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證據

三国迷NO.1

據文獻記載，中國大面積推廣種植小麥當始於漢代。《漢書‧食貨志》云：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所謂宿麥，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即冬小麥。因此，漢武帝派「遣謁者勸種宿麥」。漢成帝時，著名農學家汜勝之曾以「輕車使者」的名義，在關中平原推廣種植小麥而著稱天下。《後漢書》所載東漢皇帝對糧食生產所下的十幾次詔書，其中有九次涉及麥，充分顯示了麥在漢代糧食生產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些學者所云：「兩漢以粟麥為主的糧食生產結構是北方作為全國經濟重心的反映。」

「唐代碾碨經營論」的商榷

但是，由於文獻記載資料尚少，對於中國何時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學術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上世紀60年代以前，最有影響的說法是：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經營論」。他認為，中國唐代的碾碨經營是以小麥的磨粉作業為主要內容的。如果小麥種植還不普及，碾碨經營就不可能大規模流行。爾後，由於考古學在此方面的不斷發現，中國學者開始改變對這一問題的固有觀點，有人提出了漢代即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新觀點。但總體而論，中國學者還沒有人探究過這一問題，還不曾與「唐代碾碨經營論」者進行過辯論，甚至還有人贊同西嶋定生的觀點。所以，本文旨在通過與西嶋定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經營論」的辯論，對中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作一番考證。

西嶋定生認為：「碾碨是石碾。」「是利用水平面運動的石碾，即進行脫粒、磨面的工具。」並指出：「碾碨主要是用於小麥製粉的應用水平運動的工具，由於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後，尤其是在唐代迅速發展並作為營利投資的物件而在許多莊園附屬磨坊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工具。」對於西嶋定生對「碾碨」一詞的解釋，筆者有不同的認識，「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因為碾即輾的別體字，碨即磑的別體字。輾字單獨來講，有車輪轉動之意；磑，磨也。輾與碨組成一詞，即有輪轉帶動磨轉之意。輪轉的動力從何而來？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別的動力。《北齊書‧高堂隆傳》云：「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並有利於時。」《通典‧食貨‧水利田》亦云：「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竟造碾碨，堰遏費水，渠流梗澀。」可見碾碨在當時實指水磨而言，並非指石碾，不然的話，西嶋定生提出的「碾碨經營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即朝廷和碾碨經營者之間以水利權為中心的對抗」就不會發生。朝廷禁壓碾碨設置就與以「保護灌溉水利為目的的農本主義」無關。事實上西嶋定生的「碾碨經營論」是指「水磨經營」而言，而與「石碾經營」相距甚遠。

中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誌。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在石磨發明以前，人們是把麥子、大豆煮成飯吃的，「麥飯豆羹皆野人農夫之食耳」，「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麥子磨成麵粉。由粒食改為麵食，是中華民族飲食史上的一大進步。「餅餌麥飲甘豆羹」，顏師古注：「溲麵而熟之則為餅，餅之言並也，相合併也。麥飯，磨麥合皮而炊之也。」王應麟補注：「《說文》，『餅，麵食也』。麥末謂之麵。」《說文解字》云：「麵，麥屑末也。」漢代時期，正是中國石磨普及推廣時期，也是小麥由粗食到細食的轉變時期。正如陳文華先生研究這一問題時指出的那樣：「燒餅、麵條、餛飩、水餃、饅頭、包子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現，於是小麥就成了深受人們歡迎的糧食。社會的需要大大促進了小麥種植的發展。」

據筆者研究，石磨大約誕生於戰國時期，而普及使用則在漢代。目前見於考古學方面與此有關的發現，實用性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有：河北滿城王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石磨；山東濟南市出土的漢代石磨； 山西襄汾縣漢代臨汾故城遺址出土的石磨；洛陽河南縣城東區漢代糧倉遺址出土的四件石磨；甘肅省古浪縣陳家河臺子漢代遺址出土的一件石磨下扇； 河南淇縣縣城土產公司院內出土的漢代石磨。

屬於明器的漢代石磨和陶磨，據不完全統計，大約在80件以上，涉及到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寧夏、北京10個省市，50多個縣。正如李發林先生在研究中國古代轉磨（石磨）指出的那樣：「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戰國、兩漢、三國的轉磨大都發現於黃河、長江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邊的遼河流域則相當罕見，兩漢轉磨出土的地區大都是盛產小麥的地區，這不是偶然的。正是小麥這種糧食需要做成麵粉，才便於進一步製成可口的食品。」

