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大唐惊变
在诸多王朝当中，唐的衰落最让人叹息。
和一般王朝相比，唐朝非常有个性，一下子就兴盛起来了，然后又一下子衰落下去——兴则万国来朝，衰则一落千丈，都属于突变。
前一个“突变”有机会再说，先说说这后一个“突变”。这个突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
引子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第一部分 祸起
第一章 从此君王不早朝
第二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
第三章 悲情三人组
第四章 马嵬之变
第二部分 相持
第五章 反击从灵武开始
第六章 大燕的第一次内讧
第七章 睢阳保卫战始末
第八章 八节度对战史思明
第九章 大燕的第二次内讧
第十章 副元帅的变迁
第三部分 落幕
第十一章 大燕的第三次内讧
第十二章 代宗即位
第十三章 寡助与灭亡
第四部分 随想
第十四章 悲风忽来，唐音渐变
第十五章 历史的转折
引子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公元756年六月十三日，一些大臣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大明宫，准备早朝。尽管昨天人数就已经减少很多，据说十无一二，但总会有人来不是？然而，他们忽然间发现，不但自己的很多同僚没有到，就连宝座上的皇帝都不见踪影，整个朝堂之上空空荡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于是所有到场的人们面面相觑——皇帝去哪了呢？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刚到大明宫不久之前的几个时辰里，在这个漆黑的黎明，昨天还下诏说要御驾亲征的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子孙嫔妃，从皇宫中匆忙的出来，直奔长安城的大门，然后向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后世有人责怪玄宗没有带上他的大臣一起出逃，但事实上玄宗已是顾不上了，就是自己在宫外一时无法找回来的子孙嫔妃，也都没法带上，何况大臣们呢？
玄宗不是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这次出逃却是非常有名的。其实面对将要被攻破而且是没有希望再守得住的都城，皇帝的选择无外乎有三，一是顺其自然，二是出逃，三是殉国。做第三种选择的皇帝少之又少，就朱由检勉强算是一个，但他在多次否定了出逃方案之后还是忍不住逃出了紫禁城，只是后来实在逃不出去了；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历来受人尊敬，可惜他又的确没有皇帝的名义。顺其自然的皇帝大多在投降之前反抗一下，毕竟谁也不愿意一上来就做俘虏。算算古来投降的皇帝可真不少呢，倒是陈后主很有个性的逃到井中企图逃过一劫，然而当隋兵要向井中扔石头的时候，这个写过“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只有大声呼救了。
出逃固然比不上殉国的壮烈，但和坐等比起来毕竟还是“有为”的，虽然两个听来都很让人气馁。比之于出降，出逃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保住有生力量。像唐玄宗这次出逃，确实比他在长安城坐等叛军破城要好，否则唐朝皇室全都被杀，那么唐朝就真正的灭亡了。
这么说好像有鼓励“出逃”之嫌。呜呼，善哉善哉，如果能不到这种地步，而都像面对突厥大兵压境却胸有成竹的唐太宗那样，又何必讨论取哪种选择呢？如果玄宗后期能不那么昏聩，又何来安史之乱呢？ ㈢、李光弼：抑郁而终
如果说高仙芝的被杀是彻底的悲剧，郭子仪的善始善终是彻底的喜剧，而哥舒翰、仆固怀恩被迫的或降或反有点闹剧的成分，那么李光弼的抑郁而终则是符合“哀而不伤”，或者说是淡淡的哀伤——反正也让人痛快不起来。
邙山之败后，李光弼曾被短暂的免去了太尉，但马上又都恢复了，“充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侍中如故，出镇临淮。”要注意，当时副元帅很多，但最主要的副元帅当是作为皇子的副元帅，那才是带领唐军主力的将军。
当时史朝义乘邙山之胜，攻打申州、光州等地，并且亲自率精骑在宋州围住刺史李岑，围了有数月之久，城中粮食已经用尽，眼看宋州就要陷落，李岑束手无策。他手下的刘昌说：“粮仓中还有几千斤酒曲，捣碎了也是可以吃的（这办法容易培养酒鬼），不出二十天，李太尉必定前来救援我们。如今城的东南角最危急，请让我去守那里。”这时，李光弼抱病来到临淮，手下的将士们认为敌人不好对付，请求南向保守扬州。李光弼说：“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于是径直奔赴徐州，派田神功去进击史朝义，将叛军打得大败。其实当时徐州一带很混乱的，先是田神功留恋扬州不愿回去，又有尚衡与殷仲卿在兖州、郓州的自家相互攻击，来瑱则不肯应诏回京，但当他们一听说李光弼来了，都慑于李光弼的威望，几个人该回朝的回朝，该回军的回军，秩序这才井然起来。
来到李光弼帐下的田神功，按他自己的话讲，差点出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错，只是和李光弼相比，不大尊重他的判官而已。李光弼在徐州，只有军队的事情自己决断，其它事务都委托给判官张傪处理。张傪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处理事务十分自如，所以诸将对张傪也十分尊重，就像对李光弼那样。而田神功从副将升为节度使后，大模大样的接受前节度使的判官刘位等人的叩拜。等他看到李光弼与张傪平等对待时，大吃一惊，于是找来刘位等人一一谢礼，说自己行伍出身，不懂礼仪，怎么诸位也不说，铸成自己的错误呢？可见李光弼的一言一行给部下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光弼后来也算是做错了一件事，令他终生愧悔。
当长安被吐蕃进攻之际，代宗下诏召诸节度使来援，别的节度使没来，李光弼也没有来。大家都不来的原因是，早有个被鱼朝恩、程元振害死的来瑱在前，所以谁都怕自己一回去也被他们害死，干脆不来就是了。这才出现郭子仪率二十名骑兵去咸阳守卫的“悲惨”情景。可是诸道节度不来都还好说，李光弼不来，则确实有损形象了。首先是地位不同，他是与郭子仪齐名的将军，又都是朝廷素来倚重的人物，无论是肃宗还是代宗，对他也可谓不薄，所以他不来，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其它没来支持的人受到的质疑都没有李光弼多，原因就在于此；其次，李光弼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守北城时所带的那把短刀就很让人感动，当将士们都想退保扬州的时候又是李光弼力排众议勇于攻打叛军，可是，没被敌人吓倒的将军，却担心被朝里的宦官所害——如果对照一下郭子仪，就会发现，李光弼正如欧阳修所说，属于“工于科人拙于谋己”的这种类型的将军。其实他又何必担心呢？无论如何，在危难之际有人来援救自己，就算再糊涂的人也会生出感激之情，何况代宗也并没糊涂到那样的地步。再者，以所谓忠臣的角度来看，就算真会被害死也得来一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苛求，但古人未必会放过。以二十骑赴咸阳的郭子仪，也并非没受到过奸人谗毁，而且他当时是比在外逍遥的李光弼要惨的多的，因为他这种“高阁”生活李光弼并没经历过，但谗毁起作用了么？先前有用，但经过此事后，代宗对郭子仪如何呢？可以说很好。前面写郭子仪时也提到，正是郭子仪这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没脾气使他成为皇帝的理想大臣。以此推之，如果李光弼率兵来援，代宗自也不会亏待他。但李光弼迁延行期，最终也没有来长安。
代宗于此事怎么看呢？肯定会有惊讶：怎么自己人缘这么不好，谁都不来呢？然后当然会有些恼怒：你们怎么都不奉诏？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代宗的好脾气，他并没有因此而降罪于谁，比如他后来对仆固怀恩的母亲就很好，当听说仆固怀恩死去的时候，代宗也一直说并非是仆固怀恩背叛他，而是被左右所误。对于李光弼的不奉诏，代宗也比较看重，担心会因此产生嫌隙，就主动示好，多次派人去慰问居于河中的李光弼的母亲。不过，代宗真的放下了么？
吐蕃退兵以后，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他的去留动向。两唐书与通鉴一致的“察其去就”，字面意思好解，可是这四个字的意思，只怕不是这么简单。任命就任命呗，任命谁去做什么，大臣不也就只有去照办的份么，干嘛还要有个“察其去就”？一个“察”字说明代宗对李光弼动向的关注与疑心，意思就是：我看看你究竟会怎么做。可见李光弼前一次没来，虽然代宗并不降罪，但心中也着实放不下，他担心因此产生嫌隙，其实李光弼那里能有什么嫌隙，还不是他自己这里的嫌隙？这一次，“光弼伺知之，辞以久待敕不至，且归徐州，欲收江淮租赋以自给”，李光弼借口江淮粮运之事率军返回徐州，仍然是不去。看样子李光弼应该是明白代宗有观察的意思的，可是仍然顶风作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要向皇帝表示忠诚的话就该听命，这一次不回去难道是担心上次的罪过被宦官拿来攻击他？如果真是这么担心，那就更应该去了，否则只会加重别人的疑心。如果赶上这件事的是郭子仪，相信马上就动身了。这次，代宗对李光弼的母亲就不单单是派人慰问了，而是将她接到了长安，好好供养了起来，又让他弟弟李光进执掌禁兵，提高待遇。代宗这么做，有两种可能，一是见李光弼又没来，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够，所以又提高了待遇。可是，推想一下，这是一个做错事的人的心态，想要与人和解才主动示好，但自始至终代宗对李光弼都没有做错什么，他自己也不可能认为有哪里不对，何必要这么做呢？如果说让李光进掌管禁军是示好，而将李母接到长安，则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可能的考虑，就是厚待其母，同时也是高级的监禁起来，这便是一个人质。但代宗对李光弼的礼遇却始终不减，一来确是宅心仁厚，二来，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彼之不赴吾急，吾不问则已，问之则必讨焉。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谁敌之哉？”
由于李光弼一向军令严明，所以诸将对他都很敬畏，甚至李光弼发号施令时，诸将都不敢仰视。然而当诸将看到李光弼挟重兵而不回朝，像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惧怕李光弼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李光弼原先在军中的威信，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其实李光弼对此也很后悔，所以愧恨交加，终于积郁成疾，不久，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墓志则说是死于七月五日，《全唐文》中有李光弼的遗表，其中有“自去月十七日旧疾发动，有加无瘳，至今月五日”，所以觉得还是取十四日为准。此前部将询问李光弼后事，李光弼说：“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这个时候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却是天人永隔了。之后，李光弼将自己受封的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了将士们。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难过了一番，让鱼朝恩到李母家里去慰问——李光弼正是因为这个人才不敢来长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问，李光弼在天有灵，也一定气的够戗——然后又让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代宗命大臣们议谥号，最后谥李光弼为“武穆”，和后来岳飞的谥是一样的，不过同用这个谥的还有很多人，不一一列举了。将军们的谥中大多有个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仪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仪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来，对皇帝来讲，“忠”和“武”比，还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将李光弼安葬于三原，代宗下诏命百官送于延平门外。和郭子仪不一样，郭子仪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则没有这样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当然是凄惨的了，而陪葬则是很风光的事情，古时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对大臣的恩宠。也不难想象，郭子仪那般的八面玲珑，皇帝自然愿意接纳，而李光弼这样的脾气，则很容易得罪人，大约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认为，蕃将大都脾气如此，所以李光弼会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仪是汉将，因此更柔和一些。这么说就难免绝对化了，汉人中刚烈暴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会讨好别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禄山就是很会讨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实际上汉化的已经很严重了，严肃认真的禀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李光弼的脾气可能遗传较多，再加上后天管教又严，所以这样实在不奇怪。李光弼六岁的时候曾经抚鹿而游，结果他爸爸看见了，教训他说：“儿勿更尔。”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居然也会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亲，脾气大约也是不好的，颜真卿就写“太夫人高明整肃，有慈有威，公下气怡声，承顺而每竭其力。虽已官达，小不如意，犹加谯让之责，故能济其勋业。”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训。正是父母管教的严，所以养成了他的严肃。
可以说，诸将对郭子仪是敬爱，而对李光弼则是敬畏；敬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严厉，于国家于军队都是有好处的，唯独对他个人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很容易得罪人。其实官场上的人谁还没几个仇家呢，只是与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个领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对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对的，后来就连部下都有些不逊。还有，李光弼洁身自好，而郭子仪则学习王翦，聚敛奢侈，怎么看都觉得李光弼做的更对。所以，李光弼注定是寂寞的。当郭子仪被众人捧上天然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他自己则孤零零的冷眼旁观；当后人们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打金枝》高唱着郭汾阳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李光弼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代表着什么，却了解不多。有人认为，这和后来的历史有关。宋朝和辽朝打了很多年，对契丹人难免存有芥蒂，后来虽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汉族的民族保护意识也强了起来，所以对汉族出身的郭子仪更垂青。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成书于宋代的《新唐书》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把李光弼从《旧唐书》和别人的合传中拿了出来独立为一传（实际上后面还跟了几个禆将），虽说变化不大，但至少从地位上来讲是与郭子仪持平了。后人对李光弼其实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和郭子仪对比起来谈到的比较少，像《长生殿》中，郭子仪就出场了，而且还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则自始至终没露面——不露面也好，里面的蕃兵蕃将都是丑来演的，即使是照顾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龙套往往用不同行当的角色，郭子仪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净”，俗话说就是大花脸。至于京剧里的李光弼，没见过，也没查着，没法参考。
由于李郭二人的功劳都是对唐而言，唐朝灭亡后他们的功劳也就滚滚东逝了，郭子仪除了打仗，做人上还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比如那个“打金枝”，而李光弼则相形见绌。有一件事，说明了郭子仪做人上确实高出一筹。在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李都为牙门都将，二人却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饭也不说话。等郭子仪代安思顺为节度使时，李光弼本打算逃走，还没决定下来，不久，皇帝便下诏让他分朔方一半兵力东出赵、魏（就是前面写的郭子仪向玄宗推荐李光弼一事）。于是“临淮（李光弼封临淮郡王，用临淮代称）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郭子仪）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这是杜牧记下来的事情，两人本传中没有，而在《新唐书》的东夷传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两人，其中一个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后又让对方去战场的最前线，也难怪李光弼会怀疑郭子仪居心不良。但郭子仪却是因为欣赏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举他的，故而两人尽释前嫌，主要功劳还是郭子仪，他能主动推荐李光弼，这份气度确实很难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会如此。因此，郭子仪更令人敬爱也就理所当然。
实际上，唐朝固然对李光弼颂扬多多，在历代对李光弼的评价上也确实属于最高级别的，却也有不同的声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元帅李光弼将二于上，屡奸于公（前面写公讳宁字某，当指穆宁）。公守正不迁，积与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驰驿辄至，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代宗闻焉，为一二宰臣话之，至于叹息。”《旧唐书》中穆宁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副元帅李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谮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之，宁得行其职。”第一篇的作者穆员，是穆宁的儿子。这件事的两种不同记法，虽然语气各有不同，但其中都说到了李光弼欲杀穆宁，而穆宁到徐州又以理取胜，可见这件事李光弼确实有不对之处，但是穆宁的儿子对此未免偏激，把李光弼说的这么不堪，实在很不客气。第一段中写时间是“李光弼将二于上”，当指李光弼没奉诏的那个时候，一个“二”字说明，在一些人眼中，这已经不单单是不奉诏这么简单了，甚至比“拥兵自重”还要严重；而穆宁则“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前三句还好说，但这最后一句，和前面那个“将二于上”结合起来，听起来似乎是说李光弼要谋反。穆宁是当事人，对事情应该是更清楚，唐书的写法自然有为尊者讳的意思。难道李光弼真要谋反？可是，他又有什么理由谋反呢？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应该是穆宁的过度担心了。李光弼自己也是始料不及，没想到会有人这么看待自己，所以才会被穆宁问的无话可说，而且想必愧悔也由此加重。
但李光弼有位朋友，颜真卿。虽然史书上并没有写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交情，但是可以看出来，颜真卿对李光弼比对郭子仪更亲近一些。率直的颜鲁公大约也是个爱得罪人的脾气，他的正直确实得罪了一些清贵，正是如此，所以他更容易理解李光弼。李光弼死后，就是由颜真卿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郭子仪的墓志，我查了许久都没找着，可能是遗失了。颜真卿完全可以为当时的尚父郭子仪来撰写墓志，但是没有，一来可能是郭子仪的子孙找了“高手”来写，二来也说明双方没什么交情。黄本骥的《颜鲁公文集》中收颜真卿与李光进写所的书信共八帖，有《捧袂帖》、《鹿脯》前后帖（颜真卿的妻子病了，药方中需要鹿脯，但他又没有，只好向李光进要）、《乞米帖》、《朝回帖》等。李光进是李光弼的弟弟，插一些题外话，唐朝有两个李光进，后一个主要活动于元和年间，两人都被封过太子太保，也都被封为武威郡王，还都有一个同叫李光颜的兄弟（李光弼有这个弟弟也是颜真卿记下来的），因此害我差点以为两人是同一个人，但后一个李光进是突骑施人，本姓阿跌，至于武威郡王，那也没什么稀罕，唐朝的武威郡王一抓一大把，大约是这个封号对武将来说很好听，所以大受欢迎。李光弼常年在外带兵，当然没空和颜真卿过多并往，但在长安的李光进则是有机会的。颜真卿个性耿直，从不向清贵低头，而生活上时有困难的他，肯找李光进来帮忙，说明双方有交情，至少颜真卿觉得李光进是个可以求助的人。换句话说，颜真卿还不屑于找别人去借呢。从颜真卿很多文章来看，对李光弼很是钦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常说，看一个人也要参考一下他的朋友。所以正直刚烈的颜鲁公的朋友，又怎会差呢？另外，如果李光弼真怀有反心，那么以颜真卿后来对李希烈（此人后来谋反）那样的态度，说什么也是不会为他写墓志的。
后人评价李光弼时，常常也会提到郭子仪，这里摘几条，供大家参考：
1、子仪以恢宏体国，保富贵于永年，而光弼虽刚正奉公，积猜嫌于晚节，荩坦怀未至，则全美或亏。——唐僖宗《封徐州节度使时溥钜鹿郡王制》
2、子仪之持重，光弼之劲捷，各有所长。以诗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韩，李如柳。论诗文雅正，则少陵、昌黎，若倚马千言，放辞追古，则杜韩恐不及太白、子厚也。——杨慎《升菴集》
3、李光弼提孤军，与安史健卒百斗百胜，其治军行兵，风采出郭子仪之右，而当时诸将皆望风服子仪，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诸将已不为使。子仪能使回纥谓为父，而思明乃上书请诛光弼，大抵光弼之实不如子仪之名，子仪安坐而有余，光弼驰骋而不足。——张耒《柯山集》
第一条差不多属于普遍的观点，第二条说的比较有意思，用诗文来打比方，也确实有道理。但第三条，读完之后却很是无奈，有句话是受累不讨好，说的就是李光弼。平心而论，从军事才能上讲，李光弼确实胜郭子仪一筹，郭子仪有些仗打的靠的是他的威望，而不像李光弼那些仗打的那么精彩。另外，郭子仪败过几次，比如在关中的那次中伏，按说不该啊，还有九节度失败的那次，仆固怀恩曾说郭子仪是率先撤退的，正是有人带头撤退，所以更加使军心混乱，焉能不败？反观李光弼，除了仆固怀恩不听话的那次，其他很少时候会居于劣势。
光弼用兵，谋定而后战，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初，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新唐书》
凡言将者，以孙、吴、韩、白为首。如光弼至性居丧，人子之情显矣；雄才出将，军旅之政肃然。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将今比古，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惭德。邙山之败，阃外之权不专；徐州之留，郡侧之人伺隙。失律之尤虽免，匪躬之义或亏，令名不全，良可惜也。——《旧唐书》
评价相当的高了，认为就算是将李光弼和古之名将孙子、吴起、韩信、白起四人相比，也不逊色，反倒是那四个人，“或有惭德”。李光弼还善于布阵，他的部将郝廷玉也学到了一些，后来鱼朝恩听说郝廷玉很会布阵，就请求参观一下，看过之后，十分佩服：“我在军队中呆了这么久，今天才刚看到您这样的训练方法（看来鱼朝恩确实经常带兵）。”郝廷玉听到这句话，忽然很伤感的想起李光弼来，说：“此临淮王遗法也。王善御军，赏当功，罚适过，每校旗，不如令者辄斩（不听话就杀，确实有点吓人）。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驰突，心破胆裂。自临淮殁，无复校旗事，此安足赏哉？”不知鱼朝恩听后，作何感想呢？若论安史之乱中的战功，李光弼绝对算是第一。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单从军事上讲，李光弼是胜于郭子仪的，然而郭子仪太会做人，因此提了不少人气分，而李光弼也只好继续寂寞下去了。——我为李光弼而不平。
杜甫有一首哀悼李光弼的诗，《八哀诗》中的一首，由于太长，而且被引用的很多，所以另找了一首本家的宋朝诗人徐均的诗，来结束本节吧：
间关百战佐中兴，料敌行师妙若神。
可惜罹谗终恨死，伤心不见白头亲。 ㈡、郭子仪：优哉优哉
首先，郭子仪太幸运了，可着整本中国历史来找，能找出一打失意将军，却找不出来一打郭子仪——不是说他的才能有多么独特，而是说能像他这样善始善终、满门富贵，也算是为将的极限了。
前面已经介绍过郭子仪的出身和在安史之乱九节度败退之前的表现，而他卸任后怎样呢？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党项侵占唐朝边疆，将要逼近京畿地区，于是肃宗任命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节度副使，州刺杜冕为鄜坊节度副使，分道征讨。三月二十六日，任命郭子仪兼任邠宁、鄜坊节度使，不过却是挂个名，人仍然留在长安，只是借他的威名以镇抚党项。所以可以看出，郭子仪在这段时间内基本上是在长安，过着“高阁”生活——所谓束之高阁，既然被束在高阁里，当然就是“高阁”般的生活了。不知肃宗是出于什么心理把他留在长安而不让他带兵，是忌他功高？此前郭子仪功劳虽大，但还没到功劳盖世的地步，何况李光弼的功劳不也是很大么，怎么没“束”起来？其实在鱼朝恩等人的谗言的作用下，肃宗的确是主要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京城里也得有个大将来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一旦京畿地区出什么事情，谁来挂帅？有个郭子仪在长安，可以备不时之需，也不错。而鱼朝恩等宦官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时有人上言，说天下尚未平定，不应该闲置郭子仪。于是九月初八，肃宗命郭子仪出镇邠州，党项军队闻讯而退，可见郭子仪的威名的确很大。当月的二十一日，肃宗又下诏：“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如果真按这个来，那么正面由李光弼应战史思明，侧翼由郭子仪进攻，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诏书颁下后十来天，鱼朝恩进行阻挠，所以郭子仪还是没出去。
然而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河中军发生变乱，杀掉了统帅李国贞，而太原节度使邓景山也被部下所杀，朝廷担心这两方面会联合叛军，如果太原等地都被叛军拿下，将十分不利于己。那好端端的，两人怎么会被杀呢？李国贞死的相当冤枉，由于郭子仪从前治军很宽松，而李国贞则比较严厉（怀疑，能有李光弼严么？只是手段不如罢了），朔方将士很不高兴，又想起郭子仪来。再加上朔方军粮草不济，李国贞向朝廷请求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士兵们都不高兴。这时谋图作乱的王元振声称李国贞要让朔方军去修理民房，更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于是发生变乱，李国贞说“修宅则无之，军食则屡奏而未报，诸君所知也”，可是众人不听，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便把李国贞、还顺带着一个荔非元礼都杀掉了，之后白孝德出任节度使。而邓景山可以说也是死于粮食，他管理的比较严格，查出来府库里的粮食之所以越来越少，是因为大家都自己藏了一些，所以人们都害怕会受处罚。当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一名副将按罪当死，他自己求饶，邓景山不答应，他弟弟又请求代替哥哥而死，他也没答应，结果大家请求用一匹马来赎罪，邓景山居然答应了，自然惹得大家不高兴：“我们还不如一匹马吗？”于是邓景山也被杀了。接替邓景山的是辛云京。可是无论是白孝德还是辛云京，一时都无法弹压住局势，而朝中能去弹压的“闲人”就只有郭子仪了，肃宗实在没有办法，按史书的话讲，就是“势不获已”，所以任命郭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充本管观察处置使，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三月十一日，郭子仪即将出发，想向肃宗辞行。当时肃宗病的很厉害，大臣们都不能前去晋见，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肃宗便将郭子仪召进去，对他说：“河东的事情，就全都托付给你了。”
郭子仪到了绛州，解决李国贞被杀之事。郭子仪到后，王元振自以为有功，就请求郭子仪不要惩治他，但郭子仪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因此，郭子仪把王元振及其四十个同谋抓起来全部杀掉了。听说这个消息，辛云京也放手来处理变乱，杀掉了杀死邓景山的几十个人，局势这才平稳下来。
四月间唐代宗即位，由于鱼朝恩、程元振都比较忌讳郭子仪等有功之将，所以八月郭子仪还京后，表请辞去相关危险职务，代宗也便顺势免去他的军权，然后又一次束之高阁，不过这回代宗又他加了个官，山陵使，就是给皇帝修陵的。通鉴于此处与《旧唐书》稍有不同，《旧唐书》的意思像是代宗一上来便免去了他的军权，但通鉴记七月郭子仪又被任命兴平、定国副元帅，与三月的任命是一样的，疑为衍误。十月，代宗任用雍王为元帅，本来又想以郭子仪为副元帅，但由于鱼朝恩、程元振的缘故而取消。此时距安史之乱的结束已经很近了。
安史之乱后，郭子仪多次进言说：“吐蕃、党项不可忽视，应当及早防备他们。”代宗也没怎么注意，后来吐蕃果然来侵犯长安。有人来犯，边将告急，可是朝中代李辅国任元帅行军司马的程元振却把所有告急文书压下，根本不向代宗禀报。十月，吐蕃军队进犯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又做了吐蕃军队的向导，引导他们深入内地。吐蕃军队经过邠州时，代宗才终于得知吐蕃入寇的消息。很快，十月初二，吐蕃军队进犯奉天、武功，离长安已经很近了，于是京师大恐。仓促之下，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抵御外敌，可见长安中留下一个将军是多么有用。可怜郭子仪闲居已久，部下早就都离散了，这时临危受命，只好临时招募，征到了二十名骑兵就匆匆启程了。到咸阳时，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各族军队总共二十多万人，漫山遍野，前后达数十里，已经从司竹园渡过了渭河，顺着山脉正向东涌来。无论如何这二十人是抵挡不住的，郭子仪便派人入朝奏报军情，请求支援，结果又被程元振拦下了。虽然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的两番对抗，但最终也没能挡住吐蕃——吕月将很值得钦佩，他所部也只有二千人，明知怎么也挡不住，仍然拼死作战，最后全军覆没，吕月将本人被俘，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或许被杀了？不知道，但吕月将和他手下的士兵们很值得哀悼一番。
长安城中，代宗正在操练军队，但是吐蕃已经跨过了便桥，说话便到。代宗不知所措，只好于十月初七逃往陕州，当初玄宗出逃的情景又生动的再现了一次，官吏们躲藏起来，禁军则一哄而散。但好在大家都有了经验，而且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吐蕃重在抢掠，不一定要占领，所以躲过一时便好。听到吐蕃到长安的消息，郭子仪急忙从咸阳赶回来，到长安的时候，代宗已经走了。有句话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代宗走的时间也是很巧的，他刚出宫苑大门渡过浐水，叛降吐蕃的射生军将领王献忠就返回长安了，胁迫着丰王李珙等人去迎接吐蕃军队。当他们走到开远门时，遇上了郭子仪。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跳下马来，跟郭子仪说：“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郭子仪听事没有回答，李珙又上前问：“你为什么不说话？”郭子仪很清楚形势，所以断然否决，训斥了他们一番，然后派兵把他们送到代宗那里。第二天，代宗一地到了华州，由于州府的官吏早就逃散，没有人来提供食宿，所以和当年玄宗一样的惨。幸好鱼朝恩带着神策军从陕州前来迎驾，代宗才有了安身之地。
于是郭子仪收敛人马，勉励将士们共雪国耻，攻取长安。这时代宗因为担心吐蕃军会东出潼关，所以召郭子仪去陕州。郭子仪上表说：“我若不收复长安，就无法来见陛下。而且我出兵蓝田，吐蕃军一定不敢向东出击。”代宗表示同意。吐蕃这时已经立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想掳掠一番之后整队回国，结果听到百姓传言郭子仪要打回来的消息，信以为真，开始率军撤退。这一次吐蕃入寇，在众节度使都不敢轻易来救援皇帝的情况下，只有郭子仪勇于挑起重担，并且立下克复之功，所以从此代宗十分倚重他。
接着便赶上仆固怀恩的反叛，又是郭子仪去平定的。郭子仪在朔方军中素有威望，所以他一出马几乎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后来仆固怀恩两次诱吐蕃攻打长安，第二次他骗吐蕃和回纥人说郭子仪已被鱼朝恩害死了，而代宗也已逝世，所以这些人有恃无恐。不想回纥人在泾阳居然又看到了一个活蹦乱跳的郭子仪，大惊失色，“怎么你原来还活着？”郭子仪说：“昔回纥涉万里，戡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回纥人很诚实，说本来听仆固怀恩的话，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死了，所以才敢来，否则，“何至于此？”然后请求和郭子仪见面。郭子仪力排众议，只带了数十骑兵前往，比演义里关公的单刀赴会差不了多少。正是郭子仪的威望和这份气魄胆量，很令人折服，所以宴会上郭子仪说动回纥与唐结好。吐蕃人听说这件事，怀疑回纥会与唐联手来攻打自己，所以连夜就逃了，果然在路上遇到了唐军和回纥军，本想大抢一番的吐蕃，不但白抢了一回，自己也搭上了不少东西，而且还被打的大败，如果仆固怀恩还活着，吐蕃人一定和他算帐。
代宗时期，郭子仪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居然担当起了朝廷的顶梁柱，实是辛苦了老人家。德宗即位后，郭子仪又被德宗免去了军权，然后又做了代宗的“山陵使”，尽管军权又没了，但地位仍然不断攀高，此前代宗曾想任他为尚书令，郭子仪很知趣的辞掉了，这回德宗加封他为太尉、尚书令，而且尊号为“尚父”。但郭子仪毕竟年岁太大了，这位经历了玄、肃、代、德四朝的老将军，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病逝，时年八十五。当时“帝悼痛，废朝五日。诏群臣往吊，随丧所须，皆取于官。赠太师。陪葬建陵”，赐谥忠武。
郭子仪是善始善终，满门富贵，即使程元振、鱼朝恩对他百般诋毁，最后的影响也只限于夺去军权，而于他身家性命却毫无伤害，原因是，“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脾气，这是皇帝最理想的大臣，所以最终皇帝哪怕真对他起了疑心，也仍然会释然。但郭子仪可以没脾气，但他活的也并不轻松，身居高位，又有这么大的威望，如稍有差错，那几十年的英名就付之东流了，不过，郭子仪最惦念的该是自己的子孙吧，他怎么也要为他们考虑。郭子仪有一个儿子郭暖，娶了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我想大家一定想起了打金枝之类的戏曲，不错，戏曲正是由历史而来，不过新旧唐书却是找不到，不知通鉴是取自哪个笔记？出处倒也不必计较，但这件事对郭家来讲，真是虚惊一场。郭暖和公主赌气说的话“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确实比较容易惹麻烦，所以郭子仪当时吓得把他囚禁起来，自己上皇宫里请罪，幸好遇上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唐代宗，说了一句“不痴不聋，不作家翁”，然后又劝解了一番，如果遇上一个不讲理的皇帝，郭家只怕有灭门之祸。最后代宗那都没事了，郭子仪仍然打了郭暖一顿，其实意思就是教训他：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让全家给你陪葬……郭子仪的没脾气还表现在，有人挖了他父亲的坟墓，当时有人怀疑是鱼朝恩，但此事似乎代宗也不好追查，又担心郭子仪会因此事而反，所以心事重重的和从河中回朝的郭子仪谈及此事，结果郭子仪说他带兵很久却不能禁止士兵们去挖别人的坟墓，所以现在这是对他的报应，一句话便打消了代宗的疑虑。
郭子仪确实十分谨慎，他想问题面面俱到，比如后来的奸相卢杞，有一次到郭子仪家里，郭子仪忙把姬妾都赶回了屋里，有人问原因，郭子仪说卢杞长的很难看，怕她们看见了会笑，那就肯定得罪这位大人了。所以，像郭子仪也很难得罪起什么人来，强悍如仆固怀恩，也只折服郭子仪一人，由此可见一斑。郭子仪在朔方军中十分宽容，以至于后来继任的几位将军都不好统领，连李光弼都差点被赶出来，李国贞则是干脆被杀了。宽容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我觉得郭子仪的宽容实际上带来了不好的效果，主观上这也是他性格使然，但客观上却是树立私恩。军队中军令严明才是正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倒很同情李光弼。感觉郭子仪处世比较圆熟，不得罪人，而果然诸将中也是他更吃的开，五位副元帅只有郭子仪是善始善终，这并非偶然，而放到历史上来看，正如前面所言，找不出来一打像郭子仪这么好脾气的将军。这也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四、离职后的副元帅们
李光弼辞职后，经过短暂的犹豫，最后接替他任副元帅的是仆固怀恩，安史之乱正是在他这一任上结束了。这样，如果加上玄宗时期不走运的高仙芝、哥舒翰两位副元帅，前后总计是五人。
前二位不说了，那么离任的后三位副元帅们，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㈠、仆固怀恩：不得不反
仆固怀恩本是最后一位副元帅，按顺序理应最后才说到，为什么先说他呢？原因是，郭子仪、李光弼后来的活动都和他有关，所以还是先把仆固怀恩写一下吧。
仆固怀恩，听名字也知道这也是位蕃将——插一句话，玄宗时及玄宗以后的蕃将真的太多了，就以五位副元帅来说，来自不同民族，倒真的体现了中国是个民族大家庭。后人因安禄山、史思明之乱而认为玄宗任用蕃将是不对的，但怎么他们只见到反叛的蕃将，却没看见这些对大唐忠心耿耿的蕃将呢？
仆固怀恩是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之曾孙，即铁勒的仆骨部，后来传着传着“仆骨”就成了“仆固”，所以仆固怀恩的姓就是这么来的。铁勒，是个很复杂的民族，唐李延寿的《北史》中写：“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而少马。”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来降唐朝，仆固怀恩即仆骨部的后人。
天宝年间，仆固怀恩任左领军大将军同正员、特进，曾在王忠嗣、安思顺麾下为将。仆固怀恩很能打仗，所以战绩比较突出，不过安史之乱前的仆固怀恩没怎么发挥特别的光芒。安史之乱爆发后，仆固怀恩随从郭子仪征讨高秀岩、薛忠义，后来做李光弼的副手，都立功甚多。郭子仪、李光弼从副元帅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最终仆固怀恩当上了雍王李适的副元帅。至于交战情况，还是后面再说吧。
平叛之后，叛军降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人迎接仆固怀恩，恳求让他们留在军中效力，仆固怀恩也担心平叛后自己会失宠，所以上奏让薛嵩等人留下来，分别统率河北各镇，成为他的“外援”。朝廷也不想多事，另外也是无力再对付他们了，便答应了这个请求，让薛嵩等人仍然在其故地任节度使。
唐借回纥军平叛，仆固怀恩奉命在太原与回纥可汗会晤，因为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了回纥可汗，所以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怕他们会合谋袭击自己，所以紧闭城门，守备森严，也不派人出城犒军。等叛军平定后，仆固怀恩奉诏送回纥可汗回去，途中又一次经过太原，而辛云京又一次闭门不见。仆固怀恩好歹送走了回纥可汗，但自己也气的不行了：你辛云京太欺负人了，我又没想怎么样，你这是干什么？于是恼羞成怒的仆固怀恩，向代宗禀报此事，可是代宗却没有答复。
仆固怀恩这时有些不冷静，率领朔方军去汾州驻扎，派遣他的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驻扎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分别驻扎祁县、晋州、沁州。这样的行动很不明智，有拥兵自重之嫌，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是以兵要挟朝廷。平心而论，仆固怀恩大概只想出出气，教训一下辛云京，未必是对大唐有什么图谋，他确实想“自重”，但这时还没到想要到反叛的地步，否则前面又何必担心自己会失宠呢？他大约很喜欢副元帅那种感觉吧，所以下来之后心态有点不平衡，而且这么做倒也符合仆固怀恩骄横的性格。可是对代宗来说，辛云京不开城犒军，顶多算是朝廷大臣之间的不和，未必会当回事，而仆固怀恩几路人马擅自行动，则非同小可，因为军队的行动变化无论如何也比单纯的朝臣之争要重要，所以这一下便惊动了代宗，这一次回复倒很快，宦官骆奉先奉命到达太原，辛云京知道骆奉先的重要性，所以厚结此人，对他说仆固怀恩与回纥共谋叛乱，并且反迹已露。骆奉先探明了辛云京这边的情况，便往回返，途中又经过仆固怀恩的驻地。这也许是皇帝的使命，因为要想弄明白情况，就得问问两家的意思，不能听一面之辞。但骆奉先有了一个仆固怀恩想谋反的印象，所以心理上就先有些发怵。但仆固怀恩并不知道，仍然很热情的设宴款待骆奉先，并让自己的母亲亲自出席。宴席中，仆固怀恩的母亲责问骆奉先：“汝与吾儿约为兄弟，今又亲云京，何两面也！”大概这问题很尴尬，骆奉先也就含糊过去了，但仆固怀恩的母亲后来也说不要记挂这件事。酒到尽兴时，仆固怀恩起身舞蹈，骆奉先则送缠头彩给他（唐代风俗，歌舞伎表演完毕，观歌舞者需赠以锦帛，称为“缠头彩”。宴饮上的缠头彩大约与此相同）。仆固怀恩想酬谢他，就说：“明天就到端午了，我们再痛饮一天。”骆奉先则坚持请求返回长安。也许是仆固怀恩酒喝多了，没注意到骆奉先态度上的异样，仍然想着要和他一起再痛钦一天，所以不想让他走，命人将他的马藏了起来。这下骆奉先可害怕了，对随从说：“早晨仆固怀恩的母亲问罪于我，现在仆固怀恩又藏了我的马，看来是要杀掉我了。”夜里，骆奉先跳墙而逃。仆固怀恩闻讯大惊，知道这下事情闹的不小，也知道骆奉先必定不肯再留一天了，所以紧追上去把马还给他。可是误会已经造成，八月十三日，骆奉先回到长安，上奏说仆固怀恩要造反。仆固怀恩也将全部情况都上奏给代宗，请求代宗杀掉辛云京和骆奉先。代宗对此仍然不予痛快的解决，只是和稀泥，想让双方自动调解，可是代宗也不想想，闹到这种地步，还有和解的可能吗？
仆固怀恩很是委屈，于是上书，说自己从小就报效国家，后来为了平叛，自己的家人很多都死于战场，两个女儿全都被肃宗拿来和亲了，而送回纥可汗回去的时候又弄得快要倾家荡产，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可是现在却受到别人诬陷，心里很难过。然后仆固怀恩历数了自己的六条罪过：
臣罪有六：往年同罗背叛，河曲骚然，经略数军，兵围不解。臣不顾老母，走投灵州，先帝嘉臣忠诚，遂遣征兵讨叛，使得河曲清泰，贼徒奔亡。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一也。臣男玢尝被同罗虏将，盖亦制不由己，旋即弃逆归顺，却来投臣，臣斩之以令士众。且臣不爱骨肉之重，而徇忠义之诚，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远蕃，为国和亲，合从讨难，致使贼徒殄灭。寰宇清平。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三也。臣及男玚，不顾危亡，身先行阵，父子效命，志宁邦家。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帅之权，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之抚绥，悉安反侧，州县既定，赋税以时。是臣不忠于国，其罪五也。臣叶和回纥，戡定凶徒，天下削平，蕃夷归国，使其永为邻好。义着急难，万姓安宁，干戈止息，二圣山陵事毕，陛下忠孝两全。是臣不忠于国，其罪六也。臣既负六罪，诚合万诛，延颈辕门，以待斧锧。过此以往，更无他违。陛下若以此诛臣，何异伍子胥存吴，卒浮尸于江上，大夫种霸越，终赐剑于稽山。唯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复何诉哉！
建议看一下《旧唐书•列传七十一》，里面有仆固怀恩上表的全文，整篇文章让人读来很是感动，也很令人同情他，因为表中说的都是事实，即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辛云京和骆奉先做的也是很过分的，尤其是辛云京，两次不开门，又不犒军，没有理由啊。仆固怀恩也说明了他起初只是生气为什么代宗对他的申诉没有回复，“臣欲入朝，恐罹斯祸，诸道节度使皆惧，非臣独敢如此。近闻追诏数人，并皆不至，实畏中官谗口，又惧陛下损伤，岂唯是臣不忠，只为回邪在侧。且臣前后所奏骆奉先词情，非不摭实，陛下竟无处置，宠用弥深。皆由同类相从，致蒙蔽圣聪，人皆惧死，谁复敢言！臣义切君臣，志忧社稷，若无极谏，有负圣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镬。况今西有犬戎背乱，东有吴、越不庭，均、房群盗纵横，鄜、坊稽胡草扰。陛下不思外御，而乃内忌忠良，何以混一车书，而使梯航纳赆？天下至大，岂可暂轻。”此前代宗听程元振的话，杀了有功之臣来瑱，此举很令人寒心，所以代宗遇吐蕃侵袭长安的时候，居然一个节度使都没来，所以仆固怀恩也提到了宦官的问题，说代宗身边有小人，大臣们谁还敢说话？而且当时唐朝敌人很多，代宗应该去御外敌，而不是猜忌朝中的忠良。这些话说的都很直，也都很客观，当然也都很正确。然后他又举了郭子仪的例子，沉重的说鸟尽弓藏是古人诚不我欺，请代宗“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臣即便与同行，冀获蹈舞轩陛”。
后来代宗果然很快就派裴遵庆去召他，仆固怀恩看到裴遵庆的时候，抱着他的脚大哭起来。然而仆固怀恩的部将都劝他不要轻易前去，否则很难再回来了，仆固怀恩便对裴遵庆说他怕死，请求让他的儿子替他入京，另外也作为人质。此议又遭部将极力反对，最后没办法，裴遵庆只身而回，仆固怀恩再也没有机会向代宗辩白了。于是，最终，仆固怀恩不得不反。
仆固怀恩骗手下说郭子仪已经被鱼朝恩害死，而当真正的郭子仪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仆固怀恩的部下将士们明白被骗了，总之仆固怀恩出兵很不利，自己的儿子仆固玚也死于战场之上。仆固怀恩将所有的事告诉他的母亲后，这位刚烈的老太太，居然提着刀来追他说要为朝廷除害。仆固怀恩只好带着一部分人逃走了，从此母子再没有相见的机会，最后代宗对仆固怀恩的母亲很好，也算颐养天年。
看在仆固怀恩有功于国的份上，我们可以原谅他的骄横，看在挑起事端的人不是他的份上，我们也可以原谅他的反叛，但是无论看在什么份上，我们也不能再原谅他诱使吐蕃等军队来侵犯唐朝。仆固怀恩先后两次诱吐蕃来攻打唐朝，造成不小的危害。最后，仆固怀恩死于第二次吐蕃进军唐朝的途中。
一代大将，唐朝第五任副元帅，最后是这样的结局，不免令人嗟叹。《新唐书》赞曰：“怀恩与贼百战，阖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汛扫燕、赵无余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辄发，果于犯上，惜哉！”这个评价算是比较公道的。因此，仆固怀恩的结局，诚如所言：惜哉…… 第六章 内讧•对峙
双方第一阶段的交手早已结束，唐朝重伤之下也已定过神来了，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叛军那里烧杀掠夺，该享乐的也享完了，却不料自己内部也出现了顶级权力的非正常交接，而且比唐朝发生的事情还要过分……
一、安庆绪：大刀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
唐朝那里惊魂甫定，着手反击叛军，安禄山这边却也不轻松。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甄士隐解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至德元年（公元756元）年底，安禄山派兵攻颍川。由于城中兵少，没有多少积蓄，尽管太守薛愿、长史庞坚全力拒守，周围环绕颍川百里的庐舍、林木全部被毁。历经了一年，救兵仍然不至，安禄山派阿史那承庆增兵攻击，昼夜连续作战，殊死搏斗了十五天，最终颍川被攻陷。薛愿等人被送到洛阳，“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是被活活冻死的，不过比颜杲卿那个肢解是来得好受的多。但安禄山大概不知，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捷报了。
自从起兵反叛以来，安禄山的视力逐渐下降，据说到至德二年初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怀疑也是散光或者近视，由于本人是“进士（谐音近视）”，所以知道近视是看不清楚东西，只是散光如何，不大清楚，同学曾经把一根黄瓜看成两根，大概是看东西会有重影。安禄山究竟是看不清楚，还是看着有重影呢？不管它，反正看不清东西很令人烦燥，大大的影响了他的心情——还是那句话，可惜当时没有眼镜。恰巧这时安禄山身上又长了毒疮，性情变得更加暴躁。这下可苦了安禄山左右的官员，还有侍奉他的宦官们，只要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有时把触怒他的人干脆杀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安禄山称帝以后，居于深宫之中，一下子在自己与将军们之间加了一道屏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沟通了。大将们难得见他的面，所以都是通过严庄向安禄山报告。一旦皇帝与大臣们之间出现了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沟渠来沟通的情况，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一旦这个沟渠堵死，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严庄本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也免不了被安禄山鞭打。安禄山还有个侍奉他系腰带的宦官，名叫李猪儿，挨到的打尤其之多。在第二章写安禄山时候提到过他那个有名的大肚子，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增长，当初系腰带的时候就已经得要旁边的人扶着肚子才能系上的地步，现在肯定是越发的不好系了。而且力道怕也不好控制，太松了起不到作用，万一当着人前皇帝裤子掉了下来，李猪儿就别想活了；或是太紧了，也不行，要是把安禄山憋坏了，他照样难逃一顿臭揍。所以，李猪儿被打的最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由于安禄山的脾气一落千丈，他左右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这种“恐怖统治”是无法持久的，安禄山这样做无疑是自掘坟墓。
有句话叫家贼难防，安禄山最后是死在了家贼手里。
安禄山有子十一人，长子庆宗，聚了荣义郡主，在安禄山叛乱之初，已经夫妻双双“殉难”，被玄宗杀掉了。庆宗死后，次子庆绪成为兄弟中年纪最大的大哥，加上他是嫡子，所以嫡长子的地位十分有利于他成为继承人。安庆绪的母亲是安禄山的糟糠之妻康氏——也许她也是昭武九姓中的胡人，安禄山生父也是姓康，难道都是出自康国，源出出族？那岂不是近亲结婚，难怪安庆绪的智商……啧啧，那我们就管不着了，反正这位是正妻就是了。安禄山本来很疼爱这个善骑射的儿子，庆绪本名仁执，后来的名字是玄宗所起，并且把年未二十的他封为鸿胪卿，兼广阳太守。容我插一句，玄宗一辈子赐的名字不少，其中还有应邀给贺知章的儿子起的名“孚”，可是贺知章虽然叩头谢恩，但心里一定不好过，因为“孚”就是“爪子”。玄宗未必想到了这一层，他也没理由来嘲笑贺知章，只是贺知章既然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有个坎，未免觉得气闷。所以，安庆绪的名字就算起的不错了。可是后来，安禄山有个爱妾段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庆恩，安禄山很喜欢庆恩，想由他取代安庆绪。失位的太子多半下场都很凄惨，安庆绪自然也明白这一点，自己的地位差不多可以确立了，如果有什么闪失，很难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常常害怕被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这关头，严庄抓住安庆绪的这种心理，对他说：“事情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现在可是机不可失啊。”出人意料的，安庆绪连客气都没客气一下，居然就同意了，说：“严兄如果想有所行动的话，我怎敢不敬从。”就这么简单，安庆绪这边就搞定了，连让我们多猜测一下的机会都不给。接着，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前后挨的毒打还有数吗？如果再不做大事，恐怕你离死就不远了。”于是李猪儿也答应一块行动。天大的阴谋啊，居然这么容易就定了，这三人实在是——“痛快”!
