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雏形棱堡

尼德兰 · 发表于 2013-8-9 20:52:54

中国冷兵器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耸立的大大小小的城池是军事防御的主要支柱之一。最初的城池基本是由城门与城墙组成。城墙，是古人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聚居点四周建起的与外界相隔的围墙。围墙之中用以交通的出入口则叫城门。后来，随着攻城武器及战术的发展，城池又出现了敌台（马面）与角楼。敌台与角楼都是凸出城墙之外的墩台，它们能够实施侧射，相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点，掩护城墙。一般在城墙的周围，每隔数十米至数百米便筑起一座敌台，而角楼则建在城池的四隅，用以保护容易受到两面夹击的城角。

城堡图片（敌台，指城墙中央突出部，四角突出部为角台）

  中国古代的敌台（马面）与角楼，以方形为主，这在设计上是有缺陷的。以间隔不远的两座敌台为例，它们的侧射的火力点除了互相掩护自身的侧面之外，还能掩护处在两台之间的那一段城墙。但是，每一台敌台的正面都是没有交叉火力掩护的死角，往往成为敌人的突破口。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火器出现在战场上——特别是各类精良火炮的大量使用，对敌台构成了致命的威胁。那些凸出城墙之外的敌台成了炮弹打击的焦点，很容易被击毁。

  那么，怎样改进敌台，使之提高在火炮打击之下的生存能力呢？这便成了一个难题。这不单止困挠着中国人，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例如古代西欧城堡的凸出城墙之外的楼塔（相当于中国的敌台），是以圆形、方形为主的，它们在攻城火炮之前，同样面临着与中国方形敌台一样的困境。

  防御火炮的楼塔最早出现在欧洲。恩格斯在《棱堡》一文中指出：“大约在十六世纪初（明代中叶），意大利的工程师终于将圆形楼塔或者方形楼塔改为多角形楼塔，这就建成了‘棱堡’”。[1]棱堡是一种不等边的五角形（棱形）工事，这种最初的筑城体系还很简单，并不完善，意大利人开始发明的棱堡“还带有前身古代楼塔的痕迹”，例如凸角很钝、正面短小等等，或许只能称之为“雏形棱堡”。不久，楼塔的各个正面除了五角形之外，还产生了三角形、皇冠形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正面都为角形。总之，雏形棱堡最基本的两个条件是：一，楼塔的正面是角形，而不是传统的方形与圆形，所以也就没有射击死角。二，凸出城墙的角形楼塔，使敌人直射的炮火容易打滑，产生跳弹。

欧洲棱堡图片

  现在探讨一下雏形棱堡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问题。这要从西方的传教士说起，自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西方的传教士就想方设法进入中国传教。著名的有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北京居住，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明朝士大夫对西方的文明与先进的科学技术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徐光启，在拜利玛窦为师之后，皈依了天主教，陆续将西方一些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翻释过来。当时，女真（后来的满族）政权后金已经在东北地区崛起，正在到处攻城掠池，而辽东的明军则屡战屡败。这种背景之下，热衷于军事的徐光启肯定不忘记向西方教士请教西方的先进火器以及筑城体系，并将其介绍给国人。棱堡，大约就是在这时传入中国的。

  辽东明军守城时经常使用的战术是在城外挖壕布阵，安放各类火器阻击敌人。当时任詹事府少詹事的徐光启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认为放在城外的铳炮一旦落入敌手，就会被敌人转用于攻城，后患无穷。天启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向天启帝呈上的一篇疏文中，指出要将铳炮放在城内打击敌人。他提议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若能多造大铳，如法建台，数里之内贼不敢近，何乎仰攻乎？一台之强可当雄兵数万，此非臣私智所及，亦与蓟镇诸台不同，盖其法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也。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闽广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陈亮采，知之尤悉”，此外，了解这种防御战法的还有兵部尚书崔景荣、侍郎邹元标。徐光启强调：“今日之事若尽用臣言，造台造炮，悉皆合法，而他日有一城一马横行城外者，臣请以身执其咎矣。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于边境各处，”天启帝于二十九日回复：“这城守台铳，既确任有济捍卫，着该部（工部）会同议行......”[2]

  从上述的这篇奏文来看，徐光启对西洋诸国的“铳城”推崇备至，而了解这种新式筑城体系的朝臣还有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陈亮采、兵部尚书崔景荣、侍郎邹元标等人，甚至连南方的一些闽广商民亦对此亦有所知。

