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的明末科技成就与社会变革！
明人的变革与思想，四百年后，令人汗颜依旧，这就是华夏文化的滋润啊！一、政治上
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
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
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与陈遵之书》）
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郑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着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郑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着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着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着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郑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丅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
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
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说：“
却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振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
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着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丅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着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丅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着《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行之为阵，止之为营。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着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在王春瑜《闽南海商势力的扩张》一文中说，崇祯元年，荷兰人，和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爆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着《中西交通史。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着。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着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导言九则：
（一）列举从事机械学必须先学习的七个学科；
（1）重学 （2）借资 （3）格物穷理之学 （4）度学 （5）数学 （6）视学 （7）吕律学
（二）列举参考书十八种（都是当时明朝郑府和民间已经组织编写或者翻译出版的书籍）
（1）《勾股义》 （2）《圆容校义》 （3）《浑盖通宪图说》 （4）《泰西水法》 （5）《几何原本》 （6）《坤舆全图》 （7）《简平仪》 （8）《浑天仪》 （9）《天问略》 （10）《同文算指》 （11）《敬天实义》 （12）《畸人十篇》 （13）《七克》 （14）《自鸣钟说》 （15）《望远镜说》 （16）《职方外记》 （17）《西学或问》 （18）《西学凡》
（三）列举工具十九种
（1）度数尺（2）有验地平尺 （3）合用分方分圆尺 （4）分方分圆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等 （5）规矩 （6）有两足规矩 （7）三足规矩 （8）两螺丝转阖闭定用规矩 （9）单螺丝转阖闭任用规矩 （10）画铜铁规矩 （11）画纸规矩 （12）作鸡蛋形规矩 （13）作螺丝转形规矩 （14）移远画近规矩 （15）写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规矩 （16）螺丝转母 （17）活锯 （18）双翼钻 （19）螺丝转铁钳
（四） 记号，列拉丁字母二十，附葡文读法之华字对音
（五）每所用物品名目，六十六项
（1）柱分长柱 （2）短柱 （3）梁分横梁 （4）侧梁 （5）架分高架
…… 斜轮、飞轮、行轮、星轮、鼓轮、齿轮、……
（六） 列举动力二十九种
（下略）
卷一研究力学，“言重、重心、重容、比例以及其他问题。
卷二论述机械学基本原理，言天平、等子、杠杆、滑车、轮、螺丝，还有斜面等问题
卷三是图说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着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远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远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着《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着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所有上面这些列举出来的方面都可以看出明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接轨，但遗憾的是由于满清的统治，导致文明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中国的文明倒退停滞了三百年的时间！
另外我上面列举的人物决大部分在明灭亡前就死掉了，都是正宗的明朝人，少部分跨越明清的人物，也都是在明朝培育下长大的，正如龚鹏程所说“明朝灭亡时，吴梅村已经三十六岁，黄梨州三十四岁、方以智三十四岁、顾炎武三十二岁，王夫之二十五岁，朱舜水44岁，傅山38岁，李渔三十四岁，张岱47岁，金圣叹36岁，陈确40岁，这些人的气格及思想体式早得成就”
摘一些《明曲申遗可否》里的话->(评论文章)
明代是中国人的“母亲国”
中国商报：我们学过的历史中，明朝尤其是中后期，政治黑暗，生活腐朽，那么明曲告诉我们一个怎么不一样的明朝？
裴钰（文化学者、资深传媒人）：西方现代思想史一直是我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个领域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文艺复兴的全盛阶段是1500年～1600年，正好是明代中后期，1500年是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600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历史，和同时期的中国明朝的历史，是可以比较研究的。因为，从明中后期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历史，《剑桥中国明代史》里有这么一个核心观点：“（中国）到了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文艺复兴在艺术上有两个最根本的特质，即艺术感和美感，这两点我在明曲里都发现了——明代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生活创造成了一件艺术品，他们的精神诉求是一种优雅的、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开放型和多样化的思考，他们乐在俗世，享受哲学，与命运和解。在16世纪，近代文明的破晓时分，欧洲和中国，两大文明都凸显了巨大的思想变革——前所未有的艺术感染力和美学魅力，所以，我基于心灵史和思想史的方法，重新发现明曲，重新解读明曲。