计划已定，几人雷厉风行。这晚，严庄和安庆绪手持兵器站在帐幕外面，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入帐中，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安禄山左右的人知道出了大事，由于害怕谁都没敢动弹。一击之下，安禄山急忙用手去摸枕旁的刀，却没有拿到，所以连最后这个给自己报仇的机会都没抓住。安禄山用手摇着帐竿，说：“这一定是家贼干的!”想必声音一定十分凄厉。他在最后时刻明白了“家贼难防”这个道理，可惜这时肠子已流出一大堆，随即死去。
安禄山就这么死了，死的太简单了，起码壮烈一点也好啊，人家根本没怎么费心计划，打了一声招呼就把事情搞定了。曾经兴风作浪的安禄山，一代“枭雄”这样收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那么，这个“枭雄”又是谁封的呢？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枭雄的两个意思中“强横而野心勃勃的人，智勇杰出的人物”，安禄山当是符合第一个释义，也只能是符合第一个，因为他的智勇可算不上很杰出。而说到枭雄，我最佩服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不过在《东周列国志》中他是以奸雄的身份出场的。不好，奸雄已经有了一个经典的曹操，以庄公之智勇，划分到枭雄也不错啊。
安禄山死后，严庄等人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的坑，用毡布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就这么埋了进去，还告诫宫里的人不许泄露出去，否则严惩不怠。后来也没提到安庆绪将他埋在床下的父亲改葬，莫非安禄山在那个小坑里一呆呆了几年？这个不清楚，像这种事情按理不至于漏记，也许真的是这样。那么，直到后来史思明以王礼将安禄山改葬，安禄山才重见天日。只是不得不佩服一下安庆绪的心理素质，他在那宫里居然就这么住下了，丝毫不怕三更半夜会从床底下钻出个冤魂来，想当初太宗杀完建成、元吉之后，尚且会做恶梦，安庆绪却能睡的很踏实，真是没心没肺啊。正月初六的早晨，严庄对外宣称，就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做了皇帝，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唉，远在蜀中的玄宗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也该知足了，自己至少是个活的太上皇，而安禄山已经是个死太上皇了。
就这样，大燕也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本想多写几句，可是这种情况，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事情进展的相当顺利。或者是因为记史的人是唐朝这方面的，所以对敌情不甚了解，只记了个大概？无论如何，色子就这么抛出去了，安禄山就这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曾经最信任的谋士，还有十分亲近的侍者共同杀死了。死者已矣，安禄山自己也有取死之道，而安庆绪等人，说他们道德沦丧也好，说是心狠手辣也好，或者像有些观点所认为的“胡人本性(五胡乱华时，胡人给人的感觉确是比汉人更野蛮好杀，但统称胡人都是如此，也不一定)”也好，安庆绪也确有被迫的成分。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将来他上了安庆恩的案板等着被别人杀死的时候，肯定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果断一点。
安庆绪顺利的即位了，可惜后面的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史载安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就是说他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昏庸还好办，懦弱？如果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被逼到不得不弑父的地步，可见安禄山有多可怕。至于言辞无序，想安庆绪一介好骑射的武夫，没经过专门的培养，又哪来的什么口才呢。据说严庄就是为了这个，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也不在乎，反正自己已经是君王了，还怕什么？于是每天饮酒享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为冯翊王，事无巨细都由他来作主。同时安庆绪加封诸将官爵，借以笼络人心。由于严庄总揽大权，所以不免让人生出疑心来：严庄的用心看来不怎么地道啊，只怕安庆绪十分无能是假，严庄欲总揽大权是真。但安庆绪居然任由别人来掌权，也是有能不到哪去。
此时金殿之上的安庆绪，万万想不到，将来自己也会被他人取代，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如果他不动手，别人似乎也不敢动安禄山，倒是自己给那人帮了个大忙，去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使自己家族的权力旁落他人之手。因此，安庆绪的作为，到头来，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㈢、房琯“浮沉录”
浮沉录，沉浮录，两个词都是惯用词，用哪个来做标题，就要看主人公的遭遇了——房琯正是先浮后沉，所以当然是“浮沉录”了。
房琯是武后时期平章事房融之子，他主要当官的时间是在玄宗朝，之前要提到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好像也没有，就是李林甫陷害李适之、韦坚的时候，顺便也把房琯贬了官。但皇叔爷爷对他已经很客气了，因为和李适之有关的人很多都被“追杀”——前脚被贬，后脚赐死诏书就到了，是为“追杀”。
房琯和韦见素等人一起被玄宗派来进献传国玉玺，肃宗对他很是看重，房琯自己也以天下为己任，诸相均要避他之位，春风得意，快哉快哉。这个时候称为“浮”一点都不过，但是房琯本人，“密度”较大，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沉了。密度是什么？物理上是物质质量与其体积的比值，不过我用的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房琯本人对宰相一职的不适应性较大，尤其是不能像李泌那样抓住重点，所以沉下去也是早晚的事。
房琯的性子，大约是喜欢热闹的，史书上说他“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这本是好事，不过他轻鄙庸俗之辈，所以招致很多人的怨恨。按说这是优点，说明他为人正直，又有什么不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都是有毛病的，只怕房琯对人的要求有些苛刻，是否一些本非庸俗之辈的人也被列入了他的黑名单？有可能，所以人们才会对他不满。大家还记得蜀中拜相的崔圆吗？肃宗到扶风的时候，崔圆才刚来朝谒。房琯认为他来的迟了，当即免相，态度也不怎么好。可是崔圆却厚结李辅国，过了两天，就得到肃宗看重，所以他也对房琯颇有不满。
有一件事，导致了肃宗对他的疏远，归根到底也是缘自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当然，这件事上房琯自己也有错。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达肃宗行在，肃宗本来让房琯任命贺兰进明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任岭南节度使，而房琯却让贺兰进明“摄（就是代理）”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入朝谢恩，肃宗觉得奇怪，自己任命他是御史大夫，怎么现在多出来个“摄”？贺兰进明说自己和房琯有矛盾，还说：“西晋任用王夷甫为三公，而他却尚浮华虚名，致使五胡乱华。现在房琯专门在迂阔大言上面下功夫，来求得虚名，他所引用的人也都是轻浮之辈，简直就是第二个王衍啊。陛下任用这样的人为宰相，只怕对国家不利吧。而且房琯在蜀中辅佐太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各道节度使，把陛下安置在荒凉空虚的塞外沙漠，又把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各地，让他们统领大权。房琯的用心是不论皇帝的那一个儿子得天下，自己都不失富贵，这岂是忠臣所做的事！”玄宗这样的安排究竟是不是出自房琯的主意，不知道，也许有他参议的份。但玄宗让肃宗统领朔方等四镇，也是出于就近的考虑，不然难道让肃宗千里迢迢从朔方的灵武赶去南方不成？而且要提到沙漠荒凉，朔方固然是这样，贺兰进明的话不无对处，但李珙的安西四镇岂不更荒凉？所以说，这些话也有点谗言的味道。有了贺兰进明的挑拨，肃宗果然疏远了房琯。贺兰进明确实不对，但是房琯先改变肃宗的任命在先，也不怪人家不乐意，至于肃宗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也满正常的，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肃宗此后下诏任命贺兰进明仍然是“御史大夫”，也算给房琯一个警告。
房琯这时也正好上疏，请求亲自带兵去收复两京。考其用意，是想建立功业，当然也是想为国家出力了。肃宗一听有人要去收复两京，那还不高兴，当然就同意了，于是加封房琯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房琯又请求由自己挑选部下参佐，肃宗也满足他的要求，房琯便以御中史中丞邓景山为副将，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临行前，肃宗又让兵部尚书王思礼去协助房琯。所有人中，除了肃宗任命了一个有打仗经验的王思礼，房琯自己任命的那些，的确没几个是有名的，一个魏少游，给人的感觉是他拍马功夫大于实干的能力，其它的就一个贾至，在与王维、杜甫、岑参的“大明宫唱和”中，好心写了首诗呈两省僚友，还被称为是抛砖引玉之作——当然了，贾至、李揖、刘秩这些都是文弱书生，不懂军事，房琯把军务大事交给李、刘二人，真是一个糟糕的问题。王思礼夹在这些人当中，想必也是十分郁闷，说不定他这个武人，还会被房琯认作是“庸俗之辈”，从后面的情况来看，王思礼确实没得到房琯委派什么任务，估计就是被房琯抛开了。所以，房琯带着一帮纸上谈兵的人去打仗，不用看后面，我们也觉得事情不妙啊。
房琯对人说：“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什么叫曳落河？这个不是说掉进河里，而是安禄山的精锐亲兵，安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馀人，谓之‘曳落河’”。房琯夸口说虽然曳落河厉害，又安能敌得过我的谋士刘秩呢！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由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进攻；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进攻；又派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进攻。他自己则是自将中军，为前锋。
我们房大宰相战绩如何啊？十月二十日，唐军前进到便桥一带。第二天，房琯的中、北两军与叛军安守忠所部在咸阳的陈涛斜（一个颇像人名的地名）相遇。房琯此战效法古人，居然用起了几千年都没用过的老掉牙的战车进攻战术，实令人匪夷所思。而且战车所用的牲畜也不对呀，人家是要用马，房琯却用牛来代替，牛虽然粗壮了许多，但灵活性就差了，所以战将都是骑马，骑牛的可太少了，单挑的时候骑牛岂不要吃大亏？《封神演义》里黄飞虎是骑牛，可人家是神牛，你一般牛能比么？何况又是小说，更不能算数了。房琯组织了二千辆的牛车队伍，并让步、骑兵护卫左右——士兵们都用来照顾牛了，真是得不偿失。没准骑兵的马和牛们还聊天呢：“咦，牛兄，您怎么也上战场了？”牛说：“唉，没办法，房大人心血来潮，不敢不来啊。”咳咳，说到哪了？——双方交战后，叛军顺风擂鼓呐喊，牛哪里见过这阵式，都吓的不轻。叛军又放火焚烧战车，顿时唐军乱了阵脚，人畜相杂，死伤多达四万余人，逃命活下来的仅有数千。不难想象啊，因为经过专业培训的西班牙斗牛士们还经常会出事，何况和牛一样也没见过这种阵式的唐军？荒唐啊荒唐。总结一下，不提房琯任命的人合不合适，也不管他总体战略如何，单说这一战，最大的错误在于战术不对，雪上加霜的是错用了牛——战国时田单败燕，用火牛阵用的就是这股乱劲，而房琯这次用牛车阵，却乱了自己。这是房琯东征的首战，首战很影响士气，这一仗失败，不但带来兵力上的损失，在士气上也是个打击。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唐军中的某个士兵，一想到有个荒唐的主帅在带队，是不是很泄气呢？十月二十三日，房琯亲自率领南军与叛军作战，又被杀得大败，杨希文和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这是南、中二军的主将，他们投降了，仗也就别提再打了。至此，房琯东征宣告失败。
战败之后，房琯等人“奔赴行在，肉袒请罪”。肃宗得知大败的消息，十分愤怒。想来肃宗也没想到房琯会用这么个战术，而肃宗可不像房琯那么理想主义，以为牛车真能取胜，从肃宗让王思礼辅助房琯来看，他比房琯更有战争的头脑，只可惜王思礼没派上用场。肃宗听说败的情形，自然十分郁怒，幸好有了李泌的营救，肃宗才赦免了房琯。不知李泌是怎么说的，居然说动肃宗像原来那样对待房琯，所以房琯要想取代李泌在肃宗心目中的位置实在太难了。
《旧唐书》上有一段，讨论了房琯为什么失败：“管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管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管之出师，戎务一委于李揖、刘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管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及与贼对垒，管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有些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再补充几句。《旧唐书》的看法是，房琯喜欢高谈阔论，未免轻浮，用兵并非是他的长处，所以皇帝听他虚夸的厉害便任用他，自然难有什么作用；房琯本人又不会择将吏，选的都是徒有虚名的人，出师之后把事情都交给不习军事的儒生，再加上交战之际本是要持重以待，却被宦官邢延恩等人催促交战，仓惶之中失去自己的根基，所以才会惨败。《旧唐书》是在后面交待了这里面“中人邢延恩”的作用，通鉴中却未涉及。房琯本打算持重，牛车阵也确实需要持重，如果真的坚持下去，面对敌军时，也许不会一下子就大乱起来，但叛军终究还是会赢，就算这一战不败，早晚他的牛车阵也是个事。邢延恩的催战，无疑使失败提前来到。虽说宦官监军又让人郁闷了一把，不过房琯的东征也是早一些结束的好，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伤亡惨重都是无法避免的，但唐朝的粮草——灵武也好，顺化也好，彭原也好，粮食还是节省些好。
房琯回来之后，常常称病不朝，对政事也变得懒于过问，大概是受到了打击。另外，他不上朝，每天与刘秩、李揖等人高谈佛老，说些释氏因果、老子虚无的东西，有时还听听门客董庭兰的琴声，或招集琴客来大排筵宴。未败之前房琯也有空谈的爱好，好像惨败之后，连“以天下为己任”的劲头也没有了。颜真卿当时弹劾何忌不孝，而何忌恰好是房琯空谈一派，所以房琯不想太让他没面子，就以他酒醉入朝为借口，贬为西平司马。更糟糕的是，董庭兰因为朝官们往往通过他谒见房琯，所以开始弄权谋利，大收贿赂。有司又弹劾董庭兰受贿，房琯十分不理智的在肃宗气头上入朝向他说明情况，被肃宗“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预人事”。这时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说房琯是朝中大臣，他的门客受赃，与他无关，不应该因这件事连累他。至德二年五月，将房琯贬为太子少师，以张镐代替他为宰相。
后来房琯再也没有像在顺化、彭原的时候受到肃宗看重了。最后死于广德元年，时年六十七岁，死后赠太尉。
杜甫传中则说至德二年春因房琯罢相，杜甫上书言房琯有才，不宜罢相之事而被贬，似乎时间上有出入，而且杜甫传说还写肃宗一怒之下，“贬管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确实是被贬了，而房琯则没有被贬出去，当年十一月便随肃宗回到了长安。究竟哪个对？房琯确实被贬出去过，不过是乾元元年六月，时间上又有矛盾。这里我们还是相信房琯本传为好，因为杜甫传中是连他的官名都写错了的，应该是左拾遗，写成右拾遗了。
房琯之败，似乎在玄宗的预料之中。玄宗在蜀中的时候，和给事中裴士淹讨论宰相。那时肃宗在凤翔，每任命一个宰相，就报告给玄宗。一听到肃宗任房琯为将，玄宗说：“此非破贼才也。若姚元崇在，贼不足灭。”他很清楚房琯言过其实，有点赵括的意思，所以知道他破不了叛军。可见玄宗看人比肃宗要准啊，一眼便看到了房琯的不足之处。之后又讨论到其它人，说到宋璟的时候，玄宗说：“彼卖直以取名耳。”只怕这个评价会有些让人吃惊。大唐三百宰相，最有名的贤相就那么几个，有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还有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看来玄宗对姚崇还是相当满意的，而宋璟也是善终，并未与玄宗有什么芥蒂，怎么玄宗会这样评价他呢？虽然玄宗这话绝非称赞，也微微透露出一丝不满，却并不激愤。《新唐书》评价宋璟就是“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时他的“正”也确有取名的嫌疑。宋璟的问题还是就此打住吧。玄宗又接连历评了十余人，都十分得当。评到李林甫时，玄宗不无愤怒的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士淹当时反问了一句：“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你明知他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任用他这么久？“帝默不应”，玄宗无言以对。那我们再问一声，为什么玄宗明知李林甫阻挡贤路，还要任用他呢？只怕玄宗当时已经倦了，所以有个挡着进谏的人，未尝不是件舒服的事，而且高力士也曾反对过玄宗“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玄宗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只能是他自己的问题。
然而玄宗又想念起张九龄来，想起当初张九龄说安禄山会谋反的先见之明，不禁痛哭流涕，派宦官到韶州曲江祭祀张九龄，并重赏了他的家人。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㈡、肃宗：我想有为
“我想有为”——肃宗当然不会突然间冒出这么一句，但从他的做法来看，的确是想有一番作为的。肃宗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平定叛乱。唐朝此时是连自己的京城都让人家占了，只要不想偏安一隅，不想有为都不行。其实唐也有条件早二百成为“南唐”，但安于现状的事毕竟让“天可汗”有些不甘心，再加上有玄宗的那句话，所以长安、洛阳是非夺回来不可了。单凭这一点，唐肃宗就比宋高宗强了很多倍。
任命元帅后，肃宗做的第一件事是“算计”李泌。一天，他和李泌出外行军，士兵们指着他们两个窃窃私语：“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皇帝穿的衣服的颜色是黄色的，而李泌作为隐士，穿的是白衣。古时着白衣者为平民，所以老百姓又称为白丁、白衣或白身。在现在的小说或电视中，白衣人往往都是天人一般，相貌英俊、玉树临风、气质高雅……例子就不举了，实在太多。李泌歪打正着的穿起了白衣服，正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只是李泌本人相貌如何，没记，估计也就是一般般——往往长相好的要记下来，长的奇丑无比的也要记下来，长的没什么特点的……既然没特点，也就不必记了。然而士兵们的话，看来是多少有些对李泌不恭，至少他身为“山人”，和皇帝在一起是有点不大协调。肃宗听说后，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泌，并且说：“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我不敢违背阁下的意志委以官职，但既然有人说闲话，那你就该暂时穿上紫衣，免得别人猜疑。不经意间，肃宗给李泌准备多时的紫衣派上了用场。唐时三品以上服紫，一二品当然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了紫衣，等他换上紫袍后，入宫去谢恩，肃宗哈哈一笑，说：“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官服都穿上了，哪能没有相应的官职呢！于是就从怀中掏出诏敕开始宣读，任命李泌为待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以“阴谋论”的角度来看，这大概是肃宗定下的诡计，至于他有没有串通士兵来帮忙，那就不得而知了，或者是借题发挥，总之，觉得这个时候的肃宗倒很有些可爱，就像《三国演义》里给侄儿刘琦出主意骗诸葛亮上阁楼下不来的刘备一样。李泌仍然坚辞不受，肃宗说：“我不敢强任你为宰相，只是现下是艰难时期，你暂时就担任一下吧，等叛贼平定后，就任凭你行归隐之高志。”既然皇帝这么说了，李泌也只好接受。李泌青少年时曾经向往的“一步登天”，现在真正的实现了，只不过而立之后的李泌，对此的心态却是异常平和，宠辱不惊。
肃宗在宫中设置元帅府，广平和李泌轮流值班，一个入宫，另一个就留在府中，反之亦然。李泌又对肃宗说：“诸将畏惧陛下天威，向陛下陈述军务大事时，有时难免会拘束无法都说出来，一旦出现哪怕很小的差错，都将会召致很大的损失。请陛下允许我先与广平王商议，等商量好了再向陛下报告，可以执行的就命令执行，不可行的就加以否决。”肃宗同意，此后每日每夜各地不断呈上来的奏疏，肃宗让都先送到元帅府去，由李泌批阅，如果有紧急的事情或者烽火战报，李泌就重封，隔门传进宫中，其余不重要的事情就等到天亮后再奏报。肃宗对此十分放心，把宫门的钥匙和符契全部交给广平和李泌掌管。
然而就在这时，贼心不死的阿史那从礼又引诱九姓府与六州诸部胡人总计数万人，聚集在经略军的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只好又让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到天德军去发兵讨伐。交战中，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玢另率一军与胡人交战，不料却战败了，只好投降，没过多久自己逃了回来，仆固怀恩认为这是十分有伤家族面子的事，大骂了一通仆固玢之后，狠心杀掉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将士股栗”——也难怪呢，就算我们现在听起来也觉得有些可怕。历史上不乏拿自己儿子开刀的统帅，但大部分是做做样子，真正忍心下手的却不多见，何况就算真生气，其手下部将难道不求情么？有了别人的求情，往往也就“免去死罪，打多少大板，以观后效”。岳飞也只是让人打了一通岳云，而仆固怀恩居然说杀就杀，难道他自己就不能心疼么？不是啊，后来仆固怀恩被逼造反的时候给当时的唐代宗上书，就是流着眼泪写到了自己为了不废军法将仆固玚杀掉的事情。说残暴也好，说铁面无私也好，仆固怀恩这么做之后，将士们谁敢不拼命？所以作战时都奋勇争先，以一当百，一下子打败了同罗军——看来士气很重要啊，哪怕是被逼无奈不得不去好好打，也十分管用。
这件事过后不久，在李泌的劝说下，肃宗决定离开灵武。不能不说突厥阿史那从礼的几次进攻是促成肃宗这一决定的因素，因为唐主要是想一心对付安禄山，现在朔方这又有个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阿史那从礼，实在让人郁闷。这里插一句，此后不久，南诏乘机攻陷了越郡的会同军，占领了清溪关，寻传、骠国等国都归降了南诏。南诏后来被郑氏取代，最后段氏终于把南诏搞定，建立了大理。相信喜欢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对大理都不陌生，只不过大理的皇帝可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什么一阳指、六脉神剑，都是编出来的。李泌是这样劝肃宗的，他说：“不如先暂时到彭原，等西北征兵到的时候，再前往扶风接应他们，那时丝帛等物品也运到了，可以供应军队。”九月十七日这一天，肃宗从灵武动身出发。
走了八天，九日二十五日，肃宗一行到达顺化。这时韦见素等人也从成都赶到，奉上玉玺和玉册，肃宗不肯接受，并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我只是因为近来中原有动乱，才暂时管理一下百官，怎能够乘机传袭皇位呢？这听来实在太假了，皇帝都当了，还谈什么不敢遽为传袭？但肃宗却好像是认真的，他命人把玉玺和玉册都放置在别殿中，晨昏定省，就像礼拜父母那样去礼敬。肃宗的做法其实是对的，尽管后来的“腐儒”们（唐朝当然没有敢说三道四的，而唐以后的人就不客气了）已经大大的对他擅自即位不满了，这么做也无法减轻一些他的“罪过”，但总比接受的好，可以想见，如果肃宗笑呵呵的接受了，那么会被骂的更惨。
玄宗从蜀中派过来的这几人，肃宗因为韦见素和杨国忠的关系，对他很冷淡；而他久闻房琯的声名，因此对他很热情。房琯也是“人来风”，对肃宗谈论时事的时候，慷慨激昂，以至令肃宗大受感染，所以一有军国大事的时候就和房琯商量。房琯“亦以天下为已任，知无不为”，热情还是很高的。当年杨国忠初任宰相时，也是“以天下为己任”，虽然杨国忠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份热情还是要肯定一下，房琯现在也是踌躇满志，他的这种激昂“吓”得其它宰相只有拱手避让的份。房琯任相又如何呢？下一节再说吧。
肃宗闲暇的时候，有一次对李泌谈到了李林甫。仇人啊仇人，肃宗想起来李皇叔——不对，现在得说是皇叔爷爷了——想起皇叔爷爷当年做的好事，害得他担惊受怕不说，还被迫与韦妃离婚，所以现在一定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扒皮抽筋。肃宗当时就要下诏说等攻克长安后，把李林甫的墓挖开，焚烧他的尸骨，弃骨扬灰。李泌劝解道：“陛下正在的大事是平定天下，何必与死者为敌呢。那尸骨又知道什么，这样做只能表示圣上胸怀德行还不够宽宏。再说回来，现在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人都是陛下的仇敌，如果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恐怕不会再有悔过自新之心了。”肃宗听后不大高兴，又说：“李林甫这个奸贼，过去千方百计想要致我于死地，那时候我可是朝不保夕啊，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实在是老天爷垂怜。况且李林甫那厮也十分憎恨你啊，只是还没来得及害你他自己就死了而已，你怎么倒可怜他？还替他说话？”李泌从容回答道：“这些事我哪里能不知道呢！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太上皇在帝位将近五十年，一直太平安乐，不料一朝祸起，天下大乱，只好远避巴蜀。南方气候恶劣，太上皇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听到陛下有这样的诏命，必将以为陛下是为了报韦妃之仇。老人家心里肯定很惭愧，万一因此再生病，天下人就会认为这是陛下心胸狭隘，容不得君父。”还没等李泌说完，肃宗就泪流满面的走下台阶，仰天礼拜说：“我没想到这一点，是上天让您来告诫我的！”然后抱着李泌的脖子哭个不停。李泌总是能够找到对肃宗的制胜法宝，即足以打动肃宗的理由，所以往往他说的话都能起到作用。不过，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是不是有点危险呢？肃宗对李泌很好，最后也没怎么起疑心，但李泌自己不能不有所考虑。这是后话了，后话当然后面说。只是肃宗抱着李泌的脖子哭个不停，实在有点那个，感动可以理解，可也没必要这么个哭法，好像是史家为了美化肃宗有多仁孝，所以才会让他如此举动，只是这样一来，倒有点搞笑的气氛，真是事与愿违。
肃宗在顺化没有呆太多时间便出发了，十月初三，到达了目的地彭原。肃宗在彭原的时间要多一些，既然他不走，我们也先暂时停在这里。
在这里，有一行人的到来，一定使肃宗十分高兴。肃宗想要平叛，但觉得单纯依靠朔方的兵力还不够，想要借胡人的兵力来壮大威势，于是就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又向拔汗那征兵，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如果能跟随安西兵一起来支持的话，必有重赏。敦煌王李承寀依命来到回纥牙帐，回纥可汗把女儿嫁给了他，并派大臣与唐朝的使者一起回来，在彭原晋见肃宗。肃宗对回纥使节自然厚加赏赐，并且封回纥可汗的女儿为毗伽公主。
就在这时，肃宗下诏要革除以前的一些弊政。什么弊政呢？这就要向上追溯到李皇叔爷爷的时代了。李林甫为宰相的时候，限制向皇帝进谏的谏官，让他们在上诉前前先告诉他一声，退朝之后也要把与皇皇谈话的内容告诉他，御史进言也须御史大夫署名。李林甫把关很严，凡不利于他的声音一律切断，至于发出声音的“声源”，当然也要想办法铲除。至此肃宗大开进谏之路，又让宰相分别在政事堂值日，每十天更换一次，大大的改善了李林甫、杨国忠那样的宰相专权局面。
言路是开放了，可是效果如何呢？言路上本有三重门，第一道门是士庶通向朝廷的大门，第二道门是由高官把守的大门，第三道门是皇帝本人的耳朵。第一道门已经堵住了很多人，当人们好容易迈进了朝廷的大门，忽然发现仕途上有时会有拦路虎出没，当皇帝把拦路虎驯的柔顺了，谏官们觉得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日了，于是大谏而特谏起来，却发现声音却怎么也撞不开第三道门，搞不好皇帝的脸还会阴沉下来……当然也会有谏言比较顺利的通过三道大门的情况，不过正常情况下第三道大门的通过率并不高，像太宗那样以纳谏着称的皇帝，则是少而又少了，而且太宗本人忍的也是相当辛苦呢。
肃宗的情况就属于第三道门还开的不够的情况，事就坏在杜甫身上了，是他让肃宗的“励精图治”露了馅。杜甫的性子是比较直的，肃宗任命他为谏官，实在是给自己找苦头吃。比如唐初，魏征的进谏是很有学问的，而李纲劝李建成的那些话，比如游猎啊饮酒啊这些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的事，估计放到李世民身上也照样改不掉，只是李世民很会用人，让魏征这样的进谏者来做谏官，而对李纲，则给他很高的待遇，却是束之高阁，结果就是皆大欢喜，而你又实在挑不出来李世民什么错，因为李纲年纪也很大了，退下来也是很正常的事。肃宗任人就欠考虑，基本上就是从叛军那里逃过来一个就封一个官，虽说当时乱哄哄，几乎没什么时间来考查一下这个人的履历，但好歹也得先摸清人家的性格。杜甫跟随肃宗的时间并不长，便不得不辞官，看来合作的相当不愉快。但直接导致杜甫“失宠”（虽说本来也没怎么宠过）的，便是房琯的罢相。好吧，既然前面也说到了房琯，现在这件事又和他有关，下面就好好说一说房琯的“浮沉录”吧。 第二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
一、安禄山
水是生命之源。因为要参与各种化学反应及身体内的物质运输，因此你可以几天不吃饭，但却不能几天不喝水。
貌似跑题了。好吧，进入正题。
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
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袄、祅。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音ao，第三个字则是祅，音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应是受摩尼教的影响，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确实来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子于轧荦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即采用荣新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荦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尔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不过却也稍有疑问，那就是崇尚光明是摩尼教的特点，祆教重点在火而不在日；而祆神据说最初写为天神，天即日，那么安禄山的禄山究竟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是光明之神，还是唐书所写的斗战神者，抑或另有人研究出来的“亚历山大”？不管怎么说，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对安禄山的成功反叛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加，“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佳人翩翩起舞就不说什么了，肯定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能够起舞已经十分了得，居然还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这倒有利于他旋转，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还得看他有没有高血压了……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张守珪认他做养子，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就是养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所以崔希逸才会在打败吐蕃之后为失信于人郁郁而终。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命人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
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南召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叛乱。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事实上是强于朝廷的，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杀掉，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二、激变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去世。
临终前，李林甫拉着杨国忠的手说：“将来代替我当宰相的人一定是你，后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不知道李林甫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吓了一跳，以为是李林甫试探他，汗流浃面，连说不敢当。其实李林甫这么说倒的确出于真心，因为他眼见就撒手人寰了，而杨国忠又很得玄宗青睐，下一任宰相非他莫属。李林甫是想要杨国忠好好善待他的家人。但杨国忠并不因李林甫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放过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杨国忠联合安禄山一起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这导致了横行数载的李林甫集团彻底覆灭，就连未下葬的李林甫本人，都受到了削官的处分，并且由一个大棺材躺到了一个小棺材中，嘴里的玉含及身上的金紫衣服也都不准许再用，只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礼节安葬了他。
我们当然对李皇叔不会有太多的同情，毕竟这属于官场上的倾轧而无谁对谁错的问题，或者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想当初他本人制造的冤案比这惨的有的是，而今也轮到他来品尝这个滋味了。但这却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仅有的一次大合作，不久后两人即开始闹矛盾。原因是，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对他非常轻蔑。轻蔑到什么程度呢？反正是惹得杨国忠从此就一直说安禄山要谋反。古时谋反乃是十恶之首，因此杨国忠这么说无疑是想置安禄山于死地，可见积怨甚深。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杨国忠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定会谋反，让玄宗试着召安禄山入朝，说他肯定不会来。玄宗照办，结果出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竟然闻命即至。安禄山很可能是得知了杨国忠的话，另外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加之他本人的阴谋并没有暴露，他也的确没理由害怕，只要乖乖入朝大表一番忠心就可以了。见到玄宗，安禄山十分委屈的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这等于是给玄宗打了一针预防针，使他以后不至于轻信别人对他的“诬陷”。果然以后杨国忠再说安禄山的什么话，玄宗全都不听，即使太子李亨也报告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也仍然无动于衷。这一次进京，安禄山又要求兼任很多官职，玄宗一一满足，临别时还解御衣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怕杨国忠奏请把他留下，所以赶忙回去，一溜烟回到了范阳。
从这以后，朝中凡是有说安禄山要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绑起来交给安禄山，以示信任。但不能不说这样做是个失策，一来，连与皇帝最亲最近的太子和杨国忠的话皇帝都不听，又何况别人呢？所以大家即使知道安禄山要反叛，也不敢再说出来；二来，当一个一个说自己要谋反的人被捆到眼前，随着数量的增加，安禄山只有更加害怕，绝不会因为玄宗把他们交出来就会放心。皇帝面前有这么多人说自己要谋反，如果不担心害怕才怪。而后，安禄山的行动越来越可疑，可是我们的明皇帝仍然一百个不相信安禄山真会谋反，把用人不疑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
但渐渐的也有转变。转变就发生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奏请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遭到杨国忠和韦见素的联合反对。本来两人约好前赴后继轮番劝阻玄宗，但韦见素说完之后，玄宗发起火来，杨国忠便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就这样玄宗又答应了安禄山的过分要求。可两人还不甘心，合计好之后，第二天又和玄宗提起此事，建议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并且要他入朝，将他的三个节度使的职位分别交给现在的三个副节度使。这次玄宗没有反对，但仍心存疑惑，虽然诏书写好了，但在发出去之前，派宦官辅璆琳去安禄山那里打探情况。辅璆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说安禄山根本没有反心，于是玄宗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杨国忠、韦见素二人的用意，是想以朝廷的力量来牵制安禄山，让他脱离自己的势力。但由于朝廷实力并不强于安禄山，所以玄宗即使真的发下去诏书，只怕也未必达到目的。安禄山自然明白入朝是很危险的，所以很可能就此提前反叛。
七月，又发生了几件事、先是安禄山上表请求进献三千匹马，每匹马配备两个马夫，另外还有蕃将二十二人护送。一旦得到允准，届时将有六千多将士入朝，非同小可，在达奚珣的提醒之下，终于引起玄宗的警觉，驳回了安禄山的请求。差不多同时辅璆琳受贿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玄宗将他处死。还有，杨国忠一直在搜寻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又抓了几个安禄山的人，这些皆由长安中的安庆宗派人报告给了安禄山。
一连串的事情引起了安禄山的疑虑，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失势的后果，自然而然会与玄宗产生裂痕，因此这一年玄宗要他入朝，安禄山果然不敢来了。玄宗又派冯神策去对安禄山宣诏，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接到诏书没有拜伏，只是略一欠身，问了一声皇上可安好，然后又阴恻的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推想安禄山的心语大概是这样——长安，我一定会去的，但不再是诸侯对于皇帝的觐见，而是要将皇帝宝座抢到自己的手中。
安禄山已经下定决心要起兵叛乱了。
三、范阳兵来
决心一下，起兵只是时间的问题。
十月，玄宗似乎忘了再召安禄山来朝的事，带着杨贵妃等人再次来到华清宫优哉游哉——然而他此时尚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这样欢畅了。
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率领十五万精兵，号称二十万众，杀奔东都洛阳。“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日行六十里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却也勉强算是急行军了。
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做乱；朱棣靖难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也只有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名，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实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令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变象的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行在”。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谴，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是有理由的，但是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帝中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后者情况有些复杂，在说到高仙芝的时候会提一下。那么这时很多人持乐观态度，玄宗本人也是如此，虽然朝中有惊讶失色的大臣，但乐观的看法可以说是有相当市场的，例如封常清就是一位。
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这一番话使得玄宗听了十二分的舒服，龙颜大悦，几天后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其实是张空头支票，不过这是剥夺安禄山合法地位的表态，是必须的。
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长安后，做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首先，他立即斩了娶宗室女的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同时把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为新任朔方节度使，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第二天，又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征讨安禄山。