  那么，这种名叫“铳城”的新式敌台是不是在西欧流行的雏形棱堡呢？徐光启在此之前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的一篇奏文早已经交待清清楚楚了。他在文中提到京城急需制造“万年台”时，声称：“臣再四思，惟独有铸造大炮，建立敌台一节，可保无虞。造台之法，于都城四面，切附门垣，用大石叠砌，其墙极坚极厚，高与城等，分为三层，下层安置极大铳炮，中层、上层以渐差小。台径可数丈，每台约用惯习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炮位平时收藏内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门，间有警急，即行修整安置。贼寇攻围，相机施放，虽有大众，一时歼灭矣。台大铳大，周城只须十二座，形载或小，量应加添。再将旧制敌台改为三角三层空心式样，暗通内城，如法置放。再于城中建置大台五六座，即千百万年，永无可拔之理”[3]

  很明显，文中所谓的“三角三层空心式”敌台，就是一种雏形棱堡。

  是不是所有的雏形棱堡都必须依附城池呢？徐光启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敌台果如法，不附城无害，即四面受敌无害，第难为虑始者言，故累疏皆云切附门垣，而远计者皆恐台为敌有，不思得台即得城也。”[4]这里提出了不依附城池而单独存在的新式敌台，也是一个创举。

  这种新式敌台，除了计划在京城建立之外，同时还企图在辽左、蓟镇等沿边其它地方修筑，[5]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宁夏的沙湃已经有了类似的敌台。徐光启在同一年（万历四十七年）的十月又上奏的一篇《时事极迫极窘疏》提到：“臣前疏条陈建造敌台，设置大炮一事，无论蓟镇已有成验，即宁夏沙湃地方，全藉此台，虏不敢窥。枢臣黄嘉善、杨应聘所亲试，各为臣言。”[6]

  宁夏的沙湃一带，与蒙古诸部接壤，形势比较复杂，历史上曾经多次在修筑防御工事。中枢大臣黄嘉善、杨应聘等人曾经到该地考察。根据徐光启的疏文，很可能在万历年间，建起了新式的西式敌台。

  不过，三角型敌台尚未能在当时的筑城体系取得绝对优势。徐光启后来在天启元年六月提出要在京城规划“离城角十丈筑址”，建立“台形正圆”的敌台。圆形敌台在明代之前就有，它存在着射击死角，比不上角形敌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棱堡筑城体系可按一些国家来分类”，而“意大利派”建造的雏形棱堡除了一些多角形的楼塔之外，还有“圆台堡。”[7]前文已经提到过，徐光启的西式筑城技术是跟意大利人利玛窦学的，所以，他同时提出建立角形敌台与圆形敌台，都不是偶然的。

  从徐光启的著作来看，一些圆形的附城敌台用砖块、石料等砌成，墙一般厚达一丈以上，分为三层，仅仅高度就达到了三十米左右。[8]，这与西式棱堡降低高度，以避免火炮打击的发展趋势不同。原因可能是那时的后金军队还未能拥有威力巨大的攻坚利器——红衣大炮（明人叫“红夷大炮”）。

  然而，徐光启积极筹备的西式筑城体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那个京城万年台就没有成为现实，他后来在崇祯三年回顾道：“臣于万历四十七年议造京城万年台，以为永久无虞之计，至天启元年奏旨充行，业同道臣王佐及都科道之臣，躬行相度，程工估料，卷在缮司，可考也。此功若就，即可渐致大小炮位，充牣其中，纵有敌骑数万，必将歼灭无遗。若不近城，即小者亦可用为战锋，使前无横敌。奈臣孤立寡援，而东帅臣委曲旁午，事乃中止。蹉跎至今，遂使闻敌仓皇，茫无定策，有识者不能不痛恨于阻议之臣也。”[9]

  徐光启的仕途多舛，天启帝在位时，他因为经常郁郁不得志，以病辞归，不久复出，先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意见不合，其后担任礼部右侍郎时更与魏忠贤的阉党发生磨察，长期“落职闲住”，才华得不到充分的舒展。

  幸运的是，徐光启注意培养人材，所以后继有人。他认为制造新式敌台，“多有巧法，毫厘有差，关系甚大，须于前项荐举人材中，求其深心巧思、精通数理者，信任专管，斟酌指授。”[10]而他的杰出学生孙元化就是这样的人材。

