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 堕落的天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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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宋大本营则始终在与这样的军阀行为作斗争。即如张浚的阻止岳飞合并淮西军，及后来的兵部尚书王庶欲通过互调诸帅偏将以制诸大帅军队的日趋私有化，都曾引起诸帅不满，如岳飞就擅自弃军闹意气，而张俊则公开威胁王庶，让人带话：“得罪我们，想想你能在这位子上干几天吧？”王庶则针锋相对：“你替我告诉姓张的那个小子：用不着他咸吃罗卜淡操心，我在一日，就这样干一日！”矛盾之尖锐，可见一斑。

　　这也是高宗和秦桧为了讨好金国吗？

　　而岳飞与岳云，公为直接的上下级关系，私为无可替代的亲情父子关系，此时，不管岳云是否真写过信，是否在信中真的要众人闹事，最高法院既已认定并作出了判决，在这样的重罪面前，岳飞都应以双重“间接责任人身份”，向宋高宗明确认罪，承认自己治军不严，教子无方，并转而以“直接责任人身份”，率先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这就是礼！

　　礼不是法。法是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该谁的责任谁承担；礼则一是二，二是一，下违法而上连责，非失查者即失教，主动承担一切责任。
而岳飞却在两个多月内，始终象年羹尧一样，梗着脖子在那拒不认错，使事态越来越趋向恶化，终于招致杀身之祸，且把岳云与张宪两人性命，也白白搭进去了！

　　这不仅让人想起十多年前的另一起冤案……

　　曲端，陕西前线最早奋起抗战的著名将领，吴玠就出自他的帐下。此人知书善文，长于兵略，父任左班殿直，战死于西夏战场，故其年仅三岁就被授予了军职。史载：

　　“曲端，字正甫，镇戎人。父涣，任左班殿直，战死。端三岁，授三班借职。警敏知书，善属文，长于兵略，历秦凤路队将、泾原路通安砦兵马临押，权泾原路第三将。

　　夏人入寇泾原，帅司调统制李庠捍御，端在遣中。庠驻兵柏林堡，斥堠不谨（警备松懈），为夏人所薄（偷袭），兵大溃，端力战败之，整军还。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怀德军相继陷没。镇戎当敌要冲，无守将，经略使席贡疾柏林功，奏端知镇戎军兼经略司统制官。
建炎元年（高宗元年）十二月，娄宿（金大将）攻陕西。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陇大震。二月，义兵起，金人自巩东还。端时治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所过人供粮秸，道不拾遗。金游骑入境，端遣副将吴玠据清溪岭与战，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义兵已复长安、凤翔。统领官刘希亮自凤翔归，端斩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

　　请注意“端时治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所过人供粮秸，道不拾遗”这句话。南宋初年，之所以会造成盗贼蜂起的混乱局面，除了宋代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地方政府和百姓对待战败下来的溃军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宋史·李兴传》载：

　　“溃将邵青自真州（今江苏仪征）拥舟数百艘，剽当涂、芜湖两邑间，（秘书少监、直龙图阁知宣州李光）招谕之，遗米二千斛。青喜，谓使者曰：‘我官军也，所过皆以盗贼见遇，独李公不疑我。’于是秋毫无犯。”

　　再请注意，这里的“邵青”，就是上面刚刚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濠州战死的水军统领，也是本系列（二）中提到的那个“水贼邵青”。
可见，曲端所为对陕西抗金阵营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同时也使曲端在陕西诸军中，享有了非常高的声望。故张浚宣抚川陕，收揽英杰，“以端在陕西屡与敌角，欲仗其威声。承制筑坛，拜端为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知渭州。端登坛受礼，军士欢声如雷。”

　　也就是说，曲端是南宋初期第一个方面军大帅。

但也正是这个曲端，此前龙图阁待制王庶受大本营之命节制陕西六路兵马时，招曲端联军会战，曲端却以未接大本营任命王庶的通知为由拒绝，后接通知，仍不服调。金人知陕西将帅不和，再攻陕西五路咽喉要地延安，王庶连续派人督催身任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并手握陕西精兵的曲端往救，曲端却擅自命令吴玠攻取华州（今华县），欲敌分兵回救，但金军并未上当，结果导致王庶兵败，丢掉了延安府。而当王庶到其驻地责问他时，曲端竟反责王庶丢失延安之罪，并以武力夺了王庶将印兵符，还想趁机杀之！幸亏陕西抚谕使谢亮阻止，王庶才保住一条命。

　　张浚督陕，重视吴玠、刘锜等年青将领，曲端亦知吴玠对其种种作法心中早有不满，竟在高宗四年春的环庆战役中，故意使吴玠战败。
“四年春，金人攻环庆，端遣吴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将屯宜禄，玠先胜。既而金军复振，玠小却，端退屯泾州，金乘胜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为援，端谓玠前军已败，不得不据险以防冲突，乃劾玠违节制。”

　　于是，张浚始有罢曲端之心。时逢张浚欲发动富平会战，曲端反对，曰：“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此话实为至论，与王彦、吴玠、刘子羽等名将看法一致，但张浚却借春季环庆战役指挥失利，夺了曲端兵权。富平战败，张浚初意再用曲端，但遭到王庶、吴玠等人的反对，理由就是这人不好节制，故张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借口曲端曾做“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这样的诗句攻击高宗无能，以谋反罪将曲端逮捕。

　　曲端治军甚严，无功不赏，有错必责，张浚竟任命曲端曾鞭责过的一个部将康随为提刑官。曲端一听，即知必死无疑，他有一匹战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至是在狱中连呼“铁象可惜、铁象可惜”数声，再呼“天”数声——什么意思？痛悔轻丧兵权那！
果然，张浚放纵康随公报私仇，在狱中残忍的堵住曲端的嘴用火烤，待其极度干渴时，灌之以烈酒，至其九窍流血而死。“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

　　张浚为此罢职，三年后，大本营为曲端平反，追复曲端宣州观察使，谥壮愍。史评：

　　“端有将略，使展尽其才，要未可量。然刚愎，恃才凌物……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张浚杀之虽冤，盖亦自取焉尔。”

　　曲端之死，乃南宋第一大冤案。斯时其人也远比岳飞资格老，功劳大，军事、文才、政略等方面，虽不敢说就比岳飞强，但绝不会比岳飞差，说句旗鼓相当，亦不为过。然其与年羹尧、岳飞一样下场的悲剧性结局，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反思岳飞冤案中其自身的内在原因吗？

　　所以，《论语》才在最后一章的第二句话中，选了孔子这样一句话——

　　“不知礼，无以立也！”
岳飞·秦桧·王伦之死（八）

　　邢卫华

　　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受到侵犯的时侯，抗战与议和，是两种必然的选择，但不能将它们看作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许倒可以把它们看作一条道上跑的两辆车，哪辆在前？哪辆在后？哪辆载重多些？哪辆少些？恐怕决定权不在道路，而在车况。它们的方向、目的是一致的，断然否定哪一辆的作用，恐怕有失公允。

　　实力强大，你敢来，我就打；打跑了，也就跑了，议的哪门子和？这叫骚扰。一点实力没有，忽啦一下就被人家占领了，你倒是想议，可谁跟你议呢？这是兼并。但凡涉及到议和，大都实力即不是强大，也不是没有，也许局部打得不错，但全局形势不妙；也许局部不妙，可全局还不算糟糕。直让攻的精疲力竭，守的也焦头烂额，这才是双方议和的基础。高宗初年的南宋与大金，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抗战与议和，就成为南宋初期的两个相对并行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不管相对的双方如何的水火不容，但做为南宋最高统帅的宋高宗，始终居间调和，不偏不倚的原因。

　　徽、钦二帝被俘北迁，随行的皇亲国戚及宫人官员有二、三千人，这里面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自愿去的。有人说，自古哪有自愿被俘的？既自愿，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这只是后人的臆断。当时的人可不这么看，反倒是把这些人的行为看作忠义之举，也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做到的。即如当年范蠡、文仲随越王勾践去吴国作人质，越王都喂马，他们能有什么好差使？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才成为千古忠臣的典范。

　　做为臣下，外敌入寇，自己没有本事保国安民，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皇帝孤零零的被人家掳去异国他乡，别的能耐没有，只有抛妻弃子的陪着一起去，也算不枉这君臣一场的情义。虽不能说这就是爱国，但说句还有点做人的良心，总不为过吧？金所以要这样多的宋朝官员，则是为了让他们帮助自己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从历史的经验上看，无论是前面的辽、夏，还是此时的金，或是其后的元，只要一旦把这样的体系完整的建立起来后，则无一不野性顿失，走向衰落。因此，在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敌方那里当差的人，只要没有切实的损害本国、本民族利益的行为，也不会被认作变节，回来也会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南归之人，大都能受到高宗接见，并大都给予妥善安排的原因。秦桧就是这些人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
秦桧原是北宋左御史，在金人打进东京立张邦昌为帝时，曾进行过激烈反对，多次找金人抗议，结果激怒金人，把他抓起来，连同家人一起掳去金国。后也同其他人一样，被金人派以职务。

　　秦桧是金兵左副元帅挞懒的军事参谋，他是在高宗四年十月从江苏的楚州前线，与妻子王氏一同回到宋军水寨的。有人说，秦桧是金人故意放回来的。对吗？对，这是事实。可也有人说，秦桧自己说是杀了看守，夺了条船跑回来的，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吗？对，这也是事实。只是这个掩人耳目不是秦桧要掩，而是宋高宗要掩，也的确是掩那个回来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议和。

