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贼道·诸葛亮

品日

            作者：邢卫华               
            
            人生究竟有没有“命”？
                有！
                什么是“命”？

               
            命，从口、从令，有权威发“令”，强制对方服从之意，而受“令”者也有“无令不行”之意，故“命”在其后的衍化中，便当有了“赋予”的含义。然发令与受令，只是一个“开始”，最终发方与受方，还得有一个验令与交令的“完成过程”，这就使“命”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先人认为天地万物无不都是“道法自然”所赋予的，无不有生有死，有始有终，是为无法摆脱的自然之“命”；于是，“命”便逐渐融入了“生死过程”的内涵，成为“时间范畴内的纵向发展”。

                而既然是自然之“命”，则天地万物无不来于自然，因此，不仅人生有命，而且天亦有命，地亦有命，万物均有命。

                命可知吗？
                可知！不仅人命可知，而且天命亦可知，地命亦可知，万物之命均可知。
                那么，用什么来知命呢？
                运。
                “运”是什么东西？

               
            运，繁体的写法从军、从（chuò，这个字上面“三撇”，下面一个走字下半部“止”字变体。因系统不能识别繁体及异体字，只好文字解释）字变笔，今称“走之”，意指乍走乍停，与军合在一起，则指军队的行踪不定，飘忽不止。后又逐渐融入了对“生命”遭际成败得失间的规律化探索认知。于是，“运”就逐渐融入了“行止得失”的内涵，成为“空间范畴内的横向发展”。

                而在这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交叉碰撞产生的那一个个“交汇点”，就是“命运”。

               
            试问，世上又有什么东西从出生到终结，没有这个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呢？而在这一个个的“交汇点”上，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中，所代表的具体意义，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是故命有大小；运有短长。

                命者何为小？己命为小。
                命者何为大？天命为大。
                运者何为短？己运为短。
                运者何为长？天运为长。

                故知命运大小短长者，为君子；而不知命运大小短长者，为小人。
                古往今来，不知天命者小人不衰，故人类社会始终难彰。
                今来古往，能知天命者君子不绝，故人类社会始终不灭。

               
            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古往今来的糊涂小人中，最令人遗憾，也最令人可惜的，则莫过于那个被我们当作智慧化身，家喻户晓，尽人皆知，鞫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

               
            东汉末年，宦官乱政，黄巾逆起；军阀割据，兵连祸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当此之时，遍天下只有一个曹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马踏青苗，斩发代首；礼贤下士，底定中原；喘息抚荆州，片纸震江南；汉中首鼠，西川惶悚，平定割据，指日可待——可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上，风吹残柳，晃晃悠悠的钻出来个诸葛亮……

               
            诸葛亮这个人，其实在明代以前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所以能受到今人这样的崇拜，无非是靠着一部《三国演义》的吹捧。诸葛亮崇拜谁不知道，只知道他常在人前自比管、乐。自比不是崇拜。崇拜是不可逾越，自比则至少是并驾齐驱。那我们就不妨看看这位诸葛亮是怎样与管、乐并驾齐驱的吧。

               
            管，姓管，名仲，字夷吾，春秋初期任齐相，辅佐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建立了霸业，著名大贤，连孔子都很推崇他。但只有推崇，没有备至。因为只有王道衰落，方有霸道之兴。霸乃衰世之道，孔子能推一下，已很给面子了。当然，孔子推崇管仲不是为了给谁面子，而是因为“霸道”也是道，是道当然也就值得推一推。

                公元前六八一
            年，周庄王姬佗去世，其子胡齐即位，是为釐（xī）王。按说天子去世，诸侯应去吊唁奔丧，新君继位，更应前去朝贺，起码真不真假不假的你得意思一下呀。可当时慢说异姓封爵，就是同姓一宗的都没一个拿这当回事。这时已登上齐国政坛七年的齐桓公，觉着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事，于是就向管仲讨教。管仲首先就让桓公派人去朝见新王，其次宋国为争君位内乱，就请釐王为其立君平乱。

               
            周釐王自是求之不得，急忙颁发了为宋国立君的诏书，顺势就请齐桓公代为召集为宋立君的仪典。遗憾的却是诸侯对齐国招集立君大会结盟的反映极为冷淡，加上急于得到确认的宋公御说，约会的八家诸侯也才到了一半，弄得齐桓公冷屋冷灶的挺没意思，就想还是拉倒吧。可管仲正色说：“三人成众，何况五国，盟则有信，废则失信，请君如期会盟！”这之前，齐桓公曾要带兵车如会，管仲制止说：“盟会是为了尊王安民，消除战乱，怎可耀武扬威呢？”

