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看易中天的文章指出蜀汉亡于打击益州士族的利益，原话是：“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代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但是九品中正制度，曹丕时期就开始实行了，如果益州士族真的那么向往，怎么会在诸葛亮死后如此追思他，有陈寿那样的高度评价，和樊建对司马炎的那番话。九品中正制度，对中原的士族是有利的，蜀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对中原士族的号召力是真的，但蜀中的士族能得到多少好处？东吴被灭后，江东士族都被歧视，蜀中的也好不到哪去。觉得下面这篇还比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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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
《四川文物》 2002.5. 作者：李兆成
士族势力从汉代开始发展壮大，两晋南北朝鼎盛并走向消亡，是活跃在这段时期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封建王朝需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巩固统治，士族也借以得到发展；士族势力的扩张、膨胀又不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封建统治造成威胁。故封建朝廷对士族势力的肆意扩张又严加抑制和打击。因而，如何恰当处理与士族的关系，是此期每个封建政权都面临的课题。
蜀汉政权亦如此。汉末益州士族拥有相当的势力，刘焉、刘璋统治期间对其时宽时严，终至失控，以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刘备入蜀至蜀亡，益州士族也时有武装反抗。法正曾提醒刘备要注意"客主之宜"，反映出刘备集团等外来势力与益州士族间也存在利益冲突。能否正确处理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关系到刘备集团在益州能否站稳脚跟，对蜀汉政治乃至政权的存亡，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此前，虽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关系对当时政治的重要性，但尚无人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兹尝试为之。
（一）
首先需弄清汉末三国时期益州士族势力的有关情况。
东汉末年益州士族势力扩张很快，这从当时蜀汉政权控制的编户人口数字可略见一斑。史籍中记载了刘备称帝和蜀汉灭亡时的两个数字："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 蜀汉灭亡时"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这反映出蜀汉所控制的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90多万，与汉代统计的益州人口相去甚远。据《汉书》、《后汉书》记载：西汉时益州境内户数为978，723户、口数为4，608，654人；东汉时户数增至1，525，257户，而口数为7，242，028人。蜀汉时期仅有两汉时的五到八分之一，何以使然呢？
应当指出，战争未导致这一时期益州人口的锐减。汉末三国时期黄河流域的人口也曾大量减少，诗称"生民百遗一"，但那是因董卓入京引发的绵延于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长达十多年的剧烈战祸酿成，而益州却并无这种规模大、时间长、危害甚巨的战争。自汉末到刘备入蜀，益州的战乱见于史载者仅有四次：
1、中平五年（188年）马相、赵祗等领导的益州黄巾起义，战争波及广汉、蜀、犍为三郡，时间约为一个月。起义军最多时号称"万数"，但"（益）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 双方兵力约千余人对万人，时间也很短。2、初平二年（191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 战事波及面不广，规模小，时间也很短。3、建安五年（200年），因避乱入蜀的东州人"侵暴旧民"，益州帐下司马赵韪"阴结州中大姓"，"起兵数万，将以攻璋，璋逆击之。明年，韪破败。"这次战事双方兵员均为数万，时间近一年，破坏较前两次为大。4、刘备与刘璋的益州争夺战。此役自建安十七年至十九年（212-214年），长达两年多，其中雒城争夺战双方的兵员均为数万，时间长达一年多，战祸波及除南中外的益州其他各郡，是这四次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
但是，这些战争并未对益州造成重创，即便是在长达两三年的二刘益州争夺战后，214年时蜀中依然"殷盛丰乐"。