心灵史，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视野，它思考的对象是文化意义的“中国”和每一位中国的“草根”，它追寻的是一种文明的情怀，它帮助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寻找感性和情怀的“根柢”。我认为，唐代是中国人的“父亲国”，明代是中国人的“母亲国”，唐代是中国的力量之源泉，明代是中国的爱之源泉！
唐代的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宏阔威猛，对于今天来说，大唐，是一种精神父亲的偶像和力量感；但是，全面塑造中国人的情商和生活价值观的时代，真爱与痛恨，浪漫与务实，欢笑与哭泣，喜乐与涤荡……则是在明代，在明曲里，在明小说里。大明，是一种精神母亲的乳汁哺育和情怀家园，“母亲国”就是“思想明朝 ”，她是快乐的明朝、感恩的明朝。
在文化的心灵上，今天的中国人，是一个孩子，在情怀上是饥渴的，在灵魂上是彷徨的，我们的“父亲国”在哪里？我们的“母亲国”是谁？在情怀迷失的路上，我们有些像痛哭流涕的俄狄浦斯王子！
什么是今天的大国文化崛起？就是我们一起寻找回“家”的路，明曲是一种民族情怀的召唤——中国人呐，你不能继续在大西洋里裸泳了，不能继续在阿尔卑斯山上闲逛了，不能继续在克林姆林宫里守夜了，中国人，你不应该是号哭的俄狄浦斯，请你回“家”吧！
你提出的区别，其实是我和黄仁宇的区别所在。黄仁宇提倡“大历史观（macro-history）”，通过对明朝政治整体面貌的分析，掌握政治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也就是大的原则、大的规律、大的特点，我的特点是放弃政治史的权力叙事，改为心灵史的情怀探求，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角度，去解读明代历史社会的情怀密码，是爱的原则、爱的规律、爱的特点。
黄仁宇追寻的是“父亲国”，他关心明朝的军国大政，我则追寻的是“母亲国”，我更关心明朝的思想心灵，黄仁宇重点关注皇帝大臣，我则重点关注草根平民；黄仁宇关注的对象是海瑞、戚继光，我关注的对象是黄娥、王氏。黄仁宇评价明代“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而我则认为，明代是我们的“母亲国”，是我们的“情怀家园”，在思想启蒙、人文主义等方面，走在了16世纪世界文明史的前列，并且对今天的中国人的人格重塑、价值观重建有着重要的启迪。
“天鹅之死”
中国商报：我们熟知的文学形式是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那么，明曲在文学史、文明史上有什么价值？
裴钰：明曲，是明代综合了汉语言、汉音乐、汉戏剧等世界文化遗产系统，她不是文学形式，而是文化遗产系统。
16世纪的中国是传统哲学、民族信仰和社会习俗的结合体，逐渐走向解体，价值观体系呈现了多样化，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民阶层涌现。发自于中国本土思想的人文主义关怀，在中世纪时期，拉开启示录式的人文曙光。1500年～1644年，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开端，世界由此形成一个整体，明代中国的社会也由此呈现了开放和包容的特性。明曲，就是这样一个文明时代的呈现。
明曲的最大特色，是“艺术感”和“美感”，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特征相同。明曲，她是明代中国各个阶层人士的价值信仰、艺术审美和人生态度等的承载，她是多样性的平民文艺，她是“母亲国”的艺术承载方式，她的具有启蒙意识的“尽情享受”，呈现了少有的开放性和鲜活的情趣感。
中国商报：在《明朝那些曲》中，你把明曲的命运比喻为“天鹅之死”，为什么明曲会被忽视？
裴钰：明曲，中国中世纪封建主义文化向近代文明的一次转型努力，是中华文明自发的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昆曲虽然在清代继续发展，但是她所承载的“母亲国”却灭亡了。在清代，《金瓶梅》、《红楼梦》都被查禁了，一条大辫子毁灭了时尚和品质，同样是西方人，西班牙人门多萨认为明朝人“文明富于教养”，英国人马尔嘎尼参观圆明园后，竟然在嘲讽清朝人。雍正皇帝劝导农桑，道理上没有错，但是他在重复1000多年前汉武帝的作为，这就是刻舟求剑。明代是开放的，清代是封闭的，明代融入世界，清代疏远世界。明曲沉寂了，变成一堆堆文字，她所承载的多样性的价值观被扑灭了，她也就自然被“忽视”了。在今天，多样化的价值观复苏了，人们重新开始追求“品质与和谐”，明曲中的“母亲国”召唤必然再一次响亮起来！
中国商报：与诗词相比，明曲反映的是市井文化、平民文化，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当时知识分子，甚至王子皇孙，这是为什么？
裴钰：明代有两种平民文化形式，一种是明曲，一种是明小说，我把明曲，比喻为卡拉OK，K歌的人不分贵贱和贫富；小说作者，是各个阶层的各色人等，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人是感情的动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怀诉求，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填个词，谱一曲，抒发自己的当下情怀、直白、感性、随意，所以，明曲的创作是开放式的，作为表演和听觉的艺术，她满足人们的身心愉悦和精神诉求，多样化的思想价值观，对个人身心有着巨大的滋润和温暖的抚慰。
明朝的世界时尚之都在苏州
中国商报：您说明朝的世界时尚之都不在巴黎，而在苏州，为什么这么说？
裴钰：明代之前，“生活”的含义就是劳作，是解决生存问题，明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民阶层活跃，“生活”的含义也就变成了“享受”，上升到生活品质的层面。明代的苏州城，服饰时尚一年一变，甚至一年多变，男孩女孩乐此不疲，是有历史确切记载的时尚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顶级的奢侈品消费中心，珠宝、古玩、字画、园林、游艇、地产……是500年前的迪拜、巴黎和摩洛哥城。
可是，明代的中国绝不是消费主义大国，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崇拜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可实际上，明朝人李晋德编了一本《商贾梦醒》，它是中国版的《道德情操论》，他把经济行为上升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商业情操”。同时，李晋德还指导人们生活理财、价值投资、个人创业的指南，今天的经管图书热、励志图书热，在明代早已全盛！当今天的王石、郎咸平、冯仑、吴晓波等人探求商业品质的时候，他们只是500年前的李晋德。
我们只知亚当·斯密，不知李晋德；只知“商品经济的伦理”是西方文明外来的，不知也是中国文明自发的；只知巴黎，不知苏州城；明代有众多的奢侈品顶级品牌，同时，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像《商贾梦醒》的“商业主义情操”经典。草根生活不仅是奋斗，还要追求品质；经商不仅是发财致富，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母亲之国”，这就是她的心灵召唤！
中国商报：明朝的男人以“秀发披肩，涂红抹香”为美。可是，即使现在涂脂抹粉的男人在生活中也不一定会被接受的呀？
裴钰：在明朝，多样化的生活价值观，引导着男人们去追求成功和喜乐，事业之外，还有生活，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位，所以，明朝的男孩子不仅渴望成功，还追求美丽，他们把长发盘起，把面容施加粉底，把嘴唇涂抹唇膏，可是，他们依然威武，依旧阳刚！
