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再认识

品日

在威权争竞的三国时代,刘备能独举所谓“仁义”的旗帜,实行一条与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而终于从一个贩履织席的平民登上了蜀汉皇帝的宝座。刘备的仁义是他用以收民心得天下的一种手段,因而其中必有诈谋,也有得失。他与关、张誓同生死的兄弟情谊,与诸葛亮推心置腹的君臣关系,成为千古美谈,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从相关史料中冷静仔细地考查，就可以发现刘备与诸葛亮间的封建君臣关系事实上并非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完美和谐的。主要依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得出：


一、 刘备、诸葛亮的为人
刘备“折而不挠”，终得一方天下。他的坚韧精神或许值得赞许，但其为人和政治、军事才能皆不足称。他重义、爱民，但心存诡诈；用人尚贤，但不能明察秋毫，不善网罗、使用、培养人才；尚儒，但不喜读书，思想和政治上均无建树；峻刑苛法，但执法随意；历经沙场，但不善用兵。
刘备一生，与曹操角逐，不是对手；与孙权角逐，也无优势。当时人对刘备的评价，有誉有毁，但是毁多誉少，毁实誉虚。曹操丞相赵戬言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必败。”[1]刘备一生的败战记录，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赤壁之战后，刘备才真正拥有了一支可观的部队，被陆逊视为疆界“强敌”。但是也正是这个陆逊，使刘备这个疆界“强敌”在夷陵之战中全军覆没。刘备的个人军事决策能力由此可见。
与军事才能相比，刘备的政治声誉更为差劲。吕布诸将曰“备数反复难养。”[2]这只是建安初年的事，刘备声誉已是如此，随后刘备又几经反复，后在荆州刘表处暂获牺身之所，而刘表也是“疑其心，阴御之。”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据荆州江南四郡，周瑜上书孙权，说“刘备寄寓，有似养虎。”[3]
以后刘备协助刘璋而又叛刘璋，也是如此。215年记载，最初，周瑜、甘宁屡劝孙权取蜀地，孙权问刘备反响。刘备认为这不是好计借口城和刘璋同为宗室，周瑜如真要攻取蜀地，只有披发入山，以求不失信于天下。并派大军阻挡吴军。可没过多久， 刘备就亲自西攻刘璋，令孙权大为生气，等到刘备取得益州，孙权想讨回荆州，刘备不还。这便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没还。综观刘备一生，反复无常，长于诈术，每每能将自己的卑劣行为冠上大义之名，试问这样的一个半生漂泊不定，安全感不足而又虚伪狡猾的封建军阀，又怎能真正完全地做到与自己的臣子推心置腹，如鱼得水？
诸葛亮正式登上汉末政治舞台后的二十七年间，经历了种种幸与不幸。他高卧隆中，意在择主而事。他出山后得到刘备极大的信任和尊重，是其一生中最大的幸事。但他与刘备的关系难与桃园三结义相提并论，所以又不时要受刘备方面强大干扰，这又是其不幸。他有把握让刘备三分天下有其一，却无法北定中原，兴复汉室。又不得不以进为退，频频北伐；身死之后，无人可继任，这又实在是诸葛亮一生最大的悲剧。
诸葛亮是个“其才不可量”之“天下一人”，他自己也自视极高，不与碌碌之徒为伍，不甘于寻常官职。可是，当时曹、孙两处已是谋士如云，能人甚众，诸葛亮无论投谁，短时期内都难展其鸿图大志，出类拔萃。这对于他来说，自然是宁可不为。这样，他虽早蓄叱咤风云，干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之志，而且身处草莽，心在庙堂，早已留心天下大事，时时为出山做好了各种准备，从看他隆中对策时那一番精到的分析即可明了，可当时他也只能躬耕南阳，耐心等待机遇的到来，也就是他草堂中门上所贴对子下联所说的：“宁静而致远。”这既是诸葛亮的才高志大，自尊自爱，也是他有力无处使而不得不如此。从这一点来说，诸葛亮伏处草野，高卧草堂，对其个人来说，实是不得已。后来他决意出山辅助刘备，一方面是为刘备的诚意所感动，另一方面是，凭着他精锐的目光看到，在缺乏经纶济世大才辅助的刘备处的确有施展才学，实现平生抱负的机会。
综合诸葛亮一生来看，不难看出，其实他也是个极具雄心，决意要创一番大业的政治家，但一方面由于他个性太过谨慎，与豪气任侠的刘备相性不合这种先天缺陷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刘备为人的狡诈虚伪注定他与刘备间无法真的建立起和谐的“鱼水关系”。


