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夺曹魏政权之关键：“正始党争”中杀曹爽
发生在齐王曹芳正始十年（249）的高平陵之变，是曹魏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是役，司马懿利用曹爽兄弟扈从齐王芳谒陵之机，发动兵变，控制京师洛阳，一举倾灭曹爽集团。曹魏政柄自此移人司马氏之手。这次政变是正始年间曹爽、司马懿两大对立集团长期矛盾的总爆发，其根源深远。关于这次事变，历来史家评论甚多，其中不乏发覆之见，为我们迸一步研究提供了启发性线索。本章拟在前贤论述的基础上，对“正始党争”作若干探讨。一、曹魏皇权演变与司马懿势力之兴高平陵之变及随后司马懿诛夷敌党、专擅朝政，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司马懿历仕四主，二受顾命，为何一旦构嫌于宗室执政（曹爽），便萌生反逆之心？司马氏兵变得手、握有政柄后，何以迅即对曹魏皇权构成倾覆之势？这些问题牵涉到有关曹魏皇权的深层次矛盾，需要追根溯源到“魏氏三祖”（曹操、曹丕、曹睿）统治时期。曹魏王朝是由曹操奠定基业而由曹丕建立的。汉灵帝中平六年（189），曹操在陈留起兵，参加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战争，这是他兴兵创业的开端。但是，直到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败降青州黄巾，他仍是一个“名微众寡”的普通军阀。当时，在争霸战争中居优势地位者首推袁绍。汝南袁氏自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大根深。因此，袁绍在冀州起兵，得到大族、豪强的广泛支持。相比之下，曹操的家世妨碍了其势力发展。曹操祖父曹腾，安帝时人宫，历侍顺、冲、质、桓四帝，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值东汉宦官专权之世，沛国谯县曹氏宗族颇受其惠。‘骡父嵩，为曹腾养子，依养父之势，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高官，又因货赂中官及输钱1亿万而进位太尉，跻身东汉政权的最高统治层。曹操荫藉祖、父，20岁即举孝廉为郎，顺利地步人仕途。但是，在桓灵之际官僚士大夫反宦官的激烈斗争中，曹操家族无疑被视作“浊流”一类。尽管曹操作了种种努力，疏远宦官势力，结交名士，“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但仍得不到士大夫的完全认同。黄巾起义爆发，继而董卓暴乱两京，曹操得机厕身“名豪大侠”之列，兴兵争霸。几经挫折，终于据有兖州一隅。曹操任兖州牧时，荀或是第一个前来投奔的世家大族人物。苟或出自颍川颍阴苟氏家族，祖父苟淑、叔父苟爽，享名极高。其父荀绲屈迫于宦官势力，为他娶中常侍唐衡之女，故“或为论者所讥”。因为这层缘故，苟或与曹操当有某种默契。曹操得到苟或，十分重视，称他为“吾之子房（张良）”。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由此他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又通过苟或的推荐，征辟了一大批名士，许都政权初具规模。这个时期，钟繇、苟攸、杜袭、赵俨、陈群等颍川籍士人相继归附曹操，连同先前投附的苟或、郭嘉等人，形成了一个具有地域和文化特征的“颍川士人集团”。还在曹操起兵之初，夏侯悖、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即随从征伐，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核心的“谯沛武将集团”。这两个集团对掌文武，构成了曹操政权的两大支柱，在争霸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曹操剿灭徐州吕布、淮南袁术两股割据势力，稳定兖、豫二州时，袁绍也攻灭劲敌公孙瓒，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的广大地区。曹、．袁两大势力隔河对峙，势在必争。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曹操战胜袁绍；接着用了数年时间，到建安十一年，相继攻下袁氏老巢邺城，克平冀、青、幽、并四州，最终成为北部中国的霸主。曹操倾灭袁氏集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首先，它破败了袁绍及其追随者依照东汉模式重建世家大族专政政权的企图，而曹操控制下的政权，则是豪强地主与世家大族的联合专政，从而曹操得以实行“名法之治”，进行一系列政治、社会的变革。其次，它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南方人士（大致以黄河为界）在统一政权中将居于政治主导地位。 在上篇第三章中，我们揭示到：曹操占领冀州后，将政治中心由许都移到邺城，又自领冀州牧，对冀州实行直接治理。他大量辟召河北名士，主要用作冀州州府的“省事掾属”；同时，针对冀州风俗“阿党比周”，专门发布《整齐风俗令》。这些措施表明，曹操一方面对河北士人作有限度的拉拢、利用，另一方面又力图削弱其社会基础。在曹操政权中，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明显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消灭袁氏集团后，曹操步人了事业鼎盛期。在巩固和扩大统一局面的同时，曹操强化了集权统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诛杀太中大夫孔融，就是他采取的重大举措。