同时，汉末曾有大量人口向益州迁徙。董卓入京、中原战乱四起之时，人们纷纷南下避难，益州是其避难地之一。司隶、冯翊、扶风三辅"数万家"避乱入蜀，号称"东州士"，汉末蜀中名士如法正、董和、邓芝、孟达均为避乱入蜀者。说明这一时期益州社会比较安定，战祸影响不大。董和曾在刘璋手下任蜀郡成都等县县令，其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刘璋任益州牧始自兴平元年（194年）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县令刘宠惩治"郫民杨伯侯奢侈，大起冢营"之事，即在刘璋统治益州时。益州社会较中原安定，经济状况良好，也是汉末智士的共识。诸葛亮认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庞统也向刘备纵论益州情况："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
因而，刘备入蜀之初的九十万人口和蜀汉灭亡时的九十四万人口，仅仅只是当时政府控制的编户数，即真正向政府交税纳赋的人口，益州的实际人口则远不止此数。《三国志·吕乂传》载，诸葛亮死后吕乂曾任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按两汉人口统计的有关情况看，蜀郡的人口占益州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假如益州的总人口确实只有九十万左右，蜀郡一郡的人口顶多就二十来万，果真如此，断难出现上万人口隐匿不报，并且自己向政府申报户口的情况。其实《吕乂传》的记载正告诉我们，当时益州大姓士族隐匿了大量的人口，作为自己的"荫户"。
由上可见，汉末三国时期益州士族有相当强大的势力。
（二）
在刘备集团之前统治益州的，是刘焉、刘璋父子。由于刘焉、刘璋父子对益州士族"宽严皆误"，到刘璋统治后期，益州局面基本失控。
益州士族中的一部分人对刘焉曾是坚决支持的。刘焉被任命为益州刺史后，曾经面临难以莅任的尴尬局面，"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荆州东界。" 其实，刘焉无法进入益州的真实原因是当时益州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而益州士族中的代表人物贾龙等人利用自己家族的力量镇压了起义，恢复了社会的安定，迎接刘焉莅任。《三国志·刘焉传》载："是时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于绵竹县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万余人，便前破雒县，攻益州杀俭，又到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焉。"但刘焉进入益州后却"阴图异计"。《三国志·刘焉传》载，刘焉向灵帝建议"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而自己求任交阯牧，这时董扶告诉刘焉："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于是要求担任益州牧。到益州后，刘焉采取了一系列试图达到割据称雄的做法，一方面利用张鲁在汉中的五斗米道势力，断绝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从而形成割据的雏形；另一方面，刘焉严厉打压益州士族，企图用刑罚确立自己的威权，"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对刘焉枉杀无辜有更清楚的记载："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小惠。时南阳、三辅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刘焉欲建立独立王国，对曾经支持他进入益州的土著士族恩将仇报，采取了重用外来士族--"东州士"、严厉打压益州士族势力的做法。
肆意打压益州士族和试图割据，必然会引起土著士族的反抗。益州士族与刘焉迅速交恶，而首先起兵反抗的正是当初积极接应刘焉入川的益州士族首领任岐、贾龙等人。《三国志·刘焉传》载："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征战中贾龙甚至打算依赖董卓的势力对抗刘焉："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岐、龙等皆蜀郡人。"
刘焉虽利用"东州士"的力量平定了任岐、贾龙的动乱，但他再也不可能得到益州士族的普遍支持和拥护。刘焉病卒后，其子刘璋继承刘焉。刘璋统治益州长达20年，他接过其父刘焉在益州的割据势力，也吞下了其父与益州士族交恶所遗留的恶果。刘璋在益州的统治以"宽"著称。一方面，他纵容外来士族集团势力在益州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另一方面，他难以控制益州士族无限膨胀的野心，乃至于当初拥立他的益州大姓也进行武装暴乱。
当时益州的外来士族势力主要是东州士。"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 拥立刘璋的益州士族代表赵韪、庞羲，虽为刘璋的亲信，但在人心动荡之时野心也膨胀起来。"庞羲与璋有旧，又免璋诸子于难，故璋厚德羲，以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 被刘璋任命率军在益州东面屯驻防备刘表的主将赵韪，也有了背叛刘璋之意。"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 赵韪起兵能得到迅速、广泛的响应，可知刘璋之不得人心。刘璋一度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竟至于退入成都闭门防御。这场动乱甚至惊动了朝廷，"汉朝闻益州乱，遣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征璋为卿，不至。" 由于益州士族势力的扩张必然会对外来的士族势力东州士造成不利，故东州士全力帮助刘璋平定了这场动乱。