                虽然这次盟会参与国极少，但却为齐桓公日后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楚国一向目无中央，自称夷狄，数世称王，恃强凌弱，众怒所向，但管仲在诸侯大军兵逼楚境，誓死一战之际，以静制动，仅用谴责楚国久不向王室进贡滤酒及祭祀用的白茅草为由，便使骄横的楚成王气焰跌落，理屈辞穷，乖乖的重新贡茅复礼，并加入诸侯盟会，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战争隐患，使自周平王东迁以来日趋混乱的天下稳定了数十年。

               
            乐，姓乐，名毅，字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战国时魏人。公元前三一四年，燕国内乱，齐国趁火打劫，攻毁燕国都城。后燕昭王即位，刻意雪耻，励精图治，礼贤下士，前面提到的那个齐国大辨家邹衍，这时就到了燕国任职。这时在魏国任职的乐毅，正好也出使燕国，昭王知道这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优礼有加，真心挽留，遂感动了乐毅，居燕整顿训练军队。

               
            二十八年后，齐君湣王暴失民心，燕趁机联络秦、韩、魏、赵四国，由乐毅为将伐齐，一战击溃齐师。后四国退出，乐毅指挥燕军半年左右便夺取城池七十二座，仅余莒和即墨二城。但这两座城乐毅却围了三年。当时包括燕太子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乐毅是不是想收买人心，自己做齐王？乐毅不为所动。也幸亏燕昭王信任他。那么，乐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他知道燕是小国，齐是大国，如果单以军事实力抗衡的话，燕不可能败齐。他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在是齐湣王的昏暴所致。先不说这位曾公开宣称要灭掉周朝，自己做天子的事，只说这位被燕军打败后一路出逃的经历，就足以知道这位的德性了。

               
            他先是逃到卫国，人家卫君恭敬周到的接待了他，他却一屁股坐到人家正殿的君位上，当着人家臣下的面，让卫君给他行跪拜大礼，气得卫人当晚就偷了他的行装，弄得他灰不溜丢的逃向鲁国。你倒是长点记性啊，可他偏偏就没记性，鲁君派人迎接他，手下问人家准备了些什么来接待他们，人家说准备了十头牛，可手下斥责说，你们得按天子级别接待我们大王，鲁君得腾出他的宫室，并来亲自服侍。人家一听就火了，连城都没让他进。

               
            你说这样一个玩意儿，逃难尚且如此，平时待臣民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燕军所到之处，大部分城市兵不举戈，城不闭门，直如无人之境。不过，这种现象只是齐人对失政的情绪，可并不代表他们就真心欢迎燕人来统治自己。乐毅也正是明白这个，因此才废齐苛法，严历约束燕军，并为齐桓公立祠亲祭，努力把对立情绪消除于未萌。

               
            其次，燕军进展神速，大部分齐人无力出逃，而能一逃再逃而至最后孤城者，若非拼死不降之士，就是聪英果敢之人，身陷绝地，后无退路，必誓死守城，若强攻硬取，两败俱伤，肯定损失惨重。乐毅若为一己之功，得胜之军，誓如压卵，他能攻不下这两个弹丸之地么？所以不攻，眼前避免双方流血还在其次，主要是为防止给未来留下更大的流血隐患——假如燕军攻城，齐人死守，不管开始怎样激烈，最终守军要是投降那还罢了，倘若全部与城共存亡了，那齐燕可就惨了，乐毅必将前功尽弃！
                为什么？

               
            这是因为燕军拿下的七十多座城池要都是硬攻而下还无所谓，但他们恰恰大多是兵不血刃而得，被占领者在这样的连锁反映下，通常的耻辱感就被掩盖住了。而一旦受到大义凛然的刺激，这耻辱感就会被激活，并以超常的速度膨胀，当它爆发之时，将是任何力量也难以阻挡的。斯时斯地，燕、齐军民都将被置于绝境，谁都没有退路，但凡还有点人性的，想想都会毛骨悚然。而此时乐毅竟置个人荣辱于度外，不仅不攻城，而且也不紧逼围城，反后撤二十里，在给城中齐人打柴取食之便的同时，留下了在适当时机和平结束战争关系的余地。

               
            乐毅其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所以成为千古美谈，并不在他半年下七十余城的赫赫战功，而就在这身处战争状态的生死抉择间，无时不以一己之身系天下百姓苍生为念的致善之心。