十二月初七，玄宗决定要御驾亲征。看来玄宗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要亲自去战场。玄宗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让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亲自带领本部军队，二十日内到齐。十六日，下诏要太子监国。杨国忠十分害怕太子会报复他，因此拉着自己的三个姐妹，一起劝阻皇帝不要去出征，更不要太子监国。于是这件事就罢休了。考虑到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就算后来没有人阻止他，也确实不宜上战场去，而且玄宗本人战略方面相对要好于战术方面，留在后方控制大局就可以了，我不认为他亲征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万一到前线再来个胡乱指挥，岂不是添乱？玄宗有亲征的思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这件事也不能说是失误，也不必过分责怪杨国忠在这件事上的私心，试想，太子留在后方，如果趁监国之机杀掉杨国忠，也必是小乱一场，如果后方不稳，玄宗在前方也很难安心。当然这也只是可能，如果玄宗亲征的话，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将是玄宗亲自带军打的第一战，此前没有参考，此后更无印证，完全凭猜测——我多半不看好。
既然如此，那么玄宗等人在长安里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等待了。可惜他们没有等来安禄山的首级，也没等来捷报，却不得不去逃难了。可是，责任在谁呢？ 第一部分 祸起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一部分说一说安史之乱的起因及初期阶段。
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
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第一章 从此君王不早朝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同时文、吏之争就开始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是可以维持开元盛世的。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弄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闹翻是迟早的事。
李林甫是唐朝的远房皇亲，算起来玄宗还得管他叫一声“皇叔”。然而我们这位李皇叔，可不是善主，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其实看看，倒也不是太过分。大家都知道“笑里藏刀”和“口蜜腹剑”这两个词，太相似了，简直能组成一幅对联，而且巧了，这两个词形容的两个大臣都是唐朝的，一位是“人猫”李义府，一位便是李皇叔。不过大概没人敢给李皇叔胡起外号，因为李林甫之阴鸷，朝中除了玄宗不怕，就连后面“叱咤风云”的安禄山都只怕他一人。大概李林甫是很有演恐怖电影的天分的……
李林甫最终挤走了裴耀卿和张九龄，从此当政。只可惜，李林甫并没有把吏治的劲儿用到治理天下上面，而是全用来算计对手了，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要保住他的权势与地位，至于天下怎么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李林甫也是这么和谏官们说的，当然，仅能秉笔的李皇叔可说不出来这么文绉绉的话。想当初他把“杕杜”念成“丈杜”、“弄璋”写成“弄獐”，让文人们很是偷笑了一阵。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阳光和阴影就如同双胞胎，总是一起出现。拿李林甫“仅能秉笔”来说，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林甫不大可能自己咬文嚼字的去制造文字狱了，所以文人们真该庆祝一下。其实就整个唐朝来讲，文字狱都确实不多，大环境如此，李林甫也无暇去理会这些东西。所以像“词赋属文宗”这种疑似为讽刺的诗句，大概都被当作是“真诚”的恭维了吧——或许李林甫点头微笑的时候，作者王维也正在窃笑。话扯远了，接说着李林甫对谏官的警告，他拿马厩里的马来打比喻，说如果你们不老实，非得和皇帝说点什么，哼哼，那对不起，只好请您走人了。总之他一句话，朝野上下顿时没有人敢再说什么，真的是“天下升平”的盛世景观啊。不错，天下是“升平”，升起来的是表面，而揭开这层表皮，却可以看到里面的肌肉正在慢慢褪色直到老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人脸上的话，比如要是见到某个做过除皱手术的人，她一旦笑起来，看着是很有些让人感觉不适的，简单来说就是皮笑肉不笑。而唐朝现在的这种情况可不单单是“皮笑肉不笑”，是根本笑不起来，不过这要排除宫殿里的欢歌笑语，因为，这正是玄宗沉溺于酒色的开始。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玄宗正式册封杨氏为贵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她本是寿王李瑁的妻子，但因为长的太漂亮了，所以玄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纳为己妃。唐朝皇帝确实在后宫上比较混乱，比如太宗纳弟媳（杨氏），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则是纳儿媳，也算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一个“传统”。后人对此很不齿，认为是乱伦，而唐朝固然不提倡这样，但对于这几次事件，似乎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原因是唐确实比后世要开放很多，那么，有没有不敢说的原因呢？肯定有吧，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太宗曾想过立杨氏为后，遭到魏征坚决反对；高宗要立武氏为皇后时，也一样有若干反对者，而他们在当初武氏从寺中进宫时却是比较安静的。玄宗做事很秘密、周到，也有个缓冲，他让杨玉环先做了一阵假道姑，然后再接到宫中。但终玄宗一生，虽然很宠爱她，却也不敢立为皇后。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的话杨贵妃想不做红颜祸水都难。
几十年后，诗人白居易用夸张的笔墨描写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其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其实是冤枉了唐玄宗，他并没有像万历皇帝那样真正的不再早朝，哪怕大臣们在宫外跪上十个小时也照样不理不睬。客观的说，玄宗后期确实是疏于过问朝政，但也是逐渐发展的。推测一下，大概是看到朝堂上没什么人提意见(没人敢提)，所以慢慢的放下心来，再加上抵不住享乐的诱惑，于是就……
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人提意见了，只不过朝廷上提的话，挡不住李皇叔的加害。倒是宫里有人说了几句真话。谁呢？高力士。有一次玄宗颇有自得的说：“我有近十年没有出长安了，现在天下貌似无事，我干脆把所有事都交给李林甫来处理吧。”高力士一听，这哪能成？于是说：“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通鉴上做了简化：“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不管哪种版本，主要大意是两方面，一是说帝王出巡是古制，玄宗应该去看看皇宫外面的世界，体察一下民情；二是说不可授人以柄。这都是替玄宗考虑，是大大的忠心，但玄宗却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大大的不悦。从此高力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则如此，后来高力士仍然会时而劝劝皇帝，比如玄宗后来又有一次自得的说他“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自己在宫里倒也不亦乐乎。没想到高力士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拿云南几次战败来举例，然后提出边将权力太大，一旦有变故，不好制约。玄宗这次虽没发火，却也没听，而他自得的毛病也没改。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闹水灾，这时无人敢向玄宗诉说灾情。大概是玄宗觉得这回有把握高力士不会再说出来什么扫兴话了，就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那能有什么看法呢？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你把权力都交给宰相了，而且又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我还敢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敢对皇帝说赏罚无章、阴阳失度，高力士也是个胆大的人了。连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都不听，可想而知，就算是李林甫让那些谏官放马过来向玄宗进谏也实在没关系，反正什么话都只是一阵从他耳边刮过的风罢了。
李林甫后来被杨国忠取代。在李皇叔最后的日子里，也是比较可怜的，有一次有人说他的病只要看到了皇上就会好起来。玄宗本想去看看他，却被人阻止了，因此采取个折衷的办法——玄宗隔着很远拿着一块红色的丝绢向李林甫挥啊挥的，不知李林甫是否这样想过：该不会是招魂呢吧……之所以有人劝阻玄宗，是因为据说见到病重将死的人是一种晦气。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去畅春园，可是必经之路上却有自己当时重病的八儿子胤祀(当然那一次八阿哥没死)，所以最后把胤祀挪开了。说句题外话，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禛。亲生儿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另外，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
新上任的杨国忠，更多的或者说根本的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新唐书》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张易之之出也”，而通鉴上则写是“张易之之甥也”。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上写道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不取。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杨国忠为人更“和蔼可亲”一些，他虽则轻燥强辩，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不在他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因此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出”之的劲头，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无疑对唐朝来说，玄宗这次任用宰相，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
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只可惜，这两人一个是宗室“皇叔”，一个是外戚国舅，可是合他二人之力，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若是单独作战，那更是没戏了，而让手段比李林甫差一截的杨国忠来干这件事，那更是格外的没戏了。
不错，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结果韦氏全家遭殃，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反正保住自身要紧，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从事件本身来说，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收获可谓不小，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而从效果上来说，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因此更有效一些。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玄宗大怒，差点杀了王忠嗣，可想而知，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人算不如天算，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张垍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只是被贬而已，相对而言，就算不错了)，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无用功”的概念，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实在让人恼火，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的动李亨，那以后如何得了，自己又从何下手呢？
结果，至李皇叔死，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找太子的麻烦了。至于杨国忠，更是无用——无上的没用，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这一点，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她也有妒嫉心，但那是对后宫其他妃嫔宫女而言，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铁腕人物”，武惠妃。要知道，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以及他另两个儿子，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祙陷害致死。只是后来武惠妃死的太早，李林甫抓住的这根稻草过早的凋谢了，否则他们二人在一起搭档，威力是很大的，李亨多半也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杨国忠是外戚，一旦太子即位，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其实要真这么想的话那也错了，自古外戚尤其是权重的外戚也很多没有好的下场。但这样的话，也总不能反倒帮助仇家吧，何况毕竟还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站错了队伍，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
其实李皇叔多虑了，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主要是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李林甫临终时不知后没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子，当初何必得罪太子……”也许多半不会吧，但不管怎么说，李皇叔死的早是一件幸事。怎么是幸事呢？不用多说，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李林甫死的是时候。 第三章 悲情三人组
曾写过一篇《郁闷三人组》，是讨论李治、李旦和李显的，而下面要介绍的三位将军，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除了郁闷之外，也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倒霉。巧了，无论在《新唐书》还是《旧唐书》中，这三位将军都是在同一个列传里，看来古人也是认同这个组合，只是那时没有这种词汇罢了。
一、封常清
最先上场的是封常清，他在十一月十七日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当天即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募兵的情况不错，至少说明唐朝此时影响力、号召力都还很大，然而从素质上来说，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却远远不是安禄山叛军的对手，封常清也许此时才发现，他所说的话，的确太大了。这支军队，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封常清只好带着这些乌合之众与敌人血拼，战了几个回合后只好退出洛阳城。
败退的过程也满周折，先是从武牢败退下来，再到葵园，然后从城东的上东门进城，又由都亭驿退守宣仁门，最后，“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基本上是个屡战屡败的过程。
一员大将仗打成这个样子，非常之惨，却又是无奈的事。事实上，洛阳四战之地，无险可依，本身根本就没有可依靠的地理优势，无法作为进攻的跳板，从唐初王世充两次死守洛阳的战例来看，以当时守卫之坚固，尚不能保平安，更何况封常清带的是一队没经过训练的人呢。封常清的传中没有详写交战时的情形，倒是在忠臣传中写到了：“常清之众，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战。及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真刀真枪的拼命，这些市井之人确实是没经历过，也是空怀报国的热情，却没有这样的实力，望贼奔散也实在是无奈之举，这样的队伍自是无法指望能够御敌了，只是害苦了封常清。洛阳的地形决定，在这里只能自己死守，而无法去进攻别人。如果连防守都失去了条件，基本上在这里就不要有什么指望了。要说有“险”的话，唯一的“险”也就只有洛阳城东的虎牢关了，这里也称武牢关，改为武牢是为了避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虎牢之险，自春秋时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以虎牢之险也还是得守，可见洛阳四战之地并非虚言——既然虎牢关都守不住，那么进到洛阳更是没指望了。
洛阳一战，打的十分悲惨，实力不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主帅封常清的指挥失误呢？说到这个，就涉及到封常清以往的战绩了。那么封常清以往的战绩如何呢？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就是这个很像是个古少数民族族名的地名“猗氏”，害我险些把他认作是蕃将。不过也的确有些人认为封常清是蕃将，但又没有可依据的证据，推测他们误判断的原因，大概是同一列传中的高仙芝和哥舒翰两人都是蕃将，所以认为封常清也是蕃将。那么他是不是蕃将呢？我也不知道，或者说，不是。
封常清家贫，本来是属于报国无门的那种人，但他却凭着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找到了机会。
这就得说到高仙芝了，和封常清疑似蕃将或者根本就是汉将的身份相比，高仙芝是很明确的蕃将。可是又有问题了，什么呢？两唐书上都写高仙芝是“高丽”人，而近年来考证出高丽和高句丽并不是一回事。关于此事，来龙去脉太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高句丽基本在中国境内，是东北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而高丽则在境外；前者是高氏高丽，后者是王氏高丽；前者被唐朝灭亡，而后者在唐朝灭亡后兴起。二者除了名字上的相似，其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之所以被我们搞混，是由于古时战乱损失很多资料，再加上两个王朝很相似的名称，甚至高句丽有时就被写成是高丽，所以从宋代开始，人们就常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王朝弄混。从姓氏及时间上看，高仙芝当属于高句丽灭亡后迁到中国内地的人的后裔。
高仙芝出门的时候，常常带着三十多个随从，全都穿着鲜艳明亮的衣服，那自然是十分威风的。封常清也很想成为其中一员，所以就毛遂自荐，主动去找高仙芝，请求当他的随从。有人主动请求追随自己，岂非好事一件？然而高仙芝一看封常清的长相——“细瘦颣目，一足偏短”，这副尊容实在是惨点，令高仙芝怎么也接受不了。但封常清十分执着，怎么也不肯放弃，一连等了数十天，最后还把高仙芝批评了一顿：“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可能是高仙芝将他拒绝收留的理由说了出来，所以封常清才会解释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孔子的学生澹台子羽，就是因为长相难看，孔子差点没有收他，后来发现子羽确是一个人才，因此感慨自己以貌取人是个失误。其实高仙芝带领的这些侍从们，是有些仪仗队的意思，其作用估计主要就是拿来壮门面的，因此高仙芝才会格外注意相貌，另外，封常清的相貌大概也是太难看了——忽然想到小说《说唐》当中写尉迟敬德对阵单雄信时，单雄信高声喝道：“丑鬼通名!”尉迟敬德也不含糊，说：“我是丑的，你的尊容也整齐得有限!”当然这是小说里的虚构，事实上人家可能没长这么丑，但这透露出一点来，那就是说别人丑，自己得有说的资本才行。高仙芝确实有这个资本，史载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绝对是一等一的人才。最后，说的好听点，就是高仙芝终于被封常清的执着所打动，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被他烦的不行了，这才无奈的把封常清收留下来。
封常清刚成为高仙芝的部下时，主要做些什么工作，详细情况只怕已经不好说了，但从他首次立功的情况来看，估计干的是类似于参谋这样的工作，负责写向上级汇报的报告。这一次高仙芝征讨达奚部落，封常清写的工作汇报十分对高仙芝的胃口，他想要说什么，封常清这里便写了什么，把战斗的详细情况述说的十分精准。高仙芝对此很惊异，因为一个军事家对于战争的想法，普通的人是无法融会贯通的。而封常清能写的这么准确，说明他于此也是了如指掌。从这件事高仙芝看出了封常清的军事才能，也算是很有识人之明了。封常清就是从这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累以军功授若干官职。不过，总体来说，封常清常常作为高仙芝的副手，直到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才算真正的独当一面。
然而，封常清的军功似乎也有疑点，那就是两唐书和通鉴上记载封常清的事迹，主要都是作为文职或者留守后方的后勤部长，比如高仙芝出征，“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封常清本传记载的一件比较详细的事，还是说明他执法严格，似也没体现他有多能打。就在我都要怀疑起封常清是否真的带兵打过仗时，忽然间想到了唐诗中，岑参有好几首送给封常清的诗，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挑出来的这八首(其中六首算是一组)都有“征”或“破”字样，其他的有“封大夫”的诗的题目都看似与战争无关，就不一一罗列了。于是一下子兴奋起来。可是再去仔细查看一下资料，发现高兴的太早了，刘开扬《岑参年谱》中这样写道：“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九月，封常清又西征，岑参作二诗送之。冬，封常清破播仙回，岑参作《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如果说封常清西征的就是播仙，而岑参又是“作二诗送之”，那么带有“西征”字样的这二首是否就是那两首诗呢？如果是，那么这八首诗全都是为这一次西征所写。不过在这次西征之前，显然封常清还去出征过一次回纥，只不过这一次回纥很可能是自己主动投降了，因为岑参的诗题目是：《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至此难免有些垂头丧气——忙了半天，似乎还是没找到封常清十分会打仗的证据。不过好在有岑参这位大诗人做封常清的判官，有了他的诗这才留下一些线索，因此我们千百年之下也要感谢岑参。只可惜他是从天宝十三年才开始到封常清的幕中，如果他能早一些与封常清合作，也许我们今天知道的关于封常清的战绩会更多一些。
至此，不得不遗憾的说一句，封常清的军事才能好像更多的在于“文”的方面上，他自己就是由幕府走出来的将军，封常清领兵出征固然也不错，比如大败大勃律那一次，但明显封常清不如高仙芝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哥舒翰，当然也比不了安禄山。之所以他此前一直很顺利，也要考虑到大唐当时实力尚存，还有，安西经过高仙芝的那几年镇守，兵士由他训练的战斗力很强，所以到封常清手中的那支安西军队，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个时候主帅指挥的情况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而当他带领着未经训练，形同一盘散沙的几万人去面对范阳的十几万精兵，即使是高仙芝和哥舒翰也都无法对抗，那么就更不能要求封常清有什么优秀的表现了。因此说封常清和高、哥舒二人同传，原因的确是他们三人命运相似，不一定就说明封常清和另两人一样都是很强劲的名将。建立在这个观点上，再加上唐军实力不济和洛阳无险可依，那么封常清在洛阳的屡战屡败也就没有什么可稀奇了。 二、高仙芝
封常清失败之后，紧接着出场的便是高仙芝。
提起高仙芝，头脑中首先闪现的两个词就是“小勃律”、“怛逻斯”。的确，这两场战争太有名了，以致于要介绍高仙芝，就不能少了它们。让我们暂时先甩开安史之乱的动荡，说一说小勃律之胜，和怛逻斯之败。
㈠、高仙芝的成名作——小勃律之征
和封常清相比，高仙芝更当得起大将之称，他此前指挥了若干战役，绝对的实力派人物。比如，高仙芝一生中最可夸耀的对小勃律国的战争——
当时吐蕃与小勃律国联姻，把公主嫁给了小勃律国的国王，这件事的后果是唐朝西北的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联姻，与那二十个国家被制无法进贡又有何关系？这就得把小勃律国的情况简要说明一下了。史载，“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八百里属乌苌，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古时的尺寸测量准确度我一向并不深信，估计也就是大致上的距离。可见小勃律国离唐十分遥远，几乎是万里之遥。分析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吐蕃的西侧偏北，就像是吐蕃西面的一道小门，确实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按今天来讲，小勃律国就是在克什米尔的西北部，到今天仍然可以算是“要地”，那里的冲突一直就没停过，不过这是后话了，与我们要说的内容相去甚远，不提也罢。了解了小勃律国的地理位置，也就清楚吐蕃把它拉拢到手所占有的优势，确实可以起到阻挡二十余国进贡的作用。如果放到某些朝代，不向其他国家进贡就已经不错了，自然也就不会指望其他国家来进贡。但这岂是唐朝“天可汗”所能容忍的？于是玄宗命令若干位将军累次讨伐，但是都失败了。最后玄宗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命高仙芝带领一万骑兵前去征讨，于是在安西，高仙芝开始了他这一次的“万里长征”。
不错，万里长征，这是中国古代最远的出征之一。通鉴上略去了征途，只说历经百余日才到达，而《旧唐书》上则写的很清楚：“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一堆稀奇古怪的地名，一听就知道那里不在汉文化范围之内。路上只有不停的奔波，然而在它终结的时候，为远途奔波的人准备的不是可口的饭菜，没有可供洗澡洗去途中沙尘的热水，没有可以承载着自己一觉睡到天亮的舒服的床——这不是旅途，这是征途。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必须打点万般精神，无比冷静的面对眼前的血与真正的“沙场”，否则，就真要为之付出长眠的代价了。忽然觉得这一万零一个骑兵——10000(骑兵)+1(高仙芝)=10001，当然，这是开句玩笑了，事实上万骑也只是一个大概，应该不会那么准确的就是一位主帅带领着整一万骑兵——十分可怜，但他们去的十分悲壮，于是脑海中又闪现若干诗句，“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也许，在这些骑兵才真正可以说是去执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任务，小勃律现在的作用恰恰和汉朝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楼兰十分相似。对了，这时还要提一句，参与了这次出征的还有宦官边令诚。玄宗不放心边将，因此用宦官监军，从这点来看，边令诚也实属不易了。
到了特勒满川，高仙芝兵分三路继续前进，约定七月十三日在吐蕃连云堡会面。事实上吐蕃在连云堡共有一万守军，其中一千在堡内，在城南因山为栅又有八九千人守在那里。从道理上讲，唐军远道而来，又是“客场”作战，是有着劣势的，但唐军却化劣势为优势，正因为他们远道而来，远得超乎吐蕃守军的想象，因此他们没有做好防范的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的过程，通鉴略去了渡河，但这实在不该略去，因为它太重要，如果唐军渡河不成功，就很可能全军覆没了。连云堡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但唐军理应速战速决，显然拖的越久对他们越不利，高仙芝是一位十分勇敢的将军，这一条小河没有阻止住他作为战士勇往直前的天职。他手下的兵士虽然都觉得渡河很难，都以为高仙芝发疯了，但军令如山倒，也只得硬着头皮过河。出乎意料，过河十分的顺利，没有遇到半渡而击的危险，而且“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唐军轻轻松松就排列成阵了。这时高仙芝对边令诚的一番话也许透露出来他此前的担忧：“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后面不容分说，就是一场血战了。通鉴记载吐蕃守军依山拒战，“炮如雨”，而在两唐书中均不见此记载。火药用于军事，固然以前就曾出现过，但火炮系统使用则是上推到唐末，中国火药的使用比其他国家要早，推测吐蕃此时能用炮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如果吐蕃是用炮，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射击到渡河中的唐军呢？另外，吐蕃依山拒战，掌握着制高点，如果有火炮的威力，只怕高仙芝并不容易战胜他们。司马光在这里记下这么一笔，也许与他所处时代有关，宋代时用火炮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故尔司马光才会“信手”写来，但信手又不是司马光的作风，不知司马公据何所言呢？至于《新唐书》虽也是在宋代成书，但它是依据《旧唐书》所写，因此没有出现“炮”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高仙芝此仗打的很漂亮，“不及日中，决须破虏。”至巳时，唐军就已经战胜了，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吐蕃兵损失一半，死亡率几乎是50%，无疑对其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一战高仙芝还获得不少马匹和军械物资，收获颇丰。
这时边令诚由于害怕不敢再前进，因此高仙芝让他带着病弱士兵守在这里。边令诚是在玄宗命令之下随军出征，但这对于一个宦官来说已经算是不容易了，他不想再前进，这种胆小固然不值得表扬，但唐军远来，确实也要有个根据地才是，即便唐军前线失败，在败退的时候也好有个缓冲，因此，假如高仙芝前方作战不利，边令诚还可以接应一下——尽管对他的接应不报什么希望，但有总比没有强。
三日后到达坦驹岭，下峻岭四十余里，前面是阿弩越城。高仙芝怕兵士们不敢下去，就派人化妆成胡人“谎报军情”，说是阿弩越的士兵都愿意投降，于是骗得大伙跟着他高高兴兴的前进。结果城里还真有叛徒(对高仙芝来说，就是好人了)来迎接他们。紧接着高仙芝让席元庆带一千骑兵作为先锋，他交待席元庆对小勃律王要声称是借路去大勃律，并且告诉他小勃律的国王及大臣会逃到山洞中，这时要“取缯帛称敕赐之”，趁机把人抓住，等待他来处理。席元庆用这个方法抓到了很多大臣，但唯独跑了国王夫妻——想必是心急，没等国王出来就抓人了。猜测国王派大臣出来是试探，如果真没有危险的话才会出来，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唐军不该在此心急，引蛇出洞就是了，而不必打草惊蛇。那小勃律国王会不会在拿到东西之后仍然不出来呢？不是没有可能，但正常情况下，胡人的军事思想似乎还是比不上中原王朝的军队。
高仙芝到后，立即让席元庆领人去砍断吐蕃通往此处的藤桥。如果吐蕃大军先一步而至，那唐军肯定是非常之背动，甚至有可能覆灭，但上天倾向的是唐，于是吐蕃的人马只好望断桥而兴叹了，他们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好。断绝了小勃律与吐蕃的往来要道，小勃律王不再有什么幻想，不久便投降了。
这一次远征，
高仙芝带着俘虏回到了唐的国土。然而在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不但不慰问，反而大骂高仙芝，十分之不雅，“啖狗屎高丽奴”，放在中国所有古文当中他这是唯一的一个，可见是十分的气急败坏。他责问高仙芝为什么不等他处理就擅自向皇帝报捷。这话听着太好笑了，人家出征直接受命于皇帝，报捷自然也向皇帝报。夫蒙灵察其实是嫉妒高仙芝的战功，由于他本人也曾在小勃律国的征讨中失败过，因而才会如此。最后还是边令诚解了围，他向玄宗上奏说高仙芝立有奇功，但现在却害怕被杀掉。不久玄宗即任命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代替了夫蒙灵察的位置。
高仙芝上任后，对老上司依然很恭敬，不过却责问当初说他坏话的几人。相信那几个人也是吓的不轻，但高仙芝最后告诉他们，把原来的旧帐翻出来是为了让他们不再为之担心。我们不得不佩服高仙芝的坦率以及手法的高妙——其实做到这些也并不难，只要坦荡就可以了。往往事情挑明之后才会解决，从这点来说高仙芝可称得上是一位古代的“心理医生”。 ㈡、怛逻斯之战
前奏
小勃律之战后，高仙芝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击败了朅师，不久又击败了石国。击败石国用的手法和崔希逸破吐蕃是一样的，先约和，再趁人不备突然袭击。不过崔希逸是无奈之举，他是真的想和，而高仙芝就是以此作为诱敌手段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见于唐书西域传中，而高仙芝本传中却没有仔细写，原因多半是怕破坏将军的好形象。想来也是为了顺应玄宗所倡导的开边之风，高仙芝主动请求讨伐石国，石国当然抵挡不住，便求和，“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虽然话也不多，但我们总算得知高仙芝是派人在护送石国国王的时候把他抓住并斩首。
此战，高仙芝轻松获胜，“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并且把石国的很多宝物都收入了他自己家的金库中，从而向他的父亲证明了父亲眼中“懦缓”的他足以“自存”。高仙芝拥有这许多家财，“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史书上说高仙芝是“性贪”，从这件事来看的确是有点，不过为自己家里获得更多的财产，也算是普遍心理，另外，真正贪的人很多都是守财奴，除非有目的的破财，否则一般情况下都是为富不仁，像高仙芝这么大方倒的确不多。打败敌人后把敌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这并非是高仙芝首创，似乎称为“传统”也不为过，唐初李世民东征洛阳，战后很多东西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秦王府；还有李靖破突厥之后，也有人弹劾他纵容手下抢掠珍宝。高仙芝这么做当然也不对，不过其他将军也不见得就比他清廉，只不过高仙芝拿回家的多了一点。唉，忽然想起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按说皇帝如果知道后，理应发火才是，不过边将在外，玄宗就算知道，也是没办法。何况，相对于黄金这些东西，俘获的敌国君主大臣们更有意义上的价值，更能满足玄宗一种虚荣的心理。当然，边将入朝时自会给皇帝带来一些见面礼，两手空空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不知道高仙芝分出来多少东西给玄宗，但俘虏则是一个不少全部上交，玄宗无疑已然十分满足，加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这属于文散官，从一品，从品秩来说在唐朝是十分高了，不过基本上是没什么用，是一种荣誉头衔。此后又曾想让他代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安思顺托人向皇帝说好话，仍然留在了河西。于是玄宗加高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
击败石国后，两次胜利使高仙芝名声大噪，尤其第一次，高仙芝还被大食、吐蕃誉为“山地之王”，或者“山地作战之神”——说到这里难免有些气急败坏，因为既然要做到精确，就要去查找出处，于是查了一整天，拜托了所有能拜托的人，直到半夜两点仍然没找到。无奈何，躺在床上独自郁闷，在想了若干遍“这样找值得吗”之后进入了梦乡。就在快绝望时终于找到了王小甫先生《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中相关内容，找到了原文“Sāhib jibāl al-Sīn”，确切的意思是“中国山岭之主(看了几遍，都是主字，不是王)”，当时差点喜极而泣。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不管怎么说，既然找到了，总还是值得高兴的。
高仙芝在击败石国之后的处理方法，历来有两种声音，一是说高仙芝贪狠，胜利之后滥杀无辜处理不当，另一种则是针对前一种说法的驳论，指出无信义是因为“兵不厌诈”，而屠杀则是战争惯用手段，至于贪财则是“使贪使愚”的活学活用。不讲信义在和约后又进攻别人，道义上的确有其短处，但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则没有错；贪财之说我在上面也谈了一下，不过我没觉得高仙芝的做法是达到了兵法说的“使贪使愚”那样的高度，因为史书着重记的是他把财宝弄回他自己的家里了，并非用到军队中；至于屠杀，古时战争后多半的确是会这么做，但这里并不能用“法不罚众”的原则来看待，屠杀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
高仙芝的做法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石国的王子到处求援，并把唐军的行为大肆渲染了一番，最后各部落联合大食想要进攻唐的安西四镇。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怛逻斯(Taraz)之战。薛宗正先生认为这不能单纯责怪高仙芝的屠杀行为，因为这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必然会有的一战。不错，唐既然要扩张，早晚都会与大食开战，但不能否认高仙芝的行为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同时唐军杀掠的行为必然引起敌军的愤忾，从士气来讲，纵然唐军不低，但无疑“哀兵”的敌军士气更振奋一些。唐与大食早晚要打，但大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开战而不是以这种原因引发战争。
战败
怛逻斯之战在中国的史料中似乎记载的并不多，作为这一战的主帅高仙芝，其传记中要么就是只字未提，要么就是只写了一句“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西域传中也有一句：“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通鉴中相对记的就多一些：
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有时作“逻”)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显然讳疾忌医似的几个字用处不大，而单凭通鉴中这么一段来研究似乎也显单薄。不过尽管简略，但好歹可以大致清楚其过程了：高仙芝听说大食要来攻击安西四镇，于是带蕃汉三万兵马深入大食七百里作战。在怛逻斯与敌人相持五日后，由于葛罗禄的背叛并与大食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伤亡惨重，最后幸好有了李嗣业，高仙芝本人才得已脱险。
那么怛逻斯在哪呢？它就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国塔拉兹（Taraz）附近，这里也曾叫江布尔（Zhambyl或Djambul，图2-2）。从安西出发，到怛逻斯的确切距离不好说，但总有千里之遥了，有人考证出来最短也在一千四五百里，而最长可到二千多里，显然通鉴所说的七百里是远远不够的，但通鉴说的是“深入大食七百里”，或许没有包括此前的路途。不过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写小勃律是“九千里而赢”，到怛逻斯城就只有一两千里呢？其实“九千里”是对京师而言，如果是从安西出发，就没有这么远了。高仙芝应是从安西都护府出发，安西都护府在开元、天宝时应当设置在龟兹国。从地图（图2-3）上看，这两次出征距离相差无几，小勃律理应更远一些。但如果看图片觉得怛逻斯更远，那么也没办法，或许是眼睛欺骗了我们，地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天的世界地图来找这两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位置关系（图2-4）。第一次西征，有英国学者将此与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相比，认为后几者就好像是假日的出行。或许正因为有了前一次的胜利，高仙芝才会“艺高人胆大”的深入敌国。
图 2-2 怛逻斯之战所在地
图 2-3 两处战场大致位置比较
图 2-4 两地位置关系
除了地理需要重视一下之外，其他的事情好像很简单，似乎下面只要就其意义再讨论一下就可以了。然而几分漫不经心的找了一下另一个当事人李嗣业的列传，却发现有意外收获：
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余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新唐书》李嗣业传
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旧唐书》李嗣业传
其实有时一些人物的事情不见于本传，却在别人的传中看到，这也是常有的。比如前文举的张说救李亨一命，就是在后妃传中找到的。
这两处记载补充了高仙芝败退的过程，在失败之后，高仙芝本想集合剩余的士兵再战，“期一胜也”，哪怕胜一场也行啊，总比现在这个大败要强。但实际上人马整齐之时都未胜，败过一次之后更没法取胜了，何况又是异地作战，一旦失败士兵心里多半会没底，因此再战几乎是必败，高大将军本人只怕也要马革裹尺而还了——只怕还都没法还了，因为他一死就更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高仙芝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这时距他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不远，就这么退败无疑太伤面子，所以想拼死一搏，只怕也是报着必死之心了。李嗣业坚持劝他离开，高仙芝终于答应。由李嗣业开道，最后总算平安归来。有时在想，假如高仙芝不听，而是坚持再打，那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中国在中亚战场上的一名烈士，或者成为俘虏，但也就不会有后面安史之乱中的冤案了。