从此刘璋对益州士族势力的扩张更加不理不问，听之任之，还频频赐以爵禄，试图用恩宠笼络益州士族。一度造成"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的局面。史籍中也记载有益州豪强为非作歹的事实，《华阳国志·蜀志》：刘宠任成都令时，"成都县……大姓恣纵，诸赵倚公，故多犯法。"据考，刘宠任成都令大约在汉末刘璋时， 这段话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混乱情况。"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于是人心思变，"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其统治摇摇欲坠。远在千里之外的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中谋臣，就纷纷图谋利用益州士族与刘璋政权的离心离德，夺取益州。 （三）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大致与其政治状况同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自214年到253年初，即自刘备集团入蜀至蒋琬、费祎执政之末。此期由于诸葛亮入蜀后迅速拨乱返正，蜀汉政权有力地控制住局面，社会安定，益州士族的利益既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同时豪强也不再敢肆意妄为；蒋琬、费祎执政"咸承诸葛之成规"，基本维持了这种状况。自费祎遇刺至蜀汉灭亡，即253 -263 年，此期由于政治混乱和姜维连年出击，国穷民疲，益州士族的利益受到影响，故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开始恶化。
自入蜀起，刘备集团也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与益州士族关系的难题。我们知道，入蜀后刘备主要忙于对外拓展疆土的战争，"内修政理"实际上是由诸葛亮承担和完成的。诸葛亮治国刑礼并重，既主张"汉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变社会风尚，也注重"威之以法"，用法治手段去拨乱趋治。他制定法令，科教严明，以法治迅速确立了蜀汉政权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的安定，达到了"强不侵弱"。他赏功罚罪，执法公平，维护了吏治的勤政清廉；科教严明，为蜀汉社会的"风化肃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诸葛亮针对当时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秩序混乱的时弊，采取了以法治国，拨乱趋治。他执法尚严，"刑法竣急"，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目无法纪的嚣张气焰。一旦难以为所欲为，益州豪强便开始怨声载道。刘璋旧部法正此时是仅次于诸葛亮的重要官员，他认为应当缓和刘备集团与益州士族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用汉高祖刘邦刑法宽简的成功事例，劝诸葛亮也"缓刑弛禁"："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约法三章"事，见《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即杀人者偿命，致人伤残者和抢劫、偷盗者按罪论处，无论杀人还是致人伤残者和抢劫、偷盗者，只惩处罪犯本人，不再牵连亲人和邻居。相较而言，秦之刑法不仅条例繁芜，而且惩处罪犯时其亲属和邻居也要被连坐，所以"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刘邦大得民心。法正的建议，一是指出益州士族历刘焉、刘璋两朝，对外来士族势力心存戒备，刘备集团要争取其支持有相当的难度，因而要诸葛亮注意"客主之义"；二是建议诸葛亮借鉴刘邦成功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吸取刘焉、刘璋失败的教训，放宽法度，"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但诸葛亮却认为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不能照搬，施政治国的措施、律令只有因地、因时而异，才有针对性，也才能拨乱趋治，真正安定社会。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书》，向法正，同时也是向天下人宣告他坚决审时度势、以法治蜀的态度："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答法正书》指出，刘邦针对秦朝的滥用刑罚，故以"约法三章"争取了民心；而益州的现实是刘焉、刘璋"宽严皆误"，"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无论是要整治秩序使社会安定，还是要维护刘备集团政权的权威，都不能允许"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再蔓延下去。所以，诸葛亮主张整治益州必须对目无法纪者"威之以法"。
