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控制三国兴旺的命脉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个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为那时做官不容易。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换句话说，士，就是“脑力劳动者”，即“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们甚至无权做官。 这样一说谁都明白，当时能够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还真不多。别的不说，光是通晓经学就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读，都读得起。如果还要求什么都不做，专门只读书，那就更难。因此，只有那些有书读，读得起，读得进，读得好，而且并无其他职业（农工商）的读书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由此可见，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么，士族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太学生就是太学（国家干部学院）里的生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名士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贤达”。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还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窦武是外戚兼名士，刘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论何种身份，都与士族关系密切，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上一集我们说过，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士族掌握了做官权，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发言权，就控制了舆论。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就不难成为豪强。成为豪强也并不奇怪，因为东汉原本就是由豪强（主要是南阳豪强）建立的政权。主宰这个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强，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们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强。但是，士人变成士族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由偶然做官变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权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们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小地主变成大地主，成为雄视天下称霸一方的豪强。这样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还叫“名门望族”，也简称世族、士族、望族、势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诗书传家。诗书传家，自然有声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门”。世代做官，自然有权势，所以叫“势族”，也叫“世族”。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
显然，士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不是贵族（皇亲国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属于平民阶级，却比平民高贵；不能世袭官职，却能垄断仕途。就性质而言，他们是“半世袭的准贵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贵族的“高级平民”。他们与名士的关系最为密切，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士族是族群，名士是个人；士族必须做官，名士则不一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名士与士族的阶级立场、道德观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当名士的后台老板，名士则往往充当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当然是建立一个由本阶级掌握的政权。至少，也要在这个政权中处于掌控地位。这就难免与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发生矛盾冲突。因为三国之主均非士族，也没打算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不过，魏、蜀、吴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分开来说，看看士族阶级如何同他们进行斗争，最后又如何将他们归于一统。
先说曹魏。
曹魏的建国之路，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其实是用武力打下来的，因此不是“和平演变”。但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来自“禅让”，以及此前汉献帝的一系列册封，包括加九锡、封魏公，晋魏王，又有“和平演变”的意味。无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宫廷政变”。
曹操集团选择这条道路，事先有没有策划？我看没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来的。他的野心，也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关东联军成立那会儿，他可没有什么建立政权的想法。《三国志·武帝纪》怎么说？“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胄、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这就很清楚，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里面，并没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板”，不是“股东”，只是“马仔”，哪能有什么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应该是在官渡之战以后，赤壁之战以前。如果把政权这个“上层建筑”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权比做“盖房子”，那么，这时能够在中原大地上“盖新房子”的“开发商”兼“建筑师”，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征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则好比取得了资质。一个原本就有这方面能耐的人，获得了这样两个条件还不想干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恢复废除已久的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就是他准备动手的信号。
