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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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比较好理解，我们现在也是提倡依法治国。西汉初年，所谓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一种依法治国的表现，具体来说就说制定好法律，大家好好遵守，有人犯法，根据法律判刑就行了。法律是公开的，执行起来也交公正公平，所以天下就没有什么事了。老百姓，好好生活，也没有几个会犯法的，也不需要国家去管理。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汉文帝时期。一次，文帝出巡路过中渭桥，结果拉车的马被一个行人惊吓，这在当时叫做犯跸，即触犯了皇帝的行动。当时的廷尉是张释之，这样一件冒犯皇帝的时候，就有张释之来审理。

张释之经过审理得知，犯法的行人原来听到了行车的声音，因为来不及躲闪，就躲到了桥下边。一会儿后，他觉得车马应该走远了，就从桥下出来，结果却恰好撞上了文帝的车驾。惊慌得拔腿就跑，就这样使马受惊。张释之依照法律规定，罚金四两。

文帝听说了很不高兴，嫌他判轻了，张释之据理力争：“国法应该是天子和天下百姓一起遵守，如果违背律条，轻易重判或者轻判，就会使法律失去信用。既然陛下让臣来处理，就要按照国法办事，如果我带头任意行事，那岂不是给天下的法官们起了坏作用吗？”文帝听他说的有理，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再追究了。

这件事件一般都是用来说明张释之的正直，其实这就是文景之治的精髓，国家有制度法律在，执行好这些制度法律就行了，这就是典型的依法治国，也就是和所谓的黄老之治。

以德治国就比较搞笑了。因为首先要在道德上判别这个人是君子和小人，也就是士大夫与庶民。以德治国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东汉郑玄解释就是：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就说士大夫有特权，犯了法不能按照法律来审判，而是要皇帝裁决。这与法家所主张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着本质的区别。

依法治国对于士大夫阶层是有利的，因为士大夫有特权，触犯了法律也不要紧，只有皇帝不想杀你，朝廷有人为你说话，那就可以减罪什么无罪了。

对于皇帝来说，依法治国就是以皇帝的意志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皇帝想铲除异己，那就是一点小事就可以杀人，甚至无中生有的谣言都能拿来治罪，皇帝喜欢的人，犯了天大的罪，一样可以得到赦免。汉武帝特别喜欢这样按自己的意志去定人的罪，所以废弃黄老之治的依法治国，采用儒家的“以德治国”。之后以德治国成为了汉朝的国策。

儒家的以德治国，并非不要法律，而是把儒家的思想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具体断案中，就是以儒家五经中的句子断章取义，所以儒家五经的解释权就非常重要。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一个庶民偷窃被抓了，根据法律肯定要判罪的，但是这个小偷的父亲也是小偷，根据儒家所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个小偷就是一个孝子，那就可以判他无罪了。这个例子虽然荒诞，但是在儒家以德治国的框架下，就是这样断案的，这样类似的案例是很多的。

用儒家五经当做自己判案的依据，这个方案是西汉酷吏张汤发明的。当时汉武帝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在写审判书的时候直接引用四书五经中的经典，作为自己判案依据。张汤这样的做法深受汉武帝的欣赏。在之后就成为了判案标准。

在这种所谓的以德治国的框架下，皇帝掌握着官员生死，官员掌握着老百姓的生死。特别是地方官员，权力极大，如何判罪，就看他怎么想的，同样一件案子，在不同官员之中，判案的结果也是大不相同。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孔融为了维护孝道而杀人。据《艺文类聚》引三国吴秦菁的《秦子》，孔融做北海相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在坟墓边哭泣自己的亡父，就停下来仔细观察，发现这人哭是哭了，脸色却一点都不憔悴。我们知道，按照儒家的经义，父母死的时候，应该悲伤，但不能过度到损害身体的地步。然而在后汉，所有自以为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以悲伤到哀毁骨立为荣，孔融曾经就是靠这个搏出位的，哪能容忍有人和自己背道而驰，当即把这人抓到官府，以“不孝”的罪名杀了。

这就是用道德来杀人了，不符合儒家忠孝仁义的人，都被称作小人，一个人一但被打上小人的标签，那就等于判处了这个人的死刑，不管他有没有犯法。

这就是汉朝以德治国的真相，其反映的是士大夫的特权思想，是儒家人士道德优越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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