以法治国，首先应当制定和申明法律科条的内容，从而使官吏军民有法可依。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亲自与法正、李严、刘巴、伊籍"共造蜀科"，制订了蜀汉的封建法典，颁布施行。此外，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训励臣子"，还不厌其烦、叮咛周至，"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详细地申明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哪些是必须做的，要"务"些什么；哪些是应当警戒自己谨慎从事的，要"戒"些什么；那些是坚决不许做的，应该"恐"、"惧"些什么。详尽地解释科律和禁令，反复重申和宣传，自然有利于使人遵守法纪，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禁。在制订和逐渐完善法令科条的过程中，诸葛亮付出了不少心血。他死后数十年，西晋政权曾下令让史学家陈寿整理诸葛亮的著作，编辑为《诸葛氏集》，这部文集在隋朝时就已散佚，内容已无从详知，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的目录，其中关涉到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内容的卷轶，在该文集的24卷中占了9卷。包括：第七、八卷《综核（上、下）》；第十八、十九卷《法检（上、下）》；第二十、二十一卷《科令(上、下) 》；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军令（上、中、下）》等。诸葛亮及时制订和不断完善法纪科条，为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云云。刘备、诸葛亮主政时期，的确也发生过建安二十三年广汉郡郪县大姓马秦、高胜的叛乱和章武三年春汉嘉太守、大姓黄元的叛乱。那么，诸葛亮治蜀厉行法治，"威之以法"，对益州士族是否太严酷了呢？
诸葛亮厉行法治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要震慑目无法纪的益州豪强，依法惩治那些敢于继续为非作歹者，彻底改变此前益州士族"专权自恣"、为所欲为的混乱局面，恢复封建秩序。诸葛亮治国，达到了"强不侵弱"，豪强仗势欺凌百姓的事基本绝迹，无人敢藐视法纪，目无君长，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史书上却并无诸葛亮滥施刑法、苛刻百姓的记载。显而易见这并非仅靠惩处和杀戮，而是靠明了的律令科条，明确而坚决的依法治国态度，法纪真正产生了威慑作用，豪强们不敢以身试法。诸葛亮以法震慑益州豪强，但打击面被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而益州士人基本上真心支持和拥护蜀汉政权。益州豪强中当然也有心怀不满和怨恨者，站出来反对蜀汉政权的人却不多，见于史书记载的有李邈等。而诸葛亮对待李邈，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李邈是广汉郡郪县（四川三台）人，其家族是郪县的著姓。李邈与李邵、李朝为兄弟。李邵、李朝在刘备集团入蜀后，佩服诸葛亮的才能，真心为蜀汉政权出力。李邈虽然也被刘备从地位较低的县长提升为益州从事，却心怀不满。正月初一百官齐集的酒宴上，李邈借敬酒之机公开责骂刘备，认为刘备不该攻占益州取代刘璋。刘备问他为什么不帮助刘璋守住益州，李邈说自己当然愿意帮刘璋打败刘备，只是能力不够办不到而已。反对刘备集团的态度非常坚决。执法部门要依法将李邈处死，诸葛亮出面向刘备求情，李邈才免于重处。这样做，应当是诸葛亮欲缓和益州豪强的对立情绪之举，同时也让李邈有改过的机会。后来，诸葛亮还根据李邈的才干，任命他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等。但李邈坚持己见，一意孤行。诸葛亮逝世后，人们都悲痛万分，李邈却兴高采烈，认为从此不再会有人坚决依法行事，"宗族得全"，可以无所顾忌，还公开散布要对诸葛亮之死进行庆祝。于是，李邈被后主刘禅依法处死。从这件事来看，诸葛亮惩处益州地主集团中人，真是慎之又慎，尽量化解矛盾，缓和对立情绪，争取益州士人的支持。他对益州豪强严而不酷，打击面也绝未扩大。