  孙元化精通西学，对筑城技术深有研究。天启二年，他以举人的身份上疏朝廷，称“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铳台”。《明实录》记载天启二年二月，吏科给事中侯震阳在疏文中推荐孙元化时，称：“‘中国长技在火器，然火器用以临敌必籍车，用以守城必籍台。造车已奉旨，有谭谦益等可期实济。其‘锐台’之法，宜讲精之者，现有举人孙元化，急宜留用。照法建制一台，既就，各台齐筑，推之山海、蓟门各关隘，各行建筑，以成金汤之固。’疏下兵部题覆言：‘锐台近在郊圻者，恐敌及踞高以薄城，僻在旷野者，巩敌趋间道轶我。若山海、桃林、喜峰口、一片石等处，得一铳台，便可当万人之敌，令孙元化相度地形，扼虏必繇之路，各建一台，即以一台之费为诸台式隘口，有金汤之固矣。其教练大器之法，即令孙元化指授方略于将领，惟造铳之人，方习用铳之法也。命依议速行。”[11]

  侯震阳请求孙元化负责制造的“锐台”抵抗敌人，得到了兵部的支持。这种“锐台”，徐光启将其称之为“锐角台”，他后来曾经在一篇提及首都城防的疏文中称：“都城万全计，必赖大小炮位，其铳台必须大者，只于城台两旁各造一‘锐角台’，以备城门，内城西北、外城西南，各城一台，以备纡曲......”[12]文中的“锐角台”，也许就是徐光启在天启元年所说的“三角三层空心式”敌台，徐光启后来于崇祯三年正月的一篇疏文中还将其称之为“空心三层锐角台”，应该是一种雏形棱堡。[13]

  可见，孙元化的筑城技术与徐光启一脉相承。就这样，孙元化运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在山海关、桃林、喜峰口、一片石等沿边要地，建筑铳台。

  《明史》记载孙元化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邀请，“得赞画经略军前。主建炮台教练法，因请据宁远、前屯，以策干王在晋，在晋不能用。承宗行边，还奏，授兵部司务。承宗代在晋，遂破重关之非，筑台制炮，一如元化言。已，元化赞画袁崇焕宁远。还朝，寻罢。”[14]

  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王在晋继熊廷弼之后经略辽东，此人为了加强山海关的防御，企图在距山海关不远的八里铺一带圈地筑墙，再修筑一道关口，从而形成前后二道防线，这就是所谓的“重关”。但这个计划遭到了孙承宗、孙元化以及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等人的反对，故此，孙元化没有得到王在晋的重用。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取代王在晋任辽东经略后，孙元化重新受到重用，在边关“筑台制炮”，并一度协助袁崇焕防守宁远。

  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曾经在天启六年正月，率大军围攻宁远。明将袁崇焕、满桂等人婴城固守，用西式红夷大炮取胜，史称“宁远大捷”。《明实录》记载此战明军“城上铳炮迭发，每用西洋炮（一种刚从葡萄牙人手里引进的英制加农炮，也就是著名的‘红夷大炮’），则（后金军队的）牌车如拉朽”，当后金军接近城池时，“门角两台攒对横击，然止小炮也，不能远及，故门角两台之间，贼遂凿城高二丈余三、四处。于是，火球、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15]

  因为明军在两台之间侧射的小炮，其射程过近，致使后金军队能够在炮弹射不到的地方凿城。最后要靠守军抛下火球、火把等物焚烧进攻的敌人。

这一战似乎打得不是十全十美。然而，时刻关注战局的徐光启仍然对宁远之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近岁宁远被攻，穴城至六十余窦，垂破矣。大炮一击，歼贼至一万七千人，老酋宵遁。岂有大台贮铳，百倍坚城，遽以委贼乎？”[16]

  孙元化在边关数年，一直积极提倡建立雏形棱堡，这可以在《明实录》天启六年正月条中找到线索：“兵部主事孙元化疏请用西洋铳台法，谓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若用之平地，万一不守，反籍寇兵，自当设台。然前队挨梯、拥牌以薄城，而后队强弓劲矢继之，虽有远铳，谁为照放？此非方角之城、空心之台所可御敌，必用西洋台法。请将现在西洋铳作速料理，车弹药物安设城上，及时教练，俟贼稍缓，地冻既开，于现在城墙修改如式，既不特建而兹多费，亦非离城而虞反攻，都城既固，随议边口。”[17]

  孙元化在天启六年再次呼吁用西洋铳台法，取代传统的“方角之城、空心之台”。这或许是他受到后金军与明军正在辽东对峙的紧张局势的剌激所致。可见，这种西洋铳台法绝非是“方角之城”，而是正面为角形的雏形棱堡。但是，由于明廷财政紧张等原因，雏形棱堡不可能在边关得到广泛的推广。

  《明实录》接着记载了孙元化在天启六年二月发表的一番言论，他说：“守关，宜在关外。守城，宜在城外。有离城之城，外则东倚首山、北当诸口，特建二堡，势如鼎足，以互相救。有在城之城，外则本城之马面台、四角台皆照西洋法改之，形以长爪，以自相救。”明帝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尽管宁远之战刚刚结束，还是命令他迅速“赴宁远与袁崇焕料理造铳建台之策。”[18]

