。10月12日爱德华返回英国。
　　加来是这个战役的惟一战略性收获，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也是整个百年战争中英国人的惟一收获。它的确是一个重要收获，正好像以后的直布罗陀对英国一样。爱德华一方面使它变成了一个坚强堡垒，另一方面也使它成了一个高度运转的商业中心，因为他命令所有英国输入欧洲大陆的货物，必须经过加来。这个要塞不仅使他和他的后代在法国获得了一个桥头堡，而且正如罗特斯雷将军指出的那样，在蒸汽船尚未发明之前，只要能坚守加来，就可以使英格兰永远免除被入侵的危险。这个要塞保留在英国人手中达两百年以上，直到1558年1月8日被格斯公爵攻陷，于是英国才再次面临一连串的入侵威胁，于是只不过三十年之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出现就使之成为现实了。
　　不过克勒西一战对战争的最大影响还是使英国变成了一个军事强国。从此以后，英格兰的国威上升到了如此高度，使英国人必须永远加以保持，不敢丧失。正如阿曼爵士所说，英吉利人对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胜利，在欧洲大陆上很少有人注意。而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所指挥的法兰西战争，也根本上未能使他们获得些许荣誉。但克勒西之战却是一个启示，不仅对法国人如此，对英国人也一样。法国是被它打晕了，而英格兰却被它灌醉了。所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就是它成了百年战争的精神基础，战争将会一直拖下去，直到另一次精神上的“惨败”出现后，才使它结束。

蓝盾

布雷顿福德会战·吕岑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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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斯塔夫（1611-1632年）在日尔曼境内进行的两次巨大会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战术和领导能力的改进方面，这对战争艺术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在检讨其后果前，首先应分析此前陆战方面的发展，接着再分析古斯塔夫的战争艺术，最后才考虑他带来的战术变化。
　　虽然自从百年战争后半期就已不缺乏军事上的新发明，甚至于像达芬奇（1452-1517年）这种人已经开始设想潜水艇、坦克和飞机等问题了。可是在火炮尚未广泛使用之前的主要战术问题倒不是如何在野战中击败敌人，而主要是如何把敌人从要塞中赶出来。直到十五世纪后半叶，当要塞问题已经被解决之后，如何在战场上有效利用火力的问题才开始出现。（注：下列时间可以说明武器的发展趋势：手榴弹，1382年；发烟弹，1450年；计时火柴，1410年；盒装弹丸，1410年；粒状火药，1429年；火弹，1400-1450年；燧发器，1450年；青铜爆炸弹，1466年，炸弹，1470年；炮车，（约）1470年；手枪，1483年；燃烧弹，1487年；来福线，1520年；西班牙式火枪，1521年；改良型手榴弹，1536年；左轮式手枪，1543年；纸弹壳，1560年；一种榴霰弹，1573年；热弹，1575年；一般炮弹，1588年，火药与弹丸合装的弹壳，1590年；来福线手枪约1592年；冲击式引信1596年。）
　　1512年在拉文纳的血战中，加斯顿击败了神圣同盟的军队，炮兵在这一战中开始担负决定性任务。但是直到有了改良型的西班牙燧发枪后----1521年在帕尔马围城战中首次使用----步枪手才开始显示出价值。这种新兵器长六英尺，重十五磅，从一个楔形的架子上发射。它的战术性使用是由佩斯卡拉侯爵迅速发展成功的。1522年在比科卡之战中，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表演，证明火枪兵在开阔地中也有独立战斗的价值，这也是第一次使长矛兵变成了辅助部队。第二年，在帕非亚之战中，用不断的射击和运动，佩斯卡拉的火枪兵为赢得了那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会战；这次会战也为近代步兵战术奠定了基础。直到刺刀发明前火枪和长矛始终是主要兵器。在这些方面，西班牙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自从格拉纳达被征服之后，他们征召了许多老兵，建立了一支职业化军队。通常这种战斗单位有两三千名步兵，其中三分之一为火枪兵，三分之二为长矛兵。有些部队以皇室的王子为荣誉指挥官，是近代“步兵”名词的由来。在十六世纪，这些重步兵通常组成长方形的队形，有三十列纵深，火枪手则构成方阵，位于他们角上。但是到了十七世纪，由于炮兵的进步，他们的纵深又常常减为十列。
　　因为逐渐倚赖长矛来保护火枪兵，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遂大受限制，于是西班牙的骑兵训练又改以新发明的轮式手枪为重点，而不再注重刀剑和长枪的使用。他们穿着重甲以抵御火枪的火力，组成纵深的中队，一列又一列骑马冲到敌方长矛兵身边发射手枪之后，再旋转退入后方重新装弹。
　　这些步兵通常集中在中央位置，野战炮兵列在他们前面，更前面有散兵线掩护。骑兵则位于后方或两翼。在会战时，总是使用平行战斗队形，所以要寻找开阔地，尽可能背向日光和风向。通常很少进行追击，因为西班牙军的辎重纵队都非常笨重，并携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女。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战术迟缓但井井有条，不过也非常笨拙，可是对于一个训练不佳的对手而言，却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力量。
　　在这个时期，其他多数国家的陆军大部分还是倚赖佣兵作战。在平时，他们的领袖都是些职业军人，只保留极少数专门人员供召募和训练之用，这也是他们的核心。一旦当他们接受了一次战争合约之后，一般兵员都是临时召募，对种族和宗教的界限都概不过问。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为主要兵源供应地。这些人只要对他们的直接长官宣誓效忠就行了，当他们被俘或是合约期满之后，常常也会换到敌对一方去服务。在冬天，这些佣兵通常被解散，到第二年春季再行召募，以准备进行夏季战役。如与训练和装备都优良的西班牙军队相比较，通常只能算是乌合之众。
　　火器对政治的影响也是同等重要。正如切凡特斯所说：“一双卑贱懦怯的手可以夺取最英勇绅士的生命，”它们不仅使战争变得普遍化了，而且也使权力集中在王室手中。任何个人都没有这样大的财力来购买火炮和装备火枪兵，所以只有国家才能担负得起。进一步说，由于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所以王室的地位逐渐上升到教廷之上，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而不再是道义的考验。在十七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常备陆军制度的兴起、军备竞赛的发展和权力平衡的政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利，而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职业。陆军虽尚未大众化，但战斗却已经大众化，这种发展实为这个时代的特色，三十年战争所表现出来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欧洲各国都已经普遍仿效西班牙的军事制度，所以古斯塔夫所要对付的也就是这种西班牙式陆军。古斯塔夫为瑞典国王查理士九世（1604-1611年）的长子，1594年12月19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祖父是伟大的古斯塔夫一世，也是瓦萨王朝的创立者，他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人，喜欢中等阶级而反对贵族，所以把新教引入了瑞典。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斯承继了他的父亲为瑞典国王。同一年在与丹麦人的战争中，他第一次尝到了战争滋味。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的军事生涯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之间有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法兰西人的先驱，这正好比亚历山大对于罗马人一样。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大致相同。道普在他的《古斯塔夫传》上说：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很少有其他名将像古斯塔夫这样热爱会战。因为他自己是那样不怕死，所以他的军队自然奋勇战斗。虽然他对小事很含蓄，不过对于大事他却会动感情。他是一个优良的骑师和体育家，具有卓越的幻想力，精力旺盛，爱好冒险，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虽然很易激怒，但却不念旧恶。他说：“我对人民的过错可以宽恕；但是他们对我的疾言厉色也应该不介意。”他对朋友忠实，对敌人慈悲，是一个具有高尚信仰的人，从不因为便利而牺牲他的主义。他很善于选择他的部下，他也同样善于选择所崇拜的英雄，其中纳沙的莫里西欧是他最崇拜的。他不仅向敌人学习，而且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精通各国语言，除了本国语言以外，他还懂得拉丁、希腊、日尔曼、荷兰、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文。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在政治方面，他热爱他的祖国，以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为主要政策。就军事才能而言，古斯塔夫要算古今以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曾经说过：古斯塔夫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等人相提并论。他的伟大在于其观念的新奇和执行时的勇敢。从十七岁起，他就经常具有战争的经验，而且经常在学习，发明，改进，并且敢作敢为。对他而言，在战争中为什么能有如此惊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对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近代史上，他首先认识到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的，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领导能力。他的多数军官都是青年人，他不欢喜六十岁以上的将领，并且强迫他们照顾他们的部下。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曾经说过：“他不仅使他部下衣食无缺，而且还让他们穿有皮毛的大衣以御严寒；随时备有帐棚以保护他们不受恶劣天气困扰和获得最合乎人道的生活。在军营生活中严禁酗酒、赌博和说下流话。他也不准有放浪的妇女，他坚持所有的随营妇女都必须与士兵具有婚姻关系。”此外，自古以来，他也是第一位把战术基础放在兵器威力之上而不放在人力之上的将军。以他的统帅才能而论，切门尼兹对此有综合的评论：
　　“在领兵向敌人进攻，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退却、宿营时，以及用野战工事来增强他的营地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古斯塔夫相比拟。他的筑城、攻击和防御战术可说是超人一等。他又善于猜测敌人的意图，并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机会，那也是无人能及的。他对全局进行总览之后，马上就部署他的兵力，足以使所有机会都对他有利。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兵器。”