漢代小麥實物的發現

既然說中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誌，那麼，伴隨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必然有小麥或與小麥相關資料的發現。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出土過漢代小麥實物的地點有十處。即：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陝西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河南洛陽西郊、河南新安鐵門、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江蘇邗江甘泉西漢「妾莫書」木槨墓、新疆民豐尼雅漢代遺址、新疆樓蘭故城遺址、內蒙烏蘭布和、甘肅居延肩水金關漢代遺址。與此有關的考古發現還有：上世紀60年代初，洛陽老城西北郊81號漢墓出土的小口、圓肩陶倉，在蓋上分別書有麥、黍、粟、豆等字樣。西安市東郊漢墓出土的一件陶倉上，用墨書「小麥囤」字樣。上世紀70年代初，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簡牘中曾有「以麥為租」的記載。1972年，洛陽金谷園車站11號漢墓出土的一批書有文字的陶倉中腹部有粉書「小麥百石」者，肩、腹部也有粉書「小麥」、「麥□」者。另外，上世紀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中所見農作物也有小麥的記載。

至於說水磨的產生與中國大面積種植小麥有無必然聯繫，筆者認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糧食加工機械有了新的發展，而與大面積種植小麥並無直接聯繫。據文獻記載，水磨在中國的出現，大約始於晉代。《魏書‧崔亮傳》云：「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仆射，奏于張方橋東堰谷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到了唐代，水磨的設置竟發展到妨害水利灌溉的地步。高宗永徽六年（655年），雍州長史長孫祥上奏說，由於近年來富商大賈爭相設置水磨，曾經灌溉4萬餘頃的鄭白渠如今也只能灌溉1萬餘頃，妨礙民用的情況極為嚴重。並奏請禁止和毀掉水磨。代宗廣德二年（764年），戶部侍郎李棲筠拆除了公主的水磨和私人水磨70餘處。大曆十二年（777年），京畿百姓共同上告設置在涇水上的水磨使農田無法得到灌溉的困狀，請求決開鄭白渠的支渠，拆除一切水磨，使灌溉水利得到保護。次年正月，朝廷頒布毀掉水磨的詔敕，鄭白二渠支渠上的水磨80多處盡被拆除。

有關石磨在漢代的普遍推廣使用的情況，已被大量的考古發現所證實，從而也說明，中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確始於漢代。

從當時的社會背景與其他方面分析：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與精耕細作水平和防旱保墒能力的提高，為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什麼這樣講，正如陳文華先生所指出：「小麥種植經過了一、二千年才得以大面積推廣成為主糧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小麥生長期長，不大耐旱，它的需水量比粟大一倍。所以古歌中說：『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而華北地區雨量較小，秋冬春三季降水量更少，尤不宜小麥的播種和生長。竺可楨先生指出：『如種小麥，則四五月值小麥需雨最急之時，華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無灌溉設施，華北種小麥是不適宜的。』而漢代的灌溉事業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加發達，精耕細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的能力也比過去提高，有利於小麥種植的擴展。」

水利工程與耕作技術

漢代的水利工程，如漢武帝時的漕渠、龍首渠、六輔渠、白渠等，規模都很大。 目前，見於考古學在此方面的發現，首推陝西西漢白渠渠首遺址。該遺址位於鄭國渠渠首以北的涇河上游，渠道一段長300餘米為井渠，這些井渠現為東西一字排列的七個礫石大坑，坑距30～40或70～80米不等。第一坑以西是涇河岸，岸下有暗渠露頭，進水口下距今涇河水面3米；第七坑以東12米接明渠，這項水利工程採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將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技術。其次是安徽安豐東漢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遺址。這是一個蓄泄兼顧，以蓄為主的水利工程。大壩建在一條泄水溝上面，是用一層草一層土相間疊築而成的「草土混合堰」。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中是習見之物，僅《洛陽燒溝漢墓》一書就收錄兩漢水井97件。這些水井模型多有井架、滑輪、陶水斗、水漕等設備。在其他地區的水井模型中有的還有轆轤。水井資料以北京宣武門一帶最為集中，共發現陶管井一百餘口；河南泌陽板橋和洛陽漢河南縣城發現東漢磚井旁還附有陶管或磚砌的下水道。一些學者指出：上述水井模型和水井的用途可能是多樣的，但至少有管道和水槽的水井與井灌有一定關係。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相輔相成，再現了漢代水利灌溉事業的蓬勃發展。