  宁远城的马面、角台是否真的被改造成了西洋铳台法呢？这是一个疑问。因为现存的宁远古城，角台仍旧是传统的方形。实际上，袁崇焕原先设定的城高是“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顶部二丈四尺”，[19]而现存的城无论是高度、还是底面与顶面的宽度，都与史籍记载的不同。因为《明清战争史略》的作者曾经到过宁远，他自称，“近年曾去兴城（即宁远）考察，所见城墙完整，四门俱在，仍保持着古朴雄姿。据测量，城周长为3200米，合六里200米。平均高度为6米，底宽6.5米，顶宽5米。”[20]另有学者认为此城在清代是重修过的，与明朝时期有异。“宁远卫城北墙有一块石碑记载：‘北面自西北角起，至东北角，长二百六十五丈六尺六寸，乾隆十四年八月，佐领伊林保、宣州伊汤修。’从记载知道卫城北边墙到乾隆年间时的长度，与实地勘察的长度是基本相符的；同时说明宁远卫城在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年）还重修过。”[2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崇祯帝继位之后，在天启年间一度因受到阉党排挤而致仕返乡的袁崇焕被重新起用，升为辽东经略。而孙元化则改任山东右参议，在袁崇焕的领导之下整顿宁前兵备。崇祯三年，皮岛副将刘兴治作乱，朝廷决议在山东沿海设立登莱巡抚，加强海防。孙元化经徐光启的荐举，调任登菜巡抚，驻登州。他聘请葡萄牙炮师到登菜铸炮及训练士卒。不料，部属孙有德、耿仲明在两年后叛变，攻克了登菜。虽然，叛军念旧，将孙元化释放，但他还是在次年被朝廷处死。

  孙元化留下了《西法神机》这本著作，此书在崇祯五年写成。其中《铳台图说》一章涉及到西式筑城法时，写道：“凡敌至城下，则铳不及矣。有棚梯。则抛石、滚木无用矣。是以出为马面台，使我兵从马面台横击也。然敌又以棚梯薄台，安从横击？故法宜出为‘铳角’”。[22]

  什么叫“铳角”呢？孙元化解释道：“‘铳角’者，犹推敌于角外，以就我击，故铳无不到，而敌无得近也”，[23]也就是说，铳角与马面台不同，它是没有射击死角的。

  《西法神机》收录了四幅图，描述了四种铳角的形状：

第一图，是在凸出城墙的方形马面的两角之上分别筑起两个梭形（近似棱形）小铳角，用来保护马面。

  第二图，是在方形城池的四隅分别筑起四个梭形（近似棱形）大铳角，用来保护城池。

  第三图，是在单独的炮台（或敌台）的四隅分别筑起四个大铳角，用来保护炮台（或敌台）。

  第四图，是在单独的炮台（或敌台）的四边分别筑起四个三角形的小铳角，用来保护炮台（或敌台）。

  从图中可见，孙元化的笔下的铳角，有梭形（近似于棱形）、三角形等不同形状，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铳角几乎都以锐角为主，这或许与前文侯震阳提到的“锐台”以及徐光启提到的“锐角台”，都属于同一类型的——锐角棱堡。这表明，那时雏形棱堡的棱角模式还很单一，后来经过发展，又产生了钝角棱堡、可能还有直角棱堡，等等。

  孙元化非常看重铳角的防御能力，他认为，“城虚而铳角皆实，故城体薄而铳角皆厚。城用大铳于角，而鸟枪、弓矢助之于墙；台用大铳于中，而鸟枪、弓矢助之于角，用大铳之处，傍出土筐，一以防铳；二以代堵。盖铳最为害器，虽精，犹恐裂也，故防之于筐，隐之于后，既隔铳，亦捍敌矣。堵薄，故易震。既设筐，遂不设堵矣。”[24]

  这里的所说的“堵”，是指城上的墙垛，也就是城墙上面那一排用来掩护士兵的凹凸状矮墙，如果厚度不够，很容易被火炮轰得粉碎，这样就会致使城墙上的士兵失去掩护，完全暴露在敌人各种远程兵器的打击之下，难以立足。孙元化主张用土筐代替那些薄城堵。又或者将城堵改建成房屋，以堵口为窗，用来观察敌人。他在书中说，“城之上设堵于墙，即为营房，台之上设堵于角，即为望房，便其饮食坐卧于斯，用志不纷矣。角之铳者，西法也，堵之即为营房者，闽粤秦晋皆有之也。”[25]