受到诸葛亮惩处的益州士人还有彭羕。彭羕为广汉郡广汉县（治在四川广汉）人，其家族是当地著名的大姓。 刘璋任益州牧时，彭羡只是书佐一类的小官吏。他生性傲慢，得罪了很多人，后来遭人诋毁，被罚戴上刑具做苦刑五年。入蜀后刘备很赏识他的才干，攻打刘璋时曾委以重任。成都平定后，提拔他担任治中从事，"为州右职"，彭羕一下子官居于本州人士之上，于是不禁扬扬得意，举止轻狂，行为不检。诸葛亮认为彭羕野心勃勃，是个制造祸乱的根子，便建议将其改任它职。刘备于是将彭羕贬为江阳太守。彭羕得知后心怀不满，前去拜访马超时，便在马超面前攻击刘备将他改任它职是老人做事的荒唐无理；又煽动马超说，您在外征战，我主内政，天下不难平定啊！马超对彭羕有策动叛乱嫌疑的话大吃一惊，默然不答。彭羡走后，马超立即把谈话的内容上报，彭羕于是被逮捕处死。由上可知，彭羕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为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严刑峻法自然也针对普通民众，包括防止百姓抗赋逃役，镇压农民的反抗等等。三国时期战争很多，徭役繁重，蜀汉自不例外，因而百姓赋役负担也较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严酷，阶级矛盾必定激化，产生动乱，或爆发农民起义，秦始皇统治时即为典型的例子。不过三国时，蜀汉的阶级矛盾远较魏、吴平和。若以建安元年至西晋灭吴（196--280年）为三国时期，这一时期的85年中曹魏地域内发生了24次农民起义，东吴地域内发生了23次农民起义，而蜀汉地域内仅有3次。正因为诸葛亮执法严而不酷，"强不侵弱"，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才能安定。
由上可知，作为其治国的措施之一--诸葛亮治蜀严格执法，并不存在所谓"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情况。恰恰相反，蜀汉的官员和百姓对诸葛亮治蜀推崇备至，在诸葛亮去世后也追思不已。蜀郡人张裔认为，蜀汉官民上下一心、"佥忘其身"，即忘我地为国事卖力工作，就是因诸葛亮执法公平，严而不酷，又"恩威并举"。他说："（诸葛）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也。"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常常谈论和追念诸葛亮，在街巷中祭祀他。大家缅怀诸葛亮，每当蜀汉朝廷有一佳政，人们也总是归功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蜀亡后已几十年，原蜀汉地界内黎民赞扬和称道诸葛亮治蜀的言语，仍然随处都能听到。
这些都充分表明，诸葛亮与包括士族在内的益州土著的关系很好。这种关系绝非因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产生，因而诸葛亮才可能在蜀汉政权覆亡后仍受到蜀人的追念。西晋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末总结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作为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陈寿的这种看法在蜀汉灭亡后的益州士族中应当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
（四）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的关系的另一要点，是必须注意维护益州士族的正当利益，惟其如此，才有可能争取到益州士族的支持。入蜀之初，刘备集团中的一些人曾经忽视这个问题，"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这种损害土著士族的做法遭到赵云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 诸葛亮也很重视维护益州士族的正当利益。在《答法正书》中，诸葛亮就明确提出要对其"恩荣并济"，"赏"与"罚"并用。蜀汉政权之人从籍贯来分，主要有荆州士人、东州士和益州士人。史载诸葛亮治国大量任用益州士人，取人"不限其方"，选官任人时不囿于资历、地域等。这既是治国之需，更有协调外来势力（刘备集团、东州士）与益州地主集团利益关系之用意。从史籍中可知，益州士人任地方官郡守以上、益州牧的主要僚属，至朝中卿士等重要职务的共四十多人。在诸葛亮任用的益州士人中，一部分是学者，如秦宓、杜微、五梁等"妙简旧德"，以及以"儒行见称"的尹默、谯周等人，诸葛亮任用其以施教化；同时，诸葛亮也任用张裔、杨洪、何祗、马忠、王平、张嶷等军政干才，广军国之用。举凡人才，尽量网罗，故《华阳国志》谓"刘主割据，资我英俊"，"西土咸服诸葛亮之能拔揽秀异也。"
诸葛亮对秦宓、杜微的任用，是其注意尊重益州士族领袖人物，维护益州士族正当利益的典型事例。《华阳国志》称秦宓、杜微、五梁等人为"（益）州之俊彦"，是益州士族普遍尊重的头面人物。秦宓，广汉郡绵竹人，其家族是当地"首族"。 秦宓"少有才学"，刘焉、刘璋时他都坚决不与合作。"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刘备入蜀后，秦宓先后出任了益州从事祭酒、别驾、左中郎将、长水校尉等职，刘备征吴时，秦宓以天时不利为由劝谏，还曾"坐下狱幽闭"，但秦宓却仍忠于蜀汉政权。这应当是诸葛亮对他以及益州前辈士人的格外尊重使然。史载诸葛亮曾谦诚地向秦宓打听任安等益州前辈学者之"所长"，显示出自己的尊重和仰慕。他对秦宓也是真心尊重，蜀汉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为吴国使臣张温饯行，"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非要秦宓驾到才开宴，连吴使张温也很惊讶，连忙打听秦宓是何重要人物。诸葛亮对德高望重的杜微也非常尊重。杜微是梓潼郡涪县人，也是当地著名的大姓。《华阳国志·汉中志》"梓潼郡·涪县"："大姓杨、杜、李，人士多见《耆旧传》。"杜微被蜀汉任命为主薄后"固辞"不干，诸葛亮派人用輦把他抬来，亲自与他面谈；杜微耳聋，当群僚之面，诸葛亮又恭敬地把话写下来让杜微看，盛赞其德行。杜微仍坚决"自乞老病求归"，诸葛亮又遵从其志。诸葛亮如此礼贤，使后辈的益州士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很感动，称"其敬微如此"。诸葛亮这样作，就是要利用秦宓、杜微的"威望"，争取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支持。