　　另外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下述评论：他一向都是以身作则，凡是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决不让别人去冒险。他自奉极为节约和刻苦。对于部下能够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罚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虽然也有人在战术能力和战略远见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是以军事组织家的身份而论，那么也许除了马其顿的菲力普以外，再没有另一个军人可以赶得上他。他的军事改革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所以也等于创立了一个近代战争的新纪元。他不仅改组了每一个兵种，合并他们的战术，而且他更建立了一整套的国内经济体系和有效的补给制度。他认识到他这个时代的军事方法已经落伍了，因为各国陆军都抄袭西班牙的制度而毫无变化，所以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各国陆军都已变得笨拙不堪。
　　古斯塔夫在审视了现有军事组织之后，就明白地认识到最具优势的兵器还是火枪。所以他在改组时，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将他们的长矛从十六英尺削 短到十一英尺，也减轻他们的装甲，并把他们与火枪兵混合在一起以编成一个连，每个连除军官以外，共有72个火枪兵和54个长矛兵。
　　在布阵时，长矛兵居中央，构成六列纵深的横队，四连为一营，八连为一团，两个到四个团为一旅，在每个单位中，都是左右翼为火枪兵，而中央为长矛兵，他减轻火枪的重量，以便可以不用支架。他又逐渐的以齿轮来代替燧发器，也采用纸弹壳，并用弹带来加以携带。
　　他使用了两种类型的骑兵，一种为轻骑兵，另一种为龙骑兵；前者只有部分装甲，而后者为骑马步兵。前者在中队组织中，所用的是三列纵深，而不是旧有的十列，所受的训练为用袭步冲锋，而不是用跑步，只有在混战中才使用他们的手枪。他们以横队前进，或前后鱼贯，或成棋盘格状，最后一线则为预备队。虽然古斯塔夫照平常惯例，也是把他的骑兵放在步兵的两翼，但他也常把骑兵摆在每一条步兵横线的后面，并且时常把火枪兵与他们混编在一起。一般说来，都是在炮兵轰击的浓烟掩护之下，骑兵向前冲锋，当他们把敌人的散兵线驱退之后，他们就退回好让步兵前进，接着，在另一阵轰击之下，他们再度冲锋，这一次的目标是敌人的两翼，把他们向中间赶以造成混乱，因为维持一条有秩序而完整的正面实为成功的要素。
　　虽然，他的骑兵和步兵都很优秀，可是会战的基础却是炮兵的威力。（注：他的骑兵和炮兵主要为瑞典人组成。至于步兵则以瑞典人为核心，其余则为苏格兰人、日尔曼人和其他为发财而当兵的人。）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伟大的攻城炮兵专家，那么古斯塔夫就可以算是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为了使火炮能获得机动性，他缩短了炮身，减轻了炮架，并也减少了口径的种类，他一共采用了三种主要类型的火炮----攻城炮、野战炮和团属炮。前两者的弹重可分为24磅、12磅和6磅三种。攻城炮有60、30和15CWT三种（注：CWT在英国相当于112磅）。野战炮重量则有27、18和12CWT三种。所谓团属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弹重4磅，每团两门，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用木盒装着，使他们在一个火枪兵发射六发枪弹的时间中，他们恰好可以发射八发炮弹，通常野战炮和团属炮都使用葡萄弹和榴霰弹，而攻城炮则用大弹丸。
　　在补给方面，古斯塔夫所用的是有良好设备和防御的仓库，每个仓库都有正规管理人员。他减少了行李车辆的数量，一个骑兵中队只有10辆，一个步兵连只准有8辆。晋升以资历为依据，刑罚都能合乎人道，不准拷打。他的参谋长是内法森将军，炮兵司令是托斯特森，是一个卓越的军人，在1630年还只有三十岁。
　　当华伦斯坦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时，古斯塔夫投入了战争。他对这个战争的本质有明白的了解，因为此时他写信给他的首相阿谢罗森·阿斯提拉说：“欧洲的一切战争都会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单独的战争。”
　　四年以前（1624年），英王詹姆士一世和法王路易十三都曾向他试探，但是因为他的条件太苛刻，要求先付军费，并占领两个港口（分别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方面），所以这两位国王觉得他难惹，就转与丹麦人商洽。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同意支援这个战争。因为华伦斯坦已经占领梅克伦堡和包围斯塔尔沙德时，古斯塔夫认识到哈布斯堡王室的野心是要控制波罗的海和海峡。所以当他与波兰之间休战之后，就曾于1629年9月1日写信给他的首相说：
　　“如果我们在瑞典境内等待敌人，就可能丧失一切而一败涂地。如果能侥幸在日尔曼境内一战成功，那么就有利无害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国外作战。瑞典境内决不容敌军出现。”
　　基于这个原因，他才派军往斯塔尔森德，以便在波美拉尼亚海岸可以安全登陆。法国也正处在困境之中。当1628年10月法国的内乱平定之后，黎塞留马上派了一个大使去寻求古斯塔夫的援助。他的计划是想利用古斯塔夫来作为法国人的工具。他希望这个战争不是在日尔曼境内进行，而应发展到哈布斯堡皇帝的国土中去，就是前进到奥德河上，并深入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亚。同时由法、英、荷三国在财政上补助瑞典。可是瑞典国王却不愿做法国的工具。他现在已经摆脱了波兰战争的束缚，他知道由于统治手段的暴虐，华伦斯坦的身份已经跌价了；而“归还敕令”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感到害怕。所以他单独加速准备战争。1630年7月6日，他率领13,000人在乌斯道岛登陆，以后又获得增援达到四万人。从乌斯道他前进到了斯特丁，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拉夫向他投降。于是再进入梅克伦堡，使其被废的公爵复位，在八月初，他命令法尔根堡上校率领一支兵力去协助防守该地。
　　当他在波美拉尼亚站稳脚跟之后，古斯塔夫就面临一个艰巨的工作。比起他的敌人，他的资源真是微不足道，而且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欢迎他。（注：在1630年，瑞典和芬兰的总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人；而日尔曼帝国的总人口则约有一千七百万。）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不仅始终保持中立，而且还是他的秘密敌人，因为他担心日尔曼的团结，并认为古斯塔夫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勃兰登堡选帝侯也不支持他。如果斐迪南此时能撤消“归还敕令”，那么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争取过来，从而使古斯塔夫的任务变得不可能。此外，丹麦虽守中立但含有敌意，法国态度动摇，荷兰表示嫉妒，英国也不可靠，而波兰则苦不堪言。这种情况是我们应该记住的，因为以后两军的战略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这又受到三个因素支配。
　　一、应该认清为什么日尔曼会分裂成为许多个数小国，原因之一就是在莱茵河以东，本来就缺乏罗马时代的传统。
　　二、因为古斯塔夫的主要基地为瑞典，所以在他往内陆推进之前，必须先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前进基地和海上交通线。
　　三、主要的天主教强国都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都是古罗马的旧领土。使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携手的交通线是莱茵河中段。不过在另一方面，奥德河、易伯河、威塞尔河又都流过新教的地区入海，而这个波罗的海也为新教势力所包围。
　　古斯塔夫对这些事实都有充分认识，但是必须在巩固基地之后他才能向南行动。现在冬天已到，虽然这些选帝侯还是畏首畏尾，可是法国人却已经与瑞典人签订了一个条约。1631年1月23日，这个《巴瓦尔德条约》签字了，根据它古斯塔夫提供步兵三万人，骑兵六千人。而法国人则一次付给一万二千“塔伦”（日尔曼银币），以后五年中每年再付给四十万“塔伦”。古斯塔夫也保证给与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不蹂躏马克西米利安的土地。
　　1631年春季战役开始时，提内首先攻击新勃兰登堡，而他的将领帕本海姆伯爵则包围马德堡。为了牵制前者，古斯塔夫进到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于4日13日将其占领，但是提内却很狡猾，并不尾随他前进，而是直接向马德堡前进，并与帕本海姆会合。
　　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古斯塔夫的唯一念头就是援救马德堡，但他在未获同意之前却不能通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领土，否则这两个选帝侯的兵力又可打击他的背面，费了许多口舌他才获得了乔治·威廉的同意，可是占领库斯特恩以后又浪费了三个星期时间，才获得了进入斯潘道的许可。此时，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却坚持不动，因为他拥有四万人的强大兵力，所以古斯塔夫被迫让马德堡听天由命。
　　提内率领二万五千人到达了马德堡，与帕本海姆一同围攻该城。5月21日该城陷落，在洗劫和焚烧之后，全城三万居民都葬身烈焰之中。（注：该城被毁并非故意，因为提内本来很希望利用该城来支援他的部队。）这个暴行使所有新教徒大为震惊，于是古斯塔夫也用恐怖来对抗恐怖。他前进到柏林，在他的火炮威胁下，勃兰登堡的乔治·威廉取消了中立。与希斯-卡塞尔的威廉和萨克斯-魏玛的伯恩哈德会师之后，古斯塔夫暂时据守魏尔本，并击退了提内的进攻。这一战却对古斯塔夫颇有益处。因为各面都已被切断，军队有饥饿之虞，提内就率领四万人侵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提出警告。要求该城投降，否则就以马德堡为例。
　　于是，约翰·乔治立即放弃中立，并与古斯塔夫缔结同盟。这两支联军于9月15日，在莫尔德河上的杜本相遇。他们的总兵力共约有47,000人，第二天他们向莱比锡进发，准备向敌人挑战。因为杜本在莱比锡北方，相隔只有三十五英里，所以提内想撤退已经没有可能，而且他的部队在经过几个月的饥饿之后，现在突然进入这个富饶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所以他的最好对策是坚守莱比锡城，准备接受围攻，以等候援兵到达。但是帕本海姆却认为他已是老朽无能，所以怀有不同想法。9月16日，他出发搜索敌情，乘机强迫提内出战。他派了一个使者向提内报告说：他已经看到敌人正从杜本向南移动，他现在已不可能撤退，否则即将遭受极大危险，并要求提内立即支援他。这样他就一手制造了决定命运的布雷顿福德会战。
　　提内率部出了莱比锡城，占领了一个在该城北面约五英里远的阵地，在左方有一个小高地，上面即为布雷顿福德村，而右面是斯顿堡村。这个地方是古战场，号称“上帝的田园”。依照一本古代的地理记载，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平原，布满美丽的森林和许多果园。
　　提内是一位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一个谨慎合理的军人。詹姆士·格兰特对他有下述形容：“他身材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长着长须。”他对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队形为由一线或两线的步兵所组成。一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所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四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的骑兵由帕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则由福斯登伯格和依索拉尼指挥。他一共只有二十六门炮，重炮位置在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方，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面。门罗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宿营。夜间，他在他的旅行车中通霄与约翰·赫普伯格爵士、霍恩元帅、巴勒尔元帅和特腓尔将军会商，他们都全副武装。