二、 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
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4]，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5]，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关系比之于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6]。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这三人之后。
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沙场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7]在诸葛亮没有建立大的军功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给予诸葛亮决策军机的高位，所以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8]而已。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也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握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9]田余庆先生的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事实上，刘备对后来才加入刘氏集团的法正的重用程度还要高于诸葛亮。
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10]对刘备发动的彝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以得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11]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刘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歌，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重用的充分体现。但是法正对“一餐之德，眶毗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12]诸葛亮所说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恃受到刘备重用而凌驾于诸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少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13]，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使刘备能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刘备称汉中王的第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14]，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淡”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垂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15]。这时的诸葛亮才真正得以进入刘备集团的核心。
由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刘备与诸葛亮并非一开始便是“如鱼得水”般和谐的君臣关系，诸葛亮在一开始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后来加入的法正，在加入刘备军阀集团后也并非如《三国演义》所说，掌握着军机大权，并因此建立了许多奇功的。应该说刘备对于诸葛亮的政治才能是非常欣赏的，因此才委任他“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但是刘备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十分信任，表现在刘备政权的几件大事如入蜀和攻取刘璋是法正、庞统的计谋，出兵攻吴的夷陵之战为刘备专意。而诸葛亮长期不在刘备身边，两件大事均未得参予。但是，诸葛亮在效忠刘备十年中表现出的宽容大度，在处理日常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平衡各派、统领全局的能力最终赢得了刘备的信任。所以，田余庆先生认为：“刘备死后，诸葛亮始得真正尽其才用。”[16]