　　需要注意的是挞懒这个人。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高宗四年金兀术十万大军被韩世忠阻击在黄天荡时，那个在山东派兵接应的金军统帅，汉名完颜昌。而其资格也远比金兀术老得多，与粘罕是一代人，军功多在灭辽战争中。在对宋战争中，主要进攻山东及河南东部，刘豫的伪齐政权，就是他建议并扶持起来的。而最终也是由他提议和宋弃齐并亲自实施的。如果说秦桧是南宋主和派之首，那这个挞懒就是金朝的主和派之首。而南宋的议和派要是卖国行为的话，那挞懒在大金国如日中天之时极力主张与宋议和，也是要卖掉金国吗？
所以，秦桧到挞懒的帐下当差，就不应该是一个偶然。因为金主和派首领还有封宋王、加太师、尚书令的金太宗之子宗磐；封陈王、领尚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的金太祖之子宗隽等其它多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议和是宋、金双方主和派的共同目标，也是当时备受战争苦难的各族民众的共同愿望。而秦桧在回到南宋后，提出以黄河划界，“南人归南，北人回北”的建议，显然也不是他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若无金国主和派的首肯，恐怕他也不敢贸然在宋高宗面前下这样的保证，并始终坚持议和动议。我们从秦桧南归后仅四年左右，宋、金就议和成功，金退回河北，并主动废掉伪齐政权，而南宋则收回陕西、河南等黄河以南大部分失地，就足以看出他们当初的用心所在了。而这种用心究竟对谁有利，我们只要看看双方对待主和派的态度，也就一清二楚了。

　　秦桧一回南宋，很快就被封为相当于今天外交部长一职的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升为副宰相，不到一年就正宰兼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虽然这之后高宗迫于主战派压力，撤过他的职，但没几年又让他做枢密使，和议刚成，秦桧随即恢复相职，这之后就再也没离开过相位，并授予“太师”这样的文武职最高荣衔。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却是南宋和议全权大使王伦，于此次和议成功后不到七个月，就被金国骗去扣留。大多数人更不知道的是，促成这次和议的金国主和派首领挞懒、宗磐、宗隽，在王伦被扣不到一个月，就以出卖国家利益罪，被金国处死。

　　王伦，字正道，其祖上是宋神宗朝与名相寇准同列的宰相、文正公王旦之弟王勖的玄孙。到他这一辈，家道中落，没上过学，任侠好义，往来东京洛阳之间，专干些打抱不平的事，虽数度犯法，但也没做过牢。北宋末年，东京失守，都中人民面对这样的惨败悲愤不已，齐聚宣德门抗议不止，逼得钦宗无言以对，王伦乘势挤到钦宗面前自荐说：“臣能弹压。”钦宗解所佩夏国宝剑赐给他，王伦再言：“臣未有官职，出言不正，不好弹压？”钦宗取纸写：“王伦可除兵部侍郎。”王伦下楼来，找些相识的原本就在众人中起哄的混混们，分派他们传旨抚定，都人乃息。只是后来拿钦宗手札要官时，宰相何俦以王伦乃小人之行，并无正功，不过利用时弊而已，只补了他个修职郎，也就是侯补国家干部，并无实职。

　　高宗元年，面对金兵如潮攻势，大本营广招胆识之士，专门充任和金使者，并问徽、钦两宫起居事。王伦慨然报名应召，升朝奉郎，也就是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并授刑部侍郎名号，职充大金通问使。并以阁门舍人朱弁作他的副手。只是第一次赴金，就被扣留了。但这种扣留，并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不给他回去的通行证，回不去而已，多少还是有一些行动自由的。
因此，当有一个叫陈忠的商人密告徽、钦二帝押在金故都黄龙府时，王伦就用钱买通陈忠，让他设法去黄龙府把南宋形势偷偷告诉二帝，由是两宫始知赵构已建立并有效的领导着抗金大本营。不久，王伦又和粘罕建立起直接联系，以其胆识得到粘罕信任，有言曰：“先前你们遣来的使节，问他们什么，吭哧半天也说不上来，你跟他们到是不一样。”虽然当时金还在试图一举灭宋，仍对南宋随后派来的使者如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等人进行扣留，但对王伦的干练可信，已留下相当印象。

　　高宗六年，在南宋已初步站稳脚跟，韩世忠在大仪、高邮大战中大破金军后，粘罕才不得不亲自找到王伦，坐下来谈起议和的具体条件，并让其回南宋商议。王伦见到高宗，讲了金人意图，并把数年留心的金国详情报告，以供大本营决策参考。高宗备加优奖，升其右文殿修撰，主管万寿观，并把其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录用。当时，金国派来的使臣，无一不自大骄倨，而南宋陪同文官，往往不敢多措一词，唯王伦出面，每次都能不卑不亢，既挫其锋，又不损关系，是此愈为大本营所重。

　　高宗九年春，徽宗及宁德皇后讣闻至，高宗以王伦为徽猷阁待制，假直学士，充迎奉梓宫使，以朝请郎高公绘副之，嘱咐王伦在见到金左副元帅挞懒时，晓以利害：“河南之地，金国既不拥有，与其让刘豫占着，年年为此与宋用兵，何必不归宋罢战呢？”伦奉诏以行，并带给太后、钦宗黄金各二百两，及银两于宇文虚中、朱弁、孙傅、张叔夜等被扣人员家属之在金国者。
王伦至睢阳，刘豫派人欲强取国书。王伦回曰：“国书应当面交给金国皇帝，怎么能随便给你们拆看呢！”刘豫仍不死心，强命不已，王伦不屈不挠，坚持到金国迎接官员到来，渡河见挞懒于涿州，具言刘豫邀索国书无状，顺势离间：“象刘豫这样人，当年高宗那样信任他，他都背叛了，日后谁能保证他不背叛你们呢？”当年底，挞懒即废刘豫。

　　王伦及高公绘返回南宋时，挞懒送王伦时嘱咐说：“告诉你们皇帝，自今和议之道已畅通无阻，应抓紧时机。”

　　史载，“九年春，赐王伦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既又以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伦至东京，见金右副元帅兀术，交割地界，兀术还燕。五月，伦自汴京赴金国议事。初，兀术还，密言于金主曰‘河南地本挞懒、宗磐主谋割之与宋，二人必阴结彼国。今使已至汴，勿令逾境。’伦有云中故吏（认识王伦的北迁故宋官员）隶兀术者潜告伦，伦即遣介具言于朝（派随行人员回去告金有背盟意），乞为备。兀术遂命中山府拘伦，杀宗磐及挞懒。”这是高宗十三年八月的事，转年五月，金人就撕毁和约，兵分四路渡黄河，大举进攻南宋了。
你说这样的议和究竟对谁更有利呢？

　　再看那个王伦，虽然其后宋、金又再次签定了以淮河中流为界、并有岁输银绢等附加条件的“绍兴和约”，可正当宋、金臣民相互交好，远离战乱，尽享和议带来的安定之时，王伦却于被囚禁的六年后，惨死于金人之手。

　　史载，“（高宗十三年）十月，伦始见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无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绍文为宣勘官，问伦：‘知挞懒罪否？’伦对；‘不知。’又问：‘无一言及岁币，反来割地，汝但知有元帅（挞懒），岂知有上国邪？’伦曰：‘比萧哲（金使）以国书来，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之盟，与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既就馆，金主复遣绍文谕伦曰：‘卿留云中已无还期（你是不用想回去了），及贷之还，曾无以报，反间贰我君臣耶？（我们相信你，还河南、陕西地，你不仅不思报答我们，反往来离间我君臣上下）’乃遣蓝公佐先归，论岁贡、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伦以俟报；已而迁之河间，遂不复遣。　十年（绍兴十年，即高宗十四年），金渝盟，兀术等复取河南。伦居河间六载，至十四年（高宗十八年），金欲以伦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伦曰：‘奉命而来，非降也（我是国使，不是被俘投降者）。金益胁以威，遣使来趣，伦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缢杀之。伦厚赂使少缓，遂冠带南向，再拜恸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辅相两朝（王伦祖上为宋两朝宰相），天下所知。臣今将命被留，欲污以伪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于是河间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南宋）诏赠通议大夫，赐其家金千两、帛千匹。”

　　岳飞死于自己人的“莫须有”罪名而成为民族英雄，王伦可是誓死不屈、实实在在的以国使身份死于金人之手，他虽然没有象秦桧那样的被后人骂作汉奸卖国贼，但在当年，也是骂声四起，受尽了委屈，多次辞职不许，可今天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死及为什么死呢？

　　由此可见，以主战、主和定是非忠奸，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而秦桧卖国求荣杀岳飞的说法，也根本无法成立。那么，宋高宗和秦桧为什么非要杀岳飞呢？其实，只要了解了南宋初期的国情后，再了解一下岳飞的行为得失，也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千古之谜了。
岳飞·王彦·八字军（九）

　　邢卫华

　　孺悲是孔子弟子，但他在成为孔子弟子前，曾直接去见孔子拜师，孔子推说自己病了。但在传话的人刚走出他的屋门时，却取过瑟这种乐器弹奏，并高声唱起来，使孺悲清楚的知道他并没病，只是不能见他。因为礼制规定，拜师应通过师的弟子引见介绍才行，否则就是失礼。

　　而拜师后，也不能直接受教于师，而是跟随引见弟子或师指定的弟子受教，这样的弟子称“门人”，意思是接受入门之教的“入门之人”。至于日后是否随师受教，则看其为学的水平进益程度，也许很快就从师教，也许就要相当长时间，甚至一直都跟随这个弟子。而“礼”之所以要规定这些，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学会节制自己的盛气、霸气、骄气、傲气，这就是“克己”。否则一上来什么都不懂呢，就与先来诸人平起平坐，则眼中必无同窗，更无后来诸人，走上社会后，就很容易心高气傲，目中无人，不肯甘居人下！
而岳飞就是这样一个心高气傲，不肯甘居人下的人。

　　岳飞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四年，河北真定宣抚使刘韐（gé）募敢死战士时应募从军的。因剿贼立功，率下百余人。其间因父丧及任命书丢失，曾两次离军。至金攻宋，刘韐军溃，赵构受命赴金，到相州（今河南安阳）被磁州太守宗泽拦下，建立大元帅府，以宗泽为副元帅，广招溃散军兵，岳飞遂归其麾下，并以招降吉倩三百八十人之功，补授承信郎，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恢复国家干部身份，官职相当于今天的营级。后跟随宗泽入守东京，屡立奇功，补授秉义郎。宗泽也开始关注这个青年，教授其阵图战法。