孔融，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是名重天下的大名士。他不满于曹操专擅朝政，处处与曹操作对，讥议时政，成为曹操集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曹操诛杀孔融，并打出“破浮华交会之徒”的旗号，决意破除汉末以来士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浮华交会”的风气，为集权统治扫清道路。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曹操相继发布了“唯才是举”三令。三令从解决选举用人的实际矛盾出发，意旨所及，深刻地触动了大族、名士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道德信条。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盖孟德（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然则此三令者，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概括而言，曹操强化集权统治，必然要与大族、名士在政治和思想两方面发生冲突，由此将产生深远影响。当曹操将集权统治发展为建立魏国、图谋以魏代汉时，他与大族、名士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其严重后果是导致作为政权支柱之一的“颍川集团”发生分裂。颍川苟氏家族以苟或为代表，包括苟攸、苟衍、苟悦等，是颍川集团的核心，在曹操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苟或投附曹操，是以“乃心王室”为政治抱负的。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让董昭就“晋爵国公”事密咨苟或，苟或窥透其用心，断然表示反对。他因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杀。此后，苟攸授职魏国尚书令，不久去世。钟繇一度象征性地拜授为魏国相国，因受“魏讽谋反案”牵连而免官。颍川集团的政治地位激剧下降，陈群被擢升为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成为该集团的后进领袖。综上所述，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在创建霸业和强化集权统治、图谋以魏代汉的过程中，与大族、名士的关系始终具有重要意义。以苟或投附曹操和曹操掌握汉献帝为契机，“颍川士人集团”较早形成与曹操的联合，是曹操势力得以兴盛的一个决定因素；曹氏、夏侯氏宗族通过血缘、姻亲关系与曹操结合，并构成“谯沛武将集团”的核心，则是另一个决定因素。然而，曹操与包括颍川集团在内的大族、名士有着很深的矛盾。他“破浮华交会之徒”，蔑视儒家礼法，都是针对大族、名士采取的举动，尤其是在“以魏代汉”的问题上，曹操与大族、名士尖锐对立，导致颍川集团分裂，从而削弱了自身政权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曹操战胜袁氏集团，造成南北士人在统一政权中政治地位悬殊，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由此埋下了地域政治的不安定因素。这些构成了未来曹魏皇权的深层次矛盾，存在着被极端敌视曹氏政权者利用的可能。陈寅恪指出：“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也。”咐于部分“士大夫阶级”来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杨彪、孔融是这样，金神、耿纪等也是这样，而司马懿则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据《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关于司马懿受曹操辟召并最终就职的经过，《晋书》卷三一《宣穆张皇后传》、《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旧《晋书》，亦有具体记载，可与引文互相参证。司马懿出自河内温县的儒学世家，高祖官至征西将军，曾祖以下三世居太守之任。他“知汉运方微”，却“不欲屈节曹氏”，拒不应辟，当是在出身门户和文化传统方面鄙视曹操，并对曹操专擅朝政心怀不满。当时，同郡名士杨俊认为他是“非常之人”，崔琰也评价他“聪哲明允；刚断英特”；《晋书》本纪则称他“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司马懿是这样一个很有主见和富于个性的人物，他既然敌视曹氏，又怎肯轻易应辟而就范？诚如引文所反映，他反复盘桓，只是迫于曹操威逼才“惧而就职”，然则其“乘机恢复之念”，确实“未始或忘”。司马懿进入曹操政权后，并未得到重用。然而，他在任太子中庶子期间，颇受曹丕“信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孙权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司马懿也附从陈群、桓阶、夏侯悖等人，表示赞成曹操取代汉帝。从拒不与曹氏合作到支持曹氏篡汉，司马懿的表现前后截然相反，这只能说明他精通权诈，善于韬晦，而很难说明其态度有根本转变。据《晋书》本纪载：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日：“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曹操察觉到司马懿“有雄豪志”，又查验到他“有狼顾相”，而太子曹丕却与他关系密切，不免要为“大魏国祚”忧虑。