  铳角的台阶也要做足安全措施，“其台之向内一面设级以登，更以矮墙护之，铁门扃之。矮墙一门，由门登级，由级入房，通级之房，亦以铁门扃之，虞墙之破也。”另外，台上“宜为药窑，宜为水库，别有法度，必蓄二十人受围十日之需而可矣。”[26]

  孙元化在书中最后总结道：“铳以强兵，台以强统，台有一定之形势，面角有一定之周径广狭，其直、其折、其平、有绳矩；其虚、其实、其屯营、其更舍、有方位，稍不合法，不可以用铳也......”[27]

  徐光启在此其间也不遗余力地推广西式筑城法，例如他于崇祯三年六月的《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中称：“边方紧急去处，于耢种地所造如式‘吊角空心敌台’一座”，“其所造敌台，平时与本官居住，仍令于台上各备大小火铳、药弩等件，遇有虏警，集户下丁壮，于台上射打”，“卫边要地，人人惮往”，徐光启建议如果那里的读书人“独能筑治台堡，开垦地亩者，与内地难易迥绝”，应该参照辽东诸生的例子，在乡试时予以优待。[28]

  徐光启与孙元化的西式筑城法源自意大利人利玛窦，而明末来华的另一位欧洲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也将棱堡筑城体系带来了中国。由汤若望传授，明人焦勖写作的《火攻挈要》，与《西法神机》一样，也是记载西方火器技术的著作，但要晚出十多年，其中的《守城说略》一篇中说到：“西洋城守所用火攻无甚奇异，但凡城之突处，必造铳台。其制‘捏腰三角尖形’，比城高六尺，安大铳三门或五门，以便循环迭击，外设铳以备近发，设练弹以御云梯，合上另筑瞭台二层，高三丈，上设‘视远镜’，以备瞭望。且各台远近左右，彼此相救，不惟可顾城脚，抑可顾台脚。是以台可保铳、铳可保城，兵少守固，力省而功巨也。”[29]

  谁能否认书中所说的“捏腰三角尖形”铳台，不是雏形棱堡呢？

  焦勖这人的生卒年月不详，他很可能是一名铸炮工匠，协助奉帝命督造火炮的汤若望开展工作。由此可以认为，棱堡筑城体系不但在朝廷士大夫中散播，亦已经流传到了民间。经验丰富的民间工匠，建筑出棱堡筑城体系的城防工事，也不足为怪。

  明代的金山岭长城有棱形墩台。[30]山海关一片石的九龙口水关，城墙上凸出九个三角形敌台，这种敌台与孙元化在《西法神机.铳台图说》一章中第四图记录的三角形敌台非常相似。

九龙口水关图片

北方的知识份子留下了很多关于棱堡筑城体系的文献资料，南方也有这样的史籍。明朝灭亡之后，在江南抗清而死的钱旃，他生前编撰了一本名叫《城守筹略》的著作。其中《敌台》涉及到棱堡筑城体系，原文比较长，现抄录如下：

  “城墙正面不便俯视，恐矢弹正面对攻，不敢眺望，故贼得攻逼城下，任意施为。如今之城，不必矢弹对攻，虽枪筅亦上刺有余矣，全仗高台两边顾视夹击，贼不得直至城下，又不能屈矢斜弹以伤我台上之人，故我得以放心肆力敌贼也。有城无台，亦如无城。台非其制，亦如无台，城以卫人，敌台又以卫城。敌台之制，紧靠城之外，身贵于长出，不贵横阔，台脚基长出二丈五尺，则收顶止有一丈一二尺矣。台基横阔一丈二尺，则收面止有八九尺矣。原城有二丈高者，台比城身再高三四尺。城无二丈高者，台比城身再高五六尺。台上左右垛墙，平腰之半，各开三垛口，每口要阔一尺四寸，以便抛打砖石，放发矢弹，墙脚下中夹各开一孔，方圆八寸，以便打放佛朗机、百子铳。正面垛墙比左右墙更高二尺，不宜开垛口，恐正面矢弹打入，伤台上人，又不能站立矣。止于人头高处，开方圆六寸阔四孔，墙下置垫脚石，备不时观视。上盖瓦屋，檐各出墙二尺，许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以敝风雨。各台相去二三百步、或一百余步、或七八十步，随其城之屈直回折，以为远近，不必拘泥。”[31]

  书中记载，这种敌台高约九至十米。台基长约七八米、阔约三四米。台顶部长约三四米，阔约三米。各个敌台之间，有相距七八十步、一百余步或者二三百步，都在铳炮的射程之内。仅就高度而言，比起徐光启的圆形敌台差不多降低了三分之二左右，更有利于避免火炮的打击。

