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银岛”：海盗猖獗的地方
从澄海的莱芜渡口到南澳岛的长山尾渡口，平底船需要摇晃50分钟。这是个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小岛，但是，在“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与这个海岛相伴的调子都不是平静柔和，而是桀骜不驯。在许多记载里，这个小岛都是“海贼”的同义词，是不时惊扰闽粤地方官员乃至中原王朝的一个噩梦，特别是在明后期，此地海盗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规模，均堪称“中国之最”。文/国家历史特约 何书彬
要到闽粤之交的南澳岛去，渡轮是唯一的交通方式。从澄海的莱芜渡口到南澳岛的长山尾渡口，平底船需要摇晃50分钟。这里没什么现代工业，渔业、旅游业和风力发电是这个海岛的经济支柱，人们来这里享受沙滩、海鲜和新鲜空气。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个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小岛。但是，在“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与这个海岛相伴的调子都不是平静柔和，而是桀骜不驯。在许多记载里，这个小岛都是“海贼”的同义词，是不时惊扰闽粤地方官员乃至中原王朝的一个噩梦，特别是在明后期，此地海盗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规模，均堪称“中国之最”。
“红头船”里的秘密
人们前往南澳，首先看到的就是“红头船”。这是一种用油漆把船头涂成红色的木船，在清朝末年，无数沿海民众就乘坐这种船只“下南洋”，以至于后来“红头船”就成了当时所有洋船、商船的俗称。
今天“红头船”仍旧被广泛用作渔船和商船。在去南澳的莱芜渡口，除了一艘平底渡轮和几艘快艇外，便大多是“红头船”，渡口附近还有一个公园就叫“红头船公园”；南澳岛上的船只的则几乎都是“红头船”。
在潮汕一带，几百年来“红头船”都与当地人的生活和历史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种艺术化的民俗色彩。很少有人会想到，开始时，将船头漆成红色出于官府的强制，目的是切断当地居民与海盗的联系。
问题出在海禁政策上。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交界一带，早在宋元两朝鼓励海外贸易时，海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已经在悄悄绕开当时的市舶司(海关)偷偷进行贸易，同官商争利；明清实行海禁，让这些“地下贸易”也难做了，但这一带地少人稠的客观情况又让当地民众离不开海洋贸易，不得不继续“以海为田”。既然不能再合法“通蕃”，他们就干脆做了非法的“海贼”，于是“商船”转为“寇舶”，形成官府眼中的海盗集团。
另外，因为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自然就有因职责划分不清而扯皮之事，这在“靖海”上自然也不例外，“巡海官兵遇有歹船，妄执闽粤疆界之分，不肯穷追；及至失事，则互相推诿。”这无疑是助长了海盗的活动，于是这一带更成“贼艘出没之区”。
中国版的“金银岛”
虽然海盗集团在海上往来如风，但他们也需要一个陆上基地，一番选择之后，南澳岛成为一个最合适的“巢穴”:这里距离大陆的距离不远也不近，既足以和官府保持“安全距离”，又方便随时到大陆上“侵犯”一下；南澳岛上的居民在明初被朱元璋强行迁徙，留下大片田地可供耕作；岛上山势险峻，利于筑城修寨，有险可据。最重要的是，这里地处国际贸易的航道要冲，距离太平洋主航线不过几海里。
就这样，南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版的“金银岛”，并且从它进入外界视野的第一天起，就和海盗故事有了扯不开的关系。那还是在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海上剧寇”沈师“啸聚甚众，犯南澳，岭东震动三月”，广东常平提举杨万里集合了数郡兵力，平定了这一事件。从此，南澳开始在史书记载上作为“贼穴”出现，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荒岛而已。
从此海盗的势力越来越大，顾炎武说南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为贼巢”；《南澳志》载:“终明之世，漳潮无安堵，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到了明朝后期，南澳一带的海盗势力已大到了动不动就“战舰数百，聚众万余”，横行海上，向过往船只征税，俨然一海上王国。