蜀汉政权任用的益州士人，其中大量是不同郡县中各大姓家族的代表人物。如蜀汉官吏中，蜀郡士人有大鸿胪何宗，双柏长何双，广汉、犍为太守何祗，辅汉将军张裔，太常杜琼，侍中常竺，安南将军张表，永昌太守王伉。其中张裔、杜琼、张表、王伉等为成都人，张、杜正是成都之大姓； 何宗、何双、何祗，蜀郡郫县人，亦为当地大姓。 常竺为江原人，江原"东方常氏为大姓"。 巴郡（包括巴郡、巴西郡、巴东郡）士人，有江阳太守程畿、程祁、征士周舒、儒林校尉周群、博士周巨、车骑将军黄权、尚书郎黄崇、镇南大将军马忠、镇北大将军王平、左将军勾扶、荡寇将军张嶷、尚书仆射姚妯、别驾从事马勋、尚书马齐、越西太守龚禄、镇军将军龚皦、征士谯峅、散骑常侍谯周等等。其中，巴西阆中人有程畿、程祁、周舒、周群、周巨、黄权、黄崇、马忠、姚妯、马勋、马齐等，阆中县"大姓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也。" 巴西郡有西充国县人谯周，南充国县人张嶷等。按《华阳国志》修撰时西充国已并入南充国县，故谯周被归入南充国县，当地"大姓侯、谯氏。" 广汉郡人士有大司农秦宓、别驾从事李朝、丞相西曹椽李邵、益州郡太守王士、别驾从事王甫、太常谭承、江阳太守彭羕等等，均为当地大姓； 犍为郡有：蜀郡太守杨洪、谏议大夫费诗、车骑将军张翼、五官中郎将五梁、射声校尉杨戏（或作杨羲），等等。杨洪、杨戏、五梁、张翼、费诗等是犍为武阳人。《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武阳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也。"张翼家族更是历代显赫，"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广陵太守纲，皆有名迹"。梓潼郡士人有：谏议大夫杜微、李仁、太子仆李譔、太子家令尹默、丞相参军文恭、大将军司马李福，等等。其中，杜微、李仁、李譔、尹默、李福等是梓潼郡涪县人，而杨、杜、李氏为当地大姓。
由上可知，蜀汉政权政权大量任命了各个地方大姓的代表人物。对这些人的任用，一方面为益州士人提供仕途，维护了益州士族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各大姓家族的代表，这些人仕于蜀汉政权，在施政治国、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发展经济、军事征讨、与南中各族和睦相处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作用。
也有人认为诸葛亮选官任人时排斥益州士人，他们说，在掌握中枢决策机构和方面军事大权的人选上，刘备、诸葛亮全部使用荆州士人和东州士两大集团中人，并认为这种蜀汉政权的基本组织路线是贯穿蜀汉始终的。这种看法与史实不符。蜀汉政权的中枢主要由中原士族、荆襄士族掌握，但益州士人也有不少执掌军政大权、参与中枢决策的。
先看看益州士人担负方面军事大权的情况。刘璋旧部中有军事才干者有吴壹、黄权、李恢、李严等人，其中黄权、李恢为益州籍士人，刘备、诸葛亮迅速提拔并重用了他们。黄权归降刘备时仅为一个县级官员--广汉长，其后屡经提拔，221年伐吴时已升任镇北将军，"督江北军"，握有指挥长江北岸全部蜀军作战的大权。李恢初任督邮，221年时已被提升为主管南中四郡军政的庲降都督，"使持节"，直至231年去世。南中是多民族地区，东汉后期以来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南中又是地狭人少的蜀汉非常宝贵的一块疆土，主管南中军政的庲降都督自然是方面大员，即"（庲降）都督常用重人"。 蜀汉时担任庲降都督的主要为益州籍士人，李恢之后有犍为张翼、巴西马忠、犍为张表等人。此外，王平、张翼等人也曾担任要职。王平任镇北大将军，"统汉中"，全面负责蜀汉北疆的对魏防务。张翼历任征西大将军、镇南大将军、左车骑将军等职，是蜀汉后期仅次于姜维的大将。
蜀汉政权执掌重要的权力部门和参与中枢决策的官员，以中原、荆襄士人为多，但也有益州士人。史载自蒋琬始，执政大臣虽率军屯驻在外，亦对朝中大事"遥先谘断"，这从侧面证明诸葛亮主政时期并非如此。而诸葛亮北伐时留府长史为蜀郡张裔，负责代理留守成都的丞相府公务，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诸葛亮在世时另有李福担任尚书仆射，即中枢机构尚书台的副长官。蒋琬、费祎执政时马忠等曾直接参与中枢决策，如延熙六年与蒋琬、费祎共同决定对姜维任凉州刺史的任命。这是马忠参与中枢决策、决定高级将领任命的事例。而延熙七年（244年）曹爽率军攻汉中时，蒋琬在前线，费祎率军自成都驰援，"命镇南将军马忠平尚书事"，主持朝廷机要事务。蒋琬执政时，巴西姚妯也曾任尚书仆射。可见自刘、葛、蒋、费执政的四十年间（214--253年），并未全用荆州士人和东州士掌握蜀汉中枢决策机构和方面军事大权，并未排斥益州士人。