因此，曹操告诫曹丕“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事”，希望引起警惕。若非曹丕袒护和司马懿本人深加韬晦，他几乎被曹操诛杀。在曹操统治时期躲过两番劫难的司马懿，到曹丕在位期间，受到异乎寻常的宠待。曹丕称帝后，司马懿一再迁升，位望日隆，与陈群对掌朝政。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授命司马懿镇守许昌，录尚书事。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前，遗诏司马懿与曹真、陈群辅政，并诏太子：“有问此三公者，慎勿疑之。”已经揭示：曹丕采取“通达”放任的用人方针，他确定司马懿的顾命大臣地位，奠定了司马氏势力发展的权力基础；与曹真、陈群相比，这两人的元勋地位是自曹操以来倚仗谯沛人、联合颍川集团政策的产物，而司马懿的崛起完全是曹丕宠信的结果。此亦表明，自曹操以来的曹魏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倾斜，河北士人终于登上权力顶层，取得历史性突破
魏明帝在位期间，司马懿专擅疆场，尽显峥嵘。他在太和二年（228）袭破新城太守孟达，平定反叛。太和五年以后，由于曹休、曹真相继去世，司马懿得以专擅对蜀战事。景初二年（238），他又率大军讨灭公孙渊，荡平辽东。至此，司马懿的权势、位望达到顶点，已成坐大之势。这个时期，司马懿对曹魏皇室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晋书》卷三一《景怀夏侯皇后传》载：后（夏侯徽）雅有识度，帝（司马师）每有所为，必预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夏侯徽是夏侯尚之女，母为曹真之姊妹。她察觉司马师“非魏之纯臣”，竟因此遭鸩杀。由此可见，司马懿父子平日所“筹画”，必定携贰于曹氏。这再次证明，司马懿“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在魏明帝及其亲信大臣这边，也已对司马懿是否是“社稷之臣”起疑。明帝曾询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答云：“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高堂隆在病危时上书，借“黄初之际”的异兆，提醒明帝“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显然也是指司马懿而言。正因如此，当明帝病危时，他拟定的辅政班子，本来是将作为“朝廷之望”的司马懿排除在外的。然而，由于刘放、孙资谗间使诈，明帝临时更改前诏，终究确定司马懿为顾命大臣之一。曹魏王朝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二、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正始年间（240--249）发生在曹魏政权内部的派别斗争，是围绕着两个辅政大臣--曹爽、司马懿而展开的，我们不妨将对立的两派分别称作“曹爽集团”、“司马懿集团”。那么，这两个集团的主要区别或特征是什么呢？属于曹爽集团的人物，除曹爽兄弟外，主要有夏侯玄、何晏、邓飚、李胜、丁谧、桓范、毕轨等。曹爽是曹真之子，“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明帝即位后，曹爽颇受宠待，官至武卫将军。明帝病重，拜曹爽为大将军，受遗诏辅政。夏侯玄是夏侯尚之子、曹真之甥，与曹爽为中表兄弟。曹爽辅政后，夏侯玄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转征西将军。何晏，南阳人，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其母尹氏被曹操收作夫人。何晏年少长于宫中，曹操待之如己子，称作“假子”；成年后娶曹操女金乡公主。邓飓，南阳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之后。李胜，南阳人，“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丁谧，沛国人，其父丁斐为曹操旧将。桓范，沛国人，建安末入曹操丞相府，为“谯沛”旧人。毕轨，东平人，子尚公主，为皇室姻亲。从以上背景资料看，曹爽、夏侯玄出自曹氏、夏侯氏宗族，何晏、毕轨是皇室姻亲，丁谧、桓范属“谯沛人”，都与曹魏皇室关系密切；邓飓、李胜则通过何晏、曹爽进入该集团。因此，他们无疑是一个亲曹魏皇室的政治集团。此为其一。其二，以地域论，主要集中在沛国、南阳两地，都在黄河以南地区。其三，除桓范、毕轨年岁较长外，其余为年轻人。属于司马懿集团的人物，除司马懿父子外，主要有司马孚、卢毓、孙礼、刘放、孙资、高柔、王肃、王观、傅嘏等。另有一个特殊人物蒋济，后面将专门讨论。司马孚是司马懿之弟，曾为曹植文学掾。卢毓，涿郡人，其父卢植为经学大师。卢毓曾由崔琰荐举为冀州主簿，后人曹操丞相府。孙礼，涿郡人，曹操平幽州，辟为司空军谋掾。刘放，涿郡人，汉室后裔。曹操平冀州，刘放归附，人为司空府属。孙资，太原人，曾为曹操丞相府属。高柔，陈留人，从兄高干为袁绍之甥。（曹操曾“欲因事诛之”，高柔自晦得免。王肃，东海人，荆州古文经学学者，其父王朗为曹魏名公。王肃女嫁司马懿子司马昭，两人为儿女亲家。王观，东郡人，曾为曹操丞相文学掾。司马懿为太尉，辟王观为从事中郎。傅嘏，北地人，伯父傅巽为魏侍中、尚书。傅嘏初仕为陈群司空掾；司马懿为太傅，辟其为从事中郎。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作出如下初步判断。其一，司马懿、司马孚为司州河内人，卢毓、孙礼、刘放均为幽州涿郡人，孙资为并州太原人；高柔虽为兖州陈留人，但长期居留并州，与袁氏政权关系密切。以地域论，他们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王肃、王观、傅嘏等则通过姻亲、主吏关系进入该集团。