虽然李嗣业的传中为撤退补充了具体内容，但高仙芝是如何败的仍然不是非常清楚，就好像晴天一声霹雳，突然间就败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仙芝带领的人数，通鉴写是三万，两唐书均为二万，那相差的一万人哪里去了？正在发愁这一万人的去处，又看到有说高仙芝带领的人数是六万或七万，人数一下子猛涨到了几倍，不过还有说高仙芝是带着十万人去的，据说那个是出自阿拉伯人的史书，如果我们的史书是压低人数，那阿拉伯史就是抬高人数。事实上究竟是多少只怕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大致范围放到最宽也就是二万到十万之间，六七万倒的确是个折中的数字。推测一下，估计问题出在“蕃、汉”上面。《旧唐书》里说“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二万四千恰在二万、三万之间。如果仅有这么多，留守将士再占去一部分，高仙芝所能带走的就是二万人左右。再假设蕃兵是几万的话，那也的确有可能到六、七万。不过人数上存在差异只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仙芝的谎报，事实上这也极有可能，唐时边将若有战败都会少报人数，高仙芝怕也不能免俗。另外还有一种假设，会不会记载下来的两三万，是指唐军中的汉族士兵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高仙芝在上报的时候耍了花样，只报上了汉族士兵的数目，而没报蕃兵人数。一般史书上要写唐朝用少数民族的军队，都会用“借”字，由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唐朝号称是最开放的朝代，在胡汉问题上最为宽容，“合同为一家”，但根本的民族还是要分的，否则又何必分汉将、蕃将呢？既然是“借”，那么说明这些人不属于大唐皇帝，或者说是不直接属于，但汉兵则是唐朝皇帝正式辖内的子民，因此有可能高仙芝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此上报，既可以把人数降低以挽回面子，又可以找到足以说出口的理由，两全齐美。这么猜想也有个前提，就是那两万四千戍兵为汉族士兵，这其实也是可以说通的，因为平日戍守的应该就是他们，至于蕃兵应该是有战事的时候才“应邀”参战。但是，我们都知道玄宗后期“开边意未已”，因而徭役也有所增多，从安史之乱中唐朝一下子就能招募来几万人马来看，推算如果玄宗为了开边而募兵很可能也会是几万，那么安西的戍军也有可能超过二万四千人。因此无论怎么看，人数问题都实在难以下清楚的结论，除非考古上又能找出来确凿的证据，否则也只能天马行空的猜测。唐军人数记载有异，大食军的人数也有差异，一般来讲认为是十万人，最多的说法是二十万，总之，从人数上讲大食有着一定的优势。
人数无法确定下来，那么，高仙芝失败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呢？唐军是在哪方面有了失误才会失败呢？抑或是大食军用了什么妙计取胜呢？不知道，一点具体的过程都没有，只知道双方相持了五天，然后葛罗禄突然背叛，唐军便败了。也许双方就是肉搏似的直来直去的打斗，但唐军战斗力绝不弱，这种战斗模式下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很可能是中了敌军的埋伏。大食军队是从喀布尔附近出发，虽然也离战场有一定距离，但和唐军比起来，他们更像是主人。分析一下，最后高仙芝是受到两面夹击而败，由此可推出，一旦有一方占据了怛逻斯城，则必将是大食军。因为如要是唐军占住城，葛罗禄军队自然也将进城，或者住在城下，当他们背叛的时候，若是前者的情况，唐军主帅逃出的可能性极小，若是后者，则有城可据的唐军至少可以坚持守住一段时间。事实情况是，葛罗禄一背叛，唐军就败了，但主帅都有机会逃走，可见是在城外。既然大食占据了城池，称他们为主人也就是妥当的，大食所占的优势不言自明。如果说唐军短时间内无法摸透地理无法用计，那么有主场之利的大食军依据地形弄出什么伏兵计来再正常不过。
还有种说法是认为高仙芝轻敌导致战败，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对。高仙芝带着六七万军队出征，本身说明他对此战还是重视的，即使真是二三万，那么带着安西的绝大多数士兵前来，也足见高仙芝很注重与大食的一战。那怎么还是轻敌呢？一般来说，对于一位百胜将军，即使心中多次默默告诫自己要重视对手，但心里仍然无法摆脱一种不自觉的高傲。假如是为了重视而重视，那么此前做好的准备(譬如军队人数比平时要多，也许会自认为比较保险，而放松了警惕)只能更巩固这种轻敌的心态。
最关键的，还是要说突厥葛罗禄的背叛。他们为什么要背叛唐军呢？可见五天来唐军当是渐渐处于劣势，另外，大食也很有可能派出来使者动之以情晓以厉害，他们所拿出来的理由也许就是高仙芝屠杀大石老弱的事件，还有从这个民族擅长的商业来看，或许是进行了某种交易。另一方面，大食不是小勃律，不是朅师，不是石国，而是新兴的阿拔斯王朝，其实力又哪里是高仙芝此前对手所能比的呢？
战后
正如前面提到的，唐与阿拉伯帝国都想要扩张，所以早晚都会打这一仗，结果是，这一次交手，唐朝败了。但敌人也并没有追击，想来是唐朝名声在外，他们既然已经取胜，已经挣够了很大的面子，也就没必要来触犯唐朝。假如他们真的追至唐朝国境的话，玄宗决不会容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势必会触怒他，因此唐朝肯定会派很多精兵来应战，大食军的情况就不妙了，如果他们失败，唐军则多数情况下不会善罢甘休，很可能会乘胜追击，这样一来，形势就会发生逆转。不追击说明大食很有自知之明。不过又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人，那就是安禄山。当时安禄山未反，他的态度究竟会是如何？从天宝十年的记载来看，还没有安禄山有反心的明确记载，当时李林甫尚在，对安禄山的震摄力还是很大的。也许此时安禄山会想尽力保住现有局势，一旦真会发生大食来攻的事情，安禄山有可能会引范阳兵前来救援，以表示对唐的绝对忠心，从而彻底打消朝廷内部对他的疑虑。这与他想在玄宗死后谋反并不冲突，因为如果他有救国功劳的话，就会树威，到时拿起“太子谋害大功臣”的理由来自卫更会引人同情，无疑对他将来的谋反是十分有利的。但也有可能，就是见唐朝西部乱了，安禄山趁机在东边造反——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唐朝内忧外患下覆灭的可能性极大，而谋反的安禄山失去了唐朝这个靠山，以自己的实力能否对付的了大食，实在没底。一旦阿拉伯帝国统治中原，只怕我们的古老文明也会和四大文明中其他文明一样中断，最好的情况是中原人民奋起反抗，终于又建立了中原王朝；最糟的情况则是中原文明一蹶不振，那么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或许就会用阿拉伯文了……总之，太复杂，每一步产生的后果都会不相同，因此唐与大食战后还算相安无事，也不是件坏事。
无疑阿拉伯对于这场胜利欣喜若狂，甚至据说阿拉伯的史书中还说唐朝因此而称臣。这个只怕很难让人接受，起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唐朝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玄宗素来自诩英明神武，不会轻易低头，而且高仙芝是异地而败，唐朝本土又没有什么危险，又没有被迫屈服，根本没有称臣的必要。因此玄宗因在别国的一场失败而称臣，无法想象。
但毕竟唐军败了，而且败的很惨，有很多将士被俘虏，唐朝第一次因战败而有大批俘虏被带到外国去，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觉得很心痛的，不过这些俘虏把中国的先进文明也带了出去，最显著的是造纸术，这也算为世界文明的前进做出了贡献吧——只是这实在是很被动的。几十年后，当初的一位被俘将军杜环，把自己在国外溜达了一圈之后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也就是《经行记》这本书，虽然原书失传，但由其族叔杜佑写的《通典》中摘引了其中一些部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高仙芝虽然没有取胜，但这一次深入大食作战，已是相当不易。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不曾为人所注意，就是《旧唐书》中的三个字，“仙芝惧”。正是因为“仙芝惧”大食攻打安西，所以才要带兵去攻打大食，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理应做好防御的准备才是，但高仙芝却是带着人冲了出去——难道，高仙芝或者说是唐朝所奉行的防御策略，竟然是“以攻为守”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实在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中原王朝中，又有几个是有着这样进取精神的呢？无论如何，主动的防守都比被动的防守要强，就以高仙芝这一次的出击为例，战争的前线是在敌方境内，无论胜负都不影响唐朝的安全；而被动的防守，前线离后防线很近，一旦失败整个国家都会有危险。高仙芝的主动出击毕竟避免了安西四镇遭大食围困的尴尬场面。
高仙芝失败后，玄宗对他是怎样处理的，通鉴、唐书均没有明写。此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几年里，高仙芝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原以为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朋友说《全唐文》中有一篇诏敕有相关信息。朋友所指的当是《全唐文》中《授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制》这一篇，其他再找的话，就没有和高仙芝升贬相关的诏敕了。原先也曾扫过一眼这篇制文，但由于天宝九年玄宗曾任高仙芝右羽林军大将军，便以为是那时下达的。经提醒后，再仔细看它，果然发现有不平常的地方：“四镇经略副使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密云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高仙芝”、“可起复右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一个“前右羽林军大将军”，说明这份制书并不是第一次封高仙芝时下达的那个，再加上“起复”，这两点都透露出来这是一份传达出不为史料所记载的一件事情的诏书，那就是高仙芝确实曾被免职。玄宗这道诏书是什么时候下达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在当年，因为《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十载，仙芝改河西节度使，奏常清为判官”，可以为证。的确，战败后将军总要多少负些责任的，如果高仙芝没受处分，反而奇怪。
经此一战，高仙芝的英名无疑受损，但他在玄宗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这样的大败不久就复职，而且安史之乱中任命他为第一任副元帅，可见玄宗还是相当的看重他。这或许也与李林甫主张重用边将有关，前面曾提过，李林甫不想再让像张九龄这样的文治官员参与到高层，在他的鼓动之下，玄宗后期大量重用蕃将。高仙芝本人也是蕃将，且从现存记载来看，没有参与到朝廷中的任何争斗，所以李林甫也犯不着为难他，加上在那个时期高仙芝确实是属一属二的上将，复职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使将军名声在，还怕天子不遣冯唐来吗？
怛逻斯之战的意义
怛逻斯之战，自然十分重要。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由怛逻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跻于西方”，意思是唐朝经此一战，退出了中亚的竞争。我本来很信服这种说法，因为最初印象就是如此，难免先入为主。但看了更多资料之后，觉得这种“一刀切”的算法的确有问题。
说是“一刀切”，毫不夸张，因为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认为自此后唐朝再也没有染指中亚，似乎怛逻斯之战就是一个分水岭——不然，唐此前也有“不济”的时候，此后也没有就此了断在中亚发展的愿望。
在怛逻斯之战以前，唐曾多次拒绝西域诸国请求讨伐大食的请求。比如《新唐书》西域传中，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和石国都曾请求大唐讨伐大食，结果都是，“天子不许”，对俱蜜稍微好一些，“其王那罗延颇言为暴赋，天子但尉遣之而已”，起码还派个人慰问了一下。这些西域的国家，自己的力量不够，只好借助于大国的保护，而他们夹在大食与大唐之间，哪个都惹不起，在石缝中求生存，的确很不容易。想来他们也是很盼望着看大食与唐之间打一战决一雌雄，也好据此来决定究竟投靠哪一方，但唐朝皇帝居然说什么也不出兵，对他们来说，大概很是气馁吧。既然他们曾对唐朝这么请求过，未必没有对大食这样请求。我们的史书中不可能把他们的事记得那么详细，而且他们不可能傻到把对大食说的什么话来告诉唐朝。但从史料来看，他们似乎依附唐朝更多一些。
而唐朝为何不出兵呢？是不是实力上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唐不出兵，体现了唐在中亚霸权的衰落。看来是有些不济了。其实从实力来讲，唐朝从来就不惧怕战争，如果真没有实力，也不会东征西讨了，这些节度使也就不会这么活跃了。然而战争的消耗必定是很大的，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花费这些精力到底值不值得。也许，这些蛮夷之人并未引起唐朝的足够重视。在唐朝看来，他们应该臣服于自己，应该向自己进贡，而不该触犯大唐的尊严，否则，化用陈汤的一句话就是“犯盛唐者，虽远必诛”。高仙芝请求讨伐石国的理由就是“劾其无蕃臣礼”，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唐无论如何无法体会这些小国的难处，因为唐从来没受过这种罪，他们是站在强者的立场，来把玩弱者悲哀的呼救。此外，距离太远，也是唐不肯出兵的原因，太难，太多消耗了。而且，唐朝有着农耕文明崇尚安定的内在追求，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骑马长奔、跑到天际也无所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有，大食并未招惹唐朝，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唐也确实找不出正式理由来讨伐大食，譬如“抗美援朝”的后面还有一个“保家卫国”，如果单纯以“保护某国，打倒大食”为出兵借口，只怕士气都会泄气的。
同样，大食也没有出兵攻打唐朝。开元之初，大食还曾经派使者来到唐朝，不过这几乎是英国使者不肯跪拜乾隆皇帝事件的前身，大食使者也不肯给玄宗下跪。玄宗却也豁达，没有在礼节问题上不依不饶。不久大食又曾派人前来，这一次总算让大食使者的膝盖，跪到了大唐宫殿的地板上。如果我们据此而下“大食向我们臣服”的结论，似乎也不尽然。《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唐对此是清楚的，似乎又是默认的——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微妙的友好。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大食内部发生着变化，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代替了伍麦叶家族的委玛亚(一作倭玛亚)王朝。如果说这个变化给大食带来了什么，除了从“白衣大食”变成“黑衣大食”之外，事实上这个新兴的大食还来不及达到它最鼎盛的时期。
而当唐朝的野心无限制的扩张之后，这种交兵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必然。唐战败后，一时间
但，怛逻斯之败没有阻止唐向外扩张的欲望。两年后，也就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叛逃后又攻击唐朝的阿布思，约葛罗禄接应，葛罗禄最终将阿布思抓起来交给了唐军；同一年，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受降而回。这些也算是报仇了，而且说明，怛逻斯之败后，安西的实力并未动摇，唐朝仍是强大的。
那么，前面不是说唐朝因为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懈怠，已经有衰落的征兆了吗？不错，是这样，但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什么事物，在它极大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它的最盛时期，而它极盛时期，就会产生很多导致以后衰落的问题。譬如细菌的生长，其中对数期是极大的发展，细菌数量呈对数规律上升，而稳定期则是细菌群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曲线最高的一段，可说是全盛期，但细菌的芽孢(细菌在不利环境时形成芽孢处于休眠状态)也是产生在这个时候。唐朝此前的发展犹如是对数期，而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则像是稳定期，既强盛又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天宝末年无疑唐的稳定期也将要到头了。如果以我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时候尽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尽力的挥霍，而发展的脚步则慢慢在停止，后面就单纯是挥霍原有的基础了，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挥霍殆尽，于是就衰落下来。衰落的时间从表面来看，或许比它停止发展要延迟很多，但实际上离开了发展，衰落是早晚的事情。天宝中朝廷存在很多问题，在达到了唐朝的极盛之时，它必然会慢慢衰落，不过纵然盛世不再，也总不至于一下子跌进深渊。唐有着很好的积蓄，尚足以支持唐朝的对外扩张。。
假设唐朝继续这样恢复下去，或许在将来的天宝二十几年，会有一场向大食报一箭之仇的复仇之战。然而，唐朝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有了安史之乱，唐朝即使胜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也必将失去原有的胜利果实。 三、第一番较量的失败
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以皇子为主帅，另择一人为副帅，这几乎是唐朝的一个传统，兵权不可旁落给外人，说明唐代的皇帝们很清楚兵权的重要性。不错，他们如此的谨慎，兵权确实没有落在朝中大臣的手中，然而，却不知怎么后来跑到宦官和藩镇的手中去了。藩镇好理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独自执掌一方土地，又是天高皇帝远，何况皇帝后来根本就是想管都管不了。令人费解的是宦官。宦官手中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然后皇帝们又为赋予出去的权力所制约，而且不单是唐朝，东汉、明朝的后期，也都存在宦官之祸。按说，把权力收回来不就行了？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那么好办到的。唐朝后面的皇帝中，有几个很能干，绝不比纸上谈兵的我们差，然而又怎么样呢？宪宗，素有“小太宗”之称，可惜最后死于宦官之手。这倒有些令人怀念起代宗皇帝，铲除了三个宦官的代宗，如果放在后来可谓英雄矣，考其杀掉这些宦官的过程，一个派人暗杀，一个贬官，一个政变杀掉，也不是很难，似乎难的就只在于代宗的决心。如果说代宗时期尚可顺利杀掉宦官，而后来却当真是想杀也不好杀，或者是杀了一个，又蹦出来一个，一个一个的总也杀不完，化用一句诗句，那就是“宦官代有才人出”，任谁不头疼？皇帝自己手中没有兵权，宦官却掌握着禁军；皇帝只有自己一个人，后宫的嫔妃显然派不上用场，而宦官却是一个大的集团，而且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就是他们。唐代的宦官最终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后面涉及到时会再细说，这里只简略提一下，不过跑题有些严重，还是回到高仙芝当副元帅这里。高仙芝可以算是唐朝安史之乱中第一任副元帅了，他不知道，在他身后，还会有一连串的副元帅……
由于已经有了去应急的封常清，因此高仙芝可以比较从容的在长安招完兵再去洛阳了。高仙芝招兵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当然，这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玄宗库房里的钱，“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效率比洛阳提高了近一倍，但是所招募的兵士质量似乎就更差了，“皆市井子弟也”。最后跟着高仙芝去洛阳的人只有五万，几乎少了一半。在短短的十天内，能招募到十一万人已是不易，更不会有精挑细选的时间，何况，危急时刻重要的是先把军队派过去，就算军队训练素质不高也比没有人来应战要强，因此裁军的可能性不大。那么，那六万人哪里去了呢？从后来潼关被破玄宗立即出逃来看，那六万人不大可能被玄宗拿来守长安。所以说一种可能，是原来招来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像两唐书都没有提到招十一万人这么个说法；另一种可能，是高仙芝先带五万人当先锋，其他人等整饬之后再去支援前线。我倾向于后者，一来是唐书写的比较神出鬼没，在高仙芝的传中没有提到招多少人，不定从哪个地方突然蹦出来一句也不好说，不过由于检索的比较认真，漏掉的可能性不大；二来，从后面“兵亦稍集”来看，也当是慢慢集齐的。
五万，加上封常清的六万人，唐军一十一万人马，比安禄山的十五万叛军还是要少。即使是大家都站在沙场上一个对着一个的砍，唐军也还是没有优势，更何况，相对于唐军的未经训练来讲，叛军的确可称为以一当十了。这么算来，当真是为难唐军了。
当高仙芝领兵到达陕郡的时候，遇上了退败的封常清，这两位老搭档如今又碰到了一起，可惜“人是物非”，虽然依旧是当年的大将军，但已不是当年封常清欢迎胜利归来的高仙芝那样的情形，而是高仙芝迎来了节节败退的封常清。封常清的失败，无论如何对于唐军士气来讲都不是件好事，原先认为叛军很容易对付的想法无疑会因这一次失败而矫枉过正，使唐军士兵产生一种“叛军很强大”的想法。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唐军溃不成军并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也与这种害怕的心理有关。
封常清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叛军兵锋不可当，潼关没有守军，一旦丢了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因此封常清建议退守潼关。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话，意识到与叛军是没法硬拼了，如果自己再去打也只能是再败一次。高仙芝没有傻冲上去，而是率领兵马西向潼关，“仙芝急，乃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趋潼关。会贼至，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可见高仙芝用的是坚壁清野的策略，由于当时陕郡太守和百姓都逃跑了，所以陕郡的府库的确不该留给叛军。然而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安禄山率叛军追了上来，唐军狼狈而逃，不成队伍，士兵与战马互相践踏，伤亡很多。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多半是没想到叛军会这么快赶到，仓促之下无法御敌，再加上在高仙芝坚壁清野也就是让士兵们尽情分享仓库的政策下，士兵们都忙于争抢仓库中的东西，心思当然不在御敌上了。比之于第一次封常清的败退，这次败退更惨一些，因为封常清起码是边败边战，还抵抗了一下，而这一次，却是连打都没打，就让人家给赶到了潼关。这大概是高仙芝第二次这么狼狈，可是这也不能责怪高、封两位将军——“天要灭我，岂我之罪？”当年项羽对天一唱三叹的说出这句话来，司马史公尚可批一句“岂不谬哉？”如果这两位将军要是这么对天长叹的话，我们也只有陪着一起感叹。这也奠定了二位将军命运的悲剧色彩。
唐军退到了潼关，整饬防守器械，虽然叛军随后赶到，但仍然被挡住在潼关，无法进入。可见潼关确实是重地，是一道大门，从封常清“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这句话来看，唐在战略上是有失误的，像潼关这样的地方怎能不派重兵把守呢？将重军放在洛阳这种四面受敌之地，实在是失策。假如，唐从一开始就把重兵放在潼关，只要有潼关这个基础，进可夺洛阳，不利则死守住长安的东大门，还是很可行的。像洛阳这些地方，也只好该放就放了，若说的好听些，就是“欲取先予”，只要关中在手，又何愁东都不下？唐初就是先拿下关中，然后把关中周围的障碍打扫干净之后，最后才去攻打洛阳。而一开始就打开大门向前冲，打不过后才仓促回防，唐朝的这个办法怎么看都有点蠢。
好在，此时犯蠢的不只是唐军，安禄山的脑子也不很清醒。所以说唐与安禄山此番较量倒也势均力敌，只要有一方有出众的谋略，情况都不会是这样。假如安禄山这时趁唐军立足未稳，猛攻潼关，相信以潼关天险也无法抵住他的势头，可能玄宗就要早些逃亡了。然而，苦孩子出身的安禄山，胜利之后开始大做皇帝梦，在洛阳做登基的准备，高高兴兴的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事情一直是这样，以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才能，再有玄宗的鼎力支持，把安西、朔方等都护府的军马都调过来，那么这一次叛乱也就有惊无险。然而玄宗随后的表现不但让人失望，而且令人痛心，他的一连串失误，给我的感觉是：他疯了。 四、安史之乱的第一批烈士
在世界通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世纪里，中国东汉的将军马援如此说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作为将军，功成名就也好，战死沙场也好，前者有成功的喜悦，后者有慷慨的悲壮，都是很好的归宿。而悲惨的将军，则情况各异，有的是功成身败，像韩信那样；有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像宗泽那样；还有的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敌人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样的将军，譬如岳飞，譬如袁崇焕，连写史的人都禁不住为他们大声喊冤，“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是《宋史》中岳飞传的最后两句话。那么我也要这么大喊两声，一声送给高仙芝，一声送给封常清。
还记得跟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那个宦官吗？对，此人名为边令诚。也许是玄宗想起他和高仙芝曾配合过，所以这一次又派他监军。说实话，这实在不是件好事，将军出征，身边总有个宦官盯梢，多难受啊？不过皇帝要想掌控军队，不至于让朝臣将在外不受自己号令，也只能派身边的人去。这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个弊病。在那次小勃律之战中却也幸亏有了边令诚，他帮了高仙芝大忙，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这一次，事情就恰恰坏在他身上了。
据说“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究竟边令诚请求的是什么事呢？一般说有什么“请求”，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对军队的决定，比如军队的进退等等，二是要钱财之类的东西。从钱财上讲，高仙芝开放陕郡的仓库，边令诚或许请求过他要多拿一些东西，如果曾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根据后面的结果，高仙芝应该是没有答应才说的通。唐书上写边令诚“数私于高仙芝，仙芝不应”。好一位正直的将军！但是，有问题。高仙芝实在犯不着在钱财上得罪这位要命的监军，他自己就曾把石国的宝物拿到自己家中，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并不反对谁多拿一点钱。而且，同是唐书所写，“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为什么单单不给边令诚呢？边令诚的重要性，连我们都能看出来，对皇帝意思心照不宣的高仙芝会不明白？安禄山还曾多次贿赂宦官，可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拿小勃律之战那次来说，边令诚可是高高兴兴回来的，如果那一次高仙芝给他送了礼，那说明这一次也不会不送；如果高仙芝那次没送礼，那说明边令诚不会因此而记恨。所以说，我觉得双方产生矛盾，并不像唐书所写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真是这样，有可能高仙芝瞧宦官不顺眼，所以给谁也不给宦官；也有可能边令诚先施恩惠，再以此为理由狠狠敲诈一笔巨额财产。另外，封常清和高仙芝比起来，“性勤俭，耐劳苦，出军乘骡，私厩才二马，赏罚分明”，如果说因钱的问题得罪边令诚，那也是封常清的面大。那双方的矛盾，是不是出现在见解主张上呢？
边令诚的确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如果真是那样，玄宗也不会派这么个废物出来监军了。他随军出征小勃律，这在唐朝的宦官中，也算是一个壮举——当然还有比他更壮的，比如第一个下西洋的杨良瑶（注意，可不是郑和哟，虽然他是最有名的，但杨良瑶早了六百多年就下西洋了），不过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不说也罢。高仙芝不战而退，如果不是身处其境，别人的确不好理解。边令诚并非全不懂战事，但也不是全懂，很可能他无法理解高、封两将军的这一决定，也许在他看来，将军有兵就应该打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在《元册府龟》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元宗（即玄宗，又是避康熙玄烨之讳）时为河西节度使，监军边令诚毎事规仙芝，芝多不从。”高仙芝不听边令诚的话，边令诚当然大为不快。所以说，矛盾出现在主张上是说的通的，又由于除了退兵之外没有其他的动作，因此双方可能就退兵一事产生分歧。
在退守潼关之后，边令诚入朝向皇帝奏报消息。边令诚向玄宗报告了高仙芝、封常清战败的情况：“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这是高、封二将主要的三大“罪状”。不过细分析起来，除了高仙芝盗减军粮，其他的也不算多大的诬陷，只是在已有的事实基础上，夸张了一下。
“以贼摇众”，封常清对高仙芝所说的那些话，使高仙芝不战而退，似乎勉强可以算是“摇众”。但单是这一件事，分量还不够，这就要补充此前的一些事情了。当封常清兵败后，他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形势，玄宗都没有召见。想当初封常清夸下恁般的海口，引得玄宗心花怒放，却不想得到的却是封常清屡战屡败的消息，想来玄宗也是气的发晕了。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还没到长安，在渭南就接到了玄宗的诏敕，剥夺了他的官职和爵位，“白衣自效”，只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到高仙芝的军中效命。不过这么一员大将只用作士兵，就浪费了，仙芝“使衣黑衣监左右部军”。从后来封常清的遗表来看，他数次上报的内容很多都是提醒玄宗不要轻敌，直到他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一点，这样看来，也确是有点“以贼摇众”的意思，至少玄宗是这么看的。“仙芝弃陕地数百里”，这也是事实，从边令诚列举这一条为罪状来看，他是不满于弃地退守潼关的。“仙芝盗减军士粮赐”，这个只怕也并非全无出处，或许正有了高仙芝取走石国财物这件事(真是遗患无穷啊)，边令诚才好在这个问题上下手。不过若说这是边令诚自己平白捏造出来的，虽然大多数人这么以为，但也有可能是他听到了某个传言，但这一次高仙芝的确是冤枉的。
客观来说，边令诚还真不算是一个很坏的佞人，向皇帝奏报消息是他的任务，他所上报的内容也多是基于实情。不过他也是人，由于不高兴说的重了点也实属正常。他那一次为高仙芝说好话，也并不是因为和高仙芝有多深的交情，他只是把他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其中也包含着对高仙芝的同情，所以他至少是个良心未泯的人。之所以口碑不高，多半是与他宦官的身份有关，比如高力士，虽然前面曾写他挺不错，可是一提起来多少感觉还是有些怪。所以人们对宦官的偏见往往很难改变。糟糕的是，边令诚这一次的奏报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所以人们追溯其源头，自然要责怪边令诚了。但每个事物总可以解释成两样，边令诚第一次帮助高仙芝，也可以理解为同情弱者，即“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但把形容关羽的话拿来说边令诚，还是有点无法接受。那边令诚有没有这种同情弱者的情结呢？无从晓得。我还是倾向于他在这件事上还是比较秉公的。
玄宗听到边令诚的奏报，大怒。“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
自己最信任的边将反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玄宗本来就怒不可遏；现在自己最看重的两员边将又抽了自己两个耳光，所以玄宗必是暴跳如雷。前一个耳光，是安禄山的反叛，使玄宗坚定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成为了一个大笑话；后两个耳光，是玄宗坚信很快很轻松就可以收拾叛军的情况下，高、封二人的惨败。说来两位将军都有前科，一个曾有过一场大败，虽然玄宗由于看重很快又起用高仙芝，但难免不留下心里的阴影，另一个则是刚有过一场大败，所以这次不战而败、不战而退，使火山无法避免的爆发了。玄宗怎么能容忍的了呢？他怎么能容忍自己这样无比英明无上高贵的君王，被一个杂胡边将打的一塌糊涂？玄宗盛怒之下，有谁敢替两位将军求情呢？
封常清对于这个结果早有准备，他连遗表都写好了：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可见第一次在渭南宣诏的人是骆奉仙，这位同志后来在仆固怀恩的谋反上出了大力）。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曋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昨日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从表中看出，这是去长安的时候写的，而且是在接到了免职诏书之后，封常清打算上奏的表章，只是当时没有交上去，或许是没有人替他转交吧，所以一直留着。当边令诚到了潼关，向封常清宣示了诏书之后，封常清便把它交给了边令诚，请代为呈送玄宗。边令诚应当是照办了的，毕竟这是封常清最后一个要求。至于玄宗看没看，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封常清此表，其言也哀，其心也诚，其情也真，其志也坚，尤其对于玄宗要杀自己，毫无怨言，反而处处替玄宗着想。封常清先说了一下自己带的军队是“乌合之众”，然而他带着这些周南（即指洛阳）的市井之人仍然与敌人杀的血流遍野，所以打不过并非他没有尽心尽力。同样，士兵们也并非没有尽力打，但他们训练水平很低（基本上就是没训练），根本没法对抗强敌，所以洛阳之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封常清随后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自己没去战死沙场，那是担心自己一死，唐军失去主帅会更加混乱，同时也会助长叛军气势。封常清承认自己该死，然后又一再规劝玄宗不要轻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临死而毫无怨言，对玄宗一片忠心。我想，很多人看后了都会受感动，而史书没有记下玄宗读后的反应，似乎于此是无动于衷。难道是这样的表章见多了，见怪不怪？总之，表交给了边令诚之后，封常清便被杀了。
在封常清被杀的时候，高仙芝还在带人巡营。等他回来之后，发现封常清已然被杀了。不过高仙芝来不及替封常清难过，因为边令诚马上带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大夫亦有恩命。”——啊，这还有我的事……高仙芝赶忙跪下听宣。如果说，当三个使者都被拒绝接见，而自己也被挡在了渭南，封常清当时已然清楚自己的下场难逃一死，所以说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而高仙芝却是有点被玄宗这道诏敕打了个措手不及。当高仙芝听到自己的罪名后，说，要是按失地折兵来判罪，倒也认了，但是盗减军粮却是没有的事，上有天，下有地，兵士现在也都在这里，“足下难道不知么？”但边令诚也只能说是一个奉旨办事的人，皇命已下，而且又不是在朝中，高仙芝无法亲自向玄宗求饶，所以，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了。但高仙芝的用意，更多的只怕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无论如何，死也不能背着一个枉加的罪名。高仙芝回头对众将说：“我如果是冤枉的，你们就替我喊一声。”话音刚落，就听大家齐声喊：“冤枉！”然而这声冤枉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是澄清高仙芝的清白，却无法挽回玄宗的命令，无法挽回高仙芝的性命。
高仙芝看着席上的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可见封常清在家里的排行是老二)，封二，当初你非要跟着我，后来你当节度判官也是由我推荐的，而如今，不想我们两个又是一起死的，岂非命哉？”唉，没想到死也得和你这个“丑鬼”在一起，命真不济……当然，这个是有点恶搞了，真实的高仙芝应该不会是这么想的。之后，高仙芝便被杀了。
就这样，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大将被玄宗冤杀了。事实上失地折兵这样的理由，历来都是可杀可不杀。《礼》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春秋时楚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将军要是战败了，那就不要回来了。最典型的是城濮之战中的楚国将领成得臣（字子玉），兵败后就自杀了，当听说这个消息后，晋文公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后来晋国也遇到兵败，但晋国却吸取了教训，没有杀兵败的荀林父。唐玄宗这一次杀将，无疑做的有些过分了，高封二将的确没有什么错，也就是封常清的大话的确有些不合适，但这不能算是罪过。假如封常清带的是安西那支精兵，那么他夸下的海口虽然不一定能实现，却也未必败的这么惨。他二人退守潼关，可以说是替玄宗把住了长安的大门，否则，情况就更糟了。玄宗此时也许尚未知与敌军的差距，满以为天朝上国怎么也不该这么惨，一方面自然是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也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当玄宗怒气冲冲的望着朝堂上武将们的时候，那冒着怒火的目光分明就是在说：“我看谁还敢再战败!”于是武将们的冷汗涔涔向下流淌…… 五、哥舒夜带刀
高封二人死后，军队不能没有主帅。这时玄宗想起一个人来……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诗中的“哥舒”便是本节的主人公，哥舒翰。
哥舒翰也是一员蕃将，世居安西，父亲是突厥突骑施哥舒部的后裔，母亲是胡人。年轻时的哥舒翰颇有些任侠气质，《旧唐书》说他“好然诺，纵蒲酒”，《新唐书》则说是“重然诺，纵蒲酒长安市”。虽然一字之差，但给人的感觉就大大不同了。重然诺，有言有果，好然诺，就不一定有果了。老子云：“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孔子云：“慎于言而敏于行。”都是这个意思。好许诺的人不一定可以实行，这常见于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行为，所以像皇帝许给大臣们什么免死、封侯之类的话，基本上就是个牙疼咒。但侠客们不能如此，他们得言必信、行必果，不然就当不起这个侠字。事实上两唐书的意思都是哥舒翰重诺，只不过史家一不小心，用了一个易生歧义的字，因此就引发这些问题。
哥舒翰算是个大器晚成的将领，他成为将军的过程，也颇有些任侠使气的因素。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在长安却三年都没有回去，因此得到长安尉不友好的待遇——也是，汉族对孝道是很看重的，哥舒翰如此作为，也就不难理解长安尉的态度了。哥舒翰不想回自己家里，大概是在长安乐不思蜀，这就像今天农村人口喜欢流动到城市一样。不过长安尉的不礼遇，一方面激起了哥舒翰自尊受到伤害的怒火，另一方面，长安尉虽然官小，却是一方父母官，得罪了他，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因此哥舒翰“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颇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
河西是哥舒翰发迹的地方，他以其勇武善战很快得到赏识。在当时，河西的主要问题是吐蕃，而哥舒翰就好像是吐蕃的克星一样，对吐蕃作战算是个常胜将军。比如，在积石军（今青海贵德）那里每到麦子熟了的时候吐蕃就来抢掠，唐军这边却束手无策，吐蕃人便把那里称为“吐蕃麦庄”。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种麦子，如果说当地有老百姓在那里，那就把百姓迁到别的地方，但唐军没有采取这种办法，应该不会是没想到吧，纵然将军们想不出来，幕府中的判官们怎么也该想到吧。莫非是因为觉得换个地方也会同样被抢？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是没办法了。总之，这里是唐人“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伤心之地。这种情况当哥舒翰成为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之后，有所改观，而且是一下子就改观了。其实战术看来也相当简单，就是设伏，然后等敌人到来之后出其不意猛攻，所以说伏击是千年不变的硬道理。这一战唐军大获全胜，几乎将吐蕃的军马全部杀光，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另外，据说此战中哥舒翰曾经因马受惊而掉进了河里，“吐蕃三将欲刺翰，翰大呼，皆拥矛不敢动，救兵至，追杀之。”这个说法似乎不大令人信服，哥舒翰又不是发出什么超声波或者次声波（次声波对人体有害，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吐蕃三将凭什么一听他吼就不敢动了呢？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错过这么个好机会，要么把哥舒翰杀了，要么就走为上策，呆在那里为哥舒翰的嗓门而惊讶，实在是一件很蠢的事情。还有，在对哥舒翰的战斗中失败的话，在往回逃跑的路上，如果感觉肩头有异物，那么回头探个究竟的行为也是件蠢事，因为回头便意味着死亡。哥舒翰的枪就在那里等待着，一旦回头，这个人就会被扎死，尸体被高高挑起，然后摔到地上。就算没被枪扎死，也会摔死的，就算没摔死，后面还会有一个哥舒翰的家奴过来斩断首级。不由得想到了狼，听说在狼杀人的方法也是这样，先把爪子搭在人的肩上，如果回头，便咬住喉咙不放。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搭在肩上的爪子，然后来个背口袋——这种方法听来好用，但只怕多数人不敢摸那毛乎乎的爪子。当然，这只是道听途说，真正的狼大概不会这么费事。
总之，哥舒翰确实非常善战，这就回到前面提的那首诗了，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位“西鄙人”对哥舒将军是很钦佩的。“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句诗与王昌龄“但使卢城（一作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意思上有相近之处，但和飞将军李广不同的是，李广是生不逢时，有句常用的话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哥舒翰的命就好多了，当玄宗听说他的名声之后便召见他，两人说话很投机，于是玄宗任命他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鸿胪卿是从三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其实这些边将在朝中的官职多是没用的，只不过虚挂着，主要的是节度使。哥舒翰这一次替代王忠嗣掌管陇右，算是真正的独当一面了。而由哥舒翰来顶替王忠嗣，也和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李林甫陷害王忠嗣这件事吗？当时和王忠嗣几乎同时而稍晚进京的就是哥舒翰。哥舒翰出发前，有人说让他多带些钱进京，好输通关节，哥舒翰则说，如果正道尚存，那不用带钱王忠嗣也没事，要真是不行，那带什么都没用。见到玄宗之后，哥舒翰替王忠嗣求情还是很下功夫的，毕竟王忠嗣是他的老上司，提拔过他，而且确实是冤枉的。当时一听哥舒翰要替王忠嗣求情，玄宗大概有些不悦，起身想到后宫去，“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于是玄宗大受感动。可以说，王忠嗣最后的宽大处理，哥舒翰立了很大功劳。