               
            战争关系是人类胎带的动物性恶行，一个人在这种恶行面前所持的态度，是衡量人品行最有效的标尺。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割据，而汉末则是军阀割据，其本质都是在分裂天下大一统的局面。出现这种现象，亦无一不是中央政权失去了政治上的号召力及对方域的控制能力，而恢复这个能力的主动权则又掌握在最高管理者的手中，如果这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或荒淫无度，萎縻不振的话，那你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力挽狂澜。管仲这样的人所以不去扶助周天子，正是因为人家拒绝他去扶，因此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教齐桓公礼尊周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用另一种方式达到维护统一的目的。这种以地方代中央维护天下统一的方式，就叫“霸”。

               
            霸，不是在创建统一，而是在维护统一，正因为它与王道创建一统的目的一致，所以霸也是“道”。但如果地方打着中央的旗号或干脆无视中央的存在独霸一方，这就不是“霸道”，而是“贼道儿”了。

                霸道与贼道儿，就在这个如何对待统一与分裂的态度上。诸葛亮既自比管、乐，那我们就不妨看看他又是怎样对待统一与分裂的吧。

               
            想建功立业不怕，想出名留名也行，节骨眼上站出来的也不少，可干什么却必须要想好了，所谓三思而后行。诸葛亮此时出来显然是不想再做小隐，投曹操又怕没自己合适的位子——大才嘛，傲点是正常的。其它的玩意儿又看不顺眼——傲嘛！那么，凭诸葛亮的才学与能力，荆州刘表，东吴孙权，西川刘璋，汉中张鲁，西凉马腾这些军阀，不敢说都拿下，一个两个总没什么问题吧？

               
            尤其是那个孙权，面对曹操一泻千里的气势，捧着那封要与他会猎东吴的战书，倍感势孤，早没了主意。要不是鲁肃横插一杠子，哪还会有赤壁之战的血肉狼藉？可这鲁肃要跟诸葛亮比，真要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况且东吴还有个自家兄长诸葛瑾引介，说服老孙放弃割据，谁又敢说不可能？剩下的大佬中，除了那个马腾的儿子马超还是块料，其它不过酒囊饭袋。此时局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功全名全苍生，舍此而何？若只要这个名，激流勇退，做个闲云野鹤；若想再展雄风，只要一心为苍生，怕的不是没事干，就怕的是你干不完。为人为己，成功成名，天下也并非就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就看你一心所系的是什么了？

               
            刘备这个人，虽然穿的名牌是“中兴汉室”，擦的香粉是“皇亲贵胄”，可就是谁见谁恶心，给哪哪不要，弄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你瞧他那点出息。诸葛亮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的大腕儿不找，单单看上这么个东西呢？看看他那篇被多少势利之徒称羡的“隆中对”就知道了——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miǎn），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ān）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要说他贴上刘备是为了中兴汉统，这汉天子还活得劲劲的，既然自比管仲，那所有的心思就该围着“天下一统”转，怎么还没出被窝就在梦里尿出了个三分天下的臊地图？要说他是为天下苍生，不为一家一姓，那你忙不迭的贴上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的刘备干什么？说到底，还不是看着在各路军阀中，也就只有这个刘备割据的决心最大，而势力又最弱，逞智逞雄，逞志逞才，正是都有这为一己出头的私欲，也才更容易一拍即合么？

               
            管仲教齐桓公以信义为本，扶危济困。而诸葛亮却多次鼓动刘备趁刘表病危袭取荆州，反倒是刘备觉着人家刘表看在亲缘的份上，在落难中收留了自己，这样的忘恩负义实在太不够意思，看上去可是比诸葛亮要脸得多了。

               
            管仲不战而屈人之兵，乐毅虽战而恤天下苍生，而吴蜀割据六十一年，单是这个诸葛亮就六出祁山，表面上打着的是完成刘备遗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际上却是在沽名钓誉，骚扰天下，耗尽天府民食，疲尽西川精壮，终至一个堂堂天府之国，在其死后一击而亡。所谓诸葛亮治蜀之功，又在哪里呢？

               
            更重要的是，三国之后，我们的社会仅在西晋享有区区数十年的统一，便又在东晋重现分裂，终于进入南北朝的五胡十六国的各自为政时代。而这延续四百多年的大分裂，本就起于这三分割据，试问这诸葛亮的“鞫躬尽瘁，死而后已”，究竟是在为谁尽瘁？为谁后已？

