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长沙郡赋税重
长沙郡郡府临湘，物产丰饶。官府划地为常限田和余力田，并依不同的农田数量收取赋税。所谓余力田，则是官府为增加赋税收入，在常限田的基础上为民户增加农田数量的一种“宏观调控”。 翻开长沙走马楼吴简，类似上述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将两千多年前的长沙郡完整地展示出来。与今天的社会现实相比，其中内容竟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妙。就此，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走马楼吴简专题研究专家、岳麓书院教授于振波，试图还原三国长沙郡的社会生态。最早的“国家宏观调控”
于振波根据嘉禾四年与嘉禾五年同一人名下的佃田数量不同，认为所谓“常限田”并非指拥有固定的田亩数，或仅为限额而已。
他认为，所谓“二年常限”田是指地租率限额在二年内不变动的农田，并不是指田家租佃土地时间的长短，也不是指田家租佃土地总数量。
于振波还说，常限田与余力田是孙吴民屯制度下的两种田地，余力田是对田家所领田地差别的一种补充或补偿，其为官府承担的租税负担要比常限田轻得多。“孙吴政权为督促农民生产，有可能打破官田和私田的界限，规定农民应耕土地的限额，目的是为督促生产规定一个最低耕作数额。”于振波说，“如果民户原有土地已达到规定限额，官府就不再分配给他们常限田；如果民户原有土地没有达到限额，则用常限田补足。”而余力田则指在常限田的限额之外，有余力者可申请多种；民户原有土地如果多于规定的限额，超出的部分也被视为余力田，从而缴纳比常限田低的租税。
工匠家属由官府管理和调遣
吴简中的吏与民一起编制于基层乡里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利、义务相同。
其中，有关职业的记载，吴简中最为明显的是“师佐”。于振波认为，师佐是官营作坊的工匠，官府以县为单位对师佐及其家属进行管理和调遣。“师佐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或封闭的群体，一方面，当一批师佐因年老、死亡或其他原因而不能为官营作坊服务时，代替他们的人除了其后代外，可能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师佐籍以外的手工业家庭，而这些人一旦成为师佐，他们本人及其家庭成员随即便转为师佐籍；另一方面，师佐籍中的部分女性可能流向非师佐家庭，从而脱离师佐籍。”由此判断，在三国长沙郡，“师佐”等职业之间具有普遍的流动性，而普通百姓的职业身份也是可以转换的。
14岁以下男孩比女孩多
通过对走马楼吴简中出现的人口数量的统计，于振波发现，走马楼户籍简中的人口，其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均呈现出失衡状态：14岁以下人口中的男性比例过高；劳动力人口中女性比例过高；而在60岁以上的人口中，男女基本平衡，但女性数量稍微多一点。
对此，于振波分析说，当时官府赋税较重，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赋税徭役而弃婴（尤其是女婴），而青壮年男性是战争和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很多人因此而过早死亡。除此之外，大量残疾患者的存在，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社会因素更加剧了自然因素的致残作用。
另据于振波介绍，截至目前，吴简中最小的户为1人，最大的户有21人。3-5口之家占总户数的62．20％，占总人口的48．54％；1-6口之家占总户数的79．91％，占总人口的62．43％；10口以上之家占总户数的6．48％，占总人口的15．87％。“这说明小家庭在当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于振波说，根据吴简中的数据，他统计得出，孙吴时期长沙郡的户均人口为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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