之后，哥舒翰回到陇右，继续对吐蕃作战，结果是“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这也便是西鄙人诗中之意。不过后来有一次对吐蕃作战，唐军六万三千人攻吐蕃的石堡城，城中吐蕃兵才几百，但是据险而守，虽然最终按期攻破，但唐军损失数万。这好像有点得不偿失，不过拿下石堡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险地还是自己占领比较保险一些，而且拿下这里之后，唐军进而以赤岭为西塞，开屯田，备军实。哥舒翰这一次边功又得到玄宗的嘉奖，只可怜了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兵士，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吧……
如果不发生安史之乱，哥舒翰也就是一直在陇右当节度使，或者隔几年再调换个地方，最后退休也就是了。事实上哥舒翰后来还真“退休”了，不过是因病，而非因年老，但究其原因，大约也和年老有关。史载哥舒翰爱饮酒，好声色，有一次洗澡，在浴室里中风晕倒，良久才苏醒过来。按病理来说，一般中风都是有高血压这个基础，而哥舒翰那些爱好大概造成了他的高血压，再加上哥舒翰确实年龄大了，所以难免发病。忽然想到唐代中风的皇帝不少，而且也有年龄不是很大的，看来他们血压都高的厉害。由于中风，哥舒翰只好回家去养病。但对杨国忠来讲，哥舒翰病的似乎不大是时候。因为他正想拉拢哥舒翰对付安禄山。
杨国忠之所以要拉拢哥舒翰，是因为哥舒翰和安禄山不和，正好可以利用。有一次酒宴上，安禄山想缓和他与哥舒翰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都差不多，为什么不相亲近呢？”哥舒翰回答说：“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安禄山一听大怒，认为这是哥舒翰有意讽刺自己。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本意上看，似乎是说安禄山忘本与他族结交（莫名其妙，难道哥舒翰就不与别族结交么），但古人称“胡”为“狐”，所以安禄山才会以为哥舒翰是讥讽他为胡人，事实上哥舒翰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更有趣了，他们都是胡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对于汉族来讲，几乎没什么区别，都是蕃将，可是他们自己之间，难道也分三六九等吗？由此又想到了大骂高仙芝为“高丽奴”的夫蒙灵察，自己也非汉族而是羌人。话说安禄山大怒，于是开骂：“突厥敢如此耶！”你讥讽我是胡人，可你是突厥，也高不到哪去。哥舒翰也要发怒，幸好这时高力士在一旁，冲哥舒翰使眼色，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和安禄山发生冲突。可想而知，玄宗虽然能忍让哥舒翰此前与干儿子安禄山的不和，但如果真打起来，吃亏的只怕还是哥舒翰。
这件事大约闹的挺大，从此两人之间再无缓和的余地。杨国忠看准了这一点，着手拉拢哥舒翰。其实之前杨国忠和哥舒翰也曾经合作过一次，就是杨国忠指出李林甫和阿布思叛逃相关的时候，哥舒翰从中证明确实发生过此事。这件事李皇叔怕是真冤枉的，因为把他归为奸臣的《新唐书》上都不曾提到，那么杨国忠和哥舒翰有什么勾结么？也不一定，大约是李林甫太不得人心了。哥舒翰后来步步高升，纵然杨国忠没有出力，但至少他也没有阻碍。天宝十二年，继安禄山封为郡王之后，哥舒翰也被封为西平郡王。可惜高仙芝在那之前有一场大败，不然说不定他也来个郡王当当。如果说安禄山是皇帝干儿子，封郡王还可说的过去，那么对哥舒翰则算是滥赏了，这也映射出来玄宗后期的赏罚无度。
哥舒翰病废在家，本可以逃脱安史之乱的影响（至少是逃脱一时，后来就算安禄山想抓他也未必抓得到），但是由于高、封二将同日并命，玄宗便想起了他，于是硬生生把中风的哥舒翰从家中拉了出来。 六、安史之乱的又一批烈士
让我们先荡开一笔，说一说安史之乱中真正殉难的烈士。
安禄山造反，一路上也确实杀了一些人，譬如太原不明就里而出迎的杨光翙，就被安禄山杀了，原因是他依附杨国忠。好歹也可以把他算做一个烈士，但和颜氏一家的忠烈相比，这样的烈士便打了折扣。
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发现安禄山有异志，于是早早的便做准备。他以多雨的借口，命人修筑城壕，充实府库，而且早早的统计到时可以用得上的壮丁人数，以便将来可以招兵买马。这些行动安禄山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做的意思，但安禄山认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是认为一旦打起来，颜真卿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手，所以也不加干预。当然，这也有颜真卿演戏的功劳，他可是把戏做足了，天天和宾客去泛舟饮酒，以示他的“无用”，正因为如此，安禄山才会上当。当安禄山起兵谋反的时候，“河北郡县皆风靡”，只有不被安禄山看重的平原太守颜真卿，率领平原和博平两郡的七千士兵，在黄河渡口一带抵御，同时派平原司兵李平从小路去报告给朝廷。玄宗本来正在为河北诸郡的望风而降而感慨：“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李平到后，报告玄宗在平原那里还有一个“大”义士带着七千“小”义士抵抗叛军，玄宗转怒为喜，高兴地说：“朕不认识颜真卿是什么样子，竟如此忠义！”河北正因为有了颜真卿这样的中流砥柱，所以后来又有许多州郡响应他。不这，安禄山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河北，他起初的计划是直逼长安，河北大部分地区，或者说95.83%（二十四分之二十三）的地方都归自己统治，那百分之四的弹丸之地无论如何也对他构不成要命的危胁，所以也就没有认真攻打。想象一下，如果安禄山的大军真去那里猛攻，那么颜真卿的七千人怎么都不够用，结果可想而知。
但颜真卿没有死，死的却是他的堂兄颜杲卿。当安禄山的叛军到达藁城的时候，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只好带着长史袁履谦一起去迎接安禄山。这在安禄山看来，理所当然的就是投降，于是欣然接受，还赏赐给他金鱼袋紫衣服，这是高官的象征，可谓待之“不薄”。但安禄山终究不放心他，虽然仍然让他担任常山太守，但是却把他的子弟都带走当作人质。回来的路上，颜杲卿指着安禄山赏赐的“金紫”对袁履谦说：“我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呢？”袁履谦一下子领悟了他的意思，于是两人暗中谋划起兵讨伐安禄山。后来参与谋划的还有参军冯虔、真定县令贾深、藁城县尉崔安石、常山人翟万德、内丘县丞张通幽等人，而颜杲卿还联络到了太原尹王承业。这时颜真卿又派来颜杲卿的外甥卢逖与他联系，计划要合力断绝安禄山的后路。这些，都瞒过了安禄山。
起初事情进行的相当顺利。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安禄山派去幽州征兵的高邈还没有回来，正是好时机，于是颜杲卿假借安禄山的命令召来另一员安禄山的大将李钦凑，让他率部到城下接受犒赏。这一天，即十二月丙午（二十一日），天刚黑，李钦凑率部来到常山，颜杲卿如约派人带着酒食妓乐去慰劳，把一群人灌得大醉，之后就割下李钦凑的头颅，不动一刀一枪就把这部分军队的部将抓住，第二天全部杀掉。颜杲卿遣散了这些兵众，并缴获了他的武器，来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不久，高邈从幽州回来，快要到达藁城的时候被颜杲卿派来的冯虔去抓获了。同一天何千年从东都到达这里，也同样被抓。从抓的手法上看，大约两次是一样的，都是颜杲卿派人迎接，然后出其不意抓人。抓来的何千年向颜杲卿分析了一下局势，认为常山郡所召募的士卒都是乌合之众，无法抵抗叛军，所以颜杲卿应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避免与叛军直接交锋，等到朔方人马来到的时候，再合力进攻，联合赵魏两地，割断叛军之间的联系。何千年据此提议应当声言李光弼已率领一万人马从井陉关出发，同时以恐吓的手段来警告张献诚要尽快投降。应该说，安禄山一方的叛徒何千年的办法确实算是一条奇计，所以颜杲卿听后大喜，按照他的谋划行事。这条计谋很快显示出来效果了，张献诚中计，果然撤退，他所率领的团练兵也都溃败。这又是一次胜利，于是颜杲卿派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之后命令崔安石告诉其他州郡说：“大军已下井陉，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这个影响可比颜真卿的孤掌难鸣要大多了，也就是这时，河北的州郡大规模响应，有十七郡重归朝廷，合兵总共有二十多万。而这时依附安禄山的则只有安禄山的老家范阳，以及卢龙、密云、渔阳、汲郡和邺郡等六郡。本来范阳的贾循也有意投降唐，但就在他犹豫不决没有行动的时候，别将牛润客听说了此事，报告给安禄山。安禄山赶忙派亲信去召贾循，乘机杀了他，并且将他灭族。不过总体上对唐朝一方来说，形势有所转机。
河北的一系列事件牵制了安禄山，无疑也缓解了潼关的压力，因为安禄山本打算亲自率兵攻打潼关的，但河北有变，而且已经变到这个地步了，自己的家若是不保，自己也就危险了。于是安禄山率军回征，叛将蔡希德也带一万人马从河内攻向河北。
这时颜杲卿有一个失误，他派自己的儿子颜泉明与贾深、翟万德一起到长安，向朝廷进献李钦凑的头颅及何千年与高邈等人。这本来是没什么毛病，但这时出现了一个小人，把事情搞的乱七八糟。这个小人便是张通幽，他哭求颜杲卿说：“我哥哥张通儒是叛军将领，请让我与颜泉明一起入京，以救我全家的性命。”善良的颜杲卿没有任何戒备心理，受到了他的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到了太原，张通幽转而想依附太原尹王承业，这倒也没什么，可是他居然让王承业扣留了同行的这些人，连颜泉明也一起扣留住了，然后另作表书夸大自己的功劳而贬低颜杲卿，另派使者前去朝廷。糟糕的是，起兵才八天的颜杲卿，还没有作好必要的防守准备，而叛军在史思明和蔡希德的带领之下已经兵临城下，这时颜杲卿急忙向王承业求援。王承业在窃取了颜杲卿的功劳之后，以一种小人的心理盼望叛军能够攻陷常山，所以拥兵不救，可说是丧尽天良。于是瞬间常山成了孤城，尽管颜杲卿率兵昼夜苦战，以致箭尽粮绝，在初八之天终被叛军攻陷。在叛军血腥屠杀了一万余人之后，把抓住的颜杲卿、袁履谦等人送往洛阳。就在颜杲卿为常山苦苦守城的同时，王承业的使者已经到了长安，玄宗看了奏表之后非常高兴，任命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他部下加官进爵的竟达一百多人。颜杲卿则只被封为卫尉卿，而且任命还没有到达，常山城就已被叛军攻陷。对比一下，简直是两重天——写到这里十分的难过，一为颜杲卿，二为颜杲卿，三仍为颜杲卿。他太可怜了，他太忠诚了，他太正直而善良了，然而他却在地下，而得志的小人却在天上……
颜杲卿等人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历数自己提拔颜杲卿的过程，责备他：“我什么地方有负于你，而你竟然起兵反对我？”事实上安禄山确实待颜杲卿不薄，但颜杲卿与为董卓叹息的蔡邕不同，他不是意气用事的文人，而是一位忠烈之士。颜杲卿对安禄山怒目相视，大骂说：“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实在是妙问，以同样的逻辑诘问本来的诘问者，在单纯的辩论上，颜杲卿胜利了。颜杲卿自知不免，索性大骂个痛快：“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安禄山十分恼怒，令人把颜杲卿捆绑在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肢解杀死。直到死，颜杲卿仍然骂不绝口。这一天，颜杲卿一家被安禄山杀死的有三十多人。他们死的也非常惨，颜杲卿的幼子颜诞、侄子颜诩，还有袁履谦，都是被先截断手足，然后“割脔”，这和后来极惨的剐刑已经很接近了。
颜杲卿死后，河北的形势又一下子逆转，原来投唐的郡县又转而投向了安禄山。但就在这一年的二月，颜杲卿曾盼望了许久的李光弼终于率军赶到，攻破了常山，俘虏了叛将安思义。在与史思明激战过后，李光弼取胜。李光弼将颜杲卿和袁履谦等人在狱中的妻女释放了出来，厚加给恤。后来幸运的活下来的颜泉明，终于得到自由，他求得其父与袁履谦等人的尸体，让烈士们入土为安。几年后，朝廷下诏追加卿杲卿为太子太保，并予以褒奖，也算是告慰了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也就是这时，颜杲卿的堂弟颜真卿，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了名篇《祭侄文稿》：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於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谒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东。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及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这一篇的出名，更多的是因为颜真卿的书法，事实上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是很有道理的，全篇读来有一股莫名的悲愤，“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想起叶圣陶先生五月卅一日在急雨中悲愤的写下：我满腔的愤怒。“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比叶先生文中那“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像王承业这样丑陋的魔影。但王承业最终也得到了报应，然而我对他没有一丝同情，他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他在太原军政不修，所以朝廷派侍御史崔众剥夺了他的兵权，不久又派宦官杀了他。
颜杲卿死后，河北一带，颜真卿仍在坚守平原，当然他也有所发展。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名叫李萼，从清河来到平原，向颜真卿借兵，指明清河是平原的西邻，而且那里有很多辎重，人口也有十余万，其财物足可抵上三个平原，就是兵马也相当于两个平原郡，因此如果颜真卿能够控制这里，以平原、清河两郡为防御核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颜真卿觉得自己这里的兵刚召集，没经过训练，而常、封二将没经练兵而兵败的教训就在眼前，颜真卿不敢大意。所以这些兵也只够拿来自保，没法顾得上邻郡。颜真卿想问李萼下一步计划，再做决定，李萼则似乎有些发怒，说“您决心没下，我怎敢鲁莽的说出下一步的计划呢！”这下倒真有些打动颜真卿，本来颜真卿是想借兵给他，但又担心借兵之后兵力分散，一事无成不说，更要命的是连自身都难保。住到馆舍的李萼没有灰心，写信给颜真卿，这回他从反面阐述一旦清河失守或者投靠叛军，那将成为平原西面的强敌，到时颜大人也就追悔莫及了。看后颜真卿大为震惊，立刻去见李萼，答应借兵六千。等把他送到边境与他握手而别的时候，颜真卿又询问李萼下一步计划，李萼便将自己的策略和盘托出。李萼的计划很系统，他先指出朝廷派来的军队被占据险要的叛军狙击，无法前进，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攻打魏郡，抓住叛军的太守袁知泰，仍换上原来的太守司马垂，并让他做西南主将，分兵攻打崞口帮助唐军过来，共同讨伐汲、邺两郡以北一直到幽陵的这些地方的叛军；平原则与清河联手率领其他郡县的兵将，向南兵进孟津，沿黄河占领战略要地，截断叛军的退路。李萼推测东征的唐军不少于二十万，河南地区忠于朝廷的军队也不少于十万，所以还是大有可用的。颜真卿只要上表朝廷请求东征的唐军固守，而不要轻易出战，这样用不了一个月，叛军必然会发生内乱。颜真卿不禁拍案叫好，于是会同清河及博平的军队，果然把魏郡兵杀的大败，一举收复了魏郡，军势大振。还有一件事比较感人，就是平卢游弈使刘客奴等人在杀掉安禄山任命的平卢节度使吕知诲后，联系颜真卿，主动提出要拿下范阳，颜真卿派人带着东西去支援，并且把自己当时唯一的儿子交给刘客奴作为人质。不过后来刘客奴被史思明击败，这一次努力又白费了。
但不管是平原还是常山，如果从大的方向来说，他们只能算做是“辅”，而唐军的主力，也就是与叛军正面交锋的军队才是“主”。如果大局上不能占据优势，那局部即使能够一时主动，但没有后续力量，没有外来的支援，也终将孤掌难鸣。假如能够有一部分唐军来支援常山的颜杲卿，那么当时常山未必会陷落；假如唐军能够打败安禄山主力，那么再有河北、河南等地的响应，局势应该向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但唐军主力无法击败叛军，一时间处于下风，所以在尹子奇、史思明的攻击之下，河北诸郡相继陷落，最后只有平原、清河及博平三郡坚持了下来。而到了潼关失守、玄宗出逃之后，颜真卿也终于守不住，只好带着人离开守了一年左右的平原，辗转江淮、荆襄，历经半年的时间，最后到达凤翔。
安史之乱中的颜氏一家，或死难，或顽强的抵抗叛军，还有的流离失所，但他们都十分忠于唐王朝。不知唐初的颜思鲁——也就是颜杲卿、颜真卿共同的五世祖——在天有灵，会为后人的悲惨遭遇而痛心呢，还是为他们的忠烈而高兴？也许他会含笑点头，但脸上却流淌着两行浊泪……
世上总是正反两方并存的，有烈士，就有叛徒，当然还有众多的居中者，这暂且不提。当东都洛阳陷落的时候，河南尹达奚珣投降了安禄山。这和颜杲卿出迎安禄山的时间相差不久。但与他同时被抓的，还有曾与他一起“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的李憕、卢奕等人，但这些人都坚决不降，被安禄山杀掉了。在两唐书上，他们都是作为忠臣与颜杲卿一起进入忠臣传中，至于达奚珣，则没有独立的传记。达奚珣最后在肃宗将当初接受伪职的官员们六等定罪的时候，成为一个重罪典型，被斩首了。其实原来提出安禄山想把汉将换成蕃将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达奚珣，而且他也确实和李憕等人一起守卫过东都，怎么看都不该是个投降的人。猜测一下，达奚珣的投降，会不会也和颜杲卿一样有着深意呢？之所以后来没有行事，是不惧怕被杀呢？这并不是想给达奚珣开脱，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是很无奈的。但达奚珣连个开脱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担任了叛军的左相，就算不是主动，却也未见有多被动。不过达奚珣确是个胆小的人，有一次杨国忠不学无术的儿子参加考试，结果考了个不及格，达奚珣害怕杨国忠的权势，就让自己的儿子去询问杨国忠的意思，杨国忠一句“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吓的达奚珣赶忙把杨睻举为上第。然而胆小未必要泯灭良心，就算无法抗拒叛军的势力，也不该助纣为虐。在真正的烈士面前，王承业、达奚珣都不过跳梁小丑而已…… 七、潼关失守
下面该回到主战场潼关来了。
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年底造反，不久高、封二将被杀，安禄山贪图早日称帝，没有进逼长安，算是个失策。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自立为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任命了一系列官员。
其实安禄山过早的称帝，也算是个失策。明初，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不能不说是十分具有远见的。只要自己势力巩固，还担心以后称不了帝么？然而真正等到天下平定才称帝的人并不多见，嬴政是在统一了天下之后登基为帝，不过始皇之前并无“皇帝”，所以算是个例外，但他也并没有急于成为“天子”；刘邦则是在打败项羽之后当的皇帝，也算沉的住气了。至于尚未成功便称王称帝的却大有人在，比如陈胜，他以前的伙伴到他的宫殿，不禁赞叹“涉之为王沉沉者！”也就是说陈涉当了皇帝好阔气哦；还有李自成，大家普遍认为他入北京城称帝过早了，这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另外，唐高祖也是在占据长安之后没等平定天下便称帝，而失去了自己带兵打仗的自由（皇帝御驾亲征确实干系重大），这给他带来一系列麻烦的问题。安禄山也没有什么长远之见，至少因称帝而耽误进军长安，就说明他不但在政治上，就是在军事上也有些鼠目寸光。玄宗一开始的反应，让主力与叛军正面交锋，而将江南等地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其实还是很有见地的，但边缘问题抓的好，在主要问题上却一再发昏，最终导致了出逃的结果。既然双方各有失误，倒也算得上是棋逢对手，只是让人看着太憋气，不如唐初的战争看着痛快。归根到底，玄宗学到了曾祖父文治的功夫，却远没有太宗的武功厉害。
在介绍唐军于潼关前与叛军对峙之前，不妨先说说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之间的战斗。
㈠、潼关前，安禄山暴跳如雷
在常山李光弼曾与史思明交战过，几个月后，郭、李二人又与史思明多次交战。唐军取得常山郡九县当中的七县之后，与史思明对峙。史思明切断了常山的粮道，李光弼派人去石邑取粮草，蔡希德攻打石邑，一时被张奉璋击退。但这无法持久，李光弼便向郭子仪求救。郭、李合兵与史思明交战于九门城南，将叛军打得大败。史思明收拾残兵逃奔赵郡，蔡希德则逃奔巨鹿。不久史思明又从赵郡逃到已经归顺了朝廷的博陵，他便把博陵的官员全部杀死，于是“河朔之民苦贼残暴”，纷纷起兵反抗，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给叛军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当唐军一到，这些军队都主动来助战。于当月十七日进攻赵郡，激战一天，大获全胜。李光弼将收缴的被抢掠的物品，全部归还了城中的百姓，郭子仪也将俘虏的四千余人全数释放，然后杀了安禄山任命的太守郭献璆。唐军这种措施很得人心，只可惜官兵并非一直都如此行事，一般时候，都是“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如剃的情况以后再说，那剃到什么程度呢？请容我在这里留下一个小小的“悬念”。
此后，李光弼率兵包围博陵，十天也无法攻克，就退兵回恒阳补充粮草。后来郭子仪与李光弼率兵退回常山，史思明收拾数万散兵随后追击，打了三天，到达行唐县，叛军终因疲惫而无力再战，这才退兵。于是郭子仪乘机出击，在沙河取胜。蔡希德逃到洛阳，安禄山让他率领二万人，并派牛廷玠率范阳一万多人，共同增援史思明，合兵一共五万多人。双方较量起速度，终于唐军早些抵达恒阳。郭子仪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让史思明大为头疼，因为他去攻击的话，唐军就固守，他要是撤兵唐军就追击，而且唐军白天向自己炫耀武力，晚上又派部队来袭击，这样持续了数天，叛军一直都不得安生。看到叛军疲惫，郭子仪与李光弼商量说：“叛军已经疲劳，可以出战。”这便是“敌疲我打”的道理吧。
五月二十九日，双方在嘉山会战，叛军大败，五万人被杀死了四万多，被俘的也有一千来号。此战史思明败的相当惨，他从马上摔了下来，把头发都摔乱了，也不顾地上是否平坦，光着脚步行而逃。到了晚上，这才拄着折断的长枪回到了军营，然后又逃向博陵。李光弼则率军紧紧围住博陵，一下子军威大振。朝三暮四的河北的十多个州郡又归降了朝廷。这样，范阳的退路再次被切断，叛军在这之间往来只好偷偷摸摸地通过，可是再怎么小心也没用，大多数仍是被唐军俘获，所以安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们士气都很低落，“无不摇心”。
这样的话，形势极不利于安禄山，如果他的军队士气没有保证，那就玄了。因此安禄山又气又怕，大约是一边狂抓脑袋，一边大骂当初劝自己起兵的谋主高尚与严庄等人——“你们数年来都劝我反叛，说一定能成功。可我现在被挡在了潼关，几个月都不能攻破，北归的路也被切断，我们现在占据的就只有汴州、郑州这几个地方，这如何能够取胜呢？嗯？嗯嗯？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来见我了！”高尚与严庄听后很害怕，当真好多天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部将田乾真从潼关回来，替两人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今四方军垒虽多，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陈，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尚、庄皆佐命元勋，陛下一旦绝之，使诸将闻之，谁不内惧！若上下离心，臣窃为陛下危之！”也就是说，谁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主上您又何必着急？何况那两个人都算是元勋一级的人物，不可轻动啊。安禄山一听十分高兴，叫着田乾真的小名说：“阿浩，你真能够体谅我。”然后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宴款待，席间安禄山还亲自为他们唱歌劝酒，大概是年纪大了跳不动舞了，所以唱唱歌也算一番心意。真怀疑安禄山是不是有音乐家的天赋，歌舞俱通，难怪音乐家的唐玄宗会喜欢他。就这样，安禄山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但这也无法扭转现实的局势，所以安禄山计划放弃洛阳，率军回保范阳。
安禄山虽然计划要撤军，但决心未下。确实，对于他来说，后退的危险更大。因为真正的后退比后方报来的糟糕消息更能打击士气。李渊父子从太原向长安进兵的过程中，遇到了下雨的麻烦，当时李渊曾想撤军，但在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向长安进发。这后来被证明为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李渊真的撤军，那他后来能否开创唐朝，还真不好说，基本上就是无望了。安禄山也一样，如果退兵，叛军上下士气必定一下子降低不少，回保范阳也未必会成功。安禄山犹豫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吧。但他这些脑筋是白费了，因为他根本不必要劳神，唐军内部的矛盾足以为他进军制造机会。
㈡、潼关前，哥舒翰灰头土脸
对于叛军来说，最希望什么？当然是速战速决，因为与市井之人组成的唐军正面交锋，他们无疑占尽先机。那叛军最怕什么？叛军最怕什么其实前面安禄山已经说了，就是在潼关前被阻，而后路又被切。所以唐军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当然就得照着叛军最怕的下手。守住潼关，切断叛军后路，唐军就居于主动地位；不断后路而单守潼关，至少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两样都不占，那就完了，若只断敌人后路，而自己的门户没有守住，也是白费。所以，最关键的，就是潼关。只要唐军守住潼关天险，后方稳定，哪怕敌人逞豪强？
最先上场的高仙芝、封常清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首轮交锋兵败之后，死死守住潼关，阻挡了叛军前进的速度。可惜玄宗冤杀了二将，继任的便是前面提到的哥舒翰。
玄宗看中哥舒翰的，一方面是他的善战，当然也有他身为大将的威望，另一方面，则是他与安禄山素来不睦。玄宗召见哥舒翰，拜他为第二任兵马副元帅，而主帅是谁呢？通鉴没有写，看来应该还是玄宗的六子荣王琬，但他在当年年底就去世了。这里插一句，据通鉴载，荣王是在公元756年年末去世的，也就是活到了哥舒翰为副帅，而两唐书荣王本传则写他是在高仙芝为副帅之后不几天就死了，也是年底，但两个时间可相差一年呢。我倾向于唐书的记法，因为唐书上写玄宗任命哥舒翰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即主帅为皇太子，如果荣王未死，主帅应该没必要换，反正也不是真正的上阵拼杀。易帅之事说明荣王确实已死，不过我们也不必对这个小问题斤斤计较，反正荣王也不是一个多重要的人物。
玄宗命哥舒翰率八万唐军去征讨安禄山，同时下诏让各地进军，共同收复洛阳。哥舒翰本来因病不想答应，但玄宗不同意，又任命田良丘、萧昕等人为他的助手，令火拔归仁等率部听哥舒翰调遣，加上高仙芝原来的军队，这号为二十万的唐朝大军，全部交给哥舒翰指挥。
接手后，哥舒翰仍然坚持高、封的策略坚守潼关，但他因病不能料理军务，看来病的真不轻，他只得让田良丘来处理军政大事，但田良丘又不敢一个人做重要决定，于是让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但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二人争权，军令无法统一。在军队，军令据有最重要的位置，军令不行，将何以统兵？军令不统一，士兵又何以是从？加之，哥舒翰用法严厉，有些不体恤士兵，所以唐军士气低落，大大影响了战斗力，尽管本来战斗力就不高。但这种情况下，以潼关为本，哥舒翰击败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的进攻。也许望着关下的安庆绪，哥舒翰心里说：“嘿嘿，乳臭未干的小儿……”
但哥舒翰这期间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导致了极严重的后果。与高仙芝、封常清等几乎不预朝廷中事的边将不同，哥舒翰参与了朝中大臣间的倾轧，比方前面提到的他为杨国忠指证李林甫与阿拔尼有关，又与安禄山有仇，所以哥舒翰再想脱身就难了。杨国忠本来是拉拢哥舒翰的，如果两人一直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对哥舒翰率军作战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件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情，是什么呢？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玄宗相信安禄山造反之后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就是把安思顺从朔方召回来，由节度使改任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接替他为新任朔方节度使。这一次免职不是偶然的，从姓氏上我们也大致可以猜测，安思顺与安禄山有关系，但是是什么关系呢？正史上没有记载安思顺的生平，倒是杜牧在《张保皋郑公传》中写明他是安禄山的从弟。因此玄宗才会让他回到朝中，至少兵权是不可以再交给他了。然而安思顺应与安禄山并无太大关系，当他得知安禄山要谋反的时候，曾借入朝之机向玄宗奏报了这件事。因此在安禄山真的反叛时，玄宗对安思顺没有加罪。但哥舒翰不仅与安禄山有矛盾，也一直与安思顺有仇，而且从那一次与安禄山闹翻时安禄山的话中可以看出来，哥舒翰应该是先与安思顺不和，然后才引发了与安禄山的矛盾。所以一旦得势，哥舒翰便寻找为难对手的机会。安禄山造反，这是天赐良机，古时谋反是十恶之首，往往株连九族，唐朝的法律，兄弟在其他地方不知情的，可以不算。安思顺虽然早先奏报了玄宗这件事，但玄宗终究难免会心存芥蒂。哥舒翰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又在潼关抓住这个人，交给朝廷，还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玄宗杀了他。就这样，玄宗将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处死了，流放他们的家人到岭南。推测玄宗的心理，只怕未必不清楚安思顺的冤屈，但一来是难免还有怀疑，二来也是为了“讨好”哥舒翰，三则未必没有泄愤的意思在其中。史载，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杨国忠与安禄山有仇，但他却要救安思顺，可见杨国忠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为人那么坏。只是他为什么要救安思顺呢？是因为见安思顺冤枉，还是安思顺托杨国忠为自己求情？史上没有关于安思顺一家给杨国忠送礼一说，所以杨国忠可能是自发的为安思顺辩白冤屈。在《全唐文》中有一篇邵说的《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当是后来郭子仪为安思顺鸣冤时所作。文中没有什么独家报导，除了两唐书和通鉴记的事情（还没这几本史书全呢）之外，就是一堆滥而无用的颂词了。但里面没有提到杨国忠，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满朝官员都觉得安思顺很冤，不单单是杨国忠；二是后来杨国忠被定为奸臣，不提他可能是为敢避讳吧。但玄宗别人的话都没听，一个心思的按照哥舒翰所凑，将安思顺处死了，杨国忠不管有没有求情，都必然对哥舒翰产生一种忌恨心理。杨国忠很担心有人会取代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因为感情上的疏远，早晚会带来现实上的距离，比如玄宗曾很信任的李林甫就是他的榜样。而且要命的是，哥舒翰是有边功的，而且如若胜利，哥舒翰的功劳又将十分卓著，如果再有皇帝这般的信任，那时将无人撼动他。战国时秦国的范雎，就是因为担心白起的功劳而要求秦昭王撤军。应侯范雎还是有功于秦的，而杨国忠几乎没什么政绩作为资本，自然更加忌讳这些。但哥舒翰应该不会想到这会得罪杨国忠，因为对他而言，他只是除去一个仇敌而已。
如果说这件事是哥舒翰无心之失，但确实与杨国忠之间出现裂痕，所以为后面的事打下了一个不好的基础。安禄山起兵所打的旗号是讨伐杨国忠，所以人们都以为安禄山叛乱的原因是杨国忠骄横放纵，所以杨国忠一下子成了“公敌”。有鉴于此，部将王思礼悄悄的劝哥舒翰，让他上表请求玄宗杀掉杨国忠。这一次，哥舒翰没有答应，也许是自度力量扳不动杨国忠，也许也没以为会有和杨国忠成为敌人的可能。于是王思礼又请求率骑兵三十把杨国忠从长安劫持出来，到潼关再把他杀掉，哥舒翰仍然反对，说：“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唐书上则说哥舒翰心许之，未发。其实这两种记载倒也算不上矛盾，因为可以是心里答应，而嘴上反对。但哥舒翰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先暂时放一放。
就在哥舒翰未发之际，有人将此透露给了杨国忠。要说哥舒翰实在太大意了，这样的话怎能容其泄露出去？当事人哥舒翰应该不会傻到和别人去说这件事，王思礼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一般也不会说出去。那么是谁泄露了呢？一方面可能是某个人不小心听到的；另一方面，退一步想，若哥舒翰真的“心许之”，虽没有大动，但怎么也有所动作，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这样的话，哥舒翰之失就在于速度不够快，如果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事办成，后面也就没事了。哥舒翰虽是一员战将，但从他与杨国忠联手击败李林甫，准确的预料到了李皇叔的失势和杨国忠的得势，可以说是有一定政治敏感的，并非完全不懂政治，像这样的失误，实在不该出现在他身上。而从动机上看，哥舒翰与杨国忠并未有仇，而且杨国忠当政几年，对哥舒翰一直还是拉拢的，从私人角度，实找不出哥舒翰要杀杨国忠的理由；当然我们也不必给哥舒翰扣个大帽子，说什么替朝廷——啊不，得说是替国家、替人民，铲除一个蠹虫，按哥舒翰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和安禄山也没什么区别了；如果说是想杀掉杨国忠后自己取而代之，那也基本不可能，因为后宫中还有个杨贵妃，哥舒翰杀了她哥哥，贵妃同志又怎会答应？哥舒翰再傻也不至于去得罪这位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的娘娘大人。左右不通，那么就得动武了：看你这婆娘还能兴什么风浪？但哥舒翰既然可以动兵干掉杨国忠，甚至为免除不利于自己的枕边风而杀掉杨贵妃，又为何不能直接杀唐玄宗呢？杀杨氏兄妹，自己至多是个权臣，而杀了皇帝，则自己也可以当皇帝，做了同样大小的物理概念上的功，哥舒翰何不取更有利于自己的那个选择呢？从实力上说，哥舒翰现在手中握有唐王朝当前能够拿得出的几乎全部家当，只要反戈一击，那么他对唐王朝的威胁将十倍于此时的安禄山，因为安禄山尚在潼关之外，还得千里奔袭挺进关中，而哥舒翰却是直接掌握着潼关。但是没有，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这句话透露出自己不愿造反的心态，当然，也可以说是对唐朝的忠心。而且要注意，王思礼这时说的只是把杨国忠抓来杀掉，根本没涉及到玄宗和贵妃，但哥舒翰当即就说这样就相当于反叛唐朝，可见他是把杀皇帝宠臣和反叛皇帝等同看待的（杨国忠是皇帝的妻兄，是国舅，没经过皇帝同意而擅自杀害，确实有点说不清）。那个“心许之”，想来是史家揣测的可能比较大了，并不一定真是哥舒翰的想法。因此，我倾向于哥舒翰在这件事上并未同意。而且他没同意，也就问心无愧，在这件事上大意也就情有可原了，如果心里有鬼，对于这些就会格外谨慎，绝不容忍泄露出半点天机。
那么对于杨国忠来讲，他并不能清楚的知道哥舒翰是怎么想的，就算哥舒翰亲自对他说“杨老弟，你放心，我绝不会杀你”，杨国忠又岂能相信？由于哥舒翰手握重兵，一旦挥师西来就连玄宗都拿他没辙，何况杨、哥二人之间裂痕已经产生，杨国忠对哥舒翰自然是十二分的小心。杨国忠很是害怕，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危险，便上奏玄宗说：“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玄宗同意，真的招了这么一支队伍，而后，杨国忠又招募了一万人，屯于灞上，由他的亲信杜乾运率领。这支军队的任务，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则是为了防备哥舒翰。觉得有些奇怪，宫中招的三千人，再加上监视哥舒翰的一万人，凑在一起也不过一万三，如果哥舒翰真的反了，或者真的要回军杀掉杨国忠，别看他们打不了安禄山，但对付朝廷还是绰绰有余，何况还有个安禄山在关外，弄不好哥舒翰提前做一回吴三桂的角色，唐朝这么丁点人哪里够用？哥舒翰得知这件事后，意识到杨国忠可能会暗算自己，身在朝外的他，当然更害怕杨国忠的谋害，于是上表请求把驻扎在灞上的这支军队也归自己指挥。朝廷应该是应答了，就是不想答应，也没办法。某一天哥舒翰把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机杀了他，免了一个后患，却加重了更大的后患，因为这次杀将使杨国忠更加害怕，杨国忠听说此事后回家对着儿子说：“吾无死所矣！”。可哥舒翰也害怕，两人简直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历来最忌的就是将相不和，所以唐朝内部将相互相猜忌，互相害怕，结果也就肯定好不到哪去。
没过多久，唐终于为将相不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有人报告玄宗，说崔乾祐在陕郡的兵力不到四千，都是老弱残兵，而且还没有准备。唐书上说这是“觇者”报告的情报，也就是侦察员了，无疑这个情报是错误的，要么是侦察员水平太低，没打听到真消息，却中了敌人“示弱”诱兵之计，要么就是出于交差心理，说个皇帝爱听的话就算了事，要么就是被敌军收买了，总之，假情报害死人啊。从情报战上，唐军再输一筹。一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只有四千无备的老弱残兵，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好大“馅饼”啊，不容分说玄宗便派人去催促哥舒翰出兵收复陕郡和洛阳。哥舒翰不是没有头脑的赵括，一接手时就贸然向前冲上去，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一直坚守潼关。接到玄宗的命令后，哥舒翰回奏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赢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一眼就看出来馅饼下的陷阱——这是一条诱敌之计。哥舒翰又耐心为玄宗分析，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己方则利在长期坚持，只要据险扼守住要害就够了。此外叛军残暴，不得人心，现在他们被困在潼关前，形势不利，必将有内乱，那时乘机攻击，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哥舒翰说的完全符合当时形势，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当时数一数二的将军的敏锐眼光。确实，对于唐军来说，最主要便是取胜，只要最后能胜，出兵又何必急在一时？而且当时各地征兵大多都还没到（高、封二将之所以只能带着那些乌合之众，就是因为无兵可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看唐军都必须等待。除哥舒翰的上奏之外，郭子仪和李光弼也上书言道：“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郭李二人主动提出去袭击敌人后方，而建议唐军在潼关的主力应坚守要塞。如果用奇正来分析的话，潼关的军队为“正”，郭李的军队则为“奇”。“正”保住了，至少自己不败，再出奇则可致胜；如果“正”不存在，那“奇”也无用。郭李二人的建议正体现了这样的策略。但通鉴是做了节选的，没有把“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也写上，事实情况正是如此，哥舒翰老而病，唐军又是乌合之众，这些都为叛军所知，也正因此速战才更加有利于他们。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还认为，如果师出潼关，一旦“变生京师”，则“天下怠矣。”后来的事情，果然就被他们这两个乌鸦嘴给说中了。无论是哥舒翰的上奏，还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分析，从正反两面来论述，已经很全面了，如果玄宗真的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安禄山真的就要失败了。
然而，将相不和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它具有破坏力的作用。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想要谋害他，就对玄宗说叛军没有准备，哥舒翰的逗留拖延，将会贻误战机。玄宗没有看到自己的劣势，却死要面子，他本来就想出击，在听了杨国忠的话后信以为然，接连派宦官去催促哥舒翰出兵——这里不妨提前说一句，那就是玄宗既然想死要面子，那后来就只好活受罪了。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的使者，哥舒翰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抚膺恸哭起来。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看得出来，哥舒翰绝不是一个软弱的人，相反，他是比较洒脱、刚强的，然而这时，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却惨到要抚膺恸哭——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想起来接到一十二道金牌诏的岳飞，当时岳飞不得已奉命撤军的时候，也是仰天落泪。有人说岳飞不该“愚忠”奉诏回来，事实上宋高宗把岳家军的后援全部切断，在北方就只剩下这一支军队，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逗留。不过这里不是讨论岳飞，就不细谈了。哥舒翰遇到的情况虽然相反，但都是迫不得已，也算是异曲同工了。唐军不能轻出潼关，这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而从哥舒翰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玄宗的催战令就如同是催命符了。出战的话，本来有两个可能，要么胜要么负，唐军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胜的可能，或者从反面来说，如果真能取胜谁还愿意守呢？而负又有大败和小败，小败至少是劳而无功，但还可以回到潼关重整旗鼓，其情节严重性只比高仙芝轻一点，弄不好玄宗也会生气，若是杨国忠从中作梗，譬如和玄宗说哥舒翰没尽力打，或是说与叛军有勾结，反正理由多的是，杨国忠怎么也能想出几条来，那哥舒翰这条老命就玄了。小败尚且如此，若是大败，像封常清那样，就是不用杨国忠出面，玄宗都不会容忍。想到自己将来命运的惨淡，哥舒翰能不大恸？然而，玄宗这道催命符却并未逼反哥舒翰，再次印证了哥舒翰确实是忠于唐朝的。然而哥舒翰怎么也没想到，他后来没有死在唐玄宗、杨国忠的手上，尽管他战败了；最后他是死在敌人手上，尽管不是在沙场。
