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苗刘之变与建炎复辟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初五日早晨，东方刚刚露白，在杭州街头出现了一队队的全副武装的兵士，从大街的北面急速地向南行进。到了朝天门(鼓楼)，士兵便分散把守在各个街巷口，禁止市民通行。各座城门也同时封锁，严禁闲人出入。城内家家闭户，人人惊惶，气氛十分紧张。接着，在杭州城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件：南宋王朝的御营都统制王渊被杀，他的头颅挂上了朝天门；内侍押班康履被腰斩；不久前刚从扬州逃难来到杭州的南宋皇帝赵构宣布退位，而年仅三岁的皇太子即位称帝，元祐太后垂帘听政。所有这些震惊中外的大事，都在这一天上午发生，杭州城里爆发了一场兵变。南宋王朝建立不久，宋高宗赵构逃难至扬州，在扬州住了一年多，形势又紧张起来。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元祐太后离开扬州，乘御舟到杭州避难，由御营统制苗傅带领所部8000人扈从。第二年二月初一，宋高宗又将皇太子和六宫送杭州。由御营副统制刘正彦率3000官兵扈卫。这样苗傅、刘正彦共有一万多人马驻扎在杭州，担任行宫卫队。
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副帅宗维挥兵南侵，很快冲到扬州附近，宋高宗匆匆逃难，匹马渡江，经镇江来到杭州，住在杭州南面凤凰山脚下的杭州府治里，这里原是吴越国钱王营造的宫城。当时随驾扈从的除了御营都统制王渊和中军统制吴湛率领的一部分精兵卫队外，主要武装力量就是苗傅和刘正彦的人马。其它的主要统兵大臣和将领如吕颐浩、张浚、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都驻防在长江沿岸要害之地，以阻止金兵南侵。宋高宗于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到杭州，三月初五就发生了苗刘之变。
这次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兵变，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次叛乱活动。在兵变头一天，他们先在内部的主要将领和幕僚中进行周密策划，制定了统一的行动口号，有黄绢小文书，卷末署有统制官田、统制官金的暗号，田即苗，金即刘。同时议定于第二天，以去临安县捕剧盗为借口，把人马带到天竺寺集结，然后发动兵变。这一消息很快为内侍省押班康履获悉，并及时告诉了宋高宗和王渊，王渊立即派出一名将领率精兵卫队500人，于头一天晚上埋伏在天竺寺里，只要叛将们一行动，马上就将他们当场捕获。但是，王渊扑了个空，实际上这是苗傅耍的一个花招，有意叫王渊上当，把精兵从他身边调开，便于行事。
初五这一天，正值刘光世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百官入朝听宣制。苗、刘把兵埋伏在北桥下(今杭州六部桥附近)，等到王渊退朝路经此地时，刘正彦上前拦截，诬以结连宦官谋反，不容王渊开口，就手起一刀将他斩首。接着苗傅、刘正彦带着兵将，到处捕捉内侍，凡是没有胡须的抓住便杀，当场就砍杀了100多人。他们挑着互渊的首级，冲到宫城门外(今凤山门附近)，要见宋高宗，同时在杭州城内到处张贴告示，并传檄文诸州，说明这次兵变的动机。
事态还在继续扩大，中午时分，宋高宗在宰相朱胜非和杭州知府康元之的陪同下，登上城楼向苗傅、刘正彦问话，并表示对当日的行动将不加追究，还当场加封苗傅为承宣使、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观察使、副都统制，着命退兵。苗傅表示若要退兵，须交出康履，高宗不得已，命中军统制吴湛捕康履交与苗傅，当场被腰斩在城下，并割下首级，与王渊首级相对，悬挂在朝天门两侧。这时高宗又命苗傅退兵，解甲归寨。苗傅、刘正彦不但不从，反而出言不逊，认为赵构本来就不应该即皇帝位，所以要他马上让位与年仅三岁的皇太子，并提出由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否则就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进攻宫城。宋高宗为了暂避其锋，稳住叛军，抑止事态发展，提出了禅位的四个条件，以约束苗、刘的军队，这四条是：
一、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礼，务极丰厚；
二、禅位之后，诸事要听太后与嗣君处分；
三、降诏毕，将佐军士即事解甲归寨；
四：禁止军士，毋肆劫掠杀人纵火：
这些条款得到苗傅、刘正彦同意后，赵构遂下了诏书，正式禅位给太子，于是苗傅、刘正彦麾军退兵，移屯祥符寺(今杭州延安路检阅台南侧)。
引起这次兵变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南宋统治集团腐朽，以康履为首的一班宦官持恩用事，作威作福，文臣武将都得巴结他们。在金兵攻陷扬州时，王渊贻误军机，本该有罪，因结交康履，不但没有受处分，反而升为枢密院要职，苗、刘等人气愤不平。康履部下蓝硅等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引起军民强烈不满，因此苗、刘举旗反叛，众皆随之。其次，当时有人传言，王渊和康履相互勾结，吞没了从叛军陈通那里缴获所得的大量财物，藏在杭州，如果杀了王渊、康履，就可得到这批财物。第三，有些官吏将佐，如中大夫王世修、苗傅的部将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因得不到朝廷重用，心怀不平，从中挑唆。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再加上当时杭州主要武装力量全掌握在苗、刘手里，宋高宗身边无主要大将，给苗、刘有可乘之机，而御营中军统制官吴湛又暗中与苗傅相勾结，谋叛朝廷，对于这场兵变，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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