　　第二天拂晓，瑞典军营中开始吹号上马。整个平原均为浓雾遮掩，瑞典人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的火光，那就是提内的阵地。在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和半旅，这样使火枪兵可以得到长矛兵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地。所以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活动要塞，彼此间可以互相支援。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而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关于后者的阵容已不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是这样的：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和门罗与拉姆塞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着赫普伯格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特腓尔和哈尔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充任预备队。在右翼方面，由巴勒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所组成，中间夹着火枪兵，另有一个骑兵团供支援用。第二线为四个步兵团。在左翼方面，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兵，第二线为两个骑兵团。团属的火炮都分别位置在各旅团的前面。而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的正前方，由托斯特森指挥。在霍恩元帅的左面即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000人，军帽上都系着绿带，而帝国军则系白带。瑞典人的口号是“上帝保佑我们”，而敌军的则为“圣玛利亚”。
　　门罗的记载上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一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会战开始了，敌军首先开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轰轰打了两个半小时之久。瑞典的步骑兵始终屹立不动，像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经在行列中造成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发弹数量要比帝国军多三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痛苦，帕本海姆却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觉到他们实在挡不住这样强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命令就率领五千名骑兵向瑞典军右翼冲锋。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提内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吼道：“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造成了一个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兵夹在骑兵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帕本海姆一直冲锋达七次之多，都被逐退，在最后一次时，巴勒尔指挥他的预备队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逐出战场之外。（注：依照西班牙战术，骑兵冲锋时是用跑步和只使用手枪，等到敌军的行列混乱瓦解之后才使用刀剑。瑞典军的战术却恰好相反。骑兵在冲锋时用袭步和刀剑，在发生混战时才使用手枪。）
　　帝国军的右翼方面误以为帕本海姆的冲锋就是全面进攻的讯号，于是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下，萨克森军就开始逃出战场，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他的马，向艾伦堡飞逃。这不仅可以抵销帕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被减去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提内也是一个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这个机会马上就不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掩护，而且受到了帝国军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他命令骑兵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左翼。同时又命令福斯登伯格攻击敌军后方。
　　如果对方不是瑞典军，那么他的行动就可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但因为古斯塔夫部下的调动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两倍，所以提内就不能稳操胜算了。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兵力来应付提内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了魏特森和赫普伯格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过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散。
　　正当左翼方面苦战之际，古斯塔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决定性一击。他自己骑马赶到右翼，命令巴勒尔的骑兵攻击提内的左翼。他自己就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向尚有敌炮残留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他们，打击在提内步兵横线的左端，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斯特森也调转了预备队的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式方阵猛轰。
　　虽然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却已成为定局。不久，帝国军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3,000人，损失了全部火炮、九十面军旗和全部补给纵列。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三千人，大部分都是敌方炮火所杀伤。
　　于是瑞典军的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门罗说：“我们的营火烧的东西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遗留下来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人员来收拾它们。整个夜晚，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一直在逃跑中，认为一切都已经完了。”但还是有五百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尔斯堡俘获了3,000人，直到9月21日在哈里才放弃了他的追击。
　　这次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可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它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陆上会战，这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如何，它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粉碎了，决定了日尔曼不再是一个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迪勒尔教授说这是“归还敕令的坟墓”和“日尔曼的纳西比”。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免受耶稣会的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古斯塔夫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尔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作一个救主看待。他给与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是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则新教徒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了。加迪勒尔教授的评论似乎是很有远见的，他说：
　　“总结起来说，那些战术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军事表现而已。这个刚刚被击败的固体纵队，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提内过去曾经凭借纯粹的重力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证明除非能有个性的智慧来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主义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莫不如此。”
　　在布雷顿福德会战获胜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纳，而使斐迪南屈服呢？”有些历史家认为他应该如此，而弗拉德更把他与坎纳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但是这个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环境完全不相同。第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它要通过厄兹格比格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也快要到了。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的马德里。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他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则后方一旦发生叛乱，结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忱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第四，当他最后决定前进到莱茵河上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天主教地区会激怒黎塞留，但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亭为基地，并获得了日尔曼最富有的地区来供养他的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于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不少的人力和财力。第五，是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在占领了巴拉亭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日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连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前进，而萨克森选帝侯则把战争带入了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吴兹堡，推进到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再进到梅兹，经过两天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三个月之内，他征服了全部莱茵地区，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的一切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日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在阿尔沙提亚、下巴拉亭和科隆等地，都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为不快，他对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个严重威胁。”他这种震惊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帝国的制度，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只是要使其不能发生作用而已。