　　赵构即皇帝位后，岳飞不顾职卑位低，上书高宗，大意说其身边的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一干人，畏敌如虎，只知一味拥着您南逃，不堪恢复大任，应御驾回东京，亲率六军将士北伐，则中原可复。高宗不可能看到岳飞的信，即使看到，也不会当回事，因为高宗原知黄、汪不堪大任，不过用其平衡李纲等人的反对迁都而已，故一到江南，立罢二人。好在黄、汪并未怎样岳飞，只是将其解职完事。
岳飞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了新任河比招抚使的张所，当时这些从大本营派出的战时方面大臣，手中都有数百千张空白任命书，故张所一听岳飞的情况，便立即恢复了其国家干部身份，补授修武郎，任职中军统制，与其长谈，更爱其才，更经过几次战斗，再补武经郎。

　　张所既为“河北招抚使”，他的管辖区域就该在黄河北岸的今河南、河北一带，于是，当他招幕到一些兵力时，就派属下都统制王彦，率领包括岳飞在内的十一名统制及七千人马，渡河开辟抗金战场。

　　王彦，少年时隶弓马子弟所，徽宗亲临阅试，即补下班祗应，任清河尉，青年时从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入西夏作战，身有战功。金兵围攻宋京汴梁，王彦慨然弃家赴京，参加抗金战争。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急需将才，过东京，见王彦与谈，喜不自禁，即任命其为都统制，也就是管统制们的统制，显然要比岳飞资历深得多了。王彦过河后，兵临新乡，金兵势盛，王彦欲慎重进兵，岳飞却笑其胆小，独率部下冲敌，夺旗挥舞，王彦只得挥兵力战，遂攻下新乡。王彦责岳飞不服从指挥，岳飞则嗔王彦畏敌如虎，二人为此反目，岳飞遂率部独自行动。

“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粮，彦不许。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

　　而就在这时，金人以为宋大军进入河北，上下震动，急调数万精兵前来围剿，将新乡围得水泄不通，可岳飞竟在这样危急时刻，率部下渡河回东京，投宗泽去了。

　　王彦则率众死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冒死突出重围，且战且退到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据说身边仅剩七百余人，但他们据险设寨，顽强死守，使散亡部下逐渐寻归。而王彦则一面坚守，一面派手下去联络各路义军。金人久攻不下，遂出重金悬赏王彦，逼得王彦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换多少次地方，弄得属下有事常常找不到他。众人不免相聚议论，终于弄清王彦是怕他们为了赏钱出卖他，于是对王彦说：“我们所以抛妻弃子，不惜万死从公渡河，就是因为感念公之忠愤救国之心，希望随公一雪国耻。今令公寝不安席者，无非因为金人重金悬赏公首，可我们要是为这些出卖您，我们还是人吗！”众人随即相互在脸的两侧分别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墨字，这就是南宋初年著名的“八字军”！
史载：“彦益感励，抚爱士卒，与同甘苦。未几，两河（黄河流经今内蒙托克托时，转而向南流至陕西潼关才复又东向，故这一流段的两岸称河东、河西，也就是今山西、河北一带）始增响应，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皆附之，众十余万，绵亘数百里，皆受彦约束。”

　　而那个创造了顺昌保卫战以少胜多奇迹的两万人，就是这个“八字军”中的一部分，其作战的典型特征，就是血战到底，誓死不降！以致金帅欲派一将领攻打王彦山寨，这名将领竟吓得扑嗵跪地，哇哇痛哭道：“王都统的营垒坚如铁石，实在打不下来呀……”言外之意，你要杀我就直说哟，干什么非要借刀杀人啊。金帅又派骑兵截杀王彦粮道，不想王彦早有准备，伏兵四起，杀得金兵四散奔逃。王彦欲趁势收复西京（今山西太原），与东京留守宗泽联络。宗泽招王彦赴东京会议，彦带“八字军”精锐万人出发，金兵数万欲袭其后，但眼睁睁的看着“八字军”最后一人渡过黄河，却始终不敢近前一步！

　　到东京后，大本营召赴，彦坦然将万人付宗泽，只带亲随数人赴召。由于王彦坚持收复西京，宰相黄伯彦、汪潜善便不安排他见高宗，只升其为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差充御营平寇统领，归平寇前将军范琼节制。而这个范琼曾在金人陷东京时，有过帮助金人胁迫徽、钦二帝北迁、拥立伪楚张邦昌为帝的汉奸行为，因此王彦耻与为伍，称病辞职。
后枢密使张浚赴陕督师，力荐起复，奏为前军统制。王彦毫无怨言，遂召“八字军”三万余人赴陕。时金又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金将娄宿欲夺陕西，张浚仓促组织了陕西五路兵马，进行富平会战。王彦极力劝阻，说陕西诸路人马，互不相知，难免配合不到位，一旦失利，必致陕西尽失，不如屯兵坚守，以挫敌锋。然王彦亦知张浚终极目的，是为了致胜陕西，动摇金军整体攻势，以减轻大本营压力。于是请求到一线参加战斗，受命为金州（今陕西安康）、均州（今湖北均县）、房州（今湖北房县）安抚使。

　　富平会战失败，陕西大部沦陷。中原巨贼桑仲原为王彦部下，时聚兵三十万，在攻占襄阳后，乘势西向，均州、房州也相继失守，陈兵金州白土关下。王彦遣统制门立为先锋出战，不幸阵亡。将士失色，请求聊避敌锋。王彦历声责之：“枢密使张公正在极积组织反攻，倘若桑仲突破金州防线，则必致陕军腹背受敌，再无复战希望。敢言避敌争者斩！”随即亲率将士直趋长沙平，阻水据山，设伏以待。贼兵见官军兵少，蜂拥而至。王彦亲执战旗冲锋，众人无不以一当十，殊死博斗，贼兵大败。王彦率军追至白碛，一举收复房州。
　史载，“桑仲既败还襄阳，乃鸠集散亡陷邓州，凶焰复炽。南攻德安，西据均阳，分众三道：一攻住口关，一出马郎岭，一捣洵阳，前军去金州不三十里。彦曰：‘仲以我寡彼众，故分三道以离吾势，法当先破其坚，则脆者自走。’遣副将焦文通御住口，自以亲兵营马郎。相持一月，大战六日，贼大败，仲为其下所杀。又有王辟、董贵、祁守中阻兵窥蜀，势虽不及桑仲，然小者犹不减数万，彦悉讨平之。是冬，伪齐秦凤经略使郭振以数千骑掠白石镇，彦与关师古并兵御之，贼大败，获振，复秦州。张浚承制以彦节制商、虢、陕、华州军马。”

　　高宗五年九月，京西南路副总管李忠反叛，突攻金州诸关隘。王彦措手不及，关隘尽失，退屯城郊，令将士全部隐伏于山谷间，派人在城郊焚烧粮草积聚等，假装败逃，却密令将士夜潜伏于大道两边。敌果上当，轻兵冒进，王彦挥军逆战，大败叛军，追袭至秦岭，遂复诸州县。刘忠无奈，只得走降刘豫。

　　高宗七年正月，金兀术率十万大军入侵陕西，意图扫荡陕军，拿下进入四川的秦岭蜀口，一举攻下四川。张浚召王彦与吴玠、刘子羽同会兴元。金大将撒离曷自上津倍道兼驰，不一日至洵阳。王彦手下统制官郭进战死，王彦退保石泉县。金人攻下金州、均州，彦转趋西乡。二月，金人攻饶风关，王彦与吴玠联兵御敌，血战六日，关破。彦收余兵再退达州。五月，王彦遣兵至汉阴县，大败伪齐周贵，收复金州。张浚承制进彦保康军承宣使兼宣抚司参议，王彦婉词谢绝。
高宗九年四月，大本营命王彦管理荆南府，充任今湖北秭归、三峡、荆门、公安这一大片军事辖区的安抚使。王彦遂从四川买了一千七百头耕牛，交给官兵，措置屯田八百五十余顷，有效的解决了兵民的粮食给养。

　　高宗六年二月，大本营以王彦管理有方，升其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王彦则以岳飞为荆襄樊方面军大帅，力辞不就。张浚遂保奏王彦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督都府参谋军事。六月，王彦率“八字军”万人赴大本营。行至镇江，闻听母丧，上书要求解官回家居丧，大本营以国事为重，没有批准，并下诏让其免穿丧服见高宗。随后任命其为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

　　高宗七年正月，就发生了在大本营驻地禁军争斗的事。前面已在魏胜介绍中说过，当时各军统领为了增加自己军事实力，总爱干些挖别人墙角的事，尤其是对“八字军”这样的劲旅，就更是争夺的对象。这时禁军统领解潜，就挖了王彦的墙角，把他的一些部下私自招到自己军中，而在王彦前去交涉抓捕时，两军就在闹市中大打出手，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须知，大本营最忌士兵只知听主管将领的命令，轻视国家利益，而“八字军”当年则正是因为对王彦表忠心，才在脸上刺字的，此时正好给了谏官口实，交章弹劾，遂罢二人官职，贬秩二等。王彦自知遭忌，上书要求回家居母余丧，这次倒是批准了。不过，只到二月，就复其洪州观察使、职知邵州。从表面上看，官职倒是升了点，但实际上兵权没了，成了文官。王彦当然还是想带兵打仗，就去面见高宗。高宗抚劳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
　高宗九年，王彦病卒于职，年仅五十岁。

　　史载，“彦称名将，当建炎初，屡破大敌，威声振河朔。时方挠于和议，遽召之还，又夺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议惜之。彦事亲孝，居官廉，子弟有战功，不与推赏。将死，召其弟侄，以家财均给之。”

　　现在的问题是：王彦为什么以功升京西南路安抚使、知襄阳府时，却以岳飞节制荆襄，辞职不就呢？是王彦心胸狭窄吗？

　　不是。

　　唯一的原因，就是——无论古今中外，就是再下去千亿万年至太阳系及宇宙毁灭，岳飞当年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都是名副其实的临阵脱逃罪！