  《城守筹略》认为：“筑实敌台不如筑虚敌台，其空用砖砌三面而空其中，中有二层，以木板为楼，用木梯上下。每层多置空眼，以便窥观及放鸟铳、弩箭之类。敌台亦有三类，造于城角，一也；或于城墙居中造之，二也；或于城外另作，三也。城角上者，谓之‘正敌台’，此必不可无者，墙居中者，因其角钝，谓之‘扁敌台’，另作于城外者，谓之‘独敌台’。扁敌台之为用，盖缘城墙太长，二台相去甚远，彼此难以救援，故于其中再立一台以为倚角，其台之‘颐’、‘鼻’、‘眉’、‘眼’，以及铳所皆与正台同，但二额所交之角为极钝之形，取其便于用也。独敌台若筑城门外，建以掩门，以更为固守难攻计也。盖欲攻他台，必先攻此，即使攻破，尚在城外，何损于守乎？其形皆如他台，但此不作‘吭’，用桥从城上达之。又有‘双敌台’，其左右各有铳眼，用以守山谷或湖海之夹洲，则建之。又有‘双鼻之台’，此乃建于极锐角式之城者，其鼻分作二角，便于相救。”[32]

正敌台图片

扁敌台与独敌台图片

双眉双眼敌台与双鼻之台图片

记录在《城守筹略》这本书中的各类棱堡名目繁多，有“正敌台”、“独敌台”、“扁敌台”、“双敌台”、“双鼻之台”等。敌台中央突出的那个台角称为“鼻”，由台角延伸而出的两边叫做“颐”。敌台背后伸向城墙的两条边叫做“眉”，两眉之间的凹入处叫做“眼”。敌台与城墙的通道叫做“吭”。扁敌台是向后凹入的，而独敌台则凸出在城墙之外。此外，两个敌台可以纵向叠成“双敌台（又叫‘双眉双眼敌台）”；还可以横向紧挨在一起，组成“双鼻之台”。

  书中的“正敌台”一图中写着“细点为炮路”这几个字。所谓“炮路”，按照现代的说法，也就是枪炮的“弹道”。从图中看出，守军隐蔽在正敌台背后的“吭”，利用铳炮掩护另一个敌台的“鼻”与“颐”，使城墙完全不留任何射击死角。这种棱形敌台中间横突的两“眉”对隐蔽在背后的作战人员多了一层保护作用，比起孙元化设计的梭形（近似于棱形）与角形的铳台更加先进。而“独敌台”、“扁敌台”、“双眉双眼敌台”、“双鼻之台”都有上述优点。从附图中还可以看出，这些敌台大多数是钝角的（只有“双鼻之台”由两个锐角组成），它们与孙元化设计的那些锐角棱堡不同，根据恩格斯的观点，锐角棱堡效果的确不好，但是“实际上钝角形凸角非常有利，而且是多边的多角形要塞所不可避免的”。[33]

就这样，各种敌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这符合十六世纪欧洲工程师丹尼尔.斯佩克尔提出的棱堡工事体系的一些原则：“购成要塞围墙的多角形的边越多，要塞的越坚固，因为边多了，要塞的各个正面就可以更多地互相支援......”[34]

  《城守筹略》的《卫城铳台》篇还称：“城有不可用铳者三，一日‘圆城’，谓铳能直放，不能绕放也；二日‘直城’，谓铳能仰前，不能俯下也；三日‘方形马面台’，谓方城只能顾城脚，不能顾台脚也。似此三种，以致虏贼临城，我铳不及，故得填壕。思逞筑土，内窥主客，胜负事未可定。若卫城之台，不可筑于城正面处，当筑于城之四隅、城委角处。城有五角、六角者，台亦宜有五座、六座，盖城委角处，左右顾盼，历历分明，角角有台，则彼此又互相照应。台式作三角形，每台厝大铳六门。台基系以石砧、木杵，垫以大石。台墙砌以砖，用沙、瓦屑、石灰，三和土（大既是指‘三合土’，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优良材料，各个地区有不同的三合土。但其中必须包括石灰），筑之......许以糯米汁沃之，或以片糖汁沃之。日久，坚硬如铁。送发猛铳，可保无虞。台之中，筑一砖窑以藏火药。若城门正面有月城者，恐左右铳台又为月城所间，宜于城角外又筑方台而斜形，广袤十五尺，务必远过月城，俾左右得相应援，即月城亦在所协护也。每台之铳，编成字号，镌以平仰俯放，得至某地成法，不致临期慌迫失措。”[35]