其二，除傅嘏较年轻外，其余主要是建安时期人仕的老官僚。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得知：曹爽集团成员与司马懿集团成员在所出地域和年龄层次两个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对两个集团的进一步剖析，邸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初学记》’黟卷八引卢毓《冀州论》云：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何晏）、邓玄茂（邓飓）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xx，1，异徐、雍、豫诸州也。严可均《全三国文》搜罗古类书，从《艺文类聚》中又辑出该论佚文一条，另外辑出何晏《冀州论》、《九州论》佚文数条，但内容都是褒赞冀州人物、风土和物产，与何晏贬抑冀州的态度不合，当是卢毓所论之佚文。唐长孺认为，《九州论》也是《冀州论》之讹，“当时必是何晏、邓飚先作《冀州论》而卢毓驳之，卢毓之文应该是《难冀州论》，后世传写脱去‘难’字，所以都误题何晏”。何晏等为何要著文贬抑冀#17据《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李贤注引《献帝春秋》云：“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唐长孺指出：“虽然说司州并人雍州，但大河以北诸郡应并人冀州，河内在汉末是属于冀州的。何晏的《冀州论》从上古说起，所以不是汉代的冀州而是古冀州或汉末所恢复的古冀州，其中是包含河内的”，因此，“推测是正当司马氏与曹氏斗争之际，他有意贬抑冀州以打击司马氏”。我们可以作一点补充，即何晏所打击的不仅是司马氏，还包括其党羽卢毓、孙礼、刘放、孙资等，他们都在恢复后的古冀州范围内。《三国志》卷九《曹爽传》称“（何）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大概就是指这件事。为打击政敌而牵涉到地域风土文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汉代选举实行察举征辟制，门阀、乡里对个人仕进至关重要，同一地域内士人往往在婚姻、仕宦等方面互相提携。发展到汉末，地域在政治上的意义便相当突出。比如，汝南、颍川两郡地域毗邻，在汉末人才辈出，号称“汝颍固多奇士”。孔融与陈群论汝、颍人物，作《汝颍优劣论》，执意要在汝、颍士人之间分别高下，认定“汝南士胜颍川士”。颍川士人投附曹操，孔融因反对曹操而迁怒于他们，故有此一辩。其实，在曹魏政权中，地域与政治相关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建安二十一年（216）曾发生两起有联系的大案，即“崔琰案”和“毛玢案”。在上篇第三章中，我们揭示到：在崔琰案中，支持崔琰的是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曹操诛杀崔琰，实质上是对这些人的一次集中打击行动；而在毛阶案中，替毛玢辩护的是侍中和洽、桓阶，两人都是南方名士。《三国志》卷一二《崔琰传》注引《魏略》载：明帝时，崔林尝与司空陈群共论冀州人士，称琰为首。群以“智不存身”贬之。林日：“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即如卿诸人，良足贵乎？”崔林是崔琰从弟，从他与陈群议论冀州人士的态度看，南北士人间明显存在着隔阂。陈群贬斥崔琰“智不存身”，崔林则反唇相讥，认为陈群等颍川士人（即“卿诸人”）不足为贵，双方争论的焦点无疑是南北士人与曹魏政权的关系。看来，像崔林这样的河北士人，其潜意识中对曹操压制本土人士一直耿耿于怀。在《三国志·魏书》中，可以见到不少河北士人互相提携、关照的事例。（驻我们不难推断，当司马懿与曹爽发生权力斗争时，那些与南方士人有着隔阂的河北士人当然投向司马懿一边。明帝临终前，拜孙礼为曹爽大将军长史，本意是将他作为曹爽的“良佐”。然而，孙礼“亮直不挠”，与曹爽不合，遂被迁调外任。孙礼最终投靠了司马懿。刘放、孙资长期担任中书监、令，掌典“机密”，被明帝倚为腹心。但是，当明帝就“万年后计”向孙资征求意见时，孙资“依违其间，无有适莫”，而其本意则是否定明帝“使亲人广据职势”的主张，建议选用一两个外臣辅政，‘挈实是有所倾向。景初三年（239）正月，明帝病重，拟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刘放、孙资与夏侯献、曹肇等有隙，恐遭其祸，遂谗间使诈，劝明帝罢免曹宇等，仅以曹爽辅政，又力陈宜以司马懿“相参”。其实，刘、孙二人当然明白，曹爽与夏侯献、曹肇等关系密切，只有司马懿才能保全其官位及身家性命。两人以私念而坏国家大计，昭然可知，裴松之称“放、资称赞曹爽，劝召宣王（司马懿），魏室之亡，祸基于此”，确为的论；而刘放、孙资在急切问引司马懿为援，地域因素实是双方共有的默契，也即是说，两人投靠司马氏，为时更早。在曹爽集团这边，如前所述，地域因素更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曹爽曾试图将卫臻引人本集团。据史载，“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人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卫臻，陈留人，其父卫兹曾以资财助曹操起兵，后从曹操战死。他既是南方人，又与曹氏颇有渊源，所以成为曹爽拉拢的对象。就年龄层次方面而言，在曹爽集团成员主要为年轻人这一表象的背后，存在着的基本事实是：建安时期人仕的南方人士，到正始年间已凋零不堪，尤其是作为曹魏政权支柱的“谯沛集团”和“颍川集团”人物，大都已相继故世，亲曹魏皇室势力实际上处在重新组合阶段。