那么，曹操的“新房子”有图纸吗？没有。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这个政权用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的话说，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厉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节俭，不慕虚名，哪一条不是冲着士族来的？尤其是他那个“唯才是举”，简直就是挖士族的祖坟！如果用人制度当真照此改革，士族还能垄断做官的权利吗？甚至就连曹操父子喜欢文学，也和士族不对劲。因为士族重视的是修身治国的“经义”，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辞”。
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的抵制，也受尽了名士的讥讽。曹操对此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他很清楚自己会得罪士族，也很清楚名士多半会和士族同声相应。他的办法是有选择地杀人。他曾经想杀杨彪，但没有杀成，杀成了的是孔融。杨家（杨彪）和袁家（袁绍）一样，也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而且比袁绍还牛，五世三公。孔融则是名士中顶尖级的名士，孔子二十世孙。曹操想杀杨彪，敢杀孔融，说明他对士族和名士，是很在意（否则不必杀），却不在乎（否则不敢杀）。士族的抵制，名士的反对，不是他最大的困难。
曹操的困难就是他的资本。曹操的资本是什么呢？奉天子以令不臣。靠着这一资本，他才征得了土地。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不能把这块土地上的老房子拆了，另外盖一栋新的。相反，他还必须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旧房子的样子，就像一个尽心尽职的老管家，而不是强行拆迁的开发商。显然，曹操的房子并不好盖。
好在曹操是一个有理想无蓝图的人，他可以边干边摸索。曹操也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的办法就是“搞装修”。或者说，用“搞装修”的办法，一点一点进行改造，最后再把别人的房子变成自己的。这种办法好是好，却有一个前提，就是“老房子”不能倒。哪怕里面烂透了，框架还得留着。东汉王朝这个“老房子”的框架是什么样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屋顶就是大汉天子。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屋顶就有了，但那支柱却三根倒了两根。外戚和宦官在董卓入京之前，就已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再也扶不起来。如果剩下的一根（士族）也不要，房子就会塌下来。
这就是曹操的难题，也是士族的难题。曹操的难处在于，他不能拆房子，因此这根柱子不能倒；他要搞装修，而且说白了就是要偷梁换柱，这根柱子又不能不动。士族的难处则在于，柱子是用来支撑屋顶的，它也只能跟着屋顶走。现在屋顶跑到曹操那里去了，柱子要不要也去？如果也去，等于变成了曹操的柱子。如果不去，则等于没有了屋顶。屋顶没了，要柱子干什么？这真是难死人了。
说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曹操实行的是“法家寒族之路线”，他那里出身士族或追随士族的名士还是比别人多。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很清楚，没有这些人，他连“装修”都搞不成。士族和名士也很清楚，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跟着曹操一条道走到黑。也就是说，曹操、士族、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样一来，曹操与士族、名士，就处于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警惕的关系之中。因此，他身边的名士比其他人都多，被他杀掉的也比别人多。因为他不能不小心防范，甚至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滥杀无辜。比方说，逼死荀彧，杀崔琰，杀杨修。这几个案子常常让人费解，觉得曹操是没事找事小题大做。但只要想到那些人都是大族名士，也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
曹操的滥杀必须批判，曹操的怀疑却不无道理。事实上，另有想法的各类名士很是不少，其中至少有三种人值得一说。第一种是只认大屋顶，不认装修工，也不让他搞装修，孔融就是。第二种是认屋顶也认装修工，还帮一些忙，但希望他装修成原样，再还给屋主，荀彧就是。第三种是你搞装修我也搞装修。表面上帮你搞，实际上自己搞。等到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再告诉你房子其实应该像我说的那样盖，陈群就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位成为魏王。没过多久，陈群就“及时”地提出了他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官人法”，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声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官职。曹丕接受了陈群的建议，下令实施。又没过多久，曹丕在中原士族的拥戴下当了皇帝，帝国这栋房子（这时只有大半栋）从姓刘的手上正式“过户”给了姓曹的。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要知道，为了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政权，曹操不知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骂，杀了多少人，最后逼得他只能用“搞装修”的办法来“换房子”。但是，等他把房子装修好，就要办“产权证”时，却发现他要换的“柱子”变成了“地基”，甚至变成了房子的主体结构。你说，曹孟德地下有知，是该笑呢，还是该哭呢？
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想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范文澜先生所说：“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然而，曹魏毕竟是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权”。一旦改变性质，变成士族地主阶级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终于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孙吴和蜀汉又如何？