六月初七，唐军与崔乾祐所率领的叛军在灵宝西原相遇。崔乾祐占据了险要，有着地利上的优势，他们南靠大山，北据黄河，有狭道七十余里。崔乾祐把精兵埋伏在险要的地方，因此从外面看上去，叛军确实人少。哥舒翰与田良丘在黄河上乘舟观察军情，看到了叛军兵少的表象，便命令大军向前进发。王思礼等人率领五万精兵在前开道，其余十万大军在后跟随。哥舒翰则带三万人马在黄河北岸的高丘上观察指挥。崔乾祐使出诱敌深入的计谋，派出不到一万的兵士，三五成群，稀稀拉拉，队伍有疏有密，士兵有前有后，唐军看到后都大笑起来，以为叛军不会用兵。按说，这么明显的诱敌伎俩并不高明，就是示弱都示的太简单了一点，如果对照《三国演义》里博望坡前赵云、刘备两次败退才把夏侯惇引入埋伏圈，那这一次伏击就有点太无聊了，显示交战双方都并不很高明。当然，我们作为纸上谈兵者，而且又是在事后，当然好说了，但在实战中却没有这么容易分辨究竟是真是假，可是总也得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啊，都说曹操多疑，但他多疑的对，又有几人敢于“虚则虚之，实则实之”的来一把呢？如果当时曹操在的话，崔乾祐的伏兵计也许就成不了了。唐军没有提高应有的警惕，实在不该，由此而产生的轻敌态度无论如何都不利于作战。但对付这些诱饵唐军肯定是会胜利的，因此两军一交战，诱饵叛军们便偃旗息鼓，向后败逃，唐军乘“胜”追击。不一会，便中了了叛军的埋伏。叛军占据高地，用滚木石块向下攻击唐军，唐军伤亡惨重，而且道路狭窄，人数众多，士兵们拥挤着，刀枪伸展不开，人也没法后撤。这或许就有如鲠在喉般的难受了。哥舒翰又以马拉毡车为前队，去冲击叛军。看来以车代人的办法有一定效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中午，不想天公不作美，东风来的实在不是时候。崔乾祐把数十辆草车塞在毡车的前面，然后放火焚烧，顿时烈火熊熊，烟雾蔽天，加上风势，大烟吹向唐军，弄得士兵们无法睁开眼睛，于是敌我不分，互相厮杀起来。唐军以为叛军也在烟火中，于是弓弩手放箭射击。找不到敌人的确切踪影，当然就是乱射。直到天黑，唐军的箭都射完了，才知道原来烟里没有叛军，实在是白忙了一个下午。这时崔乾祐早已派同罗的精锐骑兵从南山绕过，在唐军的后面发起进攻，顿时唐军腹背受敌，首尾大乱，军心动摇，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于是有的丢盔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互相拥挤着掉进黄河淹死，更多的人当然是在鼠窜，喊杀声振天动地，唐军死伤很严重，据说是“十不存一二”。这回扮演乘胜追击角色的换成了叛军。而唐军后面的将士看见前面的部分大败，也丧失斗志，纷纷溃逃。紧接着连锁反应，在黄河北岸未渡河的军队也向后撤，哥舒翰仅与部下数百骑兵得以逃脱。他们从首阳山的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在潼关城外，原先为了防卫，挖了三条深沟，都是宽二丈，深一丈，结果这三条沟没给敌人用上，却成了自己军队的坟墓。当过关的人马来到时，纷纷落入沟中，很快把沟填满了，紧接着后面的人也来到，踏在他们身上得以通过，有点类似于踩踏事件。不管怎么说，最后逃入关内的残兵总共才八千多人。这样的唐军当然更加无法抵挡叛军攻势，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占了潼关。
至此，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潼关失陷。
㈢、“大汉咣当倒地”
兵败后，哥舒翰没有回朝，想象一下，如果他回去的话，只怕多半会被杀。
哥舒翰到了关西驿站，张贴告示，收罗散兵，想要重新夺回潼关，将功补过。哥舒翰这么做，当然是不甘心就这样被杀，另外，也有想要挽回面子的原因，以及对唐王朝的忠心。事实上哥舒翰已经算是尽了一个元帅的责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想收复潼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未败之时都抵挡不住，大败之后士气低落之极，还能指望有什么作为吗？如果再打，多数也是败。但这时蕃将火拔归仁发挥了作用，避免了哥舒翰的二次惨败，但却是以另一种结局收场。
火拔归仁率领一百多骑兵包围了驿站，他亲自进去对哥舒翰说：“叛军来了，请您赶快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发现情况不对，自然知道这是火拔归仁谎报军情。火拔归仁则率部下向哥舒翰叩头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您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都是什么下场吗？您难道想步他们的后尘吗？还是投降安禄山算了。哥舒翰自然不同意，唐玄宗和安禄山这时都有理由杀他，一个是因他战败，另一个则是宿仇。哥舒翰自己选择的还是唐，并不想去投降安禄山，所以就想要下马。铁心投降叛军的火拔归仁一看他不答应，就让人用绳索把他的双脚捆绑在马肚子下，将领中若有不愿意投降的，也都捆起来一齐押走。这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就势 投降了他，一行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哥舒翰与安禄山是仇敌，从前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忠于唐朝的，而且他本人也不愿投降叛军，那么见到安禄山，应该狠狠的大骂一通了吧？非也非也，这么想可就错了。当安禄山问哥舒翰道：“你过去总是看不起我，现在怎么样呢？”要注意，对敌双方交兵，一方获胜后往往会这么问手下败将，当然文人有时也会这么问，比如苏秦问他的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子倒也直爽，说因为你现在富贵了。不过苏秦的问话显得有些小肚鸡肠，而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的问话，却有些孩子气，譬如他先问王世充以前说他是“童子”（就是说他是小孩子，看不起的意思）现在却又这么恭敬（又一起前倨后恭案），王世充吓的赶忙谢罪。哥舒翰也一样，赶忙伏地而拜，说：“臣肉眼不识圣人。”这句话听来真有些让人泄气，赶紧向上推了推眼镜，免得它跌下来——这么大一员将军，最后居然连点烈士之气都没有。哥舒翰还说，天下尚未平定，李光弼在常山，吴王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只要安禄山能让他活下来，他就写信招降这些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平定。哥舒翰知道安禄山也很恨他，怕他杀了自己，所以这么说也是为了加重自己的砝码，好让安禄山不敢轻易下手。安禄山听后很高兴，就拜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当然，当时以打仗为主，宰相之职基本就没什么用，而司空，本来就是荣誉头衔，当然更是无用。安禄山虽然把哥舒翰抬的很高，但从根本上就不信任他，没有给他一点实权，实际上还把他监视起来了。
安排好哥舒翰，安禄山又对火拔归仁说：“你背叛了你的主人，是不忠不义。”然后就杀了他。安禄山这么做是想鼓励臣子们要忠心，当然是想要自己的臣子忠于自己，肯定还是希望唐军能源源不断的来归降自己。但他这么做，以后唐军里面像火拔归仁这么主动投降而且还把自己的上司卖了的人，倒真的有所减少，大多数的投降都是被迫的。其实鼓励忠心也就是做做样子，等安禄山遇上真正的烈士，手下那是绝不留情的。所以，他这么做，是有点失策，因为忠臣他也杀，叛臣他也杀，大家摸不准他的脾气，不投降要命，投降也有危险。在这方面上，他就不如刘邦老练，刘邦杀死曾救过自己的丁公，那也是在平定项羽之后，所以杀这个人可以表示自己讨厌叛臣，有点兔死狗烹的意味。而安禄山还没等兔子死掉，就把狗烹了，实在不高明。其实什么爱忠臣厌叛臣，都没什么用，谁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再说哥舒翰，他当真写信去招降其他将帅，然而都遭到了回绝，他们复信责备哥舒翰的背叛唐朝，根本不给面子。当然，如果真是他们处在哥舒翰的位置上，也未必就有多忠烈，但他们的确没有理由因为哥舒翰的一句话而投降。安禄山知道没有什么效果，就把哥舒翰囚禁在禁苑中，最后将哥舒翰秘密杀死了。可叹一员常胜老将，一员曾经让西鄙人那么尊崇的将军，甚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都向他写过自荐信，这样一个人，最后竟是这样死了，容我再一次推推眼镜。哥舒翰需要有一个惨烈的结局，可惜他最后这样的下场实令人欷歔长叹，不免虎头蛇尾。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哥舒翰也可说是在一次大败之后而死，但又与他们不同的是，前二人还落个冤枉之名，而人们对哥舒翰却是非议颇多，三人共同的列传后面，史家连为高、封二人喊冤的力气都省了，用了大量篇幅来批评哥舒翰的投降，可见此事的影响。总之，这三个悲惨的人儿啊，的确不枉列在一起。
还记得本部分引语说的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被一个不明物体砸晕，咣当倒地的话么？可以说，唐朝这时的确是被打的晕头转向了，潼关一丢，等于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倒在地上，其状甚是可怜。还记得前面说李林甫比杨国忠幸运么？好吧，不再啰嗦，容我喝杯茶，下一章将为您介绍历史上著名的、柔肠寸断的、荡气回肠的、复杂多变的——马嵬之变。 第四章 马嵬之变
潼关失守，于是河东、华阴等郡的防御使都弃郡而逃，部下的守兵也纷纷逃命。长安再也无险可守，于是怒斩高仙芝、封常清，急催哥舒翰出战的玄宗，一下子失去了颐指气使的神气……
一、出逃
在潼关失守的当天，哥舒翰的部下到朝廷去报告情况危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按说“不时”一般是“时时、经常不断”或者“随时”之意，但后面那个“但”，在古文当中一般就是“只”的意思。从语言角度来看，这个“不时”有点让人费解。但从句意来看，大致是说玄宗没有召见求救的人，只是派李福德等人率领监牧小儿组成的军队奔赴潼关增援。玄宗并未对哥舒翰的求救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这时，他居然仍沉浸在安禄山小贼可以马上平定的白日大梦里。然而到了晚上，报告平安的烽火没有传来，玄宗方才感到一丝恐惧，这阵不妙的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也许他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六月初十，玄宗把宰相杨国忠等人召来商议对策。自从安禄山反叛以来，杨国忠一直没闲着，虽然他认为唐朝可以击败安禄山，但也在着手做逃跑的准备。向哪逃呢？由于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所以杨国忠让节度副使崔圆在暗中准备物资，也就是说，以后如有不测，就暂时逃到蜀中去。杨国忠的剑南节度使是天宝十年年底兼领，至安禄山叛乱，玄宗任皇子颍王李璬为剑南节度使，不过他没有到任，副使仍为崔圆。不过起到管理作用的应该还是杨国忠和崔圆。幸好玄宗封给杨国忠的是剑南，在长安的西侧，要是封一个东侧的地方，杨国忠还没法准备了。面见玄宗的时候，杨国忠提出到蜀中避难，得到玄宗的赞同。六月十一日，不知唐朝内部又得到什么新消息，使杨国忠吓得神色惊惧的召集百官于朝堂，并痛哭流涕地问他们有什么应对计策，百官们相顾无言，三员能征惯战的将军都失败了，他们这些文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杨国忠说：“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唉，我，还有很多人向皇上报告安禄山要谋反，都十年了，皇帝从来就不信，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我的错啊……言外之意，这又是谁的错呢？不过，这时谁也没心情来追究责任了，最主要的是眼前怎么办？
长安城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情况不妙，百姓们吓得惊慌逃命，却不知道该往那里躲避。店铺也只好关门，东市、西市一片萧条。退朝后杨国忠又让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入宫，一起劝说玄宗到蜀中避难。事实上长安的确守不住了，杨国忠劝玄宗入蜀，并非是失策。至于玄宗，前面已经答应了杨国忠，但似乎又不坚决，否则杨国忠也不必叫自己的两个姐妹再去劝了，然而玄宗似乎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半年多前，玄宗曾提过要御驾亲征，但被杨氏兄妹劝阻，这一次玄宗旧事重提。六月十二日，玄宗登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讨伐安禄山，人们当然不信了。玄宗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是虚晃一枪，二是真的想率兵征讨。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玄宗后来等于是把大臣们骗了，而骗他们对玄宗又有什么好处呢？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皇帝下诏说要亲征，对稳定人心稳定局势还是有帮助的，不然长安城里会更乱；我觉得玄宗这时这么说，或许还是有些出自“真心”的，他仍然保持着帝王的矜持，不甘心就这么逃出去，也是实在放不下脸来，所以嘴上依然强硬，也是做最后一次挣扎。但大臣们的反应有些让他泄气，再加上这时杨氏兄妹肯定又加大力气劝他，所以最后玄宗还是同意了西逃。他任命原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原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让边令诚掌管宫殿的钥匙。之后假称剑南节度使颖王李璬将要赴镇，命令剑南道准备所用物资，其实就是为逃跑做准备。当天，玄宗便移居到大明宫。
天黑以后，玄宗命令当初曾协助他成功发动唐朝第四次“玄武门之变”的陈玄礼（他也几乎是那群人中唯一一个依然为玄宗所用的人了）集合禁军六军，重赏他们钱帛，又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这些都不为外人知晓。于是，六月十三日，天刚发亮，皇宫中就上演了我们开篇描述的那种情形，玄宗带着杨氏姊妹和自己的儿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这些亲近大臣，及亲信宦官、宫人等，从延秋门出发，之前对大臣们说的话，不管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这下彻底沦为骗人的把戏，就像是对他们念了一遍“唵嘛呢叭咪吽（俺把你把你哄）”，然后逃之夭夭。
想起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最得意的方面上栽了跟头。霸王在鸿门大度的放过了日后的对手，而垓下的刘邦却不会错过同样的好机会；隋炀帝曾在突厥牙帐中趾高气扬的赋诗，几年后在雁门却只好抱着儿子痛哭流涕的看着城门下的突厥兵。而当初极宠安禄山的玄宗，现在则是被干儿子打的落荒而逃。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图解唐诗，这是本给儿童看的漫画一般的书，解析都比较幼稚，但也挺有意思，其中有一幅图是讲白居易的《长恨歌》，上面画着杨贵妃边哭边埋怨：你这没良心的……不知玄宗从皇帝出来的那一刻，心里是不是也这样埋怨过安禄山……
当玄宗路过左藏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放火焚烧，理由是不要把这些钱财留给叛贼。玄宗阻止了他，满心凄凉的说：“叛军来了找不着钱财，就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这时的李隆基方才回到了原来那个以苍生为己任、关心天下黎民疾苦的明皇帝。然而，晚了。被人重重一击才清醒过来，原先的昏聩都可以不记了么？当然不会，因此，为着曾经的昏聩，他需要清醒的付出代价。
当宫门打开后，来到的官员们才知道，依然响着的漏壶滴水声，还有整齐站在那里的仪仗卫队都只是一个平静的假象。宫门打开，宫人乱哄哄跑出来，宫里宫外顿时一片混乱。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皇帝已经走了，自己也该有所打算。于是长安城中，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忙着四处逃命。有些山野里的村民，争着进入皇宫或是王公贵族的府第宅院，盗取金银财宝，甚至有的骑着驴就跑到了那曾是肃穆无比的大殿中——或许昨天还是一派庄严景象，而今日却被人骑驴蹈踏，实在有些幽默，冷的幽默。玄宗为了满足叛军贪婪、减轻百姓苦难而故意留下来的左藏大盈库，也在这时被放火焚烧了。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募人来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里想说说边令诚，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就是前面介绍高仙芝时提到的那个宦官。在众多宦官中，边令诚似乎还是比较受重用的，若干次监军，而最后又由他掌管宫殿的钥匙。但玄宗出逃时却没有把他也带上，不知是忘了或是来不及去找，抑或本就有意如此？在玄宗前一天任命的三人中，只有魏方进跟着一起出逃了，另两人都被无情的甩下。看来玄宗就是拿他们来稳定人心（崔光远是稳定百姓之心，边令诚则是稳定宫人之心），也就是说，多半玄宗本意就是不想带他们走。如此说来，这二人也挺悲惨的。后来边令诚把钥匙交给了安禄山，最后又抓住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那时已即位的肃宗的身边。可他的运气不好，被杀掉了，原因多半就是钥匙。但面对安禄山的威胁，边令诚有办法不交出钥匙么？怕是没有，安禄山杀了他之后照样可以拿到钥匙，所以这一点也不必苛责边令诚。但这个下场对边令诚来讲也有些罪有应得，不管怎么说，高仙芝、封常清确是因他而死，我们就当是肃宗为高仙芝、封常清报仇吧。 二、试看今日之宫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玄宗这么快就西去避难，大大出乎安禄山的预料。
这时，安禄山又犯了第二个失误，就是没有即时派人去追，估计是对于能够攻打下来潼关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吧，所以都没有为胜利做好准备。他让崔乾祐留兵守潼关，十天后（玄宗早跑的没影了）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又让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镇抚关中。由于崔光远也留了下来，所以不得不投降，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于是安禄山仍任命他为京兆尹，同时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其实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安禄山本末倒置，如果他一举把唐朝皇室杀光，则唐朝没有了领导阶层，群龙无首，他就很有可能统一天下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立一个高祖某代孙、太宗某代孙的人，以延续唐朝的寿命。这种可能必须建立在大家对唐朝都很忠诚的基础上，由各镇首领的人选及对唐朝的忠诚度来看，确实也有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天下会更乱。因为边镇失去了效忠的主人，不一定会这么放弃，说不定自成一家，和安禄山争一争，也未尝不可。就像隋末，各大集团无不找了一个隋朝的皇室成员作为自己的傀儡，而后又取而代之。虽然这时唐朝的藩镇还不成气候，但由于外力的作用，也许会瞬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安禄山任由玄宗一干人等逃走，实在是大大的失误。
进入长安后，安禄山将凡是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官员的家人，即使是婴儿也都杀死。当然，后来还有一场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皇族，那些来不及走的皇孙、郡主、县主等二十余人，都被杀死，而和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之死有关的人物，死的更是惨，比如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就被挖出心肝，祭奠安庆宗。至于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的党羽，或是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被杀掉的总共八十三人。有的人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然后血流满街。怎一个惨字了得！
安禄山又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一定数量，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说是护送，但实际上就是押去洛阳。总之，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端端的得去，病怏怏的也得去。有些人装病，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受罪，因为安禄山根本就不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很不客气。这些事情后世的史家记载的不多，幸好有当事人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看来都是绑着去的，而且周围还都有刀戟“护驾”，着实是惨啊。于是，这些人无论想还是不想，最终都被迫做了唐王朝的“叛徒”，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职。
忽然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在讲到王维的时候，提起了周作人，本来从未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经过老师的点拨，细细品味，觉得有些心痛，因为确有相似之处。促成周作人最后“落水”的，是一桩至今仍无定论的刺杀他的公案，而安禄山招待王维的，也是刀枪之类的东西。二人都是敌人来犯时，没离开所在地，周作人是没离开沦陷的北平，当时北平沦陷，胡适、叶公超，还有鲁迅笔下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了，最初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尼采的问题，最后竟至那种地步，实是出人意料）”梁实秋，都撤离了，周作人本有机会一起离开，却久久没有他的消息，最后，人们才得知，周作人“落水”了。那么，“王维”们呢？王维，或者说大部分唐朝的官员，似乎是来不及从长安撤退。然而，安禄山六月十日占领潼关，十日后进占长安，玄宗则是六月十三日逃走，这之间有七天的时间，离开也并非完全办不到。也许对于有着一群儿女、若干亲戚的人来说，确实有些不易，但王维几乎就是一个人，逃走按说也可以办到的，为什么不走？但王维和周作人毕竟有所不同，周作人最后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真正的保护，而王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装病的人的当中一员，以前曾打趣的说，他装病装的不是地方，文人本来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嘴了，而他喝喑药装哑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来王维写了一首《凝碧池》（原题目相当于一段小的记叙文，太长，不写也罢），其政治态度相当明朗。唐朝的大部分官员，确实是非常无奈的做了伪官，事实上，他们并未泯灭良心，即使不能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助纣为虐、主动投敌，也是好的。
但总有叛徒不是？比如晚年失去玄宗信任的陈希烈，心怀怨望，就与同样怀有怨望的张均、张垍兄弟一起投降了叛军。张垍是玄宗的女婿，按说不应如此，但由于玄宗有一次跟他说要任他为宰相，结果却失信，所以张垍心里也十分不快。于是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其余朝臣也都授以官职。
当然，也有烈士，洛阳陷落之后有若干就义的官员，其中还包括后来奸相卢杞的父亲卢弈，但长安陷落后，这样的官员却少有，死的也都是“被动烈士”。也许出人意料，真正死难的人非是什么官员，也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而是一名梨园弟子。雷海清，这位宫庭乐工，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被安禄山肢解而死。古时人们看不起伶人，雷海清死后是连唐书的忠义传都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官职，然而他却是真正值得敬佩的烈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怕太宗地下有知，也会苦笑了吧。
此外，叛军进入长安后，除了烧杀，还要抢掠。由于安禄山听说长安城陷时，百姓们曾趁乱盗窃府库中的财物，于是在攻克长安后，命令部下大肆抢掠三天，将百姓的财产抢夺一空。而后又命令官员审讯，哪怕一点财物都穷追不舍，就这样大肆搜捕，株连了很多人。这种情况下，自是民不聊生，因此百姓们思念起大唐王朝来——可是，当初玄宗好心留下的府库，难道不是他们贪财抢掠的么？这些“愚民”，体会不到玄宗的深刻用意，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也不想想，一旦叛军到来，这些财物难道能留得住么？说来也是有些“罪有应得”。尽管他们从来都是受害者，都是我们课本上同情的对象，但他们确有愚昧之处。由此可见，提高全民素质是多么重要……当然，即使他们不抢，叛军也仍然不会放过他们，八国联军毁了圆明园，但北京城里的百姓仍然免不了被洗劫一空、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由于占据两京，占据优势，一时间，叛军势力大盛。不过，和迟迟不去进占长安一样，安禄山占据长安之后，仍是不思进取，沉迷享乐，“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而叛军内部的将领也都刚猛有余，智谋不足，没有人向安禄山提议西追玄宗，所以玄宗后来安全地逃入蜀地，太子北上也没有什么危险。
总之，长安的皇宫中，皇帝走了，百姓来了；百姓走了，叛军来了。一百多年的金碧辉煌，终于随着世势的混乱变迁而物是人非…… 三、“哗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不用说，一提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一段谁都知道，玄宗出逃整个事情的高潮部分到来了。也就是马嵬之变。
不妨先说下这次事件的名称，由于是在马嵬坡发生的，自然就叫“马嵬坡之变”，有的是把“坡”字去掉，又因为确切发生在马嵬坡的马嵬驿（驿站），所以也有人称为“马嵬驿之变”。还有不用“之变”而用“兵变”的，当然也有说“事变”的。对于一次事件有这么多不确切的叫法，这只怕在历史上也是少有。地名上无所谓了，着重的是“马嵬”二字，至于那三个“变”，其实要说区别，也不很大，只不过“之变”似乎包括的面更广一些，所有变故都可以称为“某某之变”，只要确实变了就行；事变则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即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比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兵变顾名思义，当然就是用“兵”来“变”了，此外还有一个“哗变”，意思是“部队叛变；两个以上下级军事人员反抗或攻击其上级的公开行动；有时也指非军事性质的反抗或攻击”。对于这次事件的称法，其实也没必要死钻牛角尖，虽然它几个定义都还算符合，但感觉用“之变”更好一些，因为它还达不到“事变”那种重大程度，兵变感觉意思就差了，而从表面来说，用哗变则最为贴切，但这个词往往单用，或者是作谓语。总之，本文为统一起见，一律称为“马嵬之变”。
㈠、谁是幕后黑手？
且说玄宗从皇宫中逃出来，走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不忍心，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我们逃走，也得让别人逃走。于是就把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跟来。杨国忠的想法是，万一有敌人追过来，烧断桥梁至少可以延迟一下时间。玄宗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叛军是否追来他们也不清楚，所以肯定要为此担心，但玄宗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想到要让百姓也有逃生之路，也堪称有德之君了。事实上如果安禄山大军真要追来，一座桥梁应该难不倒他们，确实也只是延迟时间这样的作用，但对于逃难的百姓来讲，这就可以要了他们的命。再次让我们为玄宗这迟到的清醒感叹一声。
可惜他的好心并未给他带来好运。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咸阳县要提前作好准备（玄宗大概还没进入角色，这是出逃，不是出游）。然而，“食时（食时者辰也）”的时候，皇帝一行人抵达咸阳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宦官去征召，官吏和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玄宗长这么大估计也没这样挨过饿，于是杨国忠就亲自去买胡饼献给玄宗。一看皇帝放下架子肯吃这些山珍海味以外的东西，便有百姓来进献粗饭，并掺杂一些麦豆之类的东西，饿的发慌的皇孙们争着用手抓着吃，不一会儿就全吃光了，可是这样还没吃饱。玄宗按价钱付给百姓们，并且慰劳众人。此情此景，不免凄凉，大家都有些伤心，于是就流泪涕泣，惹得玄宗也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道：“安禄山一直以来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已经很久了，其间曾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但是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终致安禄山奸计得逞，而陛下只好逃出来。所以先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为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中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陛下，所以，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情，陛下都不得而知。草野之臣早知道会有今日，但由于宫禁森严，区区忠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叛乱，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又怎么能够见到陛下当面诉说呢！”从这些话来看，这位老人即便不是饱学之士，但至少是位有学问的老人，之所以没有当官，很可能是当年某位落第书生。玄宗听后，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玄宗安慰了一番之后，郭从谨便走了。不一会儿，负责皇帝吃饭的官吏终于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先让随从的官吏吃，然后自己才吃。固然玄宗先人后己值得表扬，但也要考虑到他先前是有那几个胡饼的铺垫的，不然就算玄宗是做样子，大臣们也不敢把皇帝饿坏了。大臣们是吃完了，可是还有士兵没饭吃，玄宗又让士兵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物，约好在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的时候，到了金城县，县令和百姓都已逃走(当时逃的人很多，就是跟随玄宗的官吏当中也有，比如宦官袁思艺，就借机逃跑了)，幸而食物和器皿都在，士兵们才能够吃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吃饱，否则也不会心怀怨望了。在驿站中，没有灯火，累了一天的人们，此时谁也顾不上身份上的差异，不管贵贱，都互相枕藉而睡。这便是玄宗出逃第一天的悲惨遭遇。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来到了马嵬驿，随从的将士们由于饥饿与疲劳，都心怀怨怒（可证明前面说他们没吃饱没睡好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很想杀掉他。虽然天下大乱杨国忠确实有责任，但这时众兵士们的怨气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对象，无疑杨国忠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于是陈玄礼找到了东宫的宦官李辅国，由他转告太子，据史书载，“太子未决”。
按理来说，此事既已奏报太子，等于已经禀明上级，如果太子没有决定，那么陈玄礼是不能够将之实施的，如果实施，又恰好没合太子的意思，那必会给自己造成麻烦。但事情并未因太子“未决”而停止，这时有二十多个吐蕃使节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苦说没有吃的东西，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士兵们就喊道：“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说着，有人用箭射击，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妙，急忙向马嵬驿内逃命，逃到西门里面，被士兵追上杀死，将他的尸体肢解，又把杨国忠的头颅挂在矛上插在西门外示众。杨国忠死后，士兵们进而杀了他的儿子杨暄，和他的姐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晞、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虽然乘机逃走，但在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带人抓获并杀掉了。御史大夫魏方进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结果士兵们又把他给杀了。韦见素听见外面很乱，就跑出驿门察看情况，也成为受害者，被乱兵用鞭子抽得头破血流，众人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这才使韦见素免于一死。
事情来得很突然。太子还在“犹豫”，大家仍然把杨国忠杀了，而且陈玄礼好像并未参与。真的是这样吗？
杨国忠等人的死，并不是事件的终点，相反，这倒像一个试探，一旦试探成功，下一步就自然而然向下发展下去。所以紧接着，士兵们包围了驿站，吵闹声惊动了玄宗。玄宗问发生了什么事，侍从回答说杨国忠谋反。于是玄宗走出驿门去慰劳士兵，让他们撤走，可是士兵们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这时，前面似乎没有露面的陈玄礼，站出来回答说：“杨国忠谋反，已被诛杀，其妹杨贵妃不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割爱，将杨贵妃处死。”闻听此说，不知玄宗做何感想，相信他一定很惊讶，不是因陈玄礼提出的要求惊讶，而是因整个事件惊讶。他当然意想不到，仅仅一天，他由一位天朝皇帝，沦到这种地步。而陈玄礼提出要杀杨贵妃，玄宗应该早就预料到了，当他一听说杨国忠叛乱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玄宗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走进驿站，拄着拐杖侧首而立。就在侧首而立的这一会儿，玄宗一定是左右为难，从本心来说，他当然不想杀杨贵妃，只是眼前的形势，怕也由不得他了。但玄宗依然对他的威严很有自信，他迟迟不做反应，就是想拖延时间，想看看最后能否挽回。过了一会儿，那位差点也被打死的韦见素韦大人的儿子，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劝玄宗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说着向玄宗跪下叩头，磕的血流满面。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可见玄宗是十分聪明的，昨天还亲自为玄宗去买胡饼的杨国忠，怎能说反就反呢？而且他一点谋反的实力也没有，因为他手中没有兵权，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玄宗自然知道杨国忠是被冤枉的，但于大家为什么恨杨国忠，相信他心里也清楚，只是，这时士兵们显然已经不听自己号令，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已经定性，即使想为杨国忠平反，显然这也不是时候，所以玄宗顺着大家的意思，承认了杨国忠的确是谋反，但承认之后，无疑杨贵妃确实就该杀了，没办法玄宗又替贵妃开解，说她一直在深宫里，哪里知道她哥哥的阴谋呢？其实谁都知道杨贵妃没有罪，但是历来人们总喜欢把责任推到后妃的身上，杨贵妃自也逃不了。何况，杨国忠死了，万一将来贵妃要为哥哥报仇，他们又该怎么办？所以此番杨贵妃必死。高力士劝玄宗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才会安全。”高力士很有眼光，看出其中的厉害关系，一语中的，且当时能这样劝玄宗的人，也只有他了。这样，玄宗终于下定决心，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缢死了杨贵妃，然后把尸体抬到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去察看以核对身份。看到果然是如假如换的真杨妃，陈玄礼等人忙脱去甲胄叩头谢罪。唐书上有关于陈玄礼和玄宗的对话，通鉴中没有，当时陈玄礼谢罪说：“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玄宗则回答：“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玄宗不可能降罪于他们，就算心中埋怨也不能表达出来，只有安慰他们，并告谕其他将士。于是陈玄礼等人高呼万岁，拜了几拜，出了驿站，然后整顿军队准备继续行进。马驿之变即宣告收场。
其实事情发生的经过，说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整个事件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认真分析一下，确实非常之不简单。突破口不妨从那二十个吐蕃使者说起，我觉得拦住杨国忠的这二十人很可疑。他们不知从何处突然一下子冒出来的，如果说是长安一直跟过来，那不可能，玄宗好多子孙都没带，几个吐蕃使者，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住到皇宫中，怎么可能记得一起带上？如果说是碰到的刚好来朝的使者（《旧唐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那也太巧了，另外，若说是这些使者循消息而来，也不对，这样的话那他们的消息实在灵通的可怕，玄宗刚出长安一天，居然就能知道他到了哪里？他们刚和杨国忠说话，就有人说“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这个反应是不是也太快了点，岂是普通士兵能想出来的？唐时与胡人说话并不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怀有某种目的，当下就想到用里通外国来诬陷杨国忠，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这是预谋，是早就定好了的，为的就是找个借口杀杨国忠。那二十个吐蕃人，说不定就是士兵假扮的，或者这些人根本就没假扮，总之目的达到即可。那，既然大家这么恨杨国忠，直接杀岂不痛快？不行，杨国忠毕竟是宰相，杀也得找个理由。
可是，又是谁这么处心积虑，提前设好圈套的呢？有一种说法是高力士。有人认为高力士其实是“内相”，是可以和“外相”李林甫、杨国忠相抗衡的人物，陈玄礼就是受他指使，才最终发生了马嵬之变。但真的是高力士么？首先，虽然玄宗对他很亲近，也很尊敬，称他为“将军”，但高力士从来就没掌握过可倾朝野的大权；虽然他可以在玄宗面前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但他正直的言论玄宗从来就没听过。高力士很谨慎，虽然与李杨二人并不同伙，但好像也没与他们敌对，比较可疑的也就是劝玄宗不要把权力交给宰相，其出发点是军国政柄未可假人，是为玄宗着想，从中看不到什么刀光剑影，因此有人说他这次是劝玄宗杀杨国忠，只怕有些离谱。而陈玄礼，又凭什么要听高力士的话呢？陈玄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看出来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但玄宗对于过去帮他平定韦氏之乱和太平公主之乱的功臣，几乎一个不用，就是当时冲锋在前立下大功颇有些类似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的葛福顺，后来都没有什么消息。这些人中，后来只有王毛仲和陈玄礼还有消息，但王毛仲因轻视而得罪于宦官，最后被高力士一句话陷害而死——这件事就是高力士不对了，但高力士平生害的人也并不很多，只能说王毛仲把宦官得罪的太厉害，也是有些自讨苦吃。那么，和王毛仲命运相反的陈玄礼，会不会依附宦官，或者说，依附高力士呢？这倒有可能。那最后，果真是高力士指使的么？我不那么认为。高力士必定是跟在皇帝身边的，给玄宗去买胡饼的是杨国忠而非高力士，就说明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高力士都不曾离开核心。而陈玄礼带兵，当然是在外面了。两人要商量的话，不可能在玄宗跟前嘀咕，但如果高力士外出太久，也势必引起玄宗疑心。所以，高力士就算真的想杀杨国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并没有必杀杨国忠的理由。
既如此，那马嵬之变真正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高力士这个人选基本可以排除，那么此刻玄宗身边，唯一有能力、有威望、有理由这么做的，就只剩下李亨。看来非他莫属了？我们不妨也分析一下。
李亨是太子，而且是当了玄宗朝十几年的太子，其间经历若干风浪，但最后都化险为夷。可以说，基本上他的继承人地位是巩固的了。因此，安禄山才会担心以前得罪太子，给自己带来麻烦。地位如此，少不了趋炎附势的人，当然，作为皇子，本身都会有一些府僚，只不过太子的人更多一些。从威望来讲，李亨是玄宗的太子，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第二把金交椅，下一任皇帝的话，有谁敢不听？至于理由，在第一章已经介绍过，不在赘述。何况，安禄山叛乱之初，玄宗曾想亲自带兵征讨，而让太子监国，那一次被杨氏兄妹阻止，一是说明他们不想让太子早些得到权力，二来，有过这一次劝阻，李亨更会厌恶杨氏兄妹。
当时，和杨国忠有关的人，不管当场被杀也好，后来追杀也好，总之，是一个不剩，即使是说了一句“汝曹何敢害宰相！”的魏方进，也被杀死了，只有韦谔大人的父亲韦见素没杀。那么，魏方进是不是杨国忠提拔的人呢？从现有资料来看，几乎找不到魏方进以前的事迹，很难拿出什么确切证据说他是杨国忠的党羽，不过我倒的确相信他是亲杨国忠的，因为在玄宗任命的三人当中，只有魏方进跟来了，另两人，不能说没受到玄宗赏识，但身在宫廷之中的边令诚都对玄宗出逃的消息不知道，魏方进又是从何得知呢？应该是杨国忠通知他的，要么就是他在杨国忠家里作客，忽然听到消息要离开长安，急忙回家做准备。当然这是猜测了，但魏方进地位不高，有谁能顾得上管他呢？若不是他自己打听到消息，恐怕他最后也是要做一个伪臣了（这也比被乱军砍死强）。但如果这样说，那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就是，韦见素和韦谔父子，又是从何得知的呢？陈玄礼是带领御林军保护玄宗的将领，自然要带上，而跟来的主要朝臣中，除杨国忠、魏方进外，就是韦氏父子。如果说杨国忠是皇亲国戚不必发愁，魏方进又疑似是党于杨国忠，那韦氏父子呢？“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韦见素是由杨国忠提拔的，而且上任后对杨国忠也颇感恩戴德，当时安禄山与杨国忠相争，韦见素从来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公文来了只是签个名罢了。那据此可以断定，韦见素也是杨国忠一党，因此士兵们杀他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有人喝止呢？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儿子韦谔。
我们先推测一下，馆驿分内外，诸兵士当然都在外面，陈玄礼作为统帅也得在驿外，而皇帝与大臣则在驿内；馆驿的房屋当也有内外之分，女眷当然得在内庭了，而玄宗以及宫人也是在内，大臣们则相对靠外。整个结构差不多可说是里、中、外三层。事发之际，韦谔又在哪里？韦谔后来劝玄宗早下决心杀掉杨贵妃，可见他这时，是在最里层，那他又是怎么进去的呢？首先，他不可能一直在这里，但有可能从外面两层进去。如果事发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层，当听到外面很乱的时候，理应由儿子出来看情况才是，但韦见素却是自己出来的（正因为此才被打倒在地），这可以反证，韦谔当时没有呆在中层。因此，韦谔多数是从外面进到驿内。我认为，韦谔也是参与了这次哗变的。后面玄宗让陈玄礼进来，所记的都是“陈玄礼等”，有身份能与陈玄礼一起进去的人，不大可能是普通的小兵，除了其它一些将领外，应该包括韦谔。