　　怀着这种观念，1632年春天，古斯塔夫又向提内挑战。后者自从在布雷顿福德战败之后，又已召募了一支新军，此外洛林公爵也率领12,000人与他会合，使总兵力达到四万余人。古斯塔夫在多瑙华尔斯渡过了多瑙河，并在李赫河上与敌人遭遇。在烟雾掩护和炮轰之下，他在河上架了桥，于4月16日击败提内，提内负了重伤，十四天后去世了。
　　自从罢免华伦斯坦之后，斐迪南内心一直感到很遗憾，在提内惨败之后，他就更想启用他了，因为尽管事实上他很害怕这位凶恶的魔王，但却又找不到另外的人选。这个人的眼光是超越时代的。华伦斯坦的目的，很明显是想使这个帝国在一个虚名的王室下统一起来，而由他自己任首相，总揽一切。所以他认为宗教纠纷必须停止，容忍之道必须请求，为了相忍为国起见，只有用金钱贿赂为唯一有效的工具。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计算为根据。他是一个占星家，一个生意人，毫无道德和慈悲观，累积了大量财富。他的态度沉静、含蓄、神秘，没有人敢问他。他是快要启蒙的权力时代的标准产物，这样的人在以后的时代中，可以做一个工业或银行大王，受到万人景仰。
　　失望之余，斐迪南只好向他求教，华伦斯坦却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对军队应有绝对和无条件的控制权，皇帝对他应完全信赖，不得他的同意不准下任何命令，一切被充公没收的领土都由他控制，加速取消“归还敕令”，他还要有一个选帝侯的头衔。这些条件全部被皇帝接受了，于是这位捷克人才又以“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将军”的头衔再度出山了。
　　华伦斯坦的第一个行动是争取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第二个行动则为动摇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的信心。但是他都未获成功，于是在1632年4月，他开始进兵波希米亚，这本来是在萨克森人占领之中。他攻占了布拉格，强迫萨克森人撤退，6月27日，又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会合，总兵力增至六万人。他前进到安堡，并在纽马克与瑞典人发生了冲突。古斯塔夫撤往纽伦堡。华伦斯坦跟踪追击，于7月16日，到达弗斯，就在附近掘壕安营。
　　两军对峙达几个星期之久，整个日尔曼和欧洲都在焦急和期待中等候消息。9月4日，由于缺乏补给，古斯塔夫向敌方阵地发动了一次突袭，结果被击退并损失了三千人左右。十四天后，因为军中患病人数已有数千之多，所以古斯塔夫放弃了对峙，决定向维也纳进军，以吸引华伦斯坦离开萨克森，可是后者却看透了他的计划，不但不随着他走，反而直趋萨克森，而马克西米利安则率领骑兵的剩余部分，去防御巴伐利亚。接着，华伦斯坦也派人去通知霍克和帕本海姆----他们正留在威赛尔河上----与他会合在一起，意图为集中兵力对付萨克森，而使约翰·乔治退出战争。
　　这个企图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于是约翰·乔治拼命向古斯塔夫求援。瑞典国王此时本已在途中，10月22日又回到了纽伦堡。11月2日，萨克斯-魏玛的伯恩哈德也在安斯塔德与他会合，11月8日他占领了南门堡的柯森隘路。他在那里又催促约翰·乔治----他的军队正留在托尔高----率领所有一切能动用的兵力来与他会合。
　　此时，莱比锡已经为霍克占领，因为冬季将临，华伦斯坦假定古斯塔夫也一定会暂时休战，所以就决定在吕岑周围宿营过冬。为了避免人数过于拥挤，他又派帕本海姆与他的骑兵去占领哈里。虽然此前华伦斯坦的防御战略似乎都比对方略高一筹，可是面对着古斯塔夫这样一位勇将，分散自己的兵力未免是个冒险的决定，11月14日古斯塔夫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决定设法使敌人接受会战，尽管他在数量上还是居于劣势。
　　11月15日上午一点，他出发往帕高，以求与萨克森人会师。他在那里停留了四小时，但还没有听到萨克森军的消息，于是他继续向吕岑前进，希望能对兵力仍在分散状态中的敌人作一次奇袭。但是道路太坏，使他的行动大大延迟。在李巴赫与一部分敌军遭遇，经过一番激战才把他们打散。那天夜间，他宿营的地方距离敌军有一英里左右。他举行了一个战争会议，克尼法森主张迂回，伯恩哈德主张攻击，但是古斯塔夫却已经立下决心。他说：现在骰子已经掷下，不能放过华伦斯坦而不攻击。
　　在敌方营地，华伦斯坦正在患了脚气，必须用轿子抬着走。他整夜都忙于设防，因为他希望尽量避免战斗。11月16日上午2时，他知道古斯塔夫的部队已经逼近，才派人去送一个紧急命令给帕本海姆，他说：敌人已经接近，把其他一切事情都丢开，率领你的部队和炮兵赶紧回来。你明天上午必须要到达此地，因为敌人已经越过了李巴赫隘路。
　　两军现在对峙着的吕岑平原，是低而且平，从西南到东北，中间有一条莱比锡大路贯穿，这条道路的路基较高，两面都有沟道；在吕岑以东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条曲折的小溪，叫作弗罗斯格拉本，有许多地方都是可以徒涉的。华伦斯坦还是想象在纽伦堡一样，只打一个纯粹防御性的会战，所以他在莱比锡大路北面不远的地方对兵力作一线展开。他的右翼倚托在吕岑城北一个小高地上，这上面有几个磨坊。他的左翼则直达那条溪流。他把沿着大路的沟道，改掘成为战壕，把火枪兵放在它里面。他的兵力确数已不可考，可能为25,000人，但帕本海姆的8,000人尚不计算在内。他把全军分为中央、右翼、左翼三个部分。中央部分由四个步兵大“方阵”组成，由他自己指挥。右翼由柯罗里多指挥，左翼由皮科洛米尼指挥，都是骑兵。他也守着吕岑城，这个城已被他纵火焚毁，他的火炮约为60门到66门，分为两群，一在右翼前方，一在中央右端前方。
　　古斯塔夫于拂晓时开始进攻，但大约在8点钟时，突然起了浓雾，所以只好被迫停止。他就乘机向部下训话。他的目的是切断华伦斯坦与莱比锡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让他丧失基地，而且也使约翰·乔治可以自由使用这条道路，这支兵力是他所昼夜企望的。他的兵力可能为18,000人，分为二线，大致区分如下：中央两线的兵力都是四旅半步兵，分别由布拉赫伯爵和克尼法森指挥。在两翼方面为骑兵，队形与布雷顿福德会战相同。他自己指挥右翼，布恩哈德指挥左翼，在中央后方只有一个骑兵预备队，由欧姆上校指挥。在步兵前方摆开了26门重炮。至于40门团属火炮则分布在火枪兵前面。
　　根据当时参战的弗利伍德的记载，战斗情形如下：当雾消去之后，炮兵就开始发射，敌方马上就加以还击。本来天气已经清朗，部队在10点钟左右开始前进，可是马上又起大雾，彼此间几乎都看不清楚了。就在那个极短的清朗期间，古斯塔夫率领右翼的骑兵向前冲锋。他被战壕中的敌方火枪兵击伤，他自己的手臂和坐骑的颈部都被射穿，但他仍不肯后退。于是跳过壕沟，直向敌军冲去。（注：当时，主将亲自进行白刃战的风气还很流行，这样负伤战死的人也很多。）
　　他击散了华伦斯坦的火枪兵，击溃了一部分克罗提骑兵，并把皮科洛米尼的重骑兵也驱退了。此时，伯恩哈德也率领左翼前进，逐退了柯罗里多的骑兵。中央的步兵也前进，并夺获了华伦斯坦的中央炮位，但不久又退回了。
　　由于大雾的原因，关于这一个阶段的战斗情形，几乎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报导。很明显，当古斯塔夫听说他的中央部队已经撤退，就率领一团骑兵赶往接应。在大雾中与他的部下分开了，他带着三个护卫人员冲入敌方一群骑兵之中，他的头部和身上都中了弹，立即毙命；两个护卫人员被敌人砍倒，但有一个人逃走了。
　　古斯塔夫的阵亡，不但没有使他的部下丧失士气，反而激发了狂热的报仇心理。他们现在改由伯恩哈德指挥，继续进攻。此时，帕本海姆也赶到了，他打击在瑞典军的右翼上，又把他们逐回到原有位置。正当此时，帕本海姆也阵亡了，于是会战变成了混战。国王的遗体被抢回了，华伦斯坦的火炮曾经失而复得达两次之多。最后，瑞典军不惜牺牲，拼命苦战，于是帝国军终被击溃，当夜幕将垂时，战场上已经没有敌人了。瑞典军并未追击，损失也无确实估计。弗利伍德说帝国军被杀者约为三四千人，而瑞典军约为一千五百人。同时他这样感慨说：“如果上帝愿意让他（古斯塔夫）今天不死，那么我确信他必可使日尔曼境内的一切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这的确是很可能的，金德里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中说：“这是绝对可能的，他是可以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尔曼建立一个国家，使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前一百年以上。”布莱斯也说：“在四个战役之中，他毁灭了皇帝的陆军和威望，蹂躏了他的土地，用空了他的国库，使他的力量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即使今后再获成功，也还是无法挽回这个颓势。”正与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也是大业尚未完成就死了。他遗留下来的任务太伟大了，使他的后继者担负不起。如果不是黎塞留的煽动，那么战争可能就此结束。帝国已经崩溃了，华伦斯坦的信用也破产了，终于在1634年被刺身死。但是由于法国人尚未获得莱茵河西岸的控制权，所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黎塞留继续鼓动战争，劝说所有各国应以全面和平为目标，并且说个别的解决是既无利可图而又不可靠，这样他就逐渐使哈布斯堡的诸侯将他们的势力消磨殆尽了，并收回了二十年来法国因为不决和无能而丧失了的土地。话虽如此，黎塞留虽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却并不是战略家，他从来没有认清战争是一种艺术。
　　1634年9月6日的诺德林根会战是另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战中，伯恩哈德遭受到决定性挫败。到了次年春天，整个日尔曼南部又重新归入皇帝手中。1635年5月30日，皇帝与约翰·乔治之间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于是同盟也解散了。
　　因为在法国支持之下，瑞典不肯承认这个和约，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侵入和征服----一面为法国和瑞典，另一面奥地利亚和西班牙。前者的目的是一贯的，就是拆散哈布斯堡包围圈。现在一切理想都已消灭，包括斐迪南的、古斯塔夫的和华伦斯坦的都在内。战争现在变得更为野蛮，也变成了波旁王室对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战争，完全是一种权力之争。农民叛变了，只有军人才能活命，一大群挨饿的妇孺跟在军队后面，好像尾巴一样。（金德里曾举了一个例证：一支38,000人的军队，却有127,000人的妇女、小孩和其他随营人员。）战火差不多一直烧到了巴黎的城门口，使居民都惊惧不已。战斗互有胜负，而整个地区却已人烟绝灭。慢慢地大家开始厌战了，于是才又有一线和平的曙光出现。
　　斐迪南二世死于1637年2月15日。他的遗嘱希望他的国家从此永不分裂，这样就建立了奥地利王朝。法兰西王朝的创立者黎塞留也在1642年12月5日逝世。接着路易十三也在1643年5月4日逝世，继承人为路易十四，他出生于1638年。十四天后就发生了罗克罗伊会战，西班牙式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告终。托斯特森为当时的名将，于1645年3月6日赢得了约考的决定会战，于是萨克森与瑞典之间才建立和平关系。三十年战争在1648年秋季以瑞典人对布拉格的围攻为结束。