有明一代，男人求美，拥有品质；男人感性，拥有情怀；男人叛逆，拥有创造力——所以，时尚的李渔会写出《闲情偶寄》——这本明朝的《时尚巴莎》；前卫的吴承恩会写出《西游记》——这部明朝的“魔兽世界”；叛逆的罗贯中会写出《三国演义》——这部明朝的《星球大战》！
明代是美男一代，清代是猥琐男一代，明朝大臣张居正，是品质之男！清代大臣和珅，是猥琐之男！清代男人的一条大辫子，扼杀了时尚和美，他们木讷了，粗糙了，丑陋了，当时人们甚至认为，笨笨的男孩才是朴实的，呆呆的男孩才是可爱的，可是，男孩子的美感哪里去了？品位哪里去了？想像力哪里去了？创造力哪里去了？
我揭示了明朝男人的历史真相，不是简单地倡导涂脂抹粉，而是想让大家明白，价值观建设对一个时代的影响有多么巨大，明代是开放的，清代是封闭的，明代是融入世界，清代是疏远世界。今天的中国人呢，脑袋上的大辫子没了，可是“思想的大辫子”也要割掉，让女孩放情，让男孩求美，按照自己的本色去活着，女孩子大大方方地喝酒，男孩子潇潇洒洒地化妆，爱唱的女孩去参加快乐女生，爱玩的男孩去玩魔兽网游，让青春变得灿烂一些，让做人变得纯粹一些！先让自己快乐起来，一个能让自己快乐起来的人，才能让社会快乐起来！
一位葡萄牙人眼中的明末社会->(评论文章)
最近看了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一书,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介绍的明朝，时间段主要是万历十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明朝中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根据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时期，亲自到中国的一些葡萄牙军人，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的记载，比如在嘉靖时期海战中被明朝政丅府抓住并关进监狱的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在中国广州住了几个月的克鲁兹写的《中国情况记》，还有出使中国商议消灭海盗事情的马丁.德.拉达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门多萨对中国的富裕繁荣，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礼仪，政治经济做了高度的评价。
而曾德昭与之不同，他在中国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那么他记载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明朝政丅府极端黑暗-_-|||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之中云云？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
当然，曾德昭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南方，根据记载，他“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而南方远比北方富裕繁荣，难免让他的记载显得不够全面，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对照判断，因为要知道马嘎尔尼访问满清的时候，也是从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马嘎尔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都是那样的令人厌恶丑陋。
下面我摘录一些曾德昭的记载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有一种没有甚么味道的丁香紫罗兰。他们极力在园子里种植全年各个季节的花，在园里，它们看来很希奇。”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这里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儿童，也不包括文官阶层，应该还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
“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从上述可以看出，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
“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
“（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
“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
“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
“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广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礼的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作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他们生产的某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老实说，在曾德昭的记载中，最让我注意的并非是关于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这一段话：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这样的评价和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的明朝中国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明朝中国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样的，所以明清明清，总是放在一起说，其次，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以天丅朝上国自居，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
这样的灌输，当然根本是错误的。最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来，实际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气质和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这从曾德昭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明！而到了将近两百年后的满清统治下，那个“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写出的却是这样愚昧的令人鄙视的文字“天丅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丅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5_124:}{:5_124:}{:5_124:} 路过灌水 看一看！，谢谢分享了 汉人的朝代就是如此的富强，越富强军事上却越软弱，就像现在的足球和乒乓球一样 可惜，满清的入关让我们看不到汉民族的演化进程了， 没有该死的李志成可能人类的科技还先进一百年{:5_141:}{:5_141:}{:5_141:}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