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涉及到蒋琬、费祎执政时期与益州士族关系的部分情况，这里再作一些补充。史载蒋琬、费祎"咸承诸葛之成规"，他们也继承了诸葛亮尊重益州士族的头面人物、注意维护土著士族利益的作法。曾任少府的汉嘉人王谋"有容止操行"，在益州士族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大将军蒋琬执政后，曾问汉嘉人张休曰："汉嘉前辈有王元泰（王谋字元泰），今谁继者？"休对曰："至于元泰，州里无继，况鄙郡乎。" 蒋琬的部下东曹掾杨戏性格独特，"简惰省略，未尝以甘言加人，过情接物。书符指事，希有盈纸。"蒋琬与杨戏谈话，杨戏也经常沉默不语，显得爱理不理的。有人想利用这进行挑拨，说："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蒋琬却很宽宏大量地原谅了杨戏。杨氏是犍为武阳的大姓，杨戏是其代表人物，蒋琬对他的宽容，当是从处好与益州士族关系的目标出发。
综上可见，刘备、诸葛亮、蒋琬、费祎执政的四十年里，蜀汉政权"威之以法"、严而不酷，有效地控制了益州士族的肆意扩张；同时，又"恩荣并济"，取得了大多数土著士族的支持，社会稳定，蜀汉政权也从益州士族中获得了大量军政人才。 （五）
蜀汉后期政治混乱，陈祗、黄皓把持朝政；姜维率蜀汉军队的主力连年发动对魏的征战，十年九役，穷兵黩武。这些作法影响到益州士族的利益，加之主政者缺乏对他们的尊重，故本期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从支持关心这个政权到逐渐对它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反感。到蜀汉灭亡时，益州士族对其覆亡已漠不关心。
前文曾谈到蒋琬原谅杨戏的孤傲，而在姜维麾下，杨戏却被惩处。延熙二十年（257年）杨戏随大将军姜维出征，"戏素心不服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这其实是杨戏恃才傲上的老毛病。"维外宽内忌，意不能堪，军还，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杨戏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不同待遇，说明蜀汉主政者对益州士族态度的变化。他们对益州士人再也没有了那份宽容，引起益州士人的反感，当然难以取得益州士族从前那种支持了。
（六）
这里对益州士人个人及其家族在刘焉、刘璋和蜀汉时期前后不同境遇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继续讨论益州士族与当地政权之间的关系转化。
李福及其家族在刘焉、刘备统治时期的不同境遇，是外来士族势力与益州士族关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李福事迹见《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下》载："（李）孙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后，为书佐、西充国长、成都令。建兴元年，徙巴西太守，为江州督、扬威将军，入为尚书仆射，封平阳亭侯。延熙初，大将军蒋琬出征汉中，福以前监军领司马，卒。"李福在蜀汉时一直被任用，并逐步升迁，直至担任江州都督、尚书仆射等要职。诸葛亮在武功五丈原病重时，李福是后主刘禅派往前线探视，并向诸葛亮征求继任军国大事之人选的重臣。"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
李福奉命向诸葛亮"咨以国家大计"，居然忘记征询诸葛亮对继任军国大事的人选的意见，以致去而复来，其办事能力似非特强。李福被蜀汉朝廷重用，实因李氏家族是涪县为首的大姓，故李福被视为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而受重用。由于同样的原因，李福的后代也受到蜀汉政权的优待，官至太守。《三国志·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李福）子骧，字叔龙，亦有名，官至尚书郎、广汉太守。"
但李氏在刘焉时代却是另一番境遇。李福之父李权在刘焉时即被冤杀。《三国志·刘焉传》载："故焉……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显然，李权并无过错，他是刘焉进入益州后企图以淫威建立割据势力时借以祭刀的冤鬼。刘焉企图割据益州，一方面纵容东州士加速扩展势力，另一方面又竭力打击和镇压益州的豪族势力，欲使益州土著势力无条件地臣服于自己，从而确立自己的权威。这当然是益州士族无法接受的，必然会引起益州士族的对立、仇视和反抗。
谯周是另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谯周在蜀汉政权不同时期中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态度的变化。