钱旃的著作中指出了圆城的缺陷，这比起当初提议修筑圆形敌台的徐光启，又是一个进步。

  《城守筹略》的《缮葺旧城》篇涉及到改造传统的旧式敌台的问题。书中写着，“如先有敌台，为正方形，人守于内，亦可御外。即以此台为新法之‘吭’，而别加‘眉’、‘颐’等类，或旧台相去太近，不及一箭之地，当去其一，改作稍远，如先有台，或大小，或圆形，预如法帮筑广大，盖圆而小不便用铳，其原有瓮城在城外者当改为城内，庶使台铳彼此救援。”[36]

  此篇教导人们如何将正方形敌台以及圆形的小敌台改作棱堡。两个敌台相距太近则要改远。原在城外的瓮城也要改为城内。

  综上所述，棱堡这种西式筑城体系在明末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多种称号，分别有：“三角三层空心式”敌台、“锐台”、“锐角台”、“空心三层锐角台”、“铳角”、“吊角空心敌台”、“捏腰三角尖形”铳台、“正敌台”、“独敌台”、“扁敌台””、“双敌台”、“双鼻之台”等等。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西方的火绳枪在明代中期传入中国时，不也是产生了“鸟铳”、“鸟嘴铳”、“鲁嘧铳”等多种称号吗？

  无可讳言，雏形棱堡是一种不完善的筑城体系，所以它的面世必然会受到守旧者的评击。《武备志》收录有尹畊写的《堡约》十二章，叙述西北边境地区的城堡建制，其中谈到有的城堡城门两旁的角台与城墙不是九十度的直角，所以被作者批评为“矢道皆斜”，影响从侧面射击敌人。[37]其实，这种缺点欧洲的一些雏形棱堡也有，而在意大利派棱堡筑城体系中，这种现象尤其突出。直到十六世纪“完全摆脱意大利派影响”的工程师丹尼尔.斯佩克尔提出的棱堡工事体系的一些原则中，才指出：“需要互相掩护的各个工事配置得越近直线越好”，“棱堡的侧面——至少是部分侧面，最好是整个侧面——应同防守线垂直......”[38]

武备志中的城堡图片

尹畊还继续评击说：“堡有垂角而出，缩腹而入者，亦须量势为台，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筑一台，不论远近出入，矢石纵及，亦弱而无力，攸忽之间，为虏所乘。”[39]这里批评的对象与孙元化在《西法神机.铳台图说》一章中第四图所记录的三角形敌台何其相象。

  雏形棱堡走向成熟需要一个过程。恩格斯指出，西方的棱堡新式筑城体系，经过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数学家、军事家、工程师们长期不懈的努力，“直到大约1740年科尔蒙太涅发表了他关于棱堡筑城体系为止：科尔蒙太涅的棱堡筑城法通常被认为是棱堡筑城体系最完善的。”[40]

  成熟的棱堡筑城体系比较复杂，它攻防兼备，可以包括实心与空心的两种棱形要塞、三角堡，以及相当于内堡的封垛，也有壕沟、中堤、斜堤，提供给守军掩蔽集结进行反击的掩蔽路、屯兵场等。这东西出现在世界上已经是十八世纪中期的事了。而在十七世纪的明清交替时期，长途跋涉来到东亚的欧洲人，他们建立的棱堡，还没有那么先进。

  在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为收复台澎地区与荷兰人兵戎相见。荷兰人在占领区内建有多个棱堡。但是在乘坐着数百艘战船的二万五千多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很多据点都弃守了。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热兰遮城。

  《被忽视的福摩萨》记载了荷兰人修筑热兰遮城的过程：“......在福摩萨和沙洲之间一个很高的沙坝上，建造了一座石头的炮台或城堡，名为热兰遮。这是一座用砖砌成的方形城堡，建造精巧，城墙有几处厚达六呎，侧翼厚四呎，四周围以围墙，约三呎高，十八吋厚，各个城墙内填以沙砾。”“城堡上的大炮架得过高，只要瞄低一些，炮弹几乎会垂直地射到地里去。同时，由于地势不好，又没有濠沟、外廓、木栅以及其他防御设备，这城堡就象乡间农舍一样，很容易侵入，后来，增建了若干外堡，外堡都有围墙，上面建有防栅，但是它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增强，因为这些外堡不能得到主堡大炮的掩护，同时也不能自卫。”“前述外堡还有另一个缺点，那就是离它不过一手枪射程的地方，有一座较高的沙丘，可以直接威胁到它。为了补救这种缺点，不得不在那座小山上再建第三座耗费巨大的石造堡垒，名为乌特利支圆堡，配备一门大炮和许多士兵。”[41]