在司马懿集团成员这边，其所以以建安时期入仕的老官僚为主体，恰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比如司马懿、高柔劫后余生，河北士人受压制、打击等，这些因素潜存在该集团大部分成员身上，一旦亲曹魏皇室势力衰弱，便显得活跃起来。除上述两个方面外，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差异，在政治思想方面虽较隐晦但十分重要。《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刘孝标注云：《魏志》日：“（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栽。”文中提到“才性论”是当时名士讨论的重要命题。关于魏晋才性论的大致内容和政治意义，陈寅恪、唐长孺已有精辟论证。就与本文相关者而言，才性论是分析、批判东汉名教之治的政治理论，是名理学的重要议题。凡主张才性同、才必合者（如傅嘏、钟会），即是遵循名教传统，认为人才的德行与才能一致；凡主张才性异、才性离者（如李丰、王广），即是受曹操“唯才是举”理论的影响，认为人才的德行与才能相分离。我们知道，傅嘏、钟会属司马氏一党，李丰、王广则忠于曹氏，因而不难推断，曹爽、司马懿两集团成员在政治思想方面判然有别。事实上，司马懿集团成员曾对曹魏现行治国方针提出广泛、深刻的批评意见。明帝以卢毓为吏部尚书，掌典选举，诏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卢毓答云：“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明帝的本意是破除选举中的名实不符弊端，所持的是“唯才是举”标准，卢毓却以名教观点解释“名”，肯定了它在选举中的作用，实是对明帝主张的否定。另从卢毓与李丰论才性问题的言论看，他也属于主张“才性合”的一派。’鬻嘏在青龙年问上书，更对曹魏政治作了多方面的尖锐批评。卢、傅二人是司马氏集团的理论家，其意见具有代表性。 与司马懿集团成员坚持名教统治原则相对应，在曹爽集团成员这边，存在着所谓“浮华”问题。《曹爽传》载：南阳何晏、邓飓、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人们多依据这条材料，认为何晏等5人，加上夏侯玄，都属于“浮华”党徒，从而断定曹爽集团为“浮华”派。其实，《三国志·魏书》及裴注涉及“浮华”案成员名单者还有数处，只提到夏侯玄、诸葛诞、邓飚、李胜、刘熙、孙密、卫烈等7人，均不及何晏、丁谧、毕轨。据《曹爽传》注引《魏略》所载何晏等三人事迹，可确知三人不在“青龙浮华案”中。陈志叙魏晋嬗代事，本来就多有舛谬，上引材料连带叙述，将何晏等三人与其他人混为一谈，不可不辨。此为其一。其二，在太和及正始年间青年名士探讨名理学和玄学问题的潮流中，参加者除属于曹爽集团的夏侯玄、何晏外，属于司马懿集团的司马师、傅嘏，后来投靠司马氏的钟会，也在其中；‘观且，夏侯玄、何晏、李胜等在任官期间都颇有实绩。因此，若非受旧史诋毁何晏等人的倾向影响，我们很难将其中一方指为“浮华”派。其三，最重要的还在于，夏侯玄、何晏等探讨理论问题，是有现实政治意义的。《文心雕龙·论说篇》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刘勰将曹魏创业初期“术兼名法”与正始年间“务欲守文”对举，而把傅嘏、王粲等“校练名理”、何晏等“始盛玄论”看作是对应于两个阶段的政治理论，意旨甚为明确。刘勰是南朝齐、梁间人，相对魏晋之际的人们而言，其思想认识较为客观。关于夏侯玄、何晏等以玄学思想指导政治实践，下面还要专门讨论。另一方面，同样是探讨理论问题，司马师等人所持的立场与何晏等是有区别的。傅嘏“校练名理”并坚持名教立场，已揭示如上。《三国志》卷--A（钟会传》载：“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日《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说明钟会虽然将所撰著作题为“《道论》”，但在当时“浮华”案打击的是夏侯玄、诸葛诞等人互相品题，干扰选举，与后世称何晏、王掰等“浮华”、“浮诞”不是一回事。人看来，他探讨的问题并没有超出刑（形）名学范畴。本传称他“博学精练名理”，上文说到他主张“才性合”，表明他在名理学中坚持了名教立场；他无法在理论上达到玄学高度，当是隔着名教这层滞碍。此外，何晏曾称司马师“能成天下之务”，大概司马师虽然参与谈论，但其本志仅在于建立事功，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理论创造。考虑到曹丕曾以“宽仁玄默”为最高宗旨，采取外儒法而内黄老的治国方略，’我们有理由认为，夏侯玄、何晏等倡导玄学理论，反映了亲曹魏皇室新权贵进一步为这个王朝探求统治思想的企图，这也是促成名理学（即形名学）向玄学过渡的真正动力。后世谈论何晏等人煽动玄风，往往溯源于曹丕“通达”放任，却较少注意两者在政治思想上的联系。三、权力斗争与“正始改制”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之间的斗争，一开始就是围绕权力而展开的。《曹爽传》载：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明帝崩，齐王即位，加爽侍中。《晋书·宣帝纪》载：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夕1-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这是明帝去世、齐王即位后曹爽、司马懿二人的官位和权限。因此，推测是曹爽缺乏心理准备或刘放、孙资居中替司马懿谋划的结果。此时，尽管曹爽在宗室身份和权位上还占有一定优势，如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假节钺权限高于假节等，但已经强烈地感受到司马懿积久威势的重压。