　　冲突无法继续下去，因为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已经不再能抵抗法国的压迫，他的帝国已经变成了一片荒郊，不再能供养他的军队。和谈早已开始，1648年10月24日，帝国与法国和瑞典之间都分别签订了和约。这个条约就称为西伐里亚和约，在以后一个半世纪中，这些欧洲国家都能继续维持正常关系，经过轻微的修改，它一直维持到1789年为止。
　　根据这个和约，加尔文派取得了与路德派的同等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日。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于是所谓“宗教改革”获得了合法依据。（注：不过宗教改革的原有意义已经完全丧失了，新教已经不再是一种宗教，而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罗马的宗主权被取消了，所谓基督世界的瓦解已成定局。欧洲的地图也要重画了。上巴拉亭归并了巴伐利亚，下巴拉亭则由腓特烈之子查理·路易所有。勃兰登堡获得了哈贝斯塔特、明登、坎明和马德堡的一部分。瑞典则分得了上波美拉尼亚、布里门、费尔登、梅克伦堡、斯特丁和鲁根岛。萨克森保留着鲁沙提亚和马德堡的一部分。瑞士共和国和联合省都独立了。法国现在变成了欧洲和平的公敌，获得了上下阿尔萨斯、梅兹、托尔、凡尔登等地。日尔曼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国，在这些国里又产生了农奴制，而迷信变得十分猖獗，许多被指控为巫师的人都被烧死。学校都已被毁灭，教育、文学和艺术备受摧残。早在1648年以前，整个国家就已变成了野蛮的世界。
　　日尔曼市民有秩序和繁荣的生活都被毁灭了，他们的家庭妇女被拖在佣兵式军队的后面做尾巴，一半像妓女，一半像吉卜赛人。
　　1880年，德国驻伦敦的大使哈兹费德亲王向格兰维里勋爵说：“德国在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损失，至今仍未恢复，所以德国政策的重点应为阻止这种类似的灾难再发生。”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国家所受到的损毁程度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连匈奴和蒙古人的入侵也不足以比拟。据说人民死亡总数为八百万人，此外在战场上被杀死者为三十五万人。在屠林吉亚有某一个地区，1618年，在十九个村落中共有房屋1717栋，而到了1649年只剩下了627栋了。本来一共有1773户家庭，现在只剩下了316户，占有这627栋房屋。在同一地区中，本有牛1402头，现在只剩下了244头；本有羊4616头，现在一头都没有了。在波希米亚，原有三万五千个村落，只有六个幸存；人口由二百万人减到了七十万人。在亨尼堡一地，人民死亡了百分之七十五，牲口死亡了百分之八十，房屋毁灭了百分之八十。而愈是富饶的地区，则损失也就愈重。
　　西伐里亚和约为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之一。哈布斯堡王室开始转向东发展，一代人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缩小了，他们向多瑙河上去补偿在莱茵河上的损失，瑞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国，直到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后才开始衰颓，日尔曼的领导权移到了霍亨佐伦家室的手中。由于日尔曼的分裂使法国的安全大为增加，于是继续与西班牙交战。此时，在北方又有两个新强国兴起，联合省变成了一个发展中的商业帝国；此外还有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当西伐里亚条约签字的墨汁未干之际，英王查理一世的人头就已经在西斯敏斯特修道院刽子手的笼中打滚。这是平民阶级向天授王权挑战的开始。

蓝盾

纳斯比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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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查理在诺丁汉升起他的王旗时，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大致上都是拥护他的，至于南部和东部则大都拥护国会。（注：英国人口此时约为五百万人，其中伦敦就占了三十五万。）英国民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拥护国王的；拥护国会的；还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但希望双方的斗争不要扰乱他们的生活。最后一部分人最多。
　　制造业中心、海港和大城镇----最重要的是伦敦----大部分都属于清教徒，所以在物资和财力两方面，都是国会占优势。也可以说金钱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要从平民中召募军队并不困难，可是这些人多半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才当兵。此外，由于海军反对查理，所以国会能够获得海岸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港口中获得关税收入，每年在250,000镑以上。
　　在领导能力方面，最初无疑是查理方面占了优势，虽然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缺乏人力并不太重要，因为双方都是乌合之众，谈不上有组织。但是由于缺乏船只和金钱，使查理与法国和荷兰之间的交通以及从海外购买军需物资的渠道都不畅通。所以，制海权对于他的最后失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如此，因在战争初期国会方面采取一种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引发无穷的辩论，不仅浪费了时间，而军事措施也都不彻底，所以这种优势大部分都被抵销了。
　　查理在诺丁汉召集兵力，并任命林德塞公爵为统帅，这是一位六十九岁衰老无能的将领。而叛军----号称圆颅党----则集中在北安普顿，由埃塞克斯公爵任统帅。双方都感到缺乏金钱，不能按时发饷，所以部队纪律废弛，逃亡者很多。武器和弹药也都不够用，一切工作都无效率可言。一方面是纷纷要求人马的补充；另一方面是允许军官们自由招募新部队，而已有的旧部队则任其自行消失。强迫拉夫和征用物资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最后。双方军队都算不上是有组织的战斗力。在这种环境中，突然上帝为查理送来一位救星----鲁普特亲王（1619—1682年）和他的兄弟莫里斯从荷兰来到英国。
　　鲁普特是那个不幸的巴拉丁选帝候的第三个儿子，所以也是查理的外甥，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却早已是个有经验的老兵，因为他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参与丹麦和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到英国之后，查理就命令他指挥骑兵，并很聪明的决定他与林德塞保持相互独立的关系。这个人有无限的勇气，头脑顽固，性情活泼而暴躁。他对科学和炮兵也很有研究，不仅是一个好军人同时也是一个好海员。他穿着猩红色上衣，镶着银边，骑着黑马，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只猴子和一头白色哈巴狗。
　　对王党而言，鲁普特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领袖人物，他能给予他们精神鼓励，正像以后的姆拉特一样，他是一个杰出骑兵将领，采用古斯塔夫式的冲击战术，横刀跃马直向敌人冲去。虽然他比克伦威尔略为逊色，但在内战开始时，一切环境却都与克伦威尔的成名时期有很大差别。和克伦威尔不同，鲁普特并没有时间来训练他的部队----其中多数都是青年和头脑呆板的骑士。要指挥他们可说十分困难，在冲锋时要想掌握他们就更不可能，这正好比滑铁卢之战中的情形。这些人是训练不足而热心有余，所以鲁普特采取的战术就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对着组织尚不够坚强的敌人进行旋风式的攻击。一时他的名声大振，使圆颅党望而生畏，好象当年西班牙人看到追克一样。正如华尔维克爵士在剑桥近代史中所评论的：“他使国王的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都奋勇向前。如果他的谨慎能与勇敢相称，那么一定会战无不胜。”
　　虽然这个战争的战略很复杂，但双方的战略目标却十分单纯。对国会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守伦敦，这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基地。其次，为了使他们的叛乱合法化，就必须俘虏国王，因为不利用国王的权威，他们的行为在人民眼中看来总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埃塞克斯所得到的命令就是：“救出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人，以免他们受失意分子利用。”反之，王党的目标就是要攻占伦敦，因为这是叛乱的中心。可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既不能用封锁的手段----因为查理没有舰队；又不能靠围攻----因为查理又缺乏攻城部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圆颅党离开伦敦城，在野战中将他们击碎，再趁他们失败颓丧之际，一鼓作气冲入城中，不让他们有设防守城的机会。
　　要执行这种战略，查理需要更多兵力。可是他现在在诺丁汉只有一万人，而埃塞克斯在北安普顿却有两万人。所以查理决定向西移动，前进到谢里威萨布尼和威尔士的边界，那里的人民都是拥护他的，所以可能召募更多兵力来对抗埃塞克斯。为了训练和组织起见，他可能要稍息一下，接着就准备迅速直扑伦敦，在途中击败埃塞克斯，并希望他的失败能够刺激城内的王党起事，于是里应外合攻克该城。这虽然是个赌博，但却并非毫无希望。
　　9月13日，查理从诺丁汉拔营启程，向谢里威萨布尼进发，并于9月20日到达该地。一旦到了那里之后，他又夺占了切斯特，这个地方控制着到威尔士的道路----这是他最理想的召募地区----并且从那里又可以与爱尔兰取得接触。因为行动诡密，使埃塞克斯一时不知所措，直到9月19日，他才开始向沃彻斯特进发，目的是想使他自己处在谢里威萨布尼与伦敦之间以掩护伦敦。在全国各地区都已有战斗爆发，朴茨茅斯也被国王的军队占领。
　　查理于10月12日从谢里威萨布尼出发，经过布雷德诺斯、伯明翰和肯尼沃思等地前进。他的意图是想迂回埃塞克斯的北面侧翼，然后再一直前进到他后面，切断他与伦敦的联系。国王的前进使国会大为震惊，于是一再命令埃塞克斯设法使国王接受会战。同时，在伦敦城中经过训练的兵力，都集中起来由华尔维克公爵指挥，开始准备守城。埃塞克斯转向东面，费尽心思以求与查理接触，于10月22日，到达肯宁顿。此时，国王正在埃德科特，在他东面相距约7英里。
　　10月23日就发生了埃吉山之战。虽然战斗颇为激烈，但却不具有决定性，但是当埃塞克斯退向华尔维克和考文垂时，查理与伦敦之间就已经没有障碍物了。但是他的陆军已经解体，弹药都已用尽，所以在他尚未建立一个基地之前是不可能向前再推进的。因此他决定前进到牛津，于10月29日到达。到了之后他又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应该宿营过冬还是继续前进。最后由于受鲁普特的催促，才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已经损失了许多时间，所以埃塞克斯已经可以取道圣阿尔班，赶在他的前面先到了伦敦。
　　11月12日，鲁普特把叛军的前哨赶出了布伦福特，第二天在特恩汉森林与埃塞克斯的主力遭遇。因为双方兵力的对比为二比一，使查理觉得对一个已经掘好工事的敌人发动进攻所冒的危险实在太大。所以在经过短暂的炮战之后，查理仍然返回牛津，以后在整个战争中，牛津一直都是他的司令部。
　　因为伦敦具有如此重大价值，所以查理决定进行另外一次夺取该城的尝试。他的计划是集中两支辅助军队与自己在牛津的兵力会合：一支由新堡公爵指挥，位于约克；另一支由霍普顿爵士指挥，位于康沃尔。等三支兵力都准备周全之后，就以牛津的部队取道泰晤士河谷前进到伦敦；而那两支兵力也分别由南北两面会师城下，这两支兵力封锁泰晤士河上的一切船只，而国王的陆军则切断伦敦的陆上补给。