　　这就是为什么岳飞一到东京，即刻被军法处逮捕，判处死刑的原因！也亏了东京最高军政长官宗泽认识他，一见判刑呈文，大惊失色，即刻曲意回护，安排他率五百轻骑驰救汜水关，立功赎罪。岳飞力战得胜，宗泽立即升岳飞留守司统制，相当于今天的团长。
把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就足以看出并非王彦心胸狭窄，而恰恰是岳飞心高气傲，从一开始就不肯甘居人下。换句话说，倘若当年张所要是派他率领王彦等十一将过河，他就绝不可能干出临阵脱逃的丑行了。反之，他则天蹋地陷都不在乎，全凭一己情绪任性胡为了！

　　因此，那些至今还在那闭着眼说岳飞“大公无私，一心为国”的人，是不是应该睁开眼，重新审视一下岳飞内心的真实世界呢？

　　岳飞·吴玠·和尚原（十）

　　邢卫华

　　高宗三年，金兀术大举进攻，杜充逃奔建康，后降金。岳飞率本部人马两千余人，在今江苏宜兴一带坚持抗战，当金兀术十万大军直突杭州时，岳飞寻机六战六胜。而在战区被金兵掳掠，部队断粮时，岳北宁愿挨饿，也严禁部下抢掠百姓。当金兵北返被韩世忠逼进黄天荡逃逸时，岳飞主动配合拦截，设伏牛头山，四战四胜，并趁势收复了已是空城的建康，因此立功扬名，为高宗赏识，仅一年的时间，就提升为通、泰镇抚使，归张俊节制，守卫淮东。

然而，就在此时，岳飞又一次犯了临阵脱逃罪！

　　泰州与扬州成一线，是长江及半个江苏的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虽然其后岳飞奉命去救楚州，刘光世奉命递进增援，并节制诸镇，守御通、泰，但岳飞本职未变。可他却在回兵泰州后，于当年十一月金兵进攻之际，莫名其妙的退出了泰州，远离守地，渡江到江阴沙洲上去了。虽然《宋史·岳飞传》曲意为岳飞开脱，说“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这就不对了——既有明令可以不守，何来失守之罪呢？又何来待罪之说呢？就是岳飞的孙子极尽全力为岳飞开脱罪责，也不过是说刘光世胆小如鼠，派去增援的王德在承州（今江苏高邮）一带立寨，自保不出，却反把高宗给刘光世的指示拿出来做了个反证：“刘光世所奏，备见体国忠勤。今来楚州既失，其通、泰最为要害，万一虏人侵犯，必窥海道。仰光世多有措置，节制诸镇，诫谕协和一心，戮力保守。若无疏虞，即当以功赎过，更舆优异推恩。仍当切探伺，如得机便，即乘势击袭渡淮，不得稍失机会。”
　这字里行间中，哪个字是在说可以放弃通、泰？哪句话是在说“可守即守，不可守即退”呢？反到是在“以功赎过”这四个字中，明确无误的指出了楚州失守的责任，就在刘光世身上，并更加明确的指出要他全力保住泰州、通州，不让金人从海道进攻，并做长江屏障。那些说宋高宗不知抗战，只知议和的人，把眼睛睁开看清楚，这究竟是高宗不抗战，还是一些手握兵权的武人避战自保，畏敌如虎呢？难不成还让最高统帅亲自提枪上去厮杀吗？

　　而王德乃当时有名的虎将，人称“王夜叉”，决非畏敌不前之辈。对这次承、楚之战，《宋史·王德传》是这样记载的：

　　“四年，光世镇京口，以德为都统制。金兵复南，光世将退保丹阳，德请以死捍江，诸将恃以自强。分军扼险，渡江袭金人，收真、扬数郡。既而又遇敌于扬州北，有被重铠突阵者，德驰叱之；重铠者直前刺德，德挥刀迎之，即堕马。众褫骇，因麾骑乘之，所杀万计。”

　　《宋史》有很多记载自相矛盾，即如这里的“所杀万计”，已经不是小数目，按说就应趁势进军，解楚州之围了，但事实上王德并没实力去解围，说明他手下的兵员是有限的，所以《宋史·刘光世传》中才说“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楚州破，命光世节制诸镇，力守通、泰。”显然，王德力战是真，而“所杀万计”就未必是真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王德他们也毕竟还在承州一带坚持抗敌。这一点，就连岳飞的孙子在为其辨解时，也不得不承认：“如是则先臣一军之外，惟王德尔。王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斩二校，而军益悖詈，不可用，仅能自守其栅，盖不敢望毡袭而弯其弓。”
栅者，伐木埋之为寨。可见王德也没在承州城内，而是在野外立营坚守，而身为通、泰镇守使本职的岳飞，竟在有城可守，手中尚有万余军队的情况下，擅自放弃了泰州。请问谁让他这样做的？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这不是临阵脱逃，又是什么？“飞以泰州失守待罪”，究竟是“失守”，还是根本就没守的“弃守”？

　　既然近江的泰州都可不守，那远离长江，西临洪泽湖，东临山东的楚州还费那么大劲守它干什么？费那么多兵将援它干什么？此前刚刚因无救兵而失守的楚州镇抚使李彦先及将军赵立之死，岂不是死得活该，毫无意义了么？如果以当时大家都这样，或保存实力为自己开脱，那又如何面对慧眼识英才、至死也没离开自己职守的宗泽？又将如何面对死守太原近一年、饿毙战死的数万军民及短兵巷战跳水全节的守将王禀？以及与其它城池共存亡、难以数计的英魂？

　　泰州无险可恃，那十一年后刘锜的顺昌保卫战，就有险可恃吗？史载：

　　“时（顺昌）守备一无可恃，锜于城上躬自督厉，取伪齐所造痴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数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毕，而游骑已涉颍河至城下。”
　这是无险可恃的问题么？

　　也许有人会说，刘锜守顺昌是有先决条件的，史载“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城中。庚寅，谍报金人入东京。知府事陈规见锜问计，锜曰：‘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而泰州地区连年战火，岳飞军队乏粮，自然无法与顺昌相比。

　　是吗？那好，我们就看一个不仅无粮，且连城墙后方都没有的人，是如何带领数千败亡散卒，坚如磐石，利如尖刀一般插在金军鼻子底下的人吧——

　　就在岳飞等人在淮东作战时，亲赴陕西督军的枢密使（宰相级，主管军事）张浚，为减轻金军对大本营的进攻压力，组织五路陕军二十余万反攻，金急调时在淮西的金兀术两万精骑兼程入援，会同其它路金军约六万余人，在富平与宋军决战。在这一战中，张浚与宋军前敌总指挥犯了许多战术上的错误，首先是张浚没有接受趁金军尚未会合，各个击破的建议，认为兵力居优，在金帅假作示弱时，以为金军畏战而致轻敌；其次是宋军前敌总指挥刘锡以为前临苇泽泥沼，金军战术优势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和轻骑兵都不能发挥作用，却不想金军用草袋装土，在苇泽中垫出一条道路，突然向宋军发起进攻，宋军惊慌失措，失去统一指挥，虽有刘锜当机立断，身先士卒，冒死突敌，遏制住金兀术两万多人的左翼军，并与其它宋军的配合下，将其包围，全歼金将赤盏晖所率精骑万余。但金兀术在劣势下临危不乱，率军拼命死战，金大将韩常也在重伤之下率军反扑，与兀术突出重围，更加金大将娄室找准宋军薄弱环节，全力猛攻宋军环庆经略使赵哲一军，而赵哲竟在危急中率先脱离战场，导致宋军全线崩溃，富平会战彻底告败，陕西尽失，四川危在旦夕！
而若四川一失，则云、贵不保，金必沿长江顺流直下江浙，南宋大势去矣。但就在这人心震怖之际，时任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事的吴玠，在众将纷纷避敌收缩之际，却招收败亡散卒数千人，与其弟吴麟逆敌而进，在今宝鸡西南无人知晓的和尚原上，立栅设寨，紧紧扼控住风翔金军进攻四川的通道！史载：

　　“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

　　汉中是保卫四川的最后一个战略要地，自古欲取四川者，必先取汉中；反之，自古欲保四川者，也必保汉中。而和尚原就在汉中正前方，垂直距离而一百六十公里。而吴玠所以非要坚守和尚原，就因为对面的凤翔府城，原是他的职守本司。他和王彦、刘子羽等名将一样，原本是不同意富平会战的，战败亦无力挽回，而凤翔为敌占领，也并非他的责任，此时他退回汉中，与众将聚兵一处，不仅无人指责他，且还会受到重用。可他却选择了坚守职司一条险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上，既无城池，又无粮草，难道他就不想想数千人吃什么吗？然而，事实上却是凤翔一带百姓夜晚冒死争相为他们送粮食，金人伏兵截杀，什伍连坐都不管用，仍然“民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
　更令人可敬的是，他们在此坚守，帅府、大本营竟无人知道他孤军在此，而致部下中一些不坚定者，也认为他是自讨苦吃，拿他们性命不当事，甚至要合谋把他们兄弟劫往金营献功。史载：

　　“始，金人之入也，玠与璘以散卒数千驻原上，朝问隔绝，人无固志。有谋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诸将歃血盟，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为用。张浚录其功，承制拜明州观察使。居母丧，起复，兼陕西诸路都统制。”

　　而金人当然也不会任由自己鼻子底下插着这样一把尖刀，多次出兵攻打，不仅都为吴玠所败，而且还首创了宋军自与金开战后以少胜多的先例！史载：

　　“绍兴元年，金将没立自凤翔，别将乌鲁折合自阶、成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大败，移砦黄牛，会大风雨雹，遂遁去。没立方攻箭筈关，玠复遣将击退之，两军终不得合。
金人自起海角，狃常胜，及与玠战辄北，愤甚，谋必取玠。娄宿死，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坌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张浚承制以玠为镇西军节度使，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兀术既败，遂自河东归燕山；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凤翔，与玠相持。”

　　这是金兀术自高宗三年十万大军被韩世忠截杀黄天荡侥幸逃逸后，首次被宋军以同样的数量对比遭致全面惨败，据说还是换袍割须后，才逃脱的。而在南宋后来形成的五大主力中，吴玠是唯一的从始至终都在面对金军作战的方面军大帅。