景初三年二月，即出现上述态势后不久，由丁谧策划，曹羲代作表奏，曹爽让齐王“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从而多少挽回一些大权旁落的损失。 不过，司马懿仍“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保留了全部军权，并且，虽然他不再“录尚书事”，但无疑仍是辅政之一。《曹爽传》载：“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裴注引《魏略》亦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反映了此后一段时间曹爽、司马懿二人关系的大致情况。此亦表明，两人围绕最高权力进行的第一场较量，以双方各有所得且互有退让而暂时妥协。曹爽在亲曹魏皇室势力衰落时出任首辅，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培植亲信，扩展势力，建立权威。于是，夏侯玄、何晏、邓飚、李胜、丁谧、毕轨等通过各种关系聚合在曹爽周围。《曹爽传》载：及晏等进用，成共推戴，说爽权重不宜委之于人。乃以晏、胜、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曹爽以何晏、邓飚、丁谧为尚书，何晏掌典选举，掌握了中央行政枢纽；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加强了对京师的控制。同时，又以二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夏侯玄为中护军，取得了对中军的控制权。
所谓“权重不宜委之于人”、“诸事希复由宣王”，如上文所析，正是明帝安排曹爽作首辅的本意，至此才得以实现。上述以权力和人事为中心的变革，必然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何晏任吏部尚书，即是取卢毓而代之。史称“（何）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反映出变革已逐渐深入下层。这些举动自然要遭到敌党攻击。王夫之对此辨析说：“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傅嘏讥晏外静内躁，皆司马氏之徒，党邪丑正，加之不令之名耳。晏之逐异己而树援也，所以解散私门之党，而厚植人才于曹氏也。”所见极是。与曹爽作上述调度同时，一向“有雄豪志”的司马懿也不甘示弱，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发挥擅长军事的优势。正始二年（241），吴军分三路进攻芍破、樊城和桓中，司马懿请求亲自率军讨伐。正始四年，司马懿又督率诸军击吴将诸葛恪于皖城。这两次进兵，都是在众议反对的情况下勉力成行，其结果增加了司马懿的威势。有鉴于此，曹爽、夏侯玄在正始五年发动了征伐蜀国的骆谷之役，意在令曹爽建立“威名”。但是，从历次魏蜀战争的形势来看，此举显然属冒险而无成算，结果劳师无功，关中虚耗，曹爽也因此声誉大损。以上可视作曹爽、司马懿进行的第二场较量，双方争斗尚属平稳。《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注引《魏略》载：“玄既迁，司马景王（司马师）代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夏侯玄由中护军迁任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是为发动骆谷之役作准备，时间当在正始四五年之际。推测夏侯玄迁任、曹爽率军西征后，司马懿把持朝政，乘机让司马师接替了中护军职位。护军本来“隶领军”，《魏略》却称“总统诸将”，似此时司马氏不仅控有护军，且有扩大其权力的趋势。司马懿擅长统兵，在军队中威信极高，他一旦有控制中军的势头，对曹爽集团无疑是个严重威胁。正始六年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就是对上述事态作出的强烈反应，其意显然是把中军的大部分集中控制在自己手中，阻止司马氏进一步染指。尽管司马懿“以先帝旧制禁之”，却无法阻拦曹爽付诸行动。以争夺中军控制权为焦点，曹爽、司马懿之间的争斗逐渐表面化。正始八年五月，司马懿称疾不预政事，暗中准备以武力诛除曹爽集团。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为兵变积蓄力量。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决斗，已是一触即发。探讨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之间的斗争，必然要牵涉到所谓“正始改制”，因为这是当时人议论的中心话题，也是司马懿集团成员抨击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始年间曹爽集团进行的改制有哪些基本内容呢？史籍并无确切记载。不过，以《夏侯玄传》所载《答司马懿问时事议》一段长文为蓝本，结合有关史实，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其大致内容。概括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整顿九品中正制，到页“台阁”（尚书台）、“官长”（各级行政长官）和“中正”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要避免“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第二，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将州、郡、县三级官府并省为州、县两级，减去郡一级。第三，改革奢侈的服制。据唐长孺论证，正始年间，司马懿曾倡议在州一级设置大中正，曹羲作书表示反对。