  热兰遮城有多个凸出城墙的棱堡。例如地亚棱堡、连接海岸的新棱堡、弗里辛根棱堡、坎普菲尔棱堡，格列德兰棱堡等等，城外筑有壕沟及中堤。但是并非所有楼塔都是棱堡，还有半月形堡[42]，等等。一些堡垒放着“大铳”，而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习惯称之为“附城铳城”。[43]

热兰遮城图片

郑军的青铜炮、铁炮等火器猛烈轰击，在围城期间“约发射了二千五百发炮弹”，[44]，其中有十二磅、十八磅与二十四磅的炮弹，[45]令到热兰遮城的胸墙受到严重损坏，驻防台湾的一千多名荷兰军人在多次战斗中伤亡惨重。尽管如此，郑军还是未能迅速攻克该城，最后通过长期围困的办法迫使守军投降。

到了十七世纪，沙俄军队来到黑龙江上游的雅克萨，他们在那里筑起城堡，不断向黑龙江内地渗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清朝出兵驱逐沙俄军队，收复了雅克萨。但不久沙俄军队又卷土重来，他们“在原来城堡的旧址上，耸立起一座合乎当时工程技术的一切规则的城堡，四面围以底宽四俄丈、高三俄丈的土墙（相当于‘堤’）。土墙系用草土、粘土和植物根修成，坚固异常；四周都筑有四棱突出的炮垒；围绕土墙掘有壕沟；此外，在陆地一侧，还坚起一道直抵江边的木栅。堡内修建了粮仓、火药库、军需仓库和近十所居民住所。”[46]

从书中所描述的“一座合乎当时工程技术的一切规则的城堡”、“四棱突出的炮垒”等词语来看，至少苏联人认为这东西算是棱堡筑城体系。

雅克萨中沙俄军队的城堡图片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五月，清军又发起了雅克萨反击战，黑龙江将军率二千多人将八百多名沙俄军人包围在城堡之内，在攻城时动用了神威无敌大将军炮、金龙炮、子母炮等大、中、小各型火炮，但未能攻陷，只好在周围挖壕修垒，进行长期围困。至年底，城中俄军大部死亡，仅剩下一百五十多人。沙皇得知了雅克萨失利的消息后，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与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从上面两个战例看出，无论是荷兰人在台湾修建的热兰遮城，还是沙俄军队在雅克萨筑起的城堡，都属于并不完善的棱堡筑城体系。但是，中国军队还是难以在火炮的支援下直接克城，显示了这种棱堡筑城体系的坚固防御能力。

  明末清初，国内的雏形棱堡，算是与世界接轨的产物。然而，传入中国棱堡，但并没有得到普遍采用。修建传统城池仍然是全国各地的主流。但是在火炮的威胁之下，那些城池城墙的高度也相应降低，并增加了厚度，还逐渐将城上的角楼、战棚等不足以抵御炮弹的设施拆掉搬走。

  顺便提一下，当雏形棱堡再次受到国人瞩目时，已经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事儿了。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技术突飞猛进，不断从海陆入侵中国。清朝为了加强海陆疆域的防御，在境内修筑了大量炮台。当时的沿海地区有很多炮台式要塞，分别有曲折形炮台、圆形炮台、润土形炮台（以沙囊为墙筑成）等，[47]设置在入海口、海岸、内陆沿江险要地段。不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为夷为师”，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在这种背景之下，有人又建议用西方发明的棱堡筑城体系来改造炮台。例如郑观生在《盛世危言》中认为炮台的护墙“必须成交角，不可成正角，斜至五分之一，敌炮若来，自可斜指而过。”而佚名的《海国图说》中论及“连环活动炮台”时，认为“连环活动炮台，竹木兼用......环以铁索，固以皮条，有纵有横，联络成阵，或斜或直，运动最灵，周围竹笆，斜溜以软炮力，性柔而势便捷，中空其心以容炮子。”

  这两本书均认为修筑角形护墙、角形炮台可使敌人直射的炮火容易打滑，这实际就是一种雏形棱堡，历史兜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明朝末年的起点。

  清朝亦有炮台修筑成雏形棱堡的样式。从描绘晚清的《北塘炮台图》可以看出，左边的北营有三个棱形敌台（炮台），右边的小南营则有三、四个三角形敌台。

北塘炮台图片

晚清时国内出现的雏形棱堡，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更重要的是，因为火炮的发展以及攻坚战术的更新，即使是西方完善的棱堡筑城体系，其防御能力亦大打折扣，已经日渐式微。基于上述原因，对于棱堡在晚清期间未能在中国普及，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