1981年11月上旬，河南淮陽縣大連鄉堌堆李村漢墓出土的一座陶製三進院落模型，就是漢代地主莊園井灌系統的真實寫照。院落模型主要分兩大部分：一為正院，一為側院。正院又分前院、中庭、後院；側院又分旱田和水田，全長1.31米，寬1.14米。正院的前門為硬山式建築，門廳兩邊為懸山式馬廄；由二門進入中庭有三層門樓，兩邊有相對的四層角樓，周設瞭望孔。主體建築是兩層重簷廡殿式，築於一高臺之上，兩旁有倉房、廂房、廁所、廚房以及傭人住房等。側院的田園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旱田，一為水田；圍牆長1.30米，寬0.24米，牆高0.18米。旱田有二式：一式為塊田，長36釐米，寬18釐米，分為六大塊，每塊長18釐米。每塊上有小孔54個（18×3，估計表示農作物的棵數），塊與塊之間以壟溝分隔，規整且有條理。二式為條田，長28釐米，寬1.9釐米，共12塊，每塊田裡有苗20棵，中間以田埂隔開。水田：全長44釐米，由水井向北灌溉，幹渠分為東西兩部分，每邊有畦田7塊，共14塊。每塊田中有苗32棵(8×4)。每兩塊間有支溝高出畦田，便於放水流向畦內。水井和幹渠：井為圓形，上、下口的直徑均為7.7釐米，腹部微鼓，直徑9.5釐米。井口外侈，卷沿。幹渠寬4釐米，長48釐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徑為1.2釐米，成圓形。南端成弧形與井底部緊密結合在一起。田園全長130釐米，寬24釐米，牆高18釐米，牆厚1.8釐米，以三角形的瓦壟蓋頂，上有脊，寬7釐米。

這座陶製三進院落模型的出土，不僅是地主莊園井灌系統的真實寫照，更說明漢代時期，在中國北方地區，除了一些大型水利設施外，井灌的普遍出現在農田水利灌溉事業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中國小麥的大面積種植在這一時期才得以推廣。

農田水利事業的蓬勃發展，與之相隨的是漢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漢代時期，中國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技術已經基本成熟，形成了「耕—耙—耱」一整套以保墒防旱為主要內容的耕作措施。黃河流域氣候比較乾燥，雨水比較稀少，而且70～80%的雨量都集中在7～9三個月。特別是「春旱多風」，對春種作物的播種特別不利，嚴重影響主糧的收成。因為冬天雨水不多，也影響冬播作物小麥的播種和生長。於是如何確保土壤中有足夠的水分，保證種子出苗生長，是當時生產上的主要課題。「耕—耙—耱」的技術就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誕生的。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必然為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不僅是水田種麥得以收成，而且使旱田種麥也能獲得豐收。

漢代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從考古學角度看，主要反映在鐵犁鏵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耬播資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鐵農具的發現等方面。

目前，見於已公布的考古資料，發現漢代犁鏵的地區有：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甘肅、內蒙、新疆、遼寧、廣西、貴州、福建等。出土最集中的地區是陝西關中地區。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相繼發現全鐵大鏵、小鏵、鏵冠、犁鏡以及巨形鐵鏵70件以上。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個鐵農具窖藏中，發現大小鐵鏵、犁鏡等農具達85件。由於大小鏵往往共出，表明它們在功能方面當有所區別。犁鏡的發明在犁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巨形犁鏵可能是數牛牽引的開溝犁，似與當時注意水利灌溉事業有關。

關於牛耕資料的發現，西漢時期有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墓中的牛耕圖；甘肅武威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漢末年木牛犁模型；東漢時期有江蘇睢寧雙溝畫像石牛耕圖，陝西綏德東漢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畫像石牛耕圖，陝西米脂畫像石牛耕圖，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牛耕圖等等。