谯周祖籍西充国县，谯氏为当地大姓，而谯周则是谯氏的代表人物。刘备入蜀后，谯周即任劝学从事等职，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群臣劝刘备称帝，劝进表中就有劝学从事谯周。他"耽古笃学"，醉心于读书和做学问，以至于"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举止怪异，常人难以理解，因而常被人嘲笑。"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但诸葛亮毕竟忍住不笑，表现出他对谯周的尊重。谯周对诸葛亮的尊重和任用是非常感激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忠于职守，培养出一大批对蜀汉政权有用的人才，同时还表现在他对丞相诸葛亮格外尊重的态度。诸葛亮病死在前线，从成都前往奔丧的极少数官员中就有谯周，并且只有他到达了诸葛亮治丧处。《三国志·谯周传》载："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谯周预料到朝廷会严禁官员奔丧，却用最快的速度抵达目的地，行动非常坚决，这是谯周为实现自己愿望的精心谋划。它反映了谯周对诸葛亮真心的尊重。
蒋琬、费祎执政时代，谯周仍得到充分的任用和尊重。"大将军蒋琬领刺史，徙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 后又任太子仆、太子家令等职。当刘禅开始追求享乐，"颇出游观，增广声乐"之时，谯周曾上疏劝谏、批评刘禅，希望他国事为重，努力实现统一大业。显然，这时的谯周仍对蜀汉朝廷抱有相当的信任。
陈祗执政之后，蜀汉朝廷内部政治混乱，对外则穷兵黩武。谯周曾"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希望陈祗能考虑后果，改弦易张，改变这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局面，他的劝谏却根本不起作用。谯周于是作《仇国论》，记录他与陈祗辩论的基本观点和内容。谯周指出，曹魏相当强大，并非一时半会就能征服；不顾国力民力而连年征战，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但陈祗急功近利，不但不听劝谏，反而认为谯周碍手碍脚，遂将其调任无实权的光禄大夫，此后谯周即"不与政事"。除谯周外，当时在蜀汉政权中为官的益州士族代表人物如张翼、杨戏等，也纷纷劝谏当权者陈祗、姜维，但都未能奏效，甚至还给自己带来了猜忌、祸害。
应当看到，谯周、张翼、杨戏的劝谏，实际上是代表益州士族维护自己利益之举。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会严重影响益州士族的根本利益。但当权者陈祗、黄皓、姜维仍一意孤行，使谯周等益州士族代表人物对蜀汉政权态度发生了逆转，从抱有期待到失望，从支持转而背弃。于是，魏军围攻成都时遂有谯周的劝降之举。
历代对谯周的劝降均大加指责，本文也无意为其辩护，但要指出：
1、谯周的劝降之举，是因蜀汉政权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故益州士族放弃了对其的拥护、支持。《三国志·谯周传》记载成都遭魏军围攻时，"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蜀汉上下已乱成一团。谯周的劝降辞说："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言外之意十分明显，即益州士族再也不愿拥护不能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权。
2、谯周一向信奉谶纬之学。他曾向杜琼打听蜀中前辈学者周群"当涂高者魏也"一句谶语的含义。杜琼告诉谯周："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可见，天子将姓曹，天下将统一于魏，是早就在益州搞谶纬的士人中流行的关于未来发展趋势的结论。谯周也信奉这种说法，景耀五年（262年）蜀汉皇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自己也有类似的谶语，认为天下将统一于魏。 应当说，景耀六年（263年）的劝降之举也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
结 语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具体的说，蜀汉政权需要当地士族的支持，以维护和加强其统治；但对士族势力坐大、威胁蜀汉政权统治的后果，也决不能坐视不管。此外，刘备从起事到建立政权，转战大半个中国，历时数十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稳固的利益集团，政权建立后当然会倚重这一集团，同时也格外注意维护其利益。这就注定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拥护和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而孙吴建国历史中，征战基本就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吴越士族在其间卓有大功，且孙吴政权也非常倚重吴越士族，使之成为孙吴政权统治的中坚。因而东吴士族对孙吴政权的支持和拥护显然超过益州士族之于蜀汉政权。西晋灭吴时，吴越士族为保卫孙吴政权而奋力抵抗，远比益州士族面对蜀汉政权覆亡时坚决得多。 九品中正制的缺點就是讓世家變得無法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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