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管理】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御疆战神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作者：朱正



序

邵燕祥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发动到1976年结束，长达十年
之久。其间不止一次地宣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也确实在一
定的阶段，部分地达到了某些既定的战术目的，打倒了所要打倒的政敌；然而，历
史最后宣告它以总体的失败告终。

　　那末， 先它九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是不是取得了如当时所说的
“伟大胜利”呢？

　　在1957年下半年的运动中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为五十三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即以五十三
万来说，这个占了当时估计总数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的右派，作为反右派斗
争的对象；经过批判、斗争、处分，已经赶出了历史舞台，分别到各种基层单位接
受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控制使用；他们受到政治上的孤立，在知识分子中间更不
用说在工人农民面前，是“反面教员”，谈不到什么政治影响了。右派以外的广大
知识分子，也都按照运动部署，向党“交心”，表白从此对党全心全意，不是半心
半意，更不是“两条心”。在这个意义上，反右派斗争是胜利了。毛泽东当时就是
这样估计的：“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
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他说，
“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

　　在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
了资产阶级以后，毛泽东认为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既定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一贯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资本
家们（甚至扩大到若干小业主）尽管未必情愿，但还是在锣鼓声中交出自己的资产，
接受赎买政策，迎接了“公方代表”。他们一般表现得听话，守规矩。在国内，被
认为还有资本同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就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自恃有
知识，而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政治影响是不能像浮财和生产资料那样没收的。
这样，知识界便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

　　反右派斗争，就是整个共产党组织并主要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力量，起来革
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当然，矛头首先针对右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但
被叫作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之同样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
无庸置疑的。把中间派同右派加以某些区别，只是为了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所采
用的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和策略。

　　决策者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是怎样估计的呢？

　　周恩来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
　　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
　　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以
　　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
　　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九。”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
畴，不是敌我问题，其中的落后分子也还不等于反革命。

　　毛泽东在1957年春则抛弃了进步、 中间、落后的概念，采用左中右的划分。3
月中旬，他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一种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实
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
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到5月中
旬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敌情的估计也向严重方面变化：“有社会上的
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
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后来划定五十三万右派分子，占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大约就是从这里
来的。

　　毛泽东在是否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两条以外，又提出一个对待马克思主
义态度的标准。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
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
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这就是说，
在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左派中间，除了百分之十几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
还有百分之几的左派也许并不那么熟悉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不要紧，毛泽东在40年
代曾指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要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
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
提高了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中共八大（1956）时党员总数是七大（1945）时的九
倍，按比例增长，有一千个到两千个真正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就已经够用。
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几算作是胜利。

　　而如上所述，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

　　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我的湖南籍朋友，在划为右派分子后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仍然坚持鲁迅研究，
卓然有成，进而染指现代史研究的朱正，毅然担当了这项工程。他不以曾沦为失败
者而自馁，由春及秋、日夜相继。孜孜矻矻，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
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
目出现。这是其正史家的风格，学者的态度。

　　著者瞩为序，我借此机缘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不成熟的看法，附随宏篇，一起
请各方面读者教正。

　　　　　　　　　　　　　　　　　　　　　　　　　　  1993年12月26日



一 多事之秋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要从1956年讲起。

　　谈到1956年，毛泽东说：

　　　　“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
　　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1]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9页。


　　赫鲁晓夫闹风潮， 是指1956年2月他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第一次揭露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
镇压。二十大路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苏联国内外矛盾发展到那时的公开表露。
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一个揭露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
弊端，表示了必须有所变革的意思。二十大路线有着明显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倾向。
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划时代的事件，其影响巨大而且深远。35年之后苏共
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都应该溯源到这一事件。

　　说起斯大林，其实毛泽东对他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斯
大林对待中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对待他本人的态度。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过不只一
次。例如，他说：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
　　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2]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对于苏联的国内政策，毛泽东也有看法。例如，他说：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
　　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3]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


　　斯大林在世，有看法也不敢讲。斯大林死后不多久，毛泽东就开始思考苏联模
式的得失了。据薄一波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
为鉴’的问题。”他回忆说，“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
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
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我
党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也陆续发现苏
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4] 。作为一个有经验有眼力的大国领袖，毛泽
东并不需要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就已经在思考苏联的教训了。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版，第472页。


　　世上也真有些碰巧的事。 2月14日是苏共二十大开幕的日子，也正是在这一天
开始，毛泽东逐日听取国务院财经方面34个部委的汇报，目的是探索一条不同于苏
联的发展道路。同时在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这两个会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在
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我党中央除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
了讨论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
的思想更加明确了。”[5]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版，第472页。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的结果，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他说：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
　　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这篇《论十大关系》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当时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
明态度的，是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一文。这篇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文章，经过毛泽东详细修改补充。文章表示
了对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支持：

　　　　“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
　　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
　　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
　　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
　　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

　　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文字，既批评了斯大林，也在能够为之辩解的地方为
他作了辩解。他说：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
　　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
　　在他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欣赏个人祟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
　　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
　　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
　　地方和错误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
　　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
　　带有时代的特点。”

　　这篇文章还把苏联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情况联系了起来。认为：

　　　　“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有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
　　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
　　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

　　　　“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
　　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国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仅仅说到了不少研究工作者的教条主义习气，
其实是远远不只这些。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中说：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
　　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
　　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
　　利。”