耬播資料的發現，如在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墓中發現一幅耬播圖，係用一牛挽三（？）腳耬車。此外在遼陽三道壕、陝西富平、北京清河等地發現有西漢鐵耬足，在河南南陽還發現了西漢耬足範。採用耬播可使開溝、播種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同時可使播種均勻，深度一致，減少土壤水分損失。

除上所述，在兩漢遺址和墓葬中還大批量發現小型鐵農具。比如河南臨汝夏店西漢冶鐵遺址發現大小鐵钁三百餘件，其形制主要有長條形直銎和長條形後部帶方銎兩種。此外，還有凹字形鐵口钁和兩齒钁，象鋤、鍤、銍、鏟、耙、鍘刀等小型鐵製農具資料在不少地區亦有發現。 由於各種大小形制的鐵鏵的創造和使用，使得當時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具有獨立進行生產的能力，這是大面積種植小麥的必備條件。

人口增長及莊園經濟的發展

促使中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原因，若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相聯繫，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莊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西嶋定生認為：「小麥種植量的增加，作為碾碨經營的一個特點，是因為碾碨經營多附屬於莊園經營。……莊園經營者兼做碾碨經營雖然也是為了用於自家消費的加工製麵，但是具有更大經濟意義的是為了將莊園收租的小麥加工製麵並出售而獲得巨利。……種植小麥增多的起因在於當時最顯著的兩種傾向。即：一是城市的發展，二是莊園經營的發展。」

如果西嶋定生說的不是唐代的情形的話，我們把上述文字中的「碾碨」二字改成「石磨」，把「城市的發展」改為「人口的增長」，把「莊園經營的發展」改為「地主莊園經濟的發展」，似乎更接近漢代的歷史實際。

西嶋定生把「城市的發展」、「莊園經營的發展」作為唐代小麥種植與碾碨經營之間經濟結構的兩個顯著特點，那麼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與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之間，所存在的經濟結構的特點是什麼呢？筆者認為：一是人口的增長，二是地主莊園經濟的發展。

為什麼這樣講？因為人口的生存和增殖離不開農業的發展，在古代農業國家中尤其如此。漢代時期，人們絕大多數吃不上肉，純以穀物蔬菜為生。據葛劍雄先生考證：「西漢末的糧食總產比初年大約增長了三倍左右，……則西漢期間總人口也增加了三倍左右，平均每年的自然增長率約為7%。」糧食總產的提高，不外乎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兩個途徑來實現，當時在農田水利事業蓬勃發展，鐵製農具的普遍使用和精耕細作與防旱保墒技術提高的情況下，大面積的種植小麥，必然為糧食生產開闢了一個廣闊的前景。同時也為人口的增殖創造了必備的物質條件。

從前面我們引證的考古資料來看，當時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在將小麥作為主要糧食作物來種植的情況下，自家都有石磨加工麵粉的能力。這一時期的地主莊園已經初具規模。目前，反映地主莊園經濟生活的考古資料，除前面我們列舉的河南淮陽大連鄉堌堆李村漢墓出土的陶製三進莊園院落模型外，與此有關的發現還有：河南密縣後土郭村漢墓出土的一件樓式陶倉房上，曾繪有一幅地主收取地租的畫面。1971年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發現的壁畫，壁畫內容有相當一部分是圍繞著莊園圖分別繪畫農耕圖、園圃圖、採桑圖、漚麻圖、碓舂圖、穀倉圖、釀造圖、果樹圖、網漁圖、牧馬圖、牧羊圖、牧牛圖。1959年6月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的壁畫墓，其北壁壁畫內容反映的也是地主莊園生活情景，畫面上不僅山水草木皆有，而且有一座四合院式建築物、農夫揚鞭耕田播種、地主在地頭的樹蔭下監工。1982年山西平陸聖人澗村漢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池中望樓」，其第二層，樓內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長8、寬6釐米，旁有二人對面席坐；小案長5、寬4釐米，旁有一人席坐。樓外的四周圍有欄杆，四角有弓箭手站守。這些情況與前面我們提到的有關犁耕、耬播的壁畫、畫像石資料等等，都是漢代地主莊園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

當然，西嶋定生在提出「唐代碾碨經營論」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並沒有這麼多的考古發現作為研究資料，因此，如果說西嶋定生也運用上述有關考古資料，他的研究結論將和筆者是一致的。

三国迷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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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zcx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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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300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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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211

种植小麦。。。不错

a243004058

力顶东观只求奉命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