　　同是高宗四年，同是身处劣势，同是无险可守，同是无粮无援，一个是明令死守，却放弃本职，临敌弃守；一个是无命自进，主动迎击，坚守本职；一个是距长江防线不足三十公里，一个距蜀口要冲汉中一百六十公里，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就是史书中为什么要记上一句“岳飞以失守待罪”的原因。
假如当时高宗能对岳飞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处分，也许岳飞的未来就是另一个样子。遗憾的是，高宗无法摆脱宋朝历史性的政治缺陷，不仅对岳飞弃守泰州的行为未作处分，反而干脆让岳飞专事了一个时期的安内，剿抚叛乱。再假如岳飞从对叛乱给国家带来的重大危害中，能体会出高宗最大的心病及以此警示他的良苦用心，那岳飞的结局也会改写。

　　遗憾的是无法避免遗憾。在这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岳飞先后升任神武右军副统制、神武军副军统制、江南西路、舒州、蕲州制置使、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湖北、京西宣抚使等要职，并加封太尉、少保，开府仪同三司。这里当然有高宗提拨年青后起，以平衡老将军权的用意，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对岳飞的倚重及偏爱。如果说此时的高宗在岳飞身上犯了错误的话，那就是他把岳飞提拨得太快了。也太迁就了。而此时的岳飞则如乘东风，早已飘飘然忘乎所以了。

　　把这样两个人、两件事放在一起对比，目的并不是要贬低岳飞，否定他的“民族英雄”地位，而是要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再玩已被严酷的历史证明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高、大、全式英雄形象塑造法”，学会严肃的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否则，就是典型的讳疾忌医，文过饰非！
岳飞·张俊·罪淮西（十一）

　　邢卫华

　　岳飞之死的第二大罪状，就是“不救淮西”。

　　对此，史家要么是一笔带过，含含糊糊；要么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要么是一口否定，不予立案。那么，这条罪状究竟成立不成立呢？

　　完全成立！

　　淮西之战，是宋、金真正实现和平前的最后一场大战。这次战役发生在宋高宗十五年，是上年金背盟攻宋屡遭重挫后，为了在谈判桌上挽回面子而发动的。《宋史·杨存中传》载：

　　“十一年（绍兴十一年，即高宗十五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于是存中（即杨沂中）以殿司兵三万卒戍淮。”
可见，上年那场背盟的全面战争，对金打击最大、最痛的，并不是岳飞的郾城之战和兵进朱仙镇，而是刘锜的顺昌大捷。因此，作为主战派代表，并因此而把主和派全都杀光的金兀术，在发动攻宋战争后，自己却连遭大败，无论对内对外，脸面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此时，宋金双方坐下来重开和谈，显然金方的底气就虚了不少。虽然我们已不知道当时谈判的具体情况，但从金兀术再次发动战争上看，其目的也是显而易见且非常微妙的，无非就是为了给自己挽回一些面子而已。所以，这样的挽面子战争，就不会是象上年那样的全面战争，而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局部战争，不管来势多么凶猛，充其量也不过一场大型战役的规模而已。这一点，大本营看得是非常准确的，故此才有高宗“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之记。这在《宋史·刘锜传》中，也说得非常明白：

　　“十一年，兀术复签两河兵，谋再举。帝亦测知敌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

　　而高宗所以要诏诸大帅齐聚淮西，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在告诉金兀术——你不用瞎咋唬，我们早就知道你没信心，也没实力再打全面战争了，也就只能玩点这样的小把戏捞捞面子，但我们南宋再也不是十多年前那样的盗贼蜂起，山头林立，我行我素，一盘散沙了，而是政通人和，上下一心，雷厉风行，同仇敌忾，想打那就陪你打，想谈那就陪你谈，想玩什么咱就陪你玩什么！
什么是底气？

　　这就是底气！

　　可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点好不容易聚起来的底气，却让咱们堂堂的岳飞大元帅给泄得一干二净！

　　高宗十五年正月，大本营接金兵十数万大军欲攻淮西谍报，诏诸大帅火速应援，合兵淮西。高宗命岳飞速救，而岳飞却上书谋从襄樊攻河南，高宗亲下书札不许，维持原命。不几日，金人渡淮。史载：

　　“春正月癸卯，凤翔统制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庚戌，张浚入见。乙卯，金人犯寿春府（金在淮西的战略主攻），守臣孙晖、统制雷仲合兵拒之。丁巳，寿春陷，晖、仲弃城去。己未，刘锜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率兵二万援淮西。庚申，金人渡淮。辛酉，雨雹。乙丑，刘锜至庐州（今安徽合肥）还。丙寅，兀术陷庐州（空城）。戊辰，金人陷商州（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守臣邵隆弃城去。己巳，命杨沂中引兵赴淮西，岳飞进兵江州（今江西九江）。
二月癸酉，张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关。邵隆破金人于洪门，复商州（邵隆依靠自己力量失而复得商州，可见金军人数并不多）。乙亥，金人复来争和州，张俊败之。命韩世忠以兵援淮西。丙子，趣岳飞会兵蕲、黄。王德等败金人于含山县东。己卯，统制关师古、李横击败金人于巢县，复之。庚辰，岳飞发鄂州。”

　　趣，就是催促。淮西失城陷地，张俊等人一仗接一仗的打得那么热闹紧张，大本营却接不到岳飞出兵的消息，救兵如救火，能不急吗？而岳飞除了还在一个奏折一个奏折的往上递，还一再要求亲赴大本营，面见高宗，陈述己见。好家伙，都什么时侯了，千里迢迢的还要赴京面谈？你说高宗能不急吗？就连一个劲为岳飞说好话的《宋史·岳飞传》中，都记着“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十七道诏书往来呀，天知道路上得累死几匹马！还好，岳飞总算于接到命令的第八天出发了。史载：

　　“三月庚子朔，张俊进鬻田及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助军用。壬寅，韩世忠引兵趋寿春。癸卯，复张俊特进。金人围濠州。岳飞发舒州。”按岳飞孙子岳珂的说法，岳飞是带了八千骑兵赴援淮西的，可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到舒州（今安徽潜山），直线距离最多不过五百公里，到此次岳飞从舒州再次出发时，二月庚辰到三月癸卯，要是没算错，可是已经整整二十一天了，按行程算，一天才走二十公里。这是不是太慢了点呢？况且是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岳家军八千骑兵呢？对此，岳飞的孙子没给出合理的解释来，而《岳飞传》中则说：

　　“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

　　看上去，占领庐州的金军，是因看见岳飞来了而吓跑的。可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庐州是在岳飞到来之前，由一直在淮西与金军苦战的其它各路宋军，在著名的柘皋大捷后，乘胜收复的！与岳飞到来不到来，毫无关系。

　　自金军占领庐州后，宋军生力军陆续渡江参战，金军在和州、含山、巢县等地连连战败，这很让金兀术丢面子，于是，他便选择了巢县西北地势宽阔平坦、适于骑兵作战的柘皋镇，集中十万铁骑“拐子马”，要同宋军决一死战。
金兀术所以要选柘皋这个地方用重装骑兵“拐子马”决战，是因为上年他的“拐子马”在顺昌被刘锜全歼后，他已不敢再象往常那样使用这东西了，于是便想出了一个专门用于“挽面子”的新战术——柘皋有条河，金兀术在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开阔地上，把“拐子马”分为两个大方阵，中间形成一条数十米的通道，正对宋军搭建的路桥，这就使宋军过河便会进入“拐子马”阵的两面夹击。你不过河它不动，你敢过来就是自投罗网。可宋军要是不敢过来破阵，显然就等于宣布自己的无能，仗没打就已经输了，到时金兀术就可得意洋洋的打道回府，南宋在谈判桌上可就直不起腰来了。

　　如果这也算是个小小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话，那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

　　宋军诸将当然不会让金军铁骑阵吓住，刘锜先到，看到金军怕宋军袭击，已把桥拆了，为保证后来宋军过河，率“八字军”砍木柴铺于水中，搭建多座“路桥”，更为了防止金骑乘桥袭击，命士兵坐于桥上，把长枪夹在两腿间为“拒马”。王德、杨沂中、田师中、张子盖等战将随后赶来会战。先是杨沂中率军从上游过河出击，但却遭到金阵中的弓箭拦截，伤了一些士兵与将领，只好退过河来。众将面对金军这样的铁骑夹道阵势，一时也挺头痛，商量还是等正往这赶的主帅张俊来了再说吧，不料一直少言寡语的王德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临敌制胜，等什么等！金军右阵最坚，看我先为诸位破了它！”随即飞身上马，率万名手持长柄大斧的背嵬军冲过桥去——
王德，字子华，早年以武勇应募从军。金人入侵，攻占隆德府（今山西长治），王德随军驻守泽州（今山西晋城）、怀州（今山西沁阳）一带。军帅姚古募勇士往探敌情，王德应召前往，斩一军官而还，升进武校尉。姚古问他：“还敢再去吗？”王德奋臂而应，只带志愿者十六骑，径直闯入隆德府城，冲进官衙抓住伪太守姚太师，敌军围上来，王德奋威在前面开路，格杀数十百人出城。姚太师解往朝廷后，宋钦宗纳闷儿，不明白怎么十几个人就能进城把一个太守抓出来？问而回说：“抓我的那位，哪里是人那，简直一个巡海夜叉啊！”