                功耶？罪耶？是耶？非耶？
                我们是不是比他更糊涂？

               
            诸葛亮自谓精于数术，善断阴阳，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人事伦常，遍天下无人能难得住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智者。但纵观人类历史，恰是这些智者在以其昭昭，使人昏昏，惑乱视听，逞智逞能！是故孔子有言：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知，古知与智通用，意为有知识才有智慧，知识越多越聪明。谁说的？当然是有知识的人自己说的，所以他们后来才在“知”下加了一个以口言说的“曰”字，因为证明知识多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得自己说出来。你不说，谁知道呢？

                对吗？不知道。咱们还是听听老子是怎么说的吧——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你看，真正的智者并不向人显示自己的知识，而向人显示卖弄自己知识的，其实最愚蠢。

               
            兑，从八、从口、从儿；八者，人虫之分，此时人对自然与自身的认知犹如小儿，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又能说出个什么？“塞其兑”，就是少说为上。兑在八卦中为泽，泽乃水非水、土非土之物，引申到人的身上，就是人人都存在的有知与无知，若只知显示有，暴露的却正是你的无？“闭其门”，不是让你关在家里不出来，不与人交流，而是让你知道自己是老几。

               
            光者，自然存在，谁没见过呢？但各人所站角度，所处地位不同，所见光及对光的感受也不同。譬如，在南、北极地附近生活的人与赤道附近生活的人，对光的感觉与需求就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这并不等于“光”本身有什么“不一样”，故赤道附近的人就不能认为月光比太阳光好，南、北极地附近的人也不能认为太阳光比月光好。同样，知识分子之知与引车卖浆者流之“知”，在本质上也没什么不同，尔知彼不知，彼知尔不知；尔能彼不能，彼能尔不能，全知全能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若一味只强调己知为真知，才是真正的无知。只有尔知尊彼知，彼知敬尔知，知知相合为一体者，才是真知。这就是“和其光”。

               
            尘者，微不足道，比人，就是引车卖浆者流，有了“和其光”的自知知明，自然就有了知识分子的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同其尘”，并不是要知识们都下田干农活，进工厂做工，而是在心态上视引车卖浆者流所需、所求为己之所需所求。而引车卖浆者流所需，无非食能充饥，衣能蔽体，屋能遮雨而已，故其所求亦无非一个社会安定罢了。

               
            但社会是由人的群体组成的，而人的个体及群体历来强弱有别，贫富有差，地位有等，相对之下不可能不产生矛盾磨擦，虽然管仲、乐毅并未做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但他们毕竟为社会下层尽己所能的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多少也算是做到了强者“挫其锐”，乱者“解其纷”，而诸葛亮所行，却无一不反其道而行之——
                自比管、乐？他配吗？！

               
            玄者，黑中泛红，引申为天的幽远，深邃。同者，相合为一，无差别，与玄合在一起，“玄同”在自然世界就是混沌状态的“一”，在人类世界就是不论强弱、贫富、地位而能做到等同合一的人。这样的人，你不会因与他在一起才感到亲近而亲近他，也不会因不与他在一起才感到疏远而疏远他；你既不会因与他在一起才让你获得某种利益，也不会因不与他在一起才让你获得伤害；你不可能让他因依靠你而显贵，也不可能让他因不依靠你而下贱。所以，这样的人才会成为天下人心目中的最尊贵者。

               
            而诸葛亮则正相反，刘备确因欲得其才智而三顾茅庐与其亲，亦因得其才智而三分天下而获其利，更因得其才智而贵为蜀君而君臣共脱其贱。只是天下百姓却因他们的逞智逞雄而大失其亲，广疏其邻，饱受其害，同落其贱！可见，以知识为智慧的东西们，也许什么都知道，但就是不知先人理念中的那个“一”，更不知这个“一”中为何有个“天”？

               
            读懂了老子，也就明白了孔子的“知者乐水”，并不是说“智者见了水就快乐”或“智者喜欢水”，而是在说智者的心性犹如水那样的好动，其最高追求就是一展才华，所以，他们特别喜欢社会的动荡，不喜欢社会的安宁，这就是智者所“乐”。

               
            而仁者正相反，其心性犹如山一样的稳重不移，其最高追求就是社会的无为而治，所以，他们特别注重社会的安定，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在稳定中得到长足发展。这就是“寿”。可见，仁者的“寿”，并不是要自己的长寿，而是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行。

                所以，做为《论语》结尾的最后一章第一句，才选了孔子这样一句话——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华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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