孙吴和蜀汉原本没有资格建国。孙权的父兄靠着武力抢了一块地盘，但那在理论上只是帝国大厦里面的一套公寓，孙权自己没有房产证的。刘备就更可怜，不要说房子，连房间都没有，只能借别人的住。他们能够自己盖房子，还得感谢曹操开了一个头，也得感谢曹操为他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权和刘备采取了与曹操不同的建国路线和战略方针。如果说，曹操是逆流而上，那么，孙权和刘备，则一个是顺势而为，一个是绕道而行。顺势而为的是孙权。这就是“江东化”，亦即“本土化”。前面讲过，东吴政权的主体，原本是以周瑜为代表的淮泗将领，和以张昭为代表的流亡北士。这些人都是外来力量，党羽不多，势力不大，根基不牢，可以放心使用。但也正因为如此，孙权不能单靠他们来建国。单单依靠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东吴就永远是一个飘忽的政权。因此，孙权只能“江东化”，也必须“江东化”。于是，他毅然将一部分政权和一部分兵权，分别交给了顾雍和陆逊。在孙权那里做官的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子弟，更是数以千计。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和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这正是孙吴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但是，一切策略都是双刃剑。“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孙吴政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孙权害怕的。这就使得孙权内心分裂，心理变态，作风刚愎，作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上一集讲的几个案子那样令人费解，恐怕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孙权临终时指定的顾命大臣，一个大将军诸葛恪，一个会稽太守滕胤，都是“流亡北士”的后代。孙权是至死都不真正相信江东士族的。因此，孙权淫威独擅，用刑严峻；东吴言路不通，离心离德。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北方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晋。
如果说曹魏是“非和平演变”，孙吴是“本土化生存”，那么，蜀汉就是“计划外单列”。按理说，刘备原本是没有资格建国的。他虽然有皇族、宗室的身份，左将军、豫州牧的头衔，但那都是“空头支票”，并不管用。他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武士强谋士弱”（范文澜语），成不了气候。所以，群雄逐鹿的时候，没什么人把他看作竞争对手。鲁肃的“东吴版《隆中对》”，也只说与曹操、刘表三分天下。蜀汉，实在是“计划外”冒出来的政权。
刘备居然成功，一半归于他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则要算他运气好。运气好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得到了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武士强谋士弱”变成了武士谋士都强；二是他的两个同族——刘表和刘璋，武士、谋士、自己都弱，或武士、谋士虽强而不能用，结果被刘备夺了地盘。当然，刘备能够得到诸葛亮、庞统、法正的辅佐，也有他自己的努力，那就是思贤如渴。但一个人再思贤如渴，也得有贤人让他思、让他想才行，所以仍然有运气的成分。至于刘表、刘璋的弱，就完全是刘备的运气了。
蜀汉政权既然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刘备心里恐怕并没有底。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具有明确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好在刘备聪明。他一直盯着曹操，然后反着来（刘备曾经对庞统说“每与操反，事乃可成”）。曹操既然逆流而上，刘备就来个绕道而行，尽量避免与士族发生正面冲突。《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说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都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皆处之显任），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
诸葛亮治国，就更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在《情天恨海》和《无力回天》两集讲过，诸葛亮执政后，实行依法治国，依法用人，结果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吏不容奸），每个人都勤奋向上（人怀自厉）。他又非常注意选拔使用本土人才，结果益州人士都很佩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这也是有证据的。比如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就对诸葛亮赞不绝口。据《三国志·张裔传》，张裔经常对人说，亮公颁发奖赏不会漏掉疏远的人（赏不遗远），执行惩罚不会偏袒亲近的人（罚不阿近）；没有功劳就得不到爵位（爵不可以无功取），虽有权势也免不掉惩罚（刑不可以贵势免）。这就是我们蜀国无论什么人都会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可见，诸葛亮确实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在他的领导下，蜀汉也成为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那么，三国当中，蜀汉为什么又最先灭亡？
也有三个原因。第一，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是依法治国。依法，就不能“依人”；法治，就不是“人治”。这就和士族阶级的理想、理念相悖。士族是要“依人”，是要搞“人治”的。岂止是“依人”，而且是依家族之声望、门第，完全“无法无天”。所以，蜀汉表面上是绕道而行，实际上也是逆流而上。但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能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呢？
第二，蜀汉不但是一个“非士族政权”，而且是一个“外来政权”。这就不可能不与本土士族（益州士族）发生矛盾。如果蜀汉也像东吴那样“本土化”，事情也许会不一样。但是，刘备和诸葛亮却都坚持“荆州集团第一、东州集团第二、益州集团第三”的组织路线。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也都不是益州人士。非但如此，蜀汉政权还想方设法从益州豪强、士族身上榨取钱财，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又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许多有针对性的法律，来*他们的反抗。由此可见，益州士族实际上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他们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益州士族的利益既然与蜀汉政权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也就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这个时候，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第三，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也许真不知道，也许装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代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了。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灭魏；公元280年，晋灭吴。中国历史从此在全国范围进入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三国的历史也就结束。至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那将是另外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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