既如此，韦谔参与哗变，也就是事先知情，为何他的父亲却毫无防范的被人打倒了呢？韦见素可说是与杨国忠较亲的，而且从他处在安、杨之争中不敢有所作为，说明其胆量不大，所以这件事如果提前告诉了韦见素，难保怕事的父亲不会告诉杨国忠，那一切就完了。而且，遭殃的三人中，韦见素是明确在屋内的人，听到外面喧哗，这才出来，可能是他儿子事先要他在屋中不要出来，但却不敢说“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在众人打伤韦见素之后，有人喊不要打伤韦相公——魏方进，这位没有明确证据说是杨国忠一党的人都被打死了，而韦见素相对更有理由说是依附杨国忠的人，却没有事，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这层关系，只怕老人家也难逃厄运。
可是，韦谔参与哗变，与太子李亨有什么关系么？从后来李亨对待韦氏父子的态度，的确瞧不出来有多好，先是“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后来又把韦见素等一批老臣架空，最后韦见素自己也很无趣，便告老致仕了。而韦谔，也只是当到给事中，再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李亨没有特别照顾他们，但这不是否定韦谔参与哗变的理由，因为陈玄礼后来也没有得到肃宗的抬爱，于上元元年致仕。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哗变不是李亨指使的？不。前面已经说了，陈玄礼将此事向太子禀报，之所以要向一个上级人物说明，当然是因为他底气不足，怕事后会受处罚，如果能找个领军人物（当然不是实际“领军”），只要有个名义上的领导就够了，同时也是壮壮胆量。如果太子不同意，陈玄礼还会再继续做这件事么？多半不会。而此时虽说玄宗落魄逃难，但未曾礼崩乐坏，将军尚不敢自作主张，士兵们胆量再大，又哪里闹翻天呢？而且陈玄礼在杨国忠死后，带人去“请”玄宗杀贵妃，更像是计划之内的行动，而不是突发事件之后的顺手牵羊。总之，既然李亨知道了此事，那它的发生就不能不说与他有关。那李亨为何不善待陈玄礼等人呢？原因很简单，当初玄宗发动政变之后，便不再用那些随同自己的人，李亨自然将来也不会用，何况，这些人也算不上是为李亨服务，他们想杀杨国忠，一来是怨气积累的太多需要发泄，二来则是为玄宗尽忠（相信玄宗本心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只是问太子此事是否可行，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李亨，李亨也没“义务”奖励他们。
这么说，李亨的作用其实就是点头默许——甚至没点头，只是默许，无疑他心里肯定是支持这件事的，再多点也就是帮帮出个主意，但在陈玄礼来之前，他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去杀掉杨国忠，则“指使”二字似乎就不大恰当了。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嵬之变时，矫枉过正，有些过于强调李亨的作用了，合适的说法是李亨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马嵬之变，整个的经过或许是这样的：先有了士兵们的积怨，这才有了陈玄礼向太子的禀告，有了太子的默认，于是发生“哗变”。归根到底，说是哗变并不为过，只是和一般兵士自发的哗变相比，这一次是有组织的哗变。
㈡、杨贵妃生死之谜
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它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其它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商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唐朝当然没有甲骨文这些东西来作印证了，能参考的也就是墓志铭这些东西。杨贵妃的墓虽然还在，但似乎并未有什么特别的石碑，有的也只是和史书上记载差不多。至于泰陵(就是玄宗的陵墓)里面，或许有这样的东西，但泰陵并未打开，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个人来讲，我宁可相信通鉴的记法。玄宗让陈玄礼等人去看杨贵妃的尸体，其实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嵬驿不是皇宫，往日极听话的士兵们现在是在哗变，玄宗还有什么理由来耍他那皇帝派头？如果能耍，贵妃就不会死了，而且在玄宗第一次让士兵回去时，他们就该出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玄宗很清楚他无力挽回局面。因此，应将士们的要求杀了人，但只派个人去跟他们说“贵妃已死”显然并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只有让他们看到尸体，才有说服力。比如学校收学费(由于前两天刚去交钱，所以深有体会)，收完之后会给一张收据，表示已收了钱。虽然大不相同(交钱的学生像是被迫杀杨贵妃的玄宗，而学校则像是陈玄礼，不过出示证据角色换成了学校，如果类比一下的话，就像是陈玄礼拿出笔来写了张证明书：今确认杨贵妃已死)，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
既然陈玄礼看到了杨贵妃的尸体，那么杨贵妃的生死之谜是否就这样解开了呢？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缢死的人死相都不怎么好看，眼往上翻，然后还吐着舌头，我们俗称吊死鬼的这种东西往往都是这样一副形象。无独有偶，有一次看到一部外国电影中，绞死的人们也都是这样子。但也有不伸出舌头的，《洗冤集录》中有一段：“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其实我们自己拿手试着勒一下自己(放心，自己用手绝勒不死自己的，这已经经过我的同学亲身验证，不过她也只是好奇，可没什么想不开的)，如果放在位置偏喉的上部，舌头确实不好出来，如果放在下面，则有种想咳嗽的感觉，那舌头离出来就不远了。所以，可怜花容月貌的杨贵妃，死后相貌有没有这么惨，完全取决于高力士绳子勒的位置。但分析一下，若是人工拿绳索勒的话，位置多半应该靠下，或是靠中间，而上吊的人由于重力，位置应该多靠上才是——奇怪为什么吊死鬼的形象多是吐舌头的，不过我们不是研究上吊，还是回到杨贵妃这里来吧。绳索与喉的位置我们现在确定是在中间或者下面，在下面的话只怕贵妃死后的确是那样子了，若是在中间，则又取决于她是否有保持自己美好形象的毅力，如果坚持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不吐舌头的。但无论如何，人死后肯定都好看不了，杨玉环固然相貌可以羞花，却也无法摆脱自然规律，而且一来年龄也不小了，肯定已没有十几年前的动人，二来死前必然受到惊吓。所以，尸体的面貌若是这个样子，只怕并不好确认那就是杨贵妃，只要找一个也是非常美貌而且有些像杨贵妃的后宫中人(这也不难，只要有点像即可)，照样可以掉包。这么一想，玄宗大方的让陈玄礼来看尸体就显得有点可疑了。至于陈玄礼是否能认出那是不是真的杨贵妃，也很难说，就算有疑点也不敢提出，皇帝让他来看已经是相当的没面子了，难道还要再给玄宗脸上剥层皮么？
虽然玄宗确实有造假的可能，哪怕真能蒙混过关也行啊。但我真的不相信后人所说，杨贵妃是到了日本。此说如果要找证据的话，可以上溯到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几句中提到的那座海上仙山，有人就怀疑是日本。其实白居易这首诗，很多地方都有诗人的想象成分，还有他刻意美化杨贵妃的地方，比如隐去她曾为寿王之妻，所以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作为信史。法学上，一个证人只要说了一句谎话，那么他的其它证词也全部无效(因为无法判定他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此我们已知有了一处伪案的《长恨歌》，决不能拿来作杨贵妃到日本的文字证据。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文字上的证据呢？不知道，至少在中国是没有了。日本的记法可能不同，但只怕牵强附会的成分较多。现在很多日本女子，坚定的宣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人(奇怪，难道不从父系要从母系？)，这就更加牵强，同时也更加的不可信了。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编呢？其实日本对于唐朝是很崇拜的，若唐朝有一位十分美丽的皇妃到了他们那里，在他们来看当然是蓬筚生辉。而且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流传也很广，说不定他们就是看了《长恨歌》之后才产生的这种说法。其实杨贵妃也不是第一个到日本的人了(鉴真那样主动去的不算)，比如黑泽明名作《乱》中就提到妲己去了日本，而日本流传的百鬼夜行中，有些鬼神是来自于中国的《山海经》。有了这么多“前辈”，杨贵妃的出国也就不稀奇了(不过唐朝出国可没这么流行)。有人替杨贵妃把出国路线都找好了，说是她从周至的傥骆道出发的。这只能说是有了结果之后寻找出来的途径，譬如告诉你一加上一个数，结果是二，那么自然能找出另一个数是一；预定结果是杨贵妃没死，那么自然能找着一条逃生之路。总之，我不相信杨贵妃还活着的说法，要知道，被勒完之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太低了，以至于真有人这么醒过来，全世界都会当作新闻，我就曾在报纸上看到某国一名囚犯，绞刑之后又醒过来，倒把执法人员吓的不轻。杨贵妃没有死，只是善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而且不排除这件事有“名人效应”。
好了，正题似乎说完了，那下面让我们休闲一下，讨论讨论李隆基与杨贵妃那千古流传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前面说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很可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史家的笔记得比较无情，玄宗除了犹豫不忍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是史家不愿多记这些儿女情长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上皇帝与后妃之间的爱情，本就没什么特别好看之处，少数几个或许还有流传价值。李、杨二人的爱情算是典型一例，所以唐有白居易歌长恨，元有白朴叹梧桐雨，清则有洪升咏长生殿，经过文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化升华，玄宗简直就是情圣一般。但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的情圣，应是宁愿自己死，也不忍心让爱人去死的吧。玄宗说到底还是皇帝，而且是一位曾经很有为的皇帝，也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皇帝，没有什么割舍不下，虽然心痛，但再让他选择一次，仍然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玄宗之宠杨贵妃，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了，虽然他曾次把杨贵妃遣送回家，但后来又接回到宫中，起作用的当然不仅是杨玉环的美貌，如果单是那样，当她三十多岁时就快人老珠黄了，玄宗本可以再找其它美貌女子，但是没有，无论怎么说，仅以最低标准来看，十几年的夫妻总也总会有些感情。
可怜“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传说是被缢死在一棵梨树之下。六月的梨树上面，或许结了一些小梨了，但相信谁也无心去注意树上，因为树下的人儿更像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可叹却是“君王掩面救不得”……杨贵妃死时年龄是三十六岁，也有说是三十八岁，无论是哪个年龄，都还很年轻，很可惜。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看来说的一点也没错。
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唐明皇》，当时基本上是看不懂，也没怎么注意马嵬坡一段，它的片尾曲中好像提到“只剩得马嵬坡前草青青”，然而印象中最深的倒不是这句，而是有一句：“难道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呐（本是‘啊’字，但由于前一字‘人’的尾音有n，因此自动要在a之前加n，即na）——啊啊啊啊啊……”曲调比较古朴，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有点怪，所以小时候觉得听这首歌实在有点不舒服，以至于到现在都记得这一句。不禁想起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持续》，莫非这句古怪音调(和现在很多歌曲比起来，当然不算怪了，但小时候确实不怎么习惯)对我来讲，就是画中那几个软钟表么…… 四、又一次“马嵬之变”
什么叫又一次“马嵬之变”，难道陈玄礼等人还不过瘾，又惹出什么是非来了么？
当然不是，再借他一个胆，也不至于敢把玄宗怎么样，所以杨氏兄妹死后，事情便平息了。那这又一次“马嵬之变”，又是什么意思呢？啜口茶，容我慢讲。
在马嵬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五日，玄宗要从马嵬驿出发了，这时带来的朝臣中就只有韦氏父子随行，于是玄宗任命韦谔为御史中丞，兼任置顿使。但这时在前进的目标问题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将士们似乎都反对去蜀地，说：“杨国忠谋反被杀，他的属下亲信都在蜀中，不能去那里避难。”不去蜀地，又去哪里？有人提出来去河西，有人说去陇右，有人请求去灵武，有人主张去太原，还有人想回长安。首先最不可能的就是长安，当初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如果长安能呆干嘛要离开呢？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估计是脑子发昏了，如果真回去，几天后正好被安禄山抓个正着。其次，去太原可行么？不见得。前面介绍过，安史之乱暴发的时候，负责太原守卫的是王承业，他盗取了颜杲卿的功劳向上汇报，所以朝廷中很可能以为他的太原很牢固，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很可能是基于这个想法。不过，太原是在长安之东，唐军正面作战失败，整个东线都岌岌可危，此时能依靠的也就是西北的兵力，如果去太原，也有点自投罗网的感觉。去河西和陇右又如何呢？地理志中写：“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治，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疋，衣赐岁百八十万疋段。”高仙芝和哥舒翰都曾作过河西节度使。同时，地理志又说：“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陇右节度使治，在鄯州，管兵七万人，马六百疋，衣赐二百五十万疋段。”王忠嗣和哥舒翰曾任过陇右节度使。而灵武又在哪呢？唐天宝元载将原来的灵州改为灵武郡，“天宝领县六(意为天宝这次修改是让灵武郡统领六个县)，户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在京师(长安)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里。”这三个地方对玄宗来讲，都不是很重要，可去可不去，此时的玄宗，已经失去了当初想要亲自挂帅御敌的锐气，一心想要逃亡，所以这三个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但灵武对太子李亨来说，就不一般了，因为灵州是朔方节度使治所，李亨未做太子之时，就是任职朔方节度大使。朔方，根据地理志所载：“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疋，衣赐二百万疋段。”所以，如果唐朝要和安禄山开仗，的确需要以这几个地方为根据地，组织好力量进行反击。事实上后来唐确实是这么做的，但那时的领导早已不是玄宗。
玄宗此时一心要去蜀地避难，以前开玩笑说他这是想去领略一下秦川八百里栈道的险峻，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如此，玄宗一把老骨头了，哪里还经得起如此折腾。但他为什么坚持去蜀地，实有些费解，难道他不再管他的天下、他的苍生了么？难道他已失去反击的信心了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确实怕了，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或者是，至少要找一个不容易为敌人攻破的堡垒躲起来，再进行反击。所以听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却没一个人说中自己的心思，又怕违背了大家的意思，所以沉默不语。这时韦谔说：“如果要返回京师，需要有足够的兵力来抵御叛军。现在兵力单薄，不能轻易回去。不如暂时到扶风郡，再慢慢考虑去向。”玄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于是准备出发去扶风。
等到要出发的时候，当地的百姓便当路拦着玄宗请求他留下，并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宫殿是陛下的住所，陵寝是陛下列祖列宗的坟墓，现在都不要了，究竟是要去哪里呢？玄宗在马上想了许久，其实他也很不甘心，真的这么一走了之吗？但话又说回来，他也很无奈，自己的皇帝威严被一再挑战，先是有人大叛乱，被逼离京后又有人小叛乱，自信心难免减弱。所以，最后，玄宗让太子留下来安慰这些父老乡亲。不用很久，玄宗就会发现，这是他今生做的第二大失策，当然第一大失策就是当初无比信任安禄山了。
既然太子断后，这些父老们有什么话只好对太子讲，他们说：“既然皇上不想留下来，那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着殿下您向东讨伐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逃到蜀地去，那么谁又来为中原的百姓做主呢？”不久，来到李亨跟前请求的人的多达数千。但李亨并不同意，他说：“我父皇冒着艰难险阻，远出避难，我怎么忍心不管他、早晚都不在他身边呢？再说我没有当面辞行，所以得回去告诉父皇一声，然后听候他的吩咐。”说着涕泣流泪，便要回马西行。其实“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这句话已是答应了众人的请求，真不同意的话又何必说去当面辞行呢？当然也有可能是以辞行为借口，赶紧回去。不过从李亨角度来想，他绝对愿意留下来，因为他已经46岁了，这么老了仍然是太子的比较少见，李亨心里多半会有点着急吧。如果继续留在玄宗身边，那么也就是要等到皇帝老死之后自己才能即位，可是玄宗的身体硬朗的很，从长安一路赶来，也没听老人家念叨哪里不好受，其势大有“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意思。可是李亨自己的身体就未必吃的消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当皇帝的后几年一直有病，此前也必有征兆才是，当事人李亨自己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唐朝皇帝很多正常死亡的都是在五十左右，李亨现已46岁，的确也是时日无多，如果一直当下去，最后也不过是位老太子，怎么也心有不甘吧。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年81岁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在他82岁的国王哥哥死后即位，他们78岁的弟弟苏丹成为新一任王储，这条消息刚看到的时候瞠目结舌了半天，不禁觉得有些好笑。李亨是要命也活到不到这么大年纪的，七老八十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七老八十的太子更是一个都没有。而且他这十几年的太子当的也不甚舒服，又有人陷害(李林甫等人)，又有人轻视(比如安禄山)，所以这一次如果能够单独留下来，则是一个脱离父皇的好机会，李亨能放过吗？从私人角度来讲，李亨没有理由不想留下，再有，我们也不能忽视太子留下来的积极作用，从后面来看，正是即位后的李亨组织起反击的力量(虽然玄宗在蜀地也有所行动，但不能不承认，真正起作用的是李亨)，这里我们不妨对李亨的思想境界想的高一些，就是他留下来排除个人因素，确实也出于抵御叛军的目的，小一点则是为了祖宗的基业，大一点则是为国为民，无论怎么看，都是正确的。
既如此，李亨只要派一个人去和玄宗说一下便可，自己又何必去呢？李亨心里并非不明白，若是当面辞行，有可能就不会留下了。确实，如果是他亲自辞行，变数会很大的，玄宗究竟会持何态度，真是不好说。一种可能是，“啊，什么？好啊，你这小子，翅膀硬了，想脱离你老爹了么？”皇帝当然不喜欢有人背叛自己，自己的亲人当然也不例外，也许不但不会答应，反而从此对李亨会防备起来；另一种可能是，“啊？哦，这样啊……唉，我老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这种可能也是会发生的。但我倾向于前者，因为李亨如果自己来请的话，那对玄宗发出的信号只是“想要脱离”，玄宗未必就会同意；如果是让别人来说，那发出的信号就不只是“想要脱离”了，而是“已经脱离，有力量脱离”，所以玄宗心理上产生的感觉绝不会一样。
众人想必也是认为李亨若亲自去辞行，多半会不批准，所以也劝他乘机留下。这时李亨的三子建宁王李倓与东宫宦官李辅国，一起拉着他的马笼头进谏道：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我倾向于这是建宁王所说，无论是学识还是从后来表现出来的谋略，“飞龙厩小儿”李辅国都不大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段话翻译起来不难，说的是“逆胡安禄山举兵反叛，进犯长安，使四海沸腾，国家分裂，如果不顺从民意，又如何能兴复大唐天下呢！现在殿下随从皇帝入蜀避难，如若叛军烧毁栈道，那么中原大地就拱手送给叛军了。人心既已分离，难以再聚合起来，到那时就是想要有所作为，又怎么可能!不如现在聚拢西北守边的兵将，再召回河北作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与他们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平定四海，使国家转危为安，让大唐帝业得以延续。然后再扫除宫殿，迎接皇上返回长安，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孝道吗！何必因为区区温情，而作儿女之态呢！”其中提到叛军烧毁栈道的可能，一旦唐朝皇室全部进入蜀中，蜀地之外无人领导，叛军想要拿下来易如反掌，虽然蜀地易守难攻，但总困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只要安禄山命人将栈道烧毁，断绝蜀地向外的通道，坐困于此的唐朝情势就危急了。三国时的蜀国就是这样，诸葛亮屡次北伐，并非不知己弱敌强，但是“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为了不坐困在益州，就只有拼命往外攻了，以求得发展的前途。可是几次北伐下来，效果何如呢？不怎么样，而且诸葛亮本人还出师未捷身先死。那还是栈道没烧的情况下，而且还有个汉中在前面。可是不也有占据蜀地、汉中成功夺取天下的实例吗？刘邦就是一个。但是，刘邦的主要对手项羽可是在彭城啊，刘邦相对来讲已有足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而魏国则是靠西了不少，在洛阳，所以对蜀国的压力当然更大。安禄山大有建都于洛阳之势，何况此时还占据着长安，如果唐王朝再主动放弃长安以西以北的广大土地，那么安禄山对蜀地的压力就远远大于魏国对蜀国的压力，只据有弹丸之地的唐那时绝不是叛军的对手了。而且，如果持这种消极态度的话，确实不利于收复人心。这是从反面说皇帝与太子都去蜀中的危害，然后建宁王又从正面提出将来的计划，聚集西北边兵的力量，然后起用郭子仪和李光弼为统帅，合力讨贼。唐后来的行动确实是按照这个计划来实施的，建宁王的这番话虽然是在仓促之间说的，但是却并不浮躁，足见其谋略之不凡。还有一点，不是很重要，就是唐朝皇室中的人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爸爸、哥哥、弟弟之类的称呼，而是那个人是什么身份就用什么叫法，皇帝当然称陛下、至尊，太子都称殿下，像什么“父皇”、“父王”之类的称呼，明以前都少见。古人的称呼其实大有学问，尤其是贵族，礼仪更多。譬如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李氏一家，李渊喊子们为“尔曹”、“儿等”，要么就是“汝”，反正他是长辈，怎么喊都行，说不定还谦称过“犬子 (对这一称法一直觉得奇怪，固然这是自谦，但自己的孩子都是‘犬’子了，那自己又是什么？) ”；孩子们则喊李渊为“大人”，就和其它下属称长官是一样的，而成为皇家之后则全统一为“陛下”、“臣”之类的称法。明明是至亲，却并不这么叫，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公私分明”呢？只是分明的不是地方。
这时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也劝他留下来。一看有人替自己撑腰，于是父老们胆子都大起来，拦住太子爷的马，让他无法前行。好说歹说，我们的李亨太子终于答应留下来了——心里说不定十分高兴呢——于是就派广平王去向玄宗报告。这时玄宗还在马上等待太子回来，半天也不见人影，又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就派人去打听，派去的人回来报告了太子那边的情况，玄宗听了之后，别的话没有，只是说了两个字：“天也！”——“也”是助词，其实就是说了一个字：天!天意啊……看到自己的长孙广平王李俶来辞行，玄宗没有为难他，而是表现出非常支持的样子，从后军中分出二千人，又把一批最好的飞龙厩马一起交给太子，还告谕那些分出去的将士说：“太子仁义孝顺，能够继承我们大唐的帝业，你们要好好辅佐他。”然后又告谕太子说：“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你要努力啊，不要牵挂着我，西北的蕃兵蕃将，我一直对他们很好，这对你必然大有用处。此外，玄宗还派令高力士与寿王李瑁将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都送给太子，同时宣旨说要传位。太子看到不但自己的人全部来齐，而且还有派来的卫队，又听说玄宗要传位给自己，当下十分感动，不过当然是不敢接受。既然玄宗已经摆出这样一副高姿态，那自己也得有所表示吧，于是李亨向南号叫泣恸哭起来，表示感激。
从玄宗的做法来看，应该是属于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二种情况，但这是他在确定了太子不只是有心脱离，而且已经脱离的实际情况后的反应，这时如果发怒要太子回来，多半怕是自讨无趣，李亨完全可以一边痛哭着说要回来，一边在簇拥的人群中止步不前，自己对此又能奈何？玄宗自己就是由政变起家的，本来身为三郎的他，并无可能染指太子一位，但他诛杀韦氏之后，为自己挣足了资本，吓得他父亲睿宗皇帝和他哥哥宋王成器，一个赶紧立太子，一个则是拼命让太子，生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李渊、李建成。所以李隆基深谙政变之道，知道这件事的本质含义，就是太子向自己发出的“您该退位了”的信号，因此不等别人说出口，自己主动表示让位，反正将来这也是必然发生的事，自己表示支持的态度，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得到一个“宽大处理”，就像自己对自己的父亲那样，也算是尽到了为人子的孝道。若能如此，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了，总比面对刀光剑影来的优越。但玄宗是不是有点支持的太过了呢？前几件事都好理解，但是有必要传位吗？就是说，玄宗必须考虑说完这些话，太子是否能够接受。当然这个“接受”指的是客观上能不能接受，而不是主观上愿不愿意——还有谁不愿意当皇帝的么，就算是不愿意，也必是因为某种客观原因导致不敢当。当时那种情况下，就算再轻浮的人，也绝不可能说，好的，老爸，您多歇歇，我替您当这个皇帝吧。玄宗当了几十年的天子，能不清楚这点？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认为这是古代君臣风云际会的典型，并为刘备大度的胸怀而感动非常——慢着，刘备这么说，真的出自真心么？虽然我们这里不是研究三国，但也不妨来讨论一下。当时外面跪着一大帮人，诸葛亮怎么也不能答应，答应了则为乱臣，在场诸人就会敌视他，即使真的篡位，也长久不了，当然也许等不到诸人来讨征，刘备一听他答应了，可以立刻动手铲除诸葛亮。所以刘备本心确实是出于警告，另外，他这么一说，诸葛亮必须得向他表示一番忠心才行，也就是说，刘备其实是逼着诸葛亮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于自己的儿子。玄宗应该了解李亨这时是断然不能答应的，但他这么说，目的只能有两个，其一即为前面所言，是提出来通告一下：“我知道你是想当皇帝，你想当就当，我绝不会阻拦你”，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其二，玄宗的目的可能在于想延迟这件事的发生。一般皇帝要是对谁说了比较重的话，那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要么不会出现，要么就是延迟，否则正中皇帝所说，岂不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玄宗又为何要延迟太子当皇帝呢？当然了，谁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多呆些时候？后来玄宗入蜀之后，依然自以为是皇帝，说明他的确没想到太子会那么快“奉命即位”。也许我们是多想了，也许熟谙皇帝权术的玄宗并没有把这些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但谁又能保证，他真没这么想过呢？反正就一句话，随你怎么想。无论李亨怎么来理解，最后玄宗都不会吃大亏(出现意外不算)。
于是，太子便这样留了下来。这件事最终导致了唐朝皇家内部权力的又一次非正常交接，后来就是有人以此为理由劝李亨即位，因此称为“又一次马嵬之变”也不为过。
从玄宗怠于政事开始，埋下了唐衰落下去的祸根，最后安禄山终于起兵反叛，虽然有河北几位义士的反抗和唐朝几位将军的抵御，但由于唐军主力战斗力极差，根本无法托起各方的抵抗，再加上策略失误，强要出兵潼关，因此潼关一丢，玄宗等人就只好逃出长安。至此第一阶段以玄宗的出逃告终，我们的第一部分也该结束了。不过唐是有恢复能力的，而安禄山叛军内部也并不太平，因此这才有了后面的拉据战，即下一部分——相持。 第二部分 相持
第一个回合，双方各有失误，不过安禄山的失误在于一再贻误战机，没能够一举消灭敌人，有点放虎归山的意思。但最后是老虎厉害，还是猎人的猎枪厉害，还要看双方后来的发展，因此安禄山的失误，至少短时期内并不致命，而唐朝犯的错误就严重了许多倍，所以他们败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唐朝便立刻开始了反击。同时叛军内部也一再更换领导人。形势似乎对唐有利起来了，可是唐又一再失误，这才有了双方的持久战。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小猫玩蝗虫，蝗虫本在小猫掌握之中，但它并不急于将这个跳来跳去的家伙弄死，而是用爪子“啪”的一下，将蝗虫按住，然后慢慢抬起爪来小心翼翼的看，不想蝗虫又跳出猫爪，于是小猫又“喵呜”的一声用嘴制住这个不听话的家伙，松开嘴之后又用爪子按住，然后又被它逃脱，如是者再三。最后，蝗虫被这顽皮的小猫咪弄的精疲力竭，再也跳不起来了，这时小猫才会一爪子拍死，或者是一口咬定，总之蝗虫既已到了猫爪之下，就注定了它悲惨的命运。
唐与叛军的战斗，当然比不上可爱的小猫与蝗虫之间的“戏耍”(蝗虫实在被动的很)好看，但却有相似之处。唐朝好像是抱定了不想一下子杀尽叛军的决心，非要与他们斗个几年才肯罢休。然而，猫是出自好玩的天性，而唐却是因为失误，而且唐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轻松制住叛军的程度。所以，叛军不像蝗虫，倒像是个大螃蟹，有时夹住猫的鼻子，让猫也尝尝痛的滋味。
场景一：猫与螃蟹“玩耍”。
场景二：螃蟹挥舞着两个大钳，神气的说：“我也不是好惹的。
场景三：猫用爪子揉揉被夹痛的鼻子，咬牙切齿的说：“谁敢侵犯我就叫它灭亡。
四、白衣卿相——神仙弟弟
肃宗在灵武即位，正是用人之际，这时一位传奇人物飘然而至。
谁呢？李泌。
史载，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孙”。李泌不是姓李么，怎么六世祖是徒何弼呢？和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一样，徒何弼的这个“徒何”也是赐姓，他们原本也是姓李。《太平广记》说李弼是唐太师，这是不对的，那李弼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前面已经说了，是八柱国之一，不过他本人虽然厉害，知名度却远不如他的一个曾孙——李密。而后来同为八柱国中姓李的这两家，又都恢复了原姓。这对于李渊一家来说，尤其有必要，因为“大野”实在不如“徒何”好听，像李虎就是“大野虎”，一只大野老虎，而李渊则是“大野渊”，谐音有点像“大野猿”，难怪这么急着姓回李去呢……大家都知道李密在李渊不动声色的逼迫之下投唐又反唐，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反”。按说这是族诛的罪过，史书中也没有记载李密死后他们家族的情况，如此看来在杀掉李密之后，李渊父子对他们家族还算留情，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李密反叛的真相，所以“做贼心虚”的他们没有再得寸进尺，但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瓦岗将领投唐，所以李氏父子才不会赶尽杀绝，否则就不好得人心了。
李泌也许是李密这一支，又也许不是，反正李密是李泌的曾祖父一辈的人是没错的了。当初李渊称李密为“大弟”，自认两人是同辈，那么算起来李泌比李隆基的辈份还要大一级。不过算这个也实在没用，因为两家根本没什么关系，李隆基连远房叔父李林甫都没认，更何况当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李泌。
但年幼的李泌却不可小看，因为他实在可称得上是个神童。唐书中记载的比较简略，只说是“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当时的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还有贺知章等人都很器重他。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何这么看重一个小孩子呢？显然唐书中的记载不能说明问题，倒是《太平广记》里有详细的情形。开元十六年，当时李泌姑姑的孩子也是一个神童，令玄宗大为惊讶，而后听这个孩子说他有个表弟比他还要聪明，于是就让一个宦官按照这个九岁神童的办法，去李泌家里，不让他的父母知道，偷偷把他抱来——有点像拐卖儿童。宦官依言果然把七岁的李泌抱来了，看到了这个孩子，玄宗对张说言道：“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张说当然得点头称是。玄宗想看看李泌才能究竟怎么样，就让张说考一考他。张说出题要李泌写首诗，内容是关于“方圆动静”。李泌问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张说就打了个比方，“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而且说只要不犯“棋”字，随意而作便可以了。李泌一听，啊，这个简单，随口便道：“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李泌的确很厉害，所以张说这回真正的佩服起李泌来，向玄宗恭贺道：“圣代嘉瑞也。”玄宗也乐得心花怒放，把李泌抱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叫人端来水果蛋糕(那时候哪有什么蛋糕，原文是“果馅”，总之是这一类的东西)给他吃。后来玄宗还舍不得放李泌回家，又把他搁到忠王院中呆了两个月。忠王就是当时还未做太子的三皇子李亨，这时的李亨还叫李浚(这是第二个名字，此前叫嗣升)。李亨比李泌大十一岁，这时十八岁的李亨大概很有些大哥哥的风范吧，总之这一次相处为两人后来的交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玄宗对李亨确实是有些偏爱的，否则为什么不让李泌到别的王府呢，忠王院又不是托儿所、幼儿园，所以玄宗的确是想让李亨和这个孩子多交往一下的。两个月后，李泌终于回家了，玄宗嘱咐他的父母要好好培养他。然后就和唐书上所写一样，很多朝廷大臣也都很器重李泌，认为他将来必可为卿相，张说还曾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张均、张垍兄弟在一起交游。总觉得张说很会投资，总是提前给两个儿子找好后路，譬如他极力捧李亨，对李泌也一样有拉拢的性质。可以说，张说的眼光实在太准了，只可惜他的两个儿子没有乃父的眼光锐利，后来错误的投降了安禄山，而且是主动的，惹得玄宗大怒。这要到后面再说了。
但有个道士给李泌算命，说他十五岁时一定会白日飞升，原因是他小时候体重很轻，甚至可以在屏风、熏笼上行走。身轻在道家来看是有缘修道，但其它人可不这么认为，如果放到今天，他的父母一定发愁了：这么轻，是不是营养不良？还是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要么是脂肪多于肌肉？……是哪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清楚，但李泌似乎却是正常的很。道士的这个预言可害苦了李家，让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升天”嘛，可能意味着他们会失去这个神童儿子，那么怜爱他的父母又怎么舍得？从这时起，李家，或者说怜爱李泌的亲族，以及和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要好的朋友，生活中便多了一件事，就是一闻到空中有异香之气，或听到有音乐之声，就要破口大骂，把这些东西都赶走。神仙升天往往会伴有异香、乐声，所以这两样成为了李家的敏感源。终于熬到了李泌十五岁，这年的八月十五，据说“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然后李家齐动员，捣大蒜，捣出来有数斛之多，等闻到异香之气时便泼过去。没考证过鬼神怕葱蒜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楞严经》中有一段：“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包括葱蒜之类的东西)。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说的是神嫌蒜臭秽，鬼则很喜欢这种味道，而西方的传说是吸血鬼怕蒜。编造吸血鬼怕大蒜的人自己也有可能怕这东西，所以认为鬼也怕，而佛祖大概是很讨厌葱蒜的味道吧。但平心而论，比起呛人的胡椒，蒜还算是辣的客气的。李家泼完大蒜的结果，就是香气和乐声果然不会再来了，他们也终于得到了解脱。但这件事真的可信么？大约那个道士是可以这么胡诌的，香气、音乐声这些，也可以认为是邻居家熏香或是弹琴，至于那个彩云，的确不好说通。总之，仙话色彩很浓的一件事情，信不信由你。这个记载的结果，就是给李泌身上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再联系李泌后来的修道隐居诸事，着实像个“神仙弟弟”——当然对肃宗而言是个弟弟了，而对广平来说，李泌可是比他大上四岁呢。如此推之，李亨十五六便有了儿子，虽然这在古时还算正常，但刚一推出来的时候还是不免有点少见多怪。古人结婚实在太早了啊……
有才如此，李泌自己当然也很自豪，十七岁的时候，李泌写了首《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口气相当大了，相当于说：我就是日月之精华，我就是天地一丈夫，看我成就大业后，也学他范蠡泛舟游五湖……当然，李泌的诗可不是这么张狂，而是别有一股昂扬雄壮之气，只不过从中也确实透露出他的傲慢来。这大概在他的一生，也是唯一的一次了吧，以后的李泌，只有清高，没有嚣张。这就要感谢张九龄了，是他提醒李泌：“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不要这么张扬，写些赏景怀古的诗就可以了，千万别这么夸自己。正是有了这次教诲，李泌后来和张九龄成了忘年之交，张九龄呼李泌为“小友”。
然而好景不长，张九龄不久便被贬到荆州去也，所以他无法再引荐李泌了。这段时期李泌曾应邀在荆州呆了一阵，后来则游于衡山、嵩山这些地方，结交一些道人。从这时起，李泌正式学习道家的一些“学术”，包括什么长生、羽化、服饵之类的东西，“自是多绝粒咽气”，估计就是吐纳、导引、辟谷这些吧。不知古人修道是不是真的要绝食，《史记》写张良辟谷也是一年没吃饭。单从这一点上，我就与道家无缘了，饿一顿就受不了，饿两顿家里就鸡犬不宁了——不过真要饿急了，也不至于鸡犬不宁，因为鸡犬都被吃掉了。说实话，饿的厉害的时候，眼睛发绿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极不相信这些辟谷的说法。李泌在山中的隐居，其实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想走一条“终南捷径”。这点李泌又和李白特别相似，李白就是不想走“正常渠道”即科考，借以迈上仕途之路，而是梦想着自己能够一步登天，李泌也以“随常格仕进”为耻。后来两人的确都没去考试，同样也都是待诏翰林，只不过，李白是纯粹因为诗名受到皇帝召见，李泌则是从嵩山中上书言事。玄宗看到李泌的上表，想起了当年这位神童，便下旨召见他。回到京城的李泌，一如既往的成为各高台阔府中的座上客，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的张说、张九龄、贺知章都不在了，邀请他的多是宁王、玉真公主这些皇室成员，虽然身份有所提高，但不想做帮闲文人的李泌大概并不怎么喜欢这样，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以前和他和有过两个月交情的当朝太子李亨。
李泌最终在玄宗朝并未得到重用，原因是杨国忠的“排挤”，通鉴则说是玄宗想要他入仕，被李泌拒绝，没办法才让他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交往。据说后来杨国忠连这也容忍不了，上奏非要玄宗把他迁移到蕲春才行，就这样，李泌便回家隐居，住在颍阳一带。这正应了道家祖师爷老子的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李泌此时没有当官，看起来像是有所失，但实际上却是“得”大于“失”，起码他不必在李林甫、杨国忠当朝的时候因为正直而担心，安史之乱中也不会陷于贼庭，不必去接受什么伪职，当然也就不必受什么惩罚；同时，也正由于他是布衣，所以叛军不会太注意他，让他得以来到灵武，从而开始他“白衣卿相”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很快想起了这位“神仙弟弟”，就派人去召李泌快些过来。李泌果然飘然而至，令肃宗大喜过望。历史上，形容君臣风云际会相得益彰，往往都是用如下语句来形容：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出则联辔，事无大小皆咨之。总之，是像个宝贝一样供起来，言听计从。肃宗是真的看重李泌，至少这时候是，因为任免将相这样的大事也都与李泌商量。那么，在我们看来，李泌理所当然要担任宰相，肃宗也是这样想的，但李泌却没有同意，他坚辞不受，说：“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这理由冠冕堂皇，做皇帝的宾友确实比做皇帝的臣子还要尊贵，肃宗一时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只好作罢。其实肃宗有句话不好开口，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大唐现在落到这步境地，连自己这个皇帝都是这么惨，还哪里有胆量像他的祖辈一样底气十足的这么说上一句呢？而且对老朋友这么说，也略显霸道了些。但你也不可小看肃宗，他二十年的太子能坚持当下来，说明他有着一股“韧劲”。那眼前，李泌不肯答应出山，怎么办呢？肃宗有些奸险的“嘿嘿”一笑：不着急，朕自有妙计……
李泌这时还没有正式当官，但已有着卿相的“地位”了，至少皇帝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卿相的，因此称为“白衣卿相”。这样的身份地位，令后世多少文人羡慕万分啊；这样的身份地位，历史上又能有几个？
曾经的“神仙弟弟”，此时的“白衣卿相”，以后再出场时，则难免要食人间烟火了。