三、 刘备、诸葛亮的用人观比较
刘备不仅在军事上对诸葛亮不十分信任，在任用人才这种大事上对诸葛亮的眼光也不十分欣赏。
综观刘备与诸葛亮对人才的任用喜恶，有这样一个现象：刘备喜欢和重用的人才，诸葛亮都不看好，而诸葛亮喜好的人才，刘备也都评价不高。诸葛亮出山仅27岁，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布衣出身的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17]，颇有点其先祖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味道。刘备与诸葛亮这位名流雅士相比，确有天壤之别。个人素质的不同，决定了刘备喜武力重将才的特性。两人用人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他们对魏延、马谡、李严等人的任用上。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汉后期唯一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为汉中王还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18]，可见刘备对魏延的重视。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川”[19]，然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撞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20]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诸葛亮生性谨慎，在他看来，“性矜高”的魏延就像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野狼，从魏延投刘备伊始便对其无好感，言其“有反骨”，日后必定谋反。但偏偏魏延相性与驰骋沙场半生的刘备相投，十分得到刘备的赏识重用，因此在刘备在生时诸葛亮一直对他奈何不得。到了诸葛亮独掌大权时，魏延便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这里无意评定诸葛亮制压魏延这一举动的对错与否，但透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刘备与诸葛亮的用人观是有很大差距的。
重用“言过其实”的马谡是诸葛亮一生所犯的少有几个错误之一。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21]刘备临终前曾对诸葛亮言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犹谓不然。”[22]导致后来失街亭事件的发生，蜀国的元气也因此再次受挫。虽然刘备用人尚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任用马谡这一件事上刘备是正确的。两人用人观的差异在此可见一斑。
可以显示刘备诸葛亮用人观差异的还有一件事：李严的兴废。李严，南阳人，少为郡吏，以才干见称。李严乃是蜀土故臣，蜀中名将，在刘璋帐下时便为成都令，甚得刘璋器重。后来他以刘璋护军而降刘备，在刘备入蜀中起了重大作用，后受任犍为太守，在郡内有将军军号，握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后来李严压服当地土豪，又平定了越西夷王高定，于刘备有军功，因此受到刘备看重。应当说，刘备对于李严的军事才能是相当欣赏的，所以后来在白帝托孤时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但是李严辅政后，与诸葛亮的关系颇为微妙。李严也是“性自矜高”，人多巧诈，桀骜不驯，因此诸葛亮对其也是甚为猜忌，所以刘备死后，李严不得入成都，只是居永安为外镇[23，实际上无法起到刘备原来许诺于他的辅政作用。李严退而求其次，力图在江州扩大实力，后来他还“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要求开府，以与当时开府，领益州牧的诸葛亮同列，分庭抗礼，这当然是诸葛亮所不能容许的，因此两人矛盾酝酿，后来诸葛亮在建兴九年五出祁山时最终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以运粮不继唤亮军还，又表上后主谓亮军退盖以诱敌，横造无端。”[24]将李严废为平民。但是这里所说的李严举动过于乖谬，不符常情，丝毫不像一个素来“以才干称”、“有能名”的蜀国名臣所为。仔细分析看来，李严很有可能是在与诸葛亮争权的斗争中失利而被废的。应该说，以刘备的精明，他是很清楚诸葛亮与李严的为人及能力的，他在任命两名辅政大臣之初不可能预见不到日后诸葛亮与李严的权势之争，但他又故意做此安排，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他刘氏宗族的江山。刘备当然不希望在他死后蜀汉中出现诸葛亮一人专权，功高震主的局面，但他又非常清楚蜀汉以后只能依靠诸葛亮，所以他特意安插了一个李严来平衡权力，以稳固刘氏的统治根基，以诸葛亮的聪明他也不会揣测不到刘备的用意，起初还是忠诚地执行着刘备的遗意，但是生性谨慎的他最终还是容忍不了李严的争权夺利，最后用计废除了他。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都是源于刘备诸葛亮用人观的大相径庭，这不可以不说是对刘备诸葛亮间和谐的君臣“鱼水关系”的一大讽刺。


四、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
还有两件事也很可以表明诸葛亮与刘备之间的关系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么亲密无间，刘备对诸葛亮那么信任不疑、言听计从，那就是刘备兴兵报仇和后来的永安宫托孤。先是，刘备因关公遇害，不顾百官规劝，欲起倾国之兵讨伐东吴。后来虽因孔明率百官一再晓之以理，才稍有所回心转意，却又被张飞以“札园之誓”相要，遂执意御驾亲征。为替关羽报仇，刘备欲倾蜀国之师东征孙权，这在蜀国君臣间展开了激烈争论。首先赵云指出当时蜀国的主要威胁乃曹操，非孙权也，曹操篡汉使得神人共怒，刘备应该陛早图关中，假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起即不能骤解，只会给曹魏可乘之机。又指出，汉贼之仇为公而兄弟之仇为私，希望刘备能以天下为重。但刘备却答，假若不为兄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都不足为贵！既置江山于不顾，又违背既定国策。诸葛亮苦谏，刘备充耳不闻。秦密伏地谏阻，刘备叱武士推出斩之，待诸葛亮上表求救，方免一死。但刘备掷其表于地曰：“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孔明不得不任凭刘备意气用事，率大军东下。送走刘备后，“孔明回至成都，快快不乐，顾谓众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可以想象得到，说这话时，诸葛亮的心里该多么不是滋味啊！毛宗岗对此非常形象地评道：“先主以孔明为水，今伐吴之心，其急如火，水亦不能制火矣！"[23]确实如此，在刘备心目中诸葛亮的位置早已不如法正，所以东征时留诸葛亮守成都，赵云也仅做一个后军解粮官而已。刘备一意孤行，自镜亭布列七百里军马，犯了“兵家之大忌”，被东吴一把火烧掉七百里连营，使蜀国元气大伤。和谐的君臣“鱼水关系”便是如此轻易地破裂了。
最后一件说明刘备对诸葛亮不是完全信任的事件，恰是被世人广为传诵的白帝城托孤。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一手掩泪，一手抓着孔明之手，说道：“联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是什么“心腹之言”呢?原来竟是：“君才十倍曹王，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不明明是在警告诸葛亮不得在他死后欺刘禅孱弱无能而生异志二心吗?难怪“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胧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后来，刘备又吩咐刘禅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言罢，又呼鲁王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26]。又对众官谆谆嘱咐道：“联已托孤于承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负联望。”“联已托孤于承相，联不能一一分嘱，愿皆自爱。”并特别嘱托赵云道：“联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别。卿可想联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联言。” 谁不知曹王逼汉献帝甚于其父曹操，并已经以魏代汉，刘备却以曹王比诸葛亮，其喻意不言而明。所以诸葛亮才会听后,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肪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李赞也说：“刘备只此一语，便夺孔明之魂。玄德真奸雄哉！”[27]