　　理论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计划，但是凭查理率领的这种乌合之众却实在不合适。局部地区的征兵都不愿离开家乡，因为害怕离去之后家乡会遭到敌人蹂躏。进一步说，因为圆颅党在霍尔和朴里茅斯都占有坚强阵地，所以那两支兵力如果向伦敦进发，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掩护他们自己的家乡，除非他们能够先行解决敌人，否则难免后顾之忧。
　　正讨论这个计划时，王后也已经荷兰回来。在1643年上半年，全国之内到处都有局部性的战争。7月26日，鲁普特攻下了布里斯托尔，这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这也使查理的威望上升到最高点。
　　于是向伦敦发动三面攻击的机会似乎已经成熟。可是正当开始行动之际，新堡公爵的部下却因为霍尔仍在国会军手中而不肯南行；同时霍普顿的人员也坚持必须等到朴里茅斯攻下之后再向东进军。威尔士人对格罗切斯特仍有国会军驻守也感到不放心，因为这里也威胁到南威尔士的王党。现在查理既然无法向伦敦进攻，所以决定先攻取格罗切斯特。8月10日他开始围攻该城。埃塞克斯奉派赴援。
　　9月5日，当埃塞克斯接近格罗切斯特时，查理解围转移到科特斯伍兹的阵地，在那里由于受到敌军迂回，又退到纽布格。9月20日，双方发生激战，如果第二天查理再继续压迫，那么埃塞克斯就可能会被击败，他与伦敦的联络也会被切断。可是查理却于当夜退回了牛津，从此伦敦不再受到威胁。
　　正当查理忙于作战时，议会却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从1640年以来，反对党领袖与苏格兰人之间一直暗中勾结。现在两院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派代表前往苏格兰去寻求军事援助。8月7日国会的代表团到达莱斯。
　　詹姆斯·格拉海姆，即蒙托斯侯爵，是苏格兰的王党领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往格罗切斯特城下的国王营中。他劝说查理允许他集合在苏格兰境内忠于王室的兵力抢先发动攻击。但是查理却拘于小节，认为这并不合法，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代表团在莱斯提出签订一个政治同盟的建议时，苏格兰人拒不接受，相反，他们却主张建立一个与1638年相似的宗教条约，国会代表却马上加以接受。这就是说取消主教制度，使英格兰教会改走苏格兰教会的路线。进一步说，也等于要毁灭在爱尔兰的天主教。
　　九月初这个协定完成了，9月25日，神圣集会和英国的众议院都宣誓接受，所以违反了多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愿望，长老会在王国中成为国教，为了酬报如此巨大的让步，苏格兰人同意派一支部队去帮助英国国会，而一切维持费仍由国会担负。
　　这个条约从两方面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一）它使国会赢得了第一次内战，（二）它在宗教方面引起了所谓独立主义者，主张各教会应有自治权（即宗教中的民主制度），结果造成了国会与陆军之间的裂痕。这又导致第二次内战，使国王被杀，并建立了克伦威尔的护国制。
　　1644年1月19日，苏格兰军共有步兵18,000人和骑兵3,000人，由列文指挥，渡过了特维德河。为了封锁其进路起见，新堡公爵立即赶往北方以增援新堡的王党兵力。他指挥的部队，步兵不多于五千人，骑兵不多于三千人。4月11日，在约克夏指挥国会军的费尔法克斯勋爵父子向希尔拜进攻。因为害怕腹背受敌，新堡公爵自动撤回，4月18日进入约克城防守。列文接踵追来，4月20日与费尔法克斯父子在塔德卡斯特会合，不久即开始围攻约克城。6月2日，他们又与曼彻斯特公爵所率领的东部同盟部队（约一万人）会合。
　　查理在牛津感觉到如果约克城沦陷，那么整个北方也就完了。所以他必须援救约克城。于是只好从南方抽调兵力去增援在谢里威萨布尼的鲁普特，并派他去解救约克之围，这样做也就等于不惜使牛津丧失，因为埃塞克斯正在阿里斯布里，而华勒尔也在法恩海姆。查理决心冒险，5月16日，鲁普特从谢里威萨布尼北上。2月13日，蒙托斯侯爵也已奉派为英王在苏格兰的副将，此时率领了一支小部队，越过边界以分散敌军兵力。
　　虽然新堡公爵认为会战是不利的，但是鲁普特却性如烈火，他在7月2日前进到了马斯顿荒原，面对国会军和苏格兰军展开了他的部队。敌军位于托克维兹与长马斯顿之间。双方都各有骑兵约7,000人，但王党步兵仅11,000人，处于一对二的劣势。
　　上午五时开始会战，结果是王军大败，主要原因是国会军的左翼骑兵在克伦威尔指挥之下进行了很巧妙的运动。在这次战争中这是最大的一次会战，对查理而言是一个最大的灾难。新堡公爵放弃了一切希望，辗转逃往欧洲大陆。鲁普特收集了六千余名残余骑兵，退往里奇蒙，从那里再回到兰开斯特。7月16日，约克城投降了，两天以后，王后从法尔茅斯前往法国，从此与国王遂成永别。
　　现在战争的命运操在国会党手中，因为他们只要把费尔法克斯和列文的兵力向南推进与正在牛津附近的埃塞克斯与华勒尔的兵力会合，就可以围捕查理了。可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北方的三支兵力却分散了；列文去围攻新堡城；曼彻斯特回到林可谢尔，费尔法克斯出发削平在约克夏境内的其他王党据点。在南方，华勒尔的部队大部分由民兵组成，开始自动解散了；而埃塞克斯进入了康沃尔，于8月间在弗威被困。9月2日，他的步兵都被迫投降了。虽然如此，对于国会方面而言，马斯顿荒原会战在这次战争中依然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最重要的是它使一位英雄人物出头了。他就是奥利佛·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出生于1599年4月25日，祖先亦为贵族，他在1640年被选为剑桥的议员，战争爆发时被任命为第67骑兵队的队长。在马斯顿战役之后，鲁普特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铁甲”，这个绰号是很适合的，等到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他的整个部队也都号称“铁骑”了。他的出身和教育都是非军事性的，克伦威尔从未受过战争训练。虽然如此，他却具有罕见的指挥能力和决断意识，这都不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而且当他投笔从戎之时，他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他有许多亲属与他合作，使他能以自己为核心组成一个克伦威尔系统的军事集团。他的儿子奥利佛是第8骑兵队的指挥官；他的未来女婿伊尔顿是第58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约翰·哈姆佩顿是第20步兵团的团长；他的妻舅瓦尔顿是第73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弟瓦列是第6骑兵队的掌旗官；他的邻居曼德维里勋爵，就是未来的曼彻斯特公爵，是第10步兵团的团长。在克伦威尔的精神领导之下，这个集团发生了联合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在1642年12月12日（埃吉山之战前夕），国会才通过组织地方防御同盟。于是才成立了东部联防军，包括诺弗克，苏弗克，埃塞克斯，哈特福德谢尔，亨廷顿和林肯等县，而以剑桥为核心----克伦威尔就是剑桥的国会代表。这个同盟以后变成了国会军的骨干。
　　克伦威尔虽然在精神上是这个同盟的缔造者，但他在第二天是否参加了埃吉山之战却已不可考，不过大约是在此时，他曾经与哈姆佩顿进行过一次值得追忆的谈话。十五年后他在他的第二次国会致词时还曾经提到它。他说：“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军队几乎到处在失败。我就对哈姆佩顿说：你的部队都是些残兵败卒，而敌人的部队都是绅士出身的青年人。你想这些卑微的人在精神上敢向那些具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绅士们挑战么？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他的伟大观念，如果没有用纪律约束的群众，那么再卓越的领导能力也毫无用处；而所谓纪律，不仅要求官兵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而且还要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产生热爱”，因为没有热情则纪律还是会落空。所以他告诉部下应敬畏上帝，激发他们的良知。
　　1643年1月，克伦威尔回到剑桥，开始对他的部队实行精神教育。3月，他的兵力扩充为一个团，下辖五队，他自己升任团长（上校）。到年底，他的兵力增加到九队以上。巴克斯特说：“他特别注意把有宗教信仰的人吸收到他的部队中去，这些人比一般军人具有更多的了解，而不仅是为了金钱打仗。”另外有人在1643年5月对他作了下述报导：“克伦威尔上校有二千名勇士，具有良好的纪律。凡是说下流话的都要罚款12便士；酗酒的人都要受禁闭。若是谁喊他们为‘圆颅党’也要受罚。他们到处都受到欢迎。如果所有部队都像他们这样有纪律那该多好呀！”
　　1643年9月，克伦威尔曾经写了两封有名的书信，也可以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他写信给斯普林格爵士说：“我希望你对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对骑兵而论，素质要比数量更重要。如果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当队长，那么全队中的忠实份子都会追随他。”9月11日，他又写信他的朋友奥利佛说：“我已有了一些可爱的同伴，你应该敬重他们，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忠诚的基督徒，他们希望把他们当人来使用！”这最后一句话也是克伦威尔在建立纪律时的全部秘诀。
　　马斯顿会战之后，在1644年11月到1645年2月之间就继之以终归失败的和谈。克伦威尔此时就认为非采取激烈手段不可，否则军事方面难有起色。长老会的领袖曼彻斯特是主张和平的，克伦威尔也主张和平，但却认为应从胜利中寻求和平。当危机加深之后，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愿意接受克伦威尔领导。华勒尔早已向国会报告说，一支由地方民兵组成的军队是永远无法赢得战争的。
　　克伦威尔决定把将领的问题提到国会中去加以解决，并坚决主张肃清一切政治将军，例如曼彻斯特和埃塞克斯等。这个提议的结果就成为“自动辞职的决议”。所有上下两院的议员都一律免除军政职务。12月19日下院通过了，到1645年4月3日，才勉强为上院所接受。同时在1644年11月23日，国会又决定组成两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委员会以研究改革军制的问题。最后建议成立一支总数22,000人的陆军----其中14,400人为步兵，7,600人为骑兵和龙骑兵----这些人员应有正规的薪饷，费用由遭受战祸最少的地区担负。1月11日，下院通过了这个“新军方案”，2月15日也为上院采纳。不久就成立了一支常备性的国家军队，这是职业化的部队，其纪律则大致依照克伦威尔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军事革命而已，因为正如哈里森在克伦威尔传中所说：“以铁骑军为骨干而组成的新军，使全国的兵权都归入独立派手中，使之能进行彻底改革。”因为新军不仅是一支军队，而且更是一队“圣经”的战士。“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国会，这个国会比起那个在西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开会的国会要更大更坚决，在精神上和意志上也更团结。从这时起，革命的动力就已从下院转入军队手中。”
　　一旦大家同意之后，在克伦威尔的提议下，国会任命小费尔法克斯为总司令，他是一个纯正的军人，完全不带地方色彩，现年只有33岁。在他下面为中将级的骑兵司令，少将参谋长及步兵司令等人。所有将领和军官都经过谨慎选择，但有人却说他们与其是良好的军人，不如说是优秀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完全靠薪饷维持生活，那在当时是很宽裕的。
　　步兵的召募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所需数量不过14,400人，但是华勒尔全军只能供应600人，埃塞克斯约3,000人，曼彻斯特约3,500人。所以为了补足缺额，只好采用强征的方式。尽管如此，到1645年5月，步兵总数比应有的编制额还是要少三四千人。他们分编成十二个团，每团十个连，平均120人，又分为78名火枪兵和42名长矛兵，在战斗时列成六个纵深的横队。骑兵的召募似乎比较容易，只需要6,600名骑兵和1,000名龙骑兵（即乘马步兵）。前者分为十一个团，每团为六队，每队100人，其装备为刀剑、两支手枪、一顶钢盔和只有胸背两面的轻甲。龙骑兵只有一个团，共十连，所使用的武器为火枪。他们的正常战斗队形为十列，在战斗时，有一列人负责守马。