　　是有“王夜叉”之称。

　　靖康之难，王德带属下勤王，知高宗立，倍道投高宗，归刘光世指挥，屡立战功，高宗三年升统领，七年升熙河兰廓路副总管、行营左护军都统制。高宗十一年初，刘光世退役，大本营命王德主管淮西方面军，而原为同级的郦琼不服其管，两人屡为军务发生争执，相互打到大本营论是非，大本营遂派兵部尚书吕祉监军。王德治军较严，不许抢掠百姓，这对于长期在刘光世治下以散漫著称的淮西军来说，无疑是很得罪人的举动。而郦琼则相反，常以放纵部下媚众，拉拢住多数军官和士卒，终因得知大本营欲收其兵权消息后，鼓动众军叛变，劫持吕祉投敌。时王德仅带八千余人奉诏赴卫，远离淮西，故未能阻止事变，结果硬是把个好容易熬到手的方面军大帅弄丢了。
当此之时，死对头郦琼就在金军中，王德憋了两年多的一股无名怒火，轰然爆发，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看见金阵中冲出一员将领，弯弓就是一箭，正中咽喉！众人齐声纳喊，手抡专砍重装骑兵的长柄大斧，“堵墙而进”，冲上去就是一通猛砍乱砸，其它宋军紧继其后——只可怜金军阵中，马上马下一片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直佩服得个刘锜大战过后，见了王德就躬身一礼：“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

　　前面说了，重装骑兵的最大威力，就是它的整体性冲击力，一旦停止不动，则一无能为。这一仗下来，直杀得金兀术跌足痛哭，差点没把他心疼死！

　　这就是柘皋大捷。

　　金兀术不甘心，两天后整军与扬沂中等再战于店步，又遭惨败，遂狼狈而退。史载“己丑，兀术亲率兵逆战于店步，沂中等又败之，乘胜逐北，遂复庐州。”

　　这哪里是被岳飞吓退的呢？

　实际情况是，岳飞听说宋军在柘皋与金军决战，庐州必空，想趁势收复，不想刚出发三十里，便接宋军已复庐州消息，只好又退回舒州去了。

　　实事求是的说，柘皋大战，宋金双方兵力相差不大，若不是王德为雪耻而奋威，还真不敢说是个什么结果，委实一场险胜。然而，张俊诸人却因此而认为金军彻底没戏了，于是庆祝之余，已在商量退兵。

　　可遗憾的是，金兀术并非如他们想的那样不懂战争，此时在郦琼的建议下，突杀回马枪，再集大军围住了淮河边上的濠州（今安徽凤阳），仅五天就破城而入，宋水军统领邵青战死。而急于夺回城池的扬沂中、王德，也由于不听刘锜劝告，轻进濠州，误中金兵埋伏败还。随后赶到的韩世忠水军，夜劫敌水寨不果，而金军则在其身后谋断水路，全歼韩世忠。韩急退，金军夹河放箭，船身被射得如白毛刺猬，总算没被截住。两天后，远在四百八十公里外的岳飞，才率军赶到距濠州约七十公里的定远县，而金兀术已挽足了柘皋失败的面子，自然不愿再复失手，早已全师而退了。

　　按岳飞孙子的说法，岳飞是二月十一日兵发鄂州的，而到定远县时，则是三月十二日。也就是说，淮西大战两月余，岳飞在出兵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中，始终未见金军一兵一卒，成为诸大将中唯一未与金军接战的人。对此，岳珂在其编著的《鄂国金佗粹编·淮西辨》中，为爷爷分辩道：
“臣按先臣被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曰：‘淮西之战，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观胜负。’呜呼！御札之有十五，固也，抑不观其时乎？前奏未上，而后命沓至，出师之命虽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时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师，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以此见先臣之出师，实无留滞，奉诏三日而行尔。自鄂而蕲、黄，自蕲、黄而舒、庐，皆以背嵬亲为先驱。虏方在庐，望风退遁，还军于舒。复来窥濠，又次定远，虏复引去，盖三月之中旬也。是时先臣闻命即行，首尾仅月余，往来道里，不止数千，计其时日，亦可见矣，而徒以其诏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

　　讲了半天，还是没有看见岳飞参战。倒是也说了一个“时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师”，意思是岳飞当时正患感冒，咳嗽不止，虽没把这当作迁延军务的主要原因，但后人却足以凭此为岳飞鸣冤了。然而，《宋史·岳飞传》中，也用相同手法，记载了此前高宗十年岳飞患病受命的不同作法：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俊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

　　其锋，而己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眼病已非常历害）；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

　　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如果高宗认为张俊比岳飞的军事才能大，他还连下十七道御札命令岳飞速援淮西干什么？斯时亦病，彼时亦病，何前后判若两人？就算你本人有病，不能急行，派手下战将带数千轻骑疾进驰援，把你的“岳”字大旗在两军阵前展上一展，总不是一件难事吧？也多少算是对大本营的一个交代吧？而这原本就是岳飞早就用过的手段。史载：

　　“江、淮平，（张）俊奏（岳）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怎么此时反到忘了这一招呢？

　　而在岳珂的《淮西辩》中，首先提到了高宗的第一道御札内容，“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此盖奏至之第一札也。”
也就是说，岳飞上奏第一章的建议，与大本营“诸大帅合兵淮西”命令的是不谋而合的，但为什么在实际执行时，岳飞却又从始至终磨磨唧唧，进不进退不退的在那转圈玩呢？唯一原因，就是岳飞又在犯当年不服张所派王彦挂帅的毛病了。

　　说白了，岳飞所要的“合诸帅兵”，是想由自己指挥他帅，不愿让他帅指挥自己。故此在知道大本营任命张俊做前敌总指挥后，才一反常态，欲进不进，不得不进，进而不进，退而不退的在那一个劲的穷磨唧！

　　亏了张俊一直都在举荐他。

　　而张俊则对岳飞看不起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他才在收复庐州后，得知岳飞也前来袭复庐州的信息时，派人送上一句“前途粮乏”的话。说白了，就是“我们这边活都干完了，阁下来吃饭啊”，也无非是告诉岳飞“没你这个大鸡蛋，我照样能做出大蛋糕来！”可遗憾的是，这个大蛋糕在两人的意气之争中，最终做砸了。但不管怎么说，淮西之战从始至终，也是人家张俊在那指挥。事实上，金在发动淮西之战前，心里也并没多大底数，所以便招宋降将同朝商议。史载：

　　“时降将郦琼为金人所用，知金将南伐，语其同列曰：‘琼向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亲临陈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材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江南将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远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耶！’琼所指元帅，谓宗弼（金兀术）也。宗弼闻之，召问江南成败，谁敢相拒者，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馀，又无良帅，何以御我！吾以大军临之，彼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宗弼喜，以为知言。”

　　可从柘皋大捷看，宋将与宋军，远非郦琼所言的“伤弓之鸟”，但从宋军先胜后败的结果看，却偏偏让他于不幸之中又万幸言中，而这个“万幸言中”的，恰恰正是我们的岳飞大元帅——假如岳飞的八千骑兵能及时参战，能在柘皋大战前袭取庐州，则金兀术十数万铁骑，势必处在宋军前后夹击之中，而柘皋大战，就不是击溃金军，而是全歼了。就算退一步，倘若岳飞八千骑兵能在柘皋大战前与诸将会合，必然会在决战中发挥出他们的威力，即使金兀术能逃脱，那笨重的十万铁骑又能逃脱得了几匹呢？就算再退一步，都脱逃了，可凭着岳飞卓越的军事才能，怎么可能会使张俊的判断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让宋军先胜后败呢？而凭着岳家军的骁勇善战，仅是尾追紧逼一下，又怎么可能让金军杀回马枪弄个先败后胜呢？而就算杀了回马枪，八千骑兵，风驰电掣，又至于让濠州被围五天而致失陷吗？而岳飞别别扭扭，走走停停的态度，究竟向金方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及淮西之战先胜后败的结局，又究竟给南宋在谈判桌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一目了然，还用得着再多费口舌吗？
逗留不进，坐观成败，不救淮西之罪，真的是在冤枉岳飞吗？

　　岳飞·秦桧·汪精卫（十三）

　　邢卫华

　　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背上，有他母亲手刺下的四个涂墨大字“尽忠报国”，也都知道岳母刺字的目的，是让他为国家利益尽忠尽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有谁想过，刺字警励，为什么不刺在本人能看到的地方，却偏偏刺在本人看不到的背上呢？

　　岳飞在高宗四年弃守泰州后，受命专事平定内乱，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以一万二千人的有限兵力，连续歼灭剧贼曹成、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彭友等贼众数十万，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七年秋，高宗招见，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旗亲赐岳飞。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

　　四年（高宗七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

　　时岳飞已把老母接来，安家于江州（今江西九江），接高宗命令，准备渡过长江，沿汉江收复襄、邓诸州，临行，岳母把高宗专为褒奖岳飞的题字“精忠岳飞”，改为“尽忠报国”，亲手为其刺于背上，目的正是要岳飞知道，身为一方镇帅，国难当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忍辱负重”。

　　可遗憾的是，岳母积劳成疾，过早去世，虽在理论上为岳飞留下了这四个字，但却在实践上，没有来得及教会岳飞究竟什么是“忍辱负重”及怎样忍辱负重？

　　高宗十一年，南宋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已形成五大方面军，足以发动对伪齐的大反攻。于是，高宗 北伐亲征令，离开临安去平江（今江苏苏州）。二月，岳飞赴平江面见高宗。三月，高宗出发去建康，让岳飞仅次韩世忠扈从左右，升湖北京西宣抚使，加太尉。岳飞顺势要求高宗将已去职的刘光世五万余淮西兵马归他指挥，高宗爽快的答应了。倒是张浚和秦桧私下提醒高宗，若把淮西兵马归其节制，则岳飞手握南宋十五万精兵，倘若一旦有变，他军无一能制，慎应防其拥兵自重，尾大难掉，高宗顿悟，合兵事罢。
　按说，权在高宗，可否之间，均属正当，实在也说不出别的什么。然而，岳飞却因此负气上书，要求解职回家服母余丧，且不管高宗批不批准，竟在这关乎国家命运转折的重要时刻，擅自弃军而去。在此之前，老将张浚早对岳飞目空一切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多次提请高宗注意。无奈高宗一味袒护，反以为老将们嫉妒。直到此时，张浚再次指出岳飞专意并兵，意在要君时，方如梦初醒，同意了张浚的建议，派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领湖北、京西宣抚判官。