面对以上情况，中原王朝自然是一百万个不乐意，屡次征讨，但总是无法斩草除根。问题还是出在海禁上，正是海禁使许多人逐利的天性无法发挥，于是沿海许多豪门、官员、官员亲属都与海盗有着关系；对于升斗小民来说，不能“通番”则无疑于对生计有着巨大的杀伤力，于是就常常参与和海盗的私通接济活动，以“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率得厚利”，有的干脆加入“组织”，把海盗当成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海盗就具备了“民众基础”，官兵来围剿海盗时，沿海民众的反应则是“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
“红头船”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做法是“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雍正初年谕旨)，此外还限制民船营造规模，期望以此举加强对民船的控制。广东在南，南方属火，用色为赤，于是船头便漆成红色。
就在当今“红头船”大量停泊的南澳岛深澳湾旁，有一个名为“吴平寨”的村庄。、
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这可能是唯一以海盗的名字命名的村庄。明嘉隆年间(1521年-1572年)是中国海盗的全盛时期，吴平则是这一期间活跃在南澳岛的众多海盗首领之一，此外，还有林国显、许栋、许朝光、林凤、林道乾、曾一本等海盗集团把南澳“先后据为窟宅”或活跃在附近海域。这些海盗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林凤是林国显的族孙，吴平是林国显的侄婿，林道乾的船队里有林凤的船只，曾一本承接了吴平的部众……
对于“吴平王”的故事，村民们对他传奇性的一面津津乐道，比如他虽然身材短小，但相当精悍，“能在海里潜游七八里，从诏安游到南澳”——这些足以使他当好一名海盗，但还不足以成为海盗头领，成就他的是“有智略”。
紧挨着吴平寨的，是今天南澳岛上的景点之一“金银岛”，这是一个在海边的小山，山下即是深澳湾。
“金银岛”上有吴平妹妹的塑像，她左右拿剑，右手拿着元宝，是这个岛上的“护宝女神”。南澳岛上神佛满天(南澳人口只有7万多，庙宇就有30多处)，自然也不会少了“护宝女神”的香火。人们相信，摸一下“护宝女神”手中的元宝能给自己带来财运而不去理会传说中的故事——她正是不肯离开大批财宝，才死在此地的。
“官”、“盗”搏弈
传说的真伪无法判断，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秋，这里曾有过一场恶战却是毫无疑问的。对阵的双方在当时都声名显赫，一方是战绩卓著的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一方是“设三城海上，纵横南澳、浯屿(在今福建省龙海市)间”的名海盗吴平。
吴平早已料到有此一战，他在寨前的海湾里布下了海底石墙，阻止俞大猷率领的水军。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吴平船400艘，众万余；俞大猷统领福建和广东的水兵，船只数量为300艘，戚继光统帅陆军:5000名“戚家军”。可见海盗吴平的实力并不低于正规官兵。之前俞大猷对他曾用招抚策略，但他旋即复叛。
此次，戚继光一到南澳，即在外围运石、沉船以沉塞港口，同时以兵船环列南澳岛，将全岛封锁，随后登陆，与吴平恶战数天后，俞大猷赶到，与戚继光会同作战，此后戚继光在正面进攻之外，又以3000精兵从敌后登陆奇袭吴平。
是役，吴平大败，被俘斩万余人，吴平仅率百余人驾小舟逃脱，后又被俞大猷的部将汤克宽追击于今越南境内，不知所终。有人说他战死在越南，也有说他又再次逃走。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是:“然往有亲见平鲜衣怒马，在京浙日为富商大贾。平已炙其面……人无识者。”
南澳岛上的雄镇关可以说是这场战役给南澳岛留下的“纪念品”，这是一道石筑的关口，戚继光奇袭吴平时，曾“道出于此”。
许朝光是和吴平在同一时期活跃在南澳的海盗首领。他曾自任“澳长”——将“海关”和“海洋执法”结合为一体，并仿照官方的海外贸易机构，对商船“抽分”收税，交税的海商则称之为“买水”，“澳长”则要保证船货在“买水”后的海上安全。
当然，做“澳长”的绝不止许朝光一人，林凤还有后来的郑芝龙，在私商贸易之外，都效法了许朝光这一“抽分”法，与官府争夺商船税。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海盗应该干绑票和打劫才算是“务本行”，但是对“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海盗集团来说，自立“海洋政府”，收税费可以让收入更稳定——朝廷浪费了海洋，但是海盗不肯浪费。
现在南澳岛上，有许朝光留下的“许公城”和“许公陂”。还有他留下的“海上烽火台”——烟墩，这是岸上观察敌情之报警系统。
官府眼中的海贼，在民间却被称为“王”、“公”，曾参加辛亥革命的陈梅湖在其编撰的民国版《南澳县志》里写道，他对于南澳人将吴平、许朝光“曰王曰公”很有感触，“可以想见当日平势之盛，及朝光之无残虐于澳民”。作为一个曾经的秀才和革命党人，陈梅湖亲身经历了清末的吏治败坏和民国的社会混乱。民国时期的南澳岛上也出了三个海盗，但这三人除了蛮横、粗暴和擅长杀人越货外就没有其他特点了，比起他们的海盗祖先不知道“退化”了多少，对此，陈梅湖痛斥他们为“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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