五、熙熙攘攘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熙熙攘攘”就是这么来的，后来不知怎么，意思就成了“指路上行人多，喧闹杂乱”。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天下顿时开了锅，基本上也是人来人往的样子。前面说了玄宗和肃宗的活动，下面还是说说其他大臣以及百姓们都做了些什么吧。
譬如，当初劝哥舒翰杀掉杨国忠的王思礼，在潼关战败后曾经赶回来报告玄宗“哥舒翰被俘”这个让人郁闷的消息，这时玄宗才知道具体情况，于是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并且让他立刻去赴任，收聚散兵，准备向东讨征叛军。结果王思礼到达平凉后，得知河西胡人作乱没法统率，就又返回玄宗行在。河西胡人作乱，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河西各部落听说他们的都护跟随哥舒翰战死于潼关，所以这时都忙着争相自立为王。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谋反大乱，但这种情况下混乱却比大乱还要命，也难怪王思礼仅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当然他们得到的情况并不属实，那些都护没有战死，也没有投降叛军，只好像是下落不明——这又是一种非常要命的状态，因为不确定，所以最让人放心不下。见王思礼无法统帅河西，玄宗又任命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让他们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人一起去赴任，安抚胡人部落，改命王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哥舒翰潼关一败，影响剧大。正如前面所说，潼关的唐军是主力，主战场上失败，其它就谈不上能成功。当时正在率兵攻打博陵的李光弼，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后，再加上后来肃宗即位后，召他回去，因此这时便向南撤退。好在并非仓惶而逃，所以虽然有史思明的追击，也被李光弼击退了。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兵回撤井陉关，留下常山太守王俌来率领景城，又安排河间团练兵守卫常山。这时也恰好是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要偷袭范阳的时机，刘正臣就是第三章中提到的刘客奴。可惜若这时郭李二人还能再拖些时候，史思明的军队就不会那么快回军了，正是史思明这部分军队杀得刘正臣大败，连妻子儿女都顾不上，只好单身而逃，其部下将士战死的有七千余人。而在张兴带领之下一年都未被攻克的饶阳，在其它的郡城陷落后，遭到史思明的全力围攻，实在无法抵抗，饶阳太守李係无计可施，只好投火自尽。城陷后，史思明抓住了张兴，想劝他投降，张兴说：“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意思是说自己就只有几刻时间的命了)，愿一言而死。”史思明没有料到他会说什么，也没反对，就让他说出来。张兴说：“圣上对安禄山如同对自己的亲儿子一般，其它大臣谁都无法相比，可是安禄山忘恩负义，非但没有报答皇上，反而兴兵攻打长安。生为大丈夫，不能平叛除逆本就是件可耻的事，又怎能跟着一起做逆臣呢！我有一点浅见，不知道足下愿意听否？足下之所以跟随安禄山，贪图的无非是富贵，但富贵就只燕子在帏幕上作巢一般，怎么可能长久呢？不如乘机消灭叛贼，可以得到长久的荣华富贵，这岂不是一件好事？”以史思明的力量，当时肯定是办不到的，一旦反叛安禄山，他能坚持的时间也并不长，所以他此时也并未有此想法。听完张兴的话之后，史思明大怒，令人把张兴捆起来，用锯子杀了他。张兴被杀的情况有点类似颜杲卿，但是他的名气远没有后者大，《旧唐书》中甚至没他这个人，《全唐文》中也查不到他，只有宋代成书的《新唐书》和通鉴上有，此人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如果有，那么他也够得上烈士的等级了，为什么没有受到同等待遇呢？至少也该有人写一篇悼文才是。莫非，张兴是直到宋朝才发现的一位前朝烈士么？这且不管，反正安史之乱中后来的烈士还有很多，也无法挨个介绍，这里也只好存疑了。至此，河北地区全部陷落。
再说说长安这边。当初安禄山举兵的时候，联合了同罗、突厥的部队，在占领长安后，就让这部分人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六月二十二日，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带着五千骑兵，盗走了二千匹马，准备回到朔方，联结其它部落占领边地。可见此时的确有人在打割据的主意。后来阿史那从礼果然联合九姓府与六胡州诸部落总共六万人马，聚集在经略军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只好派回来不久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去讨伐。当阿史那从礼带的这部分人离开后，长安又大乱起来，官吏们到处流窜躲藏，只高兴了监狱中的囚犯，因为无人看管，他们不必多费心去策划越狱，都自己逃了出来。原来京兆尹崔光远不是投降叛军了么，但他也并不想真正投靠安禄山，只是当时情况迫不得已尔，现在看到长安大乱，以为叛军要离开了，就派兵看守住叛军在长安带军的将军孙孝哲的住宅。孙孝哲情知不好，就报告给了安禄山，这样一来崔光远只好带着一帮县令县官逃出长安来投奔肃宗。和边令诚得到的结局不一样，崔光远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让他在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和民众，仍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之所以结果不同，就是因为崔光远有了前面派兵守住孙孝哲宅院的事情，这说明他是反对安禄山的，就算有前面的降贼过失，也可以将功补过了。这时相继逃到肃宗行在（肃宗即位后也一直在转移，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以行在来称肃宗所在地吧）的大臣多了起来，又有侍御史吕諲、右拾遗杨绾、奉天县令崔器等人，大约后来还有个杜甫。凡是从贼庭来到行在的，肃宗一律礼待，而且都封了官，像杜甫困于长安那么久也没怎么样，一来到肃宗这里就被封为左拾遗。叛军那边，京兆尹走了，安禄山便以田乾真继任。
但肃宗的对大臣们的召唤也不是都能生效，他曾让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五千人马来灵武，可是李嗣业却与节度使梁宰商议，打算延缓发兵的时间以观形势有何变化。这时观望的绝不只是这一家，其它节度使也不曾听说有人来“勤王”。但皇帝没下令，那还好说，如果皇帝下令了再不来，的确有点说不过去，这时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李嗣业听后很惭愧，当即就请梁宰如数发兵，并任命段秀实为自己的副将，率兵赶往灵武。不过李嗣业还是很忠于大唐的，后来就是在安史之乱中牺牲了。
而段秀实又是谁呢？他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原来也是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手下的将军，后来跟随高仙芝、封常清多次出征，也多次成为李嗣业的助手，但他主要发挥作用是在代宗、德宗时期，尤其是他后来的悲惨壮烈更是让人同情。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泚在泾原兵变，迫不得已假装投降的段秀实和其它几个人商量好到时一起诛杀反贼，然而，当朱泚在大堂上提到谮越之事的时候，只有段秀实挺身而起，用笏击破他的额头，其它人却没有响应，就这样，段秀实成为那一次反叛中的烈士。后来德宗听到这件事后，“垂涕久之”，看来德宗确实是真心感动，因为《全唐文》中德宗有两篇和段秀实有关的文章，一篇《赠段秀实太尉诏》，一篇《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不管是不是他亲自所写，至少是挂了他的名。后来宪宗也有《命裴冕配享肃宗李晟段秀实配享德宗庙庭诏》，文宗也有《太尉段秀实庙诏》，而柳宗元也写了一篇《段太尉逸事状》。总之，这样一位烈士，确实得到了唐朝从皇帝到大臣到百姓的尊重，可惜他生前却因为杨炎的缘故而遭贬。不过在安史之乱中，段秀实的作用则并不是很突出。
河西发兵了，对肃宗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几乎同时，肃宗向安西征兵也有了收获，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很干脆的发来七千精兵，之后，郭子仪等人率兵五万从河北也来到灵武。至此，灵武的军势开始强盛起来，大家觉得大唐的复兴总算有望，这才有了些底气。八月初一，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北都即太原），两人也都是同平章事，其它的职务依然如故。然后让李光弼率领景城、河间的五千人马赶去支援太原。
好了，以上基本上是至德元年内官员、将军们的行动，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好说个大概。下面该说说百姓们了。
自从肃宗离开马嵬北上以来，民间传言说太子集兵要来收复长安，于是长安市民都翘首盼望。有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一起惊呼：“太子大军来了！”然后全都跑散，市里为之一空，远远不是那种夹道欢迎的场面。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军队开来必是要打仗了，不躲远点才怪，与那个“翘首以盼”也不算矛盾，盼唐军来是想让他们尽早赶走这些叛军，不是盼来给自己雪上加霜的。
这些传言果然有用，叛军一旦看到北方扬起沙尘，就会以为李亨的大军快要开到了，所以也在惊惶着。叛军内部的这些混乱，给了百姓们一些机会，所以京畿地区常有“豪杰”起来杀掉叛军任命的官吏，与官军遥相呼应。这些豪杰，除了百姓中起来反抗的领袖，其它估计多半是游侠之类的人，或者是豪强，甚至可以是有着爱国心的市井无赖。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是社会的动荡因素，而在动荡年代有时又会主动去维护和平，不过客观上他们的作用并不明显，叛军要对付他们力量上还是好对付的，问题是叛军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而且不好推断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袭击一下，因此后来搞得叛军也很头疼。而且，越是镇压豪杰们就越是层出不穷，所以最后叛军也没法控制了。从长安西门以外都成了抵抗的战场，使叛军的力量限制在南武关、北云阳、西武功这道线以内。但一直都是百姓们自发行动的话，那么豪杰就是再层出不穷也没用，必须要有人来领导才行。肃宗把薛景仙由陈仓县令升为扶风太守不是没道理的，薛景仙本人就是一位很厉害的“人民运动”的领导者。六月二十七日，扶风郡的百姓康景龙等人自发组织起来，去攻打叛军的宣慰使薛总，杀掉了二百余人。二十九日，薛景仙趁着这个大好时机杀掉了叛军的守将，攻克了扶风，并且亲自率兵镇守。江淮地区的奏疏以及物资等运往蜀中和灵武，路线都是从襄阳取道上津后抵达扶风，一路上畅通无阻，“皆薛景仙之功也”。可以说，薛景仙领导的相当于一个小的根据地，干的相当出色，肃宗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关内节度副使。
总而言之，安禄山那一边虽然有着优势，却也不怎么省心，不久更是发生了安禄山被杀的事件。然而唐朝能否顺利复兴，还要看唐军主力如何作为。 六、兄弟——阋于墙？外御侮？
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何时，不甚清楚，从记载来看，这似乎是古时“圣王”的一致观点，到明清时格外的流行。《明史》中有很多相关段落，尤其是范淑泰的上表中说的更贴近：“内不安，何以攘外！”《清史稿》中也有“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的说法。从道理上分析，如果内部不团结，确实不易抵御外侮。可惜近代的蒋介石对它的演绎却是很失败的，或者说，这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罢了。
这会儿天下大乱，唐朝也正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对抗叛军，不料也闹出一场“攘外必先安内”。
事情的起因是玄宗在入蜀途中，于七月十五日在普安下的一道制书，下面是挑拣出来的其中的有用部分：
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理国家者先固其根本。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
这是由贾至所写，在《全唐文》中可以找到全文，不过，相信大家也是没这个兴趣来看前面的——前文是“我唐受命百有十载，德泽浸于荒裔，声教被于殊邻，绍三代之统绪，综百王之礼乐”这些文字，然后，几乎是把当朝历史大致说了一遍，我高祖如何如何，太宗又如何如何，然后高宗、中宗、睿宗也都一一提到，最后说到自己，五十年怎么怎么样，现在闹到这个地步，“上愧乎天地，下愧乎庶人，外愧乎四海，内愧乎九族”，都愧了一遍，有点类似检讨书。
这是玄宗升级为太上皇之后的第一道制，如果是罪己诏一类的东西，到此也差不多了，但玄宗后面还有内容，即“思雪大耻”，以及为此做出的具体措施。玄宗虽然有些输胆，但他毕竟未忘他的江山，在入蜀的路中终于回过神来，想起该交待一下天下大事了。可是，从内容来看，玄宗几乎是把天下都交到自己儿子的手中，他所任命的这几人，规定一人掌握多少地盘，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他把收复天下的重任彻底的交给别人，自己不想再主持了呢？抑或是他本人来操纵大局？不管他自己是如何规划的，此后的玄宗，在天下大事的问题上，更像是一位名誉顾问，顾得上就问两声，顾不上也就不问了。
玄宗安排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天下以反攻叛军，遭到谏议大夫高适的反对。没错，就是那位诗人高适。高适只怕是凭着自己的才力做官做的最高的诗人了，曾任过节度使，非李白、杜甫、王维等人所能比。高适反对这件事，可见是有政治眼光的，的确比其它诗人更有做官的天分。当然，玄宗没有答应。如果玄宗知道后来的结果，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做的这第三个错误决定：难道自己真的老糊涂了？ ㈠、永王之反
事情的发展出乎玄宗的意料，除肃宗李亨外，真正出阁赴任的就是永王李璘，而偏偏正是他那里出了事。
不妨先说一下永王的来头。史载，永王李璘“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相貌丑陋是没办法的事情；看东西只能斜视，这个会不会是近视呢，要不就是散光，因为看东西不舒服侧眼来看也是很正常的，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眼疾，当然更有可能本身就是“斜视”。那时候没有眼镜，相信李璘一定非常痛苦。相貌丑陋这些记载，多半不会是史家诬蔑，因为还记了一个“少(自幼)聪敏好学”的优点，不过，如果真写什么“少顽劣”的字眼，只怕别人也不大相信，因为玄宗不可能让一个顽劣的人去独当一面。比眼睛斜视更痛苦的，应该是李璘生母的早逝。永王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母亲是郭顺仪，可惜去世的很早，因此从小失去母亲的李璘很可怜，由他的三哥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抚养(唉，现在不得不怀疑玄宗是否真把忠王院当成托儿所了)，李亨常常把他抱在怀中一起睡，可见是很疼爱这个小弟弟的。如果没有玄宗这道制书，李璘最后也就是像他的叔父、伯父那样平安的过完作为亲王的一生。
后来李璘跟随玄宗一起逃向蜀地，在玄宗下的这道制书中，被任命为“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原来的江陵大都督的职务仍然如故。玄宗在河北、关中陷落之后，抓住了西北、江南、四川这些地方，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李璘正是坐镇江陵，当时江淮地区征收的赋税都是积聚在江陵，给李璘募兵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尽管如此，每天耗费仍然十分巨大。由于叛军主要集中在北方，又有张巡在睢阳坚守，因此江南受到的影响小了很多，这时就有人给李璘出主意，认为永王李璘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有数千里之多，应当抓住机会占据金陵，以保自己能拥有江东之土，这样便可以像东晋那样占据一方江山了。且不说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但这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很难让人不动心。史书写李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任何太平时期皇宫中长大的孩子都不为过。不更人事，也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史书上的这句话无疑是暗示李璘的确是动心了的。李璘奉玄宗之命在江陵聚兵反击叛军不假，但借此时机发展自己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简直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至少在肃宗看来是这样。当肃宗得知有人劝他取金陵自立的时候，心下疑惑，不敢小视，当下便让李璘往蜀中朝见玄宗，但李璘不听。从肃宗的反应来看，也没有什么地方说不过去，当时他地位不稳，对此难免会特别在意。不过他只是让李璘回蜀中一趟，算不上特别严厉，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未必是存心为难，当然，试探的后面是隐藏了夺目的剑光的。这种情况下要想打消肃宗的疑虑，避免发生什么事件，李璘就该依言回蜀地。李璘没有回去，确有可疑之处。从客观上讲，如果是从关中由陆路向蜀中进发，就像玄宗这般逃到蜀中，确实辛苦，但是从成都由水路经白帝城离川，则好走了很多，江陵正是在长江一线，当初战国时秦国就是以蜀国为跳板，实现了对南方大国楚的征服。李璘到江陵走的也一定是这条路，如果按原路返回，绝不困难，除非他实在懒的回去；从主观上讲，若李璘真有心自成一家，离开江陵则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客观条件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主观条件的猜测，不确定性就非常大了。因为李璘也可能是以为自幼和三哥关系好，所以才有胆量违抗此时已为皇帝的三哥的命令，若是如此，也正符合史书上对他的描述“不更人事”。试想，谋反事大，再不更人事也必然知道关系非同小可，不见得哪个人都有这份胆量。而自大就难免了，很多时候人都会犯这个毛病，比如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但他后来万难想到自己会是那样一个结局。永王的想法无外乎两种，其一，他心怀鬼胎，不愿错过时机，又倚仗自己曾和皇帝哥哥关系良好，大胆抗命；其二，他在江陵主要是抗击叛军，有意无意间扩展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并未上升到与李亨争夺天下的地步，是无心之失，所以胸怀坦荡而又以为三哥不会加害自己的他，并未注意肃宗的警告。是哪一种呢？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永王拒绝回到蜀中，江陵长史李岘嗅出了其中的味道有些不对劲，便借病辞别李璘奔赴肃宗行在，肃宗又召来高适，几人一起商量计策。高适分析了一番江东的形势，认为李璘谋反必败。于是当年的十二月，肃宗设置淮南节度使，掌管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节度使；又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管辖汝南等五郡，任命来瑱为节度使。这样，这两人就可以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合力共同对付李璘了。
假如历史止步于此，那么李璘绝对是冤枉的，但是李璘不该擅自率兵东巡。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带兵顺长江而下，其军势浩大，从方向来看，确实有可能向金陵进发，不过史书上的写法是“犹未露割据之谋”，大概沿途中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看哪个地方碍事先打哪里。这个举动不小，一位亲王，带着军队，莫非兜风来了？不可能啊。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就写信责问李璘为何要擅自发兵东下，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李璘大怒，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李璘的话中，提到“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太上皇的儿子这没什么特别，那何谓“友于”？《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后来割裂用典，以“友于”代“兄弟”。一般情况下，皇弟与其皇兄的关系不好，只怕也不敢轻易拿来逞强，所以永王敢这样说，的确是以此自恃的。只是他的这个“友于”派了三个节度使看着他，他难道毫无察觉？不是吧……若果真如此，那他也太缺乏政治敏感了。再看看李璘发怒的原因，似乎只是认为李希言对他无礼，别无其它。一个无礼，罪不至死，永王又做何反应呢？李璘的动作大了一点，派部将浑惟明袭击吴郡的李希言，又派季广琛袭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其实永王李璘应该不是个很鲁莽的人，这样的手段未免显得太莽撞，而且李希言的话并不是很过分，在李璘随玄宗逃亡的过程中听到比这个还不尊重他的话应该更多才是，难道是怒火积压的太多，忍不住爆发了？可是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人啊，这样做未免与“聪敏”有矛盾。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李璘派兵进攻，李希言等人不能坐等，所以派元景曜和阎敬之率兵抵挡，李成式也派出李承庆迎击。李璘进兵，杀掉了阎敬之，并且将他的首级示众，吓得元景曜与李承庆赶紧投降，江淮地区因此大为震动。这下，肃宗派来的三个节度使就有用武之地了，高适、来瑱和韦陟三人在安陆会合，结盟讨伐李璘。
李璘是真的想谋反么？看来想推也推不干净了。再联系此前李璘的大发雷霆，忽然觉得他是以李希言无礼为借口。但我们无法同时也没必要再以更多的事实来推断，只这一件事，足以要了李璘的命。
此前，肃宗接到李璘不肯听命的消息，便派出宦官去征讨他。他们到达广陵后，碰上河北招讨判官李铣也在，再加上李成式，几人合兵讨伐李璘。李铣驻扎在扬子的军队有数千，李成式也派出判官裴茂率三千人马在瓜步洲伊娄埭驻扎，他们在长江沿岸广树军旗，大有张良在峣关给刘邦出的“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之计的意思。这一招真的管用了，李璘与他的儿子李玚登上城楼，眺望远方，看到一排排军旗，心中不免有些害怕。这时他的部将季广琛和其它将领们商量说：“我们跟着永王走到这一步，都是老天不帮我们。人谋不成，不如趁没交战的时候，赶快自谋出路，要不然兵败身死，我们就永远成了逆臣贼子。”有句话叫树倒猢狲散，现在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季广琛逃向了广陵，浑惟明逃向江宁，冯季康逃向白沙。猢狲不在了，树也有些空虚，李璘来不及气愤，因为这些将军带兵一走，他势力减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就更觉得害怕了。当天晚上，长江北面的军队点明火炬，映照在水中，分不清是火光还是水光，李璘的军队中居然也列火炬来响应。这下李璘可受不了了，以为官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匆忙之中带着家眷与部下潜逃出去。等到天亮的时候，却没看到有过江的唐军，于是又返回城中收集军队，准备乘船而逃。实在是虚惊一场，真怀疑李璘军中是否有唐军派来的间谍在捣乱。而后，李成式部下赵侃等人渡过长江，到达新丰，李璘派自己的儿子李玚与部将高仙琦出兵迎击。交战中，李玚的肩膀被箭射中，永王的军队被杀的大败。李璘带领残兵逃到了鄱阳，收拣库中的军械物资，想逃向更南方的岭南，却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追赶上，成了俘虏。后来永王李璘被皇甫侁秘密杀害，他的儿子李玚也死在乱军之中。这时是至德二年的二月。从永王疑似谋反到丧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至此被肃宗平息。
肃宗的反应并不很过分，只是大敌当前，如果他把这份雷厉风行的劲头拿到平定叛军上，岂不更好？永王自己也十分不明智，不管他想不想谋反，都不该带兵沿江而下。不想谋反，当然不该这么做，想谋反，就要有可以谋反的缜密心思才行，现在这里有三个节度使来看管自己，难道就不能忍一时吗？至少等肃宗放松警惕再办事也好，这算什么呢？所以，永王之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永王之败的余波，就是肃宗对皇甫侁擅自杀害他的好弟弟十分恼怒，说了一句：“既然生擒了我的弟弟，怎么不把他送来却擅自杀害了呢!”然后把皇甫大人的官撤了而不录用。其实皇甫大人的做法未必不好，不然肃宗又要如何处置这个“爱弟”呢？处罚的太重，难免有反对的声音，处罚的太轻，又无以警示他人，肃宗亲自下命杀永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而皇甫侁又为何要杀永王呢？没得到太上皇、皇帝的命令，擅自杀死皇室成员，怎么都有点太大胆了，尽管永王是戴罪之身，但“疏不间亲”这个真理是一万年不变的，而且皇甫侁的身份地位都不足以支持他杀皇帝的子弟。难道，皇甫侁本人和永王有什么过结吗？似乎也没有啊，那皇甫侁何必非要在押送到灵武之前杀永王，而且还是秘密杀害的。里面好像有问题。我的怀疑是，这中间是不是有人传了什么话？皇甫侁是不是听了这些话才会去杀人？可是，传话的人是谁呢？幕后主使又是谁呢？其实传话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要杀死永王。肃宗的嫌疑最大，他碍于仁慈的名义不敢轻易下手，但永王留下来也是不安定因素，毕竟还是杀了保险，所以完全可能偷偷派人去让皇甫侁杀李璘，然后自己再把他贬官，那么此事皇甫侁也是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他绝不敢惹怒皇帝，否则就不是贬官这么简单了。这样既可以达到目的，又可以保全自己友于之名，岂不善哉？只是这么推测的话，肃宗的形象就有点可怕了。是不是呢？反正就算是，肃宗也不会留下什么证据来。但综合一下肃宗的为人，似乎还不大像他所为。
再余一次波，就是关于李白了。李白年近花甲，兴冲冲跑去投奔李璘，一心想为国家出点微薄之力，却不想最后永王居然是谋反，自己也被牵连进来，要流放到夜郎去。被李白“牵连”的是杜甫，他整日为故友担心，晚上梦李白，白天忆李白，“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杜甫为李白喊冤，那是在大家对李白的一片批判声中，他的呼声更显得弥足珍贵。与此同时，同为故友的高适却是袖手旁观。高适当初准确的站对了队伍，从反对玄宗的制书开始，到他坚决站在肃宗一边，甚至对故友都置之不理，只能说明他比李、杜更具有政治上的适应性，也难怪会做到这么高的官呢。 ㈡、太上皇的意图
前面说到永王不回蜀中的可能是有两个，从后面的情况看，似乎永王确实是心怀鬼胎不想回到蜀中，但多少也对肃宗的命令没太在意。此外，原因其实还可以有一个，就是关于太上皇李隆基的意图。永王的“谋反”，有人怀疑他的背后指使者正是玄宗。
是这样吗？
于戏！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端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往钦哉！无替朕命。各颁所管，咸令知悉。
这是玄宗下的制书的最后一部分——还是说一下皇家成员下达的命令的称呼吧，唐朝的规定是：“凡上之所以迨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但是“上皇曰”什么，似乎没有明文规定，因为这一职务不是常有人担任（条件太苛刻了，必须得是皇帝的爸爸才行，而且是没死就退位的），有时是临时规定，比如睿宗退位后，“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玄宗此制比较特殊，因为七月十五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三天前儿子已经登基了，所以依然是以皇帝的口吻来写的，后世称此文的时候，用的也是“制”。不过此后，玄宗既已是太上皇，“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也要改称为“诰”了。
诰也好，制也好，玄宗这里完全是在教导孩子们要怎么做，比如要慈恤惠爱，忠恕哀敬。当然这完全可以当成是例行文本的正常出现，但玄宗花费的篇幅也不小了，说明对此还是很上心的。他应该是希望孩子们团结才是，从制书中，瞧不出一点剑拔弩张的气息。
玄宗要李亨充当起天下兵马元帅，总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镇。此前马嵬分别时玄宗就是要李亨去西北的朔方等地，而李亨也不出所料的果然去了那里，这当然和他曾为朔方节度大使有关，玄宗考虑到这一层，所以将这西北四镇交与李亨，并且给李亨定的任务是南收长安、洛阳，长安、洛阳二京是唐的重要城市，玄宗当初就是因为洛阳之失才大怒而最终杀掉高、封二人的，可见对此二京的重视。玄宗让永王李璘掌管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地，又让盛王李琦任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丰王李珙则任武威郡大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四镇。划分一下的话，李亨基本上在战线以北，南方西侧由李璘统领，南方东侧由李琦统领，而唐朝边地的陇右、河西等地，则为李珙统领，四人的势力正好形成一个包围圈，将安禄山围在当中。
这样的话，玄宗真的是要永王来对抗太子吗？恐怕不是。一，时间对不上，他现在不知道太子已成为皇帝了，无所谓去争权；二，势力范围安排的也不像是要为难太子——南方是唐的防御重地，包括玄宗自己所在的剑南道，可以算是二线，陇右这些边地，顶多算是三线，从其地点来看，也可以作为支持朔方、河东几镇的后方，而分给李亨的四镇，则实实在在是一线了。假如玄宗真跟李亨过不去，就该让李璘统领能对朔方四镇有影响的地方，比如李珙所领之处，而他所领的地方，根本谈不上与李亨对抗，至少还得跨过叛军占领的地区才行。那会不会是玄宗给自己留的后路呢？若是这样，那就是说，玄宗先让李亨来平叛，然后再和他算帐。从地理上分析，这倒有其可能性，因为若平叛之后，玄宗完全可以出蜀中，到李璘所在之地。但是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来了，玄宗下制的时候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算计自己的儿子呢？玄宗对肃宗，即使谈不上特别宠爱，但前面说过的几件事，比如让他抚养李璘，又把李泌交给他两个月，后来第二次立太子的时候又一心想立李亨，都反应出来他对李亨还是很不错的。另外，玄宗在马嵬驿的表现，也是积极配合太子的，并没有委曲求全的意思。因此，玄宗的安排，用意当然是对付安禄山，两京之地尤其是有祖先陵寝的长安都要由李亨来收复，也说明“太子”的地位不可动摇。
八月十二日，整整过了一个月，灵武派来的使者到了蜀中，将肃宗即位的消息报告给玄宗。如果我是这个使者的话，总感觉事情不大好开口。排除像始皇帝那样尊其已过世且未曾当过皇帝的父亲为太上皇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太上皇都是自己开口让位的（不管被逼与否），或者是像刘邦那样尊其父为太上皇，总之，都是在其知情的情况下。而玄宗相当于硬生生被赶下来的，无论使者怎么说，即使是最朴素的一句话“您儿子已经当皇帝了，您现在是太上皇”在玄宗听来都难免会有失落感。这倒有些像李渊遥尊杨广为太上皇的情形，虽然大有区别，但意思却是一样的。杨广听到自己被尊为太上皇，史书虽没有记下他的反应，也肯定是火冒三丈，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想，这一切是由外人操纵的，他的儿子也是被别人控制，当然不会甘心。玄宗则是高兴的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高兴是真还是假呢？玄宗或许早有准备了，因为在马嵬驿的时候他敢这么出口，必然要做相应的心理上的两手准备，所以似乎这条消息也没有太出他的意外。而且事已至此，就是不高兴又能如何？不过，既然李亨当了皇帝，说明他还是愿意挑起这副重担的，对玄宗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玄宗在这方面与其父睿宗一样“睿智”，想当初睿宗就是很有自知之明的退位，在玄宗解决太平公主集团之后表示彻底的不再参与政治，然后就是父子和平共处，睿宗颐养天年。玄宗知道自己不可避免的走上父亲的老路，如果也能像父亲一样善终，不失为一件好事，自己毕竟是古稀老人了，哪里还有精神和安禄山耗到底（形势的发展又超乎人的预料）？所以玄宗一再表示支持肃宗，正如前文所说，是想让儿子将来能够善待自己。玄宗的一贯态度都是比较倾向李亨，因此猜测玄宗是要李璘来反对李亨，可能性又打了折扣。
四天后，也就是八月十六日，玄宗下制，正式承认了肃宗的即位，也就是说，他也承认了自己太上皇的地位。这道他平生最后下达的制上说：“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玄宗对安禄山攻下长安十分愤恨，这让他跌了一个很大的跤，所以玄宗发狠要夺回京城，在此之前，军国大事还是要奏报与他知晓的，等收复了京城，玄宗就不再参预政事。有了这句话，肃宗当然就要拼命的收复两京了。
又过了四天，八月十八日，玄宗临轩，命令韦见素、房琯与崔涣奉送玉玺前往灵武传给皇帝。玉玺出手，皇帝的大权就算交出来了。
四十四年前，自己从父亲手中接过玉玺，那时节年方二十八岁立志有为的李隆基是多么英姿勃发啊。而今，四十四年后，已成古稀老人的他，又亲手将玉玺交出，让人带给远在灵武的儿子。不知玉玺出手的那一刹那，太上皇是否生出许多无奈的感慨？ 七、灵武的准备工作
好了，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话说回来，就是不具备，也得要反击了，何况，玄宗不也有话么，他要等到“克复上京”才肯彻底罢手。所以为了自己的大权真正牢固，至少两京是要拿回来的。虽然肃宗并不一定有这种想法，怎么都是他来主持大局，对于玄宗这句话也不必太认真。然而，叛军占领两京的问题，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灵武，要反击！
㈠、元帅之争
说是元帅之“争”，当事人却是没争过。但在这件事的背后，确实有一场“争”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肃宗在灵武安稳下来，各处征兵又差不多赶到，而且郭李二人也已来到灵武，加之至德元年十一月初八，回纥兵到达带汗谷，与郭子仪相会，十一日两军合力与同罗等反叛的胡兵在榆林河北岸交战，大获全胜，杀敌三万余人，俘虏一万，河曲从而平定，剔除了心头一患，又鼓舞了士气，如此一来，“收复两京”不再是空谈。
可是，兵权要由谁来掌握呢？
兵权不可交与外人。唐之初，就一直是这样安排的，兵权只交给皇室成员，主力军队更是只有皇子才能统领。到了自信满满的太宗执政的时期，则不惮将兵权交给朝中大臣，所以李靖、李世绩等人才会有机会成盖世之功，不然，韩擒虎就是再怎么预言李靖能成大事也是白费。贞观时期只有后期的征高丽才是太宗御驾亲征，而在征高丽的两年前，朝臣中有人让他大大的失望了一回，从此对大臣的信任不复当初。征高丽的同年又杀了曾经誓死不肯说出李世民指使在洛阳招兵内幕的张亮，原因只是张亮养了一些“假子（就是干儿子）”，这也成为杀人的借口，太宗确实变了。所以他亲征高丽会不会是一种变相的收回兵权呢？当时太子李治年纪又小，而且又是那样一副文弱的样子，太宗自是郁闷非常，不敢让他带兵出征。如果在自己的儿子中找能够带兵出征的，只怕要在前面几个孩子中挑选，李承乾和李泰或废或贬，吴王李恪却是符合条件，而且太宗也自认为恪颇类己，然而却又不能让他建立奇功，不然李治的太子之位便不保了，朝中说不定又会有一场动荡，已经大受折磨的李世民，肯定不愿意看到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高丽非征不可么？当时在新罗一再的请求之下，又是在太宗火气正旺的时节，拿它出出气也未尝不可，何况借此时机也可以再展皇家雄风，所以太宗亲征高丽可能也有这么个机心在其中。此后，生长于深宫中的皇帝们，一来没有太宗带兵的能耐，二来皇帝亲征确实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也就越发的没有亲征的机会了。太平时期倒还没什么，大臣们也不至于好端端的要谋反，而到了闹出乱子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位皇室成员来起码做个幌子。玄宗此前任命高仙芝为副元帅，主帅就是荣王，后来哥舒翰顶替高仙芝，做的是太子的先锋兵马元帅，荣王和太子都挂了个名。此时肃宗要反击，兵队要交给谁呢？不用说，副元帅郭、李等人皆可胜任，而主帅就得从他的儿子中挑一个了。
选谁呢？
大家还记得建宁王李倓吗？在马嵬驿出尽了风头，在跟随肃宗从马嵬驿北上的途中，也很是引人注目。前面写肃宗从马嵬出发后，不是遇到了潼关退下来的唐军双方误打了一仗么，其实一路上遇到的寇盗可能远远不止这些。由于李亨一行的速度太快，所以掉队的有一大群，还有逃跑的，再加上每次都会有伤亡，所以兵力越来越弱，直到平凉才有所补充。而最凶险的路途其实还是在前面。这种情况下，建宁亲自挑选了一些骁勇之士，每当遇到敌情的时候，就带着这些人围在李亨的前后把他保护起来，他自己则浴血奋战抵抗敌人。建宁王的武功如何，我们是不大清楚的，总觉得深宫中长大的孩子有些娇贵，学武的更是少之又少（清朝除外，虽然我不大喜欢清朝，但也得承认，清朝在皇帝子女的教育上是胜于明朝的）。建宁王看来对自己武功的信心还是很强的，他当然知道这不是在宫中，不是和下人们玩打雪仗的游戏，更不是下人们战战兢兢生怕闹出意外的陪自己练武，而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命。不过，既然有了那班勇士，也不会让建宁处在太危险的境地，建宁能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亲人，已是很难得了，在肃宗的子女当中是数一数二的人才，史书上说他是“性英果，有才略”，已经由前面的事情来印证了，相信大家也不会反对史家记这么一笔。文武双全，我们在他的身上仿佛又看到了李世民、李隆基的影子，似乎这就是一颗未来之星。而且建宁还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有时肃宗过了吃饭的时间还没找到食物，李倓心疼自己的父亲，悲泣不已，“军中皆属目向之”，很得军心。当然，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个理解是他为了得人心才故意装出来的，到底是不是，不能妄下结论，还要等看以后的表现。
看来肃宗对李倓也是很满意的，想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统帅诸将东征。这时李泌表示反对，他说：“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李泌不否认建宁是帅才，那好，既然其才堪当大任，为何又要反对呢？岂不是不合理么？李泌反对，是由于建宁和其它人的身份不一样，如果他不是皇子，而是一名普通的大臣，那也无所谓；但是，若是普通大臣的话肃宗也不会想到让他当元帅了。正因为他是皇子，所以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来的嗣位，是立嫡以长呢，还是立嫡以贤，抑或立嫡以功？按传统是立嫡以长，在和平时期这么做没有异议，因为贤者自贤，却无法立功，他的能力得不到证实，人们无法断定他将来是否会有现在想的这么好，拿杨广来说，晋王时期的他和炀帝时期的他判若两人，就是一个“立嫡以贤”却得非其人的生动例子。而赶上动乱时期，适者生存，有能力的人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就像李世民平定天下、李隆基平韦氏之乱一样，人们总还是倾向于贤者的，当他建立了功勋，自然会受到特别的瞩目，往往也因此会闹出嗣位之争。唐代最典型的就要属玄武门之变，后来的睿宗和宋王李成器因为有了榜样在先，所以不敢走李渊、李建成的老路，玄宗可谓捡了个便宜。终究，太宗与玄宗是例外，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功业，才造成了“麻烦”。要杜绝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出路就是扼制住那个非嫡长却是更有能力的皇子建立功业，或是想办法培植长子的威望——这多么无奈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让广平将来做吴太伯么？想想，也未尝不可，却不晓得李俶本人会不会同意。李俶后来的表现一直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识大体的，也许真能像宋王成器那样，甘愿让位于自己的弟弟，不过他的识大体一直是以他是成功者为背景，如果真的让他处在要让出他的位置的地步，他还会保持这种心态吗？不知道，不能确定。可以通过史书来了解李俶一生的我们都确定不了，何况当时还并不知道将来广平会有什么变化的李泌？所以他这番话是出自对将来的考虑，而且是从最平稳的出发点出发，不能不说他是有远见的。
甫闻此言的肃宗却不这么认为，他的想法和我们一开始的反应是一样的，既然建宁有才，又怎么不行呢？肃宗说：“广平是嫡长子，将来自然要继承皇位，何必把元帅之职看得那么重！”肃宗的这个想法，有点类似于在一种解释下的唐高祖李渊。什么叫“在一种解释下”的李渊？那是因为，对李渊做法想法的分析出现很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李渊觉得已立建成为太子，将来自然是入承大统，没考虑到世民建功之后会带来的影响。这种观点恰好套在肃宗这番话上。对李渊的这种解释，未尝没有道理，但我还是倾向于他对世民的许诺也是出自真心。好了，李渊的问题不多说了，不然要跑题了。显然肃宗这么说，是没考虑到这样一来会有什么变数、会有什么麻烦，他很单纯的认为自己的儿子都会守本分，虽然事实上建宁看来是这样，但是他真的建立了功业的话，他的追随者会答应吗？
李泌下面的话便提到了这一点：“广平虽然是长子，但现在还没有册封为太子。现在天下大乱，众心所向，在于元帅。如果建宁大功告成，陛下就算不想立他为太子，他的追随者会答应吗？太宗和上皇就是典型的例子啊。”广平现在不是太子，也就是说他的继承人地位并不明确，在大臣们看来是会有变数的，这比当初建成已身为太子的情形还要复杂，可是广平一时又不能被封为太子，因为这些得等到太上皇回来后才能决定（也就相当于总统在议会把一切都决定好了之后签个字）。可是谁能领导大家平定叛军，必然会建立他人无可匹敌的威望，到时四海归心，人心所向，其势已成，奈何奈何？便是你不答应，他自己也不答应，跟随他的人，为着自己的荣华富贵，或者再说的崇高一点，为了天下苍生，又岂肯答应！“太宗、上皇即其事也。”想想日夜劝李世民发动兵变的那些大臣吧，哪个不是秦王府死党？再想想拥护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那些人吧，哪个不是跟着他一起消灭韦后的人？结果怎样了呢？苍白的说教，谁都会，但听的人却没几个，但只要有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其效果要十倍于千言万语。李泌举了两个例子，当下肃宗便决定，由广平王李俶担任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将。
纸里包不住火，而且李泌也没有刻意隐瞒，所以建宁王得知此事，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感谢李泌说：“此固倓之心也！”我本就是这么想的啊……建宁能做到这么坦荡，是因为他毫无野心，如果他谋图当来能入继大统，就算再怎么装，也装不出来这样诚恳，况且，李泌是何等人物，伪装的话焉能逃过他的眼睛？也正因为李泌是个厉害角色，又有谁敢在他面前装呢？除非自认为演技高超，而一般怀有阴谋的人，都不敢轻易冒险。所以他对李泌这么说，的确是出于真心，同时也是让李泌安心。想到未建立奇功的李世民，在听到李渊对他的承诺之后，也是一口拒绝。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是假的，因为秦王有野心，而且李渊不会这么说。李渊为什么不会这么说？这么说很正常啊，排除从最坏处考虑的这是李渊在试探李世民的这种可能性，李世民一直是他的爱子，而且从册封秦王、尚书令和立太子的时间来看，大有可能是先问过了李世民，李世民没同意，才封他为秦王，过了七天才立的太子。而李世民虽然素有大志，但这时还很年轻，是比较单纯的，他拒绝固然有其无奈，但也不能完全否认主观因素上的恪守本分。
好，元帅就这样定下来了，由肃宗长子此时的广平王担任。而建宁王李倓，他的才气品性，让我们看到了太宗、玄宗的影子，但是仔细看去，却又大不相同：后二者素怀大志，甚至可说是野心，而建宁却纯洁的仿佛天人一般。他后来的悲剧，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份纯洁——纯洁的让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