　　　　“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
　　模范。”

　　毛泽东后来对人说过，这篇讲话是他的违心之作。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就即将建立的新国家的许多问题，
从内外政策、机构设置、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事项，直接向斯大林讨教。几年间，确
实是把苏联作为模范。诸如：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计划经济，五年计划，
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一步一
步把苏联模式移植了过来。

　　在指导理论方面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可以举一个例。1928年斯大林在
《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说：

　　　　“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
　　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
　　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7]。　　

　　[7]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中文版，第149～150页。


　　1937年他又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
　　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
　　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8]　　

　　[8]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这是斯大林有名的公式，正是这个公式导致了苏联肃反的严重扩大化。

　　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变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人民日
报》就此发表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三段文字。
他说：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
　　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

　　由此可见，反胡风斗争的指导思想，就是斯大林的这个公式。

　　中苏两国的异同， 毛泽东说：1956年4月提出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
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9] 。换句话
说，同的是原则，是大的方面；异的是方法，是小的方面：大同小异吧。或者说，
用有所不同的方法去实现相同的原则。　　

　　[9]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从十月革命到二十大，苏共执政已经39年。或者换一个
计算方法，从1927年打垮了托洛茨基，到1953年去世，斯大林大权独揽26年。在这
39年或者26年的漫长岁月中，苏联在国内以及对外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不少弊病已很明显，以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得不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出改
弦更张的态度。而这时，中国共产党执政还不过七八年时间，还在向苏联模式转变
的过程之中，时间还不长，这种模式的弊病还不很显著。这时的包袱还不重，还有
较大的行动自由。毛泽东决心不再亦步亦趋，《论十大关系》就是他探索新路的第
一次重大的努力。他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
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0]。　　

　　[10]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在考虑了苏联、东欧的不足和失误，考虑了中国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他
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主要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
系，他提出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点是和苏联不同的。苏联不允许其
他政党存在，在二月革命中一同推翻沙皇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被取缔。毛泽东说：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
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
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11]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279页。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把这“十大关系”、“双百”方针这些意思向党外的高
层人士说了一遍。

　　在谈到这些新方针的时候， 还应该提到1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会议。长时期以来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1949年
执政以后，不再提“争取”，其余三项不变。不言自明，这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有待
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
告对知识分子重新作了估计。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
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
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
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周恩来的
报告还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

　　毛泽东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两次讲话，迄今未见发表。对于这一方针的官方阐述，最早
见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一文。这是他5月26日在
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共两千人的一篇讲话，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于6月13日发表。陆定一说：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
　　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
　　也是不会繁荣的。”

　　　　“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
　　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
　　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
　　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
　　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
　　作领域中的表现。”

　　在回答“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这一问题的时候，陆定一谈到国
内政治状况、知识界状况的变化。首先是这样一条：

　　　　“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
　　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
　　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陆定一只说了这么多，只说了国内的原因，没有说国外的影响。他的副手周扬
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一次讲话中是说到国外的影响的。他说：

　　　　“最近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和苏共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
　　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
　　是收获。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12]　　

　　[12] 《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陆定一的这篇讲话还向不久前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中受到粗暴批评的俞平伯
表示了歉意。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
思想上的错误。”陆定一并且承认一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
分激烈了一些。至了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看来，已
经无意于全盘肯定几年来给知识分子造成无端伤害的那些思想批判运动了。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使许
多知识分子好像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空气，颇觉兴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
气》一文写出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

　　　　“去年1月，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
　　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
　　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
　　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案，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
　　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人党了，有的私
　　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
　　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
　　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
　　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
　　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
　　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
　　心的那一套。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
　　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
　　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
　　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弄清哪些是
　　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人工
　　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
　　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

　　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
这真显示出了七八年来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要是百家争鸣真达到了这
个目的，也就不枉毛泽东陆定一的一番提倡了。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
并不怎样乐观。就知识分子方面说，“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
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不久以后的事实
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过虑。就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干部来说，“等到
鸣了起来， 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 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
‘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
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
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实际情况比费孝通这篇文章估计的还要严重一点，
对这方针抗拒的人也并不少。

　　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基调， 依然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讲话，说“对斯
大林要三七开”。谈到学习苏联，他说：“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
后经验。 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
[13]当初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口号的时候，却是并没有作这样的解释的。
当初似乎是说，凡苏联经验都是先进的，学苏联就是学先进经验。那时一些不这样
理解的人都是吃了苦头的。现在毛泽东作出这种解释，表明他对苏联经验有看法，
他决定探索一条同苏联有分别的发展道路。　　

　　[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8页。


　　中共八大公开发表的文件，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
中说：

　　　　“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
　　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
　　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4]　　

　　[1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也说， “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
具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且特别提到二十大“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
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刘少奇的报告还提到“双百方针”：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伎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
　　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
　　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
　　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
　　学和艺术的发展。”

　　对于国内形势的估计，政治报告认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从而提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
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
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
和任何人的侵犯。”报告中还提到“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
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15]。　　

　　[1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第56页、第42页、第53页、第
49页、第53页、第47页。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说：

　　　　“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
　　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
　　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6]　　

　　[1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7页。


　　这些报告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八大的影响。至少在这时中共还是基本上接
受了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的。提出并且力求贯彻一个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更加
开放的方针，就明显反映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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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25 18:27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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