考虑到曹爽集团控制着尚书台和吏部，而司马懿集团以老一代名士为主体，在地方上的势力和影响较大，因此，夏侯玄主张抑制中正的权限，发挥吏部的作用，表达了曹爽集团伸张势力的要求。同样，并省地方行政机构，精简吏员，也有利于抑制地方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威。基于以上原因，夏侯玄的改制主张当然为司马懿所抵制。司马懿回答说：“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虽然肯定改制内容，却反对付诸实施。另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揭示，夏侯玄提出的三项改制措施，反映了玄学思想家宣扬的简约朴素的复古倾向，体现了“无为”清静的政治思想。如果说玄学曾一度作为官方统治学说，那正是在正始年间的短暂时期。当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为权力而明争暗斗时，前者所进行的改制给后者增添了攻击的口实。司马懿政变时数列曹爽的“罪状”，即称他“背弃顾命，败乱国典”蒋济曾针对“丁谧、邓飚等轻改法度”，上疏加以驳斥。就连曹爽的长史应璩也对改制表示异议。史称“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毋庸置疑，在三国纷争、内外不宁的形势下，曹爽集团进行大规模的改制，确有扰民清静和不合时宜之嫌，是促成一些人背离该集团的重要原因，蒋济即是如此。但是，如上所析，曹爽与司马懿进行权力斗争，以及对立两集团互相排抑，本不待改制而引发，况且，即便在改制过程中，双方势力的消长仍然是共同关注的焦点；而曹爽与司马懿进行权力斗争，以及对立两集团进一步组合，实有更深刻的原因存在。因此，那种把正始改制与司马懿政变简单联系的做法，难免失之片面，也无法解析对立两集团斗争的根本原因和实质。
四、从蒋济看正始党争
正始十年（249）正月甲午（初六），曹爽兄弟扈从齐王拜谒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因奏爽罪恶于帝”。这次政变是曹爽、司马懿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决斗，是双方武力的较量。司马懿因控制了曹魏首都洛阳城内的中军而掌握全局，一举倾覆曹爽集团。清人王懋弦评论说：“懿既拥兵，而子师为中领军（按：应作中护军），亦执兵柄。其诛爽也，师勒兵镇遏中外，阴养死士三千，一朝而集；昭亦率众卫宫。此直举兵称乱，伺间以取人之国，而以诛爽为名耳。”暴露了政变的实质。司马懿发动兵变时，参与者除其二子外，主要有司马孚、高柔、王观、蒋济等。蒋济时为太尉，随司马懿出屯洛水浮桥。司马懿让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劝曹爽罢兵归罪，许诺以免官为限，蒋济亦作书转达司马懿旨意。 司马懿上奏曹爽“罪状”，声称“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可见蒋济在政变中是一个重要人物。然而，若对蒋济在政变后的表现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与前揭司马懿集团成员实有很大区别。王懋兹在所撰《白田杂著》卷五中考析蒋济事迹，力辨其非司马氏之党，颇中肯綮，惜于原因未能深究。现参照王氏所论，对蒋济事迹再作考辨，借以为了解正始党争提供一个新视角。《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收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飓、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蒋济日：’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三国志》卷一四《蒋济传》亦载，曹爽等伏诛后，蒋济进封都乡侯，邑700户。他上疏称“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固辞爵邑；不久去世。本传注引《世语》云：“初，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睢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曹爽传》注引干宝《晋纪》亦称：“蒋济以曹真之勋力，不宜绝祀。。。。。。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蒋济在政变后力主保留曹真之祀，对照他转达司马懿睢免官而已“的旨意，及后来”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说明他对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深刻用心缺乏认识，以为是简单的政争而已，如此当然不必对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大加杀戮。然而，司马懿尽诛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夏侯玄早已迁调外任，属例外情况），夷及三族，充分暴露了夺权篡国的野心，蒋济力不能止，唯有辩白自身始末，辞让爵邑，以区别于司马氏，昭明心迹于世人。王懋兹称：“爽诛，懿专政，而篡弑之形成矣。济盖深悔之，故发病而没。干宝《晋纪》谓‘病其言之失信’，未尽然也。”蒋济之死，不仅仅因为他失信于曹爽，还有他对大魏国祚的忧虑和对自身行为的追悔。蒋济申明自己“谋不先知，战非所率”，提示我们对他在政变中的举动重作审查。王懋弦辨析说：“蒋济为太尉，在群臣之右，而懿以高柔行大将军，据爽营；以王观行中领军，据羲营；以济从屯洛水浮桥，盖劫与之同。是柔、观与谋而济不与谋也。其上永宁宫奏，首称‘太尉臣济’，此懿自为之耳。”揭示的两点皆有道理。