五、总结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说明，刘备对诸葛亮的充分信任是有条件的，也有某种限度。首先，在刚得到卧龙先生之初，刘备可以待之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但在他心目中，始终没有把自己和诸葛亮的关系与其同关羽、张飞的关系视同一律，更别设置于其上了。也正因为刘备、诸葛亮彼此都明白刘、关、张的关系远在刘备与孔明的关系之上，所以在诸葛亮入蜀后谁代替他守荆州的问题上，刘备已有定见，但又不必明言。诸葛亮明知关羽并非守荆合适人选，却明白刘备的暗示不得无视。还有，关羽遇害之后，诸葛亮无法使刘备把他自己以往口口声声念叨的兴复大业放在桃园结义之上。甚至连后来到西川时才投奔刘备的法孝直都可以制止刘备东下，诸葛亮却束手无策。至于永安托孤时刘备对诸葛亮又是委以重任，托付一切身后事又是给予极高荣宠，让刘禅兄弟父事之；同时又旁敲侧击，暗示、警告诸葛亮在他身后不得有非分之想萌生异志；为了确保刘氏江山传之久远，还特地谆谆嘱托一向侍卫在自己身边的心腹干将赵云“卿可想联故交，早晚看觑吾子”。总而言之，刘备深知，自己死后，蜀汉军国大事更须仰仗诸葛承相全力支持，但又怕他才高欺主，危及嗣君，故而这么煞费苦心地筹画安排，软硬兼施，务使诸葛亮能一心一意地为蜀汉动权竭心尽力，呕心沥血。而诸葛亮“作为封建时代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格于君臣大义，不可能在刘备生前身后违背刘备的意旨，不论刘备的话多么没道理，对蜀汉事业的危害有多大，他都只有听从、照办”，[28还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对身为臣子的诸葛亮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封建君臣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人和人其实很难长期相处，父子尚且不行，又何况君臣关系呢？”[29]像刘备这样的封建军阀，由于时代、阶级及自身素质的限制，任用人才喜欢唯意气相投，而这种局限也注定了他与大儒出身的诸葛亮无法真的建立起“如鱼得水”的和谐君臣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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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之洪：《诸葛亮北伐新探》， 《学术月刊》1997年2期  P61


注释：

[1]《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傅子》
[2]《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传》
[3]《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
[4]《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5]《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6]《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7] 朱子彦：《《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  《史学集刊》2004年10月第四期  P16
[8]《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9]　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170至171页
[10]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11]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12]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13]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14] 《三国志·蜀书·彭羕传》
[15]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6]  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170至171页
[17]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18]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19]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20]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21] 《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22]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3]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24]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25] 《三国演义第81回》夹评
[26]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
[27] 《三国演义第85回》夹评
[28] 王枝忠：《诸葛亮的悲与喜》 ，《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四期 P38
[29] 曾良  陈让先 ：《诸葛亮、周瑜、司马懿与君主的关系及其才智的发挥》，《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学报》2000年15卷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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