　　炮兵过去一直被忽视，现在也改组了。全军的火炮总数增到了56门，其中有许多都是六、七英寸口径的，还有少数大到十二英寸----那是攻城用的臼炮。每门火炮配用三个人员，一名炮手，两名弹药手。另外有两团火枪兵保护，但是操作人员却还是和从前一样混杂。纵列中也有少数工兵，不过也还是和现在一样，英国军人一向都不欢喜挖掘工事，但必须围攻时，像1650年对爱丁堡要塞的情形，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就被迫来担负这种工作。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红衣并未首先被认定为制服，但克伦威尔的步兵却早已采用了，以后新军成立后就成为步兵的通用军服，一直沿用到1914年为止。这些人员带有背囊，但无水壶，也有分拆成块的帐幕，主要口粮为面包和干酪。虽然没有野战病院，但却有军法总监和宪兵司令，指挥少数的骑马宪兵以加强军纪和提高士气。体罚是准许的，但不得超过六十鞭，虽然这个部队是由“圣人”组成，但少数犯罪者也还是有的。
　　这支新军规定只向国王与国会效忠，现在集中在温莎，由斯基彭少将指挥，穿上他们的红衣，开始接受训练。
　　当新军正在组织成形之时，在牛津的查理正焦急的向两个方向看去：向西为康沃尔，德文，索默斯特和多尔斯特，目的是想在海上建立一个基地，并组成忠于国王的西部同盟以对抗那个忠于国会的东部同盟。向北则为苏格兰，在那里蒙托斯侯爵已获得胜利，使王党的希望增加了。为了执行前一个计划，他派了格林勋爵去围攻陶顿，他于1645年3月11日到达该地，关于后一个计划，国王的军政部长华克爵士曾说那是鲁普特的主意，因为他极想击败苏格兰人，以雪前一年失败的耻辱。
　　为了准备北方的战役，鲁普特到格罗切斯特等地去强征兵员，而查理则在牛津准备一切，以便与他会合，但是突然一切情形都发生了变化。4月20日，克伦威尔（尚未解职）奉命前进到牛津以西以阻止查理与鲁普特的会合。他在以后七天之内，连续攻下了几个王党的坚强据点，并扫清了骚扰四乡的零星骑兵。不久，国会对陶顿的被围感到恐慌，命令费尔法克斯率领他尚未编训完成的新军约11,000人，从纽布格前进去救援该城。费尔法克斯于4月30日出发，于5月7日到达布南德福德。
　　克伦威尔的突袭已经使查理丧失了机动性，因为没有挽马，炮兵无法行动。所以查理把鲁普特召回牛津，等发现他的骑兵实力还不够保护国王前进时，于是又召回格林。格林把围攻的任务交给格林维里爵士，在费尔法克斯从纽布格出发的那一天，格林也启程回牛津。5月7日，查理在牛津举行了一次战争会议。当时有人劝他放弃北上计划，并用全部兵力打击正在布南德福德的费尔法克斯。鲁普特却表示反对，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的北方骑兵，在南格达里爵士指挥之下希望回家去，同时他对于才智过人的格林感到妒嫉，不想在指挥上有这样一个对手。查理是一个不求甚解的人，就决定采取折中方案，虽然可能会使双方都高兴，但却种下了最后失败的根源。他全部兵力不过11,000人，居然还分为两部分，让鲁普特往北，而格林往西。
　　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变化，因为国会方面一听到国王已经在行动中的消息之后，马上就命令费尔法克斯前进并围攻牛津。华克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破坏了。”克拉伦顿指出：“牛津的防御情况非常良好，不可能被攻陷，”所以费尔法克斯如果屯兵坚城之下，对于查理而言是最有利的。虽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群臣还是不能决断。此时蒙托斯于5月9日在奥地恩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所以现在是向北与他会师呢，还是向南以迎击费尔法克斯呢？结果又是采取折中办法，同时改向南行并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为了要想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国会方面占有的某个要地。
　　符合这个条件而距离最近的城市就是莱切斯特，这座城由佩伊爵士据守，守兵也很充足。王党决定攻占它。5月31日，经过苦战终于达到了目的。几天之后，查理写信给王后说：“自从叛乱发生以来，我觉得希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伸手可及。”
　　实际上，查理所处的地位非常危险，因为列文在北，而费尔法克斯在南。他本应暂留在莱切斯特，先集合兵力再行动，可是他却贸然跳入最后一个泥沼。他本已从西部召回格林，此外吉拉德也率领了三千名步骑兵正向南威尔士前进，也奉命来援。可是此时，他却又收回成命，改命后者不要行动，并命令格林先占领纽布格以压迫费尔法克斯解除牛津之围。他自己决定从蒂斯特直接向牛津前进。当他作出决定之后，他又绕道往德文郡，在那里停留了五天，目的是为了搜集一些绵羊以便带往牛津饲养。到6月13日，他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离开牛津，率领一支远比他自己实力更强大的部队，前进到了北安普顿，在他的东面约十五英里。这才使他大吃一惊。
　　事实真象是这样的，当国会知道莱切斯特沦陷的消息之后，就命令克伦威尔确保艾里岛以保护东部各县，又命令费尔法克斯解围前进。后者遂于6月5日采取东北向路线开始行动。6月7日，在谢林顿与费尔莫顿上校的二千五百兵骑兵会合。他们在这里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并向国会要求以克伦威尔升补空着的中将空缺，并指挥所有骑兵。6月9日又前进到了斯通斯塔福德，12日就到达了北安普顿大路上的基斯林布里----距离德文郡只有八英里。
　　这个前进使查理受到了突然袭击，斯普林格的记载说：“国王正在狩猎，全军毫无秩序，马儿都在吃草，对我们的到来事先毫无所知。”因为费尔法克斯的步兵尚未能够赶上，所以决定暂不前进。费尔法克斯军就宿营在那里，第二天上午六时，他们正在举行战争会议，克伦威尔突然率领六百名骑兵来到，当即受到了全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查理也不敢再耽搁一分钟，集合了分散的人员，退到了哈尔波罗，意图退回莱切斯特，再从纽瓦克方面去调集部队。到黄昏时，又听到伊里顿已经把鲁普特的一部分兵力赶出了纳斯比。王军方面又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决定不再退往莱切斯特，而是就地仓促应战。6月14日，查理把他的兵力展开在哈尔波罗南面一英里远的一个长岭上面。
　　在哈尔波罗以南约七英里远的地方，就是纳斯比村。它位于一个小山顶上。在它周围都是旷野，也缺少树木，中间为一些宽岭所分隔，称为“丘陵”。其中有一个夹在东法恩登与奥克斯顿马格那两村之间，阿斯特里爵士指挥的王党步兵就位于这里。当圆颅党尚未出现之际，大约在上午八时，鲁普特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命令他的搜索部队队长去寻找他们。他回来之后，仍然没有关于敌军的情报，于是鲁普特亲自策马前进，到了克里普斯顿村南面的高地上，看到正如他所想象的，敌军已经在全面撤退之中。他立即送了一个命令给阿斯特里，叫他前进到灰山。阿斯特里照办，遂放弃了原先良好的防御阵地。
　　当时鲁普特并不清楚的事实真象却是：6月14日上午三时，费尔法克斯在纳斯比以南约四英里到四英里半远的地方，检阅了他的部队，因为相信查理会继续撤退，所以就命令全军取道克里普斯顿，直向哈尔波罗前进。可是当他们开始前进不久后，就发现王党不但不后退，反而已经向哈尔波罗以南前进。当费尔法克斯看到远方的敌军时，克伦威尔就建议说，磨山是一个较好的阵地。所以全军开始转向前进。当领先部队正由斯基彭集合时，他又奉命令从山地的北坡移到南坡，目的是希望使敌人猜不到他们采取何种部署。鲁普特误以为敌人是在全面撤退，就使得王军放弃了良好的防御阵地，匆忙中还把许多武器留在后面。
　　现在查理也开始集合部队。全部数量是步兵不多于三千五百，骑兵不多于四千，共分成三线。第一线，中央为阿斯特里所指挥的步兵，右面为鲁普特的骑兵，左面为南格达里的骑兵，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为两线，第二线由霍华德的步兵所组成，在步兵团中间又夹着骑兵中队。第三线为国王和鲁普特的步兵团，再加上国王的近卫骑兵，共约五百人。
　　费尔法克斯也采取了平行的队形，全部为骑兵及龙骑兵六千五百人，步兵七千人，共分为二线。第一线，由斯基彭的步兵居中，前面没有前哨，左翼为克伦威尔，右翼为伊利顿，都是骑兵。第二线为三个步兵团。为了保护左翼起见，欧克的龙骑兵团又沿着南特弗德树篱布防，这道树篱横越战场，从费尔法克斯的左面到查理的右面。
　　十点钟时会战开始，王军进入宽广荒原，开始向对面的山脊爬登。此时，圆颅党也进到峰顶，伊利顿被枪弹所击中，受到了重伤，他那一翼立即发生了混乱。鲁普特一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即冲锋，把敌人这部分骑兵逐出了战场。又和平常一样，他控制不住他的部队，于是在疾驰之下，他们追入纳斯比村。在那里，鲁普特命令费尔法克斯的辎重纵队投降，但却被掩护的火枪团击退。
　　现在再说中央方面，华克尔记载说：“当我军前进到山顶时，叛军虽向他们射击，但都瞄得太高，未能命中。双方步兵前进到了短兵相接的距离时才彼此可以看清楚，于是立即发生了肉搏战，我们的刀剑和枪托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我看见他们的军旗纷纷倒下，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如果我们左翼的表现能有右翼和中央两面的一半好，那么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了。”在这个决斗中，斯基彭受了重伤，他的正面混乱不堪，向后撤退。加丁勒教授说：“在如此混乱之中还能转败为胜的将领，未来无疑将征服英国。”
　　这位将领就是克伦威尔，他正率领着3,600名骑兵，冲下山坡迎击对面来的南格达里的骑兵。当双方接近之后，克伦威尔命令冲锋，立即把敌军击溃，使敌人秩序大乱。现在克伦威尔就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高明的骑兵将领了。他并不像鲁普特那样乘胜穷追，他只命令三个团去对付已经击退了的敌方骑兵，而把其余兵力向左旋转，打击在阿斯特里的暴露左翼上。此时，查理也和他的预备队中的骑兵一同前进以来阻止对那三个骑兵团的追击，这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事件。克拉伦顿的记载是这样的：当国王领着他的近卫骑兵，正要开始向敌人冲锋时，在他旁边的卡尼华斯公爵突然用手抓住国王的马缰，嘴里用苏格兰粗话向他说：“你找死么？”不等国王了解他的意义，就把马旋过头来，率领部队向右跑，既不向敌军冲锋，又不去援助自己的部队。
　　于是王军的中央部分完全孤立了，克伦威尔控制着他们的正面并攻击他们的侧翼。而欧克的龙骑兵则攻击他们的背面。王军已经完全丧失了秩序，当国会军接近时，他们就纷纷弃械投降了。正当此际，鲁普特回来了。他认为要想救出这些步兵已经没有希望，于是赶紧追上国王与他们会合。他本来还想回头阻止追兵，但是他的部下都不肯听命，于是只好一直逃走，而敌军跟在后面穷追。查理的残余兵力一直跑到莱切斯特才停下。
　　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如克拉登所说：“国王与王国都在这一战中输光了。”五千名战俘，十二门火炮（查理一直未使用）和王军的全部辎重都完全落入了费尔法克斯手中。此外还有八千套武器，四十桶火药和一百十二面军旗。王军的死伤数字已不可考，估计在会战中损失约为七百人，在追击中再加上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营妓和军眷。
　　国王最重要的损失是他的私人文件，包括许多他写给王后的信件草稿和副本。从这些文件中又发现他曾经寻求爱尔兰和其他外国军队的援助，并且准备取消反对英国天主教的法律。于是国会把凡是可以诬赖他的文件都公开发表。这对国王的声望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但是纳斯比会战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查理的失败，也不是他的名誉损失，而是这个会战是新军的第一次大胜，而这支新军又主要是由独立主义者组成。由于纳斯比的胜利，宗教独立派的势力大张，对长老会实为致命打击。（注：英国的主教制度是代表一种王室控制的宗教形式。长老会是宗教中的贵族政治，由长老们进行集体控制。而独立派则是主张在宗教中实行民主的原则。）
　　克伦威尔在这一战之后，于6月14日黄昏时候曾在哈尔波罗向国会提出一个简单的报告。结论是：“在这一战中最诚实的人曾为你们作忠诚的服务。先生们，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们不要使他们丧失。我希望这一战能使所有参战人员获得其应有的酬谢。他们曾为国家的自由而冒生命的危险，我希望他们为了良知的自由而信赖上帝，你们为了他们所争的自由而信赖上帝。”这是对长老会的寡头政治的直接挑战，所以后来下议院在发表这个报告时，特别把这一段删去了。
　　纳斯比会战与马斯顿会战不同之点是：马斯顿会战若能继以激烈的扩张，就可以使国会战胜国王，而纳斯比会战则使独立主义者战胜国会。它使英格兰免受苏格兰教会的瘫痪性寡头政治的统治，而使这个国家接受了克伦威尔的统治，虽然也是寡头政治，但却具有活力。在摄政时代中，就可以找到纳斯比会战对历史的影响。