《晋书》卷四二《王浑传》载，楚王司马玮打算诛杀汝南王司马亮等，长史公孙宏建议说：昔宣帝废曹爽，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大王今举非常事，宜得宿望，镇压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请同乘，使物情有凭也。司马懿废曹爽，楚王玮谋诛汝南王亮，同属“非常事”。因此，公孙宏受前一事件中司马懿“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之举启发，建议楚王玮挟持司徒王浑，“使物情有凭”；也即是说，后者乃是效法前者。通过这段晋人叙述，我们对司马懿挟持蒋济可得一确证。不过，就蒋济而言，他对丁谧等人本来就有成见，又与司马懿私交甚好，恐怕也有一些自愿的成分在内，这大概是他深加追悔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蒋济非司马氏之党，已无可怀疑。以上表现在蒋济身上的一些矛盾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蒋济的政治履迹。蒋济，楚国平阿人，与刘晔、胡质等同为扬州名士，曾任曹操丞相主簿西曹属。曹操颇为亲待蒋济，曾三次为他手书教令。文帝、睨帝在位时期，蒋济因“兼资文武”，一直担当内外重任，以直言敢谏著称，被明帝视作“骨鲠之臣”。要之，他历受魏氏三世宠待。蒋济为人通达不拘，性好嗜酒，被人称作“酒徒蒋济”。据史载，“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与济善，问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日：‘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一则说明他视受贿为等闲，放达十足；二则反映出他与司马懿私交非同一般。蒋济任中护军时，曾致书卫臻说：“汉祖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卫臻回书，斥责他“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卫臻时为尚书右仆射，典选举，蒋济亦典武官选举，故二人有此辩驳之事。从中我们看到，蒋济在政治思想方面与礼法之士有异，属于所谓“放达之士”。以上事实表明：蒋济为南方名士，历受“魏氏三祖”宠待，在行为举止和政治思想方面也与曹氏接近；因此，其根本立场站在曹魏皇室一边，是理所当然的。从相反的方面说，蒋济卷入政变之中，客观上起了不利于曹氏的作用，除了前面揭示的几点原因外，当与以下事实亦有关系。《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载：迁太常。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飓等。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肃正色日：“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爽闻之，戒何晏等日：“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王肃与蒋济、桓范共论时政，斥责何晏、邓飚等为西汉佞臣“弘恭、石显之属”。曹爽告诫何晏等，却直接称“公卿”，似议论何晏等人的公卿尚不只以上三人。鉴于位登公卿者大都为老官僚，说明曹爽在进用何晏等青年名士的同时，没能处理好与老官僚的关系。《曹爽传》注引《世语》亦载：“于时曹爽辅政，以（桓）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像桓范这样的“乡里老宿”，曹爽尚且不能亲待、重用，更不论其他。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曹爽个人能力的问题，也反映了老一代“谯沛集团”和“颍川集团”人物大都过世后产生的消极影响。但是，桓范在关键时刻站在曹氏一边，蒋济的根本立场也属曹氏；而那些投靠司马懿的老官僚，仅限于河北士人或司马氏姻亲、故吏，可知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本来就不在年龄层次方面。五、结语 关于正始年问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斗争的原因和性质，向来有多种看法，本人无意一一评说。现就本章论述所及，概述己见如下。个人认为，鉴于这场斗争历时之长，牵涉的问题之深广，已远非一两句抽象的语言所能概括。从对立两集团的首脑来看，曹爽属曹魏皇室疏宗，司马懿是汉末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以集团的分野而论，曹爽集团成员集中在黄河以南地区，在政治思想方面受曹操、曹丕影响较大，司马懿集团成员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在政治思想方面继承了名教传统，因此，两个集团的组成，实质上是地域与政治思想的结合；就斗争的主题而言，是一方振兴皇权与另一方夺权篡国的权力斗争。以上这些内容，无一不反映了建安时代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即是说，正始党争以及高平陵之变，乃是汉末极端敌视曹操政权的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司马懿，在曹魏皇权的政治基础削弱和亲皇室势力衰微之际，利用河北士人对曹魏政权的不满及与南方人士的矛盾，进行了一场成功的夺权篡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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