　　宋代的判官或通判一职，表面看是副手，但实质上，州、府、军政等正职所管大小事，无判同签，不得执行。这实际上给岳飞派了个监军。

　　岳飞弄了个偷鸡不成反蚀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故高宗连连下诏，让岳飞复职，岳飞均拒绝受命。高宗严令负责为岳飞筹措军需的湖北粮漕转运使、司农少卿李若虚，及岳飞属下大将王贵，一同到岳飞母亲墓地盖庐吊唁，并言如不能说服岳飞复职，二人赐死。岳飞仍不为动。相持到第六天，李若虚忍无可忍，指着岳飞的鼻子训斥道：“我二人提命相劝，死不足惜。然尔不觉有愧于我们么？尔不过一介农夫，若不是天子倾心托付，何能手握十万大军，威镇一方？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风云变幻之时，尔竟擅离职守，屡抗皇命，视天子权威如蔽屣，你难道想造反吗！”
　岳飞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看着这位平时任意呼喝的属下，只剩了干嘎巴嘴、干眨巴眼，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不得不赴朝面君，上书自劾。高宗则好言抚慰。此时，他肯定相信岳飞没想造反，但恰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郦琼却造反了，不仅拉走了四万精兵，还把个兵部尚书给杀了！这时惊出一身冷汗的，就肯定不是岳飞，而是宋高宗了——但高宗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派人赐给岳飞军钱十万缗……

　　什么是“忍辱负重”？

　　这就是忍辱负重。

　　高宗十二年十月，金国派遣议和使臣来南宋，冠名“江南诏谕使”，显然不把南宋当主权国家看，而当作了自己的属国臣子，致南宋上下群情激愤。但高宗考虑再三，下诏诸大臣：

　　“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
　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向人家称臣更屈辱的事呢？无论怎么说，南宋所有人都是高宗的臣下，南宋臣金，人们尽管再感耻辱，也毕竟没有高宗的感觉强烈，况且此时南宋已今非昔比，高宗手握数十万军队，值此慷慨激昂之时，趁势豁出去与金拼个你死我活，又能怎样呢？死十万，死百万，还能死到高宗头上吗？

　　而高宗所以握重兵而不言战，就因为他知道，在宋、金交战的后期，汉人与真正的女真人血战的时侯并不多，大多都是女真人挟迫占领地汉人充前锋，以血肉为金人开路！即如前面提到的高宗八年陕西仙人关那场大战中——

　　“敌首攻玠营……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双层铠甲或铁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一种成排固定在架床上的硬弩，可透重铠）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踩着尸体积成的斜坡向上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

　　而在此前不久的仙人关饶风岭大战中，依然是——　“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

　　这些在金人攻坚战中“死者山积”而成坡道的死者，无一是女真人，全是占领地上被强征的汉人“签军”，所以真正的女真将领从不为这些死者伤一点心，反累次催逼“签军”们以血肉为他们铺路，从而迫使宋军发明了一种仅短暂出现于当时的守城器具“铁华车”——

　　由石碾子发展出来的铁铸外带狼牙刺的大铁滚子，专用于“人肉坡道形成时”顺坡下放……而金将撒离喝所以未得而言得，说明他早已习惯这种方法的屡屡“得”之了。

　　也正是明了女真人对汉人种种令人发指、残无人道的行为，高宗才反复多次的告诫各路宋军主帅，在金人败退时，切莫横出拦击，尽量放金军归还，因为那里面的女真人，早就骑马先退了，被拦杀的基本上都是被迫前来、只靠双腿进退的汉人“签军”。即如淮西之战时——

　　“秦桧奏：‘近报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飞已离池州渡江去会师矣。’帝曰：“首祸者惟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兀术可也。澶渊之役，达兰（辽军主帅）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朕兼爱南北之民，岂忍以多杀为意乎！”
而在高宗十五年，南宋已经有了稳定的财赋收入，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军需物资了，可在前面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陕西商州面对金军战略佯攻的邵隆，就在只有区区十多天的反击战中，重现十多年前岳飞放弃泰州时，在柴墟镇的“刲尸继廪”吃人肉事件！史载：

　　“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岭间……隆始持十日粮，过期，食不继，士卒脔腐尸，啮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战，隆亲鼓之，呼声动山谷，无不一当百，遂大捷。”

　　腐尸还不如新鲜人肉。试想，北宋为中国诸朝及世界历史上当时最富有的朝代，在金人进攻下尚且大面积的出现人吃人现象，假如高宗真的为了一己之尊，再对金打一场全面而旷日持久的生死战争，那远不如北宋财力雄厚的南宋，及金占领的中原广大地区，可想而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恶劣局面了，而最倒霉、最惨痛的，无疑就是那些一任战争蹂躏的生民百姓了！

　　所以，高宗才对派去接金使过界的官员一再重申：

　　“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
　高宗“屈己求和”，究竟为了谁？

　　而宋、金虽已议定和约条款，但金使萧哲等至宋后，却声言“先还河南，余事徐议”。其目的，就是要以陕西之地做宋臣服的交换条件，所以他们不是到宋庭向高宗递交国书，而是要高宗到其下榻的宾馆来取，更弄得上上下下一片连声的责骂王伦，连秦桧都对王伦责怨不止，但高宗却倍加体谅，一面要王伦继续就此交涉，一面明确自己“屈己求和”的坚意，并在王伦与秦桧在众怨沸腾下畏难回避时，对身居谏官之首的勾龙如渊辞色俱历的说：

　　“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

　　意思是，现在他们都有能耐唱高调了，可当初我在明州被金军逼到海上追出三百里时，他们的能耐都哪去了？那时金人如果要我称臣，恐怕我就是对金人拜上一百次，他们也不会说一句话吧！言外之意：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东西，也就专在人家忍辱负重时唱高调骂人家汉奸卖国贼罢了，事到临头，真要自己付出时，就找不着你们了！
　倒是韩世忠还算体谅高宗，接高宗诏书后，随即上书：“臣伏读宸翰，邻邦许和。臣愚思之，若王伦、蓝公佐所议，讲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迹有实，别无诬同外国诳赚本朝之意，二人之功，虽国家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圣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无反覆文状于朝，以为后证。如臣前后累具己见，冒犯天威，日后事成虚文，亦乞将臣重置典宪，以为狂妄之戒。”

　　此时我们回头再看岳飞的目无上下，及紧继其后的郦琼四万淮西军的叛变，现在你还能说金人对南宋及高宗的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中，没有岳飞和其它武人的一点责任吗？

　　把这些事件摆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今人——宋高宗当年的屈己求和，实在是迫于内外相逼，不得已而为之，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有利国家，有利社会，有利各族民众的行为，而遵照高宗旨意行事，并成功的完成了议和使命的王伦、秦桧等人，不管其自身有多少缺陷、缺点、错误，多么的不是东西，他们也不是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

　　而当时真正的大汉奸，是那个在民族敌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伪齐”儿皇帝刘豫，以及投靠在这个汉奸傀儡政权下的所有为其效犬马之劳的那些人。在这里，一个必须弄清的概念是——
　凡是汉奸政权，必为傀儡政权；而傀儡政权，并不全是汉奸政权。譬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贝当政府，就是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而不是汉奸（法奸）政权。而二战时在中国出现的汪精卫南京政府，则既是一个纯粹的汉奸政权，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傀儡政权。

　　而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就在法国的贝当政府是在法国战败，全境沦陷，当时政府完全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以“政府名义”由占领国德国授权、并按德国人意志管理社会的“合法政权”。

　　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则是在当时中国并未全境沦陷，其合法政府仍在有效领导全国抗战的情况下，原政府成员汪精卫等人私自脱离合法政府，以“个人名义”接受由正在对中国实施侵略行为的民族敌人小日本儿授权成立、并按其意志管理部分被占领土的“非法政权”。

　　对于纯粹的傀儡政权，不管真假，也不管你是否承认，其成员都可以使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曲线救国”论，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但对于汉奸傀儡政权，则不管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喊着什么的口号，他们也不可以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或“曲线救国”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而只能是变节投敌、无耻至极的民族罪人！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要是把“忍辱负重”的真实行为混同于汉奸卖国行为时，那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肯定就是一群没皮没脸，无一丝基本是非概念的糊涂虫。即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杨么，就曾在相当一段时期、甚至现在仍被当作“农民起义领袖”，反把岳飞因“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而坚决平叛的正确行为，说成是错误的“镇压农民起义”，这不是毫无基本是非概念的为汉奸张目行为，又能是什么？

　　而造成社会基本是非概念丢失的内在原因，就是文化概念的丢失；外在原因，则是人与人之间基本行为准则“礼”的丢失——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刑者，法也；

　　庶人者，平民也；

　　大夫者，中层以上官员也；

　　刑不上大夫，并非象一些望文生义者讲的那样，说是官员可以不守法，或法不可治官，而是说官员为受过教育的人，本应知书识礼；而礼讲的是自我约束，法则讲的是强制执行，故官员不能象庶民那样，非法强制而不作为。反之，庶民因没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不知礼，故不能象要求官员那样的要求他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而庶民面对的是一己的生存与发展，接触的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他们必须在法律的监督下，解决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者是之，错者非之，丝毫不能含乎。
而“大夫”们面对的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就不能以“个人”态度对待，因为很多问题的看法，由于各自学养、经历等因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常常完全相反，任何人都无法在一时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所以，作为社会管理层的“大夫”们，就必须要懂得并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彼此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尊重管理层做出的各种决定，并全力执行。对则共荣，错则共辱。

　　这就是“礼”。

　　法，告诉社会的是“你不该这样做”，所以它是以强制的手段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距离；

　　礼，告诉社会的是“你应该这样做”，因此它是以自觉的行为约束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尊重。

　　尊重，带给社会的是“凝聚”；

　　距离，带给社会的是“对立”。

　　即如面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就曾上疏曰：“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
王伦身为南宋和议全权大使，所行均为国家社会，这与他的出身“市井无赖”有什么关系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顾一己性命，四次往来交战国，终于说服金人还宋河南、陕西地，凭什么就该为此杀他的脑袋呢？他的“区区之心”与胡铨的“区区之心”，难道真就无相同之处吗？难道真的就是“不共戴天”吗？