　　战争又拖了一年，查理的情况日益黯淡，最后因为害怕落入国会手中，于1646年5月5日向苏格兰人投降了。可是苏格兰人因为想取得欠款四十万镑，于1647年1月把查理送给英国国会作为交换，并离开新堡回国。
　　国会重新获得了国王，也就等于获得一切宪法上的权力根据，为了能自由利用它以在英格兰各地建立长老会制度起见，国会两院在1647年3月通过了一项计划，解散陆军中的全部步兵。但是伊利顿和克伦威尔却知道只有陆军是唯一足以约束长老会迫害热忱的工具，所以在他们心里另有计划。他们认为国王是权威的基础，军队是权力的来源，二者若能结合起来，那么独立派的地位就可以绝对稳定了。所以在5月31日----即军队预定解散的前一天----克伦威尔命令副官乔治骑马到国王被监禁的地方霍姆比，去把国王弄到在新市的陆军司令部中来。到了6月7日，为了避免惩处，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到了那里。
　　7月17日，伊利顿本是独立派中的最激烈分子----他的态度远比克伦威尔更积极----就拟定了一个新政策。它的内容为主教应取消司法权，宗教条约也废除，所有新教各派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现有的国会自动解散，未来的新国会任期为两年。在国会之下另设国务会议，责任为执行外交政策和控制海陆军。这的确象一个政治家拟定的政策，当它被提交国会之后，军队也奉命向伦敦进军，并且于8月6日进入该城。
　　从这时起到10月底，克伦威尔曾竭尽全力来使国王复位，条件则为遵守这个新计划。可是查理却拒绝合作。反之，他又秘密与苏格兰人勾结，后者答应拥护他复辟，条件为在英国建立长老会统治，并压迫其他教派。这又造成了第二次内战，到1648年8月17日，经过普雷斯顿会战才被克伦威尔消灭。
　　伊利顿对查理完全丧失了耐心，十月份他拟定了陆军请愿书，坚持主权在民的观念，并要求迅速审判国王。国会害怕伊利顿更甚于查理，拒绝受陆军支配。为了消除下院中对国王有利的份子，12月6日，伊利顿派佩莱德上校率领一团人马到国会，逮捕一百余人。
　　圣诞节前不久，查理被送到温莎，并对他进行最后说服。在他拒绝接见上院代表邓迪之后，下院就通过组成一个法庭来审讯国王的叛国罪。当上院----现在议员总数已经少于十二人----反对时，下院却不顾一切地在1月6日组成了一个法庭，实际是没有合法根据的。1月19日开庭审理，查理直接向这个法庭的权威挑战。虽然如此，在1月27日仍被判处死刑。1月30日，他以高贵和冷静的态度，在白厅前接受了死刑。民众的态度是沉默而恐惧的。
　　克伦威尔一直都想营救查理，可是等到查理拒见邓迪勋爵之后，才一改态度，力主审讯国王。我们必须先了解克伦威尔这个人，否则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克伦威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仿佛是由几个人混合成为一体。由于他的活力惊人，所以无论在那方面的表现都是强而有力的。（一）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性、单纯和多情感的人，一个浪漫和富有幻想力的人。（二）他是一个性情激烈，刚强的人。（三）他是一个具有决断和钢铁意志的军人。（四）他是一个工心计，善投机的政客，对一切都没有固定方针。（五）最后他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表，替天行道，所以敢做任何残酷的行为。作为政治家而言，他完全是个投机政客。
　　事实上，除了完全信奉上帝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的政策。所以他对每个情况的处理，照他说都是遵从上帝的指示，也就是说，他只看需要与否，而不顾及后果。他口头请求容忍，而他自己却毫无容忍的度量；他坚持作公开讨论，而实际上却压迫言论自由。一直等到他自己继承了查理的地位之后，才明白国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他如何解决呢？不仅步了查理的后尘，而且他施行的暴政比起查理残暴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说到“替天行道”，他把一切都归于天命，对任何问题的解决无不托付于祈祷。像所有清教徒一样，他可以称为“自欺的伪君子”，对于任何残酷的行为，照他看来，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有利的依据。所以他是以“自欺”的方式来“欺人”。
　　对于他的暴行，有些未免夸张，有些未免掩饰，不过下述事实却是不能改变的----在十二年战争中，爱尔兰一共牺牲了五十万人，总人口减到了一百万人以下。
　　当查理受审时，克伦威尔首先是不断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指示。可是不等宣判，他早就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好了字。以后，当某些审判官不愿在这个命令上签字时，他却把他们拖到桌子边，握着他们的手签字，并向他们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当查理被杀头之后，英国就受到克伦威尔的统治达十年之久。以上所述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自大、暴烈、不稳定和神化。
　　如果查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执仅为财政问题，那么他一死之后，一切问题当可自动解决。但是实质上这场纠纷却是宗教纠纷，独立派与长老会之间的仇恨并不亚于长老会与主教制度间的仇恨。所以查理死后，克伦威尔补上了他的空缺。关于克伦威尔在宗教方面的措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现在只讨论他因为要使人民不注意其国内暴政，所以决定对外采取侵略政策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又可以说是纳斯比会战的一个真正具有永久性的后果。
　　虽然不无牵强之处，但却可以说因为查理凭借“军舰准备金”所建立的舰队，完全不用武装商船，所以它们可算是英国职业海军的始祖。在十一年当中，皇家海军所增加的新船，不少于207艘。
　　1638年，查理已经任命了一位海军元帅去指挥他的舰队。当叛变爆发之后，海军宣布拥护国会，由华尔维克公爵出任该职。同时，国会设立了一个海军委员会以代替旧有的海军局，1649年又撤消海军统帅，而代以一个海军小组委员会。以后在国务会议之下，就是由这两个委员会来进行建立新型海军的工作。前者改善了海军的待遇问题，使他们能按时领取优厚的薪饷，后者则注重司法问题，其所出台的《战争条例》，成为以后一切海军法律纪律的基础。在委员会以下，有三个海军上将，分别由波海姆，迪恩和布莱克担任，负责海上船只的分配和调动。这三个人中，布莱克对海军指挥和战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前二人也都是新陆军中的上校。波海姆在青年时代也曾任海军军官，而后二人都曾经在商船上服务。）
　　在1649年，布莱克的年龄是五十岁。他的职业本为商人，但对海军却具有相当知识，因为当时的商船都有武装以对付海盗和私掠者，所以他可能也有海战经验。在第一次内战中，他曾在新陆军中做过团长，因为既有战绩又有海上经验，他就成为克伦威尔选拔的海军指挥官之一，不久他们就被称为海军上将了。关于布莱克，克拉伦顿曾有下述评论：
　　他是第一个不遵守旧规的人，显示出新科学的价值。他也是第一个使船只与岸上炮台互搏的人，过去大家都认为炮台是无敌的，现在他却发现出这只是徒有虚名。他把一股新的勇气注入了海军，使他们知道只要有决心，任何事都可为。他教会了他们不仅在水上打仗，而且还要在火中打仗。
　　有了强大舰队的支持，克伦威尔也就采取了古斯塔夫的路线，想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而以英格兰为领袖。以后在1653年，他更向荷兰人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议，主张英格兰和联合省应把欧洲以外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加以瓜分。可是荷兰人在英国内战中，已经把英国的大部分海运贸易都接过来了，而且现在也不再受法国威胁，所以当然不愿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毫无疑问会使它在商业方面比英国落后。当荷兰人表示拒绝之后，1651年10月9日，克伦威尔就以“航海法案”为报复，禁止荷兰船只载运英属殖民地的货物。这是对荷兰人的商业优势的直接挑战。1652年5月19日，当荷兰海军拒绝英国人执行搜查权利时，第一次荷兰战争暴发，到1654年4月5日才结束，英国算是胜利了。
　　由于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的企图失败了，所以当荷兰战争结束之后，克伦威尔就决心支持法国以对付西班牙，这一次的目的是比较实际的----为了要寻觅一个海外帝国。可是他的动机还是混合的。一方面把西班牙人逐出殖民地，这对上帝是一种服务；另一方面获得大量的财富，又是对英国有实惠的。他设计一个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他觉得对它实行袭击也并非不荣誉的。
　　1654年12月，这支远征军出发并攻占了牙买加，于是西班牙向英国宣战。其次，克伦威尔又与法国订立攻势同盟，条件为在英国舰队和六千名陆军协助下，法国人应代英国人征服敦刻尔克，格兰维林斯，马迪克等西班牙城市，以便英国人可以在欧洲建立一个桥头堡以支持北欧的新教徒。说也奇怪，法国人居然表示同意，1657年5月，英军在波罗根登陆。9月25日，马迪克投降，次年6月14日，又赢得了杜尼斯之战，敦刻尔克投降，并移交给英国人。其他沿海各城也都迅速降服。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逝世。现在西班牙已经力竭，遂与英法议和，1659年11月7日，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依照这个和约，阿维斯尼斯，洛西伦，菲立普维里和马林堡都割让给法国，此外还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不过略有附带条件。西班牙又同意把菲立普四世的女儿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并且有一个约定书，如果她的嫁妆付清了，则她应放弃对西班牙王室的继承权。但以后始终没有付清，所以路易十四也就不承认这个约定书了。
　　虽然荷兰战争使英国获得一些经济利益，但西班牙战争却是一个灾难。它使法国在欧洲大陆称雄，却破坏了英国的贸易，而让荷兰坐收渔人之利。它使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债增高到二百五十万镑以上。所以詹姆斯曾经说过：“在摄政时代，经济的不安定和政治的不安定是并行的，所以毫不奇怪，伦敦本是反对查理一世的重心，以后反而对他的继承人表示莫大的欢迎。”
　　虽然他的外交政策失败了，在国内也完全不能建立一个国会式的政府，但是克伦威尔还是为他的国家留下了一笔极其重大的遗产。在1647年，他说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这是不无先知之明。九年后他又说一切都是天意，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错误。正如詹姆斯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所评论的：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的成长。在国外，它也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开始。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同辈居于较高的地位，基于同一理由，上帝所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
　　于是从清教徒的宗教烟幕中爬出了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从而成为英吉利文明的基础。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克伦威尔之流所能梦想得到，但是自从纳斯比一战之后，他的权力政策却使这种文明觉醒了。祭品已经献上，神喻也表示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不久英格兰在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就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二百五十年之中，把它的帝国之威洒遍了四海。

酷睿男孩

这么多！

未命名

483-1647年啊，跳的挺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