　　而一个社会的管理层，在民族危亡关头，内部竟闹得这样生死对立，又究竟对谁有利呢？

　　这就是失礼必然导致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

　　而在这样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中，对抗双方往往看到的只是对立方的缺点，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又是完美无缺的呢？即如老都督张浚，“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但他却错失陕西，冤杀曲端，误用吕祉，坐叛淮西军，焉称完美？但历史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历史地位。
同样，刘光世畏战，张俊贪暴，吴玠好色，秦桧忌贤，王伦无赖……就连韩世忠也尽有可说之种种不完美，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文臣武将，支撑起了南宋初年的抗金大局。而领导这个抗金大局的唯一中心人物，则是也许比这些不完美的人物更不完美的宋高宗。可在这些不完美的人中，可以没有谁，也不可以没有宋高宗，否则，“南宋”这个概念，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在民族危亡面前，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因而造成上下猜忌，社会离心，从而影响民族大计的原因。

　　“岳家军”肯定不是岳飞自己叫起来的，但面对这样明显的有损上下一心的称呼，或混然无知，或明知而不加制止，甚至自矜自得，以为地球少了自己就会不转了或起码会转得慢一些的态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知道自己多少钱一斤！

　　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全局的行为，大本营既要你撤军或进军，就自有它的道理。也许这个道理在你看来是毫无道理，但你的看法仅仅是你自己的道理，并不代表全局的道理，为什么非得要下十二道金牌才肯执行、甚至十七道御札也不肯切实执行呢？其时各路友军都处在必撤之地，或必战之地，都在苦撑着等你一同撤下来，或戮力同心攻上去，倘若此时人家只顾自己，不管你的死活，你到想撤的时侯还撤得回来或想攻时还攻得上去吗？
岳飞治军之严，尽人皆知，“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底下的兵卒拿了老百姓一缕麻捆粮袋就立斩不贷，而且其统制还要打一百军棍，你说战场上若有人胆敢拒不服从岳飞的命令，岳飞有可能迁就他吗？如果可能，“岳家军”还能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吗？如果不可能，那岳飞杀了这样的人，你会为这样的人叫屈吗？

　　更何况仅仅是拿了一缕麻……

　　而岳飞在通、泰镇抚使任上时，前军统制傅庆不服岳飞，想回老领导刘光世身边，岳飞得报，暗记于心。从承州前线回来后不久，岳飞招集部将比试箭法。诸将弓力都没能超过一百五十步射程，只这傅庆箭箭射程都在一百七十步。随后岳飞将高宗赏赐的战袍等颁赏承州战功。傅庆因没有自己的，便上来争功，遭岳飞喝斥，傅庆竟跑过去毁坏战袍等物，岳飞怒而斩其首！

　　傅庆确实不象话，但岳飞在杀他时，是否想过自己的不服王彦，及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呢？是否想过王彦和宗泽对他死罪行为的两次宽大为怀呢？而傅庆的目无上下，与岳飞的目无上下，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及形式上的不同呢？这不是只许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又能是什么呢？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但这国法与军规，可不是哪个人自己定的，也不能任由哪个人随意更改。“卒取民麻一缕”是不对，但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而不是一个大大的“罪行”，你最多可以超限“责罚”人家，而不能随意“处决”人家，因为人家也是与你一样身份的“国民”，一样身份的“军人”，一样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拼命作战，你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资格随便剥夺人家的生命权呢？

　　这些话，可不只是今天的道理，也不只是岳飞时代的道理，而是远在岳飞尚未生下来之前的之前的数千年前就有了

　　的道理！也是我们的先人一直在坚持，并努力传接下来的道理。可惜的是，这个道理只有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懂得一些，及此时的宋高宗多少还明白点，也多少还能坚持点，而岳飞和今人，却早已任着自己的性子，梗着脖子扔到一边子去了。

　　郦琼为了让国家的军队目无国家，只听自己的，他仅仅是采取用了放纵部下，以小慧邀结人心的方式，就达到了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而岳飞为部下争功闹意气及取民麻一缕而擅杀部下的草菅人命行为，不过是变郦琼以小慧结人心为恐怖镇人心的方式罢了，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
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及军阀行为！

　　这种行为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

　　而任何时代及任何人，都有权对这样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及相应的手段，毫不留情的给予坚决打击！

　　反过来，高宗真的愿意杀岳飞吗？要真的愿意，何以还只以谋反罪判岳云区区两年徒刑呢？显然是在等岳飞象韩世忠那样来见他。不管怎么说，儿子犯了谋反罪，又是自己的下属，知情不知情，冤枉不冤枉，也都要负首责！

　　然岳飞却硬是梗着脖子，在随后追加的“不救淮西”、“弃守山阳”、“妄议立储”等罪行面前，始终不服气，终逼得高宗盛怒之下改判岳云死刑，同杀三人！

　　可见，最不愿杀岳飞的，就是宋高宗！

　　而最不敢杀岳飞的，则是秦桧。否则，他就不会在接到高宗要岳飞自尽的手令后犹豫不决了。显然，他也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遗憾的是他找不到，所以唉声叹气，闷闷不乐。可当他听到老婆王氏的一句“缚虎容易放虎难”，却使他顿下决心，立即就执行了高宗的命令！
　为什么？

　　因为岳飞可远比一只虎历害得多，你抓了他，若说数罪是实，你不杀他还有什么纲记可言？这以后更没人拿大本营当回事了！更重要的是，放了岳飞，要是他不服气造起反来，不管他有没有兵权，凭他的名声和号召力及军事才能，南宋都怕是没戏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保证岳飞不会叛变了，但当时谁敢保证呢？譬如那个郦琼，他毕竟还没敢自称“郦家军”，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而对南宋威胁最大的那个刘豫，要是高宗对他不倚重、不信任，能在高宗刚继位时就被派去知济南府治理山东么？可他也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还被金人立为伪齐皇帝，占据山东与河南，屡与金人合侵南宋，充当金人的看门狗及马前卒。人心难测，赵构在众人的屡次提醒下，面对岳飞毫无节制的行为，实行敲山震虎，杀鸡吓猴之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莫须有”的千古之谜解不开吗？

　　而“莫须有”这三个字，也并不是史家与今人解说的“不须有”或“也许有”，而是数百年前杭州土话中的一个问句“是不是”？《续资治通鉴·宋记》载——

　　“……如渊回曰：‘今日事势，与在明州时不同。’谊曰：‘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其稳当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伦本奉使，至此亦持两端；秦桧素主此议，今亦求去矣。’”
这是前面说到的秦桧与王伦迫于百官压力回避时，勾龙如渊与左正言李谊去见高宗，高宗疾言历色的说了“向在明州”一番话后接下来的对话。显然，“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是在说明百官阻拦及秦桧、王伦回避后，李谊向高宗建议“是不是把三位统兵大将军叫来商议一下，如他们能支持，百官就好说了”的询问句。而当岳飞入狱后，韩世忠找秦桧去问作为“谋反”罪证的岳云寄张宪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时，秦桧告诉韩世忠，张宪在将这些信给王贵等人看过后，早就烧掉了，因回韩世忠：“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在这里，“莫须”二字，已由询问句转为反问句。“莫须有”三个字，就是秦桧在代高宗反问韩世忠，也是在反问所有的武人——“岳飞的罪状，就算没有那封信的事，他的种种行状，还需要有吗？”——言外之意，就是你们难道非得等到再出第二个郦琼才甘心吗？

　　无庸讳言，“莫须有”三字，的确不足以服天下，但当一个社会都不知“礼”为何物的时侯，人与人之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诚信可谈。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不能以“礼”来明理的时侯，就只能以“法”来执理了。
史家与后人每言至此，无不捶胸痛呼：“自毁长城！自毁长城！”然在这自毁长城的过程中，史家和我们每一个自己，是不是也应想想自己在这只有“凝聚众志，才能成城”的历史长城上，是否也曾拆下过或正在干那拆下一块砖的事呢？是否也应为这个“自毁长城”的惨痛负一份责任呢？

　　也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缺陷，所以我们才必须要看到每个人都有的良性一面，更应看到自己不良的一面，而不应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从而才能勇于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面对他人的不完美，进而才能正确的面对社会的不完美。

　　而在这一切的不完美中，那些凡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最大化竭尽一己之力的人，不管其自身尚有多么的不完美，无疑都应是本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因此，岳飞是宋、金时期汉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金兀术则是女真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这样的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英雄”概念，不能因为后世出现的民族融合而改变。所以，这里指出岳飞的缺点，也并不是要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民族英雄”历史地位，而是为了让今人、后人从中汲取教训，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代代重复上演。

　　岳飞的父亲死得早，故知子莫若母，岳飞在那个战乱年代的成长过程中，其性格上存在的必然性缺陷，没有任何人能比岳母看得更加清楚。“精忠岳飞”是以宋高宗为首的大本营对岳飞为国家、民族、社会作出贡献的肯定及褒奖，而岳母改“精忠岳飞”为“尽忠报国”，则是在警诫岳飞：国难当头，千万不要固步自封，而要不断走出自我，竭尽己力，舍己为国——

　　岳飞能打仗，会带兵，身先士卒，同甘共苦，不忘国耻，不忘己责，但就是不懂得如何做人，只知执理，不知尊礼，立身难坚，立家难兴，立国难厚！而中华民族则早在岳飞那个时代之前而至今，就无时不面临着危机，面临着耻辱，做为他的一分子，要是不懂得这个“忍辱负重”及如何负重的话，那你就很难保证不会在力行堂堂君子之时，却意外的做了个区区小人……

　　“不知礼，无以立也！”

　　君子者立人，小人者立事。

　　立人者克己知礼，立事者纵己执理。

　　岳母的良苦用心，岳飞明白吗？

　　今人明白吗？

　　悲夫！

wolf8551327

谢谢你的发帖，东观也支持关于古代的相关内容的帖子，但主要还是关于三国的

durz

LZ说的挺好的，也蛮有道理的，这个世上没有一个高官是纯粹的忠诚奸臣，政治这东西最是肮脏，只有私人利益不见国家权益，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